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卷17

慎到（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说：飞龙要依靠云雾才能腾飞，腾蛇要借助雾气才能游动。一旦云消雾散，龙蛇就和蚯蚓蚂蚁没什么区别了，因为它们失去了依托。同样，贤能之人如果屈居于无能之辈之下，就是因为权力小地位低；而无能之人若能驾驭贤者，则是因为手握重权身居高位。尧如果是个普通百姓，连三个人都管不好；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搅乱天下。由此可见，权势地位才是可以依靠的，贤能才智并不值得羡慕。

就像弱弓射出的箭能飞很高，是借助了风力；无能之人发布的命令能被执行，是依靠众人的支持。尧在基层教导百姓时没人听他的，等到他面南称王统治天下时，命令就能立即执行，禁令就能立刻生效。这说明贤能才智不足以服众，而权势地位却可以约束贤者。

回应慎到的观点：龙蛇确实需要借助云雾之势，但问题在于——如果只靠权势而不选择贤能之人来治理，真的能天下大治吗？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龙蛇能乘云驾雾，是因为它们本身具备这种能力。现在云层再厚，蚯蚓也飞不起来；雾气再浓，蚂蚁也游不动。桀纣拥有天子威势这等"云雾"，却仍使天下大乱，正是因为他们才能低下。况且，尧用同样的权势治理天下，和桀用同样的权势祸乱天下，权势本身有什么区别呢？

权势这东西，并不能保证贤者用它而奸人不用它。贤者用权势则天下治，奸人用权势则天下乱。但人性本质是贤者少而庸人多，若用权势之便来助长乱世庸人的气焰，那用权势祸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所以说权势既有利于治国，也有利于作乱。《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飞进城就会吃人。让庸人掌握权势，就像给老虎插上翅膀啊。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势"（权力地位）对治国的影响。作者用生动的比喻说明：权力就像给老虎插上翅膀，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有了权力，就像老虎长了翅膀更加凶残。他们建造高台深池耗尽民力，用炮烙酷刑伤害百姓，这些暴行都是因为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助力。

作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把国家比作一辆车，权力就是拉车的马，号令是缰绳，刑罚是马鞭。让尧舜这样的贤君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这样的暴君来驾驭，天下就大乱。这就像同样的车马，让拙劣的驭手（臧获）驾驶会被人嘲笑，让高手王良驾驶却能日行千里。

文中特别指出：有些人以为单靠权力就能治理好国家，这种想法很肤浅。权力本身是中性的，就像自然存在的力量，关键看谁来运用。尧舜生来就在高位，十个桀纣也搅不乱天下；而桀纣在位时，十个尧舜也难以挽回乱局。这就是"势治不可乱，势乱不可治"的道理。

最后用"自相矛盾"的典故作结：就像卖矛和盾的人夸耀自己的盾能挡住任何矛，又夸耀自己的矛能刺穿任何盾，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暗示单纯依赖权力来治国，就像这个矛盾的故事一样站不住脚。

这段文字讲的是"矛盾"的道理和治国用"势"的重要性。

有个卖兵器的人先夸自己的盾牌坚固无比，任何东西都刺不穿；接着又夸自己的矛锋利无比，没有刺不穿的。旁人问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样？"这人就答不上来了。这说明"最坚固的盾"和"最锋利的矛"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同时成立的。

贤能的人就像那支无坚不摧的矛，权势就像那面坚不可摧的盾。贤能和权势这两者也是不能并存的。像尧舜这样的圣君和桀纣这样的暴君，千年才出一个，而世上大多数统治者都是中等资质的普通人。我主张的治国之道就是要依靠"法"和"势"——制定法律，掌握权势。这样中等资质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

如果放弃权势、背离法律，只等着尧舜那样的圣君出现才治国，那就等于让国家混乱千年才能得到一时清明；反过来，如果坚持法治、善用权势，即使遇到桀纣那样的暴君，也只是千年清明中的一时混乱。这两者的差别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差距会越来越大。

就像不用规矩和尺子，连造车高手奚仲也做不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激励和刑罚威慑，就算尧舜挨家挨户去劝说，连三户人家都管不好。权势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如果非要等贤人治国，就像让饿着肚子的人等一百天后的美味饭菜，早就饿死了。

有人说："好马好车，让奴婢驾驶会被人笑话，让王良（古代驾车高手）驾驶就能日行千里。"我不认同。就像指望擅长游泳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就算越人善泳也来不及。指望古代的王良来驾驭今天的马，就像指望越人救溺水者一样不现实。其实只要有好马好车，每五十里换一次马，让中等水平的车夫驾驶，也能跑得又快又远。

这段文字用矛与盾的比喻，说明治国不能依赖偶然出现的圣君，而要建立法治和善用权势，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问辩第四十一》，主要讨论辩论产生的根源和治国之道。

韩非子认为，辩论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君主不够英明。在明主治国时，法令是最重要的准则，言论必须符合法令。君主会采纳那些虽非法令规定但能应对变局、创造利益的建议，但要求建议者必须承担后果：建议得当有大赏，不当则受重罚。这样愚者不敢妄言，智者也无从争辩，自然就没有无谓的辩论了。

乱世则相反：君主颁布法令，百姓却用诗书礼乐来非议；官府制定法规，民众却用个人行为来对抗。君主反而轻视法令，推崇学者的智巧行为，这就是乱世文学盛行的原因。

韩非子用射箭作比喻：没有固定靶子，就算射中秋毫也不算善射；设五寸靶子，十步之外只有后羿、逢蒙这样的神射手才能命中。同样，评判言行若不以实际功用为标准，再精妙的言论、再坚定的行为都像无的放矢。乱世却以难懂为高明，以博学为善辩，以特立独行为贤能，以违抗君命为刚直，这样的评判标准必然导致社会混乱。

（注：王良是古代驾车高手，臧获指奴仆；尧舜是圣君，桀纣是暴君；饴蜜指甜食，莱亭历指苦菜；后羿、逢蒙是古代神射手）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问田》篇，主要讨论治国用人之道和政治改革的风险。以下是现代白话解读：

徐渠问田鸠（战国思想家）："为何像阳成义渠这样的名将被安排在小职位，公孙亶回这样的贤相反而在基层？"田鸠回答："这是因为君主懂得考核人才的方法。楚国任用宋觚、魏国重用冯离导致亡国，就是因为他们只听信花言巧语，不经过基层历练就委以重任。明智的君主必须通过基层实践来考察人才。"

堂谿公劝告韩非子："遵循古礼、谦逊退让才是保全自身的方法。你现在推行法术改革，就像吴起被肢解、商鞅遭车裂一样危险。"韩非子回应："我明白您的善意。但治理天下的关键、规范百姓的法度，不是容易把握的。我之所以要废除先王旧制，建立新的法度，是为了百姓的利益。不畏惧昏君带来的灾祸，坚持做利民之事，这才是仁智之士的行为。如果因为怕死就逃避改革，即便个人保全了聪明才智，对国家又有什么贡献呢？"

这段对话展现了法家思想的核心：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和实践考核来选拔人才，强调改革者应当以百姓利益为重，即使面临个人危险也要坚持变法。同时反映了当时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思想交锋。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定法》篇，主要讨论治国理政中"术"与"法"的关系。

有人问：申不害主张的"术"（权谋手段）和公孙鞅主张的"法"（法律制度），哪样对国家更重要？回答是：这就像问衣服和食物哪个更重要一样，两者缺一不可，都是治国必备的工具。"术"是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依照名分考核实绩、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方法，是君主必须掌握的；"法"是官府明文颁布的律令，让百姓清楚刑罚标准，奖赏守法者而惩罚违法者，是臣民必须遵循的。君主没有权术就会受蒙蔽，臣子没有法令就会生乱象。

接着讨论单用"术"或单用"法"的弊端：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时，韩国新旧法令并存，导致奸臣可以钻空子——对自己有利就引用旧法，不利就援引新法。所以尽管申不害努力运用权术，韩国七十年都没能称霸，问题就出在没有统一法令。公孙鞅治理秦国时，建立连坐制度确保法令执行，重赏严罚使百姓勇于作战，国家因此富强。但因为没有运用权术识别奸臣，最终富强成果反被奸臣利用。

这段论述揭示了韩非子"法术并用"的核心思想：法治建设需要配合君主的权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有效统治。他用韩国和秦国的实例证明，偏废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治国出现漏洞。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说疑》，主要讨论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和法治问题。韩非子通过分析秦国几位大臣的案例，指出单纯依靠法治而不懂权术的弊端。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虽然强大，但孝公死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相继即位期间，张仪、甘茂、穰侯、应侯等大臣都利用秦国力量谋取私利。他们打仗胜利就提高自己地位，扩张领土就建立私人封地。这是因为君主缺乏识破奸臣的权术，商鞅制定的法律反而被臣下利用作为谋私的工具。

有人问：君主用申不害的权术，官员行商鞅的法治，这样可行吗？韩非子认为两者都有缺陷。申不害主张官员不越权办事，知道其他部门的问题也不上报，这会导致君主失去耳目。商鞅的军功授爵制也有问题，比如规定杀敌数量对应升官级别，但让杀敌勇士当医生或工匠就不合适，因为做官需要的是治理才能，不是勇力。

韩非子总结说，治国最重要的不是赏罚得当这种表面功夫。如果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惩罚无辜的百姓，这算不上贤明。真正重要的是赏罚要符合法治精神，同时君主必须掌握驾驭臣下的权术。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在法和术两方面都还不够完善。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的是治国用人之道。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控制人心，其次是控制言论，最后才是控制具体行为。现在的人都说要用仁义智慧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却不知道过分强调仁义智慧反而会危害国家。真正有道的君主应该远离空谈仁义，去除虚浮的智慧，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使百姓安定、国家稳固。

韩非子指出，权术是君主掌握的治国手段，法律是官员遵循的准则。他列举了历史上六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有扈氏、讙兜氏、三苗、桀、纣、晋国的奸臣），这些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用花言巧语迷惑君主。历代君主用人得失不同，有的因用人得当而国安，有的因用人不当而国亡，可见选择身边近臣必须谨慎。

最后提到十二位古代贤人（如许由、伯夷叔齐等），这些人面对利益不动心，面临危难不畏惧，就算把天下给他们也不要。韩非子认为这种不受赏罚影响的人，是难以驱使的"不令之民"。这些贤人有的隐居山林，有的饿死山谷，说明过于清高的隐士对治国并无实际用处。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历史上不同类型的臣子，阐述了什么样的臣子值得重用、什么样的臣子应该警惕的道理。

首先列举了关龙逢、比干等六位忠臣，他们总是直言进谏，希望君主采纳建议。如果君主听从，他们就像老师教导学生；如果不听，他们就会冒犯君主，甚至不惜家破人亡、身首异处。但作者认为，即便是古代圣王也难以忍受这样的臣子，当今时代更不需要。

接着提到田恒、子罕等九位奸臣，他们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对内扰乱朝政，对外勾结势力，专门谋取私利。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制止这类人，昏庸的君主根本发现不了他们的真面目。

然后赞扬后稷、皋陶、伊尹等十五位贤臣，他们勤勉工作，谦卑谨慎，依法办事，为国尽忠。即便立下大功也不自夸，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君主。这样的臣子能把昏君辅佐好，更不用说辅佐明君了，这才是真正的"霸王之佐"。

最后批评滑之、王孙申等十二位小人，他们只顾眼前小利而罔顾法纪。全文通过正反对比，说明君主应当任用贤能、远离奸佞的道理。

这段文字讲的是奸臣的危害和明君用人之道。

那些阿谀奉承的奸臣，得势时就排挤贤良、蒙蔽君主；失势时就扰乱百官、制造祸端。他们只想着迎合君主的私欲，只要能得到君主欢心，就算让国家破败、百姓遭殃也在所不惜。这样的奸臣，连圣明的君主都怕被他们夺权，何况昏庸的君主呢？历史上周威公、郑子阳、陈灵公、楚灵王等君主，都是因为宠信奸臣而身死国亡。

真正圣明的君主用人不分亲疏，只论才能。他们提拔贤人不论出身，哪怕是在山林隐居的隐士、监狱里的囚徒，甚至是放牛做饭的卑贱之人，只要对国家百姓有利就会任用。而昏君则相反，他们不了解臣子的品行就委以重任，轻则名声受损、国土削减，重则国破家亡。

文中举了尧、舜、商汤、周武王等圣君的例子，他们甚至不惜处罚自己的至亲，就是因为这些人危害国家、伤害百姓。昏君往往只听众人议论来评判臣子，结果让奸臣有机可乘，在朝中结党营私、互相包庇。

这段文字讲的是奸臣如何通过权谋手段篡夺权力，最终危害国家。其中提到几个关键手法：

爵位和俸禄本是用来激励人的，但奸臣会利用这些来笼络党羽。不依附他们的人就会遭到迫害，众人贪图利益就屈服于他们的威势。奸臣表面欢喜时能给人好处，一旦忌恨发怒就会害人。他们让民众归附自己，用虚名传遍全国，君主不了解实情，反而以为他们是贤臣。

奸臣还会派诡诈之人假装得到诸侯宠信，配备车马仪仗，拿着玉器符节（古代信物），用漂亮言辞装点门面，用财帛收买人心。他们让诸侯用花言巧语影响君主，表面为公议政，实则夹带私货。这些使者来自他国，谈论国事的却是本国奸臣安插的亲信。君主被巧言迷惑，误以为这些人是天下贤士。

朝廷内外的人统一口径，大人物不惜降低身份结交奸臣，小人物则用高官厚禄收买。奸臣的党羽越来越多，渐渐生出邪念。他们歪曲历史说：古代圣君明主不是按长幼次序继位，而是靠结党聚众、弑君夺位才成功的。还举例说舜逼尧、禹逼舜、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这四位王者，其实都是臣子弑君，却被天下人称赞。

奸臣进一步举例当代案例：田成子夺取齐国，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氏夺取周王室，易牙夺取卫国，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听到这些例子，奸臣们立刻竖起耳朵觉得有理。于是他们在内结党营私，在外勾结豪强，等待时机一举夺取国家。最终对内靠党羽弑君篡位，对外借诸侯势力颠覆国家，用阴谋手段控制君主。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历史案例，揭示了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不在于表面行为，而在于能否正确任用臣子。

周宣王之后，数十个国家灭亡，其中很多都是因为臣子弑君篡位。国家危难可能来自内部或外部，各占一半。那些耗尽民力、导致国家破败的君主，反而还算得上是贤明的。真正糟糕的是那些放弃法度、改变治国之道、只求保全自身的君主。

君主如果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即使沉迷打猎享乐，国家也能存在；如果不懂用人之道，就算勤俭节约，国家照样会灭亡。比如赵国的敬侯（赵敬侯）品行不端，贪图享乐，冬天打猎，夏天游玩，通宵达旦饮酒，对不恭敬的大臣随意处斩。但他在位几十年，国家却安然无恙，就是因为他懂得任用贤臣。

反观燕国的子哙（燕王哙），作为周朝名臣邵公奭的后代，拥有广阔疆土和强大军队。他不近女色，不听音乐，亲自下地耕作，比古代圣王还要勤政爱民。可最终却被臣子子之夺权，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笑柄。这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如何任用臣子。

文中指出臣子有五种奸邪行为（五奸）：用钱财收买声誉、用赏赐收买人心、结党营私抬高自己、通过赦免罪犯树立权威、曲意逢迎下属。君主若不能识破这些，就会导致国家危亡。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诡使》篇，主要论述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原则和需要警惕的乱象。

首先指出五种迷惑百姓的行为（奇谈怪论、华丽服饰、夸大言辞等），明智的君主应当禁止这些现象。杜绝这些现象后，那些只会空谈而行为不当的人就不敢在朝廷上信口开河。这样群臣平时注重修养，执行命令时尽心尽力，不敢擅自行动或歪曲事实，这才是圣王管理臣子的方法。

文中特别强调四种危害国家的现象：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企图取代嫡子、妾室妄想比肩正妻、臣子觊觎宰相之位、宠臣图谋君主权威。这四种僭越行为会导致国家危亡。引用《周记》说明：不能抬高妾室贬低正妻，不能尊崇庶子轻视嫡子，不能宠爱近臣使其与重臣并列，不能让大臣权势威胁君主。破除这四种僭越，国家才能安定；否则就会招致亡国之祸。

后半部分提出治国的三大要素：利益、威势和名分。利益用来赢得民心，威势用来推行政令，名分是上下共同遵守的准则。现实中这三个要素虽然存在，却出现治乱交替的现象，原因在于君主推崇的事物与实际治国原则相矛盾：比如轻视名分的人反被世人称赞高尚，不追求官位的人反被称为贤能，不重利益威势的人反被看作重视法治，不守法度而行私惠的人反被视为忠诚，拒绝官职的人反被当作清高。这种价值标准的错位，正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

世人把那些敢于触犯刑罚、藐视法律的人称为"烈士"，把不怕杀头死罪的人叫作"勇夫"。百姓追求虚名比求利还急切，那些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怎能不隐居深山折磨自己来博取天下名声呢？所以国家治理不好，不是百姓的过错，而是统治者治国之道出了问题。

现在社会上把导致混乱的行为当作高贵，却轻视真正能治国安邦的做法。百姓追求的东西，往往与统治者用来治国的原则背道而驰。如果百姓服从上级命令，这本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但现实却是：忠诚老实、专心做事的人被嘲笑为"土包子"；严格遵守法令的人被骂作"死脑筋"；敬畏上级、害怕犯罪的人被讥讽为"胆小鬼"。

说话合乎时宜、行为恰到好处的人，反被说成"没出息"；不搞小团体、专心跟官吏学习的人，却被贬为"乡巴佬"；难以收买的人被称作"正直"，不肯受贿的人被叫作"清廉"，难以管束的人反而被誉为"守规矩"。不服从命令成了"勇敢"，不为君主谋利成了"忠厚"，清心寡欲、宽厚仁慈成了"假仁假义"。

稳重自爱被说成"摆架子"，私下讲学聚众成了"名师高徒"，闲居独处被夸为"有思想"。损人利己反被称为"能干"，阴险浮躁、反复无常倒成了"聪明才智"。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空谈博爱天下的人被捧为"圣人"；空喊根本大道理却毫无实用价值，行为违背世俗常理的人，反被尊为"伟人"；看不起官职俸禄、不巴结上司的人，竟被誉为"豪杰"。

这些歪风邪气在民间蔓延，对内扰乱百姓思想，对外危害国家利益。统治者本该禁止这些不良风气、消除其影响，却反而加以推崇，这等于是在教导百姓犯上作乱，还美其名曰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本应靠刑罚，现在却让标新立异的人受到尊崇；国家稳定的根基在于清静无为，却让浮躁阴险、阿谀奉承的人掌权。

全国百姓服从统治靠的是诚信仁德，却让狡诈阴险的人得势；政令得以推行、威严得以树立靠的是恭谨节俭，却让标新立异的人显赫；粮仓充实靠的是农耕本业，却让从事刺绣雕刻等奢侈行业的人先富起来；名誉应该给予耕战有功的人，却让那些空谈者获得了美名。

这段文字是韩非子对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尖锐批评。他指出国家存在的几大矛盾现象：

守卫城池的战士死后，他们的孤儿却在路边挨饿乞讨，而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弄臣们却坐着豪华马车、穿着丝绸衣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战场上立下战功的将士们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反而是那些占卜算卦、溜须拍马的人天天受到赏赐。

真正遵守法度、忠心为国的贤士得不到重用，而那些花言巧语、投机取巧的奸邪之徒却屡屡获得高位。国家设立租税制度本是为了备战和充实国库，结果士兵们纷纷逃亡，依附权贵之家来逃避徭役赋税。

国家本应用良田美宅来激励将士，但战场上断头裂腹、曝尸荒野的战士连安身之地都没有，他们的田地反被没收。而那些毫无功劳的大臣和近臣们却随意挑选最好的宅院和田地。

韩非子痛心地指出：真正打仗的将士得不到职位，闲散无用的官员反而尊贵显赫。这样治国，国家怎能不衰败？地位怎能不危险？他还批评当时士大夫不以污浊为耻，靠裙带关系就能快速升官，而有战功的人反而贫贱。

最后他总结说：大臣们结党营私，虽然不合法却能作威作福，这样君主就会变得卑微，而大臣的权力就会过重。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当权者犯了严重的错误。

制定法令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私心。一旦法令得到执行，谋私利的歪门邪道就会被废止。私心是破坏法制的根源，而那些心怀二意的读书人，隐居在深山老林里，暗中谋划，高谈阔论批评时政，小则蛊惑百姓，大则非议朝廷。如果君主不加以禁止，反而用虚名来尊崇他们，用实利来笼络他们，就会导致没有功劳的人获得显赫地位，不劳而获的人变得富有。这样一来，那些心怀二意的读书人怎么会不处心积虑，用诡辩和诽谤来攻击法令，以求达到与世俗相反的目的呢？凡是扰乱君主统治、反对社会秩序的人，往往就是这些心怀二意的读书人。所以古语说：治国靠的是法制，乱国源于私心。法令确立了，就没有人能够谋私利了。所以说：推崇私心会导致混乱，遵循法制才能实现治理。如果君主不按这个原则治国，那么聪明人就会用花言巧语谋私，贤能之士也会怀有私心。君主施以私恩，臣下就会滋生私欲。那些自诩圣贤的人结成团伙，编造言论来非议法令，呈报给君主。如果君主不加以禁止和堵塞，反而尊崇他们，这就是在教导臣下不听从君主、不遵守法令。结果就是所谓的贤者靠虚名获得高位，奸人靠赏赐发财致富。这样一来，君主就难以驾驭臣下了。

（注：这段文字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核心思想，强调必须用严明的法令来遏制私心私欲，尤其批判了那些不事生产、空谈误国的"私学"之士。韩非子认为，如果君主纵容这些行为，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君权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