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Kanripo本）卷1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亲士》篇，主要讲的是治国者要重视贤能之士的道理。

治理国家如果不重视贤士，国家就会灭亡。见到贤才却不急于任用，就会耽误君主的大事。没有贤才就无法应对急难，没有士人就无人共商国策。历史上晋文公流亡后称霸天下，齐桓公离开国家后成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羞辱后仍能成为中原贤君，这三位君主之所以能扬名天下，都是因为在国家危难时懂得任用贤才。

真正高明的君主不会失败，即使失败也能转败为胜，这就是善用人才的智慧。君子不求生活安逸，而是保持进取之心；不贪图财富充足，而是保持知足之心。君子主动承担困难，而普通人则逃避困难。君子即使身处平民之中，也能保持自信而不生怨言。

如果臣子只在乎爵位不敢进谏，近臣沉默远臣抱怨，阿谀奉承之人围绕君主，好的建议被阻塞，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不任用天下贤士，最终身死国灭吗？所以说，与其进献珍宝，不如举荐贤士。

文中用五个比喻说明：最锋利的锥子最先磨损，最利的刀最快变钝，甘甜的井水最先枯竭，高大的树木最先被砍伐，灵验的龟甲总被灼烧，神奇的蛇常被曝晒。就像比干因正直被杀，孟贲因勇猛遇害，西施因美貌沉江，吴起因才能被肢解。所以说才能太过突出反而难以保全。

贤明的君主不会宠爱无功之臣，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无用的儿子。这是在告诫统治者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关于修身治国、选贤任能的道理。

首先说任用人才：如果一个人能力不够却占据高位，那就不配这个位置；如果德行不足却享受厚禄，那就不配这份俸禄。就像好弓虽然难拉开，但能射得又高又远；好马虽然难驾驭，但能负重行远；贤才虽然难以差遣，但能辅佐君主建立功业。所以江河不嫌弃小溪的汇入，才能变得浩瀚；圣人不推辞任何小事，不违背自然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的栋梁。就像江河的水不只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狐裘也不是取自一只狐狸的白毛。

接着讲治国之道：天地不会特别彰显自己，大水不会刻意泛滥，大火不会故意燎原，真正的王者之德也不会刻意表现崇高。如果像箭一样直、像磨刀石一样平，反而不能包容万物。就像狭窄的溪流干得快，浅水容易枯竭，贫瘠的土地长不出庄稼，这三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君王身上，恩泽就传不到民间。

关于修身部分强调：君子作战虽讲究阵法，但根本在于勇气；丧事虽讲究礼仪，但根本在于哀思；士人虽要学习，但根本在于品行。根基不牢就不要追求枝繁叶茂，身边的人都不亲近就不要招揽远方的人，亲戚都不归附就不要结交外人。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要贪多求全。

真正的君子会从近处着手修养自身，看到别人德行有亏就反省自己，这样怨恨自然减少而德行日增。要做到：不听谗言，不说伤人话，不起害人心。这样就算有人想诽谤也找不到把柄。君子的特点是：做事越来越勤勉，志向越来越远大，气概越来越豪迈。

最后提出四种品行：贫穷时要廉洁，富足时要仁义，活着时要仁爱，死后要让人哀悼。这些品行不能作假，必须发自内心。心中要充满仁爱，举止要谦恭有礼，言语要谨慎得体。

《墨子》这段文字主要讲了两个重要道理：一是个人修养，二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先说个人修养。真正能坚持到底的只有圣人。意志不坚定的人智慧就达不到，说话不守信用的人行动就不会有结果。有钱却不肯分给别人的人不值得交朋友，不坚守正道、见识浅薄、分不清是非的人不值得交往。根基不牢固，枝叶必定不稳固；源头浑浊，水流必然不清澈。行为不诚信的人，名声必定败坏。名声不会凭空而来，荣誉不会自己增长，必须靠实实在在的作为才能获得。光会说漂亮话却行动迟缓的人，说得再动听也没人信；出了力却总爱炫耀的人，再辛苦也得不到认可。真正的聪明人心里明白却不啰嗦，做了很多事却不自夸，这样才能名扬天下。说话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华丽而在明白事理。

再说环境对人的影响。墨子看到染丝时感叹：丝放进青染料就变青，放进黄染料就变黄，染缸不同颜色就不同。这不单是染丝的道理，治国也是同样。舜受到许由、伯阳的影响，禹受到皋陶、伯益的影响，商汤受到伊尹、仲虺的影响，周武王受到姜太公、周公的影响。这四位君王因为受到好的影响，所以能称王天下。相反，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影响，商纣受到崇侯、恶来的影响，周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周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谷的影响，这四位君王因为受到坏的影响，最终国破家亡。

齐桓公的例子也说明，君主受到什么人的影响，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选择交往对象要特别谨慎，这关系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主要讲的是君主和士人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染"）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第一部分通过历史人物案例说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牙的影响，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影响，楚庄王受到孙叔敖、沈尹的影响，吴王阖闭受到伍子胥、文义的影响，越王勾践受到范蠡、文种的影响，这五位君主因为受到贤臣的正确引导（"所染当"），所以能称霸诸侯，功名传世。相反，范吉射、中行寅、吴王夫差、知伯摇、中山尚、宋康公这六位君主因为受到奸臣的误导（"所染不当"），最终导致国家灭亡、自身遭殃。

第二部分指出君主安邦定国的关键在于选择贤能之人（"劳于论人"），而不是事必躬亲。那些不会当君主的人，虽然劳心劳力，国家却越来越危险，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要领。

第三部分将这个道理延伸到普通人身上。如果结交的朋友都是讲仁义、谨慎守法的人，家庭就会日益兴旺，个人也会平安显达；如果结交的朋友都是狂妄自大、结党营私的人，家庭就会日益衰败，个人也会陷入危险。文中举了段干木、禽子、傅说这些贤人作为正面例子，子西、易牙、坚刁这些佞臣作为反面例子。

最后引用《诗经》强调：一定要谨慎选择所接触的人。这就像工匠做工需要圆规、矩尺等工具（"法仪"）一样，治理天下也需要准则。墨子说，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法则，上至将相，下至工匠，没有法则就做不成事。工匠用矩画方，用规画圆，用绳测直，用悬锤定垂直，再巧的工匠也要遵循这五种基本方法。

墨子在这段文字中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他指出，工匠们做事都有准则可循，但治理天下和国家的统治者却缺乏明确的法则，这连工匠都不如。那么应该以什么作为治国的法则呢？

墨子首先排除了三种常见选择：效法父母、效法老师和效法君主。因为天下做父母、当老师、为君主的人虽多，但真正仁爱的却很少。如果以这些不仁者为准则，就会导致不仁的法则，这样的法则是不可取的。

接着墨子提出应当效法"天"（即自然法则或天道）。天的运行广阔无私，施予丰厚却不求回报，光明持久不衰。圣明的君王就是以天为准则的。他认为天希望人们相爱互利，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伤害。怎么知道天的意愿呢？因为天普遍地养育着所有人，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城邑，无论贵贱都是天的臣民。人们用牛羊猪狗、美酒谷物来祭祀上天，这不正说明天普遍地拥有和养育着万物吗？

墨子得出结论：爱人利人的人，天必赐福；害人伤人的人，天必降祸。杀害无辜者必定会招致灾祸。他反问：如果人们互相残杀，天怎么会愿意呢？这清楚地表明了天希望人们互爱互助的意愿。

这段《墨子》的内容主要讲了两大核心观点：天意奖惩与治国七患。

关于天意奖惩，墨子认为上天希望人们互爱互助（相愛相利），厌恶互相伤害（相惡相賊）。古代圣王如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善待百姓，敬奉天地鬼神，所以得到上天赐福成为天子；而暴君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虐待百姓，亵渎天地鬼神，最终亡国丧命，子孙后代都唾骂他们。这说明行善得福、作恶招祸是天道规律。

关于治国七患，墨子详细列举了导致国家危亡的七种隐患：第一是只顾修建宫殿却忽视城墙防御；第二是边境告急时邻国不愿救援；第三是滥用民力做无用之事，赏赐无能之辈；第四是官员只求俸禄，游士担忧归途，君主严刑峻法使臣子不敢进谏；第五是君主自以为圣明不问政事，自以为国防稳固不作戒备；第六是信任的人不忠诚，忠诚的人不被信任；第七是粮食储备不足，大臣不堪任用，赏罚失去效力。墨子警告说，国家若存在这七患，必然招致灾祸。

最后强调粮食是民生根本，君主必须重视农业生产（食不可不務），合理利用土地（地不可不力），节约开支（用不可不節）。还定义了饥荒等级：一季无收叫"饉"，两季无收叫"旱"，三季无收叫"凶"。这些思想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核心理念，以及重视民生、居安思危的治国智慧。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国家应对灾荒的措施和储备的重要性。

当粮食收成不好时，官员们要按灾情程度减少俸禄：四种谷物歉收时减五分之一，五种谷物歉收时减五分之二，大灾时减五分之三，严重饥荒时减五分之四，最严重时完全停发俸禄只供给基本口粮。国君要撤去鼎食（豪华饮食），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士人停止上学，国君不制作新朝服，接待诸侯使节时饮食从简，减少车马用度，婢妾不穿丝绸。这些都是国家物资不足时的应对措施。

作者用母亲救掉井里的孩子作比喻，说明在灾荒时救济饥民的重要性。年景好坏直接影响百姓品行：丰收年百姓仁厚，灾荒年百姓易生恶念。关键在于生产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所以国家要重视储备。

古代圣王如大禹遭遇七年水灾，商汤遭遇五年旱灾，但百姓没有挨饿，就是因为他们注重生产储备和节约用度。没有粮食储备就无法应对饥荒，没有武器储备就无法征讨不义，城墙不完整就无法自卫，心中没有谋划就无法应对突发事件。

最后以夏桀、商纣为例，说明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做准备也会灭亡。因此储备是国家大事，粮食是国之珍宝，军队是国之利爪，城池是自卫的保障。

墨子在这段话里批评了统治者奢侈浪费的行为，指出这是导致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

统治者们把大量钱财赏赐给无功之人，掏空国库来置办豪华车马、奇异服饰，强迫百姓服劳役修建宫殿楼台。活着时穷奢极欲，死后还要厚葬，准备华贵的棺椁和大量衣物。他们活着时建造高台楼阁，死后还要修造豪华陵墓。结果百姓在外受苦，国库在内空虚。上层享乐无度，下层痛苦不堪，这样的国家遇到外敌就会受创，遭遇饥荒就会灭亡，这都是储备不足的罪过。

粮食是治国之宝。《周书》说：国家没有三年存粮，就不能算真正的国家；家庭没有三年存粮，子女就难以尽孝。这才叫真正的国家储备。

墨子接着说：古代百姓不会建造房屋时，就住在山陵洞穴里，地下潮湿伤人，所以圣王开始建造房屋。建屋的原则是：高度足以防潮，四壁足以挡风，屋顶足以遮雨雪，围墙高度能保证男女有别就行。圣王建造房屋只为实用，不为享乐；制作衣服鞋带只为保暖，不为奇异。他们自身节俭，教导百姓，所以天下大治，财用充足。

现在的君主却大不相同。他们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衣食之财来建造豪华宫殿，雕梁画栋。这样的奢侈作风被臣下效仿，导致国家无力应对灾荒，无力救济孤寡，最终国贫民乱。如果君主真想治国安邦，建造宫室就不能不节制。

古代百姓不会做衣服时，披兽皮系草绳，冬天不保暖，夏天不凉爽。圣王认为这不合人情，就教妇女纺织。他们修筑城墙时让百姓适度劳作但不伤民力，按照常规征发徭役，百姓劳而不怨。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批评当时统治者奢侈无度、剥削百姓的行为，主张效法古代圣人的节俭治国之道。

古代圣人为百姓制定穿衣标准时，只求冬衣轻暖、夏衣凉爽就够了，不会为了炫耀而铺张浪费。那时候人们不看重豪华车马和精美装饰，因为圣人的治国之道让百姓家有余粮应对灾荒。百姓节俭就容易管理，君主节省开支就财政充裕，国库充实才能应对突发战事，这样才能成就霸业。

而现在的君主穿衣讲究完全不同：冬天要轻暖、夏天要凉爽，这些都满足了还要横征暴敛，强夺百姓衣食所需来制作华服美饰。妇女刺绣、男子雕刻，耗尽财力做这些无益于保暖的装饰。穿衣不再为实用，全为虚荣。导致百姓放纵难管，君主奢侈不听劝谏。这样的君主统治这样的百姓，天下怎能不乱？

饮食方面也一样。古人最初不懂烹饪时吃素分居，圣人教导男子耕种提供食物，饮食只为充饥强身。而现在君主搜刮百姓，准备山珍海味，大国摆百盘、小国摆十盘，铺张浪费到极致。墨子指出：真想治国安邦，就必须从节制衣食这些基本用度做起。

眼睛不能同时看遍所有东西，手不能同时抓取所有物品，嘴巴不能同时尝遍所有美味。冬天会冻成冰，夏天食物容易变质。君主如果过分追求饮食享受，身边的人就会效仿。结果富贵的越来越奢侈，孤寡的却挨饿受冻，这样国家想不乱都难。如果君主真想天下太平，就该节制饮食享受。

古代人民还没发明车船时，重物搬不远，远路走不到。所以圣明的君王造出车船方便百姓。他们造的车船结实轻便，能载重远行，花钱少却用处大，百姓自然乐意使用。这样法令不用催就执行，百姓不劳累就富足，民心自然归附。

现在的君王造车船就不同了：虽然结实轻便都有了，却还要横征暴敛来装饰车船。车上雕花纹，船上刻图案。女子放下纺织去绣花，百姓就挨冻；男子荒废耕种去雕刻，百姓就挨饿。君主这样对待车船，身边人跟着学，结果百姓饥寒交迫，作奸犯科的就多。刑罚越重，国家越乱。真想天下太平，就该节制车船用度。

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规律：天在上地在下，四季有阴阳，人类分男女，禽兽有雌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就算古代圣王也改变不了。古代圣君虽然也有私欲，但不会因此败坏德行，所以百姓不怨恨。宫里不关押宫女，民间就没有光棍。男女婚配得时，人口自然兴旺。

现在的君主呢？大国王宫关着上千宫女，小国也有几百。结果天下男人多打光棍，女人多被关着没丈夫。错过婚育时机，人口就减少。君主若真想人口兴旺，就该节制私欲。

这里讲的是节制之道。圣人提倡在五个方面要懂得节制，而小人则放纵无度。能节制就会昌盛，放纵就会灭亡。这五个方面必须节制：夫妻关系节制则天地和谐，风雨节制则五谷丰收，穿衣节制则身体健康。

在《三辩第七》这段对话中，程繁问墨子："古代圣王不是也制作音乐吗？"他举例说，诸侯处理政事累了会听钟鼓之乐，士大夫会听竽瑟之乐，农夫四季劳作后也会敲击瓦缶取乐。现在您说圣王不作乐，就像让马一直跑不休息，弓一直拉不放松，这恐怕不是血肉之躯能做到的吧？

墨子回答说：尧舜时期有简单的音乐用于礼仪。商汤放逐夏桀后，天下安定才创作《九招》乐；周武王灭商后，继承前代音乐又创作《象》乐；周成王时期则有《驺虞》乐。但比较各代，成王治国不如武王，武王不如商汤，商汤不如尧舜。可见音乐越繁复，治国成效反而越差。所以说音乐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程繁反驳："您说圣王无乐，可这些不都是音乐吗？"墨子解释：圣王的主要精力放在让百姓有饭吃。知道饿了要吃饭是常识，但很多人连这个都不懂。现在圣王虽有音乐但很少，就像没有一样。关键在于分清主次，治国要以民生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