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7

万章问孟子：“象说：‘我心里忧愁烦闷，是因为思念君王。’他因此感到羞愧。舜却说：‘如今臣民都由你治理，你来辅佐我吧。’舜难道不知道象打算杀害自己吗？”

孟子说：“怎么会不知道呢？象忧愁，舜也忧愁；象高兴，舜也高兴。”

陈贾问：“周公让管叔监督殷地的遗民，管叔却借殷地反叛。真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有。”

陈贾又问：“周公知道管叔将要反叛，还派他去吗？”

孟子说：“不知道。”

陈贾问：“那么，圣人也会犯错吗？”

孟子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这样的过失，不也是情理之中吗？”

《弘道录》评论说：权变是圣人处理事务的重要手段，而智慧是实行权变的根本。权变并非圣人什么情况下都不用，智慧也不是圣人做事时可以绕开的；关键在于二者都要运用到恰当的程度。

象要害舜的那段时期，舜并非没有能力采取权变，只是当时九个儿子、两个女儿和百官都在，牛羊也齐备，而舜的心境却像一个无家可归的穷人。于是，象忧愁，舜也忧愁；象高兴，舜也高兴。这并非舜缺乏真正的智慧，而是他为了顺应亲情而这样做。

管叔、蔡叔作乱时，周公也并非没有能力运用智慧。但那时王室刚刚安定，殷地遗民中仍有许多人不服，周公怎么忍心薄待自己的亲兄弟呢？所以，他起初派管叔监督殷地，后来才讨伐叛乱。这并非周公缺少真正的仁德，而是为了安定王室。

后世有人在应当赏赐太原时没有赏赐，结果让年轻人因受辱而愤恨；又有人明知虚假的谦让之辞应当果断处置，却迟迟不决，最终酿成流血的大变乱。这样一来，仁与智就都没有做到。

《周易·明夷》说：“艰难中利于守正；收敛光明，身处内难仍能坚守志向。”箕子就是这样做的。

《弘道录》评论说：《尚书》里说：“我将把那狂妄的人赶出去，我们家年老的人退避到荒远之地。”这说的是在外收敛锋芒。《周易》所说的“自己安定心志，把自己献给先王”，说的是在内守住正道。古代圣人既明智又通达，懂得保全自身；那些卖弄才智、表面机敏而内里其实不足的人，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左传》记载：晋惠公的元妃孟子去世后，继室是声子，声子生下……

隐公（鲁国国君）这件事，就像拿果子逗婴儿：给他三次，他又三次把果子拿走，真是千古笑谈。

大义不明，或事情的关键处没有及时处理，都算不上明智。惠公的嫡妻去世后，声子和仲子都只是妾。仲子手掌上的文字，本来就不该当真；更何况惠公去世时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命，隐公和桓公也都是庶出。隐公本该远避“仰慕大义”的虚名。既然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就更应该防备小人窥伺，主动申明大义，纠正先前的过失，使名分清楚、言辞顺当，从根本上杜绝祸患。这样，羽父（鲁国大夫）的恶行就不敢放肆，桓公或许也能安于自己的名分。这才是处理关键事机的办法。

这两方面隐公都没做好，却仍然怡然自得，似乎看不见灾祸将至，我实在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会有眼前的忧患。”《胡氏传》也说：“就像争辩时不及早辩明，又怎么能妥善解决呢？”

蔡桓侯去世后，蔡国人到陈国迎请蔡季（蔡侯的弟弟）。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赞许他。

按何氏的说法，蔡封人没有儿子，蔡季本应继位。封人想立献舞，却厌恶蔡季，于是蔡季避居陈国。封人去世后，蔡季回国奔丧，没有怨恨之心。人们认为他贤德，所以称呼他的字“季”。

评说：该退让却不退让、该迅速行动却不迅速行动的，是隐公；自己没有真正给予什么，却像是施予了恩惠，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剥夺什么，却像是夺去了什么的，是穆公（此处所评人物依原文）。能够离开时便离开、该留下时便留下；能够取得时便取得、该舍弃时便舍弃的，是蔡季。像这样的人，难道不都称得上贤明吗？

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鲁庄公派人去慰问宋国，说：“天降暴雨，损害了庄稼和祭祀用的谷物，怎能不来慰问呢？”宋国国君回答说：“我实在不敬，上天降下灾祸，又让您为我忧虑。我谨拜受您的慰问。”臧文仲说：“宋国大概会兴盛吧！禹、汤归罪于自己，他们因此兴盛，真是理所当然；桀、纣归罪于别人，他们因此灭亡……”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诸侯国内的灾祸。按礼制，人们把这类事情称作“凶”，说出这个称呼，是出于敬畏；用“礼”来命名，是为了表达这种敬畏。

宋国发生公子御说之乱后，臧孙达说：“这大概是因为他适合做国君，有体恤百姓之心吧。”

《弘道錄》评论说：臧文仲把宋国的灾祸归咎于自己，以此博取声名，这种做法果真合适吗？大水的征兆，是国君被杀的预兆。他与其归罪于自己、博得虚名，何不反省自身，避免真正的祸患呢？处事通达却不守礼，是祸乱的开端；俘获他人却隐瞒罪恶，是招致忌恨的媒介。闵公自己轻侮自己、讨伐自己，所以天降罪祸，就像影子跟着形体、回声应着声音一样。这并不是因为他真有体恤百姓之心。

楚子（楚国国君）讨伐陆浑之戎，随后来到雒水一带，在周朝疆界上展示军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趁机询问周朝九鼎的大小和轻重。

王孙满回答：“九鼎的分量，取决于德行，不取决于鼎本身。过去夏朝德行昌盛时，远方各地绘下各种物产和异兽的图样，并把贡来的铜交给九州牧铸成鼎，把图样铸在鼎上，使人们能够辨认神怪和奸邪。这样，百姓进入河川、湖泽、山林时，就不会遇上魑魅、罔两等鬼怪。因此，夏朝能够协调天地，承受上天的福佑。

“夏桀德行昏乱，九鼎便迁到了商朝。商朝历经六百年，商纣王暴虐无道，九鼎又迁到了周朝。德行美好、政治清明，即使鼎小也显得沉重；奸邪昏乱，即使鼎大也显得轻。上天赐福给明德之君，自有终止之时。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鄏，曾占卜周朝可以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的安排。如今周朝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却还没有改变，所以九鼎的轻重还不是你能打听的。”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王孙满有足以有所作为的才智，却没有施展，是因为他不自我奋发。孟子说，国家太平无事时，正该整顿政令和刑罚；即便是大国，也会因此畏惧。诗中也说：“趁天还没有下雨，赶快剥取桑根皮，修补门窗；如今这些百姓，谁还敢欺侮你？”

楚国无道，凭借蛇豕般的贪暴之心和虎狼般的威势，僭越诸侯的名分，侵扰中原各国，这些事周朝难道没有听说吗？倘若周朝君臣真能崇尚德行、尊重贤士，让贤能的人居于其位、担任其职，楚国恐怕还来不及不服，便会先被周朝的德政折服。可惜札子假传君命，毛、苏扰乱国家，擅自杀人、诛戮奸邪，造成的羞辱实在太深。即使周朝能堵住外人的议论，也没有办法振作起来……

田单（齐国宗室）早先做临淄的市掾。燕军攻打安平时，他让族人把铁箍套在车轴上。城破后，人们争着从城门逃出去，车轴纷纷折断，车辆也被毁坏，族人都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凭着铁箍保护车轴，得以脱身，逃到即墨。

当时齐国的土地都已落入燕国之手，只剩莒和即墨还没有被攻下。乐毅便调集军队，分别包围这两座城。即墨人说：“安平之战时，田单的族人靠铁箍保全了性命，可见他很有谋略，也熟悉军事。”于是大家共同推举田单为将，抵抗燕军。

《录》说：乐毅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却没能攻下莒和即墨，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孟子的一句话已经说明了其中缘由，哪里还需要等待其他人的说法……”原文至此未完。

伍尚、伍员（即伍子胥）都是伍奢（楚国大夫）的儿子。楚平王囚禁伍奢。费无极说：“伍奢的儿子伍员很有才能，如果还活着，必定会成为楚国的祸患。何不以赦免他父亲为条件把他召来？他一定会来。”

楚平王便派人召他们。伍尚对伍员说：“你去吧，我会在这里赴死。我的才智不如你。听说父亲可能获赦，不能不赶去；亲人遭到杀害，也不能不报仇。赶去赴死，是孝；衡量成败再行动，是仁；选择合适的职责去承担，是智。你要努力。”

伍奢听说伍员没有回来，便说：“楚国的君臣恐怕要忧心得吃不下饭了。”

《录》评论说：伍员后来采取背离常理、违反礼义的做法，固然令人遗憾；但对于费无极，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可责备的。楚平王先前对伍奢所做的事，已经积恶至极：他玷污新台般的名声，招来青蝇般的污辱，使人心生怨愤、忧伤憔悴。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还要因为伍员有才能，就逼他来报仇呢？

费无极想要除掉祸患的根源，结果反而使祸患扩大。他的败亡指日可待。他明知伍员可能投奔吴国，却反而促成吴国兴起；明知可能招来灾祸，却又推波助澜。伍员不逃走，又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如果没有“赦父召子”这件事，伍员伐楚的计划或许会缓一些；如果没有棠君出逃，也未必会加速子胥离楚。天意似乎总会留下转机，事情的发展又像回声般相应，其中的道理很难预先看清。

《资治通鉴》记载：田单是齐国宗室子弟，曾任临淄市掾。燕军进攻安平时，他让族人用铁箍加固车轴。城池失守后，人们争相出城逃跑，车轴折断、车辆毁坏，族人都被燕军俘虏；只有田单凭铁箍保住车轴，得以逃脱，前往即墨。

当时齐国大部分土地都归燕国，只有莒和即墨尚未陷落。乐毅于是调集右军、前军围攻莒，左军、后军围攻即墨。即墨人说：“安平之战中，田单的族人因为车轴有铁箍而保全下来，可见他多有智谋、熟悉用兵。”于是众人共同推举田单为将，抵抗燕军。

《录》评论说：乐毅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却攻不下莒和即墨，原因是什么？回答说：“孟子的一句话已经把这件事说定了，何必再等其他说法……”原文到此处中断。

燕国和齐国之间的祸患，纷争已久。起初，燕国的罪责只在子之一人身上，本来与燕国的宗庙社稷无关；后来，齐国的罪责也只在齐湣王一人身上，同样与齐国的宗庙社稷无关。即使诛杀子之，想要另找一个取代子之的人，也未必对齐国有利；即使杀了齐湣王，想要另找一个取代他的人，也未必对燕国有利。

为什么两国没有这样做呢？齐国攻打燕国时，并不把安置新君当作要紧事，而是把攻入燕国、取得利益当作目的。因此燕国后来报复时，也不想着友好地回应，而把一定要取胜当成功劳。假如事情真像孟子所说的那样，那么就不会有乐毅伐齐的事，又怎么会有莒城、即墨之战呢？

这好比邻里之间打官司：不去处理心中真正觉得受了冤屈的事，却执意抓住暗中看重的利益不放，官司就会拖上多年，难以解决；一定要等到双方被迫交换、归还之后，事情才可能理顺。后来田单收复齐国失地，却不贪求燕国已经占领的土地，燕齐之间的祸患这才平息。由此可见，解决问题的智慧，起初并不在于“铁笼之计”（以武力困住对方的谋略）。

智果是智宣子的弟弟。当初，智宣子打算立儿子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智瑶有五方面胜过常人，只有一方面不如人：胡须漂亮、身材高大，是他的优点；射箭、驾车和体力出众，是他的优点；技艺精通，是他的优点；言辞巧妙、善于辩说而聪慧，是他的优点；刚强坚毅、果断勇敢，也是他的优点。可是他非常不仁。凭着五种优点凌驾于众人之上，又用不仁的方式行事，谁能忍受他呢？如果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一定会灭亡。智宣子不听。于是智果便到太史那里另立族籍，从此自成一族，改姓辅。

《弘道錄》评论说：“智果真有远见啊！他议论智瑶，就像占卜得出了确定的结果。可惜智宣子没有看清这一点。仁义之道长期不明。有人把卢国的政令奉为美善仁德，难道智瑶的贤能就可以称为仁德吗？然而，若不看清他的内心，桀并非没有巧言善辩、聪明机敏之处，纣并非没有刚强果敢之处，狄并非没有漂亮的胡须和高大的身材，段并非没有射箭、驾车的本领，南宫长万也并非没有技艺……”原文至此未完。

畢給也是如此，所以孔子的門下没有记载五位贤者的事迹。只有以仁作为根本；不仁，百姓便无法继续安居生活。

所以，在三家瓜分晋国的时候，人心已经沦丧了，又怎能甘居下位呢？果（人名）另立一族，成为辅氏的一支，憎恶天下人所憎恶的事物，也因此受到牵连。

《汉书》记载：刘德是休侯刘富的儿子，年少时便有谋略，曾多次进言议事。武帝召见他，对他说：“你是千里驹。”昭帝初年，刘德任宗正丞，后升为大中大夫，又任宗正。他参与查办上官盖主一事时，常奉行老子“知足”的处世之道。

刘德的妻子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推辞不敢娶，担心盛极而衰。他常责备盖长公主举止失当，因此公主怨恨他。公主的孙子谭拦住刘德，自称是侍御史，认定刘德是在怨恨霍光没有把女儿嫁给他，便奉承公主的意思弹劾刘德诽谤。刘德被关进诏狱，免官成为平民。霍光听说后很后悔，又向皇帝奏请起用刘德，让他代理青州刺史，后来再任宗正。

宣帝即位后，刘德因参与拥立皇帝有功，获赐关内侯爵位；又因是皇亲、行事谨慎宽厚，被封为阳城侯。他性情宽厚，乐于施舍。每次代理京兆尹，都为许多人平反。他的家产超过百万时，便拿出来接济兄弟和宾客，并说：“富有会招来百姓的怨恨。”

《弘道錄》评论说：《大学》传文讲：“违理的话从自己口中说出，也会违理地回到自己身上；违理得来的财物，也会违理地失去。”戊固的做法确实违理；但在礼数上，也未必恰当。没过多久，延寿便死了，这正是非理得财带来的祸患。刘富主动回到京师，没有争夺封国，可以说是谨慎守德。因此，他的儿子也懂得知足。由此可知，吉凶祸福的根源，在于忠信还是骄纵；从古以来，圣贤对此已有明确判断，并非只有老子这样说。

汉宣帝元康五年，元帝被立为太子，疏广任太傅，疏受任少傅；疏受是疏广的堂侄。太子十二岁时，已经通晓《论语》和《孝经》。有一天，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懂得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险。如今我们的官位已经达到二千石，仕途顺遂、名声已立，到了这种地步却还不离开……”

担心日后会后悔，两人当天就一起称病，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皇上都准许了，并赏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又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和老朋友为他们设宴饯行，在东都门外摆设酒席。送行的车有几百辆，路上围观的人都说：“两位大夫真贤德啊！”有人叹息着为他们流泪。

回到乡里后，他们卖掉黄金，置办酒席，请来族人、旧友和宾客，一同欢聚。有人劝疏广多拿些金子为子孙置办产业。疏广说：“我难道老糊涂了，不替子孙考虑吗？只是家里原本就有旧田地和房屋，让子孙勤勉耕作，已经足够维持衣食，和普通人家一样生活。现在再给他们添置产业，让他们有余钱，只会使他们变得懒惰。子孙贤能却钱财太多，会消磨他们的志气；子孙愚钝却钱财太多，只会助长他们的过错。而富有的人，往往会招来众人的怨恨。我既然没有本事教化子孙，就不想再增加他们的过错、招来别人的怨恨。况且这些金子是圣明的君主用来赐给、供养老臣的。我乐意和乡亲、族人一起享用这份恩赐，度过余生，不也很好吗？”

《弘道錄》评论说：疏氏兄弟毅然辞去官位，大概是为了以霍光的遭遇为鉴。他们不置办产业，也是为了避免重蹈疏氏家族覆亡的旧路。因此，在他们之前有张安世，在他们之后有王吉，都懂得“知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陷入危险”的道理。至于疏氏兄弟是否预先知道太子不值得依靠，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又评论说：萧望之怎么能和疏氏兄弟相提并论呢？萧望之让韩延寿接替自己担任冯翊，韩延寿颇有声名。萧望之认为韩延寿的才能超过自己，便嫉妒他，想用罪名陷害他。疏氏兄弟却担心子孙因钱财太多而增添过错、招来怨恨，又怎么会去揭发别人、互相攻讦呢？萧望之是被恭、显陷害的；他和韩延寿之间的事，也不过是因为韩延寿一时听闻了某些事情，并非皇帝亲自安排的。

冯野王的父亲冯奉世曾任卫将军、光禄勋。冯野王后来又任左冯翊。父子二人都在朝廷任职，议论的人认为，他们的才能确实适合所任的官职，并非靠女眷受宠而得官。后来，冯野王升任大鸿胪，出京担任上郡太守，治理政务的成绩被评为第一。他的弟弟冯立也担任平原太守，后来又接替……

他在上郡任职时，公正廉洁，治理政务的风格大致与在野王任职时相似；他很有才智，待人宽厚，乐于制定政令教条，官吏和百姓都称赞他。人们唱道：

“大冯君之后有小冯君，兄弟相继，政绩相承。他们明达贤能、富有才智，施恩惠于百姓，德化如鲁国、卫国一般。周公、康叔的德行，也不过如此。兄弟中的冯逡、冯参，都名闻当世，先后治理五个郡县，每到一处，政绩考核总是名列第二。”

《弘道录》说：我看冯君卿兄弟，世人都说他们贤能；我却认为，他们不善于为自己谋划。为什么呢？他们说：“别人都因为得宠显贵而认为我重要，只有我因为身份低微而被看重。”这是因为兄弟俩都是皇帝的舅家亲属，却没能进入朝廷的枢要职位。唉，这番话恐怕还是没有摆脱对时势的依附吧？他们担心自己在当时不得志：如果不是五侯，就会是丁、傅一类的外戚。这样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有智谋呢？

当时朝廷纲纪已经紊乱。逢萌、梅福尚且担心自己受到牵累，何况还要留恋权势、迟迟不肯离开呢？唐代的武攸绪之所以卓然出众，正因为他能做到这一点。

马援年轻时家中用度不足，便向哥哥辞别，想去边郡种田放牧。哥哥马况说：“你是大器晚成的人。真正贤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质朴才能轻易显露出来。既然你喜欢，就去做吧。”马援于是到北地郡经营田牧。他曾对宾客说：“大丈夫立志，困厄时更要坚定，年老时更要奋发。”后来他积累了数千头牲畜、数万斛粮食，却叹道：“人们经营产业，最终要看能不能拿来赈济施舍；否则，不过是守着钱财的吝啬鬼罢了。”于是他把财物全都分给亲友故旧。听说隗嚣礼贤好士，马援便前去投奔，隗嚣十分敬重他，常与他商议谋略。

《弘道录》说：我读了马况的话，不禁感叹，大器之人想遇到识才的良师，实在不容易。马援生在新莽时期，天下没有可以施展才干的地方。因此，出仕可以成为纪唐这样的名臣，退处也可以成为龚遂、鲍宣那样的人物；马援自认年老而困顿，难道只有他懂得这一点，马况也懂得。若不是后来南阳兴起、光武帝建立功业，马援岂不是要终老在边郡种田放牧？

唉，大林中的良材不会白白生长，蓝田美玉的价值也会因此更加显贵。最终，马援身为将相，名留史册；女儿成为皇后，德行冠于后宫。他的成就来得这样晚，岂是寻常人可比？所以，评价士人不能只看成就来得早还是晚。

看到这些事，仍能甘心坚守正道，才是大丈夫的刚烈品格；人不能不懂得自重。

《后汉书》记载：东平王年轻时喜欢经书，素有才智，长相俊美，留着美须，腰围八围。汉显宗（汉明帝）很器重他，任命他为骠骑将军，位次在三公之上。当时东汉中兴已有三十多年，四方安定。东平王认为天下教化已经太平，应该修明礼乐，于是与公卿大臣共同商议，制定南北郊祭祀、冠冕车服等制度，又为光武帝庙制定登歌和八佾舞。皇帝每次出巡，他常留下镇守、护卫；皇太后临朝听政的几年间，他也多有辅佐和建树。

但他自认为是皇帝至亲，又辅佐朝政，声望日渐增高，心里感到不安，便上疏请求辞去职务，交还印绶，退回封国。皇帝下诏慰留，他仍恳切辞让。到了五年，皇帝准许他回封国，却不收回骠骑将军的印绶；改任骠骑长史为东平王国的傅掾（辅佐王侯的属官），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并赐钱二十万、布十万匹。

《弘道录》评论说：周朝衰亡以后，姬姓王室和召姓贵族也渐渐衰落。汉朝建立以来，宗室子弟不能担任公卿高位，朝廷却往往任用外戚。难道母亲的亲属，真的比同宗兄弟更值得长久信任吗？这些做法，都是偏爱亲近之人、纵容他们的结果。由此，个人不能修身，家庭不能整肃，国家也就无法治理，天下更不能太平，祸乱便接连发生。圣人早已对此提出警戒，西汉却仍重蹈覆辙；后来总算改变做法。到了章和年间以后，情形又渐渐恢复如前。

李固的女儿文姬，是同郡人赵伯英的妻子，贤惠而有智慧。李固被罢免官职后，文姬知道灾祸难免，悲叹道：“李氏家族要灭亡了！我们家从太公以来，一直积德行善，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李固有个年幼的儿子李燮，文姬便暗中设法把他藏起来。不久，灾祸发生，李固的两个儿子被害。文姬对父亲的门生王成说：“先父有古人的气节，因为你坚持道义，才把这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你。李氏能否存续，就全靠你了。”王成被她的情义打动，便带着李燮乘船顺江向东，进入徐州境内，并把李燮改名为“酒……”。

家中有一名佣人，后来在集市上靠占卜为生，装扮成各种不同的人，暗中与爕（人名）往来。爕跟随这名佣人学习。佣人觉得爕与众不同，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爕专心研习经学十多年。

梁冀被诛杀后，灾异屡次出现。史官上奏说，朝廷应当颁布赦令，并录用大臣冤死者的子孙。于是朝廷大赦天下，同时寻找固的后人。爕这才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妻子，得以回到故乡。姐弟相见，悲伤感慨。过了一会儿，姐姐告诫爕说：“先父为人正直，是汉朝的忠臣。如今朝廷动荡混乱，梁冀横行残暴，祖宗的祭祀恐怕要断绝了。如今你幸而保全性命，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应当断绝与众人的交往，不要随意来往；千万不要向梁氏说一句话，只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就好。”爕恭敬地听从了姐姐的劝告。

《弘道录》的编者评论说：我看李文姬的智慧，难道能和蔡文姬的聪慧相提并论吗？能够明哲保身，叫作“智”；用言语讨人欢心，叫作“慧”。两位女子的差别如此明显，这正是各自本性的不同。尽管如此，固遭受的祸患已够深重，李姬对祸患的忧虑也已够深切了；可最终又能怎样呢？父亲既不肯拥立皇帝的儿子，儿子又不肯拥立诸侯王，这样的事还有什么不能惩戒的，竟落到如此地步？像爕这样的人，难道只是世代承继正直品格而已吗？可以说是为家族增添了光彩。

《弘道录》卷四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