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6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五月一日，太子出生。

这个孩子是后宫李氏所生。当时，开封府知府周起正在奏事。真宗问他：“你知道朕有喜事吗？”周起答道：“不知道。”真宗说：“朕刚有了儿子。”说完便进宫，从怀里拿出金钱赏给周起。

李氏是杭州人，刚入宫时侍奉刘修仪，举止庄重，少言寡语。真宗召她侍寝后，她怀了孕。一次，她陪真宗登上砌台，玉钗掉落。真宗私下占卜：如果玉钗完好无损，孩子就会是男孩。侍从捡起玉钗呈上，果然没有损坏。真宗十分高兴。后来，李氏果然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仁宗。

《弘道录》评论说：有宋一代，国统的传承和国运的确立，实际上都与此事有关。宋朝在仓促之间取得天下，当时人们虽然没有异议，后世却未必都认可。经过三代传承，仁宗继位，在位四十二年。他以深厚的仁德泽及百姓，使宋朝祖先开创的基业更加光大，帝王正统也因此得以稳固。君子即使与仁宗相隔百世，也会由衷地为他的降生感到庆幸和喜悦。

书中又说：仁宗的生母宸妃是杭州人；如今寿安皇太后也是杭州人，她生下了兴献皇帝。这些人物的兴起，仿佛龙凤飞舞，山川也显出灵气，并非毫无征兆。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由此更能得到印证。

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二月，宫中收养了汝南郡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赵允让是宋太宗的孙子，其父是商王赵元份。仁宗当时没有子嗣，便把宗实交给皇后抚养。宗实那时已经四岁。

《弘道录》评论说：当时仁宗即位已有十三年，年仅二十六岁；曹皇后被立为皇后也才刚刚一年多。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别人的孩子接进宫中抚养呢？这是因为，后世称仁宗为“仁”、称曹皇后为“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古人最为正大无私的做法，莫过于安排继嗣。如今有人家产千金，尚且常常勉强争夺；即使不得已，也不愿公开抚养同胞弟弟的孩子，更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之家呢？

古时帝尧让两个女儿都嫁给虞舜。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古人说，男女关系是人伦中最重要的规范，怎么能不谨慎呢？”女子的性情和内外表现各不相同，应当彼此配合、互相贯通，使情性和顺、礼仪端正。尧让舜与两个女儿相处，以此观察他能否治理好家内之事，从而了解他的品行。

仁宗把古人的公正之心当作自己的准则，让皇后抚养宗实。这样既尽到了天伦亲情，也使父子恩情深厚。这种做法，若不是仁爱孝顺出于本心，又怎能做到？而且当时还有一种说法，称宗实就是皇后亲生的孩子。仁宗和皇后既然把他托付给对方抚养，他们的仁爱孝心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宋朝祖先的功业也因此得以延续，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何况天下如此广大，祖宗基业如此重大，帝位又托付于历数所归之人？如果不是帝王心中纯然明白公正的大道理，没有一丝一毫私欲，谁能不受牵累呢？

后世君主若能以宋仁宗和曹皇后为榜样，即使继位者不是自己的子嗣，仍会被后世万代称颂为圣君、宗主，王朝的后裔也能长久延续。若掺杂一丝私心，不把祖宗天下当作公器，反而忌讳谈论继承统绪之事，那么一旦遇上仓促危急的局面，必定无法做到光明正大。

有人或许会问：宋仁宗如此仁德，为何没有亲生后嗣？回答说：《易经》说“盥而不荐，有孚顒若”，意思是祭祀时洗手洁净，却尚未献上祭品，仍能以诚敬庄严的态度感通神明。君主能够斋心涤虑、以诚敬之心治理天下，感应的道理却未必显现出来；然而天下后世本来就相信他的德行尊崇。既然如此，又何必在意祭品是否献上呢？

所以，君子可以努力行善，使德行得以传承，却不能保证后嗣一定能继承；可以尽力修养德行、使之代代相传，却不能断定世代恩泽必然延续。能够做到的，靠在人；无法做到的，则由天决定。“没有人促成却自然发生的，是天；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是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建炎元年（1127年）夏五月庚寅朔，康王即皇帝位。此前，元祐皇后（宋哲宗皇后孟氏）亲笔写下诏书，传告朝廷内外，大意是：“立国二百年，人们不知战争为何物；传了九代君主，世代没有失德。虽然皇族中有人犯下如辕门之变般的罪过，天下百姓却都怀有拥戴左祖的心意。如今，上天眷顾贤王，使他越过常规继承旧有基业。汉朝遭逢危难，历经十世，理应由光武帝中兴；晋献公的九个儿子中，只有重耳尚在，这正是天意，哪里是人力谋划所能做到的？”

恰逢宗泽进言，说南京是宋太祖开创王业的地方，请皇帝前往。康王于是决意前往应天府，在府衙左边筑坛。康王登坛受命。同一天，元祐皇后在东京撤下帘幕，不再垂帘听政。

《弘道錄》记载：“晋元帝、唐肃宗、宋高宗，都是自行即位的君主。”

元祐太后（宋哲宗皇后孟氏）的诏书说得很清楚。上天留下宋太祖的后裔，使两位皇帝承继帝位，或许可以说没有辜负皇统传承的仁意。可是当时纲常几乎全被颠覆，天地间的正道也将断绝；这不仅会使太祖以来历代帝王的大业沦丧，也会让自古以来中华的正统一并消亡，仿佛一天也不能耽搁。胡明仲（胡安国，字明仲）上奏时这样说，我私下认为言过其实了。

孝宗皇帝是宋太祖的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生英国公赵惟宪，赵惟宪生新兴侯赵从郁，赵从郁生华阴侯赵世将，赵世将生庆国公赵令譮，赵令譮生赵偁，赵偁就是秀王。张夫人于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戊寅日，在秀州青杉牐的官舍生下孝宗。

元懿太子去世后，高宗没有子嗣。昭慈圣献皇后（宋高宗皇后吴氏）从江西回来后，私下向高宗提起此事。右仆射范宗尹也入内进言，上虞县丞娄仁亮更上奏直陈此事。高宗恍然醒悟，说：“太祖凭借神武平定天下，他的子孙却不能享有帝位。如今遭逢乱世，子孙零落，实在令人怜悯。我若不效法仁宗，为天下着想，又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于是下诏选取太祖后裔，于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接入宫中抚养。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立为皇太子；乙亥日即皇帝位，这就是孝宗。

理宗皇帝也是太祖的十世孙。他的父亲赵希瓐后来被追封为荣王，母亲是全氏。理宗于开禧元年（1205年）正月癸亥日，出生在绍兴虹桥里的宅第。宁宗的景献太子去世后没有留下子嗣，朝廷便挑选年满十五岁的太祖后裔，按照高宗挑选普安郡王、恩平郡王的旧例，接入宫中抚养。理宗与济王赵竑一同入宫。

理宗性情沉稳庄重，少言，喜洁静、好读书。每天上朝等候时，众人常有说笑，唯独他神情严肃，使见到的人都肃然起敬。后来济王与丞相史弥远发生意见冲突，史弥远便转而看重理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丙戌日，宁宗病重，理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丁酉日继位，这就是理宗。

我读南宋的历史，常常感叹天意确有安排。高宗即位后，忘了为父兄报仇，这怎能不让人痛恨、悲伤？但天意原本自有所在，或许正是要替太祖扫除阻碍。

徽宗有三十一个儿子，却在一朝之间都不在了，难道上天会没有用意吗？假如徽宗、钦宗两位皇帝有一天从漠北归来，那么徽宗还未年老，钦宗也正当壮年，后代生育多少，实在难以预料。高宗、孝宗即使没有子嗣，后来又怎么会有孝宗、理宗即位呢？最终，皇位传了六帝，延续一百五十年，与北宋相当。天道使事情得到回报，这一点由此可见。有人不肯探究其中的道理，反而荒唐地说粘没喝是太祖的后身（转世），唉，这种说法怎么能轻易相信呢？怎么能轻易相信呢？

曹武惠王（曹彬，宋初名将）的父亲曹芸，在曹彬刚满周岁时，把各种玩具摆在席前，观察他会拿什么。曹彬左手拿起兵器，右手拿起祭祀用的俎豆（祭器），过了一会儿又拿起一枚印章，其他东西都没看。当时的人觉得这很不寻常。

曹彬长大后做了大将，讨伐江南时，常常放慢进军速度，希望李煜归顺。他派人劝李煜说：“形势已经如此，值得怜惜的只是城中百姓。若能归顺，这是最好的办法。”

城池即将攻下时，曹彬忽然称病，不再处理军务。诸将都来探望，他说：“我的病不是药物能治好的。只有诸位诚心起誓：攻下城池那天，不随意杀一个人，我的病才会好。”诸将答应了，一同焚香立誓。于是南唐国主李煜率领臣僚请降。曹彬安抚他们，以宾客之礼相待。从出兵到凯旋，没有杀害一人，江南因此得以保全。

曹彬有七个儿子，其中曹璨、曹玮和曹显都是名将，声名显赫；曹珝娶秦王之女，受封平郡主；曹玹任昭宣使；曹𤣱任左藏库副使；曹珣任尚书虞部员外郎；曹琮任东上阁门使；曹𤣱任西上阁门副使，兼领镇海军节度使。曹𤣱的女儿就是慈圣光献皇后（宋仁宗皇后）。后来，曹芸追赠魏王，曹彬追封韩王，曹𤣱追封吴王。曹彬的孙辈也都仕途显达，没有衰落的。

《录》说：《牧誓》（《尚书》篇名）所说的六代、七代圣人，是指圣人用兵的事。

《泰誓》说：“同心同德”，这是圣人成就功业的根本。用兵并非万不得已时才可以采取的手段。如果事情确实可以办成，却还要伤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意愿，不但违背天道，人事上的报应也不是没有远近可鉴的例子：远有秦末的项羽等人，近有瀚与全斌一类人物。人的责罚与鬼神的惩罚，甚至会落到眼前；有人儿子夭亡、断了子嗣，后代也未能保全。哪里还能说父祖子孙满门兴盛呢？

有人说，江南本来无罪，只因为“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自己的床边不能容别人安睡），便容不下他人；这样的做法，也不同于光明正大的正义之师。如果心中没有不杀人的原则，那不过是在延续邪恶、沉溺于暴虐的旧梦。曹彬（北宋名将）立意深远，并不是只盘算着日后会有什么好处，才这样做。

王文正公王祜（北宋名臣）的父亲王祜，曾任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闻名于后汉、后周之际；入宋后侍奉宋太祖、宋太宗，成为名臣。他曾奉命劝杜重威不要背叛后汉；也曾抵制卢多逊谋害赵普的计划，并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担保符彦卿无罪。世人多称赞他积有阴德。王祜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株槐树，说：“我的后代必定有人位列三公。”这就是他立下的志向。

王旦幼年时沉静少言，喜爱读书写文章。王祜很器重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做到宰相。”起初，王祜凭借久负盛名，长期掌管朝廷文书；不到十年，王旦便接替了他。时人认为这是一段美谈。钱若水善于识人，见到王旦便说：“他真是做宰相的料。”两人同朝为官时，钱若水常说：“王君像高耸入云、挺立山谷的栋梁之材，前途贵显无可限量，不是我能比得上的。”同年出生的李沆也推重王旦，认为他前途远大。宋真宗一向赏识王旦，说：“能替朕实现太平的人，必定是这个人。”

《弘道錄》按语说：我读了司马公（司马光）关于暗中积德的教诲，才明白什么叫阴德。天理昭明，人们却把德行藏在心里、积累在自身；旁人看不见、听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冥冥”，也就是暗中行善。然而，阴德哪是一朝一夕就能积成的呢？从眼前说起，先要有宽厚的心量：心量不宽，就会急躁逼迫、狭隘局促。我们难道能片刻也不肯宽容吗？因此，宽厚可以用来积累阴德。仁爱之心则是德行的根本；如果不仁……

我宁愿片刻也不离开仁爱之心，因为仁爱可以积累阴德（暗中行善所得的福德）。

公正，是内心平衡、不偏不倚；不公正，就会偏袒私利、邪曲枉法。我宁愿一刻也不违背公正之心，因为公正可以积累阴德。

宽恕，是心中的准则；不肯宽恕，就会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我宁愿一念之间也存着宽恕之心，因为宽恕可以积累阴德。这并不像佛教所说的幽深玄远、寂灭无为。

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四个儿子，分别叫纯祐、纯仁、纯礼、纯粹。纯祐侍奉父母很孝顺，从不离开父母身边。他没有参加科举，凭父亲的荫庇担任将作主簿（负责宫室营建事务的官职）；因为这不是他喜欢做的事，便辞职离开。纯仁考中进士后，也因为父母年迈，不肯赴任，说：“怎么能看重俸禄，却轻易离开父母呢？”

范仲淹去世后，儿子们才开始出仕。他曾说：“我一生所学，得益于‘忠’和‘恕’两个字，一辈子也用不完。”他用这两个字立身、在朝廷任职，待同僚和朋友，也亲近和睦地对待宗族亲人，从未片刻背离。

他常告诫子弟：“人即使愚笨到了极点，责备别人时也往往很明白；即使聪明过人，宽纵自己时也会糊涂。如果能用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宽待自己的心来宽待别人，就不必担心达不到圣贤的境界。”他又说：“六经（儒家六部经典）讲的是圣人的道理。懂得一个字，就要践行一个字。无论仓促匆忙还是困顿危急，都必须依照这些道理行事。这就是所谓有志于作为的人应当做到的。”

范仲淹曾对几个儿子说：“纯仁得到了我的忠，纯礼得到了我的静，纯粹得到了我的简略。”了解儿子，谁能比父亲更清楚呢？

《弘道录》评论说：“俗话说，仁厚的人会有好后代。人怎么可以放弃仁厚之道呢？范文正公早年孤苦无依，只是个清贫的读书人；到了后来，他身居将相之位，儿子们也都成了知名人物。这并不是偶然的。他的内心所坚持的，与常人很不一样，所以才能做到这样。

“把天下人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这是一个君王尚且应当做到的，何况辅佐君王的大臣呢？忠恕是切身修养的要点：尽自己的心，并且与人相处不相冲突，圣人尚且这样做，何况求学的人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个儿子各自得到了忠、静、简略等长处。唉，看看他们所得到的，就知道他们后来所达到的境界并非偶然。”

韩忠献公（韩琦）有八个儿子，名叫纲、综、绛、绎、维、缜、纬、缅。绛、维、缜……

他在公府任职时，办事各有分寸。绛、适、同、维、正、缜、严、亿、性、方，都是他的儿子，各有各的品性和作风。

适性情端正稳重，治家严谨，即使闲居在家，也从未显出懒散怠慢的样子。他常看到各地官府呈上的文书，有些官员因为一点小过失就遭到弹劾，便不高兴地说：“天下太平，是圣明君主的心愿。即使昆虫草木，也希望它们各得其所。如今做官的人，大的盼望做公卿，其次盼望做侍从官，再次也盼望在京城任职，或担任幕职。为什么要在太平盛世把他们的前途堵死呢？”

后来，维任门下侍郎时，御史张舜民因议论政事被罢官，王巖叟出面营救。维写了密信，劝告上官均，事情却泄露了。有人劝王巖叟不要再管，维便解释说：“臣下用书信相互商谈、督促责备，这其实是彼此劝勉做好事，对道理有什么妨害？如果只因这些琐事就责罚他们，恐怕对国事没有益处。”于是，这件事便作罢了。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韩忠献公的话，与袁邵公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主张却相同。君子不能忽视这种宽厚待人的做法。不过，如果没有担任谏官，也没有负责选拔任用官员，就可以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若身居此职，能把这样的道理记在心中，不仅能维护国家的元气，也能为自己积下福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有人也许会说，存着宽厚之心，却在没有过错时挑出过错，在无事时找事，在没有用意时猜疑用意。对此，确实值得深思。绛、同、维、正、缜、严、亿、方这几个儿子，尚且不能人人相同，更何况天下如此广大？若能不轻易选取他人的过失，反而显扬其美德，便可以问心无愧。

节孝徐先生的孝行出于天性。他三岁时父亲去世，每天都悲切地寻找父亲；读《孝经》时，常常落泪，不能自已。他侍奉母亲十分孝顺，早晚都穿戴整齐，向母亲问安。赴京应试时，也不忍心离开母亲。因为父亲名叫石，他终身不用石制器具；路上遇到石头，便悲伤得不忍踩在上面。

母亲去世后，他七天不进水和食物，悲痛得吐血，在墓旁搭屋守墓三年。他睡在简陋的土块枕上，身穿丧服，从不脱下。常在雪夜伏在墓旁痛哭，哭声不断。学士吕溱经过他的屋舍时，恰好听见他……

（前文残缺）他哭泣时，甘露从天而降；墓地里每年都有杏树生长，两枝合在一起，成为□。守丧期满后，他仍不撤去筵席和几案，日常起居、供奉祭品都像父母在世时一样。州里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赐给他粮食和布帛。

元祐初年，近臣们共同举荐他，说他在家奉养双亲，以孝闻名；在乡里以清廉著称，凭道义和学问闻名东方。朝廷于是任命他为楚州教授。

他教导学生说：“各位如果想做君子，却要费自己的力气、花自己的钱财，仍然不肯去做，那还说得过去；若既不费力，也不花钱，为什么不做君子呢？乡里的人轻视你，父母也厌恶你，遇到这种情形还不肯做君子，倒也说得过去；乡里的人赞许你，父母也希望你做君子，为什么不做呢？

“还可以这样说：说善的话，做善的事，想善的念头，这样做却还不能成为君子的人，从来没有过。说不善的话，做不善的事，存不善的念头，这样做却还不是小人的人，也从来没有过。”听讲的人都整理衣襟，恭敬地聆听。

《弘道錄》记载者说：我看来，宋朝国势兴盛、天下安定，正是因为重视节操与孝行。一个人的孝心发自天性，但未必能让天下人都知晓；若人人都努力行善，那么天下为人子女者，谁会得不到好处呢？把这种道理推广到天下，又何必担心人人都没有君子之行呢？不断积累并推广这份心意，正是盛世的可贵之处。至于一辈子不用木屐、始终穿着丧服，这些事情勉力也能做到。

岳飞天性孝顺。他的父亲姓岳，母亲姓姚。岳飞出生时，有一只大鸟在屋顶上鸣叫，因此给他取名“飞”。他还未满月，黄河就在内黄决口，洪水突然涌来。母亲抱着岳飞坐进一只大瓮，瓮随洪涛漂流，最后到了岸边，母子得以脱险，人们都觉得这件事很奇异。

岳飞长大后，气节坚毅，性情沉稳，不多说话。家境贫寒，他仍努力读书，尤其喜爱《左氏春秋》和孙武、吴起的兵法。北方边境动乱时，母亲让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他起初实在不忍离开母亲，母亲多次催促后，他不得已留下妻子奉养母亲，独自跟随宋高宗渡过黄河。

后来河北沦陷，音信断绝。岳飞日夜设法寻找母亲，几年都没有消息。不久，有人从母亲那里来，传话说：“请告诉五郎，勉力侍奉圣天子，不要因为我这个老太婆而挂念。”岳飞暗中派人去迎接母亲，却被敌寇阻拦……

他往返征战十八次，之后才回来。后来虽然患了顽疾，仍在身任王事之时，常趁黄昏夜深，悄悄抽空到亲人身边，亲自尝药、送药，并陪他们说话。平日行走从不发出声响。每次出兵，他都仔细安排家中事务，家人也谨慎地侍奉眷属。

他去世后，家人三天不喝水、不进食，悲痛得几乎伤害了性命。他的儿子云赤着脚扶柩送葬。安葬以后，云在墓旁结庐守墓，还刻了木像，像父亲在世时那样，按时为木像奉食、问候起居。

五个儿子分别叫云、雷、霖、震、霆。云十二岁便随军作战，多次立下奇功，军中称他为“赢官人”。他去世时才二十三岁。还有一个女儿尚未成年，因痛惜父兄的冤屈，抱着银瓶投井而死。孝宗即位后，恢复了他们父亲原有的官职，并按不同情况褒奖、追赠父子和女儿。

《弘道录》评论说：岳飞一家，怎么能轻易看待呢？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岳飞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是靠讲习、讨论才懂得这些道理，而是亲身实践到这种地步。所谓“虽然没有受过学问，我一定说他是有学问的人”，难道真是随口说说吗？

即使如此，岳飞尚且如此，怎么能没有像岳云这样的人呢？岳云作为养子，并没有受益于严师贤父的教导；他的女儿也还年幼无知，哪里会懂得“杀身成仁”这类高深道理？古语又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能推行。”我从岳氏父亲、兄弟、子女身上看到了这句话的意思。

咸淳末年，徐应镳参加考试，补为太学生。德祐二年，宋朝灭亡，瀛国公被带到燕地，三名太学生都跟随前往。徐应镳不愿同行，便和儿子琦、崧以及女儿元娘立誓，一同焚身殉国。儿女都欣然愿意跟从他。

太学旧有岳飞弟弟的祠堂。徐应镳备好酒肉祭祀岳飞，说：“上天不保佑宋朝，国家已经沦亡。我徐应镳宁愿以死报国，发誓不和诸位太学生一起北去。死后，我的魂魄也要托付给岳王，做他的配享神主，与岳王的英灵永远相伴，毫不厌倦。”琦也写诗立誓。

祭祀结束后，他们把酒肉分给仆人。等仆人喝醉睡下，徐应镳便与儿女进入梯云楼，把各房间里的书籍、箱笥堆在四周，纵火自焚。一名仆人还没睡着，听见火声便起身赶到楼下，从窗洞往里看，见他们父子女仍庄严地坐着、站着，仿佛……

庙里的塑像忽然倒下。有人跑去报告各位仆人，仆人们拆坏墙壁，进入里面扑灭火势，拿镰刀也没能救活他。他的子女悲伤地走出家门离去，后来再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第二天，人们在祠堂前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众人都僵立着，睁大眼睛，脸色看起来和活着时一样。仆人们备办棺木，为他入殓安葬。益王赞扬他的节操，追赠他朝奉郎、秘阁修撰。后来，同舍生刘汶钧收殓并安葬了他，在方家峪私下赠给他“正节先生”的谥号。

《弘道录》评道：宋朝纲纪衰败以后，士人中有些人早早蒙受污辱，遭遇超过常人的困境，因而在急迫中受伤；陈东、欧阳彻便是如此，他们慷慨激昂，却未能安宁自保。另一些人没有遇到这样的急难，却陷入卑贱污秽之中；三位太学生就是这样，行事平庸，令人羞耻。谁能想到，巨翁父子竟出在这样的世道里呢？

以身殉道、成全仁德，是君子的美好节操。鉴于平日的修养，琦与崧尚且说，祸福还没有真正临到自己时，身居高位的人尚且可以把责任推开；那么他的女儿元娘又是怎样的人呢？论资质，她柔弱，并没有慷慨赴义的气概；论年纪，她还年幼，也谈不上经历岁寒考验才显出的坚贞操守。然而她在国家覆亡、君主死难时，甘愿一同赴死。由此可见，她天生具有的良善秉性，不能因为年幼柔弱就被轻视。那些当时卖国投降、沦为俘虏的人，扪心自问，难道不会羞愧得像猪一样吗？

再说，鉴死后，他的事迹上告岳飞；两人的精神早有相契之处。一门忠孝，难道不会令人感动奋起吗？岳飞女儿的风范，想来也并非偶然。唉，这可以称得上仁德了。

元代史天泽有八个儿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都做了显要官职。史天泽四十岁时才开始专心读书，平日从不自夸。遇到关系重大、需要决断的事情，他却坚定地以天下大任自居；提出的见解常常出人意料。

他拜相那天，家门前十分安静。有人劝他趁机扩大权势，他回答说：“爵位、俸禄、刑罚和赏赐，都是天子的权柄，我何必谋求权势呢？”于是拒绝了对方，劝说他的人惭愧服气。金朝末年，许多有名望的士人流寓他乡、无处安身，他都替他们安排生计，以宾客之礼相待；后来这些人中有不少显达起来。他攻下归德后，释放李大郎，没有杀他，还把他送到真定，任命他为参谋。他一生出入将相之位。

注：原文中“以其犀则幼”依上下文当作“论年纪，他还年幼”理解；“秉□之良”有缺字，译为“天生具有的良善秉性”。

五十多年间，他在上位者面前不受猜疑，在下属和百姓中也没有怨言，人们把他比作郭子仪（唐代名将，以功高而能善终著称）。曹武惠说：

《弘道录》记载：我看元朝的国运，起初在战乱中兴起，后来又衰落于中原。元英宗与兄弟、父子之间，情同手足；他本人也曾拜将封相，却对富贵和权势收敛退让，仿佛担心沾染上什么污秽。后来看到他临终前预先把杀戮劫掠的情形说了出来，最终江南归顺，伯颜（元代将领）并不能独占这份功劳，所以把这件事记下来。

《五伦书》记载：元英宗还是皇太子时，仁宗病重，他忧愁得神色都变了。夜里，他焚香哭泣，说：“陛下以仁慈治理天下，政事顺利，四海安定。如今上天降下重病，不如让我代受惩罚，使陛下长久做天下的君主。”

仁宗去世后，英宗悲伤过度，超过了礼制规定。他穿着素服，睡在地上，每天只喝一碗粥。即位后，他下诏给太常寺（掌管礼乐祭祀的官署）说：“我打算在四季亲自祭祀太室（帝王宗庙）。有关礼仪，你们应当集中商议，不要因为担心我祭祀劳累就有所删减，一切都要遵照礼制举行。”

《弘道录》说：史书称仁宗天性慈爱孝顺，聪明、谦恭、俭朴，通晓儒家学说，爱惜百姓的民力，勤勉治理国家，是元朝德行卓著、承守文治的君主。继位的英宗仁慈孝顺、敦厚诚恳。元朝末年以来，这样的两位君主很少见。

《皇明名臣录》记载：章溢生性极为孝顺。二十岁时，他跟随家乡的老师，听说金华是文献荟萃之地，便时常前往游学请教。到了武林（杭州），他忽然心中惊悸，便坚决辞别回家。到家时，父亲的病已很危重，八天后去世。人们认为这是他的孝心感应所致。

丧事还没办完，战乱便起，乡里房屋都被焚毁。章溢叩头呼天，火烧到灵柩所在之处便熄灭了。母亲去世时，他悲伤过度，修建墓地时亲自背负土石，因此病情更加严重。亲友何濬前来探望，劝他说：“应当收住心神，不要过于执着悲伤。”章溢说：“我已经知道了。”

他与两位兄长分居已久，后来在龙𤁕建成新宅，便邀请兄长同住，兄弟间和睦亲密。那时天下动乱，他便避入福建。

太祖皇帝派使者征召章溢。他与刘基、叶深、宋濂一同来到建业（南京），入朝拜见。太祖慰劳他们说：“我为了天下，才委屈四位先生出山。”

《弘道录》记载：魏无知认为，像尾生、孝己那样的行为，对胜败成败并没有帮助。事实果真如此吗？陈溢能在显露与隐退之间自如进退，持守正心、修身之道。他见到母亲时，母亲常因惊恐而心悸；母亲去世后，他悲痛哀伤，仿佛一生都难以释怀。后来，他辅佐烈祖，参与攻取建州、进入福建的功业，又筹划屯田、调兵等事务，无不取得成效。可以说，他兼具根本与功用，出仕与隐退之间也没有隔阂。他难道是愚钝无能、不得志的人吗？

明朝与汉朝如何任用人才，从这些事例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来。

陈献章幼年丧失父母，后来侍奉继母（文中称“材氏”）十分恭谨。他认为自己难以长久离开母亲身边，曾参加一次礼部考试，之后便不再赴考。后来他多次受到征召，都推辞不去。这一次，朝廷催促他进京，他便上疏，大意说：

“我的母亲年轻时因贫穷而守寡，生活困顿，忧愁积久成疾，年纪越大，病情越重。我若远离家乡、客居异地，母亲的忧虑就会一天比一天深；忧虑越深，病情越重；病情越重，忧虑也越深。忧与病相互交加，实在难以长久承受。我身体有病，又担忧母亲年老。她还没有到寿终之年，身体却已衰弱；我心里想尽孝，力气却跟不上。若内心没有牵挂心神的疾病，外在办事才不至于觉得艰难。君主若仁厚至极，臣下也就会有许多通情达理、愿意成全别人的人。”

奏疏呈上后，宪宗皇帝亲自反复阅读。第二天，皇帝特别授予陈献章翰林院检讨的职务，并准许他回乡奉养母亲。

《弘道录》评论说：宪宗仿效并认可了陈献章这篇奏疏，它的光彩可以与李密的《陈情表》相比。所谓“君主至仁，臣下便多有人愿意成全”，正是如此。圣朝以孝道治理天下的风气，已经不同于李密所处的时代，不必靠《陈情表》来感化君主；然而陈献章最终还是回乡居住，在家奉养母亲，孝养日益深厚，天下人都敬慕他。这怎么比得上让他出任温州知县、或让他因厌恶僧人而从事政务呢？皇帝特地下旨授官，他却没有赴京参加吏部考试；这也不同于有人因为没有门路、朝中无人援引，才选择辞官归田的情形。因此把这件事记下来。

陈茂烈任御史时，曾弹劾尚书侣钟、侍郎崔某。他的母亲年老后，他请求辞职，回家奉养母亲。吏部考虑到他家境贫困，便援引侍郎潘礼的先例，上奏请求每月拨给他三石米粮，资助他奉养老母。他上疏辞谢，大意说：“陛下推行孝道教化，倡导清正廉洁的风气，如今这恩惠又施及我这样微末的臣子……”

我也承蒙朝廷收留、照顾，这哪里只是我一家人的幸运呢？只是想到我家一向贫寒，寒食节（传统节日，旧俗禁火，只吃冷食）本来就过得简朴，所以母亲安于由我奉养，我也能安然度过贫困。这并不是我真有超出常人的廉洁，也不是我特别懂得以孝道约束自己。

古人中有背着粮食奉养父母的人，我如今还做不到那样。母亲养育我，而我家境贫困、人口又少，她因此受了百倍的艰辛。我虽然竭尽心力奉养她，终究还报答不了她一点恩情。如今她已经八十六岁，往后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儿女反哺父母的心情，本来就想尽力奉养她；可若接受朝廷的俸禄来供养母亲，我心里又实在不安。

皇帝下诏说：“朝廷以孝道治理天下，陈茂烈清贫守节，值得嘉许，不准辞官。”母亲去世后，陈茂烈号哭，最终悲伤得病不起。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他的乡里立表称颂，称他为“孝廉”。

《弘道錄》评论说：《宋史》称徐先生为“节孝”，人们认为陈茂烈的行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他在家中反省修身，与朋友交往时沉静思考，在朝廷上以正直闻名；他内心的领悟和修养，以及隐而不露的纯正品行，为什么竟没有后代呢？我曾经过他的门前，敬仰他的德行，于是把他的事迹记在这里。

耿清惠公耿九畴与儿子耿文恪公耿裕，父子二人先后侍奉宣宗、英宗、宪宗、孝宗四朝。耿清惠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凭借廉洁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闻名天下。他仕途升迁，担任显要职位，也无愧于儒者的品格。耿文恪后来又任吏部尚书，号青厓；他曾任史官、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官员。父子两代都保持清白，在儒者中堪称翘楚。御史汪宣上奏说，耿文恪胸怀坦荡、内心澄明，毫无私心，可以与王忠肃、王端毅相比。

周庄懿公周瑄与儿子周文瑞公周经，父子都是名臣。周庄懿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性情宽厚，气度沉稳文雅。他一生侍奉君上，尤其以恭敬谨慎著称；在京城和南京的司法部门任职，前后近四十年，没有枉害无辜、伤害百姓的劣迹。至于他主持赈济借贷、管理京城粮仓，为救活百姓、造福地方所作的贡献，更是很大。他后来位列高官，享年将近八十岁。子孙也都担任清贵重要的官职。周文端曾通过科举入仕，在翰林院和春坊任职，前后将近三十年。

孝宗皇帝还在东宫做太子时，周公担任讲官，曾多次向太子进言、辅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常常讲授……

文华大训

孝皇（孝宗皇帝）每次都起身拱手，恭敬地听他讲论；他遵守礼节，就是这样。后来他担任礼部侍郎，每逢议政，必定援引经义。朝廷推行有德政，他总是尽力赞助促成。调任吏部后，他请求皇帝早朝、勤于政务；拜任户部尚书后，更以身承担事务，不计个人利害。他选任下属官员，亲自裁决政务，处理繁杂事务、应对变化，都很少拖延。他执掌政务、执行法令，不受外戚和权势人物干扰，颇有古代贤臣的风范。

许襄毅公（许进，襄毅为谥号）有八个儿子，名为诰、诏、讃、记、诗、词、论、志。他天性孝顺谨慎。一次受父亲庭训责打，手指被打得流血；此后每当他把伤处指给别人看，总是感慨不已。边地遭到敌军侵犯，朝廷任命他为佥都御史（监察官员），巡抚甘肃。吐鲁番与哈密素有仇怨，吐鲁番派部族首领赶走哈密王，占据哈密城。许进与都督刘宁调集赤斤、罕东等部族支援，在雪夜攻入城中，击败敌军。乱军中有八百人，有人提议把他们全都杀掉，许进不同意。评论者说：“襄毅救下八百人的性命，是仁厚之人啊。他有后代传承，实在理所应当。”后来，他的儿子许诰又任户部尚书；许讃做过吏部、户部、刑部三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许论做过都御史、巡抚顺天。这一家人的显达至今还没有衰落。

林文安公（林瀚，文安为谥号）有九个儿子：庭桂、庭㭿、庭楷、庭杓、庭樟、庭榆、庭枌、庭枝、庭机。他担任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官员时，管理严格而又宽厚有恩。他上疏请求增设科举贡举，以广泛选拔人才，避免人才被埋没、仕途受阻。正德年间，他上疏提出四件事：巩固南京，以重视祖宗基业的根本；扶助皇储，以重视天下的根本；安抚百姓，以重视国家的根本；培养贤才，以重视实现政治清明的根本。

后来他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协助处理军政要务。又因灾异上疏陈述十二件事，大意是：陛下承受先帝托付的重任，应当任用大臣，改变先帝所倚重、任用的人选；确立重大政令，不要轻易改变先帝留下的谋划；斥退疏远那些亲近小人，努力效法先帝亲近贤才、远离奸佞的做法；不要依赖贵戚，应当努力实行先帝克制私心……

任公（任姓的公卿）整頓邊境軍需時，總是想到先帝始終沒有忘記抵禦外族侵擾；節省財物開支時，也總是想到先帝始終沒有忘記百姓的生活和士人的議論。

韙之（人名）推行政務。姚鎮說，任公在孝宗皇帝在位的盛世，曾得到韓愈、范仲淹那樣的知遇。家中管理得和睦有序，子孫淳厚謹慎，有萬石君（以治家嚴謹、子孫賢孝著稱的漢代石奮）的風範；他居住的鄉里受到感化，風氣傳遍郡國，像陽城、晉鄙那樣以德行教化地方。任公年高德劭，鬚眉皆白，鄉人都敬仰瞻望；他在文潞公、富弼等人所代表的洛陽耆老名士中，也享有聲望。

後來，庭㭿再次出任工部尚書，並任太子太保；庭杓任知府；庭機任翰林院檢討。庭㭿的兒子炫、庭機的兒子燫，都能繼承家風。

《弘道錄》編者說：我看慮氏、太原氏、靈寶氏，都是一代名臣；泉山、原德也不可輕看。他們父子之間的情誼與德行，尤其值得稱道。由此可知，君子應當努力行善，所以把這件事記錄下來。

《明倫大典》記載：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日，上（此处指皇帝）辞别兴献王的陵墓。陵墓已经修成，他行礼后悲痛哭泣，伏在地上；左右的人扶他起来。他仍环顾四周，不忍离去，又两次行礼痛哭，随行的人没有不感动落泪的。癸未日，皇帝的车驾从安陆出发。上不忍心立刻离开母亲，哭得哽咽流泪。

圣母说：“我的孩子，此行要承担重任，务必谨慎，不要轻率发言。”上回答说：“谨遵教诲。”

《弘道錄》编者说：篇首以大舜至孝的事迹，阐明禅让传承的正统，把孝说成万善的根本；篇末则记当今皇帝追思父母的哀情，以成就君王真诚信实、足以作为天下表率的德行。《诗经》说：“永远想着孝道，孝道就是准则。”先代圣人与后世圣人，难道不都是沿着同一条道理、贯通一脉吗？

《弘道錄》卷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