《道德真經集註(二)》卷18

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但攻克坚硬物体的能力却没有比水更强的，这是因为水的本性无法被改变。

（御注）用井水比喻本性，说明它不会改变。老子说水最接近道，正是因为它的本质不可改变。如果可以被改变，就会随波逐流失去自我，怎能胜过外物？只有不可改变的本性，才能在万般变化中保持始终如一，任何外物都无法战胜它。

（王安石说）世间万物大多只能保持一种形态：能小不能大，能方不能圆。但水不一样，它能根据地势或大或小，随容器或方或圆，却始终不改变其本质，所以说"无法被改变"。

（王雱说）水的形状千变万化，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本质，所以最终能战胜万物。像玉石虽然坚硬，但用来攻击他物有时会碎裂，就是因为它可以被改变。

（曹道冲说）柔的力量其实很大，就像太阳每天运行消磨坚硬之物，再强健的东西也抵挡不住这种持续不断的柔和力量。

（陈象古说）水的功德在于滋养万物、涤荡污秽、甘居下位，这不正是柔的体现吗？那些想靠强力攻克坚硬物体的人，往往违背自然规律，所以无法像水那样成功。水的柔弱本性不可改变，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

（刘骥说）水尚且如此，何况是道呢？道这个东西恍恍惚惚、至柔至弱。

（黄茂材说）《上善若水》章说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争，甘居众人厌恶的低处，与这里说的道理基本相同。包容污垢、接纳浊流，这正是水的品德。即便是天下君王，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

天下人都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这个道理，却很少有人能真正践行。

（御注）智慧上能理解，但仁德上不能坚守。

（陈景元说）就像水能灭火、阴能制阳，舌头柔软而牙齿坚硬，但最后舌头长存牙齿却会脱落。这个道理天下人都明白，却...

世人虽然都听说过这些道理，却总是固执己见，没人能真正践行老子所说的柔弱处世之道。这正是老子深感叹息的原因，所以他引用古代圣人的教诲来阐明。

曹道冲先生（道号"仁静"）指出：人们并非不明白道理，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争强好胜、以柔弱为耻。陈象古补充说：就像水这样常见的事物，理解它并不难，但人们仍不能践行，说明对"道"的信仰不够坚定。

因此圣人说：能承受国家屈辱的人，才配做社稷之主；能承担国家灾祸的人，才能成为天下共主。陈景元（号"碧虚子"）解释：这里的"圣人言"可能引自上古《三坟》典籍，或是老子自谦的说法。"垢"指污秽屈辱，意思是君主若能包容过失，将百姓的过错归咎于自己（如商汤曾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就会感念其德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同样，君主若能谦逊自处，自称"孤家""寡人"（古代君王的自谦称谓），天下人就会真心归附。正如古语所说：山泽容纳污浊，国君忍受屈辱，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号"涑水"）认为：唯有包容缺点和污秽，才能成就伟大。曹道冲进一步比喻：真正的君主应如天地般宽广，似江海般包容。"祥"本指吉祥，但自以为是的君主会招致反对，而谦逊的君主反而赢得赞美，所以能统治天下。

叶梦得指出：承担灾祸比忍受屈辱更难，因此收获也更大。程大昌引用《尚书》和《庄子》解释说：当百姓有过错时，君王主动担责（如商汤说"百姓有罪，在我一人"），这是"受垢"；而君主故意用"孤寡"这类不吉利的自称，就是"受不祥"，两者都是谦卑柔弱的体现。

最后《御注》总结：真理往往看似矛盾（正言若反），但正是这种违反常理却合乎大道的言论，才是天下最正确的道理。陈景元补充：能践行柔弱之道的人，终将成为真正的王者。

这里讲的是统治者如果崇尚刚强就会招来祸患，而圣人（指得道的智者）能够忍受屈辱和责难，反而能长久保持吉祥。世俗之人喜欢追求美好和荣耀，最终却会招致灾祸。这些正面道理听起来好像与世俗观念相反，但其实完全符合大道。

苏辙（颍滨先生）解释说，符合大道的言论往往与世俗观念相悖，因为世俗认为受辱是不幸的，遭遇不祥是灾殃。王安石（字元泽）认为这种道理只能对智者讲，因为正面的道理看似违背常人的小聪明，实则符合大道的最高准则。

曹道冲（道真仁静先生）指出，这些道理都与世俗见解相反，所以看起来像是反话。陈象古说，看似违背常理的行为——比如甘愿承受屈辱才能成为国家之主，承担不祥才能成为天下之王。从表面看好像不对，但从道理上看却是最正确的。

叶梦得认为，正因为这些正面言论与常人认知相反，人们才觉得是反话。黄茂村总结说，符合大道的必然与世俗相悖。程大昌则强调，这些看似相反的道理其实并不相反。

在《和大怨章》第七十九章中讲到：强行调解深仇大恨，必定会留下残余怨恨，这怎么能算妥善处理呢？注解解释说，复仇者不会折断宝剑，即使有怨恨也不会怪罪被风吹落的瓦片，所以不会留下余怨。表面爱人可能成为害人的根源，停止用兵反而可能成为动武的开端，这怎么能算妥善呢？

陈景元（碧虚子）解释道："怨"就是仇恨、厌恶、相互敌视。"大怨"指的是不惜拼上性命的深仇大恨。如果国君不能清静无为、谦卑柔弱，百姓就会欲望膨胀、争斗不休，奸诈之风盛行，怨恨丛生。人们心气不平，就会有不惜性命的人在街头斗殴。这时国君设立法律来约束，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受刑，试图平息怨恨。但用强制手段调解，反而会加深怨恨。与其事后调解，不如一开始就不让怨恨产生。

只知道调解大怨，却不思考大怨产生的原因，即使以最公正的方式调解，也难免留下余怨。只有像圣人那样，无论事情大小都用无私之心对待，以最高德行化解，才近乎符合造物之道。

这段经文讨论的是如何处理怨恨与矛盾的问题。几位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用强制手段调和怨恨的局限性。

苏辙（颖滨）指出，怨恨源于虚妄，而虚妄又出自人的本性。真正明白本性的人不会陷入虚妄，自然也就不会产生怨恨。如果只从表面调和而不解决根本问题，外表看似和谐，内心怨恨却未消除。

刘骥（清源子）认为，治理者应当无为而治。等到产生大怨恨才去调和，必定会留下残余的怨恨，这不能算是妥善的处理方式。

黄茂村用比喻说明：人不会对飘过的空船、落下的瓦片发怒，因为它们是无心的。如果刻意去调和怨恨，反而显得有心为之，这样怎能真正消除怨恨？

程大昌通过国家之间的仇恨举例：即使通过会盟、誓约等表面和解，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说明，深仇大恨往往暗藏多年。杀害亲人、夺取城池的仇恨，即使君主暂时不动，百姓也会伺机报复，这是人之常情。

最后引用《道德经》的观点：圣人就像拿着左契（古代契约的左半部分）却不向人追债。陈景元解释，古代契约分左右，君主执左，臣子执右作为信物。苏辙补充说，圣人与百姓的关系就像左右契约，自然契合而不强求，所以上下和睦，没有怨恨。圣人通过展现本性，帮助人们消除虚妄、回归本性，当虚妄除尽时，自然就能豁然开朗。

这段经文讲的是古代契约制度与道家处世之道的关联。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半，左契（左边部分）由债权人持有，右契（债务人持有）用于核对。但道家认为，真正有德行的人就像持有左契的圣人，不会主动追讨，而是等待自然相合。

王雱解释说，左契象征不主动索取，右契象征追讨权力。圣人持左契，不强迫外物，外物自然来合。就像商汤说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圣人承担天下责任却不责备他人，所以不会招怨。

曹道冲认为左契代表天道（自然法则），天道无私，人的善恶自然与吉凶相应。圣人只是掌管这个规律，不施加个人好恶，所以既不会施恩也不会招怨。

达真子说"左"代表心性修养，圣人修心合道而不苛责他人。刘骥补充古代用绳结、木契为凭，君主持左契，臣子持右契，体现信任关系。

黄茂村指出道不刻意求世，只与相合者自然契合。程大昌举汉代"剖符"制度为例，右符留京师，左符给地方官，与契约原理相通。

总结来说，这段通过契约比喻说明：有德之人像持左契般顺其自然，无德之人强求通融反而徒劳。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核心理念。

这段文字是几位道家学者对《道德经》中"有德司契，无德司彻"的注解，讨论德行的不同境界。

古代君王分为两种境界：有德的君王像中古时期的统治者，不需要繁杂法令，只需简单的信物约定就能让百姓自然顺从；无德的君王则是远古时期的圣王，他们德行广大到无需名号，万物自然和谐，人们巢居穴处各安其分，君王无思无虑就能洞见本质，与道相合却不需要任何契约约束，只保持内心通透。

王安石认为，过分追求通晓事理就会苛责他人，招致怨恨，这就是无德的表现。曹道冲指出，用天道标准来评判是非是"司契"，而想用聪明才智完全了解民情是"司彻"，但民情复杂难以尽知，处理不当就会产生恩怨。

刘骥解释说，有德之人本性澄明，像符契自然契合不需外求；无德之人本性未明，靠博学强记追求通达却不反求诸己。黄茂村引用庄子说，沉迷外物通达的不是圣人。林东补充，圣人像左契（契约的左半）不主动迎合外物，外物自然来合；无德者想强行通晓每个人，只会徒劳无功。

最后提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没有偏爱，只眷顾善人。碧虚子陈景元说天道像广大无边的网，看似稀疏却不会遗漏，真正的善人自然与天道相合，根本不需要订立契约来约束他人。

这里讲的是回归上古时代淳朴自然的社会状态。几位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了《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思想。

苏辙（颍滨先生）认为，老子生活在周朝衰败时期，看到礼乐制度过度发展导致社会弊病，所以主张用"无为"来救治。他在全书最后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可惜无法实现。

曹道冲（道真仁静先生）解释说，小国人口少，事务简单，就像几口之家衣食够用就不必操心。把小事当作大事就会劳累，把大事当作小事反而轻松。

陈景元（碧虚子）指出，国土小容易自保，人口少容易自足，这样才能回归上古的淳朴。黄帝到神农氏十二位君主时期的太平盛世，就是这样的小国寡民状态。

叶梦得进一步分析，治国困难是因为总想着"大"，安民不易是因为总盯着"多"。圣人治国没有别的秘诀，就是"小国寡民"而已。天下虽大，但若能以"小"治之，以"少"待之，反而能得太平。

这些注解都强调，过度扩张会导致德政衰败、刑法严苛。老子看到周朝末年的乱象，所以在书中提出回归淳朴的主张，希望改变当时浮华的社会风气。

这段经文讲的是治理国家要抓住根本的道理。清源子刘骥说，治国就像树木一样，根本在上而枝叶在下，关键在于君主能把握要领。天下虽然广阔，但根本很小，所以说"小国"；百姓虽然众多，但核心需求很少，所以说"寡民"。

苏辙解释说，当百姓各安其分时，那些有才能的人就不会刻意求取功名。所谓"什伯之器"（指能统领十人百人的杰出人才），是指那些本可担任小头目的人才。

宋徽宗在御注中说，当百姓活着能安居乐业，死后能妥善安葬，就不会轻易冒险远行。孔子说过"统治者失道，百姓就会离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认为这是"爱惜生命、安于故土"的表现。王雱补充说，太平盛世百姓珍惜生命、安于本分；乱世则因贫困导致人们铤而走险，把生死置之度外。

曹道冲指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说明百姓会为利益轻生赴死。小国寡民反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陈象古认为，当人们自给自足时就会珍惜生命，减少欲望就不必远行谋利。

关于"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的论述，宋徽宗解释说，就像山里不需要开辟道路，水泽不需要架设桥梁，保持自然状态就不会有危险，所以不需要舟车；没有战争威胁，所以不需要动用兵器。王安石认为，百姓安于本分就不会有远游和战争。曹道冲补充说，百姓安居乐业就不需要远行，国家和平相处就不需要动用武器。

陈象古解释说，减少欲望就容易满足，百姓就不会争斗，所以船只车辆可以闲置不用，武器盔甲也可以收起来。

清源子刘骥补充说，人们淡泊自守、互不往来，所以即使有船只车辆也没人乘坐；内心恬淡自足、没有纷争，所以即使有武器盔甲也没地方陈列。

程大昌认为，当人们不再轻易赴死就必定珍惜生命，这样就不会有盗贼，武器就成了摆设；安居故土没有外求之心，自然就不会迁徙，船只车辆也就成了多余之物。

关于"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让百姓重新用结绳记事的方法），碧虚子陈景元说这是要使人忘却私情、去除欲望，回归上古淳朴状态。颖滨苏辙认为事务简单、民风淳朴时，结绳记事就够用了。

清源子刘骥描绘了理想社会：百姓各安天性，耕田吃饭、织布穿衣，含着食物嬉戏、吃饱肚子游玩，走路稳稳当当，目光专注单纯，可以回到上古道德最淳厚的时代。这样百姓就能满足于自己的饮食、喜爱自己的服饰、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邻国之间能互相望见、鸡犬之声相闻，但百姓到老死都不相往来。

程大昌引用《庄子》说，现在百姓伸长脖子踮着脚，听说某地有贤人就背着粮食去追随，足迹遍布诸侯国境，车辙连接千里之外，这都是统治者崇尚智巧的过错。要恢复结绳记事，必须从消除百姓的外求之心开始，而消除外求的根本在于使人保持质朴、去除欲望。

关于"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御注解释为：安守本分就觉得食物香甜，去除奢华就觉得衣服美好，不受打扰就觉得生活安定，保全生命就觉得快乐。碧虚子陈景元说，统治者没有私欲百姓自然淳朴，不生嗜好百姓就懂得知足，即使粗茶淡饭也觉得香甜可口，葛布衣服、鹿皮裘衣虽然简朴却温暖舒适。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道家理想中的简朴生活状态。几位注释者从不同角度解读了《道德经》中"小国寡民"的思想。

司马光说，即使住在简陋的茅草屋里，只要内心满足，也会觉得甘美安乐。苏辙认为，内心充实的人不会羡慕外在物质，满足于现有的一切就不会再贪求更多。陈象古则简单概括为"容易知足"。

关于"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段经典描述，不同学者给出了解释：御注认为这是没有欲望、不求外物的自然状态，是最高境界的德行。陈景元（碧虚子）用现代郡县相接、百姓富足来比喻，说这是像鱼游江湖般自在，人与人在道术中相忘的境界，堪比上古赫胥氏、尊卢氏时代的淳朴民风。

苏辙指出，物资丰富时人们互不索取，是因为各自都已满足。王安石认为最高德行使民众只知耕织自足，却不明白为何要这样做。曹道冲（道真仁静先生）说自给自足就不缺衣食，无需往来。刘骥（清源子）还举了古人相邻二十年不相往来的例子。

黄茂村列举了容成氏、大庭氏等上古部落首领时代，那时人们结绳记事，满足于简单的衣食住行，相邻部落虽近却不相扰。他认为老子是希望百姓回归这种上古淳朴状态。

最后提到"信言不美"（真实的话不华美）的第八十一章，暗示这些关于简朴生活的论述虽然质朴，却是真理。整体强调知足常乐、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认为物质简单但内心富足才是理想生活。

真实可信的话往往不华丽动听，而花言巧语往往不可信。就像水虽然平淡无味，却能长久滋养；甜美的酒虽然可口，却容易醉人。这几位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这个道理：

唐玄宗（御注）说，真正的道说出来平淡无奇，那些外表华丽的言辞反而不可轻信。就像陈景元（碧虚子）比喻的，水因为质朴所以能持久，美酒虽甜却容易喝完。

苏辙（颍滨）认为，真实的东西不需要装饰，追求外表美观反而会失去本真。王安石（临川）进一步指出，真实的言语接近人的本性，所以不必修饰；而刻意美化的话语反而远离了本性。

刘骥（清源子）和黄茂村都强调，符合大道的言语重在真实，讨人喜欢的漂亮话往往失真。程大昌解释说，真诚的言语不需要粉饰，就像道本身那样平淡无味；而华丽的言辞就像盛宴美景，虽然吸引人却远离本质。

关于"善者不辩"的道理：司马光（涑水）说好人话少，骗子才巧舌如簧。苏辙认为真正行善的人不需要争辩，靠争辩取胜的人未必真善。曹道冲（道真仁静先生）指出，真正行善的人不需要辩解，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花言巧语。黄茂材说大道本来无需争辩，真正行善的人何必多费口舌。

关于"知者不博"的智慧：唐玄宗注解说，明白道之精微的人重在把握根本，见闻广博不如抓住要领。陈景元解释说，真正懂得道的人明白根本道理就够了，不需要追求知识广博。正如庄子所说，博学不一定真知，善辩不一定智慧。

这段内容汇集了多位道家学者对"少则得，多则惑"这一核心思想的阐释。西升经（道教经典）说，领悟了"一"（道）这个根本，万事都能通达。那些广泛涉猎各种事物、追求繁杂知识的人，反而容易迷失方向，找不到终极真理。

司马光（北宋政治家）指出，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贪多求全，而是把握根本原则。苏辙（宋代文学家）补充说，一旦掌握了根本之道，就不需要广博的知识，那些学得越多的人未必真正明白大道。曹道冲（道教学者）认为，已经掌握精髓就不必追求广博，不了解核心道理，知道得再多也是徒劳。

叶梦得（宋代学者）分析《道德经》的特点：这部书让人能接受并体味，近乎完美；穷尽万物之理，近乎雄辩；涵盖万事变化，近乎广博。但其中确实存在可信却不华美、完善却不雄辩、智慧却不广博的特质。

黄茂材（宋代学者）说，通晓了"一"这个根本，万事都能完成，既然知道了根本，何必追求广博呢？

关于"圣人无积"的论述：御注（帝王注解）引用庄子的话，说明圣人之道运行不息而不积累。司马光解释圣人没有积蓄、不存私心，越是帮助别人自己越富有，越是给予别人自己越多。苏辙认为圣人只持守"一"这个根本，不积累其他东西，但用这个根本来帮助他人时，这个根本反而取之不尽。王雱（宋代学者）进一步说明，圣人之道运行没有固定方向却永不滞塞，所以能用"无"来满足万物需求。如果执着于积累，反而所得甚少。帮助他人治理天下，顺应形势而为，自己的道不会亏损而事业更加广大。传授道给他人就像天生养万物，自己不曾耗费而万物日益繁多。正因为不积蓄，所以才能满足万物需求。

曹道冲（道号"真仁静先生"）认为：大道本体虚静却能自然应对万物变化。刘骥（道号"清源子"）解释说：圣人领悟大道的奥妙，能顺应万物需求。用德行帮助他人时，看似付出实则自身更加丰足；给予他人越多，自己反而收获更多。因为大道滋养万物永不枯竭，正由于它从不囤积私藏。

黄茂村指出：大道属于天下共有，并非圣人私有之物。圣人运用大道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他人时自身德行不会减损，所以说"愈有"；给予他人时自身储备不会减少，所以说"愈多"。这正是大道善于滋养万物而无遗漏的体现。

程大昌阐释其中原理：圣人是大道的枢纽。大道处于绝对虚无状态，却是万物的源头，所以不需要刻意经营积累。它看似无形无声，作用却永不穷竭。就像庄子说的：增加它不会更多，减损它不会更少。圣人守护的大道如同浩瀚海洋，巍然永恒循环不息。

关于"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宋徽宗御注认为：效法天道自然就无需争夺。苏辙（号颖滨）分析：掌握权势既能利人也能害人，拥有力量既能作为也能争夺。但天道与圣人能利万物而不伤害，能作为却不争夺，这正是他们超越常人成为万物尊崇的根本原因。

叶梦得回顾历史评价：从汉代盖公传授曹参黄老之术使齐国大治，到窦太后推崇带来文景之治，可见老子学说的益处。但晋代因过度崇尚清虚而荒废实务导致亡国，也显现其流弊。孔子曾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将自己比作老聃（老子）和彭祖，说明孔子也不否定老子。不过有人批评老子贬低仁义、废弃礼学，这是只看到表面而未领会其根本要义。

这段文字是《道德真经集注》的注释和序言部分，主要包含几位学者对《道德经》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编者的说明。

几位注家指出：老子预见到，如果统治者不能体察民情，百姓就会群起反对，这就不能说是"无争"了。圣人的行事准则与天道是一致的——在天道表现为利万物而不伤害，在圣人则表现为有所作为而不争夺，这两者本质相同。整部《道德经》虽然名为"道德经"，但始终都在论述"道"的根本原理。

程大昌认为，《道德经》全书都主张以柔克刚的处世之道，这种思想的根源来自天道。苏辙（颍滨先生）则总结说，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老子著书立说的主旨和他所倡导的"道"的精髓，因此在全书结尾再次强调。

编者彭耜在序言中感叹：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版本和解释，就像《论语》在不同传本中就有差异。他编纂这部《道德经》注释时，主要依据宋徽宗政和年间的官方版本，同时参考了李约、林希逸等各家注解来补充唐代陆德明注释的不足。彭耜特别说明：老子学说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与儒家经学不同，不必过分纠结字句训诂，但也要在理解文义的基础上才能领悟其中道理。他建议读者可以对照各家说法互相参证。

（注：文中提到的"政和御本"指宋徽宗政和年间官方刊行的《道德经》版本；"陆德明"是唐代著名经学家，著有《经典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