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卷20

韩非子在《忠孝》篇中尖锐批评了当时社会对"孝悌忠顺"观念的盲目推崇。他指出，天下人都认为孝顺父母、忠于君主的道理是正确的，却不去仔细考察这些道理的实际效果。正是因为人们不假思索地效法尧舜之道，才导致了弑君犯上、父子关系扭曲的乱象。

文中列举了历史案例：尧作为君主却把帝位让给臣子舜，舜作为臣子却取代了君主尧；商汤、周武作为臣子杀害了自己的君主，还对其尸体施以刑罚，却受到天下人称赞。韩非子认为，这些行为破坏了君臣纲常，正是导致天下至今不能太平的根源。

在韩非子看来，真正的明君应该能驾驭臣子，贤臣应该恪守法律、尽忠职守来辅佐君主。而尧舜禅让、汤武革命的行为，实际上破坏了这种正常的君臣关系。他特别强调"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这三纲关系，认为这三者顺则天下治，逆则天下乱。

最后，韩非子借孔子见瞽叟（舜的父亲）时表现出的恭敬态度为例，指出孔子其实也不真正懂得孝悌忠顺之道。他认为，如果推崇所谓"有道之人"，就会导致这些人既不能安心做臣子，也不能安心做儿子，最终破坏社会秩序。韩非子主张应该"尚法而不尚贤"，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反对盲目推崇所谓的贤人政治。

韩非子这段话讨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贤能的臣子和孝顺的儿子，如果不对君主和父亲尽忠尽孝，反而会带来危害。

他首先指出，父亲希望有个好儿子，是希望家境贫寒时能变富裕，自己受苦时能享安乐；君主想要贤臣，是希望国家混乱时能治理好，自己地位低下时能获得尊崇。但如果有了贤能的儿子却不帮助父亲，父亲在家反而更痛苦；有了贤臣却不辅佐君主，君主的地位反而更危险。这样的"贤"只会带来害处。

接着他批判了历史上被称颂的贤人：舜凭借贤德夺取了君主的国家，商汤、周武王以正义之名放逐或杀害了自己的君主。这些所谓的贤人实际上危害了君主，却被天下人称赞。古代那些烈士（指特立独行的贤士）在朝不臣服君主，在家不顾家庭，既否定君主又否定亲人，这是导致乱世和绝后的做法。

韩非子特别批评了舜：他放逐父亲瞽叟，杀害弟弟象，不能算仁；娶了尧的两个女儿而取得天下，不能算义。如果像《诗经》说的"普天之下都是王的土地，所有人都是王的臣民"，那么舜在外是君主的臣子，在家却是父亲的君主，还娶了君主的女儿，这完全违背了伦理。

最后他总结：这些烈士对内不顾家庭导致绝后，对外假装侍奉君主，死后尸骨腐烂在荒野，却让天下人效仿，这是让所有人都去送死。他们宣扬的所谓恬淡无为的学说和模棱两可的言论，在韩非子看来都是无用的。人活着必须侍奉君主、奉养父母，不能追求什么恬淡无为；必须讲究忠信、遵循法度，不能沉迷于那些虚无缥缈的言论。

这里讲的是关于忠孝之道的深刻道理。孝顺的儿子侍奉父亲，不是为了争夺父亲的家产；忠心的臣子侍奉君主，也不是为了夺取君主的国家。如果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家的父母多么勤劳能干，这实际上是在暗中贬低自己的父母；做臣子的总是歌颂古代君王的仁德，这其实是在变相批评现在的君主。

那些批评自己父母的人会被认为不孝，但批评君主的人反而被天下人称赞为贤能，这正是社会混乱的根源。所以真正的忠臣不应该总是把尧舜的贤明挂在嘴边，不该赞美商汤周武的功业，不该空谈烈士的高尚。真正该做的是恪守本分、专心侍奉君主。

古代百姓淳朴愚钝，可以用虚名来激励他们。但现在的百姓聪明机灵，总想自作主张，不听上级指挥。对这些人，必须用奖赏来鼓励他们进取，用刑罚来防止他们退缩。

有些人说像许由那样让出天下的人，再高的奖赏也激励不了；像盗跖那样不怕死的人，再重的刑罚也阻止不了。但治理国家不能以这两种极端例子为标准。治国要用常理常道，过分强调极端特例反而会危害治国。

最上等的人不需要奖赏激励，最下等的人不畏惧刑罚威慑。但如果因此就取消奖罚制度，那就失去了治国用人的基本原则。现在很多臣子不谈国法，只热衷于讨论合纵连横的外交策略。这些空谈永远无法成就真正的王霸之业。真正的王者专注于自己的治国之道，所以三王五霸都不靠这些花哨的外交手段就能成就功业。

韩非子在这一段阐述了君主权力被大臣和近臣架空所导致的危险。他打了个比方：就像马能负重拉车靠的是筋骨力量，君主统治天下靠的是威势。如果大臣掌握了威势，左右近臣独揽大权，君主就失去了统治力量，就像老虎失去爪牙一样。

文中举了两个历史教训：宋国君主被子罕夺权，齐国简公被田常架空，都是因为没能及时收回权力而亡国。现在很多君主虽然知道这些历史教训，却看不清自己正面临同样的危险。

韩非子指出，真正懂治国之术的人（法术之士）往往被当权大臣排挤。因为如果君主重用这些懂治国之术的人，权臣就不能独断专行，近臣也不敢卖弄权势。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权臣结党营私，排挤贤能，导致真正有才能的人难以得到重用。

最后他强调，英明的君主应该论功行赏、量才录用。只有真正任用贤能之士，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在告诫君主要牢牢掌握权力，防范权臣专权，同时要善于发现和任用真正的人才。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的是君主如何选拔人才和治理国家的道理。用现代话来说：

在朝廷里，如果让有功劳的人得到丰厚待遇，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那么那些靠私人关系混日子的人就没法靠耍小聪明上位了。这样就能聚集真正的人才，赶走那些走后门的人。

现在有些君主常犯的错误是：身边亲近的人不一定聪明，但君主听了他们的话，就等于和蠢人讨论智慧；当权的人不一定贤能，但君主参考他们的意见，就等于和庸人讨论德行。结果就是聪明人反而要听蠢人指挥，贤能的人反而被庸人评判，真正的人才什么时候才能被重用呢？君主这样就会被蒙蔽。

历史上关龙逢劝夏桀被杀、比干劝商纣被挖心、伍子胥忠谏吴王夫差却被杀，这些忠臣不是进言不对，而是君主不辨贤愚造成的悲剧。如果现在的君主不肯任用真正懂治国之术的人才，反而听信庸臣，那还有哪个聪明人敢冒死进谏呢？这就是天下大乱的原因。

关于法令的执行：法令要明确固定，不能随意改动。公平执法，官吏就难作恶。法令既定，不要听信花言巧语来破坏它。按功劳任用，百姓就少说空话；按名声任用，百姓就多搞虚名。

断案能查证五里范围细节的君主可称王，能查证九里的国家就强大。拖延办案会使国力削弱。用刑罚治国，用奖赏激励作战，给厚禄让官员用好方法。巡查都市过错，都市就少奸邪；市场上奢侈品多，农民懈怠，奸商得势，国家必定衰弱。百姓有余粮时，让他们用粮食换爵位，但必须靠真实贡献，这样国家才能强盛不衰。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用管子作比喻：三寸粗的管子如果没有底（当指管底），就永远装不满。同样，国家授予官职爵位如果不看功劳，就像没有底的管子。国家应该根据功劳来授予官职爵位，这样才能激发智谋之士和勇猛战士，使国家强大无敌。

文中强调要用实际功绩来选拔官员，这样就能减少空谈，使国家实力增强。用实力来治国，出兵就能取胜；如果崇尚空谈，就会导致国力衰弱。国家应该专一于一个选拔标准（利出一空），这样就能无敌于天下。

关于刑罚和奖赏，主张重刑轻赏。认为严明的刑罚能让民众遵守法纪，减少犯罪。如果刑罚太轻，反而会滋生更多犯罪。奖赏太多会导致混乱，适度的奖赏才能激励民众。

最后指出圣君治国要把握根本，不纵容百姓的私欲，以利民为目的。刑罚不是憎恨百姓，而是爱护的根本。严明的刑罚能使民众安定，过多的奖赏反而会滋生奸邪。明智的君主治理国家，要明确奖赏来鼓励立功，严明刑罚使民众遵守法律。

治理百姓的关键，是在奸邪尚未萌发时就加以禁止；用兵打仗的要诀，是在战前就让敌人心服。圣人治理民众，抓住根本才能治理得好；用兵打仗，征服人心才能取得胜利。治理国家必须优先处理关键事务，统一民心，推崇公义而压制私欲，奖励举报而杜绝奸邪，彰明法度而避免繁琐。能做到这四点的国家就强盛，做不到的就会衰弱。

国家强大的根本在于政令清明，君主尊贵的基础在于权力稳固。明君和昏君同样掌握权力和政令，但效果截然不同，区别就在于如何运用。明君掌握权力使君主权威稳固，统一政令而使国家安定。法律是称王天下的根本，刑罚反而是爱民的体现。因为人性好逸恶劳，安逸会导致荒废，荒废就会失去管理，进而引发动乱。如果赏罚不能在全国推行，政令必然受阻。

想要建立大功业却不愿付出努力的人，不可能成就大事；想要改革法制却难以改变旧习的国家，民众动乱就难以治理。治理百姓没有固定模式，只有适合的法则。法律与时俱进才能有效治理，政策符合时代才能建功立业。民风淳朴时用道德教化就能治理，世风狡诈时就必须用刑罚约束。时代变迁而治理方式不变就会混乱，管理大众而禁令僵化就会削弱。

圣人的治国之道在于法律随时代调整，禁令因能力变化。能充分开发土地潜力的人国家富足，能激发民众对抗敌人力量的人国家强盛。强盛之路不被堵塞就能称王天下。称王之道在于明察秋毫，堵塞奸邪。真正的王者之术不依赖外部不乱，而是确保内部不可能乱。依赖外部安定而立国的会衰弱，依靠内部稳固而推行法治的会兴盛。

贤明君主治理国家，重在运用防乱之术：重视爵位制度则君主权威稳固。奖赏功臣、任用贤能，奸邪就无机可乘。崇尚武力的国家，爵位尊贵；爵位尊贵则君主威严，威严就必定称王。不重视实力而依赖私交学问的国家，爵位就轻贱；爵位轻贱则君主卑微，卑微就必定衰败。所以立国用民的根本之道，在于对外封闭、堵塞私门，依靠自身实力，这样才能实现王业。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明确刑罚与奖赏的界限，以及如何运用法律来约束民众行为。

国家要强大、君主有威望，没有不依靠严明法度的。法令能在天下畅行无阻、令行禁止，关键在于君主掌握爵禄分配权，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国家治理得好民众就安定，政事混乱国家就危险。法律严苛才能顺应人性，禁令宽松就会失去实效。

民众天生愿意付出全力追求利益，而厌恶刑罚。君主通过掌控赏罚来驾驭民力，这本该万无一失。但现实中禁令失效、政事混乱，往往是因为刑罚与奖赏的尺度出了问题。如果治理百姓不依法行事，就等于没有法律。所以治国最紧要的就是明确区分赏罚标准。

所有治国者都制定法律，但有的国家兴盛有的灭亡，区别就在于能否明确区分刑赏。真正的明君能精准把握这个"分界"，所以百姓敬畏法律，不敢触犯禁令，甚至不需要动用刑罚就自觉守法。最理想的国家状态，就是把防范奸邪作为首要任务，让法律与人情相通、与治理挂钩。

要杜绝隐秘的奸邪行为，关键是要让人们互相监督。具体做法是实行"连坐制"（同里有罪相互连坐），使人们因害怕牵连而不敢包庇，反而积极揭发。告发者免罪受赏，隐瞒者必遭严惩。这样奸邪之事就无处藏身——再细微的罪行也会被举报，这就是连坐制度的效果。

最高明的治国之道是依靠制度而非个人。所以善用权术的国家不需要依赖贤人名声，境内自然安定；而衰败的国家纵有军队巡逻，也制止不了混乱。

这段文字讲的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文中指出，靠个人意志管理（人治）会导致混乱，而依靠法律条文（法治）才能维持秩序。

用笼子关押犯人（圉禁）是人为控制，而法律制裁（攻人）是有章可循的。真正懂治国之道的国家，应该少说空话而严格执行法律。那些看似符合规定却难以查证的功劳（畸功），和言语中难以察觉的过错（过刑），都会导致赏罚混乱。

文中特别提到两种危害：一种是假功劳（奸功）难以识别，另一种是过失根源（失根）难以发现。如果只凭表面现象判断，就会造成双重失误。结果就是投机取巧的人（虚士）在国内沽名钓誉，空谈家在外夸夸其谈，导致法律形同虚设。

关键在于：法律一旦制定就不能凭个人智慧随意解释（任慧）。如果执法者不依法办事，政务就无法正常开展，法律就会失去效力，刑罚也会变得混乱。最终导致国家治理出现偏差，赏罚失去公正标准（刑赏之不分白）。

韩非子强调，这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执法者放弃法律、滥用个人判断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