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21

《弘道录》卷第二十八·将五：礼

君臣之礼

《尧典》说：“尧庄重明察，文雅深思，安详平和，确实恭敬谦让。”

《弘道录》说：礼没有比敬更重要的。尧、舜承继天命，确立天下的准则。史官考察古事、斟酌文字，用“钦”来说明奉敬上天，用“恭”来说明修养自身，用“让”来说明礼待他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敬”字。

《尚书·舜典》记载：尧考察舜处理事务的能力和言论，认为他的建议能够取得成效。三年后，尧让舜登上帝位，舜却以自己德行不足为由，推辞继位。

《弘道录》说：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果真是由谦让而兴起的吗？看看尧、舜禅让（帝王把帝位传给贤者）的事：天命与人心的归向已有定数，他们仍然一再推让，没有停止。后来舜任命九官（九位重要官员），朝廷中便人人互相谦让，拱手行礼、叩首致敬，好像唯恐自己来不及退让。这大概是因为上位者有所崇尚，下位者必定更加仿效。

那么，舜避开尧的儿子，退居到南河以南，确有此事吗？回答说：没有。当时只是因为《舜典》有“舜以德行不足为由推辞继位”这句话，好事之人便据此编造出了这种说法。如今看《尚书》的典、谟篇章（记载帝王言行与政事的篇章），事情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必把疑说当成事实流传。

《尚书·舜典》记载：舜说：“四岳（辅佐帝王的四方诸侯首领），有谁能尽力办事、兴办帝王的政务，担任百揆（总理政务的官职），协助处理事务并协调百官？”众人都说：“伯禹可以担任司空（掌管土地、工程等事务的官职）。”舜说：“好。禹，你治理水土，要努力做好。”禹叩首行礼，推让给稷、契和皋陶。舜说：“好，你去任职吧。”

《弘道录》说：舜推让时没有指名，是因为帝位不能当作普通官职来推让；禹推让时点出了人名，是因为臣下的官职可以明确指名。即使相隔万世，也能想见当时和睦谦恭的气象。这不只是靠礼节和谦让治理国家而已。

《尚书·舜典》又记载：舜说：“四岳，有谁能主持我的三礼（祭祀天、地及人鬼等礼仪）？”众人都说：“伯夷可以。”舜说：“好。伯夷，你担任秩宗（主管祭祀礼仪的官职），早晚都要恭敬谨慎，正直而清明。”伯夷叩首行礼，推让给夔、龙。舜说：“好，你去恭敬任职吧。”

《弘道录》说：“正直而清明”是什么意思？不邪曲叫作正直，不昏乱污浊叫作清明。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祖先等亡者之灵），各有固定的仪制，不能随意更改；礼序井然，也不能混乱。像宋真宗那样错误地……

他们为了制造天书，假托上帝之命，甚至给玉帝加上尊号，名目繁多，各不相同。这就会使邪说回旋滋长，失去正道。汉武帝设立五帝祠，又设太乙祠、后土祠，各种祭祀杂乱兴起，便会造成亵渎混乱，失去清正。这正是负责宗庙祭祀的秩宗（古代掌管礼仪祭祀的官职）日夜恭敬奉行、不敢违背的职责。

帝（此处指舜）于是作歌，唱道：“敬奉上天的命令，要把握时机，谨慎处理细微之事。”随后又唱道：“辅佐我的大臣们欢喜啊，君主振作起来啊，百官各尽其职，政事就会兴盛啊。”皋陶（舜时的大臣）向舜拜手叩首，扬声进言：“要牢记啊！带头兴办政事，要谨慎遵守法度，心怀敬畏，常常省察，事情才能办成。要心怀敬畏啊！”舜接着唱道：“君主英明啊，辅臣贤良啊，各项政事就会安定啊。”又唱道：“君主若琐碎烦杂，辅臣就会懈怠，万事也会衰败啊。”舜拜谢说：“说得对。往后都要恭敬行事啊！”

《录》评论说：上古时，君主下达命令，臣子扬声进言；君主作歌，臣子接着唱；君主行拜礼，臣子叩首行礼。这是怎样的气象啊！《易经》说：“泰卦，小者离去，大者到来，吉祥亨通。”这是说天地交合，万物通畅；上下相交，彼此心意相通。秦朝以来，人们一味追求尊崇君主、压低臣下，此后再没有君主向臣下行拜礼的记载，也没有臣下主动进言的风气，更少见君臣彼此以“敬畏啊”相劝勉的情形。《易经》说：“天地不相交，是为否卦。”由此造成的风气竟再也无法改变，唉，实在令人感慨！

《诗经·小雅》中《鹿鸣》是一首宴请宾客的诗。诗中唱道：

“呦呦鹿鸣，吃着野地里的苹草。我有尊贵的宾客，便奏瑟吹笙。吹笙鼓簧，捧上礼品。宾客喜爱我，为我指点正道。

“呦呦鹿鸣，吃着野地里的蒿草。我有尊贵的宾客，他们德行声望显著，示范给百姓看，待人不轻慢，足以让君子效法。我备下美酒，请宾客尽情欢饮。

“呦呦鹿鸣，吃着野地里的芩草。我有尊贵的宾客，便弹瑟奏琴。琴瑟和鸣，欢乐而沉醉。我备下美酒，宴饮宾客，使他们心情愉悦。”

《录》评论说：颐卦讲养育，圣人供养贤才，并由此使百姓受益，让贤才共同居于天子之位，享用上天赐予的俸禄。需卦讲等待，贤者怀有道德与才学，安然等待时机，以饮食养护身体，以宴饮欢乐调和心情。上古盛世能够养育、举用贤才，使贤者喜悦，正是……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把“宾兴”视为国家兴盛的重要典礼，而我朝尤其重视。天下有才干的豪杰、肩负时代使命的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

不过，我私下认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施予恩惠，不能只给人一些私下的好处，而不引导他们归向德行；让人和乐，也不能变成放纵享乐。它所要做的，不只是保养人的身体、使人感到愉悦。因此，希望担任主考官的人把这些道理记在心里，期待天下士人都能成为王曾、司马君实这样的人物；而应试的年轻士子，也要从今天起立下志向，日后成为程颢（字明道）、范仲淹（字希文）这样的人。这样，他们才会明白，朝廷培养人才，是真心要培育有德之人，并非只想用一点私恩小惠来笼络人、姑息迁就罢了。

周王慰劳奉命出使的臣子时，作了《四牡》这首诗：

“四匹公马奔跑着，周朝的大道曲折漫长。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王事没有完结，我心中悲伤。四匹公马奔跑着，黑白相间的马匹气喘吁吁。难道不想回家吗？只是王事没有完结，连安坐休息的空闲也没有。轻快飞翔的鹁鸪，一会儿飞上，一会儿飞下，停在茂密的栎树丛中。王事没有完结，来不及奉养父亲。轻快飞翔的鹁鸪，一会儿飞翔，一会儿停落，停在茂密的枸杞丛中。王事没有完结，无法奉养母亲。驾起那四匹黑白相间的马，马儿疾驰向前。难道不想回家吗？所以作这首歌，盼望有人把它带回去告诉母亲。”

《弘道錄》按语说：我读《四牡》时，想到周王为整顿四方纲纪而忙碌，无暇顾及其他。诗中“王事没有完结”，是用来启发天下人的忠心；“来不及奉养父亲”，是用来启发天下人的孝心；“连安坐休息的空闲也没有”，是用来启发天下人的节操；“难道不想回家吗”，是用来启发天下人的道义；“盼望有人告诉母亲”，是用来启发天下人的慈爱。再以宴饮礼仪加以慰劳，是为了启发天下人的礼节；通过吟诵诗歌来表达心意，是为了启发天下人的谦让。把它作为上下都能使用的乐歌，难道是没有用意才这样做的吗？

如果认为这首诗只是写使臣的辛劳，与整饬纲纪、培养德行无关，那么《大学》开篇教人学习《诗经·小雅》，为何特别郑重地安排学习这几篇诗呢？难道只是随意唱唱、听听而已吗？

周王派遣使臣时，又作诗道：“鲜明的花木啊，生长在高原和低地；使臣们一队队地出发……”

出使的人常常担心赶不上事情；我的马还是小马，六条缰绳湿润柔软。我驾车奔驰，四处赶路，沿途询问、征求意见。我的马是青黑色的骏马，六条缰绳柔韧如丝；我驾车奔驰，四处赶路，沿途询问、商议。我的马是白身黑鬃的马，六条缰绳光泽润泽；我驾车奔驰，四处赶路，沿途询问、衡量。我的马是浅青黑色的马，六条缰绳调得齐整；我驾车奔驰，四处赶路，沿途询问、征求意见。

《弘道錄》说：这一章讲的是周朝的政事准则、臣子的行为规范，也是上下通行的道理和古今共同遵循的标准，不只是说出使的臣子应当如何。尧勤勉不懈地思考政事，舜忙得无暇休息；他们难道只是把臣子的职责做到了“赶得上”吗？所以，夏禹心怀“还赶不上”的忧虑，仰望大道却觉得尚未看见；周文王心怀“还赶不上”的忧虑，仰头思索，夜以继日；周公也心怀“还赶不上”的忧虑。

觉得赶不上，才会虚心；虚心，才会勤勉不倦，四处广泛征询意见。询问有不同的方式：询问善言叫“咨”，询问人才叫“諏”，询问政事叫“谋”，询问礼制叫“度”，询问亲近之人叫“询”。这五种询问都像是唯恐赶不上，还担心有所遗漏，所以说“周”“爰”，就是要广泛征询、到处访求。

推究这些做法的意义：让有益的言论没有隐匿，是“咨”；不遗弃民间贤才，是“諏”；选拔能臣、安排合适的人，是“谋”；诸侯互相谦让，是“度”；选拔显明贤德、提拔出身卑微的人，是“询”。这些事情哪里容易做到？即使把这番道理当作训诫，仍有人谋划得当却不采纳，谋划不当反而被采用。像《小旻》所讥刺的那样，执政者偏私固执，使百姓陷入迷乱；又像芮伯所批评的那样。唉，怎样才能找到一位忠于职守、不懈怠的臣子，同他谈论这种以“唯恐赶不上”为念的道理呢？

周王用《鹿鸣》等五首诗宴请群臣。受赏赐的臣子唱这首诗答谢君王：

上天保佑您，使您的根基十分牢固；使您恩泽深厚，赐给您的福分无不充足；使您所得的好处不断增多，万事都能兴盛。上天保佑您，使您获得圆满的福善，没有什么不合宜；承受上天赐予的百般福禄，长久的福分降临于您，仿佛每一天都嫌不够。上天保佑您，使万事兴盛，如山、如丘、如冈、如陵，福泽又像河水奔流而来，日益增添。

选择洁净吉日，准备酒食，用来恭敬祭享；依次在春夏秋冬祭祀祖先和先王。君王说：“愿赐您万寿无疆。”

神灵降临，赐给你们许多福分。百姓朴实诚恳，日常饮食都有保障。众多百姓都把你看作有德之君。你的德业像月亮渐渐圆满，像太阳冉冉升起；像南山一样长久，不会削损，也不会崩塌；又像松柏那样枝叶繁茂，代代有人承续。

龟山杨氏说：《天保》以上的诗篇，讲的是治理朝廷内部；《采薇》以下的诗篇，讲的是治理外部事务。这些都是先王治理国家的事迹，成效广博。但看他们行事的起止，何曾费力？根本只在于诚意。如今《鹿鸣》《四牡》等诗，都曾由先王在宴请群臣、慰劳使臣时唱奏。若只是拿来唱一唱，哪会产生这些成效？可见先王的用心确实另有所在。

《弘道錄》记道：我读龟山杨氏“根本在于诚意”的论述，每每不由得整肃衣襟、感叹赞同。只有先让大道施行、天下为公，之后所说的“为我指引正道”才不是空话；只有怀着不忍人受苦的仁心，施行仁政，之后“请母亲前来告知”才不是随口说说、徒然进言；只有把举荐贤才看得像赶不上趟一样急切，把听从善言看得像圆物滚动一样顺畅，之后广泛征询意见才不是徒费心力——这里所引诗句，强调的都是先有真诚的心意，言行才有实效。

同样，只有出于自然之情，而不是勉强做作，称赞兄弟友爱才不是装饰言辞；只有敬守职位、喜爱正直之人，之后祈求神明听见才不是徒然设词。由此看来，臣下承受君恩，谋求报答，怎么能不以诚意为根本？

诗中说“福厚而多，增益善美”，并非因袭套话；说日升月恒、南山高寿、松柏茂盛，也不是谄媚妄言。它把安定看作上天赐予的福分，因为上天与君主的命分相互关联；把长寿看作神灵赐予的福分，因为神灵与君主的气息相通；把百姓质朴安定看作百姓的福分，因为百姓与君主的治理息息相关。这些祈祷和颂祝各有法度，表达愿望也各有恰当方式。千百年后，忠于君主、爱护君主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诗，确实非周公不能作。

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设宴款待，以表示慈爱和恩惠。因此诗中唱道：“茂盛的蒿草上，露水晶莹；如今见到了君子，我心中的情意得以倾诉。宴席上谈笑相悦，因此享有美好的声誉，也得以安居。”

《弘道錄》记道：“誉”，是指与上位者交往不轻慢，与下位者交往不谄媚；“处”，是指安居。

让人心情愉悦，安然宴饮，这就是“慈”：君主把臣下看作自己的手足、腹心，与他们一体相待；这就是“惠”：臣下既饮了酒，也饱受恩德。

后世若在饮酒时争抢功劳、拔剑击柱，就称不上有礼；听到乐声从下面奏起，便惊慌逃走，也不合礼仪。王僚身披重甲，范增举起玉玦，这些举动都谈不上慈爱与恩惠。周代兴盛之时，贤明的君主与臣子彼此相得、共同宴乐的情景，不正可以从这些诗里看出来吗？

天子宴请诸侯的诗说：

“露珠浓浓，若没有太阳照耀，就不会消散。夜宴安乐，喝得不醉便不归。露珠浓浓，落在茂盛的草上；夜宴安乐，在宗庙里举行，宾主相敬。露珠浓浓，落在杞树和酸枣树上。光明诚信的君子，没有谁不具备美好的德行。桐树和椅树枝叶茂盛、果实累累，和乐平易的君子，没有谁的仪容不端庄。”

《弘道录》记载：《蓼萧》写宴饮，表现君主的慈爱与恩惠；《湛露》写宴会，强调对宗亲的亲厚。这就是所谓君主既是诸侯的君长，也是他们的宗主。因此诗中说“在宗载考”，意思是宴会在宗庙中举行。“考”字的解释，可参照《燕义》。

《燕义》说：臣子竭尽力量和才能，为国家建立功劳，君主就应当报答他们。臣子都尽力建功，国家因此安定，君主也得以安宁。

后来，陈敬仲与齐桓公饮酒时说：“臣只占问了白天的事，还没占问夜里的事。”这反映出君主没有以正道教化百姓，反而在宫中常常纵情歌舞、沉醉高歌。难道这只是君主一人的过错吗？他的臣下也面临受刑、刺墨的惩罚，怎么能把这样的宴饮与周代的盛况相提并论呢？

天子宴请有功的诸侯，并赐给他们弓箭。伴宴的乐歌唱道：

“红色的弓弦松弛，领受之后，要好好收藏。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真诚地赐予他。钟鼓已经奏起，今天设宴款待他。

红色的弓弦松弛，领受之后，要好好保管。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欢喜。钟鼓已经奏起，今天以酒助兴、敬奉他。

红色的弓弦松弛，领受之后，要收入弓囊。我有尊贵的宾客，内心喜爱。钟鼓已经奏起，今天向他敬酒酬答。”

《弘道录》记载，东莱吕氏解释说：“领受之后要收藏”，说明这张弓十分珍贵。弓匠进献的弓收藏在王府，留待赏赐有功之人，不能随便送给别人。“内心真诚地赐予”，说明君主确实出于诚意想要赏赐，并非只是做做样子。“今天设宴款待”，则表示赏赐和宴享都很及时。

把弓箭一次性举起来交给别人，自己从来没有迟疑、舍不得的意思。后世有人把府库看作自己的私产，甚至把武库里的兵器赏给宠臣，这就和把东西收起来、留给自己的人没有区别了。赏赐如果不是出于爱惜人才，也不是迫于当时的形势，那么即使早晨赐给人铁券，晚上又把他杀掉，也和真心赏赐他不同。若把财物囤积起来，舍不得赏赐功臣，甚至直到印章磨损了仍不肯授予爵位，这就和及时宴赏功臣的人不同了。

周王用酒食款待宾客时，唱道：

“茂盛的莪草，长在山坳之中。见到君子，我欢喜而又敬重。茂盛的莪草，长在山坡之上。见到君子，我心中欢喜。茂盛的莪草，长在高丘之上。见到君子，赐给我许多珍宝。船儿轻轻荡漾，载着沉重的东西上下浮动。见到君子，我心中安宁。”

《弘道錄》记载说：《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就像《大雅》中的《棫朴》一样，都是赞美人才的诗。举行“鹿鸣”礼，是选拔并礼遇宾客的重要典礼，所以会准备琴瑟、笙乐和盛放礼物的竹筐、竹篚。《菁菁者莪》这一章描写的是接见宾客、彼此欢聚的场面，因此充满喜悦之情。《采叔》篇写周王赐予诸侯齐备的礼物，所以极力描绘车马、衮衣的丰盛；这一章写周王把仁德贤才视为珍宝，于是借用货币贝物数量众多来作比喻。至于“船儿轻轻荡漾”，就像诗中说的“醒着睡着都辗转反侧”；“我心中安宁”，就像诗中说的“文王因此安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周王培养人才的风气是多么兴盛美好。《诗序》的说法，或许也能补充理解这首诗。

周王宴请诸侯时，唱道：

“桑扈鸟飞来飞去，羽毛鲜明美丽。君子欢喜，承受上天的福佑。桑扈鸟飞来飞去，颈上的羽毛鲜明美丽。君子欢喜，成为万邦的屏障。诸侯是国家的支柱，也是百官的表率。举止谨慎而不失法度，就能承受无穷的福禄。酒杯弯曲，醇酒柔和。彼此交往不倨傲，万福便会前来。”

《弘道錄》记载说：郑玄注释说，“胥”就是“都”的意思。能与天下人共同欢喜，才是最大的欢乐。天子若能使四海之内没有违抗命令的事，天下便会安乐；诸侯若能使自己的封国内没有违抗命令的事，内外也没有祸患，便会安乐；大夫若能使官府之内没有违抗命令的事，并且所提出的谋议能得到上级采纳……

大夫生活安乐；士人进退都合乎礼义，也就安乐了；百姓耕种庄稼、栽培树木，以奉养父母，又不受刑罚，也就安乐了。“乐胥”这个说法的含义，由此可以得到一些阐明。如果只把它看作语气词，为什么不说“乐只”呢？何况《诗经》中“乐只”出现很多，唯独这里用了“乐胥”，不能不仔细考察。

诸侯赞美天子的诗《桑扈》说：“鸳鸯飞翔，可以用网捕捉；君子万年，福禄相宜。鸳鸯栖在鱼梁上，收起左翼；君子万年，理应享有长久的福分。马匹在马厩里，饲养、修整它们；君子万年，福禄安康。马匹在马厩里，饲养、修整它们；君子万年，福禄绵长。”

《弘道錄》评论说：“《关雎》以‘关关雎鸠’起兴，整首诗的义理都由此展开。那么，‘鸳鸯飞翔’这句取的是什么义呢？《白驹》用赋的手法，彰显爱好德行的主题；‘马匹在马厩里’又彰显了什么呢？依据朱熹的《诗集传》，也看不出它阐发了什么；参照《诗序》，也找不到这样的意思。

“如果一定依照《诗序》的说法，把它解释为思念古代明君、明君与万物交往有道，那么就应当像‘鸢飞戾天’那样，表示万物各自顺应天性。所以说‘可以用网捕捉’，并不是等鸳鸯长大、能飞之后才捕捉它们。要把这解释成君主与万物交往有道，实在勉强。至于说君主奉养自己有节制，却又用‘饲养、修整马匹’来起兴，更是很不相类，因此不能硬把两者解释成相通。”

天子设宴款待诸侯，诸侯赞美天子的诗说：“鱼在水藻间游动，头部宽大；君王在镐京，快乐地饮酒。鱼在水藻间游动，尾巴丰满；君王在镐京，饮酒作乐。鱼在水藻间游动，依傍着蒲草；君王在镐京，安然居处。”

《弘道錄》评论说：“这首诗一处说‘君王在镐京，快乐地饮酒’，另一处说‘君王在镐京，安然居处’。从诗句来看，颇有无为而治的气象，正与舜恭敬端坐、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意思相同。否则，君臣之间本应以此为戒，怎么反而会把它当作赞美呢？

“也有人说，君王爱护百姓，所以百姓能享受快乐，君王也因此得以享受快乐；诗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说法也不能……”

这段经文主要讲述了两则历史典故，通过对比展现君臣关系的理想状态与反面案例。

第一部分引用《诗经》描述周武王在镐京时期君臣相得的盛况：天子赐予诸侯黑色龙袍、礼车骏马等厚礼（玄衮指绣有龙纹的礼服，黼指礼服花纹），诸侯则恭敬有加（邪幅指绑腿，体现礼仪规范）。作者批评后来周惠王赏赐郑国铜镜反遭怨恨，齐威王朝见周天子反受羞辱，都与武王时期的君臣互敬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部分记载周宣王时期，召穆公（召虎）平定淮南夷族有功，受赐圭瓒（祭祀用的玉勺）、黑黍酒（秬鬯）和封地。文中特别强调"虎拜稽首"的恭敬姿态，认为这体现了周王室在宣王时期的复兴。但作者指出司马迁《史记》的《燕世家》中遗漏了召虎的记载，连《诗经》序言也沿袭了这个错误，对此表示遗憾。

这两则记载都强调：理想的君臣关系应如武王时期那样，君主慷慨封赏（路车乘马指礼车骏马），臣子恪守礼制（赤芾指红色蔽膝，为礼服配件），相互尊重才能福禄绵长。作者通过历史对比，暗含对当时礼崩乐坏现状的批评。

《论语》中，孔子说：“拜见君主时在堂下行拜礼，是合乎礼制的。如今却要我在堂上行拜礼，这是过分了。虽然这样做违背了众人的做法，我还是依照旧礼，在堂下行拜礼。”

《弘道录》解释说：这是孔子侍奉君主时遵守礼制的事，清楚体现了先王传下来的规矩。

周朝衰败以后，朝见诸侯的礼制不再实行，周王反而下堂去接见诸侯。到了齐桓公称霸时，天子派宰孔赐给齐侯祭祀用的肉，并传话说：“天子念你年老有功，特意赏赐你一级礼遇，你不必下堂拜谢。”这并不是小小的失礼。

孔子确立了后世君臣关系的准则，其光辉可以与日月相比。他作《春秋》时，每个字、每层意思都可能违背当时众人的习惯。即使子游、子夏这样的大贤人，也未必能完全领会，更何况普通人呢？这就像《易经》“履”卦所说的“上天下泽”：君子要分辨上下名分、安定百姓的心志；关键不只是某件礼节该遵从还是违背。

有人问：“既然如此，齐桓公推辞宰孔的安排，走下堂去拜谢，不是也遵守了礼吗？为什么《弘道录》没有提这件事？”答道：齐桓公大概只是借礼仪做表面文章。他借仁义、信义的名义，也借礼的名义行事；连宰孔都没被他蒙骗，君子又怎么会被这种做法迷惑呢？

孔子说：“如果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那么礼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弘道录》解释说：孔子曾讥笑子路，说他谈治理国家时不懂谦让。“礼”是治国的大纲领，“让”则是内心谦逊、不敢自满的真实心意。孔子每到一个国家，总能了解当地的政事；他自己说，这是因为他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而谦让，才得以了解这些。

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谦逊，无论做多少安排和举措，都只会像宰孔所讥讽的那样：表面上似乎合礼，根本原则和关键处却很快就丢失了。

虞、芮两国的国君曾来到周文王的领地，看到那里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路上的人互相让路；朝廷里，士让位给大夫，大夫让位给卿。这些都是以礼让治国的实际表现。两国国君见此，怎能不觉得自己像小人一样，感到惭愧、自责，感叹不已，又哪里还有心思争斗？后来听闻此事而归服周文王的国家有四十多个。可见，以礼让治国不只是“没有什么困难”，还足以感化远近诸国。

孔子说：“侍奉君主尽到礼数，别人却认为这是谄媚。”

《弘道录》解释说：这里说的侍奉君主，并不是指孔子侍奉鲁国国君。孔子侍奉鲁君尽礼，从未被认为是谄媚。这里说的是东周的君主。当时天下人把礼仪看作寻常之事，只有孔子不随众俗，在堂下行礼，因此曾感叹鲁国的礼仪还不如其他诸侯国。至于他想保留告朔时祭用的饩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所用的活羊），就连子贡等人也不赞成。这难道不是别人认为他过分讲礼、像在谄媚吗？后来孔子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能使周礼在东方复兴。”这也不是单指鲁国。读到这里的人应当仔细体会。

孔子进入国君宫门时，弯身恭敬，好像门里容不下他；站立时不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踩门槛。经过君主的座位，神情立刻严肃，步子也变得轻而谨慎。他说话时，好像声音不足。提起衣襟登上大堂时，他弯身行礼，屏住气息，仿佛不敢呼吸。退下时走下一级台阶，脸色才舒展开来，显得和悦。走到最后一级台阶时，他快步而行，姿态端正；回到原位后，又显得恭敬不安。每月初一，他必定穿着朝服上朝。国君赐食，他一定先摆正席位再尝；国君赐下生肉，他必定煮熟后供奉祖先；国君赐活物，他必定养起来。陪国君用膳时，国君祭食之后，他先尝一口。国君患病时，他便面朝东方坐下；国君召见时，他披上朝服，拖着系印的绶带便立即出发，不等车马备好。

《弘道录》说：这是孔子侍奉鲁国国君时遵循的礼仪。君臣之间的名分，以庄重为要；朝廷上的礼节，以恭敬为要。《弘道录》记录这些礼节，就像用尺度量物、用规矩画圆，一点也不敢越过，一步也不敢违背。这难道不是万世都应遵守的重要准则吗？

《孔子家语》记载：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代理鲁国的相礼之职。到了会盟地点，孔子安排祭坛，用三级土阶；双方按会见诸侯的礼节行礼，彼此揖让登坛。献酒、回敬等仪式完毕后，齐国派莱人（齐国边地的武士）持兵器劫持鲁君。孔子沿台阶上前，对鲁君说：“武士们，保护国君退后！”接着又说：“两国国君是来结好会盟的，边远夷地的俘虏怎能持兵器来扰乱会盟？这不符合齐君号令诸侯的本意。边远之地的人不可谋乱中原，夷人不可扰乱华夏，俘虏不可干预盟约，兵器不可威逼友好之邦。这样做，在神明看来是不祥，在道义上是过失，在人情礼节上也不合适。国君一定不会这样做。”齐景公心中惭愧，挥手让武士退开。过了一会儿，齐国在宫中奏起乐曲……

有艺人在孔子面前表演戏耍，其中有侏儒。孔子快步上前说：“一个平民竟敢如此戏弄、侮辱诸侯，按罪当杀。请右司马立即行刑。”齐侯听后害怕，脸上露出羞愧之色。

齐侯准备举行宴享之礼。孔子借梁丘据的话劝阻说：“齐、鲁两国向来有旧怨，先前彼此并无往来。事情既已办成，如今又设宴款待，反而劳烦负责礼仪的人。而且，祭祀用的犧、象（古代盛酒的礼器）不应搬出宗庙，雅乐也不应在郊野演奏。礼乐器具齐全，却在不合适的地方使用，就是废弃礼制；如果器具不齐全，拿秕糠、瘪谷充数，就是怠慢君主、毁坏礼仪名声。您何不仔细考虑此事？”齐侯于是没有举行宴享。

齐侯回去后责备群臣说：“鲁国用君子之道辅佐他们的国君，你们却偏偏用夷狄之道教我，使我获罪。”于是，他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四座城邑和汶阳的田地。

《弘道錄》编者评论道：

有人问：“如果孔子身处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时代，他会怎样做？”回答说：“称王与称霸只差毫厘。程子说：‘以真诚之心行王道，就能成王；若只是借用王道的名义，便会成为霸者。’两者的道路不同，关键只在于一开始如何选择。”

如今看来，面对被俘的边地之人遭排斥，圣人能做到，别人也可能做到；面对侏儒的冒犯而加以拒斥，圣人能做到，别人也可能做到；取消宴享，圣人能做到，别人也可能做到。但圣人对所承担的事情必定真诚，因此一定会用君子之道辅佐君主；对所谋划的事情也必定真诚，因此会具备文治武备，妥善周旋于各种事务之中。他处理盟约会见时的言辞真切，办事踏实，令人敬畏。他从始至终的举措和气度，无不立足于人情、符合大道。

他从不借口“楚国没有进贡包茅”来掩饰征伐，也不借“攻取原邑是为了示信”来粉饰行动。他使人信服，促成齐国归还侵占的城邑，靠的都是诚意的感化，并不像楚国表面顺从，也不像晋国强行入境。这样的人，岂是别人也能做到的？若非圣人，必定做不到。所以说：“仲尼（孔子）的门人中，没有人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