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Kanripo本）卷6

墨子在这里阐述了一个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通过合理利用资源来成倍提升国家实力，而不是靠扩张领土。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时，发布政令、兴办事业都以便利百姓为原则，使用财物绝不浪费，这样既能增加社会财富，又不会让民众过度劳累。

具体来说，制作衣物要兼顾冬夏需求：冬天能御寒，夏天能防暑。如果某种衣物不能同时满足这两项功能，就应该舍弃。建造房屋也是同样道理，既要能抵御冬季风寒，又要能遮挡夏季酷暑和雨水，还要考虑防盗功能。制造铠甲盾牌等兵器，关键在于轻便坚固，经久耐用，否则就该淘汰。制造车船则要轻巧便利，能够畅通无阻地通行四方。

所有这些物品的制作原则都是：必须具有实用价值才去生产。因此圣王执政时，财物不会浪费，百姓不会过劳，却能创造巨大效益。与其像权贵那样沉迷于收集珠宝、鸟兽、犬马等奢侈品，不如把这些资源用在衣物、房屋、兵器、车船等实用物品上，这样国家的实力就能成倍增长。

在人口增长方面，墨子提到古代圣王定下的婚配制度：男子二十岁必须成家，女子十五岁必须出嫁。虽然圣王去世后，百姓的婚龄出现了早晚差异（早的二十岁成家，晚的四十岁成家），但如果按照圣王之法，让百姓提前十年婚配，再经过三年生育期，人口就能在两三年内实现倍增。这说明只要政策得当，人口增长并非难事。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节用》篇，主要批评当时的统治者奢侈浪费、滥用民力，同时提倡古代圣王节俭爱民的政治理念。

现在天下的执政者，他们减少人口的方法实在太多了：让百姓过度劳役，征收沉重的赋税，导致百姓财物不足，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更有甚者，大人们还经常兴师动众攻打邻国，战争长的持续一整年，短的也要几个月，使得夫妻长期不能相见，这也是人口减少的原因。百姓居住不得安宁，饮食没有规律，生病死亡的人很多；再加上攻城野战的死亡人数更是无法计算。这些都不是好的执政者应该做的，他们减少人口的方法实在太多了。

墨子说：摒弃这些无用的做法，效法圣王的治国之道，才是对天下最有利的。古代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统治天下、领导诸侯，是因为他们真心爱护百姓，切实为百姓谋福利，并且言而有信。他们始终如一地这样做，直到去世都不会厌倦。

古代圣王制定了节约用度的法则：所有工匠如造车的、制陶的、冶炼的、木匠等，都只做确实有用的工作。凡是足以满足百姓基本需求之外的额外开支，如果不能增加百姓利益的就停止。在饮食方面，古代圣王的标准是：只要能填饱肚子、增强体力、保持耳聪目明就够了，不追求五味调和、香气扑鼻，也不寻求远方珍奇异食。

举例来说，尧治理天下时，疆域南到交阯（今越南北部），北至幽都（今北京一带），东西到达日出日落之处，天下无不归顺。但他生活极其简朴：吃饭时主食只有一种谷物，肉食不超过一道，用土制的餐具喝水吃饭，俯仰周旋的繁琐礼仪圣王都不采用。在穿衣方面，古代圣王的标准是：冬天穿深色衣服要轻便暖和，夏天穿葛布衣服要凉爽舒适。

古代圣王（指贤明的统治者）做事都遵循实用原则：衣服只要轻便舒适就够了，兵器铠甲只要实用就好，不会增加百姓负担。他们看到猛兽伤人，就教百姓佩戴宝剑防身——这种剑刺击能穿透，劈砍能斩断，侧击也不会折断。铠甲要轻便灵活，穿上能自由活动。车辆要能载重远行，乘坐安稳，行驶快捷。遇到大江大河时，就发明舟船渡人，连王公贵族用的船也不追求豪华装饰。

关于丧葬，圣王制定简朴的规矩：三件寿衣足够包裹遗体，三寸厚的棺材足以安放尸骨，墓穴深度以不触及地下水为准。葬礼结束后，生者不必长期守丧。远古人类没有房屋时，都住在山洞里。圣王考虑到洞穴冬天挡风但夏季潮湿，不利于健康，就发明了房屋——只要墙壁能挡风遮雨，内部整洁能祭祀，有隔断区分男女就够了。

墨子说：仁人治理天下，就像孝子侍奉双亲。孝子会想办法让父母脱贫致富，让家族人丁兴旺，让混乱的家事重归有序。如果能力、财力或智慧不够，至少尽力而为。但绝不会做那些铺张浪费却对百姓无益的事。

墨子在这里讨论的是关于厚葬久丧（长时间守丧和隆重的葬礼）是否符合仁义的问题。他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厚葬久丧是仁义和孝道的表现，另一种则认为这不符合仁义和孝道。双方都声称自己继承了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的传统，但言行却完全相反，这让后世的人感到困惑。

墨子建议用实际效果来检验这两种说法。他认为，如果厚葬久丧确实能让贫穷的人富裕起来，让人口稀少的地方变得繁荣，能够安定危局、治理乱世，那么这就是仁义和孝道，人们就应该提倡。反之，如果厚葬久丧实际上并不能带来这些好处，反而使人民更加贫困、社会更加混乱，那么这就不是仁义和孝道，人们就应该劝阻。

墨子强调，真正的仁者应该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重，通过实际效果来判断一种做法是否值得推行。如果某种做法确实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应该坚持；如果不利，就应该废止。这种实用主义的判断标准体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核心，主张一切行为都应当以实际利益为考量，而不是盲目遵循传统礼制。

墨子在这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厚葬久丧习俗。他指出，真正的治国之道应该是兴利除害，而现在的统治者却让百姓陷入混乱，这种情况从古至今都很少见。

墨子观察到，当时很多士人君子对厚葬久丧的利弊仍然心存疑惑。于是他详细列举了这些习俗带来的危害：王公贵族办丧事要准备多重棺椁、丰厚陪葬品、华美服饰，坟墓要建得高大；普通百姓为了办丧事几乎倾家荡产。诸侯去世时，要耗尽国库的金银珠宝来陪葬，还要埋入大量器物、车马、乐器、兵器等，简直就像用活人殉葬一样。

丧葬制度还规定：要长时间哭泣哀嚎，住在简陋的草屋，睡在草垫上，强迫自己挨饿受冻，弄得面容憔悴、身体虚弱。守丧要持续三年，期间连走路都需要拄拐杖。这样的制度如果推行开来，官员无法处理政务，农夫无法耕种，工匠无法制作器具，妇女无法纺织。厚葬浪费了大量财物，久丧耽误了正常生产，这种做法就像禁止耕种却想要求得丰收一样荒谬。

墨子在这里批判当时盛行的厚葬久丧制度，指出这种习俗对社会造成的三大危害：

首先，追求家族富裕是不可能的。按照当时的丧葬礼仪，君主去世要服丧三年，父母去世也要三年，妻子和长子去世同样要服丧三年，其他亲属也要服丧数月不等。这么长时间的丧期会导致人们身体虚弱、面容憔悴，严重影响劳动能力。百姓冬天不能御寒，夏天不能避暑，生病死亡的人不计其数，这严重影响了人口繁衍。

其次，想要增加人口也是徒劳的。这种丧葬制度就像让人背着剑却想长寿一样矛盾。长期服丧不仅损害健康，还耽误婚嫁生育，导致人口减少。

最后，这种制度还会破坏社会秩序。国家会因为厚葬而贫穷，百姓会因长期服丧而减少。上层官员忙于丧事就无法处理政务，下层民众忙于守丧就无法从事生产。衣食不足就会引发家庭矛盾，儿子会怨恨父亲，弟弟会怨恨兄长，臣子会反抗君主。穷困潦倒的人就会沦为盗贼，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墨子认为，想要通过这些丧葬制度来治理国家，就像让人多次转身却不许他背对自己一样荒谬。这些制度不仅不能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反而会带来贫穷、人口减少和社会动乱。

（注：文中"厚葬久丧"指花费大量财物举办葬礼并长期守丧的习俗；"睘"通"还"，指转身、回旋的动作）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主要批判厚葬久丧（铺张浪费的葬礼和长期守丧）的弊端，并阐述古代圣王制定的简朴丧葬制度。

墨子的观点很明确：如果一个国家推行厚葬久丧的政策，必然会导致三种恶果：国家贫困、人口减少、政治混乱。国家贫穷就无法储备物资；人口少了就没人修筑城墙沟渠；政治混乱就会导致对外作战失败、对内防守不稳。这样的国家，大国不来攻打才怪。

至于想通过厚葬来求得鬼神赐福，更是荒谬。国家穷了，祭品就不洁净；人口少了，祭祀的人手就不足；政治乱了，祭祀就不能按时举行。这样对待鬼神，鬼神反而会降下灾祸惩罚他们。

古代圣王制定的丧葬法则是：棺材厚三寸，能装殓尸体就行；衣服被褥各三件，能遮盖遗体就行；墓坑深度不超过泉水，高度不散发臭味，面积三犁耕的地就够了。死者下葬后，生者不必长久哭泣，而应尽快恢复正常劳作，各尽所能，互惠互利。这才是圣王的治国之道。

墨子通过这段论述，表达了他反对儒家厚葬主张、提倡节用节葬的实用主义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当把精力放在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上，而不是搞那些虚华的丧葬仪式。

墨子在这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厚葬久丧习俗。他用古代圣王的例子说明，真正的圣王都实行薄葬短丧：

尧帝在北方教化八狄部落时去世，葬在蛩山北面，只用三套衣服包裹，用穀木做的棺材，用葛藤捆扎。葬礼结束后人们就继续生活，墓地不堆土堆，后来牛马都可以在上面行走。

舜帝在西方教化七戎部落时去世，葬在南已的市场旁，同样用三套衣服、穀木棺材和葛藤捆扎。下葬后市场照常开放，人们可以自由经过。

禹王在东方教化九夷部落时去世，葬在会稽山，也是三套衣服，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葛藤捆扎。墓穴深度恰到好处，既不到达地下泉水，也不会让气味散发到地面。下葬后用多余的土稍微堆个矮坟，面积只有三垄耕地大小。

墨子指出，这三位圣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根本不缺钱财，却都选择简朴的葬礼。反观当时的王公贵族，葬礼奢华浪费：要准备多重棺木、玉器、兵器、乐器、绣品、车马，甚至还要陪葬歌舞艺人。他们大兴土木修建陵墓，劳民伤财到了惊人的程度。

墨子质问：如果说厚葬久丧真能帮助穷人变富、增加人口、安定乱世，那确实是仁义之举，应该提倡。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习俗只会让国家更穷、人口更少、社会更乱。因此，厚葬久丧既不符合仁义道德，也不是真正的孝道，必须加以制止。

墨子在这里批评当时盛行的厚葬久丧习俗。他指出，大国攻打小国已经不对了，还想通过厚葬来祈求鬼神赐福，反而会招致灾祸。考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王的治国之道，会发现厚葬久丧根本不符合圣王之道；而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这些暴君的行为，倒是和厚葬习俗如出一辙。

有人坚持厚葬久丧的做法，墨子反驳说：这只是因为人们习惯了这种风俗罢了。他举了几个例子：越国东边有个叫□沐的国家，长子出生后要肢解吃掉，说是为了"宜弟"（让弟弟们好养活）；祖父死后，要把祖母背到野外扔掉，说"鬼妻不能同住"。这些做法在当地形成风气，难道就是仁义之道吗？

楚国南边的炎人国，亲人死后要把肉剔掉扔掉，只埋骨头才算孝子；秦国西边的仪秉国，亲人死后要堆柴火焚烧，说是让灵魂升天。这些做法在当地成为政令和风俗，但同样不符合仁义之道。

墨子认为，从这三个国家的角度看，中原的厚葬太奢侈；从中原角度看，那些国家的葬仪又太简薄。穿衣吃饭要适度，葬礼为什么就不能有节制呢？于是他制定了丧葬标准：棺材三寸厚能装骨头就行，衣服三件能裹住尸体就行，墓穴深度以不渗水、不散发气味为度。哭丧后就该回去干活，祭祀适度即可。

墨子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的丧葬习俗，说明厚葬并非天经地义，主张节葬节丧的实用主义思想。他认为葬礼应该像衣食住行一样保持适度，反对劳民伤财的厚葬久丧。

墨子在谈论孝道时说，遵循他的学说就不会违背生死之间的根本利益。他特别强调：当今天下的士人君子们，如果真心想要践行仁义，成为高尚的贤士，就应该向上效法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向下谋求国家百姓的实际利益。

这里提到的"节丧"（节俭办丧事）政策尤其值得重视。墨子认为，过度铺张的丧葬习俗既不符合圣王之道，也不利于百姓生计。他主张丧葬礼仪应当适度从简，这样既体现了对逝者的孝心，又不会给生者造成过重的经济负担。这种务实的态度，正是墨子学说中兼顾生死利害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