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74

黄帝准备到具茨山拜见大隗。方明驾车，昌寓陪乘，张若和謵朋跟在车前，昆閽和滑稽跟在车后。七位圣人来到襄城郊野，都迷了路，没人能问清方向。这时，他们遇到一个牧马的童子，便向他问路。

黄帝问：“你知道具茨山吗？”童子答：“知道。”“你知道大隗在哪里吗？”童子答：“知道。”

黄帝惊讶地说：“真奇怪！这孩子不但知道具茨山，还知道大隗在哪里。请问，治理天下这件事该怎么做？”

童子说：“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还要做什么呢？我年少时，曾在天地四方之内游历。后来得了头昏眼花的病，有位长者教我说：‘你不妨乘着太阳的车，到襄城郊野走走。’如今我的病稍有好转，还打算再到天地之外游历。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还要做什么呢？”

黄帝说：“治理天下，确实不是你该操心的事。不过，我还是想请教治理天下的要诀。”

黄帝又问童子。童子说：“治理天下，和牧马有什么不同呢？只要除掉那些伤害马的因素就行了。”

黄帝听后，向童子拜了两拜，叩头行礼，尊称他为“天师”，然后离去。

郭象注说，圣人虽有名号，但名号一立，万物反而容易迷失；即使想找到大隗，也未必找得到。各自顺其自然，便没有多余的事；不多加作为，才可以治理天下。“乘日之车”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放任万物依其本性发展，不要去扰动它。君主无为，百姓便能自然化育。马若被要求做超出本性的事，便会受到伤害；去掉这些过分的要求，自然就能接近大隗所代表的道。

吕惠卿注说，“隗”有高大的意思；最广大高远的莫过于道，它覆盖万物，这也就是“具茨”之名所含的意思。黄帝想拜见大隗，却与七位圣人同行，结果众人到了襄城郊野都迷路，找不到方向。这如同给浑沌凿开七窍，反而使浑沌死去：想要认识大道，却不停止运用圣智，结果抵达上达之境时仍迷惑不悟。原注接着提到，马在十二地支中对应“午”，方位属南。

心可以比作火，童子象征没有机巧和欲念的人。用童子来牧马，正合适：让马顺着自己的本性活动，不加以强行控制。

黄帝问道：具茨山上，大隗住在哪里？人的心中本来具备神明，而神明没有固定的形迹，可以自在游行。只要不离开天地四方之内，便还没有摆脱昏乱迷惑的毛病。想要消除这种毛病，最好凭借明达之心向上通达，乘着日车前往襄城，这正是这个意思。即使如此，也不过是稍有好转，因为仍然乘着日车。若不乘日车，而能游于天地四方之外，难道还会有忧患吗？治理天下，也像养护心神一样，没有别的办法，只要除去那些有害的东西就够了。

人总会顺着自己已经形成的心念，把它当作老师；谁又能没有自己的老师呢？既然知道老师就在自己身上，便称它为“天师”（内在的自然之师），随后退下。

《疑独注》解读：“大隗”是对“道”的勉强命名；“具茨”用来比喻艰险难到之处。“方明”“滑稽”等名称，也都是用来作比喻的说法。人各执一端，便是道散落后的情形。

襄城是汝州所属的一县，在具茨山南面。“牧马”是说顺应万物的本性，再加以调理；“童子”则象征没有知识机巧，也不掺杂私意的人。这段寓言借黄帝与六位臣子的故事，说明求道者如何循着途径走向道所在之处。襄城比喻中道，原野则比喻无所偏执。牧马的童子能够指出七位圣者的迷惑，所以黄帝对他感到惊异。

山仍有其所在之处，说明这还没有离开具体可指认的范围；这是道较粗浅、可以讲说和学习的一面。至于道的精妙处，则不是靠学习和言说能够达到的，必须超越学问、忘却言辞。

圣人治理天下，行事出于无事，作为出于无为，又有什么可执意操办的呢？“稍游于天地四方之内”，是说过去曾经涉足人世事务。经世做事难免有边界和拘碍，因此会有头目昏眩的毛病。乘日车，是顺着日月推移而不断变化；来到襄城原野，那里靠近具茨山，又远离尘俗，所以毛病稍有好转。

随后再游于天地四方之外，就是超越万物表象的意思。庄子大概是说，学道的人首先要到达道所在之处，所以说“大隗所存”；但仍免不了出而应世、经历忧患，所以说曾稍游于天地四方之内，因而有昏乱之病。若再游于天地四方之外，便进入天道而行于无为，还会有什么事要做呢？黄帝仍不断追问，最后大隗便用牧马的故事告诉他。

碧虚注：黄帝功成而不自居，因此到幽深之处访道，遇见一位牧马童子。童子谈牧马，实际是在说明治国的道理。马的本性是吃草、饮水，足以自养；百姓的本性是耕种而食、纺织而衣，也足以自给，并没有别的要求。乘日之车，指顺着日新变化之道前行，不滞留于一处。黄帝再次询问，童子不再回答，是用沉默来示范“不言之教”。

如今牧马的人不懂鞭打驱策会伤害马；治理百姓的人也不明白法令会滋生奸邪。他们因此认为马难以驯服、百姓难以治理，这两种做法都错了。

刘槩注：无思无为的玄妙，只有至神之道能够与之感通。圣人之所以回应天下，只是不得已而与百姓一同承担忧患。因此说：“我在天地四方之内游历，恰好患有昏乱之病。”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的方法，并无别的，就是顺应阴阳运行的明理，随着万物的生息劳作而行动，不违背它们的规律。因此说，乘日之车，游于襄城之野。这样，百姓的忧患便能消除。这是功成身退的时候。圣人归于道，不受外物牵累，所以说：“如今你的病稍稍痊愈，又将回到天地四方之外去游历了。”

治理天下，要使百姓达到更高境界，最好是除去损害本性的因素，这是养性的根本；除去伤害马的做法，这是牧马的要领。这些道理虽然浅近，却可以用言语传授，所以童子不能推辞作答。

吴俦注：“具茨”有充足而有所覆藏之意，用来比喻道的整体。居于这座山的人广大无敌、高不可上，所以称为“大隗”。“襄城”是无人之境，用来比喻通往道的道路。黄帝一行从迹象来看，似乎还没有与道完全冥合，因此想要见道。所谓“七圣”，是求见道时所凭借的条件；他们到了襄城，却无人可以问路。因为道的整体本来就在自身之中，哪里还需要到别处寻找具茨之山？大隗之道又岂是“七圣”凭借外在条件就能看见的呢？只有牧马童子能够明白这一点。他牧马时除去伤害马的因素，正比喻他能够保全生命本性，不再妄求增益生命。

黄帝在具茨山见到大隗。鬳斋《口义》认为，文中六位臣子的名字都是寓言；“乘日之车”，是说与太阳一同前行，也就是日日更新。所谓“六合之内”，是天地四方之中；人若仍被有形之物牵累，就会像眼目昏花一样，看不清事物。能够摆脱这种障碍，游于自然，才算到达六合之外。治理天下也是如此：不受有形之物牵累便可以了。牧马人若能顺着马的天性，不伤害它，牧马之道也就尽了。“天师”是说，黄帝尊称这位顺应天性的人为老师。

黄帝在具茨山见大隗，正如尧在姑射山见四位隐者：这都是精神相通、气息相合，不能用外在形貌去寻求。黄帝带着六位臣子，寓意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的认知作用）尚未泯除；若仍以知识见解自以为能理解大道，即使想去见大隗，也难免半途迷失。大隗浑然一体，象征道的本体；具茨山覆盖万物，象征道的作用。襄城郊野仍像有城郭边界，不及洞庭山那般辽阔广大。这说明还未能虚静开阔、通达无边；不仅求道者无所适从，就连内在精明的主宰也会茫然无所趋向。

不过，黄帝还知道向牧马童子问路，也算接近大道。牧马童子象征守心的精神，类似禅宗以牧牛作比喻。但究竟是谁在牧，又是在牧什么？智慧若能反过来调伏六情，就像善于牧马的人除去伤害马匹的东西。治理天下也是这个道理，并不困难；这与把治理百姓比作牧羊，意思相近。

“瞀”是眼病，“目眚”是视力受损。眼力所及不过六合之内，受形体和器物限制，无法照见无边之外，这便是病。有人教黄帝除去此病：若能乘天光而上达，游于襄城郊野，又怎么会迷路？如今黄帝的病稍有好转，能够游于六合之外，却仍知道六合内外有别，所以还没有完全痊愈，只能说病情减轻。牧马童子不过是以自然为师，却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因此黄帝称他为“天师”而退去。本章以寓言说明，学道并不容易。

如果能在心中认定并坚持自己的道路，顺着天然的明觉向上通达，又能超越形体器物的拘束，在具茨山（传说中的仙山）逍遥自在，那么不用向人问路，也能到达那里。

有智慧的人若没有思虑变化，就不会快乐；善辩的人若没有言谈的条理，就不会快乐；明察的人若没有考察辨析的事务，就不会快乐。这些人都被外物限制了。

招揽世人的人，乐于兴办朝廷事务；处在民间、希望有所作为的人，乐于获得官位；凭体力做事的人，以克服艰难为傲；勇敢的人，遇到祸患便奋起；从事兵革的人，以征战为乐；清苦自守的人，借名声安身；研习法律的人，乐于扩大治理；讲究礼教的人，重视仪容；看重仁义的人，珍视人际交往。农夫若没有耕种除草的事，就无所依凭；商人若没有集市交易的事，就无所依凭。百姓有早晚要做的营生，才会勤勉；百工有器械技艺，才会觉得有施展之处。钱财积蓄不足，贪求的人便忧虑；权势不再突出，爱夸耀的人便悲伤。这些依赖形势和外物的人，乐于变化，遇上时机便有所用，因此无法无所作为。

这些人都顺着当时的风气行事，不把自己当作与世事格格不入的人。他们放纵形体和本性，沉溺于万物之中，终身不能回头，真可悲啊。

郭象注说：这些人不能在内心自得，便以外物为乐，所以会受到外物拘束。每个人都被自己所喜爱的事物限制；只要有相应的喜好，万物自然会来，并非有人强迫他们。士人各不相同，正因为如此，适合他们的事情也不能轻易改变；才能相同，所做的事也相同，于是彼此相近。各人从事适合自己的职业，志向得到满足，便会勤勉；若事情不合自己的专长，就会懈怠。人遇到合乎喜好的事物就会快乐。权势的兴衰来自世事变化。上述各种士人，各有其用途；时机一到，便不能不有所作为。如果没有遇上时机，即使想施展自己，又怎么做得到呢？所以贵贱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各人的才能也各有极限，就像四季更替不可改变。处在合适的时节，事物依循各自的次序，便都能发挥作用。因此，顺应时节，时序便能通畅；顺应本性，就不会被外物役使。若不受外物役使，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若不固守一家一技，而奔走于各方以求取时机和利益，甚至匍匐着归附他人，这就是可悲之处。

吕注说：人人都有最快乐、最适合自己的境地。找到它并在其中遨游，所能拥有的自由空间就很广大。然而上述各种士人，却只乐于发挥自己本性中偏于一面的能力……

这样的人被外物局限，不能驾驭外物。这就是所谓“招世之士”（以才智招致世人关注的人）。

至于那些追逐权势、外物的人，虽然志向各不相同，却都想在时代中有所作为；他们不能做到无为（不刻意妄为），原因相同：不知道自己内在的“真君”（心灵的主宰、本真的自我）在哪里。遇到某个时代的需要便去做事，这些作为并非出于性命本真。时代有今昔之别，就像一年有寒暑交替。若只因碰巧遇上某种时势，便固守不舍，不能无为，就像只顺着冬寒而不知还有夏暑，或只知夏暑而不知还有冬寒；把偶然遭逢的境况当成恒常，便会被事物的变化支配。人人心中都有真君，却驱使形体、心性去追逐外物，不知道回归本真，这是至人（道德修养高深的人）感到悲哀的事。

疑独注：聪明人喜欢施展才智，能言善辩的人喜欢逞口舌之长，明察之士一心追究、诘问他人；这三种人都受外物役使，所以说他们被外物局限。能够招徕世人，使他们仰慕事业；能够使百姓乐于出力；兵器、甲胄和勇武，都是说它们能为国家抵御危难。隐居山林、生活清苦，是枯槁幽隐之士的志趣；法律、执法和议定刑罚，属于法家之事；礼教用来教化百姓，仁义用来造福万物。农民以耕种荒地为业，商人以经营市场为业；普通百姓没有闲暇，从早到晚都有事情要做。百工凭借器具和技艺谋生，技艺越精熟，事业便越兴盛。贪心的人一心多积财物，积得不够便忧愁；好夸耀的人一心追求权势，得不到更高地位便悲伤。

追逐权势、外物的人喜好有所作为；作为的核心在于变化，并以变化为乐，所以各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也就不能无为。以上种种人都被外物牵制，各自受一端见解蒙蔽，不能与大道相通。四季由一年统摄，万物变化由《易》统摄。圣人与天道相合，所以能统摄一年，却不被一年支配；能顺应万物变化，却不被万物变化所役使。执着于一端的人恰好相反：被一年统摄，就像受四季不同气候支配；被万物变化役使，就像受各种形体各异的事物支配。

碧虚注：去除算计和思虑，聪明之士就会失去用武之地；不再讲求合纵连横，能言善辩之士便无从施展；崇尚简朴平易，明察之士便能安闲。若能向内修养，不以向外奔逐为乐，外物就无法役使自己。“招世之士”崇尚贤能，所以……

有些人心思变化多端，谈论起来很有条理，还喜欢追问细节、争论得失。各人都以自己的本领为乐，一天不施展便觉得不痛快。这些人都受外物牵引，难以自拔。

喜欢招揽世人的人，靠显扬名声来振作声势，希望在朝廷中有所作为；普通人则把爵位俸禄当作荣耀。凭体力谋生的人，遇到艰难困境时会以能帮人渡过难关为荣；勇敢的人遇上祸患，反而以冒险为乐。隐士看重名声，法家一类的人往往追求整治事务，也讲究仪容端正、自我约束。重视交际的人，把往来应酬看得重要。乡野耕作者和市井商贩，彼此和顺共处，也各有日常生计；工匠凭本领自立，商人则积累货物与财物。小人依附豪贵，往往怂恿他们有所作为，借此求得自己的志向。遇上世道需要自己出力时，想要无所作为也不容易。

打个比方，一年之中，万物生长成熟，都依循时序；它们的变化并非万物自己能够决定。人若被事物驱使，身心奔忙，沉溺其中而不能回归本真，这实在可悲。

鬳齋口義（鬳斋的注解）说：这一章开头突兀，疑似前文有所脱漏，如今已无法考证。章中评说了善于知辩、明察之士所喜好的事，这些恰是学道之人所应当……。

可悲啊，事物之间竟然如此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各自受自己的本领和局限所束缚，不能获得自由。

所谓“招世”，就是举荐善人、表彰贤士，借此招揽天下人才。因此，贤士可以在朝廷中施展才能，百姓也能得到合宜的治理，贤士便应当以官爵得到荣宠。再看士、农、工、商以及百工，志趣和道路各不相同，各执一端。他们只把获得任用当作快乐，却忘了其中的劳苦，也忘了丧失本性才是真正的祸患。

然而，若不能通达变化，凡事各有其限度；一旦走到极端，奸诈虚伪就会滋生，祸患也随之发生。处在无用之时，心里却总想着有用，盘算着如何安排、施行，妄念片刻不停。等到时机来临、终于有用，便志得意满，忙着立法施能，又怎么能指望他无为呢？

贪求的人若不能积聚财物，就会忧愁；爱夸耀的人若不能胜过别人，就会悲伤。这仍然不出前面所说的道理：他们都把自己安顿在本不该安顿之处，也就是执着于不合本性的状态。

这就像春、秋、冬、夏，各自对应温、凉、寒、暑。它们顺应一年四季，却各有偏性，不能彼此替换：寒冷不能施用于夏天，炎热也不能施用于冬天。所谓“不物于易”，意思是不被外物的变化所左右。这里是把文句交错排列来表达：只有至人（道家所说境界极高的人），心如太虚般虚静，身体又具备四时的气息，才能使外物随之变化，同时又不被外物变化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