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經廣聖義》卷17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十六（羊五）白话解读

经典：《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之十六

作者：唐广成先生杜光庭述

所释章节：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

章旨（疏）

本章上论淳古之风，下及浇漓之俗，意在说明失道是怎样一步步来的、弊端从何而来。前一章讲守静可以致虚，本章则示以无为可以复朴；朴一旦散失，亲近与赞誉就跟着起来，于是「无为」就被说成「我自然」——希望以道化之君专守这种「不言」之教。

义曰：太古、上古，无事无为，君主任其自然，人怀大朴。「太古」指天地初开之时。列子说：圣人因阴阳统摄天地，故有形生于无形——天地未分之前，先有太易（未见气）、太初（气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质之始），通称五太，亦即太古。气、形、质具备而尚未分离，称为混沌，万物浑沌未分。后来混沌剖判，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上下既分，阴阳既定。人禀天地阴阳冲和之气，居于天地之中，日月照临、气象成就，阴阳辅翼、寒暑循行，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才。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轮流治理、司牧万民，此即所谓上古。天职在生育覆护，地职在成形承载，圣职在教化，万物各安其宜；教化展转，初以道德，继而仁义，于是亲誉、畏侮、恩信不能一一孚信，须借复古之风，冀返淳和之化。《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欲以狄师伐郑，富辰谏曰：「太上以德抚民，无亲疏也；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先亲后疏，推恩成义。

经文与注

太上，下知有之。

注：太上，指淳古之君；下知，指臣下知道上面有君主（知其存在而已）。

（本卷为杜光庭对《道德经》第十七章的义疏，与通行本「百姓皆谓我自然」等句的章旨相连：最高明的统治，是百姓只隐约知道有君主，而不觉其在施为。）

白话解读

没有德，说话就经不起检验；拿“检验”去对付人，于是大道被拆散，天下之间只剩交易往来，大道到这里也就走到尽头了。

义解： 所谓“有德”，多指那些有所作为的君主；他们的“德”往往体现在朝廷与集市里——转而靠方术、权谋与天下打交道。“散”就是离散、分裂。上古淳厚之时，天下本同守一条大道；皇道尚在未散之时……（原文于此断缺）

《道德真經廣聖義》白话解读

黄帝：有熊国国君少典的次子，姓公孙。生来有神异，幼而能言，长大敦厚敏慧，成人后聪明明达。母亲有乔氏，名附宝，曾见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野，感而有孕，十四月后生下黄帝。

神农德衰，蚩尤暴横，诸侯侵伐。黄帝修德振兵，在涿鹿之野杀蚩尤，天下尊之，立为天子，代神农之位。师广成子于崆峒山，问理国之道；取天地之精以养万民。又造书契，服牛马，舟车、杵臼、宫室、弧矢，调律吕，铸鼎，制琴。所居有缙云之瑞，或号缙云氏，以云纪官。礼乐既作，臣大挠造历，容成造算，仓颉造文字，风后造五兵，万虑由此兴，名迹显扬。

帝乘飞龙周游四海，名山大川皆留其迹。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以合九丹。丹成，有龙垂胡髯而下迎之，黄帝乘黄龙升天，同升大臣七十二人。小臣有攀断龙髯而堕、抱帝弓而号者，故号乌号弓。升天处今在虢州阌乡县皇天原，亦名鼎湖。

帝尧睦九族、亲百姓，师务成子，定岁时、正律度以化天下。帝舜师尹寿子，以孝德彰闻，代尧为天子；其解具在第三章。

言黄帝、尧、舜制作法度，天下化之，民乃亲其德而誉其功，乃真亲、真誉——并非黄帝尧舜下令使民亲誉，而是民自亲誉之。后代则不然：觊觎前迹而有矫亲、矫誉，所以矫窃之患由此生矣。

疏（注）：故庄子曰：吾语汝，大乱之本必生尧舜。（意谓后世效法尧舜而矫饰亲誉，反为大乱之由。）

白话解读

（上文接） 所说的“之间”，指的是哪一段时期？因为那些作为与影响，会留存到千年以后，所以才这样说。

义解： “亲近与赞誉”这类名声与做法，是从黄帝、尧、舜在千百年之后才被人广泛传颂、效仿开始的。后人仰慕他们的行事痕迹，便生出矫饰、徇名之风。庄子在《庚桑楚》里对弟子说：尧、舜又有什么值得称扬的呢？不过因为他们揖让、禅让相传，后世才以此为法。况且举荐贤能，人就互相倾轧；任用智巧，人就互相偷盗——这本来就不足以厚养百姓。于是有儿子杀父亲、臣子杀君主；大白天做强盗，正午在墙上打洞（“日中穴阫”），大乱的根本，必生于尧舜那一带；其恶果则存于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的事。这话是说：尊贤、任能竟至于大弊，彼此蚕食，起自唐虞之间；人矫饰徇名不止，失却真性，于是至于大乱。

经文： 其次畏之，侮之。

注： 德又下衰。君主多弊政，百姓不堪其命，就用刑罚驱赶，所以（百姓）畏之；心怀欺瞒之情，君主明察不足，所以（百姓）侮之。

疏： 黄帝、尧、舜氏去世之后，一直到三王、五霸，世道渐渐陵迟；严刑峻法，故畏之；明察不能照彻，故侮之。下面议罪以求功、上面赏奸而生诈，彼此蒙蔽，如此令人寒心。

义解： 尧舜既殁，三王继之。三王指夏、殷、周。夏禹姓姒，名文命，是高阳氏之孙。母亲修己在石纽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鸡子，吞之而孕，生禹。禹左手有水字，右手有台字，合为“治”字。禹父鲧为尧治水九年，绩效不成；舜将鲧殛于羽山，举禹代父治水。禹通九江、浚百川，百谷既同，四海无壅；手足胼胝（手脚磨出老茧），凿龙门、辟伊阙，浚九河，所经之国七百有余。乘四载（四种交通工具）而奠名山大川，无不周遍。其为人：仁可亲，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师真行子得太上灵宝五符，可檄召鬼神、移山……

（下文未续）

大禹治水、疏导河川的工程完成后，舜赐给他黑色的玉圭（象征受命与功绩），以表彰他的成功。随后，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禹铸造九鼎、划分九州，并在五岳和各地名山刻上用科斗文（形似蝌蚪的古文字）书写的铭文，以标明山势高下。禹在位四十一年，享年一百岁，子孙相传十六代，定都平阳，历时四百八十七年。

禹禅让帝位后，认为自己的德行比不上尧、舜，便不再称帝，而称王，因此被列为三王之一。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商汤以诸侯身份起兵讨伐夏桀，取代了他的王位。商汤是契的后代，也是黄帝第十七代孙，名履，又名天乙。他辅佐夏朝时讨伐葛伯，立下功劳；又施行仁政，张开三面的网，放过愿意归顺的鸟兽，以显示仁德，因此有三十六国归附。夏桀暴虐，天下人纷纷反叛。商汤在鸣条之野讨伐夏桀，将他放逐到南巢。商汤即位时出现白狼的祥瑞；军队推举他，商汤便任用伊尹为相。大旱持续七年，商汤以自身作为祭品祈雨，天降大雨，四方百姓都称颂他。商汤在位十三年，享年一百一十九岁，子孙传承二十一代，共有三十位君主，都城设在亳。商汤于庚午年讨伐夏桀并即位，到乙酉年商朝被周灭亡，历时共六百五十六年。商汤是三王中的第二位。

后来，商纣王荒淫暴虐，曾砍断清早涉水之人的小腿骨，剖开比干的心，还设置炮烙酷刑，并剖刮孕妇。天下人因此背叛商朝。周西伯于丁卯年在邠、岐一带称霸；武王于己卯年继位，至乙酉年在牧野击败商纣，建立周朝，取代商朝。

周人是后稷的后代，姓姬。后稷名叫弃，母亲姜嫄是帝喾的元妃。姜嫄在野外看见巨人的足迹，心生欢喜，便踩了上去，随后感应怀孕，满一年后生下孩子。她以为这是不祥之兆，便把孩子丢在偏僻的巷子里，但牛马都避开他；又把他放在冰上，飞鸟便用翅膀覆盖、托护他。姜嫄认为这是神异之事，于是把孩子抱回来抚养，取名为弃。弃年幼时就喜爱观察土地地形，擅长耕种农事。帝尧听说后，任命他为农官，使天下百姓受益，并把邰地封给他，称他为后稷。

后稷的第十代孙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受到国人拥戴。亶父娶了一位名叫太姜的妻子。

白话解读

姜姓一支传下季历；季历娶大任，生下文王昌。昌为西伯。殷纣王疑其贤能，把他囚在羑里。臣子闳夭用有熊氏的马、有莘氏的女子，以及各方珍奇，献给纣王；纣王赦西伯，赐弓、矢、斧、钺，许其专征。老君在岐山南，鸑鷟为瑞；天下归周德者，已有三分之二。西伯于丁卯年受弓矢之赐，时在纣二十一年。武王乙酉年克纣即位，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于华山之阳，倒载干戈以示不再用兵；虽有“十乱”之臣，天下大治。在位九年：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子孙三十七代、四十一王，起乙酉、终赧王壬子，共八百六十八年——此即三王之事。

五霸在三王之间、诸侯之列：以兵威四方、为盟会之主，内扶天子、外威诸侯，礼乐征伐之权在一时，不及称王，故称“霸”。夏霸有昆吾（黄帝之后）；殷霸有大彭、豕韦（帝尧之后）。周霸有齐桓：僖公庶子名小白，鲁庄公九年立，管仲相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周惠王、襄王之时。晋文公为献公之子名重耳，母狐姬；僖公二十二年立，四年避骊姬之祸奔齐，历曹、卫、陈、楚、郑、秦等国凡十八年，秦伯以师纳之于晋。周襄王加九锡，赐彤弓、彤矢、圭、瓶、秬鬯，得专征诸侯。教民二年方欲用兵，子犯请先以义教之；于是出定襄王，入务利民，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礼，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谓其能以礼、智、征伐取霸也。

白话解读

霸的含义

军队能聚众结盟，就叫作“霸”。霸，就是“把持、揽聚”的意思——把英雄豪杰拢在手里，让自己变得强大。

霸道与乱象

仁义礼智，常被当作征伐、治国的手段；用严刑捆住人心，用峻法堵住人口。可是法条越细，百姓越乱；法网越密，罪名越多。祸患已经起了还不知道，奸邪已经生了还不醒悟，上下互相欺骗，所以有人害怕君主，有人却藐视君主。

有道的人看到这些危局，会为之悚然、寒心——也就是所谓“寒心”。

《冲虚真经》里的说法

孔子曾对商太宰说：三皇善于顺应时势、因物而治；五帝善于任用仁义，彰明善行而成功；三王善于任用智勇，以智决断、以勇实行；五霸善于权变机谋，因势制宜、借时机成事。即便如此，仍要用礼来检束、用信来约束；一旦礼信有亏，霸道就垮了。

“信不足，有不信”

注解说：百姓或畏或侮，都因为君主在下人心中信用不够，才会出现“不信”的人。

疏文再讲：百姓畏惧君主的刑法，或藐视君主的教令，都是因为君主对下信用不足，下人才会有这些“不信”的表现。

义说：言行一致、不欺瞒，才叫信。赏罚不到该赏该罚的人，就是失信；教令失信，百姓就会欺上。形歪影斜，源浊流浑，在上者怎样，在下者往往跟着学——春秋里就有例子。

宣公十一年，楚伐郑，打到栎地。郑国大夫子良说：楚、晋都不以德服人，只靠兵争；与其等他们来打，不如先依附一方。晋楚都靠不住，我们郑国又哪能独自讲信？于是倒向楚国。夏天，楚子在辰陵与郑盟，陈、郑都服了楚。这正是“信不足，焉有不信”——大国无信，小国只好也不守常信。

“犹其贵言”

注解：百姓亲近、称赞君主，仍是因为君主有德行、有教化的“言”，所以重视这些话，才会亲之、誉之。

疏文说：百姓亲近君主的仁善、称赞君主的功业，是因为君主有值得尊重的德教之言，大家才珍重其言而称誉。古书中“犹”与“由”常通用，这里也是“由于”的意思。

说明：本篇属宋代陈景元等所撰《道德真经广圣义》，用儒家、道家及历史典故发挥《道德经》“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信不足焉有不信”等义，与老子原典宜对照阅读，不宜混为一谈。

白话解读

【义曰】

意思是说：君主若政令苛刻、前后不一，百姓就会畏惧他、也看不起他；若政令仁善，百姓就会亲近他、称赞他。《尚书》说：“人心不会总停在原处，会向往仁德。”又说：“善待我，你就是君主；虐待我，你就是仇敌。”所以要轻视苛刻暴虐的法令，而重视仁善教化。“猶”在这里有崇尚、遵从的意思；古文有时略写，所以两字可以通用。

【注】

功成而不固执，事情办妥而不多事，百姓日用而不知，说“我自然就这样”。于是才有“太上（最高明的统治），下民只知道有君主”的说法。

【疏】

这是回头解释“太上，下知有之”。淳朴不毁，谁还去雕成牺樽？道德公行，才有亲誉可言。所以在“太上”之世，下民忘掉帝力；政令自然而成、事情自然办成，百姓都以为是自然而然，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亲誉、回报。

【义曰】

先标出“太上”之化，再写浇薄与淳朴不同，最后用“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收束，说明太上无为之理。在太上时代，洼地当樽、捧水而饮，不刻意亲其亲、不刻意子其子；上有生成、长养之功，却不向下炫耀；下民见万物各得其所，不知上是怎样化育的，以为一切都是自然如此。

【淳朴不残】

《庄子·马蹄》说：淳朴不毁，谁还去雕牺樽？白玉不毁，谁还去琢圭璋？道德不废，何必另立仁义？真性不离，何必另用礼乐？五色不乱，何来文采？五声不乱，何来六律？毁淳朴来做器物，是工匠的罪；毁道德来立仁义，是圣人的过。

《梁书·刘香答沈约》载：古时礼器多刻木为鸟兽形，凿顶与背以出入酒。魏时有人在鲁郡野中耕地，得齐大夫子尾送女之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嶷在青州发掘齐景公墓，得二樽，形亦为牛，可知皆古牺樽之制。太古、上古之时，大道盛行……

白话解读

上德之行，不显德于人

真正践行最高之“德”的人，不会把德行当作招牌到处张扬；百姓心里却明白：上面仍有君主、尊长，秩序还在，只是不靠表演仁义来维系。

中古之时

大道已经隐而不彰，仁德才显得看得见、摸得着，恩惠能落到人身上，于是才有“与人亲近”“被人称赞”这类美名——那已经是“有德之迹”露在外头了。

下古衰世

道德进一步隐没，政令、教化却越来越繁；信义淡薄。在上位者失信，在下位者便以不信相报：看见严酷的法令就害怕，听说君主说话不算数就轻慢侮慢。老君（老子）所告诫的，正是希望后世的帝王：丢掉礼法、智巧这些末节，追慕上古重道德、轻名利的古风，有功而不矜，有名而不恋，回到质朴本真的状态。

“亲”“誉”二字

有仁爱留下的痕迹，就叫“亲”；有善行留下的痕迹，就叫“誉”——都是德已经落成了“迹”，不是上德自然无为的境界。

“报”“施”二字

在上者施加恩惠，称为“报”（回报、酬报）；在下者付出功劳劳绩，称为“施”。

《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派狄人伐郑，狄人立下战功。大夫富辰劝谏周王说：“报者倦多，施者未厌”——赏赐、酬报多了，施恩的人也会厌倦；而下位者觉得自己功劳未酬足，总嫌回报不够。这是在说：一旦把关系做成“施劳—望报”的买卖，期望就会越滚越大。当时背景是：周王对郑国有怨，借狄人伐郑；狄人有功，周王又想以狄女为后，富辰用这番话谏阻。

收束

百姓日日所用、却未必知其出处的，也有《周易》里的话——讲的是“道在日用之间”，人却常常只看见亲誉、报施这些表象，忘了背后那本然的“道”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