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82

孔子到楚国，住在蚁丘的浆铺旁边。邻居家有一对夫妻和几个仆婢，正登上高处张望。子路说：“他们聚在一起，想做什么呢？”孔子说：“那是一位圣人，外表像个仆役。他把自己埋在人群中，藏身在田野边；不求声名显扬，心志却没有穷尽。他嘴上虽然说话，心里却从不把世俗的话当回事。他正要与世道相忘，内心不屑于随世人同流合污，这就是所谓‘陆沉’（身处世间却像沉没在陆地之下，不为人知）。那人大概就是城南的宜僚吧？”

子路请求前去请他来。孔子说：“算了吧。他知道我在他心中留下了名声，也知道我去楚国，认为我一定会让楚王召见自己。他会把我看成一个善于逢迎的人。像他这样的人，连听到逢迎者的话都觉得羞耻，更何况亲眼见到那人的样子呢？又怎么能留住他呢？”子路前去察看，发现他的屋子已经空了。

郭象注说：“埋在民间”，是与百姓混同；“藏在田野边”，是说进身时不追求荣华，退隐时也不至于困顿枯槁。“声销”，是减损名声；“心志无穷”，是谋求长生。嘴上说的是世俗之言，内心却与世俗不同。这好比人在没有水的地方沉没，形迹虽显而实情难明。“怎么能留住他”，就是说不如放下此事，顺从他的心意；他的屋子果然空了，说明他已经逃走。

吕惠卿注说：宜僚看到孔子来了，便登上高处，表示不愿与孔子接触，打算迁往更高远之处。“圣人像仆役”，是说他有圣人的德行，却以仆役的姿态自处；埋在民间，是不做显眼的事；藏在田野边，是不居于显赫正中的位置。他不求名声显扬，心志却深远无尽，退藏隐秘之处，游于世俗之外。嘴上虽说话，却像没有说话；他本想保持沉默，却不能完全不说。他与世道相违，不屑与世人同流合污，因此打算避世离去。

他带着圣人之德行走人间，却不被人了解，就像人在陆地上沉没一样。从孔子的行迹看，他奔走不息，以天下为己任，表面上似乎像个善于逢迎的人。然而，如果人人都像宜僚那样避世，百姓中又有谁来挽救世道？圣人之道就会坠地而无人传承。从前微生亩曾说孔子善于逢迎，孔子回答说自己并非有意如此；如今面对宜僚，孔子却自称……

“做个善于逢迎的人，来显明自己所看重的就在这里；这样忙忙碌碌，也并没有得到什么。”

疑独注：“蚁丘”是地名。卖浆水的人家登上高处，向远处望去，只见人群密密麻麻。有人埋身于百姓之中，和百姓一样隐居在田野边，不显露踪迹；名声消退，志向却无穷尽。他们心志专注于道，不执着于言辞，只是姑且应对外物；内心与世俗相违，外在却与众人相同。圣人隐于尘世之中，身在陆地，却仿佛沉没无踪；隐居在街市中的人，大概就是这样。

庄子借孔子之口谈到宜僚，说他不显露圣人的行迹，屋室空寂，意思是看不见他的踪迹。这些话让人看出，孔子愿意与百姓一同承受患难。宜僚则是离开人世、归于自然的人。

碧虚注：“登极”，是登上屋脊观察。孔子从事驾车、服役一类的工作，是在侍奉圣人；就像庚桑楚曾做老聃的仆役一样。把自己埋在人群中，如列子住在郑国的菜园一带，没人认得他；藏身在田野边，如长沮、桀溺隐居耕作。于是他们的名声消散，志向得以舒展；话说出口，心里却不执着于言语。他们不屑于随世俗同流，身在陆地，却像沉入水中一样隐没。

孔子料想宜僚不愿见自己，就像严僖以见许由为耻一样。那又怎么还把这个人留下呢？这话是在问：“你凭什么把这个人留住？”

鬳斋口义：“极”是屋脊，“仆”是仆役。“埋隐畔邻”，是说藏身于邻里之间，住在近旁却不被人察觉。“声消逃名”，是说隐去声名；“在陆而沉”，比喻隐居于街市之中。孔子说“做个善于逢迎的人”，是在指出宜僚多言；“凭什么把他留下”，意思是他必定会离开，不会停留。

古时候风俗淳朴，人们直到老死都不互相往来，各自安于本分，生活自足，不向外求。如今孔子奔走各国、四处游说，想用仁义教化天下，使人们受礼乐规范约束，因而失去安闲愉悦的天性。那些隐德藏光的君子，理应迁往更高远的地方，唯恐离开得不够快。

然而，圣人爱人没有止境，不管自己是否困顿得意，总把兼济天下放在心上。这与那些隐居世间、只求独善其身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孔子知道宜僚是圣人的仆役，却还没有登堂入室；这样的人也在避开名声、追求自己的志向，必定是“市南……”

熊宜僚（楚国的一位隐士）不肯出仕。圣人了解人的情形，竟如此明察。子路想去召请他，孔子知道他一定不会来，于是让子路回去告诉他：“你的屋子已经空了。”熊宜僚听后便来见孔子；到了之后，他又离开了。这件事尤其足以显示孔子预知人事的明察。至于隐居避世、独善其身的人，处世难免有所局限；这也只是因为各人见识不同、爱好各异，各自选择了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罢了。

长梧（地名）的封人（守边官）问子牢：“你治理国家，不要草率粗疏；治理百姓，不要马虎敷衍。从前我种禾，耕地时草草了事，禾苗结出的果实也就粗劣地回报我；除草时又马虎敷衍，禾苗结出的果实也同样敷衍地回报我。到了第二年，我改变了做法：深耕土地，仔细耙平禾田，禾苗便长得茂盛繁密，最终让我一年到头吃得饱足。”

庄子听了，说：“如今的人调养身体、治理内心，很多都像封人所说的那样。他们背离自然，离开本性，损伤情感，耗散精神；一味随从众多欲求，草率对待自己的本性。贪欲和厌恶就像野草丛生，成为本性的祸害。它们起初像禾苗刚萌芽时的杂草，表面上是在扶助身体，日久却拔伤本性，最终一齐溃败、渗漏，四处发作，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像瘭疽、疥疮、痈肿、内热、小便带脂膏等病症，都是这样的情形。”

郭象注说：“‘草率’‘马虎’，是指轻忽疏略、没有尽到应尽的功夫。尽到本分，就不会有这种后果。背离自然、离开本性、损伤情感、耗散精神，都是随从众多欲求所造成的。若各自都能顺其本性、达到适当的程度，又有什么忧患呢？杂草会妨害禾稼，贪欲和厌恶会损伤本性；身体过度舒展放纵，精神气息就会受损。用贪欲和厌恶牵引本性，使它不能恰当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率对待本性所招致的结果。”

吕惠卿注说：“修道要日渐减损，直到无为，这才是调养身体、治理内心的方法。若反而背离自然、离开本性、耗散精神、丧失情感，又随从众多欲求而不知止，就会严重地草率对待本性。《道德经》说，事情安定时容易维持，问题尚未显现时容易谋划。内心的贪欲和厌恶像杂草，外在的种种欲求像蒹葭（芦苇一类的水草），表面上扶助身体，日久却拔伤本性，天理也就消亡了。到了这时才想治理，还来得及吗？所谓一齐溃败、渗漏、发作，以下所说的种种病症，都是贪欲和厌恶造成的祸害，夺去了本真的作用。”

疑独注说：“治理政事、管理百姓若草率马虎，就会疏漏而没有成效。封人以自己种田的经历说明，治理田地也是如此。到了第二年，他终于……”

改变原先不合适的耕作方法，深入翻土、细心耕耘禾苗，庄稼便会茂盛生长，收成也就充足。吃得过多、劳作过度，得到的回报也会过头。人调养身体、理顺内心，也有相同的道理。

如果一味违背天性、逃离自然，便会失去本性，情志受损，精神也会耗散。顺着众人习以为常的做法行事，就可能把自己推向危险之地。蒹葭（初生的芦苇）刚冒芽时，若把它当作禾苗扶持，它长大后反而会伤害庄稼。人的贪欲与厌恶之情也是这样：刚开始萌生时，身体便跟着它们不断扩张；等到情欲旺盛而不加节制，就会损害本性。

所以，必须在欲望刚萌生时加以节制；否则，等到本性受损、欲望炽盛，精气便会溃散泄漏，而且不受控制，最终可能引发疮疡、疥癣、痈肿、内热以及小便浑浊等病。直到精神离散、形体衰败，病患才算终止。这就是粗疏地治理本性所招致的后果。“溲膏”指小便浑浊一类的病症。

鬳斋《口义》说，庄子先借封人耕田来比喻治理政事，又借此比喻修学。苏轼《稼说》也有类似的说法。改变耕作方法、调整耕作的限度，可以使禾苗繁盛；人的好恶之情则像芦苇，会堵塞心窍，与“茅塞其心”（心智被遮蔽）的意思相近。本性被遮蔽，欲望便日渐增长。若把人欲当作滋养身体的东西，表面上是在扶助形体，实际上却会使行动偏离自然之理，损伤真性，令天理消亡。性情受损，精气也会生病，有的会一并溃散，有的会不断外泄；一旦精气失调，便可能引发疾病。这段话是在警戒人不要纵欲，以免伤身。

“变齐”的“齐”有不同解释：有的读作去声，指耕作的限度或分寸；也有解释认为是改变耕作方法，或改变齐国的耕作方式。结合经文意思，读作去声、理解为限量较为恰当：粗疏的人不能按合适的分寸耕作，所以收成也不好；改变旧日耕作的限度并尽力耕作，禾苗才会繁盛。以此比喻调养身体、治理内心，十分贴切。人心与天性本来都不出自然的范围；人偏要违背自然，才会失去真性，继而伤情损神，却还不自觉。这是因为沉溺于众人惯常的做法。欲望与厌恶损害本性，就像芦苇伤害禾苗一样；蒹葭，便是芦苇初生时的样子。

起初扶助幼苗，使它们一同生长；后来却因长得过盛反而伤害了幼苗。欲望和厌恶会损害人的天性，使人失去本真；身体也会因此亏损衰败，做什么都容易生病，直到耗尽才停止。这就是粗疏地调养身体所招致的结果，能不引以为戒吗？

栢矩向老聃求学，说：“请让我到天下各处游历。”老聃说：“算了吧，天下还是老样子。”栢矩又请求。老聃问：“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栢矩回答：“从齐国开始。”

到了齐国，栢矩看见一个被处刑的人，便上前搀扶他，脱下自己的朝服盖在他身上，仰天哭道：“唉，你啊，你啊！天下的大灾难来了，你却偏偏先遭了殃！”

栢矩接着说：“不要做盗贼，不要杀人。人们一旦树立起荣辱的标准，就会看见自己有所不满；一旦聚集起财货，就会看见彼此争夺。如今，执政者偏偏树立起让人不满的标准，又聚集起引人争夺的财货；使百姓困顿不堪，终日不得休息，却想不让他们落到这样的境地，办得到吗？

“古代治理百姓的君主，把百姓有所得看作自己的所得，把百姓有所失看作自己的过失；把正当归于百姓，把偏差归于自己。因此，只要发现有人失去本性、行为失当，君主就退下来反省责备自己。如今却不是这样：政令暗藏玄机，使人难以理解；把事情弄得艰难，却责罚百姓不敢承担；把责任加得过重，却处罚他们做不到；把路途弄得遥远，却诛杀没有到达的人。百姓的智力和力量耗尽了，就只好用欺诈来应付。每天都滋生许多欺诈，百姓又怎么能安于不欺诈呢？

“力量不够，就会弄虚作假；见识不足，就会欺骗；财物不够，就会偷盗。这些偷盗行为，究竟该责怪谁呢？”

郭象注释说：这里所说的“大灾难”，指的就是后文这些事。灾难既已发生，即使告诫人们不要做坏事，又怎么能办到？人人各自安于本分，就不会有荣辱得失的纷争；一旦树立荣辱标准，人们便会竞相夸耀追逐，奔忙在其中，这难道不是一种病吗？若把知足当作富足，还会争什么呢？

君主有所喜好，百姓就不能安于本分。君主不使百姓有所失，百姓自然能自得；君主不使百姓遭受冤屈，百姓自然端正。万物的形体和天性之所以失常，都是因为君主扰乱了它们。顺应本性，就是让它自然显露；被外物摆布，人们便能看清它；把事情弄得容易，人们便敢于承担；交付的任务合乎人的能力，人们就能完成；道路符合脚力，人们就能到达。百姓的智力和力量耗尽后，就会用欺诈来应付，以躲避惩罚。

惩罚，应该从哪里兴起虚伪之风的人身上追究？又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道理呢？

吕注说：矩曾经做过官。他脱下朝服，盖在死者身上，以此表达哀悯之情。能做到这一步的人，本来就应当明白，百姓之所以犯罪，常常与上位者有关，因此他不忌讳直言批评在上位的人。统治者若放不下荣辱，百姓就会看见他们所看重的东西；若舍不得财货，百姓就会看见他们争夺的根源。如今，统治者把百姓所忧虑的荣辱摆在眼前，又把众人所争夺的财货聚集起来，还让他们为此困苦，怎么可能指望百姓不做盗贼、不杀人，或犯了死罪却不被处死呢？

商汤、周武王曾说，天下各地若有罪，责任都在自己一人身上：把百姓的得失看作自己的得失。伊尹也说，一个百姓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就是自己的过错；一旦发现自身有失，就退下来反省责备自己。这是古代君主体恤百姓、反求诸己的做法。

如今的统治者却愚昧无知，认不出百姓困境的根由，也不敢施以恰当的刑罚；他们不能承受杀戮，却又不肯像先王那样宽宥百姓，也不懂得衡量百姓的力量，只会责怪那些无能为力的人。百姓知道自己的力量已经耗尽，迫不得已便用虚伪应付。上位者处处施行虚伪，却想要下位者不虚伪，这是不可能的。

疑独注说：大道一天天衰微，欺诈虚伪便一天天兴起，百姓从此开始遭受灾祸。“你有什么罪，竟先遭遇这种灾祸？”是在追问：难道百姓天生就想做盗贼、杀人吗？这里所说的大灾祸，也包括荣辱和财货带来的困窘，它们同样会损害人的生活。

上古时，人们不争荣辱，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忧患；不积聚财货，所以不知道有什么值得争夺。如今君主把荣辱置于显要位置，又把持财货，正是在招来百姓忧虑之事、聚集百姓争夺的根源；再加上加重赋税，使百姓困苦，徭役又不得休息，即使不想走到死亡的地步，也难以避免。

古代君主把百姓的得失看作自己的责任，会退而自责；如今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后面四句是在指责当时的统治者：他们把民间隐情掩藏起来，又把不知百姓处境的人当作愚人。总之，他们不顺应人情，反而处处强行安排。百姓明知力量已经耗尽、事情做不下去，只好以虚伪应付。上位者不肯反省根本原因，只在枝节上斤斤计较，又怎么能制止这些问题呢？

碧虚注说：“以家观家，以国观国，则天下犹是……”

柏矩（人名）到齐国，看见一个罪人被处死，便披着朝服在旁边哭泣。这是古礼。哭泣是因为悲伤政教失当，竟使人落到这种地步。究其原因，是统治者树立荣辱观念、聚敛财货，最终招来杀戮之祸；争夺财物的风气又已盛行，想避开大祸，可能吗？老子说：“承受国家的灾祸，才配做天下的君王。”如今的做法却违背古道：把典章法令藏起来，使百姓愚昧；制定不合情理的规定，把违犯的人治罪；委派繁重的事务，再惩罚能力平庸的人；延长行程，却诛罚迟钝弱小的人。百姓的心力都耗尽了，就会想办法欺瞒君上。上位者已经失去真道，百姓也会受其影响。若想让流水变清，就得先澄清源头。

《虑斋口义》解释说：“不让人做的事，难道不是偷盗、杀人吗？”荣辱、名声、货财，都可能成为祸患。上位者先贪好名声，才会招来这些祸害；国家先热衷聚敛财物，才会引发争夺。经文所说的“失得正枉”，是说百姓有过错，君主应归责于自己；哪怕一件事处理失当，也应退而自责。若有百姓未受恩泽，就应当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心怀愧疚。

把财物藏起来不告诉百姓，反而把不知道的人当作愚昧；安排难以完成的事情，把不敢做的人定为有罪；交付沉重的责任，却不衡量人的能力；规定遥远的路程，却不考虑人能走多远；强迫人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人就只能假装应付；强求人做知识达不到的事，人就只能欺瞒应对。上位者索取无度，百姓为了交纳便可能去偷盗。这些虚假、欺瞒和偷盗，都是上位者逼出来的，又能责怪谁呢？

柏矩请求到天下各地游历，孔子也曾有乘木筏出海的想法。柏矩到了齐国，看见罪人被处死在路旁，由此可知当时各国的政治教化是什么样子。他披着朝服哭泣，表达了深切的怜悯。世间的饥寒、疾病、困厄、拘禁和丧忧都可称为灾祸，而生命惨遭摧残，没有比被处死更严重的了。你为什么偏偏先遭遇这样的灾祸？难道是因为偷盗、杀人吗？又是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莫非是荣辱观念和对财货的追逐招来祸患、引发争夺？树立使人受苦的制度，聚集引人争抢的财物，这种风气由来已久，灾祸又怎能避免？这段话含有讽刺当时政事的意思。

古时候治理天下的君主，心里存着爱护和养育百姓的念头，唯恐有一个人失去安身之处。因此，治理能够成功，教化也能普及。如今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以下文字直接指出当时政治的过失：提出批评的人没有罪，听到批评的人也足以引以为戒。篇末又反问：这又能责怪谁呢？其中还带有叹息仍嫌不足的意思，希望在位的君子能够反省自己，更加留心考察。

如果他们真能节制自身的供养、去除弊病、杜绝争斗，使百姓受到德行感化，那么刑罚便可以搁置而不用。这难道不是尽善尽美吗？

注：“一形”应当是“一物”，是传抄时的错误。这个校勘见于《虑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