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22

脚趾间连生的脚趾、手上多出的指头，确实都是从人的天性和形体中生出来的；皮肤上多出的赘肉、悬疣，也都是形体所生，却超出了常态。同样，仁义的名目和做法繁多，并被人刻意运用、列入五脏所主的情志之中，也不是道德本来的正道。

所以，脚趾相连，是脚上多了一块无用的肉；手指分枝，是手上长出了多余的指头。五脏所主的情志本来各有其分，人若在仁义的实践上过度追求，又把聪明才智用得过多，就会走向偏邪。

郭象注说：脚趾相连、手指出枝，都出自形体和本性，并非外物强加。脚趾相连或不相连，各自的本性本来就完整；只是相连、分枝的情况显得多出了一些，因此称为“过盛”。有人认为，这些多出来的部分既然不合常态，就应割去、丢弃。可若这样做，便是认为道有所缺失、德有所遗漏。人身上有不合用的部分，万物也有看似无用的东西，难道这就是治理达到极致的意思吗？

万物有大有小，能力有多有少。所谓“多出来”的部分，只是相对于某种尺度而言；多出的形态和部分，万物各有不同。若不顺任万物各自的情状，反而一概舍弃，就是把万物的天性全都抛弃了。与万物合为一体的人，不会执着于“多”或“少”。仁义名目繁多，虽然被列入五脏所主的情志之中，却仍只是一家一派所认定的正道；它还不能顺应万物各自不同的方式，使万物都能保全本性、各安其命。

多少并没有绝对固定的界限，但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定分，不必彼此攀比。各守本分，就都能自在满足。有人听说“多”不能用来规范“少”，便想舍弃多、只保留少；这等于把天下万物都舍弃了，实在荒谬。脚趾相连、手指出枝，是生命本来如此，并非为了什么功用才长成这样。五脏所主的情志也各有其丰富之处；若有人横加推崇某些情志，以致过度追求仁义，就会偏邪失度，违背身体内部自然适宜的状态。

人的聪明才智各有本分，用得多不算有余，用得少也不算不足。但情欲一旦受到扰动，人往往轻视少、看重多。若能不再执着于自己看重的东西，守住本来的分寸，便不会觉得天性有所多余，各种不同的禀赋也都能各自保全。

附生在手足上的连指、枝指（多出的手指）和肉瘤、赘疣（多余的肉），虽然都是形体的一部分，但并不属于本然的性。人们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加到性上，就像把五行、五常、五事、五脏等层层安排出来，又从各方面讲求仁义并加以运用。这些也确实列在人身的五脏之中，但若不合乎道德的本然，就仍是本来没有的东西。因此，脚上多出的连指、手上多出的枝指都没有用；所谓道德的本然，只是无为而归返于纯一。

林疑独注说：连指、枝指与形体一同生成，出于本性；肉瘤、赘疣则依附形体而生，是形体之外多出来的东西。把性和德相配来看，性在天，德在人；把形体和性相对来看，性在内，形体在外。由天而来的东西，人觉得像是多余；从外面生出的东西，内在的本性也觉得它多余，这是自然的道理。

仁义与道德本来可以相互为用，但仁义的外在痕迹之所以会被道德视为可厌，就像肉瘤、赘疣被形体视为累赘一样。连指、枝指比喻仁义的本质，肉瘤、赘疣比喻仁义的外在表现；形体与本性则比喻道德的本然。连指、枝指出于本性，不能去除，正如仁义的根本也出于本性；肉瘤、赘疣生在形体上，可以去除，正如人为造作出来的仁义痕迹也可以放下。若能忘掉仁义的外在痕迹，便能契合性命的道理，与道德合为一体；若能忘掉形体带来的牵累，连指、枝指也就和身体四肢一样，不再显得特别。赘疣是形体之外的东西，仁义的外在痕迹也是本性之外的东西。去掉赘疣可以保全形体，忘掉仁义的外在痕迹则可以使人与道浑然一体。

陈详道注说：性由德确立，形体依性而成。连指、枝指并非德性本来所有，所以说它们是性上多出来的东西。仁义的端绪在生命初生时便已具备，就像道上生出的连指、枝指；等到出生以后，仁义的实际运用显露出来，就像道上长出的赘疣。人们知道连指、枝指没有用、赘疣会成为负担，却不知道仁义的施行也可能如此：崇尚道德时，仁义显得多余；运用仁义时，道德反而像成了牵累。

碧虚子陈景元注说：“骈枝”是与生命一同生成的多余部分，所以它虽出自人的天性，却只是生来本有的额外之物；“赘疣”则是出生之后才长出来的东西，附着在形体上，成了性命之外的负累。这两者都可以称为“侈”，也就是多出来的、非必要的部分。

五行之气均衡，五常（仁、义、礼、智、信）便不会有所偏颇，这才是道德的正道。若仁义过多，说明五脏之气禀受不均，必有某一方面不足，因此也就偏离了道德的正道。手脚上即使生有多余的手指或脚趾，也不过是无用之物，哪里值得费心去咬掉它呢？至于五脏情性上的骈枝、仁义行为上的偏邪，以及聪明才智上的多端机巧，都是在本来有用的地方又添上多余的枝节，只会加重弊病。

竹溪林希逸在《鬳斋口义》中说：“与生俱生”叫作“性”；人各自独有的禀赋叫作“德”。骈枝虽出于自然，但若比人们共同具有的禀赋多出一层，便成了多余；赘疣成为身体负担，也是同样的道理。这里“性”“德”二字的含义，与儒家经典中的用法略有不同。“多方”就是多端、繁杂；“列于五脏”，意思是说，这些现象并非源自内在本性，所以说它们不是道德的正道。

告子认为“义”出于外，庄子则把“仁”也一并看作外在之物。他把仁义上的偏邪与聪明才智并举，认为这些都不是致力于内在修养的学问，因此只看到了它们带来的繁杂。

褚氏《管见》说：“天命之谓性”，万物凭借禀得的东西而生，叫作“德”；会合德与性，使它们充实于形体之中，叫作“形”。这一切都禀受于自然，因此应当尊重生命、体合大道、顺应天道，以至诚之心持续不息。凡是超出德性本身的东西，都成了骈枝、赘疣。所谓在仁义和聪明才智上增添许多枝节，便不是道德的正道。

庄子在外篇开头提出这种看法，因而有人批评他轻视仁义，认为说得太过。其实老庄并非刻意追求高远玄妙，也不是一味贬低仁义。尊崇道德，仁义自然包含其中；只是当时所说的仁义，往往已经添上许多旁枝杂节，不再合乎正道，所以庄子不得不拒斥它们。若仁义发自内心，行事安然合乎情理，又与道德相合，那它们离道德又有多远呢？骈枝、赘疣不过是气聚而成的暂时之物，起初并不直接妨碍身体。

顺着天性去做，不要嫌弃它就可以了。有人厌恶身体上多出的部分，想把它们咬掉；这样做，害处反而更大。因此，真人善于用巧妙的譬喻消除人们的困惑，希望求学的人能静心体会：看似虚假的东西，也可能由此显出真实。这样，天命所赋予的至理便能完整保存，生命本有的可贵也能恢复。

道与万物本是一体，天与人浑然相融。再回头看那些并生的枝节、身上的赘疣，又哪里值得看作身体的负累？所谓聪明、仁义，也都出自自身德性，同样是道所显露的一面。只是不要追逐这些外在表现，把它们当作向外求取善行的途径；应当想办法回归根本，与广大通达的境界相合。这样，最终也会归于道与德的奥妙，又哪里会有什么邪僻呢？

“多方于聪明之用”这一句，现存版本都作如此。碧虚子陈景元说，张君房校订的本子没有“方”字，并引后文“多于聪者”为证。他对此作了相当长的论述。

所以，过分专注于视觉，会扰乱对各种色彩的感受，使人沉溺于繁复的纹饰。青、黄等色彩和绣有花纹的礼服，难道不是如此吗？离朱（传说中目力极强的人）就是这样。过分专注于听觉，会扰乱对各种声音的感受，使人沉溺于六律（古代音律体系）。钟、磬、琴、瑟、笛、箫等乐器，以及黄钟、大吕等音律，难道不是如此吗？师旷（春秋时期以精通音律著称的乐师）就是这样。

只在仁义上枝节横生，会拔高德行、堵塞本性，以此博取名声，让天下人像乐器发声那样，纷纷宣扬远超常情的道德规范。难道不是如此吗？曾参和史鱼就是这样。过分专注于辩说，也会堆砌辞句、罗列论证，沉迷于“坚白”“同异”等争论，耗费精力，称誉那些没有实际用处的言论。难道不是如此吗？杨朱和墨子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过度增添、旁生枝节的做法，并非天下真正端正的道。真正端正的人，不违背生命本来的实情。因此，天生合在一起的部分，不会被看作多余；天生分开的部分，也不会被看作残缺；天生长的部分，不会被看作有余；天生短的部分，也不会被看作不足。所以，野鸭的腿本来短，给它接长，它就会忧愁；仙鹤的腿本来长，截短它，它就会悲伤。天性长的部分，不该截短；天性短的部分，不该接长。不去增减天性，也就没有这些忧愁了。

郭象注说：有耳朵和眼睛的人，从来不会因为羡慕聋人、盲人而感到困扰；真正困扰他们的，往往是羡慕离朱、师旷。可见，即使离朱和师旷耳聪目明，也可能扰乱人们运用耳目时本有的状态。曾参、史鱼的天性长于仁义，而天性不长于仁义的人偏要仰慕他们；一旦出于仰慕而刻意行仁，仁义就已经变得虚假了。天下人从来没有……

如果仰慕桀、跖（传说中的暴君和大盗），就一定也仰慕曾参、史鳅（以仁义著称的人），那么曾参、史鳅所宣扬的道德规范，也会像音乐一样鼓动天下人，使他们失去真实天性；这种影响甚至比桀、跖放纵本性更严重。

善于言辞的人从不肯去听檮杌（传说中的凶恶之物）说话，却一定要在杨朱、墨子之间争辩，那么杨朱、墨子的学说便成了扰乱众说的源头。这些人都以自己的天性为师，各自偏爱某一方面，把旁出的枝节当作正道；每一家都自认为正确。若拿一种“正确”去统一万物，万物反而都会失去各自的正当状态。因此，真正的正道不以自己的标准匡正天下，只让天下万物各自合乎本性。

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什么是“至正”：若用枝条的标准去衡量合拢的状态，就会把合拢看成多余；若用合拢的标准衡量枝条，就会把枝条说成歪斜。用短的标准衡量长的，就会说长的有余；用长的标准衡量短的，就会说短的不足。万物各有其恰当之处，不能拿这一种标准去改变另一种事物。明白各自的天性与本分，不可随意增减，也就能任其自然；不再无端忧虑，忧虑自然消散。

吕惠卿注：所谓“明”，是说自己有所见。若把自己所见的东西当作“明”，便是把自己的看法和所见之物合在一起，硬说它们相同。所谓“聪”，是说自己有所闻；但声律、丝竹等声音原本都在外面，若把它们添进来，就成了增多、累加。道从哪里生发，便顺着天性自然通达；这样，天下万物都能自足，不会觉得自己有所欠缺，也不会认为别的东西多余。刻意拔高德行，是在助长它；堵塞本性，则会使人厌弃自己的天性。曾参、史鳅刻意为仁，做得过了头，追求名声，天下人便相互响应，奉行一套超出本分的规范；这正是他们偏离仁道的原因。

道本来不靠言辞表达，因此辩论并非道。瓦片珍贵之处在于排列整齐，绳子珍贵之处在于理直而系结；句读是为了帮助读通文章。人的心应当虚静，却偏要在“坚白”“同异”等争论中游走，费力行走、站立，只为说明一些无用的话，就像堆瓦、结绳一样。这正是杨朱、墨子陷入繁琐辩论的缘由。以上这些都不是天下的至正。所谓至正，就是不失去自身性命的真实状态；如此便能无为而自然，不必对万物增添或减损什么。

林疑独注：偏执于“明”，会被五色扰乱，因此不懂得道……

内心清明的人，可以反观自身。耳朵听得过多，就会被各种声音扰乱，不知道无声之中的和谐并非耳朵所能听到。拘泥于仁的人，把仁的本意支离开来，于是显扬自己的德行、遮蔽本性，以此博取名声，使天下人像吹笙、鼓簧一样彼此煽动，遵行他的法度，却总觉得还做得不够。

拘泥于辩说的人，言辞像层层叠放的瓦片一样险峻，主张又像绳结一样牢固。他们用隐晦曲折的邪说藏匿本意，讲究穿凿句子的技巧，还执着于“白马非马”这类辨析异同的论说，把力气花在无用的言辞上。这些都是繁多旁枝的做法，不是天下最纯正的道。天下最纯正的道，就是道德。道德不过是出于性命本然之理。

所谓守正，是端正万物，却不被外物所左右；不失性命的真情，万物各自的分际也就清楚了。因此，合并的脚趾不算多余的枝节，脚上多出的肉指不算畸突，身材高的人不算多出一截，身材矮的人也不算不足。各自顺应天生的本分，忧愁便无从安置，自然消散。

陈详道注：显扬德行、遮蔽本性，是在说明曾参过分地孝敬父母、史鰌过分地忠于君主的过失。所谓“言辞像层层叠瓦、结绳般牢固”，是指那些人用险峻繁复的言辞竭力称誉仁义。圣人不求名声，拘泥于仁的人却追逐名声。仁者本不该忧愁，若一味标榜仁义的人反而忧虑很多，那就离道远了。

人的形体本来没有多余的枝节，多余的枝节是附生在形体上的，并非形体的常态。道本来没有仁义，仁义由道而生，却不是道的常态。形体安于本来的样子，脚趾相连、多出肉指便不足以成为负累；道安于本来的样子，仁义也不足以成为祸患，只须保存自身的德性，顺应本性罢了。如今的人已经陷入仁义带来的忧患，还为此忧心忡忡，就像把相连的脚趾割开、把多出的肉指咬掉一样。没有仁德的人又勉强施行仁义，以此贪求富贵，便是违背性命的真情，硬给自己添上多余的枝节。

陈碧虚注：所谓“骈拇”，是指脚趾相连；若按五根脚趾的常数来衡量，便会觉得它不够正常。“骈明”是指兼有加倍的天性，却被认为是有余。圣人收敛视听……

反观内听，用来涵养内在；世俗之人却羡慕离朱、师旷那样超常的视听能力，放纵耳目去追逐外界景象，因而困顿损伤身体。这样一来，离朱、师旷反倒成了扰乱耳目的主导者。

那些偏执于仁义的人，拔高德行、堵塞本性，只为博取名声，奔走四方，丧失了真实本性；于是曾参、史鳅（以德行著称的人）反倒成了迷惑人心的典范。辩说纵横交错，好似瓦片层层堆叠；博学多喻，好似打结的绳索，弯曲纠缠。议论细微隐晦，指的就是改动文句、藏匿话意；心思游走奇诡，指的就是纠缠于事物的分合和是非；称赞小道，指的就是徒劳奔忙、寸步难进。最高明的辩说听来反而木讷，话说得太多，反而容易理屈词穷。因此，杨朱、墨翟一派成了恢诡怪异之说的代表。

身体和本性有所多余或不足，都不是最纯正的道。顺着天赋的本性而能自然端正，才叫作“正”。所谓“正”，就是自然而然，不失生命本真的道理。若役使他人来顺从自己，或役使自己去顺从他人，都会失去生命本性的真实情状。合在一起，不要变成多余的枝节；伸出高跷似的支脚，也不要刻意增添。忘却形体的分别，便不会再为此忧虑。鹤的腿不必截短，野鸭的腿也不必接长；不再人为地忧虑，忧虑自然就消散了。

《鬳斋口义》解释说：古人认为五色纹饰可以养护眼睛，庄子却认为它们会扰乱、迷惑眼目，这与《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意思相同。离朱是善于运用明目的代表；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善于用眼的人却会觉得它是对的。过分追求听力也是如此。德性本来宁静，若强求行仁，就是拔高德行、堵塞本性；这会使天下人受言辞鼓动，去奉行难以做到的法则。言辞繁多却没有意味，就像瓦片堆叠、绳结缠绕；故意改动文句来显示善辩，于是心思便在“坚白”“同异”等争论间游走。“徒劳奔忙”的意思是辛苦劳作、勉强踮起脚来追逐；言论没有实际用处，却自我称赞、沾沾自喜，只是白白劳苦。若有人认为这不对，杨朱、墨翟一派却会认为这是对的。

所谓多余的枝节，都是超出本分之事，并非最纯正的道。“正”就是顺其自然，不失生命本真的道理。因此，合在一起不添枝节，伸出支脚不求更高：不因长而认为有余，也不因短而认为不足。这几句话的意思，与“秋毫为大、泰山为小”的说法相通。所谓“跂”，就是踮起脚；一旦刻意踮脚，身体便不能平稳自在。鸭与鹤……

长短都是依照事物原本的性情而显现的。性情安于自身的本分，便没有什么忧愁需要排除。

“仁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忧虑？”这一句，尧、舜、孔子、孟子都包括在内。

这一段阐明前文的意思：人人都有自己的本性，本性各有其自然具备的能力，能力也各有一定的限度，哪怕一丝一毫都不能勉强逾越。羡慕离朱的明察，反而会损伤自己的视力；仰慕师旷的听觉，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听力；学曾参、史鱼那样追求仁德，可能会用力过度；效法杨朱、墨翟的辩说，则可能走入偏狭。这些都是拿自己不足之处去企求别人有余的本领，一层层向上攀附，追逐没有尽头的目标，并非天下最正当的状态。

所谓“至正”，就是充分实现各自性命的本性，不再羡慕、企求别人的长处。人安于自己的本分，万物各得其宜：不把相连的部分当作多余，也不把分岔、伸长的部分当作不足；长短各自合宜，就不会受有余或不足所困扰。世间的忧患不必刻意排除，自然就会消散。这就是先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再使万物各自实现其本性。如此看来，使万物各得其乐，也就是成全自己的快乐。

我仔细考察经文，认为“纍瓦”应当是“累丸”；“正正者”应依照上文改作“至正”；“不为跂”应当写作“不为岐”。这些都是传抄造成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