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8

《左传》记载：高阳氏有八位才德出众的人，齐整圣明、广博深远、明达允当、笃实诚恳，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八位才德出众的人，忠诚、庄肃、恭敬、懿美、明察、仁慈、宽惠、和顺，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

这十六个家族世代延续美德，没有辱没先人的声名。到了尧帝时，尧不能亲自任用他们，舜辅佐尧时，便举用八恺，让他们主管土地事务、统筹各种政务。各项事务都依时安排，土地得到治理，万物得以成就。舜又举用八元，让他们到四方推行五种教化：父亲讲道义，母亲慈爱，兄长友善，弟弟恭敬，子女孝顺。这样，家中和睦，天下也治理得当。因此《虞书》列举舜的功绩时说：“他谨慎地推行五常教化，百姓都能遵从；他负责统理百官，百官各司其职，事务没有废弛。”

编者说：《通鉴前编》解释，“某氏”相当于说某个朝代。这里说的是高阳氏、高辛氏两个时代各有这样八位贤才，合称“十六族”，并不是同一位母亲生下的十六个孩子，就像周朝所说的“八士”一样。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他们是两位帝王的儿子；若如此，高阳氏的八个儿子为何寿命那么长？高辛氏的八个儿子难道又全是尧的庶出兄弟吗？读者应仔细考察。

万章问：“象（舜的弟弟）天天想着杀害舜。舜做了天子以后，却只是把象放逐，这是为什么？”孟子回答：“舜是把象封在有庳（地名），也有人说是放逐。仁厚的人对待弟弟，不把怒气藏在心里，也不长期记恨，只是一心亲近爱护他。亲近他，是希望他尊贵；爱护他，是希望他富足。舜把象封在有庳，就是让他富贵。自己身为天子，却让弟弟仍是平民，这能算亲近爱护吗？”

编者说：郑庄公对待弟弟叔段，是把怒气藏在心里；晋献公对待儿子桓公、庄公，是长期记恨。他们不只是藏怒、宿怨，还发誓要把母亲困在城颍，诅咒不许收养群公子。《中庸》说：“兄弟和睦相处，就会和乐融洽。”又说：“这样，父母也会感到顺心。”由此看来，若不能亲近爱护傲慢的弟弟，也就难以感化顽固愚昧的人心。

《诗经·大雅》说：“上天建立国家，安排辅佐之人；从太伯、王季以来，正是这位王季……”

王季友爱兄长，是出于本心，自然而然地亲厚兄长；兄弟和睦，福庆也因此深厚，光明与恩泽随之降临，所得的福禄不会失去，终能拥有广大的疆土。

《弘道錄》说：孔子称赞太伯说：“太伯可以称得上是德行极高的人了。他三次把天下让给弟弟，百姓却找不到合适的话来称赞他。”解释这句话的人说，太伯谦让得深藏不露，没有留下可供称颂的事迹。

如今看《诗经》的话，王季之所以友爱兄长，是顺着本心自然行事，并非勉强自己。既然如此，太伯让位给弟弟，难道也是出于本心，而不是勉强而为吗？这样的人，别人又怎能看透、怎能称颂？其实不必特意说他“深藏不露”，从他的行为本身便能看明白。

《小雅·蓼萧》说：“蓼萧上的露水晶莹浓润。见到君子，心中安乐欢悦。兄弟相处融洽，德行相合，因而安乐长寿。”

《诗经·斯干》说：“高大的斯干，幽深的南山。兄弟如竹木般繁茂，如松柏般兴盛；兄弟彼此亲爱，不互相猜疑。”

《弘道錄》说：这两首诗的措辞，正切中汉代七国之乱的弊病。淮南王招纳宾客、楚王元王以醴酒待士，看起来何尝不是安乐和悦？可是他们没有兄弟和睦、宽厚平和的德行，因此最终很少得到欢乐长寿的福分。后来又铸山煮海、招纳逃亡者和叛乱者，谋划纷杂不断，只是加速了祸乱灭亡。问题又岂止是后代继位者之间彼此猜忌而已？

《史记》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父亲去世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命令。”于是离开了。叔齐也不肯继位，同样离开。国人便立了他们的弟弟为君。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心里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而得到了仁，还怨恨什么呢？”

《弘道錄》说：有人问：“伯夷、叔齐让国，后世为什么都做不到？”我回答说：一件事若没有前人先做过，依循道理而行，便像从天而来、从地而生，本来就不会不善。若已有前人开了头，后人便容易夹杂人的盘算；一旦存心谋划，情形就各不相同。因此，伯夷、叔齐面对父命，是依据具体情势来实践合宜的道理，并没有私心……

用来收取后世的效法罢了。后人借兄弟之名，假托义理来兴办事情，心里却有意借此取得古人的名声；这种做法与古人不同，也正是招致祸乱的原因之一。

《周书》记载：灭商两年后，武王患病，身体不适。太公、召公说：“我们为王占卜吧。”周公说：“不可以因此惊动先王。”于是周公把这件事归于自己，设立三座祭坛，在南边筑坛，面向北方站立；他把璧（一种玉器）放在坛上，手持珪（一种玉制礼器），告祭太王、王季、文王。

史官祝祷并写下册文说：“你们的长孙姬发（武王）遭受严重的疾病。如果你们三位先王认为应当由长子承担责任，那么上天就请让姬旦（周公）代替姬发受病。”随后用三只龟甲占卜，结果都吉利。打开存放卜辞的匣子，看到占卜记录，也全是吉兆。周公说：“从卜兆看，武王大概不会有灾祸。”于是把册文放进收藏在金属匣中的柜子里。第二天，武王果然痊愈。

武王去世后，管叔联合他的几位弟弟，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对年幼的成王不利。周公告诉太公、召公：“我若不避开此事，就无从向先王交代。”周公于是住在东方。两年后，作乱的人被抓获。周公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说：

“猫头鹰啊，猫头鹰，你已经抓走我的孩子，别再毁坏我的窝。养育孩子，我多么辛劳，也多么怜爱他。趁着天还没有下雨，我赶紧剥取桑树根皮，修补窗户和门户；如今你们这些人，谁还敢欺侮我？

我的手忙得不停，搬来的东西像苦菜，储存起来的东西堆积成垛，忙到最后，嘴都累哑了。我说：‘我还没有安定的家室。’我的羽毛零乱，尾巴也枯瘦；我的巢摇摇欲坠，被风雨吹得飘摇。我只能发出惊惧的叫声。”

《弘道錄》评论说：成王与管叔虽然有君臣名分，但周公把他们都看作手足兄弟，因此看待二人并无分别。成王若死了，周公便会代替他；管叔若作乱，周公便会诛除他。这样做有什么不同吗？并没有不同。使人神志昏乱的重病，与悖逆作乱的行为，虽然亲疏远近各不相同，但它们动摇王室这一点是一样的。因此，长子若能安稳，百姓就没有不敬重的；养育的孩子若逃走，百姓就没有不敢欺侮的。既然如此，周公设坛持璧、手执珪的举动，与后来作《破斧》等诗表达的心意，难道会有不同吗？他所哀怜的都是百姓；换一个处境，大家也都会这样做。

又说：“贻”是流传、送达的意思。“流言”的兴起，最初往往不易察觉……

无根说：“如果只是沉默不言，王室忽然遭逢灾难，又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使灾难发生呢？仁人本来就该这样吗？如果只是敷衍地说几句，面对至亲却忧愁全无，这样的事还能容忍吗？仁人不是这样的。如今看这篇诗，言辞并不急迫，情意却已十分深切。即使让五尺高的孩子听了，难道还会不明白：鸱鸮（猫头鹰，这里指恶人）的罪恶不可逃脱，而诗中所写的艰难困苦确实可信吗？它感动人心如此深切，哪里只是忠诚恳切而已？它在组织文辞、比附事物之间，真像风吹动万物一样。既然如此，天上的雷电因风而起，难道会没有缘由吗？”

《左传》记载：晋国因骊姬之乱，曾发誓不再收纳公子入公族（晋国国君宗族）。从此晋国没有公族。到了成公即位，才让成公的嫡子做官，并赐给他田地，使他成为公族；又让其他儿子做官，称为“余子”；庶出的儿子则担任“公行”。于是晋国有了公族、余子和公行。此时，赵宣子请求让赵括成为公族，说：“这是君姬氏（成公夫人）所疼爱的儿子。若不是君姬氏，我早已成了狄人。”成公答应了赵宣子的请求，让赵括成为旄车之族，又让屏季凭借原有的宗族身份担任公族大夫。

《弘道錄》评说：赵宣子请求为赵括设立宗族名位，是不是因为受到了君姬氏请求立嫡子的感动呢？不过，宣子扶立嫡子，赵氏宗族却传给了赵括；赵括成为宗族之后，赵氏嫡系反而灭亡。那么旄车之族在哪里？公族又在哪里？因此，君子看重的是有后嗣。

韩献子告老时，准备让穆子接任公族大夫。穆子有残疾，推辞说：“《诗经》说：‘不亲自去做，百姓就不会信服。’无忌没有才能，请立起接任吧。”起曾与田苏交游，被称赞为仁者。《诗经》又说：“恭谨地做好自己的职分，喜爱正直的人。神明听见了这些，就会赐给你大福。”忧恤百姓就是德，正直就是正，三者调和就是仁。若能如此，神明就会听见，赐下大福。立起为公族大夫，不是很合适吗？于是韩献子让宣子入朝告别，自己告老。晋侯称赞韩无忌仁德，让他掌管公族，担任公族大夫。

《弘道錄》评说：韩氏与赵氏都是三晋（韩、赵、魏三家）的重要力量，所以韩献子没有背弃赵孟，认为他懂得道义。起与赵盾都是大族中的栋梁，因此……

无忌没有把韩起放在自己前面，认为这才是仁德。虽然如此，还是先确立合乎道义的做法，仁德才得以彰显。嫡宣孟借此感化了穆子；族屏季也因此感动了悼公。《诗经》说：“世人显赫不显赫，谋划谨慎又周详。”这大概就是三晋由此兴盛、曲沃由此分立的原因吧。

宋穆公病重，召来大司马孔父，把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记这份恩情。若能依靠大夫您的力量保全性命，直到寿终，先君若问起与夷，我该拿什么话来回答？请您拥立他，主持国家社稷。我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

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拥立公子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贤能，才让我主持国家社稷。如果我不顾德行、拒绝让位，就是辜负先君的选择，哪里还称得上贤能？彰显先君美好的德行，难道不该尽力吗？您千万不要毁掉先君的功业。”于是穆公让公子冯出居郑国。八月庚辰日，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

君子说：“宋宣公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他立穆公为君，后来自己的儿子也享有了君位；这份安排是依照道义作出的。”

《弘道錄》评论说：宋宣公把君位交给穆公，《左氏》认为这是知人善任，《公羊》却认为这是祸乱的开端。那么该如何判断呢？

尧举荐舜，舜举荐禹，这些人既然接受了天命，朝见君主、诉讼、民间歌谣所表达的拥戴，也始终得到百姓认可。到了伯益和启的事，情形却不同：朝见、诉讼和歌谣所拥戴的不是伯益，而是启。人们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尧、舜、禹、伯益之间的事，出于顺应自然的天命和公正的天理，所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穆公、宣公、与夷、公子冯之间的事，却出于个人的情感和私心，所以传了两代便没能延续下去。

即便如此，孔父接受托付，仍胜过赵普再次误事；公子冯居住在郑国，也好过德芳遭到背约。穆公可以说没有辜负自己当初的心愿。

宋桓公病重，太子兹父坚决请求说：“目夷年长，又有仁德，君主应该立他为继承人。”桓公便命目夷继位。目夷推辞说：“能够把国家让出去，才称得上仁德；谁能做到这一点……”

“这件事太伟大了，我比不上；况且这样做也不合礼义。”于是他逃走退让。后来，宋襄公即位，任命公子目夷为仁人，让他担任左师（宋国官职，掌管政事），参与听政。宋国因此治理得很好，鱼氏家族也世代担任左师。

《弘道錄》评论说：宋穆公舍弃自己的儿子冯，立侄子与夷为君，父子之间的名分因此混乱，最终招来了篡位弑君的祸患。目夷坚决请求立与夷，维护了兄弟之间的伦理次序，因此宋国得以治理得好。但又何必把谦让装点成美德，以好名声彼此抬高呢？说到底，父亲死后由儿子继位，是万世通行的常规；兄长去世后由弟弟继位，只是一时的变通。既不合常规，又不属于适当的变通，就会造成混乱。

公孙敖娶了莒国女子戴己，她生下文伯；戴己的姐姐声己生下惠叔。戴己去世后，公孙敖又到莒国求婚。莒国人以声己为由拒绝了他，于是他转而替襄仲求亲。公孙敖登上城墙见到声己，觉得她美丽，便自己娶了她；后来他带着全家逃到莒国，跟随声己。鲁国人立了他的长子谷为君，这就是文伯。文伯生病时请求说：“谷的儿子还年幼，请立难为继承人。”鲁国答应了。文伯死后，难继位，这就是惠叔。

《弘道錄》评论说：鲁文公时，鲁国杀死嫡子、改立庶子；谷和难却能互相谦让，君子因此可以羞愧襄仲。然而襄仲最终仍没能免于被埋在马厩里的灾祸。古书说：“国君以这种方式开头，也以这种方式收场。”庆父杀死鲁君般和闵公，襄仲杀死鲁君恶和视，情形相同。既然如此，即使想不死，又怎么可能不死呢？

《汉书》记载，河间王刘德是汉武帝的兄长。他勤于学习、喜爱古籍，做事讲求实际、追求真相。他从民间得到好书，就抄写一份送给原主人，留下原书，并赠送金帛。于是四方懂得道术的人不远千里前来；有人拿出祖上传下来的藏书献给他。因此，他收藏的书籍数量与汉朝官府藏书相当。这些都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典籍，包括《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也有经文、传注、学说和记载，以及七十子弟子的论述。他推举《六艺》（儒家的六部经典）之学，设立《毛氏诗》和《左氏春秋》的博士；他修习礼乐、遵行儒家之学，举止言谈都不离儒者风范。山东一带的许多儒生都跟随他交游。汉武帝时……

河间献王来朝时，献上雅乐（合乎礼制的正统音乐），并回答了三雍宫（汉代讲论礼乐、教化的宫殿）以及诏策所提出的三十多项问题。他的回答推究道术，言辞切中事理，条理清楚。建元二十六年，河间献王去世。中尉常丽上奏说：“大王品行端正，善于治理，温和仁厚，恭敬节俭，诚心敬重他人，爱护百姓，明察深远，对鳏寡孤独之人尤其施以恩惠。”主管礼制的官员据谥法（评定帝王、诸侯死后称号的制度）上奏说：“聪明睿智，称为‘献’。”因此应谥为“献王”。

《弘道錄》说：自西汉轻视礼法、辱骂儒者的风气兴起以后，世代相传的诸侯王中，有些人多达数百位，却大多骄纵淫逸、背离正道，叛逆作乱、凶恶邪僻，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难道是上天赋予他们的资质各不相同吗？其实，是他们的心志陷入了迷乱。那些儒者究竟有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呢？尧、舜、禹、汤等帝王所做的事，足以作为后世准则，都记载在典籍中。河间献王端正自身、治理有方，温和仁厚、恭敬节俭；与那些沉溺于毒害、以危亡为利的人相比，两者相差何其悬殊！史书称赞他“卓越出众，超群不凡”，说河间献王接近这样的品格。唉，他可称得上仁厚了。

《后汉书》记载：东海恭王刘疆是郭皇后的儿子、明帝的兄长。建武二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年后，郭皇后被废。刘疆常常忧惧不安，几次通过身边的人以及诸王，向光武帝陈述自己的诚意，表示愿意退居藩国，以奉养母亲。光武帝不忍心答应，迟疑了好几年。建武十九年六月，光武帝下诏说，皇太子刘疆崇尚谦退，父子之情又难以割舍，因此迟迟没有改变安排。后来，他立刘疆为东海王，改立刘阳为皇太子。

袁宏评论说：东海王刘疆主动请求退居藩国，谦恭之心更加显明；明帝继承帝位后，兄弟之间的情谊也更加深厚。虽然一人被废、一人继位，但父子、兄弟间的真情并没有因此隔绝。

《弘道錄》说：我看那些顺应时运、相继兴起的君主，往往会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改立太子，正是为了顺应当时艰难的局势。即使明帝这样贤明，若不事先安排，难道不会重演前汉的动荡吗？后来永平元年，刘疆果然因病去世。明帝已经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却仍能始终保全兄弟之间发自内心的友爱。这大概就是《诗经》所说的“笃厚的福庆”吧。

东平宪王刘苍是明帝的弟弟，明帝非常亲近、疼爱他。永平十一年，刘苍入朝拜见，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封国。明帝亲自送他回宫，分别后心中怅然，十分思念，便派使者带着亲笔诏书赐给他。诏书说：

“分别之后，我独自坐着，心里闷闷不乐。于是登上车，俯身靠着车轼吟咏，远望着你，思念之情实在让我心中劳苦。从前我问你，在家里什么事最快乐，你说‘行善最快乐’。这句话意义深远，正合我的心意。现在送给你十九枚列侯印。你的儿子们年满五岁、能够快步行礼的，都让他们佩戴。”

《弘道錄》说：东平王以行善为乐，是千古流传的美谈。“皇皇”是美好的意思；美好，就是善良诚信、内在充实。那些招揽游士、使自己声名远扬、名望显赫的做法，都不是善良诚信、内在充实的意思，更何况制作金龟、玉鹤、刻符造瑞呢？明帝赞赏刘苍的话，确实有他的道理。也有人说：“行善最快乐”，大概是说不为求取什么而行善。不带着求取之心去做，又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呢？

姜肱，字伯淮，和弟弟仲海、季江出身名门，三人都以孝顺闻名。他们兄弟情深，亲近得天然而然，常常一起起居。各自娶妻后，兄弟仍舍不得分开睡；为了让家族后代有所承续，才轮流到各自妻子房中。姜肱博通五经，也精通天文星象。远方来向他求学的人很多。朝廷多次征召任用，他都不接受；两个弟弟名声也相继传开，同样不应征召。宫中近侍仰慕他们，桓帝便派人到彭城，让画工把他们的相貌画下来呈报。姜肱躲进幽暗处，用被子蒙住脸，说自己头晕目眩、不想出门，画工最终没能见到他。

《弘道錄》说：姜肱的操守竟然深厚到了这种地步。《诗经》说：“有七个儿子，却不能使母亲宽心。”姜肱可以说是真能使母亲宽心的人。至于圣明贤善的人劝导他，他是否会因为言辞而改变；祥、撻、览、代这些人的事迹，是否可从神色中看出端倪；隰裒、原急之事，是否因招引而生嫌隙；“瓶罄”“叠耻”之说，是否令人痛心于往事——这些说法都涉及古人的典故。姜肱兄弟虽然各自成家，却没有因此废弃兄弟间的情义；母亲慈爱、弟弟友爱，发自内心，声名远播，也不必从神色上去察验。

他没有因征召做官而闻名，也没有卷入党争祸患；没有招来祸端，始终以和悦的神色奉养父母，直到终老。他一身正气，浩然自得，死去也没有什么可悲痛的。拿孔门（孔子及其弟子）所称许的标准来衡量，他难道不正是“安于贫困而乐于行道”的人吗？

《谢承书》记载：肱的继母年轻，性情严厉。肱感念《凯风》（《诗经》中歌颂母亲养育之恩的诗）的道理，和兄弟们同住一室，不进入自己的房间，以此宽慰母亲。

《晋书》记载：王祥的弟弟王览，母亲朱氏对王祥很不好。王览才几岁时，看见王祥挨鞭打，就哭着抱住王祥；长大一些后，常常劝母亲，朱氏的凶暴虐待才稍稍收敛。朱氏屡次无理地使唤王祥，王览总是跟着一起做；朱氏又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赶来共同承担。

王祥的父亲去世后，王祥渐渐有了声望，朱氏因此非常憎恨他，暗中派人用毒酒害他。王览知道后，立刻起身去取酒。王祥起疑，不肯喝；朱氏便夺过酒，又把酒倒回去。从那以后，朱氏每次赐给王祥饭食，王览总先尝一口。朱氏害怕了，终于停止加害。

王览孝顺父母、友爱兄长，恭谨严正，名声仅次于王祥。王祥做官后，王览也应本郡征召出仕。

此前，吕虔有一把佩刀。相刀的人说，佩刀者必定能位至三公（古代最高官职之一）；若不是合适的人佩戴，这把刀也可能带来祸害。吕虔认为王祥有辅佐国家、担任高官的气度，便把刀送给他。王祥临终时把刀交给王览，说：“你将来一定会兴盛，配得上这把刀。”后来王览家族果然世代贤才辈出，在江左（长江下游一带）兴盛起来。

王览有六个儿子：裁，字士初，任抚军长史；基，字士先，任治书侍御史；会，字士和，任侍御史；正，字士则，任尚书郎；彦，字士治，任中护军；琛，字士瑋，任国子祭酒。王裁的儿子王导后来成为著名宰相。

《弘道錄》评论说：王祥侍奉父母，没有逃避本分；王览侍奉兄长，值得托付。父亲偏爱他人，王祥能够妥善应对；母亲残暴虐待，王览不因此疏远她。最终，孝子和悌弟（友爱兄长的弟弟）聚集在同一家门，吉祥和睦之气也延续到后世。这是上天帮助他们成就名声，也使东晋的国运延续了几代。

只是，吕虔赠刀的故事未必完全可信；但这难道不也是牛金祥瑞的征兆吗？元帝虽然承受天命，王导实际上为此奠定了基础。这样的预兆早已显现，难道不是顺应德行而感召来的结果吗？

《旧唐书》记载：宋王李成器、申王李成义是唐玄宗的兄长。岐王……

范王、薛王和业王是皇帝的弟弟，幽王和守礼王是他的堂兄弟。他们彼此友爱，近世少有可比。圣历初年，他们成年出宫，皇帝在东都洛阳积善坊为他们安排宅第。五人分住各院，一同生活。

大足元年，五人随皇帝前往西京长安，皇帝又赐给他们兴庆坊的宅第。先天年间以后，兴庆坊成了皇帝旧日潜居之地，于是改建为宫。宫城西南建有楼阁，西面匾额题作“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作“勤政务本之楼”。

皇帝有时听到诸王府中传来音乐声，便召他们登楼，同坐一榻，设宴谈笑；有时也亲自到他们府中，赏赐金帛，让他们尽情欢聚。宋王尤其恭敬谨慎，从不干预朝政，也不与人结交私党，因此皇帝格外爱重他。

皇帝曾写信给宋王说：“魏文帝有一首诗：‘西山一向高高处，常无极。山上有两位仙童，不饮不食。赐我一丸药，光彩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轻盈，仿佛长出羽翼。’我常想着服下仙药，长出羽翼；但与其如此，哪里比得上天生的骨肉兄弟，做我的羽翼呢？

“从前陈思王有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才能，魏文帝却断绝了他入朝拜见的机会，最终使他忧郁而死。魏朝的国运还没有走完，就遭司马懿夺权，这难道是神药的功效吗？虞舜是至圣之人，仍能宽恕傲慢的象，这才是帝王应遵循的准则。我每每为此废寝忘食，敬仰赞叹不已。

“近来趁着闲暇，我得到这张神方。如今把药分给兄弟们，愿与你们一同保养长寿，直到无穷无尽。”

《弘道录》评论说：《易经·益卦》九五爻辞讲：“心怀诚信，以恩惠待人，不必占问，也知道大吉。”爻象解释说：“心怀诚信、施惠于人，不必占问便可知吉；别人也会感念我的恩德，因为志向得以充分实现。”

玄宗功业显著、德望崇高，而五位王爷谦虚自持、顺势相应，符合天理，也让人心安定。兄弟之间彼此信任、心意相通，友爱之情自然生发。那时国家长久安定，百姓欢欣，大吉之事不必占问也能知道。既然他们以至诚之心感念君王的恩德，就能施展谋略、弘扬治道，使君主的志向畅然实现。这正是开元年间……

唐代的政绩，和贞观年间一样美好，又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唐书》记载：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隋、唐以来，朝廷都曾表彰他家，在门前立表扬的牌坊。麟德年间，高宗封禅泰山时，亲自到他家探访，召见张公艺，询问家族和睦相处的方法。张公艺请人拿来纸笔，写了上百个“忍”字呈给皇帝。

他认为，宗族不和，多是因为长辈分配衣食不均，晚辈不遵守礼节；彼此责怪、埋怨，便会发生争执。只要大家能够互相忍让，家道就能和睦。

《弘道錄》评论说：“忍”，说到底，是不忍心伤害他人的心；这种不忍之心，就是天心。九代同堂的家族出于天性，大家同姓，亲缘难以改变；看待九族，就像看待一个人，看待九代，就像看待同一代人，还有什么不能共同相处的呢？如果只是靠强力压制来讲“忍”，其中却没有体察他人、慈爱他人的心意，那么这种“忍”就成了“刃心”——像刀刃一样伤人的忍。张公艺的本意，大概不是这样。

元德秀，字紫芝，为人质朴厚道，不爱修饰。他没有在父母在世时成家，因此后来不肯娶妻。有人说这样会断绝后代，他回答：“哥哥有儿子，可以祭祀祖先，我何必娶妻？”等侄子长大，要替他娶妻时，家里十分贫困，元德秀便请求出任鲁山县令。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于五凤楼下举行盛大宴会，命令三百里范围内的县令、刺史都带着乐队前来。元德秀派了几十名乐工，让他们手拉着手，唱《于蔿》一曲。玄宗听后觉得不同寻常，感叹道：“这真是贤人的话啊！”

元德秀把所得俸禄全用来供养他人的孤儿和遗属。任期满后，他喜爱陆浑的山水，便住在那里。他家没有围墙、门锁，也没有仆人和侍妾。遇上荒年，有时连饭也不做；他却悠然弹琴自娱。他尤其擅长写文章。房琯常感叹说：“见到紫芝的仪表风度，人的名利之心就全消了。”苏源明对人说：“我不幸生在衰败的世道，所幸没有以认识元紫芝为耻。”

元德秀去世时，弟弟元结悲痛大哭。有人说他哭得太过，不合礼节。元结回答：“如果你知道礼节上的过失……”原文到此未完。

却不知鲁山公（唐代官员颜鲁山）情操高尚，淡泊无欲，没有牢固执守的私念，也不专意追求什么。年老时仍安然自处，死后也没有留下子嗣。人们通常沉溺、喜爱的东西，他都没有：活到六十岁，不近女色；没有十亩田地，也没有十尺见方的屋舍；十岁大的侄儿，身上还没有一件完整的布衣。他却为此感到悲哀，认为这些情形正是用来警戒那些荒淫贪婪、谄媚逢迎、沉迷华服美食之人的。

《弘道录》说：我看鲁山公为人淡然，仿佛太虚之中没有一丝尘埃遮蔽；胸怀浩然，仿佛清澈深潭中没有一点沙滓。他亲自哺乳兄长的儿子，这种事自古以来都很少听闻，实在难以有人继承他的做法，因此也就不再赘述。不过，《晋书》记载，他的弟子綏服为他守丧三年；《唐书》却没有记下鲁山公兄长儿子的姓名，也没有说侄儿为他服丧。于是书中特别记述次山（元结，字次山）为他哀痛之事。总的说来，哀痛出于情，服丧则是礼义；若以慈爱抚养、兼顾后嗣这两方面来衡量，侄儿理当为他服丧。史书果真是漏记了吗？

《宋史》记载：宋太祖仁厚孝顺，性情质朴，行事顺乎本心。弟弟晋王赵光义有一次病势危急，太祖亲自前去探望，还亲手为他艾灸。晋王觉得疼痛，太祖也取艾草灸自己，以分担弟弟的痛苦。太祖常对近臣说：“晋王龙行虎步，将来必定能成为太平天子。他的福德不是我能比得上的。”

《弘道录》说：陈桥兵变时，晋王与将领们先发动事变，随后才把消息上报；所谓宋朝取代后周的事业，实际从那时便开始了。既然如此，“龙行虎步”的说法，早在日光相荡之日便已有所显现；太祖以艾灸分担弟弟的疼痛，也印证了他所说的晋王将有太平福德。至于“斧声烛影”的故事，僧人文莹轻信传闻而误传，李寿也因传疑而误导了胡、陈二人。因此，丘濬（字琼山）特意依据正史，辨明这些说法不实。

我认为，后世用来证明宋太宗有恶行的，主要是他后来对待弟弟刻薄，于是人们先怀疑他当年对兄长的心意和对侄儿的处置，再进而把弑君的罪名加到他身上。其实宋太祖仁厚孝顺，出于本性；即便晋王后来有不肖之处，太祖又怎会轻易忍心对他下手？本书据理辨正，因此特意为此辩明。

范文正公（范仲淹）告诫儿子们说：“我贫困的时候，和你们的母亲一起奉养我的父母。你们的母亲亲自做饭，可父母连一顿饱饭都不曾吃上。如今我有了优厚的俸禄，本想好好奉养父母，可他们已经不在了。你们的母亲也早早去世。我最遗憾的是，难道忍心让你们独自享受富贵生活吗？

“我在吴中的宗族人数很多。对我来说，他们自然有亲近和疏远之分；但从祖宗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子孙，本来就没有亲疏之别。既然祖宗心中不分亲疏，那些贫困挨饿受冻的人，我怎能不加以照顾呢？

“况且，从祖宗以来，积德已有一百多年，到我这一代才开始显达，做了高官。若只有我独享富贵，却不照顾宗族，将来在地下怎样面对祖宗？现在又有什么脸面进入家庙呢？”

于是，范仲淹把按恩例得到的俸禄赏赐，常常平均分给族人；还把多余的俸禄全部用来购买靠近城郭、收成稳定的田地，共一千亩，称作“义田”（用于赡养宗族、救济族人的田产）。

《弘道录》评论说：范文正公在尚未显达时，就怀有志向；显达之后，又把志向付诸行动。从文字记载以来，只有这位公能充分做到这一点。我曾推究他能够做到的原因，有四点：第一，存心公正；第二，几代人都贤良；第三，社会风气淳厚；第四，君主德行崇高。

他还在做秀才时，就已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有这样的见识，才有这样的胸襟，这是他存心公正的第一点。他以范纯仁等人为儿子，儿子们承继他的志向、延续他的事业，怎会不以父亲公正的心为自己的心呢？这是几代人都贤良的第二点。

如今置办了靠近城郭、收成稳定的一千亩田地，不但可能招来嫉妒诋毁，还恐怕会惹上许多麻烦：有人可能倚仗权势强行侵占，拿债务纠缠，用徭役限制，或因拖欠赋税而加以骚扰。这样的事无所不有。哪里还能安稳地高枕而卧、享受这份高尚的义举呢？这是社会风气淳厚的第三点。

况且，范公在朝为官时刚强坚毅、正直不阿，进退行止从不迎合讨好。若不是遇上极为圣明的君主，他又怎能始终保全自己，照顾族人呢？这是君主德行崇高的第四点。

后世若不幸出现宗族之间争夺长幼名分、互相挑剔短处，或者……

对与错，有时遇到时势不利，便只好退缩隐忍、长声叹息；有时遭逢变故，也甘愿沉沦于世间。这样小心仰慕古人，哪里比得上他们呢？一个人的存心，关系到公与私如何区分、子孙贤明还是愚昧、风俗美好还是败坏，也关系到世道兴衰；这不只是救济急难这一件事而已。

司马旦（北宋人）与弟弟司马光兄弟情深。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如同侍奉严父，照料他又像照料婴儿。每次吃过饭不久，司马光就问：“您是不是又饿了？”天气稍冷，他便抚着哥哥的背问：“衣服会不会太薄？”

后来，司马光住在洛阳，司马旦住在夏县。司马光有园林池沼，景致优美，每年都去探望哥哥；司马旦也偶尔到洛阳看望司马光。司马光平日议论天下大事，司马旦常能为他出谋相助。

后来，司马光受到朝廷征召，任门下侍郎（官职），坚决推辞，不肯赴任。司马旦引用大义劝他说：“你平生诵读尧舜之道，想着辅佐君主成就治世。如今时机已经到了，却违背这一志向，这不是合宜的进退之道。”司马光于是改变主意，动身赴任。当时，天下人都担心司马光最终不会出仕；听到司马旦这番话后，大家都很高兴，称赞司马旦说：“这才是长者的见识。”

《弘道錄》评说：《易经》同人卦中，六二居位得当、守中正之道，并与九五相应，说的正是司马光吧？九五刚健、中正，又与六二相应，说的正是司马旦吧？司马光明察事理，辅佐君主，成为天下人乐见的事；司马旦则以诚心感通事理，彰显天下的大义。即使百世之后，人们仍可以从中看出他们的为人。

伊川（程颐）为明道先生（程颢）撰写行状序文说：先生天资出众，又善于涵养自己，品性纯厚，像精炼的金子；温和润泽，像上好的美玉。他宽厚而有原则，和气而不随波逐流，忠诚坚定，连金石也能为之感动；孝顺友爱，连神明也会为之感通。看他的神色，待人如春日阳光般温暖；听他说话，言语入人心田，如及时雨般润泽。他胸怀明朗通透，看事物没有隔碍；测量他的涵养，浩瀚得像没有边际的大海。他的德行之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他修身时以内心的敬谨为根本，并以宽厚体谅之心待人；见到善行，就像自己做的一样欣喜；自己不愿承受的事，也不施加给别人。他安居于仁德之中，行走在正道之上。

言论有实质，行动有常法，洞察各种事物，也明白人伦纲常；求知做到极处、通达性命之理，必须以孝悌为根本；要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则须从礼乐入手。辨明异端学说中那些似是而非之处，打开百代以来未能解开的疑惑。自秦汉以来，还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道理。

《弘道录》说：《大畜》卦所象征的，是刚健而笃实，光明显著、广为彰明。因此，程伯淳（程颢）那样的至德，并非徒有空谈；程正叔（程颐）那样的文章，也并非过分赞誉。二人的德行与学问，仿佛吉日祥云，人们仰望便能看见它照耀四方；又仿佛和风甘雨，人们沐浴其中，便能感受到它润泽各处。他们树立德行、留下言论，实在没有超过这一境界的。

四明志

本朝杨文懿公兄弟的家世是这样的：他们的父亲六父，号棲芸，生了三个儿子：自惩、自悆、自忞。自惩号梅读子，儿子守陈官至吏部侍郎，守阯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自悆号见素子，儿子守隨官至工部尚书；自忞号韦庵子，儿子守隅官至广西右布政使。孙辈茂元官至刑部侍郎，茂仁任四川按察使。这些人也都是文懿公的儿子。

棲芸精通《易》《书》《诗》三经，努力追求濂溪、洛阳、关中、闽地诸儒所传的学问。他品性刚正，躬行诚实坚定；晚年修养更加精进，于是改号“思诚”。文懿号镜川，弟弟号碧川。他天性孝顺友爱，待弟弟和睦亲切，彼此相互学习、砥砺。

远而言之，杨家承续了前代儒者的学术传统；近而言之，也继承并发扬了家学。四明一带，杨慈湖师从陆象山，黄东发师从朱熹，都能卓然领会体与用相贯通、践行道理并显明幽微之义，学者们十分敬重他们。棲芸则真正继承了这一传承，到了文懿公，更将它发扬光大。

文懿公起初研读古代经典，是为了探求圣人的言外之意，不把注释训诂和辞章写作当作学问的全部。因此，无论约束自己、治理家庭、做官办事，还是待人接物，他始终如一，从不稍有放纵。他的子弟都谨守礼法，不肯为了利益屈从于不义，并且相信古人所说的道理确实可以实现。

文懿公曾竭力推辞吏部的职务，说：“吏部掌管百官的任免升降，众人的怨恨都会集中到这里。像王恕那样有声望的人，尚且会招来非议，何况……”

臣下愚钝疏阔，哪里担得起这个重任？我又说，君主可以更换，史书却不能销毁。

此前，史官没有记载建文帝（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的事迹，结果革除年间（明成祖废除建文年号后的数年）的朝廷政事，以及忠于职守的人，都被埋没得无从查考。如今着手搜集整理，还可以弥补国史的缺漏。景泰帝（明代宗朱祁钰）已经恢复帝号，可《实录》（记载皇帝言行和政事的史书）仍称他为“郕戾王”，理应改正。还应恢复旧例：把群臣上奏却被留中的奏章——也就是皇帝留在宫中、没有发还或批复的奏章——全部交给史馆。以上都是有见识的言论。

《弘道录》评论说：宋濂（号潜溪）不肯担任宰相，杨廷和（号镜川）不肯担任吏部官职，他们都是浙江的道学儒者，差不多可以说是克制私欲、尽心尽责的人。如今很少能见到与他们相当的人了。将这段话录在这里。

《弘道录》卷之八

《弘道录府》第二

仁

朋友之仁

《通书》中，周敦颐（北宋思想家，世称周子）说：“道高远，德深厚，教化没有穷尽，确实能与天地相参、与四时同运，这大概只有孔子吧。”

道高远如天，属阳；德深厚如地，属阴；教化无穷，如四时运行，也就是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生化变化。孔子大概就是太极（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吧。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作为万世敬仰的老师，其尊崇可与尧、舜相同。因此宰我说孔子胜过尧、舜，子贡说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出现过孔子。不过，孔子本人并没有被直接比作太极，这样说究竟有什么道理呢？

《易经》经过三位圣人之手才逐步形成；周敦颐阐发了先天、后天变化的深奥道理，而这份道理的根源在孔子。周敦颐又揭示了孔子思想中关于太极的深意。因此，太极尚未分化时，混融在不可认识、不可言说的状态中，妙在无声无臭；太极分化之后，它先于形体与气质形成而确立，又运行在形体与气质已经具备的万物之中。它实际是造化的枢纽、万物的根本。

为什么说孔子是太极呢？在德性尚未显现时，仁、义、礼、智的本性完整地含藏于内，无所不具；等到显现出来，中正、和悦的德行便随着外界感应而回应，没有不合宜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一切诚意的开端，也是万物变化的关键。

从它光明显著、发用流行这一面来说，天以阳气生养万物，道的作用便显现出来；而圣人仰观天道……

越往高深处探究，道理就越显得坚实，没有穷尽。孔子安静而深厚的德行，也像这样没有边界。他像大地一样，以阴柔之德养育万物；这种德行深微难见，孔子却始终诚恳仁厚，深沉如渊，哪里能用尽头来衡量呢？

四季依次运行，春夏秋冬各有时序；孔子教人的四项内容，则是文献典籍、品行实践、忠诚和守信。他能依照人的资质加以教导，使每个人都得到适合自己的培养。五行（木、火、土、金、水）各有其性。因此，合起来看，万物的整体都具备于孔子之身，他如同统摄万物的太极（宇宙万物的根本整体）；分开来看，他又能使万物各自发展成就。万物由同一根源而来，每一事物也各自具备一个太极。孔子之所以被认为胜过尧、舜，正在于他的教化没有穷尽；自有百姓以来从未有人能与他相比，也正因为他的道德高大深厚。说法虽然不同，道理却彼此相合；孔子和三位弟子所讲的，归根到底是一回事。

颜渊（颜回）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克制私欲，使言行回到礼的规范，就是仁。只要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归向仁。实行仁靠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颜渊问：“请问具体该怎么做？”孔子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颜渊说：“我颜回虽然不聪敏，也愿意照这些话去做。”

《弘道錄》评论说：这是孔门最初讲论仁的地方，因为仁的道理贯通上至圣人、下至日常行事。所谓“天下归仁”，说的是尧、舜那样的事业：没有一个人得不到安顿，没有一件事物被排除在各自的本性和位置之外。这就像把心胸展开，足以遍及天地。所谓“克己复礼”，则是圣贤修养所能达到的完整功夫：没有一个念头违背天理，没有一件事情不合礼。这就像把心收摄起来，隐藏于幽微深处。

这就是仁道的最高境界，也是心性修养中深奥微妙的道理。别人不知道的，他自己明白；别人做不到的，他自己做到，何必向外求助呢？孔子告诉颜渊的话，已经没有保留。若有人一味追求高远，忙于谈论“四灵九有”（祥瑞灵物与广阔天地等宏大事物）；或只拘泥于眼前，担忧自己还不够纯粹、做得还不彻底，那么颜回就实在明智了：他懂得追问仁在日常中的具体条目。尧以恭敬诚信著称，舜以诚实充实著称，而克制私欲、践行仁德，就要从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开始。因此，孔子先讲……

《弘道录》这段话主要讲的是孔子对弟子颜回（字子渊）的极高评价，通过几个生活细节展现圣贤境界。

孔子说，要像古代圣王那样明察四方、广听意见，才能成为天下的楷模。颜回问仁时不是简单提问，而是追问具体实践方法，可见他以圣人为榜样。颜回常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这种自我要求正是成圣的关键。

孔子特别称赞颜回能连续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他弟子最多坚持几天或一个月。这不是说其他人会退步，而是颜回确实达到了极高境界——他心思纯净，完全遵循天理，这种持续性的修养非常难得。其他人虽然也有闪光时刻，但还达不到颜回那种始终如一的境界。孔子这样说并非贬低其他弟子，而是强调成仁的难度。

最著名的是孔子对颜回生活态度的赞叹：用竹筐吃饭，用瓢喝水，住在破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清苦，颜回却始终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暂时的，而是因为他内心充实，超越了物质贫乏。孔子自己也说过，吃粗粮喝冷水，弯着手臂当枕头，快乐就在其中——这与颜回的境界相通，说明真正的快乐源于内心的修养，而非外在条件。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突出了颜回"安贫乐道"的圣贤品格，也揭示了儒家修养的核心：通过持续的精神修炼，使人达到不受外物影响的自由境界。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

《弘道錄》说：这是孔子与颜回之间看似有分别、其实差距很小的地方。所谓“（颜回）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有时或许未必能做到；而“快乐也就在其中”，说的是人浑然与天理相合，无法穷尽，也无法用固定的形态来限定。两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孔子说：“自从我有了颜回这个弟子，弟子们一天比一天亲近我。”

《弘道錄》说：所谓一天比一天亲近，并不是说师生彼此观察、觉得对方好，便互相跟随、仰慕。孔子讲学时，颜回从不懈怠；孔子不必多费口舌，颜回就能领会。颜回没有什么不心悦诚服，即使是细微的提醒，也不是空话。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没见过他停下来，怎么能不由衷畅快？退下来考察他私下的言行，也能发现他领会了所讲的道理，怎么能不为此欣慰？“不也很快乐吗”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孔子循序渐进地教导颜回，尽心尽力；颜回把孔子看作父亲，也有些事不把孔子仅仅当作老师看待。这怎么会不使师生一天比一天亲近呢？

颜渊去世，孔子哭得很悲痛。跟随孔子的人说：“您哭得太悲痛了。”孔子说：“我真的哭得这么悲痛吗？不为这个人悲痛，还能为谁悲痛呢？”

《弘道錄》说：颜渊去世，是上天不再珍爱大道；鲁国西边打猎时捕获麒麟，是大地不再珍爱宝物。这两件事都足以使孔子悲痛。

颜渊去世，孔子说：“唉！上天要毁掉我啊！上天要毁掉我啊！”

《弘道錄》说：圣人的生命承载着大道。大道能否传续，与圣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圣人在，道便有所寄托；圣人不在，道便难以传承。如今大道无法传下去，就如同我自身也将不复存在。“上天要毁掉我”这句话，难道是圣人自认后世必定会尊奉他吗？不是。这是因为他深爱大道。后世尊崇圣人，则是因为真正仰慕大道。大道流传于后世，圣人便如同没有死去。由此可以看出，颜回对于大道传承何等重要，师友关系对于仁德的培养何等关键。若只把师友之道看作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的末一项，便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

曾子说：“士人不能不心胸宽广、意志坚强，因为肩负的责任重大，前行的道路遥远。把行仁作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直到死去才停止，不是很遥远吗？”

《弘道錄》说：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曾子的坚定。孔子说“请让我依照这些话去做”，体现的是愿意践行；曾子把仁当作自己的责任，体现的是坚定承担。上智……

凭借天赋而明察通达，称为“明睿”；凭借学习而增长才智，称为“弘毅”。归根结底，道理只有一个。

仲兮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时，要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役使百姓时，要像承办重大祭祀一样慎重。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样，在朝廷任职时没人怨恨，在家中也没人怨恨。”

仲兮说：“我雍虽然不够聪敏，但愿意照您说的去做。”

《录》说：孔子常称赞雍，说他可以治理国家、担任君主。因此，孔子告诉他的这些话——出门待人恭敬、役使百姓慎重——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由这些话，还能想见仲兮的仪态和为人典范，更何况亲自受过孔子教诲的人，更能领会他宽厚、沉稳、简朴而庄重的风度。孔门弟子中，颜回和雍都被列入德行一科。听到这样切合自身、明白可行的话，他们自然能理解并努力实践，哪里会不愿意照着去做呢？

有人说：“雍仁德有余，却不善言辞。”孔子说：“何必靠能言善辩？用嘴巴伶俐来应付别人，常常招人厌恶。我还不知道他是否真正仁德，何必要能言善辩？”

《录》说：仁德与巧言善辩相反，巧言善辩是仁德的弊病。雍以恭敬约束自己，以宽恕之心对待别人，所以内外都能做到不招怨。因此，有人才会这样评价他。可见当时的人也知道仁德是好事，只是觉得若再有口才，就更难得；他们并非惋惜雍不善言辞。世俗之人常把巧言当作才能，却不懂它的弊病。若有德之人自然能说出合宜的话，那就不属于巧言了。因此孔子再次说“何必靠能言善辩”，是要让那人透彻明白。孔子所说“我还不知道他是否真正仁德”，就像《论语》中孟武伯询问子路、冉求是否仁德时孔子的回答，并不是否定他们有仁德。读者应当仔细体会。

司马牛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德之人，说话谨慎迟缓。”司马牛说：“说话谨慎迟缓，就可以称为仁了吗？”孔子回答：“做起来本就不容易，说话时怎能不谨慎迟缓呢？”

《录》说：司马牛再次发问，并非没有缘由。他看到颜回、冉求得到的答复，都是切合自身、敦厚恳切的道理；自己得到的答复，却落在言语和神色上。他或许还不明白，“非礼勿言”等克己复礼的具体要求，正是实行仁德的关键。孔子这样说，并不只是因为司马牛话多而急躁。若能谨慎言语、不任意开口，就能使耳目与全身都合乎礼……

（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合乎礼的关键就在这里。可惜没有听到‘请让我照着做’的话，也没有领会‘做起来很难’的意思，只是一味忧虑、害怕，却不知道实行仁德要靠自己。这大概就是颜回、冉求之所以难以达到仁德的原因吧？”

樊迟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日常起居时态度恭谨，做事专心敬慎，待人忠诚；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中原人所称的边远异族地区），也不能丢掉这些原则。”

《弘道錄》评说：这对求学的人来说，最切近实在。还做不到像接待贵宾那样恭敬，就先要求自己举止谦恭；还做不到像承办重大祭祀那样谨慎，就先要求自己做事敬慎；还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先要求自己待人忠诚。孔子特意提到夷狄，是为了强调这些原则无论身处何地都不能放弃。樊迟资质粗浅，在孔门中求学尚且可以勉励；但若到了夷狄之地，恐怕更难坚持。孔子这是针对他的毛病深加告诫，与“在朝廷上不招怨，在家中也不招怨”的说法并不相同。

樊迟又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先付出艰苦努力，之后再谈收获，这就可以说是仁了。”

《弘道錄》评说：我看孔门弟子中，屡次向孔子问仁的人，没有谁比樊迟更多，可他最终仍未能领会圣人之道，这是为什么？大概是因为孔门之学讲究不带着功利目的去做。孔子说过“谋求道，不谋求衣食”，却没听说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也说过“亲自耕种，仍可能挨饿”，却没听说他请求学习种菜。樊迟亲近圣人、在孔门中学习，尚且如此；汉代儒者董仲舒却能懂得“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不计较功劳”。那么，这些道理能当作寻常话看待吗？求学的人应当仔细体会。

樊迟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他又问怎样才算明智，孔子说：“明智就是了解人。”樊迟没听明白，孔子便说：“选拔正直的人，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曲的人也变得正直。”

樊迟退下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孔子，问什么是明智。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让他们处在邪曲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

子夏说：“这话的意思多么丰富啊！舜拥有天下时，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皋陶（传说中的贤臣），不仁的人便远离了。商汤拥有天下时，也从众人中选拔人才，任用伊尹（商代贤相），不仁的人便远离了。”

《弘道錄》评说：我看子夏这番话，不只阐明了孔子尚未明说的意思，即使千百年后的人也确实无法否认。拥有天下的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拔正直者、排斥邪曲者？因为是非与正邪往往彼此相反：邪曲者得势，正直者就会被扭曲成邪曲；正直者得势，邪曲者……

人的风气一经教化，就会转变为正道，变化的关键几乎只差一线。唐朝取得天下后，重用魏徵，隋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便全部革除；宋朝取得天下后，重用司马光，熙宁、元丰年间的旧政便很快改变。可是到了后来，重用一个李林甫（唐玄宗时的宰相），便使朝廷仪仗中的谏官被排斥疏远；重用一个章惇（北宋宰相），便使轻浮、狭隘的人挤满朝廷。

孔子谈到鲁国没有子臧（鲁国公子，以贤德著称）这件事，难道是在责怪鲁国吗？并非如此。否则，他为什么还反复把这件事讲给鲁哀公听呢？只是孔子的旨意深远而不显露，含蓄而没有说尽；门下才德出众的弟子们彼此讨论、辩难，后来才逐渐阐明其中的道理。此后，子贡（孔子的弟子）却日益迟钝，未能领会。这样看来，能否通达其中道理，或许就在于能不能把握前进与停步的关键。

子贡问：“如果有人广泛施恩于百姓，并且能救济众人，怎么样？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这哪里只是仁？那一定是圣了！尧、舜恐怕都还觉得难以做到。所谓仁者，就是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能够从自身的愿望推想到别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弘道錄》评论说：子贡的资质接近上等聪明人，却不能充分进入圣人的境界，是因为他一味追求高远。曾子的资质受限于天分，显得迟钝，却最终能够传承孔子之道，是因为他能从身边的事物作比照。孔门当时提问的人很多，有人举出事例、组织言辞，似乎已经有所领会，却不知道“广泛施恩”并不等于“广泛地爱一切人”；仁也不能不分对象地泛泛施予。子贡的学问大概有所得于“广”，却没有落实到“约”，所以显得宽泛而不切实。

“自己想立身”说的是卓然自立；“自己想通达”说的是能够跃然而进。这两者都要以礼来加以约束。用这番话防止后世仍有人把“广泛地爱”说成仁。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追求根本道理本身错了，而在于只凭文辞理解道理，没有把它落实到礼的规范中；所谓不能以礼来约束自己，确实如此。

子贡又问怎样实行仁。孔子说：“工匠要做好工作，必定先使工具锋利。在这个国家，要侍奉贤明的大夫，结交仁德的士人。”

《弘道錄》评论说：子贡到这时大概已经觉察，自己先前的想法有误，因此又问怎样实行仁。这就像是在说“请让我照着您的话去做”。“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并不是随口说说就能做到的。要有……

贤能的人在上位时，会引导、扶助和鼓励下面的人；有仁德的人在下位时，也能以自身的熏陶感染周围的人。这样，人们往往不知不觉就能卓然自立、豁然通达。否则，一个人孤身无助，怎么带领别人？若自己见识浅陋，又凭什么判断事物、给人表率？这是我今日深感忧惧的事：想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共事，却没有找到。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仁德吗？”孔子说：“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子路）在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国，可以让他管理军赋；至于他是否仁德，我不知道。”

孟武伯又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冉求在千户人家的封邑、或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之家，可以让他做总管；至于他是否仁德，我不知道。”

孟武伯再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可以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负责和宾客交谈、接待宾客；至于他是否仁德，我不知道。”

《弘道录》解释说：孟武伯是鲁国大夫孟懿子的儿子，也是参与政事的人。他所说的“仁”，想必已有具体所指，比如广泛施惠，或者做别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当时子路、冉有、公西赤都在孟氏家中做事。孟武伯看到他们的气度，认为他们都能有所作为，因此问孔子他们是否仁德；他也知道孔门最推重“仁”。

孔子依据实际情况作答：子路可以管理军赋，冉求可以做总管，公西赤可以担任朝廷礼宾；但这些才干不能据此称为“仁”。因为“仁”是一个人本心完整的德性，孔门不轻易这样评定；而三人的才干，正是孟氏所需要、也不容易得到的。孔子的回答既没有贬损三人的真实才能，也没有轻率地把“仁”说得浅易，这样的问答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

子路说：“我愿意把车马、衣服和轻暖的皮袍拿来与朋友共享；东西用坏了，也毫不遗憾。”

《弘道录》解释说：子路穿着破旧的粗衣，也不以为耻；如今他说愿意和朋友共享车马、皮袍，直到东西用坏也不遗憾，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可以说并无矛盾。前者是不以贫贱为耻，体现克制自己的志向；后者是慷慨待人，体现宽厚待物的仁心。人先要有不因贫困而羞耻的志向，之后才能做到施予而不计较得失。

因此，那种衣着光鲜、得意地走过乡里的人，为有见识者共同鄙弃；而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如蜉蝣般追逐表面光彩，也是有志之人不屑做的。子路把东西用坏仍不遗憾，正是因为他看重与人分享，而不把财物得失放在心上。

孔子说：“如果说圣、仁，我哪里敢当？不过，做仁德之事不感厌倦，教导别人不知疲倦，这样说也就可以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做不到、无法向您学习的地方。”

《弘道錄》解读：这里的“仁”指的是完整而浑然的仁德，是天道本来的样子，与平日弟子问一件事、孔子回答一句话时所谈的仁不同。孔子不敢自称圣与仁，既是不自满，也不只是顺着别人的赞誉推辞，更不只是谦虚的客套。他说自己做仁德之事不厌倦、教人不疲倦，便已接近天道纯粹不息的境界。若贸然自称圣、仁，不但会使学习者困惑；况且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份志向就不能有片刻松懈。只有始终保持完整、不停歇的人才能做到，弟子又怎么学得来呢？

子张向孔子请教仁。孔子说：“能够在天下推行五种品德，就可以称得上仁了。”子张请问是哪五种。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恭敬，就不会受到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戴；守信，别人就会信任你、把事情托付给你；勤敏，就能做出成绩；施惠，就足以让人听从安排。”

《弘道錄》解读：子张这样问，和颜渊那样直接请教“仁是什么”不同，因此孔子是针对他欠缺之处来回答。恭敬的反面是傲慢，宽厚的反面是刻薄，守信的反面是背信，勤敏的反面是懈怠，施惠的反面是刻薄害人。子张做事好表现、好高骛远，可能会把仪表堂皇当作恭敬，把不加拒绝当作宽厚，把靠脸色讨好当作守信，把仓促急促当作勤敏，把怠慢命令当作施惠。若是这样，五种品德的实际效果就会变得模糊。这番教导意在深入塑造他，像是对症下药；和其他篇章讲“五种美德、四种恶行”的意思相同。

曾子说：“子张气派堂堂，但很难和他一起修习仁德。”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确实能做到别人难以做到的事，但他还没有达到仁。”

《弘道錄》解读：孔门教育以求仁为目标，弟子们学习的最终归宿也都是仁道。曾子常常反省自己，子游学习道理并以爱心待人；和他们相比，子张距离仁德还很远。若按后世交友的习惯，人们往往不是彼此诋毁，就是互相嫉妒排斥，谁肯指出朋友的毛病、帮他改正呢？这段话说明朋友之间相互帮助以成就仁德，确实不是空话：不虚夸，也不隐瞒缺点，而是指出难改之处，设法补救。

他所失去的，是道义上极为重要、在人情上又极为亲近的东西，所以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

《西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轻时立志勤学，放下帷幕讲读诵习。他的弟子按入门先后相继传授学业，有些人长期跟随他，却从未见过他的面容。他三年不曾窥看园子，专心到了这种地步。无论进退还是举止，他都不做违背礼法的事，学者们都尊他为老师。

汉景帝时，董仲舒担任博士，后来做了江都相，辅佐易王。易王是景帝的兄长，向来骄横而好勇。董仲舒以道义规劝他，易王因此敬重董仲舒。过了很久，易王问道：“越王勾践和大夫泄浦、种蠡谋划攻打吴国并将其灭掉。我也认为越国有三位仁人，你怎么看？”

董仲舒回答：“从前鲁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可以。回去后，他面带忧色，说：‘我听说攻打别国时不去请教仁人，这种话怎么会说到我这里来？’他只是被问到了，尚且感到羞耻，何况假装仁义、实际用计谋攻打吴国呢？由此看来，勾践他们根本算不上仁人。仁人只讲正当的道义，不谋求私利；只阐明正道，不计较功劳。因此，孔子门下即使是身高五尺的童子，也羞于称赞五霸，因为五霸把欺诈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

《弘道录》评论说：前代儒者认为董仲舒很有儒者风范。我私下认为，他已经登堂，却还没有入室。为什么这样说呢？樊迟是孔门中很有名的弟子，却仍显得粗浅，接近于只看重利益。孔子教他先做艰难的事，再谈收获，他始终没能领会。董仲舒却先后向明君献策，又辅佐两位君主；面对骄横的君主，虽有难处，却不求个人收获，也从未显露不满。若拿他与贾谊相比，便能看出其中有怨憾和计较。这说明“端正道义，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不计算功劳”，并非空话，而是他实际践行的准则。管仲、晏婴也会觉得羞于与他为伍。

董仲舒放下帷幕讲读，或许正像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者尊他为师，也可说是“不亦乐乎”。这样看来，他岂不正是“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也不怨恨”的君子吗？即便坐在杏墙旁，与孔门弟子并列，也毫不逊色。

《东汉书》记载：黄宪十四岁时，荀叔在旅店遇见他，顿时肃然起敬，便向他行礼并与他交谈，谈了很久仍舍不得离开。荀叔对黄宪说：“您是我的老师和表率……”

后来，（郭林宗）到了袁闳家，说：“您知道本国有个颜子吗？”（颜子，指孔子弟子颜回，这里用来称赞品德高尚的人。）

袁闳回答：“您说的是我叔度吗？”同郡的戴良才华出众，性情高傲；但每次见到黄宪（字叔度），总会端正神色。离开后，他又怅然若失。他母亲问：“你又从那个给牛看病的孩子那里回来了吗？”戴良答道：“我并不是觉得叔度不如我，只是自认不及他。要看清这个人，他仿佛就在眼前，忽然又像到了身后；难以捉摸，实在无法测度。”

陈蕃和周举常说：“若一两个月见不到黄生，鄙俗狭隘的念头就会在心里滋长。”郭林宗年轻时游历汝南，先拜访袁闳，却没有留宿便离开；之后前往拜访黄宪，过了好几天才回来。有人问郭林宗缘故，他说：“袁奉高的器量，好比宽广的水面，虽然清澈，却容易舀取；叔度的胸怀则像千顷波涛，澄清它也清不了，搅浑它也浑不了，实在无法估量。”

黄宪起初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又受公府征召。朋友劝他出仕，他也没有拒绝，曾短暂到京城一趟，随后返回，最终没有担任官职。天下人称他为“征君”（受到朝廷征召而不出仕的隐士）。

《弘道錄》编者按：《后汉书》作者范晔评论说，黄宪的言论和风采没有流传下来，但士人君子见到他，无不敬服他的深远品格，并因此远离鄙俗狭隘的念头。他大概是以道德周全、天性完备著称，却没有什么具体事迹可供称述吗？我的曾祖穆侯认为，黄宪安然顺应自然，深沉得近乎大道；没人能测出他的深浅，也难以用清浊来评说他的品格。若把他放在孔门弟子之中，大概也相差不远。我读东汉士人传记，独独特别看重黄宪。

《弘道》篇终。

《弘道錄》第三卷

仁

朋友之仁

宋代濂溪先生周敦颐，很早便领悟大道，品格也很高尚。他胸怀洒脱开阔，像雨后清风、晴朗明月一样明净；平日喜爱山林，不受世俗拘束。他不热衷求取名声，却乐于追求自己的志向；不刻意求福，却以造福百姓为重；不讲究自身享受，还能恩泽妻儿；不迎合世俗，却崇尚与古代贤者为友。

他曾说：“士人向往贤者，贤者向往圣人，圣人向往天道。伊尹和颜渊都是大贤人：要立志，就立伊尹那样的志向；要学习，就学颜渊所学的道理；超过……”

如果能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成为圣人；即使达不到，至少也不会失去美好的名声。周茂叔（周敦颐）的窗前长着草，他也不让人除掉。有人问他缘故，他说：“这草和我的心意相通。”他胸中那股生机，蓬勃不息。

周敦颐著作《太极图说》《通书》等，深刻领会了易学的妙理，阐明了千百年来失传的道统旨意，并以此承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和孔子的道统。河南人程珦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向他求学。周敦颐常让他们探寻：孔子、颜子（颜回）所乐的是什么。

二程的学问源头就在这里。程颢说：“自从我见到周茂叔，才明白他吟风弄月、欣然归来的情怀，正有曾点所说的那种心意。”曾点是孔子的弟子，他曾描绘暮春时与同伴沐浴、吹风、唱歌而归的情景。侯师圣，字师圣，在伊川（程颐）门下学习时尚未领悟，后来去拜访周敦颐，与他同榻夜谈，三天后才回来。程颐惊异地说：“你一定是从周茂叔那里来的，他善于启发人，竟能做到这样。”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和颜回所乐的，是龙德（如龙般刚健而深藏的德性）处于正中的境界。大人与天地同德，胸怀悠然，与万物一同流行变化，这种境界又怎能轻易测度呢？周茂叔所向往的，是龙德深藏而不显。君子把成就德行作为自己的实践，气象和煦如春风、明净如皓月，又怎能靠刻意修饰造作出来呢？

这大概是上天赋予他的禀性，使他开启并传续了后世的道学。他从观照、感受万物中所得的，不只是吟风弄月；后来在花旁漫步、随柳而行，也都体现着同一道理。这正是圣人所赞许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微妙之处，不能把它看作泛泛的言语文字。

明道先生程颢十五六岁时，就厌倦了科举的学问，慨然立志追求大道。他回到六经中探求，逐渐有所领悟。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人的学问便失传了，于是把振兴儒学当作自己的责任：做官时要启发世人，退居时则要阐明经书。

他不幸早逝。他的言论平易易懂，无论贤者还是普通人，都能从中受益，就像一群人同在河边饮水，各自喝到所需的分量。

程颢说：“道理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学说造成了危害。过去的危害浅近，容易辨认；现在的危害深隐，难以分辨。过去迷惑人，是趁人昏昧无知；如今影响人，却借着人自以为高明的心态。他们自称能够穷尽神妙、洞察变化，却……”

开创万物、成就事业，言辞上似乎无所不包，实际上却离开了人伦常理，探究深奥幽微之处，甚至走到了不可进入的地步。天下人学习尧舜之道，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定会陷入这种境地。这大概是因为正道不明，荒诞怪异的说法才竞相兴起，充斥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在污浊之中。即使有才能高、见识明的人，也会被所见所闻束缚，醉生梦死而不自知。这些说法都像是正道上的荆棘杂草，遮蔽了圣人之门；只有清除它们，才能进入正道。

《弘道錄》记载：孔门弟子中，颜回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居首，当时的人称他好学。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也说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说他“有若无，实若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几方面，程伯淳（程颢，北宋理学家）不也都做得很好吗？

看他整日端坐，像泥塑的人一样；与人交往时，却总是和气融融。他确实从不迁怒，也不犯同样的过错。他涵养有方，表现在言谈举止之间；望见他神情庄重深沉，让人不敢怠慢。遇事时，他处理得从容不迫；观察他的诚恳态度，也让人不敢轻率应对。他何曾胡乱说话、胡乱行动？他宁愿学习圣人而尚未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愿凭一项长处博取名声；宁愿把有一件事没有做好看作自己的过失，也不愿把一时得利当作自己的功劳。这不也正是“看似没有、其实充实”吗？在众多儒者之中，他独自得到了其中纯粹的精髓，与圣人并无不同。

伊川先生程颐十八岁时，曾向朝廷上书，希望天子摒弃世俗议论，以王道为治国宗旨。他在太学游学时，拜见安定先生（胡瑗，北宋教育家），请教颜回所喜爱的是怎样的学问，随后写了一篇论说，内容是：

“学习，就是为了达到圣人的境界。该怎样学习呢？天地凝聚精气，孕育出五行中最优秀的部分，成为人。人的本性起初纯真而宁静，尚未显现时，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都已具备。身体形成之后，外界事物触动身体，内心便随之活动；内心一动，七种情感就显现出来，即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感一旦强烈并不断放纵，本性就会受到损害。因此，明白这一点的人，会约束自己的情感……”

使合乎中正，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愚昧的人不懂得约束自己，放纵情欲，最终会走向败亡。不过，学习的人必须先明白内心、认识自己的本性，然后努力践行，追求仁、义、忠、信，使这些品德始终不离于心。无论仓促忙乱，还是困顿失意，长久坚持而不丢失，便能安然守住这些品德；举止进退都合乎礼仪，邪僻之念也就无从产生。

安定先生（北宋学者胡瑗）在朝廷任学职。吕希哲拜他为师，努力践行、爱好古学，安于贫困而坚守节操。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治学必以诚为根本；无论行动还是静止、说话还是沉默，都以圣人为榜样。不达到圣人的境界就不停止。因此，他最终领会了孔子、孟子失传的学问，成为儒者的引领者。他曾说，读书人若没有功业恩泽施及他人，只是虚度岁月、安然无所作为，便是天地间的蛀虫。只有整理编纂圣人遗留下来的典籍，或许还能有所补益。于是，他撰写《易传》和《春秋传》，传之后世。

《弘道錄》编者评论说：濂溪先生（周敦颐）所探求的，是孔子和颜回以什么为乐；安定先生所请教的，是颜回爱好什么样的学问。由此可见，老师用来教导弟子的、弟子用来学习的，都是以道德和性命之理为根本，并以大圣大贤为归依。宋代道学的传承，超越了前代；社会风气的兴盛、民间习俗的淳美，也与此密切相关。

横渠先生张载是关中学者敬仰的宗师。他的学问有根基，爱好古学，并努力践行。他在《西铭》中说：

“乾称作父，坤称作母。我这样渺小的存在，处在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宇宙之中。因此，充满天地之间的气就是我的身体，主宰天地运行的道就是我的本性。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同伴。

天子是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天子家中的辅佐者。尊敬年长者，是为了敬重长辈；慈爱孤弱者，是为了爱护幼小。圣人是与天地之德相合的人，贤人是其中的优秀者。天下所有困顿衰弱、残疾、孤独、无依无靠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困苦无助，我应当保护他们。这是为人子女应尽的辅佐之责。能做到这一点，便可以安乐而无忧，这才是纯粹的孝。

违背此道，就是悖逆德行；损害仁爱，就是伤害仁德；帮助别人作恶，就是不成器的人。能够践行人的本性、与天地之道相合，才是真正肖似天地的人。懂得万物变化的道理，才算善于继承先人的事业。”

探究天地万物的奥秘，便能很好地继承先人的志向；即使独处暗室，也问心无愧。心中不存一丝邪念，涵养天性，始终勤勉不懈。伯子（人名）不贪美酒，崇尚顾念亲长；邴封人（人名）则把敬爱亲长的心意推及他人，惠及后代。

不靠施加劳苦，也能使舜心中欢悦，这是他的功绩；申生（春秋时晋国太子）明知将被烹杀，却没有逃避，这是他的恭敬；承受父母的身体，并使它完整地归还，这是曾参的勇敢；顺从父命而安然受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泽，恐怕只会加重我的负担；贫贱、忧愁和困苦，或许正是上天要磨炼我、使我成就大事。活着时，我顺从天理而行事；死去时，我也能安然无憾。

程颐（伊川先生）曾说，《西铭》阐明了理本为一体、万物各有分际的道理，发扬了前代圣人尚未阐明的内容。它与孟子关于人性本善、涵养浩然之气的论述，功用相同；自孟子以后，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只有张载一人。

《弘道录》记载：二程（程颢、程颐）天资明达完备，所以初次见到濂溪先生周敦颐和安定先生胡瑗，听他们谈孔子、颜回的快乐境界时，便像亲眼看见、亲手指认一般，毋须反复思虑推求。这是他们明睿的智慧照见道理，一切浑然天成，不留痕迹。

张载（字横渠）大体上是费尽苦心、竭力探求，少了从容自在的意味。他立意和措辞还不能做到浑然无迹，所以读他文章的人，似乎不容易畅然领会；后来经过阐释，才不再疑惑。这就是二程与张载的不同之处。

看杨时（号龟山）曾反复辨析讨论，后来朱熹又详尽阐释、撰文论说，《西铭》直到今天仍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当时的交往不只是以文章结交朋友，更是借朋友的帮助增进仁德。

康节先生邵雍年轻时颇自负才华，意气激昂，想建立功名。他刻苦自励，冷天不生炉火，热天不打扇，夜里也不躺下休息，这样过了好几年。北海人李之才听说他爱好学习，便问他：“你听说过研究事物规律和性命道理的学问吗？”

邵雍于是拜李之才为师，学习河图、洛书，以及伏羲（古代传说中的圣王）的八卦、六十四卦图象。李之才的传授有其悠久的源流；邵雍则深入探究幽微奥秘，凭借精妙的领悟与道理相契，彻底通晓其中深意，学问广博，也有许多自己的心得。

随着学问日益成熟、德行日益深厚，他专心体察高明深远的道理，观察天地运行变化、阴阳消长：远至古今世事的变迁，近至飞禽走兽、草木各自的性情。他深入探究，细致通达，最终推演发展了伏羲的学说。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著述十多万字。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士退居洛阳时，都很敬重他，还为他购置园宅。他把住处命名为“安乐窝”，因此被称为“安乐先生”。司马光像敬重兄长一样敬重邵雍。两人德行淳厚，尤其受到乡里敬仰，常常互相告诫：“不要做不善的事，免得司马端明和邵尧夫知道。”

邵雍气质纯正，远远望去就能看出他贤德；但他不刻意显露自己，也不设界限、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常和众人欢聚谈笑，整日相处也不显得特别做作。与人交谈时，他喜欢谈论道理和别人的长处，对别人的过失则不宣扬。有人前来请教学问，他便回答，从不强迫别人听讲。他对人不分贵贱、长幼，接待时都真诚相待。因此，贤德的人敬爱他的品德，德行不足的人也受他的感化。当时洛阳人才特别兴盛，忠厚淳朴的风气也闻名天下。

《弘道錄》编者说：我看古人德行与器量的成就，有的得益于天性纯厚，有的靠广博的学习积累，有的则受到良好风俗的熏陶。邵先生这三方面都具备，所以他卓然出众，千年以来也只有这样一位人物。

龟山先生杨时天性豁达开朗，学问造诣深厚。他自幼聪颖出众，年少时德行与器量便已成熟。内在修养纯正深厚，外在表现则简朴平和。他闲居时和乐亲切，神情笑容都让人愿意亲近；遇到事情，判断处置时沉着安定，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即使整天聚在一起，他也常常安静少言，却能使人感到平和；他待人温和，因此鄙薄轻慢的态度自然显露不出来。

他宽厚包容，从不让人看出自己的限度；也不做刻意与世俗不同、显得孤高的事。他把学问和修养积蓄得越来越深广，因此不敢轻率放任自己。到了八十岁，他的志气仍未衰退，精力几乎胜过年轻人。至于裁断危急疑难之事、处理世间事务，他判断起来清楚周密，仿佛烛照、计算和占卜一样明白。

豫章先生罗从彦天性聪明，修身严谨而完备，品行纯洁。他以宽广仁厚的胸怀充实自身，以仁爱宽恕的态度待人；学问精深微妙，许多方面都达到极高境界，汉唐的儒者中几乎无人能与他相近。他不必多言，便能以温和使人平静；与人并肩相处，也能使人受到感化，就像春风催发生机、滋养万物一样。不过，他这种影响究竟如何发生，原文到这里未完，后文缺失。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听说龟山先生（杨时）得到了程氏（程颢、程颐）的学问，便深为仰慕，徒步前往求学。他说：“若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几乎就算虚度一生了。”此后他潜心思考，努力践行，以自身承担重任，曾在罗浮山静坐三年，用来探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最终心中充实，自有所得。

他曾说：“祖宗留下的法度不能废弃，先人的恩德也不能仗恃。”又说：“士人立身朝廷，要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不会有过失；忠厚，天下人就不会有怨叹。只讲正直而不讲忠厚，会渐渐流于苛刻；只讲忠厚而不讲正直，则会陷入懦弱。”他的议论醇厚端正，大多都是这类意思。

延平先生李侗，天资刚强出众，气度豪迈；但内在涵养深厚圆满，不露锋芒。他精纯的气质显现在面容上，神色温和，言语严正；精神安定，气息平和。无论说话沉默，还是行动静止，都端庄从容。看似自然随和，内里却仿佛自有准则。

平日里，他待人处事谦和恭谨，不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但遇到应对事务、处理变故时，只要依据义理作出判断，就会立场分明，不容侵犯。

讲读之余，他常整天端坐，体察喜怒哀乐尚未显露时的心境，寻求所谓的“中”（情绪尚未显发、平和端正的状态）。他认为，天下的道理都由此而出。掌握根本之后，无论事物的品类和节度多么不同，变化曲折多么繁多，都能统摄贯通，并逐步融会解释，各自理路分明，就像江河水流的脉络，不能混乱。

从天地为何高广深厚，到万物为何生长变化，再到经典训诂中的细微含义和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都可以用这个根本来衡量，没有一件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由此，他持守本心更加坚定，涵养更加纯熟，认识愈发明澈专一；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看得通透，灵活应对，使心中所发恰合节度。当时的学者十分称赞他，说：“愿中（李侗的字）如冰壶秋月，澄澈无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比得上的。”

编者说：这三位先生是程朱之学的正统传承者，也是后世学人的楷模。他们的言论和气度十分出众，值得效法；这不仅是当时如此。百世之后的人若同有良知，也就同有至德，因此理应始终敬重、牢记他们。

把圣贤之道牢记在心，始终不忘。

晦庵先生朱熹从小立志学习圣贤之道。他的父亲韦斋先生（朱松）传承了中原的学术传统，阐明圣贤留下的思想，并强调要在“致知”（求得真知）和“诚意”（使心意真诚）上下功夫。朱熹年轻时已经了解这些学说，并且由衷喜爱。

延平先生（李侗）是韦斋的同门好友。朱熹不顾路途遥远，专程去向他求学。李侗称赞朱熹：“他乐于行善、崇尚道义，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又说：“他聪颖过人，努力实践的精神令人敬畏。”

朱熹治学，讲求穷究事理来获得真知，反观自身来践行所知；“居敬”（持守敬慎专一的心态）则贯穿始终，是从开始到完成都不可少的工夫。他认为，求知若不以敬为根本，心思就会昏乱纷杂，无法辨明义理的归向；亲身实践若不以敬为根本，就会懈怠放纵，无法落实义理。因此，持守敬意的方法，首先是专心不二。整天端正严肃地坐着，研讨经典法则。从自己的心身，到世间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蕴含道理。

在端庄、安静、专一的状态中守住本心，在学习、询问、思考和辨析中探究事理；但凡把所知落实到行动上，也总要回到自身来检验。即使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时，也要更加严格、恭敬地戒慎恐惧；在隐微、独处之时，更要细致周密地反省察验。念头尚未萌生时，心中的觉察就已清明；事情来到面前时，处理分寸也不会出错。这样，私欲便无处滋长，天理的正道也得以保全。道统的正脉就在这里。

《弘道錄》评论说：这篇文字讲的是文公（朱熹）学问的源流。韦斋作为他的父亲，为他的成就打下了深远基础；籍溪、白水、屏山、延平诸位先生作为他的老师，对他的帮助也很深。至于以居敬确立根本、以穷理求得真知、以反躬践行所知这三方面，都是朱熹自己领会并实践的道理。他从始至终所走的求道之路，都没有超出这三方面。自秦汉以来一千多年间，这样的人才十分少见。

朱熹将所领悟的道理内化为德行：以一颗心穷究造化的根源，洞察性情的奥妙，通达圣贤思想的深意；以自身体现天地之道，通晓万事万物的道理，并承担维护纲常伦理的责任。他存养本心时，虚……

他为人真诚，办事果断而坚定，处理事情、与人交往都有章法；无论经历变化还是身处险境，都能坚守原则、不改其志。修养深厚而沉静，纯熟而严谨，待人处事则平和宽厚。他不必刻意操持，内心的存养便自然维持；不必等到专门讲习，学问也已精深。不过，他仍觉得义理无穷、人生有限，常怀不足之感。

《弘道錄》说：这是朱文公（朱熹）在道德修养上的成就。他曾称赞自己说：“安然处身于礼法之中，深沉涵泳于仁义之道；虽然不显露声色，德行却一天天彰明。”他或许接近了这番境界。孟子说，人真正领会道理，便能安然居于其中；安然居于其中，积累便深厚，取用身边的事理时也能处处遇到源头。朱先生的境界真是高深，近乎达到极致。

圣贤之道的传承散见于典籍；圣贤的宗旨若不明白，道统（圣贤之道的传承）也就会逐渐晦暗。因此，朱熹竭尽心力，深入研究圣贤经典和训诫。《大学》《中庸》原有的缺漏，他加以补正，并分辨篇章次序，使纲领和条目重新清楚显明；对于《论语》《孟子》，他深入探究当时问答的本意，使读者细细体会时，仿佛亲眼见到圣贤当面教诲。对于《易经》和《诗经》，他探求本义，纠正后世的偏失，深入领会数千年前古人的遗意。对于《尚书》，他怀疑今文篇章艰涩难通，认为反而不如古文平易；对于《春秋》，他认为圣人的本意正大，不可能像传注中的某些解释那样牵强附会。谈到礼制，他批评王安石废除《仪礼》后，只留下了相关传记；谈到音乐，他感叹后世用于定音的律尺已经失传，音律的高低清浊也就失去了依据。至于历代史书，他考察、评论从西周到五代的历史，取编年史书的统系，并采用《春秋》记事的方法编纂，使纲要分明而不繁杂，条理铺展而不紊乱。

《弘道錄》说：朱文公对承继往圣之道有很大贡献。汉代以来，儒者常有穿凿附会、说理支离、似是而非的解释，真正明白经典确切意旨的人并不多。《易传》《诗序》以及相关注疏，多到数千百家，篇幅浩博，却往往难以探求要旨；至于其中哪些确实关涉天命的本意，仍须进一步辨明。

人的内心深处，是进入“德”境的门径；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超过如今流传下来的注释。注释中，每一个字、每一层意思，都讲得明白，文辞也通顺，足以成为千百世以来求学者的指南，与天地一样长久。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承接了孔子、孟子的道统。可是当时离他们去世还不久，他们深奥的言论和重要的义理尚未显明。朱熹先生把这些著作搜集起来，加以阐发，之后这些学说才得以广泛流传。

太极图、先天图（阐释宇宙生成与天地秩序的图说）精微而广博，内容没有边际。朱熹为它们逐层剖析、条分缕析，使天地的根本和圣贤思想的深意不至于湮没。南轩张公（张栻）和东莱吕公（吕祖谦）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朱熹与他们志趣相投、道义相合，乐于与他们交往；即使彼此见解略有不同，也一定会相互讲论、切磋辩难，力求使认识归于一致。

有人厌烦传注和诵读学习的繁琐，认为不必立文字，只要体认本心、明见本性即可。求学者贪图这种简便，便走向偏狭浅陋，自以为已经悟道。还有些人立论更加低下，推崇汉代、唐代的学说，把它们牵合到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上，以便满足自己的功利私心。朱熹极力批驳这些做法，教人先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入手，再学习其他经典。

朱熹认为，不先学《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也难以透彻理解《论语》《孟子》的精微之处；不参照《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深入领会《中庸》的宗旨。但如果还没有领会《中庸》的要旨，又怎么能确立根本原则、治理重要事务，进而阅读天下的书、议论天下的事呢？这大概是上天扶助儒学、特意降生一位哲人，使道统得以发扬光大。

孔子之后，曾子、子思接续阐发微妙的道理；到了孟子，这些道理才充分显明。孟子之后，周敦颐、二程、张载接续已经中断的道统；到了朱熹先生，这些道理才再次显明。

《弘道录》评论说：这篇文字说明朱熹对启发后世学者功劳很大。孔子汇集众圣人的学说而成一家之大成，因此被认为贤于尧、舜；朱熹汇集诸位儒者的学说而成一家之大成，他的功劳难道会低于孟子吗？万世以来的学者细读朱熹的言辞、探求其中的义理，终身都能从中获益，受用不尽，却往往不知道这份功劳应当归于朱熹。

他常常深入钻研事理，反复沉思，有时通宵不眠，有时连续数月不停歇，只是每天勤勉不懈。这样的人该如何评价呢？他的仁德实在深厚：无论贤愚、长幼、尊卑、贵贱，他都一视同仁，诚恳周到；但世上几乎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南轩先生张栻（南宋学者，号南轩）天生资质不凡，聪颖早慧。父亲忠献公教他忠孝仁义的实际道理。长大后，父亲让他到胡仁仲门下求学。胡仁仲初次见他，就知道他是成大器的人，便把自己所领会的孔门论仁的深切宗旨告诉他。张栻回去思考，似有所悟，便写信向胡仁仲请教。胡公回信说：“圣门有了传人，我的学说有望了。”从此，张栻更加奋发自励，以古代圣贤为自己的目标，写下《希颜录》来警策自己。

他的学问已经很深，仍不敢自满。他广交四方朋友，努力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通过反复体会、讨论评析，并亲身实践验证，他早先的见解逐渐变得更加精深开阔，最后反而归于简明平实。天下的道理，在他心中都清楚明白；他也确实看见，有些事自己非做不可。因此，他决断勇敢，行动有力，操守坚定。凡是忠于君主、孝敬父母、专心行道守义，直到终身也不忘的事，他从来不是为了勉强自己、博取什么才去做。

他教导别人，必定先让人辨明义与利的区别，再讲明事理、使心志端正恭敬，引导人达到最高境界。他剖析问题、启发讲解，既透彻又恳切，总要把正反两方面都讲清楚才肯罢休。他常说：“为学没有比辨明义利更优先的。所谓义，就是本心认为应当做、自己不能停止去做的事，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一旦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就都是个人私欲，而不是天理了。”这番话真是深刻，可以说阐发了前代圣贤尚未说透的道理，与他们所讲的性本善、涵养气质之功相合。

《弘道录》评论说：自从义利之辨不再明白，人心受到的危害便十分严重。祸患甚至发展到外族侵入，百姓流离，城邑变成废墟，君臣被囚禁，国家社稷覆灭。这种情形并不只发生在战国时代……

到最后，他们把安逸求和当作上策，认为议和才是明智之举，甘愿侍奉仇敌、屈节变志，甚至接受异族衣冠。这种做法还不只是像管仲、商鞅那样侍奉君主而已。

当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难道全都是丧失良知、神志昏乱的人吗？敬夫却仍与他们力争，越争越坚决，行动也越发奋勇。如果他不是确实看清了天理本当如此，并非出于个人私欲和虚伪，那么他又何以能够如此勇往直前、不顾一切？他对义与利的辨析，是亲身实践并尽力考察所得，并不是凭空说些话来欺骗世人。

真西山先生（真德秀）生活的时代，学术禁令日益严厉。他却慨然以传承儒家学术为己任，讲习学问，并努力践行。他编修《读书记》，认为性命之学是义理的根源，因此把它列在首篇。性发而为情，心则统摄性与情，这三者构成全书的纲领。

书中具体讨论的内容包括：仁、义、礼、智、信，是天所赋予人的本性；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是顺着本性而行之道。人们共同遵循的称为“道”，个人真正体会并拥有的称为“德”，其实两者并无分别。因此，接下来讲“中”“一”“极”“诚”，这些都是道，只是名称不同。

读书人要寻求道，应当从哪里开始？敬是求学的根本，所以列在篇首；接着讲为师之道、教化的方法和圣人之道。辨明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儒家之道与异端的分别，都属于《大学》的内容，因此随后讨论。阴阳变化与万物化生的道理，在“性命”篇中已经略有涉及，尚未讲完的部分则放在最后。

《衍义》一书指出，君主若不懂《大学》，就无法澄清治理天下的根本；臣子若不懂《大学》，就无法尽到君臣之责。书中所陈述的，确实是代代相传、体认圣贤之心的重要典籍，并非孔子一家的私说。近世的大儒曾为这部书撰写章句和问答，以阐明其中的义理。我私下思量，若要辅助阐发此书，就应当以圣贤之学为根本，阐明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依据过去的事迹，来应对未来的事务。我坚信，这部书可以作为统治天下者遵行的法则和规章。因此，便从“明道”……

善于辨析事理、了解人才，审察治国的根本、体察百姓的情形，是格物致知（穷究事物道理、获得真知）的要领。

心怀敬畏、戒除安逸和欲望，是诚意正心的要领；谨慎言行、端正仪容举止，是修身的要领；重视婚配、严整内政、安定国家根本，教导亲族，是齐家的要领。掌握这四方面的道理，治国平天下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编者说：我读了两部书的主旨，私下把它们相互参照，编成这部《弘道錄》。书中引用从古代圣贤直到当代作者的嘉言善行，大体依照《大学衍义》的体例，以“录曰”作为引述的开头，并参照自己所见来评说。我不拘泥于旧有成例，也不被字句训诂束缚；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并不算错。

道学广为彰明的时候，家家诵读、人人学习；如果只拘守旧有成例，那还不如不编书。况且义理没有穷尽，人心有所感发，千变万化都由此而生。若拘泥于训诂，便是自己限制了进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后辈怎能不勤勉思考，努力向前贤看齐呢？我将就教于有道之人，请他们指正。这不禁让我私下里想起真文公（朱熹）感叹再三的情景。

鹤山先生魏了翁从小聪颖出众，人们称他为神童。当时朝廷正忌讳谈论道学。他考中进士后，恰逢韩侂胄、史弥远先后掌权，于是坚决辞谢朝廷征召，在白鹤山建屋居住，并把从辅广、廉布、李燔等人那里听来的学问传授给学生。从此，蜀地的人们都了解了义理之学。

魏了翁治学，注重从具体事物中明白道理，也反省自身以求仁；先细究《小学》中技艺、礼节等具体内容，再推及礼仪兴行、诸事会通的宏大之理。他从日常生活中细微隐约之处入手，进而推求天地鬼神等显著的大道理。他认为，圣贤的著作自汉代以来，由各家儒者诵读传授，才流传至今；师徒各守一派、彼此推重，虽然终究未必都能掌握要领，但古人的制度、前代贤者的言论仍保存在其中，确有不可废弃之处。濂洛之学（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理学）兴起后，朱子承继并阐发其学说，学者才清楚地知道应当追寻道德、性命的根本。可是从事这门学问的人，往往只是日复一日地诵读熟习现成说法……

对典籍和具体事务的了解，人们往往把它看得很轻；何况近世还有一种弊病，喜欢草率行事。求学的人，有的所学还不能切实落实到自身心性上，转而研究其他事务时，又未能详细广博。于是，现存的传注（对经典的注释）彼此沿袭，其中的错讹和矛盾也随之流传，既无法辨明是非；而那些侥幸保存下来的名物制度、礼仪规制，又没有人考察它们的根源。倘若想在世间有所作为，又凭什么考察圣人制定这些制度的本意，并据此作为因时变革、增减损益的准则呢？

先生大概对此深感忧虑，所以特别用心研究《仪礼》《周官》《大小戴礼记》（分别指《仪礼》《周礼》及大戴、小戴所编的《礼记》），并选取九经注疏中阐明经义的文字，依据事理分门别类地记录下来，称为《九经要义》。他的志向，是要让人看到道理与制度不可分离，并纠正臆测之说和聚讼纷争给世人带来的迷惑。这正是张氏以礼教化人的主张，也是程氏所说“彻上彻下”（贯通高深道理与日常实践）的意思。

《录》说：我读了鹤山（南宋学者魏了翁）的议论，不禁感叹，如今学者的情形，尤其令人不忍多说。他们钻研口耳相传、只求言语章句的门径，却不肯读传注；想找仕途进身的捷径，对名物制度却仿佛一无所知。照这样下去，他们的过失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会停止。从前尚且有人存心求学，一时聚集起来，还遭到众人非议；到了如今，这样的人已经寥寥无闻，竟也没有人感到奇怪。人们只是一天比一天趋向浅薄、狭隘和鄙陋。这种风气使人心沉沦、损害治国之道，影响绝非浅小。魏氏的忧虑，又有谁能警醒起来，心生敬畏呢？这部书正是因此勤勉编纂、不曾停歇。

元代许鲁斋先生（许衡，号鲁斋）天性刚强坚毅，在雪斋姚枢门下领会了河洛之学（以《河图》《洛书》及《周易》为核心的学说）。他所到之处，门生众多；德行卓著，声名远扬。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世祖忽必烈得以听闻帝王之道，实在是由许先生启发的。儒学赖此没有失传。因此，世祖不吝惜高官厚爵，起用天下贤士；许先生却坚决推辞执政之职，转而担任胄监（国子监一类的教育机构），主持教化。

他的教学从《小学》开始，接着讲《四书》，然后再进学《易》《诗》《书》《春秋》。他总是亲自、反复地教导学生，处处以孝、悌、忠、信为根本。人们都受到感化：父亲用这些道理教导儿子，兄长用这些道理勉励弟弟；而且不只是各自根据学生的资质……

他总是根据求学者的进度逐步引导，依据他们已经明白的道理，启发他们理解尚未明白的地方；再把他们引向各种善行，帮助他们施展所学，同时谨慎对待初露的偏差，及时加以防范。这样日积月累，求学者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凡是来向他求学的人，他都像对待子女一样关爱，使他们能够自立，成为世间有用的人才。

他还说，求学和谋生，首先要解决生计问题。如果生活所需不足，求学之道就会受到牵累。那些四处钻营、妄图升迁，或做官后贪图利益的人，大概也都是被生计困窘所迫。士人君子应当以农耕为主。经商虽然被视为追逐末业（相对于农耕这一“本业”而言），也并非完全不可做；只要经营时不违背道义，暂且用来维持生计，也未尝不可。但若把教书或做官当作谋生的手段，恐怕并非古人的本意。

《弘道录》编者评论说：有人把衡（此处所指人物）比作扬子云和王安石，这样比，恐怕不合适。衡所处的时代和遭遇，都与这两人不同。

扬子云（扬雄）生活的时代，天下只有一个皇帝，王莽虽隐瞒心意，其篡夺之意却已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像逄萌、谯玄那样选择退隐，也说得过去。宋神宗在位时，天下也只有一个君主，王安石的私心大致可以看清；在这种情况下，若以尊内攘外的立场严厉批评他，也还说得通。

而衡生活在天下分裂的时代，亲眼见到奸邪之人误国的事实。正如古人所说：夷狄之国若有贤明君主，尚且胜过中原诸夏没有君主。处在这样的时局中，怎能责怪衡违背《春秋》的大义、重蹈秦朝严酷政治的覆辙呢？

看他自建元以来，十次接到征召的诏令，最终都不肯委屈原则去求取官位；他坚决推辞中书省的职位，选择到太学任职。他从未借机鼓吹僭越称王、扰乱中原之类的主张，只是一心一意劝人向善。从这些事可以看出他的心意。像衡这样的人，只能说是不幸生逢乱世，并非冒险投机、侥幸求取功名。

本朝薛文清公薛瑄，自幼研读并阐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说，感叹说：“这是道学的正统脉络。”于是专心研习，甚至忘了睡觉和吃饭。长大后，他为人刚正端方，待己接物都不随波逐流，也不屈意迎合。他曾说：“读书探究义理，必须真正领会，然后在身心上验证，并落实到行动中。否则，就像买了装珍珠的盒子，却把珍珠退还了。”他始终恳切地以恢复本性为……

程子、朱子教人时，最切要的地方，是讲明六经、四书中所说的“性”（人的天性与本性）。一个“性”字，已经概括了孟子之后儒者所要探究的要点：道理之所以不能成就，往往是因为本性没有明白。

他们以心传心，体会濂溪、洛水一带诸儒的思想，又领会洙水、泗水一带孔门的学问。从一心一身出发，推及万事万物，最后再收束归纳，使一切归于根本。常常闭目端坐，反复思索；有所领悟时，便欣然喜悦，神情也显露出来。这大概已经达到以求知为乐的境界了。

至于感受风中万物的生意，吟咏鸢鸟飞翔、鱼在水中游动的景象，心领神会、自然契合，抬眼便能看见；这确实可以同曾点（孔门弟子）所说的春日出游、吟咏自得之乐相提并论。

至于面对辞让与接受、取用与给予，以及出仕或退隐、长期任职或迅速离去等选择时，他们总能做到光明正直、清白高洁。自鲁斋（许衡）以后，还没有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人。即使是刘静修（刘因）那种如凤凰高翔于千仞之上的气度，又哪里能超过他们呢？

《录》说：本朝（明朝）研习理学的儒者，从汪环谷、赵考古、宋濂、方孝孺以后，又有薛瑄、吴与弼、杨士奇、丘濬。到了成化年间，人才纷纷涌现，如罗伦、章懋、黄仲昭、庄昶、贺钦；还有胡居仁、邹守益、陈献章、陈琛、周瑛、张元祯。当时可称得上盛况空前。

然而，他们都没有清楚说明自己的学问源流从何而来、道统最终归于何处；去世以后，也没有明确指出传授的对象和学派分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及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衡等人，或许是因为当时道学已经广泛显明，人们各自分辨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并各自发展游酢、杨时的学术；他们凭借与前贤相近的天资有所成就，并非都经过老师传授，而是默然领会了道体。

如今看敬轩（薛瑄），他一心致力于恢复本性：从一心一身推及万事万物，再将所知收束起来，使之归于根本。可以说，他把握了圣人之学的根本，所以特别记录下来，让有志向的人循此入门。这样一来，不但程子、朱子的学术事业容易理解，孔子、颜回的传承也不在这条道路之外。

《弘道录》卷四

义

君臣之义

尧说：“我告诉你，舜：上天所授的帝王之位，如今落在你身上。你要诚心把握中正之道。若天下百姓陷于困苦，你的天命和福禄也就会永远终止。”

《弘道錄》解释，“中”这一字，是从尧帝开始提出的，也是道统（圣贤传承的治道）的源头。

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只是尊卑相属、各自居于上下之位而已。天不能清明，地不能安宁，鬼神不能取信，日月不能明亮，都有赖于这个“中”。因此，治理天下必须通晓贯通天地人的道，使人能够与天地相配，并让万物各得其所、充满其间。

这并不是凭个人的聪明才智牵强推求出来的，而是从人性本善这一点来判断：人心中本有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道理，这是天命自然如此，也是精微至极的准则。只有至圣之人才能真正把握并坚守它。正如天在上运行，天命历数的安排也无从脱离这条道。若没有它，天地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彼此便会漠然无关，无法相互统摄；又怎能保证天下百姓不陷于困苦，君主承受的天命不至于中断？这就是提纲挈领、继承天命并确立天下根本，为万世君臣关系揭示的首要道义。

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难安，道心幽微难察。要精察、专一，诚实地把握其中正之道。”

《弘道錄》解释，这个“中”的道理，越细致辨析，越不会混乱；越深入探究，越没有穷尽；越贴近自身去体会，越不费力；把它与万事参照，也能以简要的原则贯通，并不繁杂。

尧只用一句话，就把道理说到了极处。舜又补充三句话，并不是要增加别的道理，而是因为人若还没有达到恭敬明察、文德思虑周详、深明通达而文德彰显的境界，就难免把天理与人欲混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差别看似只有一丝一毫，但细微的偏差最终会造成极大的谬误。舜正是忧虑道统难以守住，才特别强调用功的要紧之处；后世明君贤臣应当仔细体察这一点。

《大禹谟》说：“君主若能明白做君主的艰难，臣子也能明白做臣子的艰难。”

《弘道錄》解释，这是《大禹谟》开篇讲谋治之道的第一句话。舜和禹亲身经历过这些艰难，所以说来格外真切，耐人寻味。舜从地位低微时起，受到征召任用，经过多次考察，直到代行政事、归还政权，最后巡行远方；其间，无论协调四时政务、总理百官、任命九官，还是诛除四凶，哪一件容易做到？禹所经历的艰难尤其深重，治理水土、治水奔劳，其辛苦实在令人痛惜……

做父亲的辛劳，成就于儿子不懈怠；八年守丧的艰苦，也在于没有配偶相伴。辅佐君主、承受四方事务的艰难，甚至超过为自己操劳。若不能把这些艰难放在心上，又怎么能避免重蹈覆辙呢？

所以，戒除美酒的诱惑，是在克制欲望；珍惜短暂的光阴，是在克制懈怠；约束声色、举止合度，是在克制自己；依照法度治理，是在克制任意妄为。吃一顿饭的工夫里，十次起身处理事务，是勤勉；洗一次头的工夫里，三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处理事务，是谨慎。从劳心焦虑、竭尽心力，到让人无可指摘，哪一件不是难事呢？

唉，艰苦用心，国家才能安定；不肯艰苦用心，国家就会动乱。艰苦用心，局势才能安稳；不肯艰苦用心，局势就会危险。后来，孔子曾郑重地说：“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一句话也可以使国家灭亡。”这怎么能不慎重思考呢？

皋陶（传说中的上古贤臣）说：“不要教国君贪图安逸、放纵欲望。要谨慎勤勉，一天、两天之间，政务就有万般变化。不要让任何官职空缺，因为上天交付的职分，要由人来代为履行。”

《弘道錄》记道：皋陶这番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越勤勉，越要周密谨慎？人心难以克服的，是不愿承担艰难；而要把这种心志贯彻到底，关键就在于处理万般事务的细微关节。

天地在一昼夜之间，运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日月运转、星辰运行、阴阳交替、五行聚散，其中的变化何止万千。君主也是如此：一两天之内，从起居洒扫，到车马军队；从亲近的大臣和侍从，到远方的夷狄各族，都会牵涉朝廷治理的好坏、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国家的安危，以及天下的兴衰。这些变化何止万种？然而，最终都系于心中一念的细微发动：念头向善，各方面就都能走向善，万事万绪也会得到治理；念头不善，就难有善的结果，许多事情都会出错。

因此，要以谨慎来守住心念，以勤勉来持守职责，使自己掌握的每一个关键处，都没有一丝私心，也没有毫厘差错。这样，即使事务繁杂、彼此交错、千差万别，也能以一个原则贯通处理，不致遗漏。这就是“上天交付的职分由人代为履行”的意思：使内在的心念与外在的政务相合为一。

益稷（传说中的上古贤臣）说：“臣啊，是君主的辅佐；辅佐啊，就是君主的臣属。”

《弘道錄》记道：有天就有地，地依附于天而存在；有君主就有臣下……

臣子依靠君主，就像天地相互依存一样。天只有一气，却能使万物显现、繁盛；万物之所以生长，各有其所凭借。高处有树木，空中有飞鸟，水中有潜藏之物，地上有直立之物；承载万物的土地，又使水流遍布，广大无边、深厚无所不及，这些都是大地的功用。

君主只有一人，却能使朝廷秩序端正、天下诸国得到匡正；任用人才、施行政令，使上层安定、百姓安居；上应日月星辰，下及众生，远至四方边地，没有什么不妥当。这些都是臣子的功劳。君臣之间的道义，存在于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虞廷（虞舜的朝廷）议论政事时，最先提出“臣哉邻哉”（臣子是君主身边亲近的辅佐）这一主旨，并反复申说、吟咏赞叹。身居君位的人，应当细细体会，始终不忘。

帝舜说：“臣子是我的股肱耳目（像手臂、腿脚和眼睛、耳朵一样辅佐君主的人）。我想辅佐百姓，你们要帮助我；我想向四方施展力量，你们要替我去做。我想观看古人的图像：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图纹，以及宗彝（礼器图案）、水藻、火焰、米粒、斧形和绣线等纹样，用五种颜色显现在衣服的五色之中，制成礼服，你们要使这些制度清楚明白。我想听六律、五声、八音，了解政事治理得好不好，并听取、采纳五种意见，你们要认真听。”

《弘道錄》说：自从“股肱耳目”这一说法确立以后，君主作为“元首腹心”（头脑与内心）的作用，也就更显得不可或缺。这不仅是道理上必然如此，也是实际情势所决定的。譬如人的手脚麻痹，就叫作“不仁”；眼睛看不清，人就不能正常行动。人的身体能缺少其中任何一部分吗？必须像身体指使手臂、手臂指使手指那样，外有耳目发挥作用，内有聪明明察的本领，才能顶天立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若缺少这些，就会看不见事物，连一步也迈不出去。

君主也是如此。因此，有臣子辅佐，君主才能有所作为；有臣子辅翼，君主的政令才能推行；有臣子像耳目一样明察，君主才能看清、听明，整个身体般的治理功能才能完整。这样，治理天下就像运转手掌一样自如。但关键在于君主要先使自己的德行明白。诗经不是说过吗：“你的德行若不明，就没有人在你身后左右辅佐；你的德行不明，也就没有臣属相伴。”唉，君主怎能不谨慎修德呢？

“我若有过失，你们要辅正我；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说一套。你们要恭敬地辅佐我左右。”

《弘道錄》说：臣子当面顺从，难道一定是出于不得已吗？即使刀锯就在眼前、鼎镬（古代烹煮刑具）就在身后，迫不得已而顺从，也还说得过去。可有些人却能在片刻交谈中就拿定主意，在君主随意示意之间便揣摩迎合；只知道君主说了什么，绝不违逆，也不顾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做法是否有得有失。唉，竟到了这种地步！

君主喜欢听顺从的话，难道是值得称道的吗？臣下根据情况调整意见、择取合宜之言，还说得过去；可有些人偏偏借私人交情拉拢关系，在朝廷议论时挑拨生事。更有甚者，捡起自己过去说过的零碎话头，拿来证明自己那套曲解。唉，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大概是因为做君主的没有尊重辅佐之臣敢于直言的道理，做臣子的也没有尽到辅佐同僚的职责。君臣之间若只凭一己偏见，偏听偏信、独断任用，怎么能忘了朝廷属于众人，天下属于天下人？又怎能凭一个人的好恶，来裁定天下万事的是非呢？

益（传说中辅佐舜的贤臣）说：“要警惕啊！即使没有祸患，也要时时戒备，不要丢失法度；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沉溺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邪佞之人，不要犹豫不决。对可疑的谋划，不要让它实现。这样，各种志向才能兴盛。不要违背正道去博取百姓的称赞，也不要违逆百姓、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可懈怠，不可荒废政事；这样，四方远方的部族都会前来归服。”

《弘道錄》说：君主啊，不要当面顺从，退下以后却另说一套。在朝廷大殿上、百官面前，敢于冒犯君主的尊严、触犯忌讳，是为了在人欲刚萌生时就加以遏止，在天理将要泯灭时予以保存。应当引以为戒！

“即使没有祸患，也要警惕”，是说君主身处宽敞宫室、坐在细软席垫上时，仍要心存戒备；贤明的君主在前，敢于直言劝谏的人在后，这样才能在国家尚未混乱时实现治理，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邦国。

四方远方的部族前来归服，益并没有说这是因为兵器坚利、铠甲坚固，而是归因于任用贤人、除去邪佞、上下同心。由此可以看出益的志向。他在位时有苗族归服、上天感应，这些事难道是偶然的吗？

孟子说：“商汤行事持守中正，任用贤人不拘一格。”

《弘道錄》说：尧、舜、禹只讲持守中正，却没有特别说任用贤人不拘一格，这是因为尧舜时代人才济济：有八元、八恺（传说中的贤良人物），又有九官、十二牧等官员，群贤和睦谦让，朝廷人才充足。到了商汤之时，他曾亲自求访贤明的大臣伊尹，还先后五次前往聘请。伊尹先后辅佐过汤与桀；如果不是汤多次派人前往聘请，他又怎么会幡然醒悟、出仕辅佐呢？

这种把帝位让给别人、把国家交出去的做法，与消灭将亡之国、使将存之国稳固下来的做法，虽然缘由不同，但归根结底，都要达到圣明的境界，都要专一精诚地实现中正之道；它们走的难道不是同一条路吗？

《汤诰》说：“诚心寻求大圣之人，与他共同成就大业。”又说：“诚心寻求品德纯一的人，让他担任神主（主持祭祀的人）。”

《弘道录》说：从这些话可以看出，辅佐君主的道义地位何等重要；商汤把这样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也确实不容置疑。他不只称所寻求的人为“圣人”，还称“元圣”；不只称他有德，还说他有“一德”（纯一无二的德行）。这是因为这样的人能够替天地确立正道，为百姓安顿命运；顺应天意时，天不会违背他，顺应时势时，他也能奉行天时。因此才说“与他共同成就大业”，让他“担任神主”。这哪里像后世那些只愿意让臣下做自己教过的事，却不愿臣下做自己受教而来的事的君主？那样的君道，不过平常浅陋罢了。难怪他们会自以为圣明。

万章问道：“伊尹用做饭烧菜的本事来求取商汤的任用，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伊尹曾在有莘氏的郊野耕作，以尧舜之道为乐。如果不合乎道义、不合乎正道，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看一眼；即使给他四千匹马，他也不放在眼里。不合道义、不合正道的东西，他一小份也不拿来给别人，也不从别人那里拿一小份。

商汤派人带着礼物聘请他。伊尹神情安然地说：“我为什么要商汤送来的聘礼呢？我难道不如待在田间，凭借尧舜之道自得其乐吗？”

商汤派人前后三次去聘请。后来，伊尹忽然改变了想法，说：“让我待在田间，凭尧舜之道自得其乐，哪里比得上让这位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哪里比得上让这些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哪里比得上我亲眼看见这样的情形实现？上天生养百姓，是要让先知先觉的人启发后知后觉的人，让先觉者唤醒后觉者。我是上天所生百姓中的先觉者，打算用这条正道来启发百姓。若不由我来启发他们，还能由谁来呢？我想到天下百姓中，哪怕有一个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恩泽，都像是我亲手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

伊尹把天下的重担这样担在自己肩上，所以后来去见商汤，劝他讨伐夏桀、拯救百姓。

《弘道录》说：四岳（传说中辅佐尧舜的重臣）举荐人选之后，尧仍然让人经历各种艰难考验……

治理自家很难，治理天下反而容易；亲近自家人很难，亲近天下人反而容易。舜能够把天下禅让出去吗？我如今试着考察这件事：尹（尹尹，即伊尹）受到三次聘请，仍然沉稳自得，并不急于应召。并非君主不够恭敬，而是要成就大事业的君主，必须有不经召唤也能自重的大臣。君主若不尊崇德行、喜爱道义，就不足以与这样的人共成事业。三次聘请的礼节，确实体现了君主的高远风度和帝王的盛大礼仪。即使如此，伊尹仍被讥为“割烹要汤”（据说他曾以烹饪接近商汤），可见出处进退之际，怎能不谨慎呢？

又有人问：“伊尹为什么喜爱尧舜之道？”尧舜之道，本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怎么会因为我是我才存在，因为别人是别人就消失呢？人只是没有看重自己：贫贱时忧愁不安，其实贫贱不过如此；吃干粮、吃野菜，又算什么呢？富贵时急切追逐，其实富贵不过如此；木石、鹿猪，又有什么值得在意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精心专一、持守中道；若不合义、不合道，又谈什么精一？最难得的是拥有天下却不把它当作私有；伊尹只守着一介布衣的身份，面对千乘之国也不动心，这份坚守多么坚定！最紧要的是存养本心：先觉悟的人去启发后觉悟的人，先知的人去引导后知的人，这份责任看得多么亲切！最当先的是立志于救助困苦百姓，把天下百姓——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男女——都看作自己的责任，这份担当多么迫切！

这难道是空谈虚构，用来欺世盗名吗？后来孟子大概也承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他说：“别人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安然自得。”这正是伊尹三次推辞、直到受聘才出仕的心境。他又说：“穷困时不失道义，显达时不背离正道。”这正是不因天下人是否看重自己而改变的心境。他还说：“站在天下中央，为四海百姓安定生活。”这正是“若不是我来承担，又能是谁”的心境。他说：“得志时施恩于百姓，显达时兼善天下。”这正是主动承担重任的心境。

可惜战国时代不再是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时代，齐惠王、齐宣王也没能像商汤那样成就大业。只听说孟子在齐国住了三夜便离开昼地，却没听说齐国君主像商汤聘请伊尹那样，三次亲自迎请他入境。真令人感慨啊！

《说命》说：“要早晚进言劝谏，帮助君主与德行相合；你要像磨刀石一样，磨砺我；像渡过大河时的舟船桨楫一样，帮助我；像大旱之年降下的及时雨一样，滋润我。”

《弘道录》说：“磨刀石，是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玉。”舟船……

处境险恶，行动艰难，想要渡过大川也不容易。遇到连绵大雨，若能听从劝谏、采纳意见，便如同甘霖降到百姓身上。这三种情形，都说明辅佐者的作用。有的辅佐者像金属一样，能帮助君主变革；有的像丹砂一样，能使人相互浸染；有的却如旱灾一般，使人陷入困境；还有的像共同焚烧一样，造成祸患。所以，君主若能得到合适的辅佐者，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若得不到合适的人辅佐，岂只是病情昏沉、最终病入膏肓？我担忧的是，君主恐怕还会自伤其足，最终赤身露体、陷入窘境。这正是《弘道錄》深刻的用意。

说复对王说：“木材依照墨线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能成为圣明之主。”

《弘道錄》说：“木材依照墨线加工”，是规矩能够使方圆合乎标准的极致；“君主听从劝谏”，则是人伦之中圣明的极致。夏、商、周三代那些守成的君主，能够承接先人的事业而不使其衰败，关键就在于此。唐太宗曾引用这句话教导太子，认为这或许是可以与他谈论的道理。后来他又说：“木材的中心若不正，纹理脉络就会全都歪斜。”唉，这样的木材，大概不同于那种依照墨线加工的木材吧！

孔子说：“天下三分，周文王已经拥有其中的两分，却仍然臣服于殷商。周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了。”

《弘道錄》说：孔子称赞周文王，是因为他看出了《周易》赞扬文王的用意。《乾卦》象征天、君主、上位、冠帽和头；《坤卦》象征地、臣下、下位、鞋履和脚。臣下不能凌驾于君主之上，就像地不能高过天、下位不能高过上位、鞋不能戴到冠帽上、脚不能高过头一样。这些都是圣人赞述《周易》的含义。文王虽然受到天命眷顾，也得到百姓归附，却宁可收敛自己的光华，宁可谨慎行事，如同踏上初降的薄霜。他立心宽厚，处身光明，治理众人时端正谦顺，因此所得的德行与福泽无边无际，哪里能记述完、衡量尽呢？所以孔子不只称他的德行高，还称为“至德”。史书说文王暗中行善；由此可知，他的贤德即使不等到后人详加考察，也自然显明。

《史记》记载：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伯夷和叔齐拦住马匹劝谏。武王身边的人想要杀他们，姜太公说：“他们是守义之人。”于是扶起他们，让他们离开。

《弘道錄》说：我看伯夷、叔齐的劝谏，直到今天仍令人敬畏，仿佛还带着鲜活的力量。然而，他们最终没能阻止武王出兵，那么义士的劝谏果然……

“这样做有什么用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天理之所以能长久存在，人心之所以不会泯灭，都是因为有人用一句话，把它立在天地之间。

“周已经兴起，殷已经战败，这些都已成为定局；武王（周武王）也已应天命而来。可是，尊天卑地的道义仍然存在。若在这时连一句话也不说，乾卦所象征的刚健之道岂不是近乎止息？君臣各守其分的道义岂不是近乎消亡？

“所以，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国君之子）不得已而争辩。他们争辩，不是为了阻止殷朝灭亡，而是为了保存忠于殷朝之心；也不是为了阻挡周朝兴起，而是为了维护周朝兴起所依据的天理。这难道不是天地之间不可磨灭、不可耗尽的元气吗？有人说，匹夫的志向不可夺；但若君主认可的事，伯夷、叔齐偏偏不认可，他们的道义就显得狭窄了。”

《武成》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立师，使君师能够辅佐上帝，安抚四方。无论有罪还是无罪，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旨？”

《弘道錄》说：“《泰誓》已经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武成》又说君主是百姓的君长和师表，为什么反复这样说呢？”回答说：“不是重复。上天以仁爱养育万物，以道义匡正百姓。《泰誓》从仁爱说起，是说君主应当充分履行道义；《武成》从道义说起，是说君主正是借此实行仁爱。

“因此，只有天子才有责任整顿典章、施行礼制，并任用有德者、惩治有罪者。商受（商纣王）既已成为天子，却反而肆意妄为，昏乱无道，废弃祭祀，那么典章礼制又在哪里？把有罪者连族处死，任用官员只看世袭，那么举荐贤德、讨伐罪人的原则又在哪里？

“如果天子不能辅佐上帝、安抚四方，那么天地的明察便会止息，万物的灵性也将遭到蔑视。这是天地间的大道理，要靠君主和师长来施行。若没有武王，天下一日也无法治理，一件事也无法理顺，一步也无法安稳，甚至连一个百姓也不能安顿。只要心中有一丝利天下的念头，责任就与武王相同；又怎能保证自己不违背上天的意旨呢？”

（武王于是）改正商朝的政令，沿用旧有的政务；释放被囚禁的箕子，修整比干的墓，经过商容的里巷时致意；散发鹿台的钱财，打开巨桥的粮仓，广泛施惠四方，于是百姓都欢悦归服。

《弘道錄》评说：这是周朝战胜殷商、开始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汤王所表现出的施政气象，在这里也显露出光彩。商代旧有的政教制度，正是周代新政的基础。箕子传承的道统不能有一天断绝；商代礼仪法度所保存的传统不能有一天废弃；比干秉持正道所系的原则不能有一天屈曲；百姓所向往的天意不能有一天疏远离散。分发财物不是出于私人的恩惠，而是为了使天下富足；广施赏赐也不是为了博取施舍的名声，而是为了使善人富足。这正是万民喜悦、诚心归服的原因。

爵位分为五等，士人分为三等；设置官职，应选贤能之人，安排职事，应任用有能力的人。重视百姓，推行五种教化（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百姓有饭吃，妥善办理丧葬和祭祀；敦厚诚信，彰明道义；尊崇有德之人，酬报有功之人。君王垂衣拱手（形容政事治理得当、无需事事亲为），天下便能安定。

《弘道錄》评说：这是周朝建立大业的完成阶段，其施政气象与古代相比，也毫不逊色。阐明“皇极”（君王治理天下的最高准则）的这些话，贯穿本篇始终。百姓富足之后，才能走上正道，所以爵位和封地不可轻慢；亲近天子的光辉，贤能之士便不可徒受虚名、空得赏赐；对于百姓，五教不可轻忽。治理政事、使百姓生活富足，应当放在前面。敦厚并彰明信义，王道便宽广坦荡；尊崇有德者、酬报有功者，王道便平正公允。这就是君王垂衣拱手而天下安定的原因。

《周官》记载：王说：“古代的大道，是在祸乱发生以前建立治理，在国家危亡以前加以保全。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置百官，朝廷内有百揆、四岳，朝廷外有州牧、侯伯，于是各种政务协调和顺，万国都得以安宁。夏代、商代的官职数量虽增加了一倍，也仍能发挥作用。英明的君王建立政事制度，不在于官职设置多少，而在于是否任用了合适的人。

“如今我这个年轻的君王恭谨勤勉于德政，日夜努力，仍觉得有所不及。我仰慕并遵循前代的治理之道，用它教导各级官员。设置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负责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协调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即可。设置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三公、三孤弘扬教化，敬慎地辅佐天地之道，辅佐我一人。

“冢宰主管国家政务，总领百官、协调四海；司徒主管国家教化，推行五种常伦之教，安抚百姓；宗伯主管国家礼仪，祭祀神灵、治理人事，使上下和顺；司马主管国家政令，统领六军、安定诸侯国；司寇主管国家禁令，查察奸邪……”

这段文字出自《弘道录》，先引《周官》，再由作者加以评说，最后转入《周礼》的“八柄”之说。

开头讲的是司空（掌管土木、土地的官）的职责：负责国家的疆土，安顿士、农、工、商四民，按时节发挥土地的利益。六卿（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长）各自分管职事，率领下属，引导九州的长官（九牧），使亿万百姓富足安康。

作者说：这是周成王从周公的论述中得来的，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章。《周官》一书设三公六卿，一句话概括就是“官不必备齐，只要得其人”；《周礼》设官三百六十，一句话概括就是“不在官职本身，而在任职的人”，周公的用意由此可见。可为什么学《周礼》的人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呢？周公所立的是制度，所寄托的是用意，研习其制度、效法其用意就够了；若只按图索骥、拘泥于细枝末节，就不是善于学习的人了。这里的记录只是讲到《周官》为止。

接着是《周官》原文的告诫：学习古训然后出任官职，议论事情要依据制度，这样施政才不会迷乱；要遵守你们的典章常法，辅佐君主；不要凭口才巧辩扰乱职守，积累疑虑会败坏谋划，懈怠疏忽会荒废政事；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告诫你们这些卿士：功劳要靠志向来成就，事业要靠勤勉来扩大，只有果断才不会留下后患。地位不要期待骄纵，俸禄不要期待奢侈；恭敬俭约才是美德，不要作假。行德则心安而日益美好，作伪则心劳而日益拙劣。身居宠位要想到危险，没有事不当存敬畏，不知敬畏就会陷入可畏之境。推举贤人、让位能者，百官才能和睦；不和睦则政事杂乱。所举荐的人若能胜任其官，是你们的“能”；若不是合适的人，是你们不称职。

作者评道：这就是“不在官职，而在其人”。官职是空的器具，人才是实际的功用。所谓“惟其人”，必须自幼学习、壮年施行，这是培养士人的标准。进到这一步，就能功业广大，不骄不奢，行德日美，居宠思危，这是大臣应有的风范。至于推贤让能、使有能者任其官，官府职守就能长久治理而不厌倦。这个道理，只有周公能担当，只有成王能践行，后世的作为都比不上了。

最后引《周礼》：冢宰（天官之长，总理朝政）用八种权柄辅佐君王驾驭群臣：第一是爵位，用来驾驭显贵者；第二是俸禄，用来驾驭富裕之事；第三是废黜，用来驾驭有罪过的人；第四种权柄，则是八柄中接下来要讲的一项。

爵位、俸禄、任用、赐予、剥夺、废黜和诛罚，都应当各有相应的准则：用任职来引导人的行为，用诛罚来约束人的过失，用赐予来促成福善，用授予来激励人的幸运，用剥夺来治理贫困。

《录》说：所谓“柄”，就是君主所掌握、用来处理事务的权力。君主掌握九种权柄，并将它们统一运用在手中。所谓“驭”，就是操纵和驾御，使事情向远处推进。君主治理天下，是要引导一世之人归于善道。

上天不会因为善行就降福、因为淫邪就降祸，因此人们未必会因此敬畏；君主若不赏善罚恶，也无法使人信服。人们敬畏的，并不是君主偏爱的人；他们得到的报偿，也不该取决于君主的偏私。君主和官吏都应效法天道：上天没有偏私地覆盖万物，圣人又怎能有私心偏好呢？既不偏爱，也不偏恶。因此，授予爵位要符合德行，发放俸禄要符合功劳，安排职位要适合贤能之人，给予生计要对应其劳绩。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加以安排，不是凭君主个人意愿行事。赏赐要配得上善行，剥夺要对应罪责，废黜要符合罪过，诛罚要切合过失。这些都是人凭自身行为招致的结果，不是君主私自决定的。

这样，君主就能不耗费过多力量而振兴天下，不损耗精神便治理一世。如果任命、授爵和发禄都随个人喜好，废黜、剥夺又专门针对憎恶的人，那就是破坏根本，而不是掌握治理权柄；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车，而非稳妥地驾御六马。原本这是用来告诫君主的道理，若反而被用来招致祸患，那么天官（天授的职分与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这是治理天下最首要的原则，不可不明白。

大司徒（主管教化与民政的官员）用乡里的八种刑罚来纠正百姓：第一，不孝之刑；第二，不睦之刑；第三，不亲近姻亲之刑；第四，不敬兄长之刑；第五，不守信之刑；第六，不体恤他人之刑；第七，造谣惑众之刑；第八，扰乱百姓之刑。

《录》说：八种刑罚中，为什么特别提到“造言”和“乱民”呢？言论若合乎道义，就不算造谣。所谓“造言”，是指谗言、佞言和邪恶言论：把众人公认是对的说成错，把众人公认是错的说成对；又把不义之事引入人群，使人难以辨明，于是天下都受其害。这正是《诗经》所说的“不要放纵诡诈谄媚之人，以此防范不良之徒”。行为有常规，并不叫作“乱”；只有那些冒险投机、侥幸取利的行为……

这类人蔑视并抛弃纲常，只图谋得到非分的东西，违背常理与法则，急着实现一己私欲。那些善于像毒蛇蜥蜴一样害人的人跟着他们行事，却没有人能制止，结果天下百姓都遭受祸害。这正是《诗经》所说的：“百姓如今正处于危难之中，看上天却茫然无知。”这是上古时代必定要诛杀的人。

檀兮侍奉君主，遇到君主有过失时，要直言进谏，不可隐瞒；在君主身边服侍供养，也要遵守职责所规定的分寸。臣子应勤勉尽责，直到生命终结；君主去世后，则按礼制守丧三年。

《弘道錄》说：为什么臣子一定要在君主有过失时进谏？因为君主一人的心思，牵系着万千事务。他的恩惠可以决定人的命运，他的威势可以左右人的生死；他若进取，可以使天下安定，若退守不当，也可能使天下陷入危局。臣子不得已而进言，因为这关系到君主的生死、天下的安危，所以称为“犯”，也就是冒犯君意、直言劝谏。

为什么臣子做事一定要有分寸？臣子追随君主，虽然心意可以无穷尽，但身份职责各有界限；事情虽然范围很广，个人的力量却难以承担一切。因此，大的不能侵越小的职分，下位者不能侵越上位者。各人不得已而各司其职，因为这关系到吉凶、荣辱，所以称为“方”，也就是合乎职责的分寸。

“左右”指君主身边的近侍，“无隐”指有过失时不可隐瞒。虽然各人的职分不同，但遇到该进谏的事，都有直言的责任。因此，以“没有官职、没有进言责任”为借口推脱，或指责别人越职进言，都不对。这哪里是勤勉尽责的做法呢？

《无逸》（《尚书》篇名，意为不要贪图安逸）中，周公告诫说：“唉，君子应当不贪图安逸。先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这样就会懂得百姓的依靠是什么。那些百姓的父母勤苦耕种，他们的子女却不懂得农事的艰难，只顾安逸，言谈放肆荒诞；否则就会轻侮父母，说：‘从前的人什么也不懂。’

“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殷朝的中宗，严肃恭谨、敬畏天命，凡事以天命自我衡量；治理百姓时谨慎戒惧，不敢荒废安宁。于是中宗在位五十五年。高宗年轻时曾长期在外劳作，接触百姓；即位后不敢贪图安逸，使殷邦安定和善，上下没有人怨恨，因此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祖甲懂得百姓的依靠，能够安抚百姓、施恩于民，也不敢……’”

欺凌鳏夫寡妇、肆意妄为的祖甲，在位三十三年。从那以后，继位的君王一出生便安逸享乐，不懂耕种收获的艰辛，也不了解百姓劳作的辛苦，只顾沉溺享乐。从那以后，君王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五六年，或三四年。

周公告诫说：“唉！只有我们周朝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约束，心怀敬畏。文王穿着朴素的衣服，亲自从事安民和农耕的事务，从早晨一直忙到太阳偏西，连吃饭都顾不上。文王受天命治理天下，在位五十年。”

周公又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要谨慎，不可沉迷观赏、安逸、游玩和打猎。要让百姓按正当的事务供给国家，不可荒废政事。不要说‘今天享乐一番也没什么’，因为这不是百姓应当效法的，也不合乎天意。若如此行事，人就会犯下大错。不要像殷王受那样昏乱，沉溺于酒，败坏德行。”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人还会彼此劝告、互相扶助、教导规劝。百姓不会互相欺骗、制造幻象；否则，他们心里就会违逆怨恨，口中也会咒骂诅祝。”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我们周朝的文王，这四位君主都通达明智。有人告诉他们：‘百姓怨恨你、辱骂你。’他们便更加自我警醒、修养德行，并承认说：‘这是我的过错。’他们确实这样做，不但不敢怀怒，反而会反省自己。”

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这些事为鉴。”

《弘道錄》说：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首要道理。天下间最卑微的事，莫过于耕种收获；最辛劳的事，也莫过于此；然而，最能使百姓受益的，同样莫过于此。到了极致，亲自耕种的人竟能拥有天下，那么，最仁厚的行为也没有超过它的了。这是天命是否离去或留存的根本，是人心归附或背离的源头，也是寿命长短的根由，更是德行与福分宽广或狭窄的明证。自祖宗以来，周朝累积功德、施行仁政已有一千多年，从来没有一天忘记这些道理。

然而，若不了解百姓的心情，也就不符合通达明智之道。喜好安逸本是人的常情，所以更要彼此劝告、彼此教导规劝；对于百姓怨骂、诅咒等愚昧之举，可以略而不计，关键在于反省自己、责备自己。这样，无逸（不贪图安逸）的德行便能上下相通。这难道只是成王应当遵守的……

要警醒啊！后世的贤臣和君王，没有谁不是这样。何况历代的君臣，也都如此。所以文章常用“呜呼”这样的叹词开篇，借此深深表达感叹和劝勉之意。

周公担心成王还不了解农事的艰难，便讲述后稷（传说中的农神、周族始祖）和公刘（周族先祖）的事迹，以及他们如何教化百姓；又让盲乐师（古代负责演奏、诵唱诗歌的人）早晚吟诵诗篇来教导成王。诗中写道：

七月天气转凉，九月便要缝制冬衣。十一月寒风凛冽，十二月寒气刺骨；没有粗布衣、没有夹袄，怎么熬过这一年？正月修整农具，二月开始下田，同我一起回家的年轻人，把饭送到南边的田地里。田官来到田间，十分高兴。

七月天气转凉，九月缝制冬衣。春日渐暖，黄鹂鸟鸣叫。女子拿着深筐，沿着小路去采嫩桑叶。春日漫长，采荑草的人群络绎不绝。女子心中悲伤，只怕就要跟公子一同出嫁。

七月天气转凉，八月割取芦苇。养蚕的月份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伐远处的杨树；桑树枝条柔美。七月伯劳鸟鸣叫，八月开始纺织。织出黑布和黄布，鲜红的布料格外鲜亮，要给公子做衣裳。

四月远志开花，五月蝗虫鸣叫，八月收割庄稼，十月树叶飘落。正月去打猎，取来狐狸和貉子的皮，给公子做皮衣。十二月大家一起围猎，继续操练武事；小猪留给自己吃，大猪献给公家。

五月蚱蜢弹动后腿，六月纺织娘振翅。七月蟋蟀在田野，八月进屋檐，九月到门边，十月爬到床下。堵好鼠洞，熏赶老鼠，封住朝北的窗户，糊好门户。唉，我的归家之人啊，岁末将至，请进屋里来住。

六月吃郁李和薁果，七月煮葵菜和豆子，八月打枣，十月收稻，用这些酿成春酒，祝愿长寿。七月吃瓜，八月摘葫芦，九月收麻子、苦菜和臭椿，给农夫充作食物。

九月修筑场地，十月收进庄稼：黍、稷、早熟和晚熟的谷物，以及禾、麻、豆、麦。唉，农夫们，庄稼已经收齐了，还要进到官府去服劳役。白天割茅草，夜里搓绳索，赶紧修葺房屋。随后就要开始播种百谷。

正月凿冰，叮叮当当；把冰藏进冰窖。到了四月清早，献上羊羔和韭菜祭祀。

九月天气转寒，草木上的霜露凝结；十月收拾完场地，农事告一段落。人们备好酒食，宰杀羔羊，登上公堂，举起酒杯，祝愿君王万寿无疆。

《弘道錄》说：这首诗与《无逸》篇可以互相印证。诗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层意思，普通百姓懂得，君子也懂得。至于其中深远的道理，连圣人也未必能完全说尽。《诗经》里有经天纬地的文章，也有贯通上下一切事理的话，却不把道理直截了当地摆在人面前，而是让人从诗歌吟咏中体会。这比直接讲道理更有教化作用。

歌唱吟咏能够涵养人的性情。君王年幼、血气尚未安定时，便让乐师为他演唱这些诗篇。这样一来，宫人侍从的私下陪伴就会疏远。古人的诗就像今天的歌曲，早晚在君王身边吟唱，便能使他远离沉溺享乐、懈怠傲慢的行为。古代劝导君王的人，不必刻意禁止声色享乐，君王自然会疏远它们；不必禁止游猎，君王自然会断绝这些活动；不必停下车驾、打断洗浴，君王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深切影响；不必冒犯君王、当面谏诤，君王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听惯劝诫。能像“三伐”时那样守住基业的贤明君主，哪里容易遇到呢？

召康公（周代大臣）陪成王游览时，在卷阿作歌。他借成王唱的诗作了这首诗，用来劝戒君王：

“山坡曲折起伏，南风吹来。和乐平易的君子啊，请来游览、歌唱，把心声表达出来。

“你悠闲地游玩，安然地休息。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愿你的天性得以充分发展，像先公那样成就大业。你的疆土广大，归附的邦国也十分富足。

“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愿你的天性得以充分发展，成为百神的主宰。愿你长久承受天命，福禄安康。

“和乐平易的君子啊，愿你的天性得以充分发展，常享纯厚的福分。你有辅佐和护卫，有孝顺有德之人，帮助你、辅佐你。和乐平易的君子啊，四方都以你为榜样。

“你仪态庄重高昂，像玉圭、玉璋一样美好；名声美好，声望显著。和乐平易的君子啊，你是四方共同遵循的准则。

“凤凰飞翔，羽翼轻快；飞到这里，便停在那里。朝廷中人才济济，君子任用他们，使他们亲近天子。

“凤凰飞翔，羽翼轻快；又飞向天上。朝廷中贤良之人众多，君子任命他们，使他们亲近百姓。

“凤凰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梧桐树生长在那里……”

那凤凰在朝阳下，羽翼茂盛，鸣声和谐。君子的车马既多又盛，马匹训练有素，奔驰自如。我献上的诗并不多，只是借这首歌来表达心意。

《弘道錄》说：回顾古人，他们对君主忠心恳切、情意深厚，没有谁比周成王的臣下更为突出。不过，看他们用来劝戒君主的方式：一是先描绘卷阿那样令人喜爱的地方和清风景色；二是借歌唱来劝戒，话语没有尖锐迫切之意，诗也不多，不带急于进谏的语气。开头先以动人心情的景象引起兴趣，结尾再呈现太平祥瑞的景象。这是古代圣贤的做法：言辞自然流传，道理也由此相互成就。君主听来悠然自得，反复体会而不厌倦，心中却渐渐与其中的深意相契。唉，心意既已相通，言辞便可以忘却；至于那种严厉的告诫，又有什么必要呢？

《弘道》到此结束。

《弘道錄》府第五：义

君臣之义

《康王之诰》记载：康王来到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从应门左侧进入，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从应门右侧进入。他们都陈列了四匹黄色马驾的车。宾客捧着玉圭和礼物禀告说：“我们这些臣属谨献封地的贡物。”众人两次叩拜、以额触地行礼。康王以君主的身份承继先王之德，回礼答拜。

太保和芮伯一同上前说：“谨向天子进言：上天改变了殷朝的大命，使周朝受命。周文王、周武王广泛承受天命，安定西方；如今新即位的君王，应当全面协调赏罚，平定并巩固功业，把美好的事业传给后世。请大王敬慎从事，整顿并壮大六军，不要损害高祖留下的重任。”

康王说：“各诸侯国的君长，以及侯、甸、男、卫等官职的人们，我姬钊谨向你们发布诰命。昔日文王、武王大力平定天下，不专务责罚，使天下归于安定和公正；他们以昭明的政令取信天下，因此拥有勇猛的将士和忠心不二的臣下，共同保卫、治理王室。如今我希望各位伯父继续彼此扶助，顾念并安定先公留下的臣民，使他们服从先王的治理。即使诸位身在外地，心也不要不在王室；要尽心扶助政务，不要遗弃这位年幼的君主，使我蒙受羞辱。”

《弘道錄》说：先儒认为，“整顿并壮大六军”像是在引导君王崇尚武力；又有人说，守成之世的人容易沉溺于安逸享乐，缺乏立志。这些说法都不对。

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军事。周康王接受先王遗命的时候，太保（召公奭，辅佐王室的重臣）奉上酒爵，行三次祭奠、三次酹酒，这时走出殿门等候，并不是在别的日子。可是遗命一开头就说到整饬军队，正是要显示这才是国家的大事。今文《尚书》把这部分并入《顾命》，道理就在这里。其中答拜、称名等礼节，都属于先王去世不满一年之内的事，所以说“义嗣德”，并不是说预先看到了忧患、在事情未发生时就有所预见；那样解释就过头了。

《君陈》篇记载，成王这样说：“君陈啊，你有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又能友爱兄弟，能把这些施行到政事上。现在任命你治理这东郊（成周一带，殷商遗民聚居之地），要谨慎啊！从前周公作为师保（教导、保护民众的人），民众感念他的恩德。你去了要慎重对待所司之职，遵循那些常道，彰明周公的训导，百姓就会得到治理。我听说：最好的治理，其馨香能感动神明；祭祀的黍稷并不算芳香，只有明德才是真正的芳香。你要效法周公的谋划与教诲，每天勤勉不懈，不敢贪图安逸。一般人在没见到圣人时，好像追不上；等见到了圣人，又不能依从他。你要以此为戒啊！”

《弘道录》的作者评论说：我看周公居东三年，并不是亲自去监管殷人，而是东方的人思念他，所以《诗》说“我见到这位先生，穿着绣有花纹的礼服”，又说“不要带我们的周公回去，不要让我们心里悲伤”。商朝遗民对此，大概已经懂得“明德惟馨”，亲眼见到圣哲之人，所受的感动不止一点。正因为君陈孝顺友爱、恭敬谨慎，能够效法圣人，所以才任命他主持政务，并启发他“见贤思齐”的心。成王对待君陈，可以说极为周到。这并不是说，教化顽固的百姓可以不求威猛刚强之人，而一味托付给讲孝友的君陈；如果这样理解，君臣之道就太狭隘了。

成王又说：“你若有好的谋略，就入朝禀告你的君主，在内进言；然后你再在外面顺着执行。并且说：这些谋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所致。啊！做臣子的都能这样顺从，才算良臣，才算显扬君德。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作福，不要倚靠法令而削减宽厚，要在有法度的同时保持从容和缓，以此使殷民和顺。百姓若犯了罪，我说该处刑，你不要轻易处刑；我说该宽宥，你也不要轻易宽宥，只求合乎中道。若有人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教化，就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但若是沉溺于奸邪、败坏常道、扰乱风俗的人，也要依法处置。”

世俗中那些琐细的过失，不要一概宽宥；但也不要因厌恶顽固的人而失去忍耐，更不要要求每个人都毫无缺点。

能够忍耐，事情才办得成；能够宽容，德行才显得宏大。考察他人时，既要看到他们做得好的地方，也要看到他们做得不好的地方；提拔贤良的人，让他们带动那些不够贤良的人。

我一人承受着许多祸患。

《弘道录》说：我看周成王给君陈的诏命，实际上也是写给后世万代的。明德、孝顺、友爱，是治理的根本；忠诚、顺从、宽厚、和睦，是推行治理的方式。如果在施恩立威、使用刑罚时，或在采取行动、因愤怒而急于处置时有所偏失，就会出现迎合一方或偏袒一方的情况；若用自己做不到的事去责备别人，用别人无法遵行的方式来带领别人，或者要求别人毫无缺点，这些都不是尽善的做法。因此，成王把这些情况逐一列举出来，最后归结到宽容与忍耐才是大德。当时成王正值壮年，最该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忍耐、不能宽容；他能把这些道理用来告诫臣下，想必也会勉励自己。否则，他为什么要说“你不要等着我来赦免你，也不要等着我来惩罚你”呢？这话不正是为了制止滥施刑罚吗？

《毕命》：周成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是月初，过了三天到了壬申日。成王早晨从宗周出发，前往丰地，任命毕公（周初大臣）安定、治理东郊的百姓。成王说道：

“啊，父师！文王、武王以深厚的德行教化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周公辅佐先王，安定周室；又把殷商顽固的遗民迁到洛邑，使他们靠近王室，接受教化。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六年，世道和风俗都变了，四方安定无忧，我一人也得以安宁。

“治理之道会有起伏，政事也要随着风俗变化而调整。如果不能改善那些不好的事，百姓就不会勤勉。毕公你德行深厚，连细小事务也勤于处理；你辅佐了四代君王，严正端肃，率领下属，没有人不遵从教导，所立的功绩胜过先王时期。我这个年轻的君王如今垂衣拱手，仰赖你成就治理。

“现在我任命你承担周公的职责，前往东郊。要分清善人与恶人，表彰善行，惩戒恶行；树立良好风气，使人有所效法。对不遵从典章教导的人，要划定不同的田界，使他们有所畏惧、懂得仰慕善行。还要重新划定郊野边界，谨慎稳固边防，以安定天下。

“治理贵在持之以恒，言辞贵在切合要点；不要一味追求新奇。商地的风俗……”

花言巧语、专逞口舌的人，贤明之士留下的教化余风还没有消失。君陈，你应当牢记啊！周公谨慎地开创了局面，君陈能够调和其中，毕公能够成就最后的事业。

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归向大道；大道通行，政治清明，恩泽润及百姓。四方异族（原文称“四夷”）中穿左衽衣服的人，也无不受到恩惠。你们这些后辈将长久蒙受许多福分。

《弘道录》说：我认为，君陈受命治理国家，并不只是为了安抚殷商顽民。大概周成王把天下分为东西两部分，分别交由两位伯主治理：陕地以东由周公主管；接替周公的是君陈，后来再由毕公接替。所以，君陈即位时，常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宫城正门）。君王任命他的诰命，应该并非他刚赴任时才发布；成王刚即位时，必定也有告命之辞。召公作为西伯，却独独没有留下这类诰命，或许是因为他留在朝中辅佐天子，也可能是史书有所遗漏，这就不得而知了。

经文说“警戒殷商顽民”，是从事情的起头说起；又说“商朝旧俗、殷商士人”，是因为周人每件事都以殷商为鉴。这些话难道只是在告命中随口说说吗？周人作诗时也说“殷士肤敏”“有商孙子”，讲的正是这些人。

经文所说“表彰善良、区别邪恶，彰显善行、惩戒恶行”，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要务，并非一味把心思放在殷商遗民身上；也不是说周公只负责谨慎开局、君陈负责包容调和，到这时才开始辨别善恶。注释者没有领会经文的主旨，只把“警戒殷商顽民”和洛邑一地当作中心意思，结果把治理国家的大意都曲解成教化殷人的片面说法，也偏离了康王安然承继前人治理成果的遗训。

正因为拘泥于这一种解释，注释中凡是讲到“四方无忧”“安定四海”“恩泽润及百姓”“四夷都受到恩惠”之处，反而都显得牵强滞碍。读者应当对此仔细思考。

我听说：世代享有俸禄的人家，很少能遵循礼法。他们放纵自己，以势凌德，实在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奢侈华美，千百年来都如此。殷商士人中的一些人，长期倚仗恩宠，放纵奢侈而不顾道义，穿戴比别人更华美，骄横淫逸、夸耀自大，恐怕会以作恶收场。即使收回放纵的心思，再加以约束，也很困难。财富充足而又能接受教导，才可以长久安身。以义为准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诲；不遵循古人的教训，又凭什么教导别人呢？

《弘道录》说：我看成王告诫殷商士人的话，何等恳切啊！

好名声和广泛的赞誉加在自己身上，所以君子不羡慕别人华美的衣服。

郑子臧的帽子、楚得臣的冠缨和玉饰，最终都因招致祸患而不得善终。

不只是这些。贪图美食的天性、妖艳的风气、沉溺享乐的欲望、贪财的心思，按情势发展下去，都是难免会出现的。我因为这段话关系重大，不能把它随意掺杂进别的内容，所以这里只谈服饰之美。唉，夏、商、周三代尚且如此，何况后世呢？做到不嫉妒、不贪求，正是因此很难选出合适的人才。

《君牙》篇：王这样说道：“唉，君牙！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忠诚正直，为王室尽力劳作，功绩记在太常（记载功勋的旗帜）上。我这个后辈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事业，也要依靠先王的大臣辅佐，治理四方。我忧心国家安危，好像踩着虎尾、踏过春天的薄冰。如今任命你辅佐我，做我的股肱心腹（重要辅臣），接续你祖先的职守，不要辱没祖先。你要广泛推行五典（五种常行的伦理规范），用它来调和百姓的行为准则。你自己能够端正，别人就不敢不端正；百姓心中若没有公正的准则，就要靠你来主持公正。

夏天暑热多雨，百姓便怨声载道；冬天严寒，百姓也怨声载道。治理百姓确实艰难啊！想到困难之处，才能设法把事情办好，百姓才能安宁。唉，文王的谋划多么光明，武王的功业多么宏大！他们庇佑、启迪后世，使后人都能守正而没有缺失。”

《弘道錄》记：“这是周穆王的话。孔子难道赞成他吗？”回答说：“不是。臣看先朝之时，并非没有车马往来，但公事和私事的道路向来分作两条。因此，纲纪法度、刑罚政令、礼仪音乐，是为公事选拔人才的范围；宴饮游乐、游览观赏、声色享受和财货利益，则是满足私欲的事。公事固然不能废弃私事，私事也不能妨害公事；二者一向并行而不相冲突，所以不至于混乱。

孔子不是说过吗：仲步圉管理宾客之事，王孙贾管理军旅之事。这样做，国家怎么会失去治理呢？假使穆王放纵自己的主观意志，不任命君牙做司徒，却让造父做心腹辅臣，把五教、五典混在一条路上，让君子和小人一同占据要职，那么百姓的怨声又能由谁来设法平息？文王、武王的谋略训诫又能由谁来继承呢？圣……”

人们把这些内容编列在经书中，正是为了让人明白，常规法度不可紊乱，纲纪制度不可缺失，其中的用意很深。

《冏命》记载，周王这样说：

“伯冏（人名），我在德行上做得不够，继承先人的大业、居于君主之位，心里常常警惕忧惧。夜半醒来，也会思考怎样避免过失。

“从前文王、武王聪明圣明，无论大臣还是小臣，都怀有忠诚善良之心。他们身边侍奉、驾车、随从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之士；这些人日夜辅佐君主，君主出入起居时都恭谨不怠，发布命令也没有不妥当的。百姓安定顺服，天下诸侯都能安宁。这并不是因为我一人贤明，实在有赖于身边前后任职的臣子，纠正我的不足、约束过失、指出错误，矫正不正当的念头，使我能够继承先人的功业。

“现在我任命你担任大正，负责管理众多侍从和近臣。你要努力增进君主的德行，彼此补正不足。谨慎挑选属官，不要任用花言巧语、表面和善、善于逢迎谄媚的人，只选正直贤良之士。

“侍从之臣正直，君主就能端正；侍从之臣谄媚，君主便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还是无德，臣下也负有责任。你不要亲近奸邪小人，让他们充当君主的耳目，把违背先王法度的事引导给君主。这样的人绝非贤良之士，只把财货看作好处。若任由这种情况发生，便是失职。你若不能恭敬地辅佐君主，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弘道錄》评论说：

《冏命》讲的是负责管理侍从的官员。依照《周礼》，这些都是士人担任的职务，他们日夜陪伴君主，参与宴饮，在君主身边侍奉随行。属官中有祭仆，负责祭祀事务；隶仆，照料日常起居；戎仆，负责驾御兵车；齐仆，掌管君主乘用的车辇。用人得当，君主便会在潜移默化中趋向善良；用人不当，就会受到奸邪谄媚之人的蒙蔽，渐渐走向邪恶而不自知。

后世专用宦官，宠信亲近之人，却不让他们承担明确的职守和进言责任，于是他们只顾说好听的话、逢迎献媚、讨取君主欢心、积聚财货、收受贿赂。周代史官早已预见这种祸患的苗头。虽然这篇诰命表面上是告诫伯冏，实际上也是为了训诫后世。难道非要等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弊端充分暴露之后，才看得出问题吗？

又说：关于这两篇书，先儒认为，当时的仁人君子修饰文辞、表达诚意，用来勉励臣下；这正是为了感动君王。原文至此未完。

《觀一》篇说：“他的后代自以为圣明”；《二》篇说：“只把财货看作吉祥。”这两句话指出了祸患的根源。

周穆王难道是听不进别人的话吗？他放纵自己、驰骋游乐时，必定以尧、舜升天离世自比；拒绝劝谏、掩饰过错时，又必定自认为像禹、汤那样贤明圣德；不肯休息、勤于政事时，则以文王、武王的忧国勤政为自己辩解。这样一来，他便能随心所欲地行事，不再有所顾忌。奢侈之心一旦滋长，国家又由谁来使它富足呢？《吕刑》（《尚书》中的篇章）始终谈到用财物赎罪，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多么看重财货。

《吕刑》又恳切地希望君主纠正过失，并告诫那些逢迎谄媚、善于讨好君主的近臣，提醒君主留意身边听闻和见到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善于委婉劝谏君主了。至于伯问究竟听从了这些话、借此改正自己，还是仍旧自行其是，我无从得知；不过，这样做也就没有辜负劝谏者的用意。

《国语》记载：周穆王准备征伐大戎，祭公谋父劝谏说：“不可以。先王彰显德行，不炫耀武力。军队平时收起，遇到合适时机才出动；出动便能显示威严。若只是炫示武力，人们就会习以为常；习以为常，武力便不能使人震服。

“先王治理百姓，努力端正德行、涵养民性，使财物充足、器用便利；又讲明利害，并以礼法教化百姓，使他们追求有利之事、避开有害之事，心怀德义而敬畏威严。因此，国家能够世代安定，逐渐兴盛。

“先王规定，各地臣属有不同的职分：王畿称甸服，王畿之外称侯服，侯、卫称宾服，蛮夷称要服，戎、狄称荒服。甸服者按日进祭，侯服者按月进祭，宾服者按季进献，要服者每年进贡，荒服者则在一定时期前来朝见。这是先王教导的秩序。

“如果有人不按时祭献，就先反省并修正自己的心意；不按时进祭，就修正言辞；不按时进献，就修正文告；不进贡，就修正名分；不来朝见，就修明德行。若礼序已经建立，对方仍不来，就再整饬刑罚。因此，对不祭者施以刑罚，对不按时进祭者出兵讨伐，对不按时进献者征讨，对不进贡者加以谴责，对不来朝见者发出文告。相应地，便有刑罚、攻伐、征讨、威慑劝责和文书告诫等手段。

“发布命令、陈述劝告之后，对方仍不服从，就更要修明德行，不要为了远方之事劳苦百姓。这样，近处的人没有不听从的，远方的人也没有不归服的。”

接着，篇中说：“如今，从大毕伯仕去世以来……”

大戎氏（西周时期的一个部族）按照诸侯朝见的礼制前来朝见。周幽王说：“我一定要因为他们不来赴宴而出兵征讨，借此看看他们的军队如何。”有人劝道：“这样做恐怕会废弃先王的教诲，使大王的威望受损吧？我听说大戎氏敦厚诚信，能够学习先辈的美德，坚守始终，意志坚定，他们有能力抵御我们。”幽王不听，还是出兵征讨，俘获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后返回。从此，边远部族不再前来朝见。

《弘道錄》评论说：这是后来幽王被杀的祸端开始显露的征兆。霜冻形成坚冰，绝非一日之寒。周穆王与周康王相隔不过两代，文王、武王施行的恩泽仍然深厚，太平的根基并未动摇。区区大戎，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幽王却没有想到，蜂虿之毒会酿成滔天大祸，西周的沦亡确实从此开始。《国语》从这件事说起，大概也寄托了孔子的用意。

以此为戒，仍有人无端主张谋取燕国，最终招来靖康之祸；也有人轻率地兴兵北伐，终致崖山之忧。孟子不是说过吗：“国家必定先有自取灭亡的原因，然后别人才能攻伐它。”这大概就是“彰显德行，不炫耀武力”的意思吧。

周厉王宠信荣夷公。芮良夫劝他说：“王室恐怕要衰落了。荣公喜欢独占财利，却不懂得这样做会招致大祸。财利由万物产生，也由天地承载；如果有人独占它，造成的祸害就会很多。天地万物都要从中取用，怎么能独占呢？这样做会惹怒许多人，却又不防备大祸。用这种办法教导大王，王室能够长久吗？

“统治天下的人，应当引导财利的流通，使它在上下各方之间分配，让神、人和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即便如此，还要时时警惕，担心怨恨到来。如今大王学习独占财利，怎么行得通呢？普通人独占财利尚且被称作盗贼，大王这样做，追随他的人就会很少。荣公若被任用，周朝一定会衰败。”

后来，荣公果然做了卿士，诸侯不再来朝见周厉王，厉王最终流亡到彘地（今山西霍州一带）。

《弘道錄》评论说：财利怎么会让王室兴盛或衰败呢？周朝兴盛时，一是散发鹿台的财物，二是打开巨桥的粮仓，因此天下归心，几乎达到了不用刑罚的境地，百姓直到今天仍称颂他们。等到周朝衰落时，却说“只有货财才是吉祥的”，又说“只要富足就够了”，统治者逐渐……

前文说到，从衰微的迹象出现在各诸侯国开始，直到天子走下殿堂去会见诸侯，王室的威信就已丧尽了。芮伯（周厉王时的大臣）劝谏的话，恳切而切近，正是殷商覆亡留下的借鉴。即便如此，后世的大圣大贤，比如孔子很少谈利，曾子把“义”当作真正的“利”，孟子说“何必讲利”，他们的用意相合，旨趣相同。只因世道衰落、大道废弛，人人心怀私欲，才出现了像良夫那样的人，这话实在可信。文王、武王之道还没有从大地上消失，所以即使有夷王、厉王、幽王、平王时的祸难，也还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因横征暴敛、挨家挨户按人头收税而最终灭亡。

《诗经·大雅·板》是凡伯（周厉王时的大臣）讽刺厉王的诗，大意是：上天反常暴虐，百姓都困苦生病。你说的话不合正道，谋划也不长远；没有圣人可依，也不踏实诚信。谋划既然不长远，所以我才极力劝谏。上天正降下灾难，你不要这样自得轻慢；上天正要倾覆，你不要这样懈怠拖沓。政令和顺，百姓就能融洽；政令喜悦，百姓就能安定。我虽与你职事不同，却是同僚，我来为你谋划，你却听得傲慢不屑。我的话是切实可用的，不要当作笑谈。古人说过，有事要向打柴割草的人请教。上天正在施虐，不要这样戏谑；我这老人诚恳尽心，你们年轻人却骄傲自大。不是我老糊涂，是你把忧患当作玩笑。放纵取乐若越来越炽烈，就无可救药了。上天正在降怒，不要谄媚逢迎；礼仪尽失，好人如同尸位不言。百姓正在呻吟，无人敢于估量民情；丧乱之后民生匮乏，没有谁肯给我们百姓恩惠。上天开导百姓，如同埙箎相和，如同璋圭相配，如同取物、携物般顺手自然。开导百姓本是极容易的事，百姓有许多邪僻，是因为你自己树立了不正的法度。善人是国家的藩篱，大众是围墙，大国是屏障，大宗族是支柱，怀德就能安宁，宗室子弟是城池，不要让城池毁坏，不要孤立自己而独自恐惧。要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要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驰骋。上天明察，与你同行；上天昭示，与你同游。

《弘道录》的作者评论说：所谓“反”，是指本来光明在下、显赫在上才是常理，而“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却是反常。所谓“方难”“方蹶”“方虐”“方懠”，都是说上天的怒气还没有持续很久。而“憲憲”“泄泄”“谑谑”“蹻蹻”，则是人们起初心意懈怠、轻慢玩弄、喜欢顺从。这大概是人之常情，缺乏深远长久的眼光，不能看到远处的祸患。

权势大的人心里盘算着，觉得世上再没有圣人，也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他们安于苟且的生活，却不自知。若有人能以严肃敬畏的态度辅导他们，以正直的言行匡正他们，就一定能纠正他们荒诞妄为的心思，使他们轻浮急躁的习气有所收敛，言辞行为也变得和顺愉悦，这样或许还能有所好转。

可是，小人若不是用大话欺骗他们，就是用奉承的话迎合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便开始放纵：欺天骗人，无所不为。随后，奸诈无良之人乘机进入朝廷，残害百姓；无所畏惧的恶行也随之兴起，善良的人无法有所作为，百姓的愁苦便到了极点。这是从事情的开端来讲的。

《诗经》说：“广大的上帝，是下民的主宰；上帝威严可畏，所降下的命令却常有差错。上天生养众民，赋予他们的命运并不可靠。事情往往开头不错，能坚持到底的却很少。”

文王告诫殷商说：“唉，殷商啊！你们竟然如此强横暴虐，竟然这样刚愎强硬；你们身居高位、掌握权柄。上天降下道德败坏的人，你们却助长他的势力。”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你们执掌政事，却违背正义，任用强横而多怨的人；用流言应对，容纳盗匪，兴起战争和祸乱，没完没了。”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你们在中国（古代对中原地区的称呼）横行逞威，聚敛民怨，反倒把这当作德行。你们的德行昏暗不明，身边没有正直的辅佐，也没有贤能的大臣。”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上天并没有让你们沉溺于酒，是你们自己不守义理、纵情行事。你们的举止已经失当，白天黑夜都不分明，只顾呼喊喧闹，竟把白天过成了黑夜。”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你们像蝉鸣一样喧嚷，像沸水一样吵闹。上下内外都接近败亡，百姓在中原心怀愤怒，祸患甚至蔓延到了鬼方（古代北方的一处方国或族群）。”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不是上天没有按时赐福，而是殷商不肯遵循旧有的法度。即使没有年高有德的贤人，尚且还有典章制度可以遵守；你们却置之不理，于是大命也就倾覆了。”

文王又说：“唉，殷商啊！古人有句话：树木倒下时，枝叶还未必受损，根本却早已毁坏。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朝覆亡的事上。”

《弘道錄》说：这些话是从事情的最终结果来讲的。仁厚与残暴相距甚远，但并不是上天赋予人的资质天生就有如此悬殊的差别；关键在于内心受到蒙蔽和陷溺，最后才发展到横行逞威、内心愤怒、喧嚷不休的地步。

孔子不是说过吗？商纣王的恶行，其实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一个人若处在众人厌恶的低下处境，天下的坏名声就都会归到他身上。

当时，周朝的法度和世臣，从周公、召公以下，茅、凡、芮、祭等国的君主，也都与周王室同休戚、共命运。因此，他们的哀痛必然深切而强烈。所以说：“疾风才能看出草木是否坚韧，国家动荡才能识别谁是忠臣。”千百年后读到这里，怎能不再三感叹呢？

周宣王心中有平定乱局的志向，遭遇灾祸后心怀警惧，谨慎自持，修正自己的行为，希望消除灾害。天下人欣喜于王道教化重新施行，百姓也看到了君王的忧虑。于是，仍叔作诗赞美他。诗中说：

“那银河高高挂在天上，光辉回旋。周王说：‘唉，如今的百姓究竟犯了什么罪？天降灾祸，饥荒接连发生。没有哪位神灵不祭祀，没有哪种祭牲舍不得献上；玉圭、玉璧也都用尽了，神灵为何仍不听我祈求？

“‘旱灾早已严重得过分，天气闷热，久旱不止。祭祀从郊外举行到宗庙，上下各处都陈设祭品、埋下祭物，没有哪位神灵不去祭祀。可是后稷（周人的始祖神）也无力相助，上帝也不降临。我治理天下，使百姓困苦疲敝，难道灾祸偏偏要落到我身上吗？

“‘旱灾既然如此严重，便无法推卸责任。我战战兢兢，如同雷霆将至。周朝剩下的百姓几乎没有人能保全子孙。昊天上帝啊，难道不肯留下我们吗？为何不顾念我们？先祖的祭祀难道就要断绝了吗？

“‘旱灾既然如此严重，烈日炽热，找不到一处遮蔽之地。大命将近，我无处瞻望，也无处求助。各位公卿和先代正直的官员也不帮助我。父母、先祖啊，为何忍心这样对待我？

“‘旱灾既然如此严重，山川干枯，旱灾像盗寇一样肆虐，酷热如同焚烧。我心中畏惧暑热，忧愁像受火熏烤。各位公卿和先代正直的官员，难道都听不见我的呼告？昊天上帝啊，难道要让我逃亡吗？

“‘旱灾既然如此严重，我勉力支撑，却又害怕离去。为何要用旱灾使我受苦？我实在不知道缘故。祈求丰年的祭祀已经办得很早，祭祀土地神和谷神也没有迟延；昊天上帝却仍不顾念我们。我们恭敬祭祀神明，神明本不该怨怒。

“‘旱灾既然如此严重，国家秩序散乱，众多官员困顿，家宰也忧心忡忡。趣马、师氏、膳夫以及身边的侍臣，没有谁不尽力周济，却没有人能制止灾害。仰望昊天，究竟该怎么办？

“‘仰望昊天，只见星星闪烁。大夫和君子们都已尽力昭告神明。大命将近，不要放弃你们已经完成的功业。你们还要求我做什么，才肯使众官安定呢？’”

原文在此处尚未结束，末句未完。

仰望昊天，何时才能赐给我们安宁？

《弘道錄》说：这是周宣王中兴的根本。周文王真心体恤百姓，仿佛百姓受伤就像自己受伤一样；《周礼》记载大司徒（掌管教化与民政的官员）在荒年用十二种救荒措施聚集、安定百姓，这些都有实际做法。既有体恤百姓的真心，又有救济百姓的实事，怎么会不兢兢业业、忧心如焚呢？

由此可见，先王不拿常见的灾情规律作借口，也不以天意幽远难明为托辞，而是亲自承担救灾之责。这样做，百官才会尽力，百姓才会安定；主管政务的冢宰（辅佐君王、总理政务的官员）也会周全地照料众人。若稍有懈怠，我看三公九卿等大臣便不会早晚勤勉，诸侯国君也不会朝夕尽责，又怎么能安定百官、治理好众人呢？

所以，汉武帝说水旱灾害是常数，宋神宗说天变不足畏，都是自己误了自己，并非别人误导了他们。唉，手上沾着灼热之物却不去洗，苦痛便不会有尽头；遇到灾害而懂得警惧，行动就不能迟疑。因而，惊慌失措、跌倒失序，与振作奋起、实现中兴，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周王室衰落时，百姓流离失所。周宣王能够慰劳、招抚他们，使流亡者归来，重新安顿聚居。百姓因此感念，便作诗说：

鸿雁飞翔，翅膀整齐地振动。那人奔走出征，在野外辛劳；还顾及那些困苦的人，怜悯孤独无依的鳏夫寡妇。

鸿雁飞翔，落在湖泽之中。那人修筑城墙，众多墙垣都动工了。虽然劳苦，最后总算有了安居之所。

鸿雁飞翔，哀哀地鸣叫。明白事理的人说我们辛劳，糊涂的人却说我们骄横。

《弘道錄》说：这是周宣王中兴时的政绩。先有忧劳警醒之心，才会有慰劳百姓、安顿流民的政事。《小雅》把这首诗排在《六月》之前，是因为它讲述安集百姓的功业；在本书所录诗篇中，《鸿雁》一诗的意义也最为重要。它与另一首写百姓困苦、怨声如沸的诗不同。

有大夫讽刺周幽王说：

王啊，月月降下浓霜，我心忧伤。百姓间的谣言越来越多。想到只有我独自忧虑，心中忧愁沉重。可怜我小心谨慎，却忧思成疾。父母生下我，为何让我如此痛苦？这不是比我早，也不是比我晚，偏偏赶上这样的时世。好话从嘴里说出，坏话也从嘴里说出；我的忧愁越来越深……

有人欺侮、使人忧心忡忡，念着我这无福的人；百姓无辜，连同他们的臣仆也一并受苦。可怜这些百姓，究竟该到哪里去求生？看那乌鸦停在哪里，便不知有谁家的屋檐可供栖身。

看那树林深处，柴薪与蒸柴（可作薪柴的木材）堆积其中。百姓如今正处于危难之中，仰望上天，却觉得天意昏暗难明。事情终究会有定论，没有人能够永远占尽上风。至高无上的上帝，究竟憎恶谁呢？有人说山看似低矮，其实能成为高陵；百姓的讹言流传起来，难道就没有人制止吗？

召来那些老臣，询问他们所占的梦兆。他们都说：“我最贤明。”可谁又能分辨乌鸦的雌雄呢？有人说天虽高，人却不敢不弯腰；地虽厚，人也不敢不踮脚小心行走。是谁说出这样的话？这话有道理，也牵动人心。可怜如今的人，为什么像毒蛇一样伤人？

看那山坡上的田地，独有一株草长得茂盛。上天使我困顿，好像不肯让我有所作为；即使得到我，也像是没有得到我；即使握住仇人，也不肯真正使他出力。我心中的忧虑，像打了结一样。如今朝政为何如此暴虐？火势正旺，难道就没有人能把它扑灭吗？显赫的周王室，被褒姒毁灭了。

我始终忧思不已，又遇上连日阴雨，车上已经装满货物，却丢掉了车旁的辅木（支撑车身的木件），于是车上的货物也翻落下来。求你们这些长者来帮帮我！不要丢掉辅木，把车辐安置妥当；还要多多回头照看驾车的仆人，这样货物才不会翻落，最终才能越过险阻。谁曾想到，事情竟会变成这样？

鱼在池沼里，也并不因此就能快乐；它虽然潜藏起来，仍然很容易被看见。我忧心惨痛，想到国家正施行暴政。别人有美酒，也有美味佳肴，亲近邻里，和姻亲相处融洽；只有我孤单一人，忧愁深重。那些人家屋宇高大，生活富足；百姓如今却没有福分，上天仿佛正在摧残他们。富人或许还过得去，可怜的是这些孤苦无依的人。

《弘道錄》评论说：《板》《荡》所说的是忧惧于上天的谴责警告之时；这首诗所说的，是忧患无人顾念之时。《桑柔》所说的是国家灭亡、祸乱兴起之日；这首诗所说的，则是褒姒倾覆国家之日。周厉王贪婪暴虐，到了周幽王，又以淫乱的行为加剧祸患，所以诗人形容自己仰天俯地，仿佛无处容身。

这首诗既提到褒姒，又触犯了臣仆的忌讳，朝廷却没有以诽谤、妖言之罪处置诗人。倘若没有亲族之间的变乱和犬戎入侵的祸患，结果还未可知。可惜车辐败坏、车轮折断，终究没有人阻止这一切。上天爱护人的仁意，最终也没有……

胜过别人，却被自己的昏昧迷惑，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十月交节，初一辛卯日发生了日食，实在难看。月亮亏缺，本是常事；太阳亏缺，如今百姓也因此遭受深重苦难。日月显出凶兆，君王却不改正自己的行为；四方政事混乱，贤良之人也得不到任用。月食尚属常态，日食却为何如此不吉？雷电闪耀，天地不安，百川沸腾，高山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又隆起成山陵。

如今的人为什么竟不受警戒？皇父任卿士，番任司徒，家伯任太宰，仲允任膳夫，聚子任内史，蹶任趣马，楀任师氏。宠爱的妻子在一旁煽动，皇父便趁机作威作福。他难道会说自己做得不合时宜吗？为什么偏要这样对待我们，事先也不和我们商量？他拆毁我们的墙屋，把田地弄得污秽荒废，却说：“我没有伤害你们。”这只是礼法上的说辞罢了。

皇父高傲自大，在向地营建都邑，挑选三类官员，专找有财货的人。他不肯留下任何一位老臣，让他辅佐君王；只挑有车马的人，安置到向地去。我们只得勉力做事，不敢诉说劳苦。我们无罪无辜，却遭谗言纷纷中伤。百姓的灾祸，并非从天而降；背后议论、彼此憎恨，争斗不休，根源都在人。我的乡里忧患深重，四方的人都有所获，唯独我忧愁；百姓大多安闲，唯独我不敢休息。天命难以改变，我不敢效法朋友，只顾自己安逸。

《弘道錄》评说：按照《周礼》，三公负责谋议治国之道，六卿分别主管各项职事，原本没有所谓的“宰相”。幽王却在六卿之外另设都官，总管六卿事务，这实际上不就是宰相吗？皇父一人便扰乱旧有制度，最终招来日食之灾，而且发生在纯阳之月。幽王德行昏乱、不能振作，使百姓遭灾，又不断私自兴建土木；群臣结党相从，国家还能维持多久呢？唉，厉王时，法度刑典尚未废弃；幽王时，却不肯留下老臣。厉王时，君王把利益独占在自己手中；幽王时，皇父等人各自聚敛扩张。两位君王都亲手招致祸乱，但王室的存亡结局却不同。

周王室东迁后，有位大夫奉命出行，经过旧日宗庙和宫室；那里已经全都变成了禾田……

黍离之诗的背景：周室东迁之后，有大夫路过旧都，看到宗庙宫室毁坏、遍地长满黍稷，为宗庙社稷的倾覆而悲伤，徘徊不忍离去，于是作诗说：“那黍子长得繁茂，那稷苗也已抽出。我行路迟迟缓缓，心中摇荡不安。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悠悠苍天啊，这是什么人造成的呢？”

《弘道录》的评述说：孔子谈到《春秋》时曾说：“了解我的人，大概就在于《春秋》吧；怪罪我的人，大概也在于《春秋》吧。”这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有什么不同吗？回答是：没有不同。平王东迁这场变故，不是小事。就天子而言，是被杀害；就臣子而言，是受屈辱；就社稷而言，是遭残破；就宗庙而言，是被毁坏。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可当时的人却置之不问：君主安于侍奉仇人，臣子安于忍受耻辱，天地闭塞而不知开启，人心丧失而不知唤醒。那位大夫难道看不见黍苗茂盛、只是在“有所求”吗？其实是痛心于王道政令的废弛，担心上天的讨伐从此被搁置，所以想前行却迈不开步子。了解他的人，知道他见到黍离而感叹，看到宫庙而生悲；不了解他的人，则认为他以一介大夫，竟担起国家存亡的重任，过分谋虑宗社大计，想做难以做成的事，建难以建的功，所以说“谓我何求”。但他心中实在片刻也无法忘怀此事，所以又呼天长叹。这叹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求，也不是越出本分。孔子删订《诗》时，深深契合这层心意，所以也那样说，以表明《春秋》不能不作，正如大夫的行役与忧叹不可遏止。这其中的旨趣真是深远啊。

春秋，鲁隐公元年，春，周王正月。

评述说：《诗》的风雅之音消亡之后，《春秋》才兴起。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把大义教给天下万世。那么这大义从哪里开始寄托呢？当时王者的权威已不再振作，诸侯放纵恣肆，政教号令不能通行于天下。因此诸侯各自纪年，不再奉行天子颁布的历法；各国各自记事，不再遵从“王者无外”（天子统领天下，没有内外之分）的原则。这种局面，正是孔子要在《春秋》开篇以“王正月”三字重申天子正统的缘由。

这是什么时候呢？邵子（邵雍）说，五霸（春秋时期先后称霸的诸侯）当政的时代，就像冬天。冬天时，地气不上升，天气不下降，天地闭塞不通；又怎么能指望它重新回到春天呢？

即使贤明而有智慧的子贡，也曾想取消告朔时供祭的活羊。孔子告诉他：“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告朔，是古代君主每月初一祭告祖庙、颁布当月政令的礼仪；“餼羊”指用于祭祀的活羊。

礼，使中原之地不至于和夷狄相同，使人之所以为人有别于禽兽。为什么这样说？夷狄不懂得尊奉君主，禽兽不懂得春天。人怎么能甘愿不如它们呢？

正统在先，王道在后；王道在先，春生之气才会到来。这里的意思，是强调统一的政治秩序至关重要。违犯这一秩序，要受到严厉惩罚；僭越名分，则是不可宽恕的罪过。纲常端正，名分秩序才受尊崇；人伦法度确立，礼义才得以推行。君臣之间的大义便能与天地长存，不致失落。

弘道录·府六·义

君臣之义

《史记》记载：汉王刘邦南渡平阴津，来到洛阳新城时，三老董公拦住他进言：“我听说，顺应德义的人昌盛，违背德义的人灭亡。出兵若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会成功。所以要先说明敌人为何是贼，才能使天下人信服。项羽无道，放逐并杀害他的君主，是天下的贼。仁义不能只凭勇力，正义也不能只靠蛮力。大王应率领三军为义帝穿上丧服，向诸侯宣告此事，然后讨伐项羽。”

于是刘邦为义帝举行丧礼，并告知诸侯：“义帝是天下人共同拥立的，如今项羽却放逐并杀害了他。我亲自为他发丧，全军都穿上白色丧服。我已征发关中的军队，召集三河地区的士卒，准备南渡江、汉，愿与诸侯一同讨伐杀害义帝的楚军。”

《弘道录》评论说：汉朝享有四百二十年的天下，其宏大的纲领和大义，明亮得如同日月星辰，关键就在刘邦这次行动。可惜后来编排功臣时没有把董公列入，致使新城这个名字逐渐湮没，直到今天都不为人知，实在可惜。

又说：汉昭烈帝刘备不能统一天下，也是理所当然的。出兵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会成功；明确敌人是贼，才能使人信服。这是关系万世的大计，也是关系天下的大事。项羽与曹操，声势……

前后相隔不远，刘邦与刘备所处的情势，当时都不是曹操的对手。刘邦能够指称项羽为贼，刘备却不能公开宣告曹操的罪行，这是为什么呢？

君主与皇后在名分上同样重要。当年曹操杀害伏皇后时，刘备若能倡明大义，传檄天下，宣布为皇后发丧、服丧，正告天下曹操犯下大逆之罪，应当受到不可赦免的惩罚，然后兴兵讨伐，那么天下不响应、曹氏不收敛的，大概就很少了。这是祖孙相承的一条路，却没有人想到这样做。董承却只把“皇帝衣带中的密诏”当作理由，声称要与刘备合谋诛杀曹操。唉，所谓“密诏”，哪里是君主应当采用的公开名义？

这样看来，三国时的董承，与新城的董某显然不同。不过，董承也不值得责备。当时号称善于直谏的法正、号称深明大体的诸葛亮，面对这样的机会却都没有看清形势，只在散关的一份奏疏中表明“汉贼”之说，也没有什么帮助。直到朱熹编修《资治通鉴纲目》，明确记载曹操杀害伏皇后，这层道理才显明。这难道不是千古遗憾吗？

《汉书》记载：汉高祖不爱读书作文，但天性聪明通达，喜欢谋划，也善于听取意见。即使是看守监门的人、戍边的士卒，见到他也觉得像旧相识一样。起初，他顺应民心，制定了“三章之约”。天下平定后，他命萧何编定律令，韩信修订军法，张苍制定规章制度，叔孙通制定礼仪；又与功臣剖分符节、立下誓约，把誓约写在丹书铁券上，藏入金匮石室，供奉于宗庙。虽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他的治国规划却十分宏大深远。

《弘道錄》评论说：所谓规划宏大深远，是因为吸取了秦朝和新朝得失的教训。宽简，是合乎天道的。秦朝兴起后，禁令严密得仿佛不容许任何疏漏；新朝兴起后，频繁改变制度，忙得似乎来不及应对。到了秦始皇时，处理文书按重量和数量计算，每天忙到无暇睡眠，自以为天下事务再也没有遗漏的可能，却不知道天道并非如此琐碎拘谨。

天道宽广，细微的、宏大的、高处的、低处的，没有什么不能容纳；但它从不违背自身的法则。君主应当效法天道来治理：该执掌的、该放开的，该给予的、该剥夺的，样样都要有所安排，却不能因此违背常理……

秦朝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新朝则限制王侯占有田地。它们在细枝末节上精打细算，却不知道国家早已像土崩瓦解一般，眼看就要一寸寸崩溃。太史公（司马迁）也认为，承接前朝的弊病、顺应时势作出改变，才能使人不至于厌倦；他确实善于观察世事。

文帝二年，皇帝下诏说：“君主德行有亏，上天就会降下灾异，以此警戒政治失当。朕对下不能治理、养育百姓，对上又有损日月星辰的光明，实在是大大的失德。现在命令大家认真思考朕的过失，以及朕所没有察觉、没有顾及的地方，请尽管进言告诉朕；同时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纠正朕的不足。”

《弘道录》评论说：这就是朝廷征求“直言极谏”的开端。于是贾山上书，篇名叫《至言》。不过，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本书。贾山的话称得上直率，却还称不上真正深切。他借秦朝作比，想让皇帝以殷商亡国的教训为鉴，却没有看到文帝敬畏天命、勤于政务、爱护百姓、珍惜财物、广开言路、尊重规劝、停止大兴土木、拒绝贡品，这些都是文帝的本心。文帝即位不久，这些品行就已大致显现；贾山所举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文帝的短处。

他何必反复强调君主的威势如雷霆、重如万钧？又何必说周朝供养了“千八百国”之民，秦朝却要承受“千八百国”的供养？当时朝廷大臣受秦朝忌讳言论的风气影响，乍然看到贾山这篇文章，便盲目地称它为《至言》。

依我看来，文帝的不足在于没有坚持做到至善，安于较低浅的目标，忽视了贤圣之道。这并非小过。《论语》说：“知道应该止于何处，才能有所归宿。”人难道还能不如鸟吗？这番话对启发天下后世，意义极为深切。

文帝受黄老之学（道家学说，主张清静无为）的影响，崇尚清静，却不懂得君子做事应当竭尽所能。如此看来，他纵情驰马射猎，以此为乐，追逐兔子、猎杀孤兽，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能得到伊尹、傅说、吕尚、召公这类贤臣，与他们一同坐下论道，我看文帝会敬他们如神明，信他们如占卜所得的结果。既然如此，又怎么会在家中修养德行，却让朝廷里败坏政事呢？他之所以会这样做，都是因为……

……这些做法并非圣贤之道。虽然如此，上位者所求的是贤才，下位者所回应的却只是骑射之士。这样的人不能成为醇厚的儒者，又怎能指望他懂得王道呢？

贾谊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当今的形势，有一件事足以令人痛哭，有两件事足以令人流泪，有六件事足以令人长久叹息。至于其他违背常理、损害大道的问题，更难以一一列举。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治理好了；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说天下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治乱根本的人。把火种放在柴堆下面，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烧起来，便说这里很安全。如今的局势，与这又有什么不同呢？”

《弘道錄》评论说：汉文帝一朝，有两位姓贾的贤士。洛阳的贾谊，不是颍川的贾山所能相比的。他的言论不仅切中当时的要害，还指出秦朝旧事对于汉朝的深重影响，因此这里详细收录。不过，治理国家要讲礼。孔子尚且因为言辞不够谦逊而讥评过人，何况刚一登朝进言，便痛哭、流泪、长叹，未免有不合礼节、以情绪激动听者之嫌，算不上妥当。

贾谊又说：“建立诸侯国，本来就容易使君臣彼此猜疑。臣下屡次遭祸，君上也屡屡忧虑，这绝不是使君上安稳、让臣下保全的办法。要使天下安定太平，最好多封诸侯，却削弱他们各自的势力。势力小，就容易用道义约束；封国小，就不会生出邪念。

“如今海内的臣下就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无不受朝廷控制。诸侯国的君主不敢有异心，纷纷前来朝见，向天子归顺。朝廷可以划分土地、确定制度，把齐、赵、楚各自分成若干小国，让诸侯的子孙依次承受封地。若封地多、子孙少，就先设立封国，暂时空置，等他们有了子孙，再择人封为国君。即使只分出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也没有从中谋利的意思，确实只是为了安定政局。”

《弘道錄》评论说：后来晁错、主父偃的主张都以此为依据。只是汉景帝没有妥善处理，因而引发祸乱；汉武帝善于施行，才取得成效。实际上，这也是贾谊的主张所带来的影响。汉文帝时本来有条件实行这些办法，若从分封诸侯……

距离大国之王老去，继位的年轻君主还没有成年。汉朝所任用的丞相，刚刚掌握政事，正可以趁此时机，暗中拆分诸侯国的势力，悄悄收回诸侯的权力。这件事本来不必费多少力气；若错过时机不做，最终就会落到要大费周章、疲于奔命的地步。那么，削弱诸侯势力这件事，难道是年轻而迂阔的人才会想到的吗？

大体而言，汉朝刚刚建立时，封立诸侯的仓促程度，前所未有。《周礼》谈到大宗、小宗的制度，也区分祖庙、父庙：嫡系宗族世代为天子，旁支庶族世代为诸侯，另立门户的支子世代为大夫。按照这种宗法制度，广封诸侯本是常理。怎么会有这种情形：有人身为王者的旁支，却成了平民；有人富有，拥有五十座城甚至七十座城；有人贫穷，连一块立锥之地都没有？这不仅不合权势分配的常理，也是情理上绝不应有的事。汉高祖明达、孝顺、广施恩爱，却没能探究这件事的根源。幸而有后来的人开了这个头，却没能把主张说完，绛侯周勃、灌婴又接着反对。由此看来，士人不被赏识，难道不是命数吗？难道不是命数吗？

有人问道：君主抛弃礼义和仁恩，一心只求进取，推行这样的做法才两年，秦朝就一天比一天衰败。所以，家境富裕、儿子长大后，儿子便分家出去；家境贫困、儿子长大后，儿子便出去入赘。儿子借父亲的耰、锄耕作，父亲便觉得儿子欠了自己人情；母亲拿来簸箕、扫帚，儿子站着责骂她。儿媳抱着孩子，与公公并排坐着，彼此傲慢无礼；婆媳不合，便互相顶嘴、争吵。父母疼爱孩子，却又贪图利益、不顾亲情，这样的人和禽兽相差无几，世上所剩已不多了。

如今，秦朝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习俗仍未改变。人们抛弃礼义、轻视廉耻，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月月都有变化，年年也不一样。如今甚至有人杀害父兄，可大臣们却只把文书没有按时批复、约定的期限没有遵守，当作重大事情。至于风俗败坏、世道衰微，他们习以为常，竟不觉得奇怪，还以为事情本来就该如此。移风易俗，使天下人改变心意、归向正道，这绝不是只会处理日常政务的官吏所能做到的。一般官吏忙于文书簿册，却不懂大局。陛下也不亲自忧虑此事，我私下为陛下惋惜。

《弘道錄》评说：这正是我所说的汉朝深受病害、病入膏肓，已经无可救治。

古人之所以一定要分别善恶、表彰乡里中的善行，一定要彰扬善事、惩戒恶行，并把这些事迹传扬开来、树立风尚，还要划分不同的乡井疆界，让人们有所敬畏、有所仰慕，难道是喜欢这样纷繁讲究吗？实在是因为商代风俗衰颓，遗留下来的坏风气还没有消除。即使处在国家兴盛、政局安定之后，也不能忘记教化败坏、生活奢靡的过失。

所以说：“国家的安危，关键在于殷商的士人。”又说：“骄纵放荡、夸耀自大，往往会以恶行收场。”周公谨慎地开创教化，君陈使教化和顺适中，毕公则使教化善始善终。三位圣贤相继治理一方。由此才知道，要改变风俗、使天下人回心向道，是多么困难。

汉朝兴起时，起初凭武力取得天下，后来依靠文治治理国家，却沿袭秦朝兼用霸道的做法，各种弊病无所不有。更严重的是，拘泥于黄老之学，怎能不让人痛心？倘若有成王、康王那样的心志，求得一位德行深厚、勤勉尽责的老臣，辅佐自己垂衣拱手、坐待功成，即使夜以继日地操劳，仍担心来不及；若把他们纷纷看成年少、初学之人，几乎令人忍不住长叹。

管子说：“礼、义、廉、耻，称为国家的四维。四维不能伸张，国家就会灭亡。”假如管子是个愚人，这话也就罢了；但他既然稍懂治国之道，怎能不让人感到忧心？秦国灭亡时，四维没有得到伸张，于是君臣失和、纲纪紊乱，亲族遭到杀戮，奸邪之人接连兴起，百姓离散背叛。历时十三年，国家便成了空壳。

如今四维仍未完备，所以奸邪之人还有可乘之机，众人心中也疑惑不安。何不趁此制定好国家的制度，使君臣各守本分、上下尊卑有序，父子和亲属各得其宜？这样，奸邪之人便无机可乘，群臣和百姓也能彼此信任，君上不再疑虑，众人不再困惑。制度若迟迟不能确立，就像渡江渡河时没有缆绳和船桨，行至江心又遇上风浪，船必定会倾覆。这正是令人长叹的事。

《弘道錄》说：这是治理国家最紧要的事务，制定各种制度时应当深思。管子本是我们这些儒者不屑称道的人，却还知道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堂堂圣人门徒，反倒不明白国家……

难道这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吗？奸邪之人伺机求利，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权势和利益所在之处，人们就像苍蝇闻到腥味便飞来、蚂蚁不待召唤便聚拢；更何况君主还公开招揽、依附他们呢？于是世道荡然无序，再没有界限，人们也失去了羞耻和憎恶邪恶之心。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反而还不如蚊虫。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国家，靠的是人；人之所以能成为人，关键在于心。古代圣人治理政事，重视政令持久不变，言辞讲求纲要，就是要使人心明确归向正道，清楚地遵循统一的准则。这样，道理才能通行，政治才能清明，恩泽才能润及百姓，四方异族也都能受益。倘若没有坚守和维系秩序的办法，天下人便会茫然无所适从；私欲放纵，天理泯灭，国家很快就会灭亡。

西汉建都长安后，制度没有确立，最终招致王莽篡汉之祸，贾谊的议论这才得到印证。这样看来，管子难道真是愚人吗？

礼，是在恶行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防止；法，是在恶行已经发生之后加以禁止。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礼的作用却不容易察觉。庆赏用来鼓励善行，刑罚用来惩治恶行，先王难道故意不用这些办法吗？但他们更重视礼，是因为礼能在恶念尚未萌生时就将其断绝，从细微处开始教化，使百姓一天天向善，却不自觉地受到引导。

替君主筹划国政，最好先审慎决定取舍。取舍的准则在内心确定了，国家安定或危乱的征兆就会显现在外。商汤、周武王广行德政，政权延续数百年而没有失去；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国家便遭遇大败。这并非别的缘故：汤、武王做取舍时审慎明辨，秦王却没有审慎决定。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安置在稳妥之处就安稳，放在危险之处就会倾覆。汤、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中，秦王则把天下置于法令刑罚之下。这是天下人都看得见的，难道不是明白的证明吗？

《录》中说：孟子讲，造箭的人难道比造盔甲的人更不仁慈吗？

所谓“惟恐不伤人，亟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说的是掌权者处理政事时，有人唯恐伤害百姓，有人却急于施政，反而唯恐不能伤人；治病的巫者和工匠也是如此。因此，治国和做事的方法不可不谨慎。这里所说的“术”，就是取舍、选择的方法。

商汤、周武王把治理天下的根本放在仁义礼乐上，是唯恐伤害百姓；秦王把治理天下的根本放在法令刑罚上，则是唯恐不能惩治、伤害百姓。追究他们最初的用意，难道真是天性善恶不同吗？做事稍有偏差，结果便可能相差千里。因此，治国的人必须认真审察自己崇尚什么。

人的好恶先在内心形成，随后才决定取舍。圣人之所以能心怀万物而不受私心支配，顺应万物而不拘于个人情绪，正是因为不让自己的好恶牵着走。若所喜爱的是偏私之事，天下人便可能一窝蜂地追随；若所厌恶的是片面之见，天下人也可能忽然转而趋向它。帝王并非不知道仁义与法令各有利弊，只是受到其他歧路的迷惑，没有坚定不移的主张。董仲舒并不是没有见识才这样说。假如帝王真能放下旧有做法，另行制定制度，只要做得恰当、合乎道理，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不过，谦让是一种行为，敬重长者是一种内心态度。如果内心不在于刻意做出种种举动，就会只看见自己忙于多事。

汉武帝元年（公元前140年），朝廷下诏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询问古今治国之道，广川人董仲舒回答说：

我观察天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其中的道理很值得警惕。除非世道已经极其昏乱，上天总是想扶助、保全天下。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努力：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认识也会更加清楚；努力践行正道，德行就会日渐增长，事业也会取得更大成效。所谓“道”，就是通向政治清明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

所以，圣王去世以后，子孙还能长久安定，国家延续数百年，这些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周朝的治道在周幽王、周厉王时衰败，并不是治国正道消失了，而是他们不肯遵行。到了周宣王时，他追念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政事、补救弊端，彰显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朝的治道才重新焕发光彩。这是他早晚不懈、努力行善带来的结果。

《弘道錄》评论说：这就是董仲舒首次应对策问的内容。其中所说的“勉疆”（努力勉励），就是指……

“庸其次致曲，通大贤以下而言也。”这是说，资质较为平常的人，只要在细微处专心用力，也能逐渐通达；这里谈的是大贤以下的人。自汉代以来，学者中很少有人懂得这一点。董仲舒（西汉经学家）曾放下帷幕读书，发愤用功，专心研习大道；他靠着勤勉努力取得的成就很多。因此，他在朝廷上应对策问时，总能把这些学问首先用于回答政事，不像后世有些学者，只拾取前人的陈旧言论，所说的与实际政务不相切合。

当时的皇帝天资卓越，却显得粗疏简略，想要做超越古人、胜过今人的大事；董仲舒却只是尽心尽力地践行自己的主张，他难道会甘愿只学着皇帝的样子吗？再说，贾谊、董仲舒遇上汉文帝、汉武帝这样的君主：董仲舒那种勉力推行的主张，适合施行于温和克制的君主；贾谊通达开阔的才识，则适合辅佐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可惜天意没有让他们恰好遇上合适的君主，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于是百世之后，人们只能诵读他们的言论，追想他们的为人，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却也只能为他们没有遇到合适的君主而惋惜。唉，令人感慨啊！

做君主的，应先端正自己的内心，再使朝廷端正；使朝廷端正，再使百官端正；使百官端正，再使百姓端正；使百姓端正，再使四方端正。四方都端正了，远近之地便没有人敢不归于正道，也不会有邪恶奸诈之气从中作乱。这样，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至，万物和顺，百姓繁衍生息。各种福祉和吉祥征兆便会接连到来，王道也就最终实现了。

如今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天下，身处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位置，掌握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权势，也具备实现它们的条件。您品行高尚、恩泽深厚，聪明明达、心意美善，爱护百姓、喜好贤士，可以说是一位贤明的君主。然而天地没有应和，祥瑞也没有降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教化没有建立起来，百姓没有得到端正引导。

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如果不以教化来约束引导，便无法阻止这种趋势。古代的君王深知这一点，所以面南而治天下时，无不把教化当作首要大事：设立太学，在国都教导百姓；设置庠序（地方学校），在乡邑施行教化；用仁爱浸润百姓，用道义砥砺百姓，用礼制节制百姓。因此，刑罚可以减轻，禁令也不必繁多，因为教化已经推行，社会风俗也变得淳美。

《弘道錄》评论说：秦代以后，心性之学几乎消失殆尽。董仲舒把这番道理提出来，实在是汉代朝廷的指南。可惜君主欲望太多，臣下……

把端正内心作为治理的根本，就像把车辕朝北，却想看清车子南面的情形一样，方向根本不对；然而人们对此却没有省察。宋孝宗隆兴年间，太祖（这里指宋太祖）才明白这个道理。他说：

“自古以来，君主很少有人能端正内心，使自己真正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我日夜心怀敬畏，防止过错、克制欲望，希望能以德行感化众人。这才是合乎道理的做法。像这样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端正内心、端正朝廷。宋朝一代的治理，阴阳调和，风雨应时，百姓和睦，万物生长。董仲舒的话，难道竟然没有应验吗？”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用爵位和俸禄来涵养人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人的恶行。因此，百姓懂得礼义，也以冒犯君上为耻。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叛乱；周公制定礼乐，使社会秩序文雅有序。到了成王、康王盛世，监狱空置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见效、仁义广为流行的结果。

如今陛下已经拥有天下，功德却没有惠及百姓，恐怕是君王的仁德之心还没有真正施行。曾子说：“尊崇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见识就会高明；践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德业就会光大。”高明、光大并不靠别的，只在于把所闻所知付诸实践。愿陛下内心真诚，并切实去做，那么与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弘道录》评说：这是董仲舒的两篇对策。君主身份尊贵，却再三询问，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董仲舒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仍以尊崇所闻、践行所知来劝说君主。这与黑白混淆、香臭不辨，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由此可以想见他的深远用意。他不像杜钦、谷永那类人，凭着一己私见，拖延时机、施展欺诈言辞。既然一句话就能看出道理，为什么还要等君主再三询问之后才改变说法呢？

道是历久而不衰的；所谓衰败，是因为背离了道。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这是因为各朝承接前代弊病时，需要用相应的做法来补救。大道的根源出自天；天不改变，道也不改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相传并守住同一大道，没有为补救弊病而另行变政，所以经典没有记载他们具体删改了什么。

由此看来，继承太平时代，治理之道相同；继承动乱时代，治理之道就应有所改变。汉朝接续大乱之后，似乎应当适当减损周朝的制度……

文、景两朝采用夏朝的政教、崇尚忠厚；《春秋》所说的“大一统”，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也是古今相通的道理。如今，老师各有不同的学说，人们各持不同的见解，百家学说各有不同的方向，所指和主张也不一样。因此，皇上无法维持统一的准则。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儒家所传的礼、乐、射、御、书、数）之学，也不属于孔子之道的学说，都应当断绝，不让它们与儒学一同推行。这样，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晰，百姓也才知道该遵循什么。

《弘道錄》评论说：这是三种不同的主张。董仲舒所陈述的，是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相承的治国之道；汉武帝所喜好的，却是权术、功利和辞章之说；丞相奏请罢黜其他学说时，所申说的又是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一派的主张。这三种主张，哪里只是彼此不相干，简直相去甚远！既然要舍弃百家、尊崇孔氏，何不采用董仲舒的办法？努力研习学问，并践行自己所知的道理，那么异端邪说的危害就会日渐远去，高明正大的成效也会逐渐显现。

可是，皇帝舍弃真正的儒者，反而让庄助、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人都在身边任职，这又怎么能说是在尊崇这一派、抑制另一派呢？由此可知，皇帝所说的“儒”，究竟指的是什么。

当时，皇帝正征召太学儒生，常说自己想要怎样怎样。汲黯为人傲慢，不拘礼节，当面顶撞别人，也不能容忍他人的过错。他回答皇帝说：“陛下心中欲望很多，表面上却施行仁义，怎么能指望效法唐尧、虞舜的治世呢？”皇帝默不作声，脸色变了，随后退朝。他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真是太鲁莽了！”当时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心，有人甚至屡次提醒他。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他们隐瞒真相、顺从皇上的心意，让君主陷入不义吗？既然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己，又怎能不顾朝廷受辱呢？”

《弘道錄》评论说：汉武帝能够容忍汲黯，却不能容忍颜异，原因在于名利关系压过了道义。称赞唐尧、虞舜，喜爱殷商、周朝的治世，难道能靠直言劝谏就令人改变吗？皇帝并非真心喜爱这些治世，却不得不把它们拿来作为表面说辞。至于穷奢极欲的人，难道靠相互劝谏就能使他收敛吗？若不施以刑罚、树立威势，就无法做到。正因如此，皇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欲望很多，却……

“反唇之讥”确实会损害政事，这或许就是有的人被诛杀、有的人没有被诛杀的原因。

征和四年，汉武帝下诏，深切追悔过去的过失：“有人上奏，请求在远方的轮台（地名）屯田，并修筑亭、隧等军事设施。这会使天下百姓劳苦不堪，不是安定百姓的办法，我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今后应当以禁止苛刻暴政、制止擅自征税为要务，鼓励农业生产，整顿马政，恢复相关法令，以弥补不足；只要不缺少武备就可以了。”从此，汉武帝不再出兵，还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自己要让百姓休养生息、生活富足。

《弘道录》评论说：“轮台罪己之诏和奉天罪己之诏相同吗？”回答说：“并不相同。汉武帝的悔悟发自内心。正如俗话所说，鸟将死时叫声悲哀，人将死时说话也会变得善良。他的诏令因此洗去过去积下的污垢，转而开启革新之治。唐德宗的醒悟，则有赖于陆贽（唐代大臣）的劝谏。所谓‘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过草必定伏倒’，所以德宗也得以平定叛乱、转乱为治，使危局转为安定。自古以来，言语感动人、声响打动人心，没有比这见效更快的了。确实，风云霜露的变化难以预测，日月即使发生交食，光辉也难以完全遮蔽。后世君王怎能忽视这些道理呢？”

汉宣帝出身民间，了解百姓生活的艰难。霍光去世后，他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勤勉治理国家，每五天听政一次。丞相以下的官员各自履行职责、上奏政事，详细陈述意见；宣帝考察他们的政绩和能力。侍中、尚书等官员有功劳应当升迁，或做出特别好的政绩，都给予丰厚赏赐；即使赏及子孙，也始终不改。朝廷决策机密而周全，制度完备，上下相安，没有人抱着敷衍了事的态度。

《弘道录》评论说：“商朝有贤明圣君，之所以能接连出现六七位，是因为他们早年曾在外历练、了解民间疾苦。周朝君主能够善于继承先王事业，也因为他们懂得不贪图安逸。一般人的常情是：没有见到想要的东西，就不会追求自己喜爱的事物；没有见到可厌恶的东西，也不会避开自己憎恶的事物。汉宣帝虽然天资出众、喜爱学习，如果没有在民间成长，怎么能了解民生艰难和吏治得失，又怎能实现中兴，德行堪比商、周明君呢？”

这并不只是说人在忧患中受到磨炼，最终得以成就；由此也更能看出天意的用心。

当时，丙吉和魏相一同担任丞相。魏相喜欢查阅旧例，搜集汉朝建立以来国家施政的得失，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提出并获准施行的建议。他让属吏查考各郡国的事务。属吏休假回家后再回到府中，魏相总会听取他们带回的各地见闻；如果听说有叛乱、风雨灾害等异事，即使郡国还没有上报，他也会先行奏报朝廷。

魏相与丙吉同心辅佐朝政。丙吉为人宽厚，讲究礼让，不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当时的人认为他深知治国大体，因此有这样的说法：“高祖开创基业，萧何、曹参最为出色；孝宣帝中兴汉室，丙吉、魏相声名显著。后世的丞相，没有人能赶上他们。”

《录》说：汉朝从萧何、曹参之后，任用的丞相大多是旧日功臣，或是能征善战的武人。他们不通文艺，也不谈《诗》《书》。后来公孙弘一类人又走向另一端，学问偏狭，只知迎合世俗。唯独魏相凭贤良科的优异成绩入仕，以严正刚毅著称，又恰逢孝宣帝在位，因此能够奏请取消奏章的副封制度、劝阻皇帝出兵征伐，并收回霍氏掌握的权力，遏止其权势过度膨胀。假如贾谊、董仲舒等人也能遇上这样的时机，难道会辜负汉朝吗？可惜他们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主张后来得到施行。君子常常担心自己的主张无法确立，并不担心没有德行相近的人理解自己。丙吉、魏相声名显赫之外，贾谊、董仲舒的抱负也因此得以彰显。

皇帝认为戎狄已经归顺，想到辅佐朝廷的臣子功劳卓著，于是命人把这些人的画像绘在麒麟阁上，并题写他们的官职、爵位和姓名。霍光是唯一不写全名的，只题作“大司马大将军博陵侯，姓霍氏”。其余依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共十一人。他们都因功绩和德行而闻名于当世，所以朝廷以画像表彰他们，彰显汉室中兴时期的辅佐之臣，并将他们比作方叔、召虎、仲山甫等古代名臣。

《录》说：麒麟阁上画像的排列，大概是把拥立皇帝的功劳放在首位；而绘像的本意，则是因为四方异族已经归顺，皇帝因此想起了这些辅佐大臣的功绩……原文至此未完。

这件事的可贵之处，原本不在于拿苏武的节操来比较高下。若是想借此夸耀中国人才兴盛，那么汉武帝时曾费尽心思，常常寻求不受驾驭的良马和卓越不凡的人才；派使者前往遥远异域的谋划，也已经十分周全。然而李陵、卫律等人纷纷投降匈奴，求遍天下，历经十九年仍不改节操的人，只有苏武（字子卿）一人。这足以让人感叹中国人才衰落。假使苏武生在世宗（汉武帝）的朝代，一定会被破格任用。可惜他归汉时，白雁传书的消息来得迟，年轻的头发也早已变白；这是苏武时运不济，并非汉朝得策，更何况当时呼韩邪单于正面临困境呢？那些应举读书人议论经义的话，大多不是闻道之言，不能当作训诫。

汉成帝还是太子时，爱饮酒，常在宴会上寻欢作乐。中山哀王去世，太子前去吊唁，却没有哀伤的样子，汉元帝对此很生气。驸马都尉史丹摘下官帽向元帝谢罪，皇帝的怒意这才消解。后来元帝病重，多次向尚书询问汉景帝当年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旧事。史丹是元帝亲近的大臣，得以侍候病榻；趁元帝独自卧床休息时，他径直进入寝室，叩头伏在青蒲席上，哭着说：“皇太子因是嫡长子而被立为太子，已有十多年，名分早已为百姓所熟知，天下人心都归向他。近来臣子们在路上传言，说太子可能被动摇废黜。如果真是这样，公卿以下的大臣必定以死抗争，不奉诏令。臣愿先被赐死，好让群臣看到。”元帝被这番话打动，醒悟过来，便对史丹说：“我的病渐渐加重，恐怕不能亲自处理了。你好好辅导太子，不要违背我的心意。”史丹抽泣着起身。太子的地位从此确定下来。

汉成帝元延年间，原槐里县令朱云上书请求进见。当时公卿都在御前，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尸位素餐，白拿俸禄。我请求赐给我尚方斩马剑（御用宝剑），让我斩下一名佞臣的头，以警戒其他人。”皇帝问他说的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皇帝大怒，说：“小臣身居下位，却毁谤上级，当廷羞辱师傅，死罪难赦！”御史上前要把朱云带下去，朱云攀住殿前栏杆，栏杆被折断了。他高喊：“我死后能够到地下追随龙逢、比干游历，已经满足了！”

这样就够了。御史于是把云（朱云）带走。这时，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官帽，在殿下叩头说：“朱云一向以狂放耿直著称。假如他说得对，就不该杀他；假如他说得不对，也应当宽容他。”皇上的怒意这才缓和下来。后来，皇上要修理栏杆，有人请示是否更换，皇上说：“不要换，就把它修好，用来表彰直臣。”

《弘道錄》评论说：史丹在青蒲席上进谏、朱云折断栏杆，都是当时值得称道的事，但未必能因此断定他们究竟谁做得更合适。汉朝的祸患，始于成帝时王氏篡权，到了张禹时更加严重。倘若没有史丹进谏，汉成帝这个优柔寡断的君主恐怕会酿成更大的祸患；汉朝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也未可知。倘若成帝真的照朱云的话去做，斩了佞臣的头，王氏还能不能成为王氏，也未可知。可惜，史丹虽然进谏成功，朱云虽然折断栏杆，他们的做法都能表现坚定，却未必懂得根据时势权衡变通。史丹的意见被采纳后，没有进一步推究其中道理；朱云的话虽然得到回应，却没有促使朝廷改正弊端。这正是两件事得失不同的原因。

《东汉书》记载，南阳人邓禹手持马鞭，追随光武帝刘秀来到邺地。光武帝说：“我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封爵授官，你远道而来，难道是想做官吗？”邓禹回答：“我不想做官，只愿明公的威德传遍天下，让我能尽一点力量，留下功名于史册。”光武帝笑了，便留他住宿。

邓禹接着进言：“如今山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等起义军动辄成千上万。更始帝只是平庸之辈，又不肯亲自决断；手下将领也都是平庸之人，靠临时起兵发迹，心思只放在钱财上，争着动用武力，只图一时痛快。他们并非忠良明智、能够深谋远虑，真正想尊奉君主、安定百姓的人。明公一向德行卓著、功业显赫，深得天下人拥戴；军纪严整，赏罚公正可信。眼下最好的办法，是广纳英雄，尽力安抚百姓，建立宏大的功业，拯救万民性命。凭明公的声望与力量，天下并不难平定。”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

《弘道錄》评论说：谁不愿意把功名留在史册上呢？但大旱成灾，神龙也会困在水涸之处；捕兽的网具不撤，祥瑞的麒麟也会遭殃。要是没有刘秀起兵，南阳也不过是一片荒草地，邓禹又怎么能施展自己的力量呢？如今看邓禹的年纪，刚过二十岁，却已经能够洞察时局……

大計（此处指冯异）一心想要建立汉高祖那样的功业，拯救百姓的性命，这不是普通人可以相比的。至于他和光武帝谈论德行厚薄时，彼此心意相通，领会了“仁者无敌”的道理。那么，耿生远道而来，难道真是为了做官吗？他是想进一步坚信：如同龙兴起便有云气相随，麒麟出现便有祥瑞应验。耿生成为开国功臣之一，不也正是理所当然吗？

赤眉军作乱，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各郡县的大姓豪族都聚集兵众自保。光武帝于是派偏将军冯异征讨他们。皇帝亲自送冯异到河南，告诫他说：“三辅遭受王莽和更始帝时期的战乱，又受到赤眉军的残酷侵扰，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处依靠申诉。将军如今奉命讨伐叛乱者。投降的营寨，要派其首领到京师；普通百姓则要解散，让他们回去从事农耕和蚕桑生产。拆毁他们的营垒，不要让他们再聚集起来。征伐不一定要夺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使百姓安居。诸将并非不善战，只是喜欢邀功、掠夺乡里。本来就能约束部下的将领，要想着自我整饬，不要让郡县受害。”

冯异叩头领命，率军向西进发。所到之处，他广施威信，许多盗贼都投降了。

《录》评论说：光武帝告诫冯异时，没有像责备邓禹那样严厉，而是一心要求平定局势、安顿百姓。由此可以看出，他有一颗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爱护百姓的心。以仁义对抗暴虐，本来就不容易；冯异与邓禹同心协力，而邓禹也能顺应时势、有所调整，他们纠正偏差大概各有其适当的时候，同时又没有失去正道，这值得君主赞许。北宋原本因为任用王安石、童贯、蔡京、蔡卞等人而导致祸乱；南宋高宗中兴时，又任用黄潜善、汪伯彦、秦桧等人，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就像飞鸟已经带来凶兆，局势实在难以挽回。到了这种地步，也就不足以再苛责了。

明帝永平三年，皇帝想起中兴功臣，于是命人把二十八位将领的画像全部绘在南宫云台（宫中的楼台）上。邓禹列为第一，其后依次是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

因为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人，共有三十二位入选；椒房（皇后的居所，借指皇后及其亲族）中的亲属，却没有列入其中。

《弘道录》说：我看云台上的诸位将领，他们的谋略和气度，似乎都比不上西汉开国时的功臣。可是，他们为什么能建立盖世功名呢？大概是因为高帝善于统率将领，光武帝善于指挥军队。胸襟开阔、能够统筹大局的人，擅长的是统率将领；才智明敏、勇敢有谋略的人，则是指挥军队的根本。

所以，背水列阵这种战法，高帝未必能理解；而光武帝能凭昆阳之战取胜。借箸（以筷子筹画计策）的谋略，若没有张良，便难以决断；聚米成图（用米粒标示地形、推演军情）的战法，光武帝却能一眼看明白。假使高帝遇上寇恂、邓禹，未必能很快在晚年建立功业；假使光武帝统领韩信、彭越，也未必能取得垓下之战那样的胜利。两汉的将领各自遇到不同的时代和君主，成功的方式虽不相同，最终建立功业这一点却是一样的。

《弘道录·义·君臣之义》

诸葛亮《出师表》说：

先帝（刘备）开创大业还没有完成，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为三国，益州又疲弱困乏，这实在是关系到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宫中的侍卫大臣在内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这都是因为他们追念先帝的知遇之恩，想要报答陛下。

陛下确实应该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留下的美德，振奋有志之士的精神；不应妄自轻视自己，说话不合道理，从而堵塞臣下忠诚进谏的道路。

宫中和丞相府（处理政务的官署）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处、褒奖、批评，不应采用不同标准。若有人违法作恶，或尽忠行善，就应交给主管官员评议，决定惩罚或奖赏，以此彰显陛下公正清明的治理。不应偏袒徇私，让宫内和宫外施行不同的法度。

侍中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善良诚实，心志和思虑忠诚纯正，是先帝选拔后留给陛下的。我认为，宫中的事务都向他们咨询，一定能弥补缺失、补救疏漏，并带来更多益处。

将军向宠品行善良公正，熟悉军务。先帝称赞他有才能，众人商议后推举他担任都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务都向他咨询……

只要能够使军中上下和睦、各人的才能都得到恰当运用，并亲近贤良之臣、疏远小人，这就是西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士，则是东汉衰败的原因。

我本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并不求在诸侯之间扬名显达。先帝不因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三次到草庐来访，向我询问当时的政事。因此我深受感动，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力。后来正逢国家倾覆，我在军队败北之际接受任命，在危急患难之中奉命行事。此后至今，已经二十一年了。

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托付以来，我日夜忧虑勤勉，唯恐没有完成托付，损害先帝的英明。因此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僻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军队装备也已充足，应当勉励、统率全军北伐，平定中原。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对陛下尽忠的职责。至于斟酌政事得失、提出忠诚的意见并尽力进言，则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敌人、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我来完成；如果没有成效，就请治我的罪。陛下也应自行筹划，征询治国的良策，听取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留下的遗诏。如今我就要远行，面对这篇奏表涕泪横流，不知该说些什么。

《弘道錄》评论说：诸葛亮忠诚坚贞，怎能轻视？既然可以辅佐，就辅佐到底；如果不能辅佐，也应当自行决定去留。这是昭烈帝临终时的嘱托，诸葛亮不免因此殉身于当时的局势。他追念先帝对自己的特殊知遇，想要报答陛下，这是武侯卓越的见识；他毅然以大义承担这份责任。

董卓、袁绍、曹操、司马氏一类人物接连出现，而诸葛亮在两篇奏表中立誓尽忠，仿佛妖星、彗星交错出现之时，景星（象征祥瑞的星）挺然显现；又仿佛顽固昏暗、淫邪狠毒的势力兴起之时，日月依然光明灿烂。他说“宫中和府中都应当成为一个整体”，不只是像一家人那样彼此交谈，这关系到后主的存亡。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也不只是提醒后主要从近处的历史教训中吸取警戒，更指出了万世治乱兴衰的根本。至于“陛下也应自行筹划……”［原文至此未完］

（诸葛亮）借助咨询、探求好的治国之道，考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他所期望的，不只是生前能够实现的打算，实际上也关系到汉朝基业在他死后将走向何处。因此说，孔明（诸葛亮）是三代以来的人物；管仲、乐毅都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

《后出师表》说：

“先帝（刘备）深谋远虑，认为汉朝与逆贼不能并立，汉室王业不能偏安一隅，所以把讨伐逆贼的重任托付给我。凭先帝的英明，他衡量我的才能，当然知道我伐贼的本领不足、敌人强大。然而，不去伐贼，汉室王业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哪如出兵讨伐？所以先帝托付重任给我，并不迟疑。

“我接受任命之日，睡不安稳，吃不下饭。我并不是不顾惜自己，只是想到汉室王业不能偏安在蜀地，所以冒着危险艰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如今议论的人却说这不是好计策。

“现在敌人刚在西边疲惫，又忙于东边的事务。兵法说，要趁敌人疲劳时进攻；眼下正是进军的时机。汉高祖的英明如日月般明亮，谋臣的智虑深远；即便如此，也是在经历艰险、受伤遇险之后，才得以安定天下。如今陛下的谋略还不及高祖，谋臣也比不上张良、陈平，却想靠长远谋划取胜，安坐着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到汉中到现在，还不到一年。赵云、阳群等人去世了，他们都是几十年间从各地聚集来的精锐将士，并非一州所能拥有。若再过几年，我们又拿什么去对付敌人？如今百姓困苦、军队疲惫，但战事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战，那么驻守与出征所耗费的劳力物资大致相同；与其徒然等待，难道不该考虑出兵吗？

“事情难以预料。过去先帝在楚地兵败，当时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夺取巴蜀，发兵北伐，夏侯渊丧命。这是曹操判断失误，而汉室复兴的大业也一度将要实现。之后，孙吴又背弃盟约，关羽兵败，秭归也遭挫折，曹丕称帝。世事就是这样，很难预先看准。

“我必定竭尽心力，直到死后才停止。至于事情的成败、进退得失，并不是我的见识所能预先判断的。”

《弘道錄》评论说：

“诸葛亮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然而他在前后《出师表》中陈述的，没有什么奇特的谋略或秘策，只是说应当趁敌人疲劳时进攻，把这作为当下……”

诸葛亮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些吗？正因为商汤不自满、不自大，后来才有鸣条之战（商汤讨伐夏桀的战事）；正因为周武王心中没有二心，后来才得以施展奋勇进取的力量。诸葛亮以禅（刘禅）为君、自己为辅臣，却要把曹叡当作敌人、把司马懿当作臣子，这好比……由尧来牵引，而由狼来放牧羊群，怎么能治理好呢？【原文“譬则”后有一字缺失，无法确定前半句所指。】

然而，汉室与篡汉者不能并立，王业也不能偏守一隅；堂堂正正的大义，不能不让天下人知道。因此，诸葛亮一方面勉励并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复兴汉室、回到旧都；另一方面又说，自己睡不安席、吃不知味，愿意鞠躬尽力，直到死去才停止。诸葛亮心里已经明白，这番事业未必能够成功。他如此光明磊落、理直气壮，并非那些靠谄媚逢迎、侥幸求成的人可比。

唐代张蕴古所上的《大宝箴》说：

从古至今，观察天下、俯仰古今，可以看出：君主虽然能够赐福于人，但做君主实在不容易。身处天下之上、王公之尊，百姓进献地方物产，群臣也会陈述君主倡导的政令。因此，君主容易渐渐松懈警惕，邪僻放纵的念头也会逐渐滋长。怎能不知道，事情往往起于疏忽，灾祸常常生于意外？

圣人受命为君，是为了拯救困苦、使乱世转为安定；他们把过失归于自己，处处为百姓着想。君主应当明察而不偏私，公正而不偏爱。因此，应当由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人供奉一个人。礼法用来约束奢侈，乐教用来防止放纵。不要以为无人知晓：身居高位，也要听见下面的声音。不要以为小事无害：小事积累起来，就会酿成大祸。

欢乐不可过度，过度便会生出悲哀；欲望不可放纵，放纵就会造成灾祸。即使在宫禁深处营造壮丽宫室，所住的地方也不过只需容身；昏庸无知的人却不明白这一点，把台子修成瑶玉般华美，把屋室装饰得像美玉一样。即使在面前摆满珍馐美味，所吃的也不过是合口的食物；狂妄而不知节制的人却不思后果，把酒堆成山、把酒池挖得很大。

不要沉溺于女色，不要沉迷于狩猎；不要看重难得的财物，也不要听亡国之音。众人都厌弃的事，之后再施以刑罚；众人都喜悦的事，之后再给予奖赏。压制强横者，治理混乱；使受屈者伸张，让受冤者得到纠正。

所以说，君主应当像秤一样公正，像秤砣一样持重，不因个人感情而判定事物；悬挂起来的物品，其轻重自然显现。又应当像水、像镜子一样，不加偏饰地映照事物……

如果用私情来观察事物、评判人，奸邪和愚昧就会自然滋生。不要混沌昏浊，也不要过分清高；不要昏暗不明，也不要苛察过度。即使冠冕上的垂旒遮住眼睛，也要看见无形之物；即使耳边塞着黄色丝绵，也要听见无声之音。让心安住于清静之境，使精神遨游于至道的精微之中。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回应大事小事都像回声一样恰当；取用它的人，无论从浅处还是深处取，都能得到满足。所以说：天道有常，地因此安宁，君王因此端正。四季不说话，却依次更替；万物不说话，却自然化生。谁会想到这是君主的力量？天下因此和乐安定。

我王平定乱局，凭借智谋和力量治理百姓。百姓畏惧他的威势，却还没有感念他的德行。我皇顺应时运，以淳厚的风气教化百姓；百姓感念他创始立基，却还未能长久安定。于是撰述《金镜》，探究幽微、穷尽圣理，使人以诚心回应言语，以行动落实所说；全面阐明治国之道，斟酌、褒贬施政言辞，使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天下，君主也因此共享太平之福。他广施恩泽、为百姓祈福，抚琴赋诗，时时把这些治国之事放在心上。祸福是人自己招来的；只要行为端正，自会得到上天保佑。敢于直言的谏臣、秉公执法的正直之士，谨将先前的疑问禀告君上。

《弘道錄》记载：汉代以后，历经六朝南北分裂，又经过两晋，君臣大义被看得轻如悬挂的葫芦，虚浮无用；谏臣和正直之士闭口不言、销声匿迹，已经很久了。到了唐朝兴起，仿佛拨开阴霾、揭开日光，人们才明白做君主并不容易；《大宝箴》又一次得到宣讲陈述，也可以说是难得的事。然而，魏征与蕴古同时侍奉君主：谢偃用颂扬讨好，张蕴古用讽谏切责。两人一时得到的赏赐相同，后来遭遇的刑罚却大不一样。这正说明，要做到大公无私、天下为公是多么困难；要让人们真心回应君主的言论、以行动贯彻政令，又怎么可能轻易做到呢？

《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更加亲近魏征。魏征认为自己遇到了难得的明主，于是竭尽心中所想，先后上奏二百多次，每次都切中要点，符合太宗的心意。有人告发魏征偏袒亲戚，太宗便派温彦博调查，结果没有查出问题。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拘小节，也不刻意避嫌；他虽然没有私心，但做法仍有值得责备之处。”太宗便命人责备魏征，并告诫他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避嫌、顾及表面上的规矩。”

后来魏征入宫觐见，说：“我听说君臣同心，才称得上是一体。理应……”

君臣上下如果只是表面上尽心尽责，国家的兴衰仍然难以预料。臣不敢接受诏命。

皇帝（唐太宗）惊讶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再次拜谢，说：“臣有幸侍奉陛下，只愿陛下让我做一名良臣，不要让我做忠臣。”

皇帝问：“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徵回答：“稷、契、皋陶（传说中辅佐尧舜的贤臣）与君主同心协力，一起享有尊荣，这样的人叫良臣。龙逄、比干（因直言进谏而遭杀害的忠臣）当面规劝、在朝廷上力争，结果自己被杀、国家灭亡，这样的人叫忠臣。”皇帝听了很高兴。

《弘道录》评论说：魏公（魏徵）所学源自河汾一带的学术传统，可他这番话似乎没有一句真正落实到自身修养上，这是为什么呢？稷、契、皋陶难道只是与君主同心、共同享有尊荣而已吗？他们使上至父子各尽其道，下至兄弟和睦，家中夫妻各安其位；人人各得其所，所以才能安享荣誉，名声流传万古。

唐太宗在位时，父子关系失常，兄弟长幼失序，夫妻伦理也遭破坏；只是在赏罚、任免以及法令政令上，凭着天资聪敏，偶然没有弄乱秩序。魏徵因此得到赏识，得以陈述这些道理。这正是张蕴古所说的“百姓畏惧君主的威势，却还没有感念他的恩德”。这样的情形，哪里谈得上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世呢？魏徵所说的忠臣、良臣之道，也不过是君臣彼此取得美名而已。读者应当辨明其中的真实情形。

魏徵上疏说：君主开头做得好的很多，能够善始善终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这是因为身处忧患时，君主会竭尽诚意、倾听臣下；安逸时就容易骄傲放纵、轻视他人。愿意听取臣下意见，远方的人也能同心；轻视他人，连亲近的人也会离心失德。即使以威怒震慑臣民，他们也只是表面顺从，心里并不服气。

如今陛下若能做到：看到想要的东西，就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就想到适可而止；身处高位，就想到谦逊自持；面对富足，就想到有所节制；享受安逸快乐，就想到控制欲望；处于安乐之中，就想到日后的祸患；防止被蒙蔽，就想到广泛听取意见；憎恶邪恶谗言，就想到端正自身；奖赏授爵，就想到不可因一时高兴而滥施恩赏；施加刑罚，就想到不可因一时愤怒而滥用刑罚。做到这“十思”，再选拔贤才、任用能人，便可以不多劳心费力而使天下治理得好，又何必耗费精神、劳累身体，代替百姓承担一切事务呢？

录者说：魏征的话说得很好，可惜还没有触及圣人治国功业的根本。心主管思考，难道心所思虑的只有十件事吗？况且一天之中有万端政务，怎么能用数目来限定呢？关键在于，在无人看见、无人听闻的时候，在幽静独处、事情尚未显露的细微之处，始终专一守持，以宁静来保持心志。专一，就不会有杂念萌生；没有杂念，外物便不能趁机扰乱。宁静，就不会受到纷扰；没有纷扰，心中便常有主宰。这样即使思虑千百件事，也能有所收获，又哪里顾得上只数十件呢？那些令人喜爱的事物，是耳目所接触的；思考怎样知足，则是心的职能。既然已经看见可欲之物，心便已与外物相接；心与外物相接之后再去思考，能不被外物牵引的又有几人？所以，古人修养心性的方法容易做到，而魏征提出的“十思”，要真正见效却很难。

魏征说：臣侍奉陛下左右时，陛下曾答应臣，要坚守仁义之道，不失节度；要节俭朴素，始终如一。近年以来，陛下渐渐不能坚持到底了。

贞观初年，陛下清静少欲，德化远及四方。如今却派使者远行万里，购买骏马、搜求珍奇异物，这是第一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体恤百姓的劳苦，像爱护子女一样安抚他们，不轻易兴办工程。近来却渐渐奢侈放纵，常想着役使百姓，这是第二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亲自操劳以造福百姓；近来却放纵欲望，使百姓受苦。虽然嘴上总说忧念百姓，心里真正看重的却是享乐，这是第三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如今却对君子恭敬而疏远，对小人亲昵而亲近，这是第四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不看重奇异物品，不兴办无益之事；如今珍贵难得的货物纷纷进献，供玩赏享乐的制作也没有停歇的时候，这是第五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求贤若渴，任用人才时看重他们的长处，常担心来不及任用。近来却凭自己的好恶行事：众人推举贤才，陛下未必任用；一人诋毁，陛下却可能将其弃用，这是第六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高居深宫，安坐处理政务，没有打猎射鸟的嗜好。几年以后，志向渐渐不能坚守，接受远方异族进献的鹰犬，清晨出门、傍晚才回，把驰骋游猎当作乐趣，这是第七种渐变。

贞观初年，陛下待臣下有礼，群臣的情意也……

直到今天，外地官员上奏时，陛下往往不看他们的脸色，也不留意他们的言辞；有时还会追问他们的小过失。即使他们忠心恳切，也难以充分陈述意见，这是渐失敬意的第八种表现。

贞观初年，陛下勤勉治理国家，常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如今却倚仗功业显赫、自认圣明，渐渐骄傲放纵、贪图享乐，甚至无事兴兵，劳师远征，这是渐失敬意的第九种表现。

贞观初年，连年霜灾、旱灾，京畿一带的百姓迁往关外，扶老携幼，却没有因此逃亡。近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人民尤其困苦，这是渐失敬意的第十种表现。

祸福没有固定的门路，都是人自己招来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一旦错过，很难再有。明君本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去做，这正是臣下忧愤叹息的原因。

奏疏上呈后，太宗说：“我听到了自己的过失。”他把奏疏列出的内容写在屏风上，又交付史官记录，让后世知道君臣之间应有的道义。

《弘道錄》评论说：什么叫起初恭敬之心胜过怠惰，正义胜过欲望？又是什么叫后来怠惰胜过恭敬，欲望胜过正义？周武王、唐太宗起初有什么不同？可最终结果却不一样，原因就在于这种逐渐变化。魏徵的劝谏切中历代君主的通病。太宗虽把奏疏交给史官记录，以彰显君臣大义，却很快又违背了它：屏风和案席仍与从前无异，后来还因黄金装饰的马厩而被人讥笑。可见他不仅没能坚持到底，也已经把起初的决心忘了。

太宗追念辅佐自己成就帝业的功臣，命画工为他们画像。画像悬挂在凌烟阁，合计二十四人：赵国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李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胜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鄖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邳襄公长孙顺德、鄖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谯襄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

《弘道錄》接着评论道：凌烟阁的画像中为什么没有裴寂、刘文靖？

季布曾是汉朝的仇敌，汉朝却赦免了他；丁公曾有恩于汉朝，汉朝反而诛杀了他。英明的君主所看重的，难道只是个人恩仇吗？王珪、魏征曾与唐朝为敌，但忠于君主，因此都留下了美名；裴寂、刘文静曾受唐朝恩遇，却违背道义，因此画像也成了羞耻。看过这些事，难道还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吗？

唐玄宗即位初年，姚元之（即姚崇，唐代大臣）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他了解皇帝气度宽宏、急于治理好国家，便先提出一些事情，来坚定皇帝的心意。他上奏说：

“自垂拱年间以来，朝廷用严刑峻法约束臣下。我希望施政先以仁厚宽恕为本，可以吗？

“朝廷在青海战败后，还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我希望不要再侥幸追求边境战功，可以吗？

“近来奸邪佞臣冒犯法纪，却总能靠受宠而免罪。我希望法律从君主身边的人开始严格施行，可以吗？

“皇后临朝听政时，传达命令、辅佐政务的权力落在宦官手中。我希望宦官不参与政事，可以吗？

“外戚为了讨好皇帝进献财物，公卿和地方长官也渐渐效仿。我希望除租税以外，禁止这类进献，可以吗？

“外戚和贵族公主相互干预政事，官员的品级秩序也变得混乱。我希望外戚亲属不担任中央官署的重要职务，可以吗？

“先朝曾轻慢、亲昵地对待大臣，损害了君臣之间应有的庄重礼节。我希望陛下以礼相待大臣，可以吗？

“燕钦融、韦月将因为尽忠进谏而获罪，从此谏臣受到打击。我希望群臣都能直言劝谏，即使触犯君主的忌讳也不受阻挠，可以吗？

“武后建造福山寺，太上皇又修建金仙观、玉真观，花费巨大。我希望停止兴建道观、佛寺，可以吗？

“汉朝因吕氏、王莽、阎氏、梁氏乱政而天下大乱，国家应当把这些事当作警戒。我希望以此为鉴，革除弊政，可以吗？”

皇帝说：“这些事我都能做到。”

《弘道录》评论说：孟子说：“百姓不值得责备，政事也不值得非议；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过失。”玄宗刚开始执政时，锐气正盛，但他的心意尚未明朗。姚崇能预先提出这些事情，纠正君主心中不正的念头，让施政大体走上正道，或许就能避免晚节不保的悔恨。如今看这十项建议，如施政以仁恕为先、不侥幸求取边功、从近臣开始执法，以及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等，都是当时任用人才、治理政事的重要原则。

只谈过失，却没有一句话触及端正君心的关键；而且，劝说君主的人应当先考虑所提的办法是否确实可行，然后再开口。这与一味责难君主也不同。后来，受宠的边臣、专宠的美人、擅权的宦官和外戚，都放纵权势、奢侈享乐，直到国家灭亡。很少有人不重蹈崇进的覆辙。他的话究竟有什么用呢？由此可知，大贤之言听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实际上切中要害；崇进提出的十条建议听起来似乎切实可行，实际上却不切实际。

刑部尚书宋璟担任同平章事（宰相）。他做宰相时，着重挑选人才，按照各人的才干安排职务，使百官各尽其职；赏罚公正无私，敢于直言劝谏君主。玄宗十分敬重、顾忌他；即使不赞同他的意见，也常常委婉地依从。

突厥首领默啜世代为中国边患，朝廷为此忧心，动用天下之力也未能将其消灭。郝灵筌取下默啜的首级，自认为立下了千载难逢的功劳。宋璟担心天子喜好武功，会使好事之徒争相冒险求功，便极力压低对郝灵筌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给他郎将的官职。郝灵筌悲愤痛哭而死。

当时，姚崇和宋璟先后担任宰相。姚崇善于应对变化、处理时务；宋璟则善于守法持正。两人的志向和操守虽不相同，却能同心辅佐朝廷，使赋税徭役宽平，刑罚清简，百姓富足。唐代贤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其他人难以相比。

《录》评论说：我看宋广平公（宋璟的封号），确实称得上大臣。他敬重并约束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屈己礼待李思最，因郝灵筌之事而痛哭，也难以劝止玄宗重用王毛仲。这几件事，都是大臣应当面对的难题。假使他遇到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君主，能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物吗？我认为还不能。伊尹说“咸有一德”（君臣都要专心守持一德），周公说“思兼三王”（立志兼取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国之道），他们的期望和抱负是何等远大！宋璟的施政，不过是恢复贞观年间的旧制罢了。因此，朝会时列在仪仗中的马匹，不久又被排斥在外；优伶的谗言，也很快就被采信。他的功业没有坚持到底，所以才有这样的评价吧？至于选拔人才、任用官员、冒犯君颜直言劝谏，都是那位宰相做得到的事。用这些来概括宋璟的为人，未免看得太浅，只看到了末节。

韩休担任黄门侍郎（负责宫廷政务的官员）、同平章事。他为人严正刚直，不钻营名利。做宰相后，很符合当时人的期望，坚守正道，不肯依附权势。玄宗有时在宫中……

玄宗（唐玄宗）在宫中宴饮作乐，或到后苑打猎，稍有不当，身边的人就会问：“韩休知道吗？”话还没说完，韩休的谏书就已经送到了。

有一次，玄宗照镜子，默默地显得不高兴。身边的人说：“韩休做宰相以后，陛下比从前瘦了许多，为什么不把他罢免呢？”玄宗说：“我的身形虽然瘦了，天下百姓必定会富足。萧嵩奏事总是顺着我的心意，他退下以后，我反而睡不安稳；韩休常常据理力争，他退下以后，我才能安心。我任用韩休，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自己。”

《弘道錄》评论说：玄宗身边的人认为，宰相韩休使皇帝消瘦，由此也就可以知道，他们必定认为宰相李林甫使皇帝丰润。其实，皇帝消瘦，并不是因为天下百姓的生活，而是因为眼前没有艳丽的美色可看，耳边没有动听的声音可听，身边也没有善于逢迎、供他驱使的人。

后来，玄宗得到杨太真（即杨贵妃）的丰美艳丽，得到安禄山的谄媚机巧，又沉迷于《霓裳羽衣曲》（宫廷乐舞曲）那种妖艳淫靡的声色，便悠然自得，心宽体胖了。最终他沉溺享乐，不知回头，遭逢劫难，流离播迁；那时即使想不消瘦，恐怕也会因忧患而憔悴。因此，玄宗当年对镜叹息，或许正预示了后来听到马嵬铃声时的悲哀。

所以君子说：“皇帝身形消瘦、天下富足，只是虚名；皇帝身形丰润、天下困苦，才是真正的祸患。”

玄宗的千秋节（皇帝生日），群臣都进献宝镜。张九龄说：“先帝曾说：用铜作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古代历史为镜，可以看清国家兴亡；以人为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于是，他记述前代兴衰的原因，写成五卷书：第一卷《兴邦建业》，第二卷《选文备武》，第三卷《报国复兴》，第四卷《尽命报国》，第五卷《去古朴进新美》。他把这五卷书合称为《千秋金鉴录》，希望陛下不要把美色当作快乐，否则日后可能亡国失邦；应当端正自身、治理国家，以古鉴今。

这部书进献上去后，玄宗赐书褒奖了张九龄。

《弘道錄》评论说：据记载，张九龄在中书省把《金鉴录》的稿本焚毁了，因此没有流传于世。后来，他把书稿交给韩、宋两位女婿的后人。过了一千年，这部书才传到世间。如今读来，言辞深刻，如日月般明亮。他所洞察的并不只是安禄山一人，也包括当时那些共同造成祸患的人……

大家都知道这些事，难道只是用来鉴戒国家的兴亡吗？其实，它还精于辨察事物的情理。所谓“辨别事物如同明镜”，说的正是这种本领，并不是泛泛地把事情记录下来。

书中说：“安禄山是野猪精，肚子垂过膝盖；史思明是鷊鸟精（传说中的鸟类），腋下长着两片翅膀；杨贵妃是白鹇精（一种鸟），指甲全是红的。又有‘木子’‘双木’‘木易’‘行金’等说法。”其中“木子”“双木”“木易”分别暗指“李”“林”“杨”等姓氏；“行金”也是谶语中的字谜。

书中又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向东倾倒、向西举动；妖异地起舞，说着怪异的话；宫室变成禾黍。”又说：“陛下治理国家已久，仁爱之心渐渐淡薄；忠臣的劝谏反成仇敌，谄媚奸佞之人彼此勾结。羊与鲤浮游其间：‘羊’指杨国忠，‘鲤’指李林甫。椰、榆并进，国家破败、家室沦亡，才后悔应当怀念旧日。”这里的“椰、榆”也是借字影射人物或事物，原文未作说明。

书中还说：“君主在巴山洒下眼泪，艰难地走过蜀道；恩情已经变成仇怨，这时才仰慕愚直之人的忠诚。”开元年间国势极盛，天宝年间还没有走到末期，他怎么能预先知道日后会有“蜀道之难”这样的艰险，以及灵武一带的转机呢？（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入蜀避乱，后来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可见这本书不只是照见人的外貌，也能照见人的内心；不只记录一时的得失，还能映照两代的兴亡。不过，从颜龄的事迹来看，后世所谓的妖异舞蹈、怪异言语也屡屡出现。又怎能找到像颜龄这样有先见的人，与他谈论国家兴亡呢？

平原太守颜真卿得知安禄山将要谋反，趁着连日大雨修固城墙、疏浚护城河，清点壮丁，充实粮仓。安禄山轻视他，认为他只是个书生。起兵后，安禄山发文给平原、博平两地，派兵七千人把守黄河渡口。颜真卿予以抵抗，又派平原司兵李平秘密抄小路前往朝廷报告。

朝廷此前只听说河北各郡县都望风归附叛军，玄宗因此忧心叹息：“二十四个郡，竟没有一个有气节的人吗？”李平抵达后，玄宗十分高兴地说：“朕不知道颜真卿长什么样，竟能做到这一步！”颜真卿又派亲信秘密携带招募叛军的文书，送往各郡。此后，响应他的郡县渐渐多了起来。

《弘道錄》评论说：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崇尚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崇尚义，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在上位的人崇尚诚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以实情相待。”圣人说这些话，是为了以此教化天下，因为他们常担心百姓会随风趋附、失去操守。玄宗在位时喜好奉承，沉迷女色，礼义诚信都被扫荡一空……

天下将要灭亡了，竟然感叹世上没有一个有节义的人，这难道不是荒谬吗？

由此可知，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种纲常关系（“三纲”），以及礼、义、廉、耻这四种道德准则（“四维”），分量重大，一天也不能没有。唐尧、虞舜时代的风气能够复兴，难道只是没有根据的空谈吗？

颜杲卿（唐代官员）起兵才八天，城防还没有准备妥当，史思明、蔡希德就率兵来到城下。颜杲卿向王承业求援，王承业想独占功劳，拥兵不救。颜杲卿昼夜奋战，粮食和箭都耗尽后，城池陷落。叛军纵兵攻城，抓住颜杲卿和袁履谦等人，押送到洛阳。

安禄山责问颜杲卿：“你原本只是范阳户曹，我奏请任命你为判官。没几年，你就升到太守的位置。我有什么对不住你的，你竟然反叛？”

颜杲卿闭着眼睛骂道：“你本来是营州一个放羊的羯族奴仆，天子提拔你做三道节度使，对你的恩宠无与伦比。你有什么对不住天子的，竟然反叛？我世代做唐朝的臣子，官位俸禄都是唐朝给的。即使任命是你奏请的，我难道就该跟着你谋反吗？我为国家讨伐叛贼，只恨没能杀了你，哪里谈得上我反叛！”

安禄山大怒，把颜杲卿和袁履谦都处以剐刑。他们直到临死，仍不停地痛骂安禄山。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颜氏两位公（颜杲卿与颜真卿），难道只是在危急关头决定了生死吗？他们更是树立了唐朝三百年来君臣之间应有的纲纪。自从晋阳起兵引发祸乱，刘武周、裴寂反叛隋朝，以及武则天改唐为周以来，唐朝臣子一味逢迎，国家延续了一百多年，却似乎没人知道什么叫为节义而死。听说两位公的事迹，仿佛从天而降、从地而出。我不知道颜真卿是什么样的人，竟能做到这样。即使他们身受酷刑、被割舌处死，名声仍芬芳远播，光辉显著，超过衰败的隋朝，也胜过残暴的武周。这难道不值得称道吗？

张巡（唐代将领）起兵抵抗安禄山，令狐潮率兵围攻雍丘四十多天。当时听说唐玄宗已经逃往蜀地，有六名大将对张巡说，兵力敌不过叛军，而且皇上的生死也无法得知，不如投降叛军。张巡表面上答应了。第二天，他在堂上摆出天子的画像，带领将士向画像行礼，随后把六名大将叫到面前，以大义责问并斩杀了他们。将士们因此更加坚定，于是誓死作战。

尹子奇率领五百人砍伐树木，扎下营寨；城外叛军不断增兵，将睢阳城围得越来越紧。巡使郎将雷万春站在城上，与尹子奇隔着城墙交谈，话还没说完，便被叛军用弩箭射中脸部，身中六箭，却一动不动。尹子奇以为那是个木头人，便派人探问。得知是雷万春后，他大为震惊，远远地对张巡说：“刚才见到雷将军，我才知道您军中的号令有多严明。然而，天意又能如何呢？”张巡回答：“你还不懂人伦，怎么能懂天道？”

《弘道录》评论说：张巡舍身取义，岂是徒然？一个人先要有坚定的见识，内心才有主宰；内心有了主宰，事情才能办成，功业才能成就。人伦道义做到尽头，天理自然显现。因此，后世听说的是大唐得以光复，却没听说叛军的气运长久昌盛；听说的是张巡、许远仿佛仍活在人间，却没听说令狐潮不曾死去。谁能说人在仓促危急之时，就不能像平日那样行于正道呢？

尹子奇长期围困睢阳，城中粮食吃尽后，张巡、许远商议放弃城池，向东撤退。两人认为，睢阳是守护江淮地区的屏障；如果放弃此地，叛军必定乘胜长驱直入，江淮也就守不住了。因此，他们决定坚守等待援军。

起初，张巡和士卒同吃茶纸；茶纸吃完后，就杀马充饥。马吃完了，便捕捉雀鸟、挖掘鼠类来吃。雀鼠也吃尽后，张巡杀掉自己宠爱的妾，让士卒充饥；许远也杀了自己的仆人。之后，他们征集城中的妇女作食物；妇女吃尽了，又接着吃男子和老人、孩子。人们知道自己必死，却没有人叛变。最后，城中只剩下四百多人。癸丑日，叛军登上城墙，将士病弱无力作战。张巡面向西方叩拜，说：“臣已经竭尽力量，无法保全城池。活着已无从报答陛下，死后也当化作厉鬼杀贼。”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厉鬼复仇的说法果真可信吗？彭生、伯有不过是因个人罪孽而化为厉鬼；睢阳守城却是维系万世气节的大事。张巡的力量可以被压倒，志向却不可屈服；身体可以死去，气节却不会消亡。忠魂义魄虽然不能被人看见、听见，但猪儿反过来杀死安庆绪、李朝义操起兵器反击等事，仿佛有鬼神在暗中驱使。谁知道这不正是厉鬼显灵呢？唐朝能够收复失地，固然无法再杀死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乱者的尸身。既然如此，厉鬼复仇的说法，难道就真的不可信吗？

唐代宗时，郭子仪受封为汾阳忠武王。他身为大将，手握重兵，程元振、鱼朝恩等人多方进谗诬陷他。朝廷只用一纸诏书征召，他便当天动身前往，从不违抗，因此谗言也没能得逞。

郭子仪曾派使者前往田承嗣处。田承嗣向着使者所在的方向再三行礼，说：“我这双膝盖已经很多年没有向别人屈服过了。”李灵曜占据汴州时，凡是经过汴州的公私财物都被扣留，唯独不敢碰郭子仪的东西，还派兵护送出境。

郭子仪担任中书令，按规定任职二十四个月，所得俸钱共两万缗（缗是古代计钱单位）。这还不包括他的私人财产。他家中珍宝堆积如山，家人有三千人；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显贵官员，孙辈有几十人。每当他们来问候，他无法一一辨认，只点头回应。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等人都出自他的部下。即使他们后来贵为王公，仍常受郭子仪指使，恭敬地在他面前奔走效力。

天下安危几乎三十年都系于郭子仪一身。他功劳盖世，君主却不猜疑；官位高到人臣的顶点，众人也不嫉恨；他生活极为奢华，人们也不非议。他活到八十五岁去世。他的部将和幕僚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高官名臣。

《弘道錄》评论说：郭子仪的出仕与退居，关系到天下安危。为什么他没有因君主猜忌而受害，也没有被谗言离间？鱼朝恩从前面牵制他，程元振从后面挑拨他，他却始终毫无芥蒂。这是为什么？

《易经》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小往大来，吉亨。”意思是，闭塞不通的时候，君子处境不利；但小的退去、大的到来，局面便会转为吉祥亨通。肃宗、代宗时期，正是君子处境艰难的时代。郭子仪能够把局势从闭塞中扭转过来，是因为他既受君主信任，又有平定各方的威望，得以实现济世之志。

他出征时听从朝廷命令，便没有过失；不出征时，就包容忍耐、顺势行事。因此，朝廷要他暂时退居，他便退居；要他分散兵力，他便照办。无论身处何种境地，他都能安然自处。安史之乱时，他第一次出征；吐蕃入侵时，他再次出征；仆固怀恩叛乱、回纥带来的危局中，他又多次出征。

假如他忽视了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又被不正当的名声与羞辱牵制，那么就会只知安稳、不知危机，只看眼前有利、不顾其中的祸患。

这样一来，自身就会陷入危险，国家也会随之灭亡。这怎么能算得上大人吉祥亨通呢？

兴元元年（784年），改元赦免天下的诏令已经拟好。皇帝把草稿交给陆贽（唐代大臣，擅长奏议），让他审议。陆贽知道皇帝的德行和决心还不坚定，便上疏说：“用言语打动人，本来效果就有限；如果话说得又不恳切，谁会愿意真心信服？如今发布德音、悔过认错，必须深刻；承担罪责，也必须彻底。要让天下人听到后，豁然一变，好比拨开浓重的黑暗，看见明亮的日光。”

于是皇帝颁布诏书说：

“朕长久生活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的事务。积习容易使人沉溺，身处安逸便忘了危险。朕不知道耕种劳作的艰辛，也不体恤戍边征战的辛苦；恩泽没有下达百姓，实情也未能畅通上达。政事因此壅塞，人与人之间心生猜疑隔阂。朕仍不知反省，终于兴兵用武，向各地征调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又征集车辆和马匹，使远近各地都陷入骚扰。百姓要么随军携粮出行，要么留在家中输送物资，疲惫不堪。

上天降下警告，朕却没有醒悟；百姓心怀愤怒，朕也不知道。于是祸乱逐渐形成，战事蔓延到京城，万事失序，宗庙震动，使上对不起祖宗、下辜负百姓。朕痛心惭愧，罪责确实在朕。每每想到此事，便羞愧悲伤，仿佛坠入深谷。从今以后，朝廷内外递交的文书奏章，不得再称朕为‘圣神文武’。”

赦令颁布后，人心大为欢悦。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皇帝说：“赦书在山东传开时，士卒们都感动得流泪。我看到人心如此，便知道叛军不足为患，终究可以平定。”

《弘道錄》评说：《易经》涣卦六四爻说“涣有丘，匪夷所思”，九五爻说“涣汗其大号”。这是因为，处在非常危急的境地，不能用平常的办法化解；面对非常纷乱的局面，也不能只用寻常言辞劝说。诚意不够，便无法打动人；损失没有达到极点，补益也就不会到来。德行的感召传播起来，确实比驿站传递命令还快。

唐德宗只知道上天降生李晟（唐代将领）是为了保全国家，却不知道人心受到感动，叛军就不足以平定。国家危难时，人们便进献忠诚的劝谏；祸乱平息后，皇帝却又追究、报复那些直言进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德宗虽然一度摆脱困境、实现愿望，最终却不能使离散的人心重新凝聚，也未能达到光明宏大的境界。可惜啊。

陆贽（唐代大臣）竭力揭露裴延龄的奸诈，列举他的罪行，大意说：“裴延龄把搜刮财物当作长久之计，把欺骗蒙蔽当作好谋略，把盘剥百姓、招致怨恨说成是为公忘私，把平息诬陷、压服谗言说成是尽忠守节。他简直就像尧时的共工、鲁国的少正卯一样。”

奏章呈上后，皇帝很不高兴。陆贽常蒙皇帝厚待，但遇到认为不妥的事，总是尽力争辩。亲近的人有时劝他不要太过激进，他回答说：“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自己所学的道理，其他的事都顾不上。”

《弘道录》评论说：人哪里会忍心辜负天子呢？但君主骄横，臣下就会奉承；君主猜忌，臣下就会奸佞。这实际上是天子自己辜负了天子之道。人又哪里愿意辜负自己所学的道理呢？但若把盘剥百姓当作上策，把搜刮财物当作好办法，那就是学问被自己误用了。

君子不是这样。君子学习，是为了成为圣贤。因此，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应当受到严格的要求；像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也应当被寄予很高的期望。君主苛刻，臣子仍以忠诚爱护他；君主猜忌，臣子仍以诚心相待，难道是他们故意彼此不合吗？只要自己确实如此行事就好。孟子不是说过：“不能辅佐君主使他成为贤君，那就不能称作忠臣”吗？那么，辜负自己所学的人，确实连偷窃的人都不如；身为天子的，也怎能教人去辜负天子之道呢？

李晟（唐代将领）的家中有百余口人，神策军将士的家属也都留在长安。军中有人提起家人，李晟便哭着说：“天子在哪里？怎么敢谈自己的家？”后来，朱泚派亲信送来家书，说李晟家中平安。李晟大怒，说：“你竟敢替叛贼来问候我家！”随即下令将那人斩首。

《弘道录》评论说：为天下大事的人不顾自己的家，即使顾念家人，又能有什么用？《易经》说：“坎险之中怀有诚信，内心通达，行动就会得到赞许。”当时朱泚叛乱、占据京城，怀光又在咸阳反叛，处境险恶，粮食也匮乏；若不能坚定专一，心神就会纷乱，又怎么能前往建功？那时若只顾家人，不但救不了家，甚至连国家也会一并失去。后来，李晟受赐宅第，朝廷为他安排帷帐、仪仗和迎送礼遇，哪里是当年家中寻常景象可比的？何况还有李宪、李愬这样的后人。

即使身处盗贼之中，盗贼想对你不利，又怎能使你倾覆呢？

唐宪宗元和三年，裴垍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

起初，唐德宗不信任宰相，大小政务都由自己裁决。宪宗还在藩王府时，心里就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即位后，他选拔任用宰相，推心置腹地委托他们办事；裴垍也尽心竭力地辅佐他。宪宗曾问裴垍：“治理政事，最要紧的是什么？”裴垍回答：“先端正自己的内心。”

唐穆宗即位后，曾见到爱州观察判官柳公权的书法，十分喜爱，便任命他为右拾遗（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员）。穆宗问柳公权：“你的字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柳公权回答：“用笔的关键在于心。心正，笔才正。”穆宗听后默然不语，神色也变得严肃起来，显然明白柳公权是在借书法进谏。

《弘道錄》评论说：唐朝自太宗以来，进谏的人很多，却没有人像裴垍那样深入探究根本，提出先端正内心；柳公权也以“心正笔正”来劝谏。然而，宪宗最终没能把这种道理贯彻到底，穆宗也没能从一开始就端正自己。这是为什么？因为“心”说到底就是天理。人虽然具备心，但天理实在源自天；不学习，就无法明白天理。因此，《大学》的修养之道从格物、致知开始，进而做到意诚、心正。次序不能颠倒，功夫也不能缺少。裴垍和柳公权开启了这个道理，却没能把它讲透；宪宗和穆宗只是听到了这些话，却没有察觉自己的过失。若把人弄得不像人，任由荒废而不加纠正，内心又有什么用呢？对此只能长叹一声。

从元和末年起，宦官的势力日益嚣张，拥立和废黜皇帝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权势甚至超过皇帝，没人敢进言。文宗太和二年，昌平人刘蕡在对策（应试时针对时政提出的策论）中，极力指出宦官专权的祸患。他大意说：“陛下最该忧虑的，是宫廷内部将发生变乱，国家将陷入危局，天下将要倾覆，四海之内将陷入动荡。”他又说：“陛下要想防止国家遭到篡夺、弑杀的祸患，就应当让君主居于正位，亲近正直之人，远离掌刑的宦官，亲近刚直敢言的大臣。这样，宰相才能专心承担职责，各级官员才能坚守职分。为什么要让五六个亲近侍从掌管天下大政？祸患已在宫墙之内积聚，奸邪也在帷帐之中滋生。我担心曹节、侯……”

今天再读到刘蕡的文章，仿佛他又活在当世。他还说：“忠臣贤士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宦官却倚仗操纵废立的权力，陷害先帝，使先帝不能善终，致使陛下也无法有一个好的开端。陛下为什么不堵住阴邪之人的道路，斥退那些轻慢无礼的近臣，遏止他们欺凌胁迫的心思？应当恢复清除门户积弊的行动，警戒应当警戒的事，忧虑应当忧虑的问题。”考官冯宿等人都感叹佩服，却因为畏惧宦官，不敢录取他。

《弘道錄》评论说：唐文宗在位时，刘蕡敢于直言，就像日食时有人击鼓奔走示警。虽然他的力量与天象相差悬殊，但仍然忍不住要发出警告。《弘道錄》因此记下这件事，用来表明唐朝国运已经走到尽头。

《弘道錄》终

《弘道錄》卷八

义

君臣之义

《宋史》记载：宋太祖刚即位时，交广、剑南、太原、荆湖、江表，以及辽、夏都是敌对势力。他因此重视将领，任命李汉超驻守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统领棣州，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镇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又派赵赞驻守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驻守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以防备太原和西夏。

这些将领的家属住在汴京，宋太祖都给予优厚照料。各郡管理专卖和征收专利税的收入，全交给将领们支配，让他们自由贸易；他们途经各地时，也免除税费。宋太祖还准许他们招募逃亡之人，作为亲信部属。军中事务，他们都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置。每次入朝，宋太祖必定召见他们，赐座交谈，赏赐丰厚后再送他们离开。

因此，边境将领积累了财富，能够供养敢于效死的部属，并派人刺探敌情。敌军入侵时，他们设伏突袭，多次取胜。二十年间，西北没有发生令人忧虑的战事。后来平定蜀地、楚地，拓展吴越，也都顺利实现目标。这是因为宋太祖以真心对待部下，并以此驾驭群臣。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宋太祖治国用人的大略，有五点：第一，善于识人；第二，善于任用人才；第三，以诚相待；第四，厚待部下；至于专卖和专利税收入的……

把这些利益全部交给各位将领，让他们自由贸易，各自都能得到便利，这是第五项好处。

如今，北方有韃虜（对北方蒙古等族群的旧称）侵扰，南方与交趾（古代对越南北部一带的称呼）往来。各部门专营管控的货物所带来的收益，归入国家财政制度的部分，暂且不谈。单说东南沿海番舶（外国商船）贸易的收入，就十分可观。有人议论国事时，只说这是为了引导获利，却不谈明定法令；有人说这是为了开拓边疆，却不讨论具体办法。他们却不知道，人们往往只看到一分利益，看不到十倍的危害，仍旧不肯顾虑。如今海上风平浪静，已经不止三年了。商船往来，就像走熟了的道路，所以福建俗语称“海熟”，这话并非虚言。外国人从贸易中获得货利，中国反而无所作为。我私下认为，这是没有认真考虑周全。

能够获利于东海的，首先是盐业。盐业之外，还有成片的木材和大量香料。两广军门（负责两广军务的官署）所需物资，自有旧例。何不酌情把这些办法推行到福建、浙江一带，设立封椿库（封存财政余款的仓库），用来换取安南首领的归附；或者收取贸易盈余，以缓解西北的忧患。这些办法都可以实行，为什么偏偏把它当作忌讳而不肯谈呢？放着这些事不做，却只在告发奸邪、压制剥夺上斤斤计较，反而给人递上争斗抢夺、偷盗越墙的诱因，这不能算是长远之计。

宋太宗对宋琪等人说：“国家的治乱，取决于赏罚是否得当：奖赏符合功劳，惩罚符合罪责，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若把赏罚当成粉饰政绩、发泄愤怒的工具，国家就没有不乱的。你们要谨慎。”他又对吕蒙正说：“士人尚未显达时，看到当世事务有违情理的地方，心里会感到不平。等到身居官位，能够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就应当尽力说出自己的见解。即使意见未必全都正确，也应当商议改正，使事情合乎正道。我并不凭借高位自恃，让人不敢进言。”

《弘道錄》评论说：君主发挥作用，靠的是赏罚；臣子发挥作用，靠的是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宋太宗可以说懂得治理之道了。然而从他实际所做的事来看，难道件件都如此吗？多逊与赵普本来不能并立。如果皇帝确实看重赵普，就该先罢免多逊。即使他贪恋权位、赏罚全凭自己决定，又有谁会说这不可以呢？但他却让双方彼此构陷，以此来倾覆……

赵廷美的事，既然皇帝心里已经有了对廷美的看法，那么这就不只是装点喜怒的工具，恐怕也关系到决断得失的关键。自从柴禹、汤告发变故之后，今天赏赐告发者和隶卒的功劳，明天又议论堂吏的罪案。大小官员中，难道没有通晓当世政务的人吗？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却阿谀顺从，使君主陷入不义。他们这样做，难道算是符合道义吗？皇帝也不只是凭借尊贵的地位自恃而已。

李沆（北宋名臣，谥号文靖）从小就器量宽宏、见识深远。他的父亲李丙曾对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做到宰辅。”李沆曾陪侍太宗参加宴席，宴后太宗亲自送他，说：“李沆仪态端庄凝重，真是贵人。”真宗问他治国应当先做什么，李沆回答：“首先不要任用轻浮浅薄、急于求成的新进之人。”

一天夜里，真宗派使者拿着亲笔诏书来，打算封刘氏为贵妃。李沆当着使者的面举烛烧掉诏书，并让使者转告说：“只管说臣李沆认为此事不可。”这项提议于是作罢。

《弘道錄》评论说：我每次读到李沆举烛焚诏的事，都不禁赞叹文靖公的刚正气节。把诏书退回，已经是值得称道的做法；修订补救诏书，也算是盛举，更何况直接焚毁它呢？如果不是他胸怀坦荡、见识坚定，便很难不受个人利害影响。

况且刘氏是什么样的人？论家世，她出身低微；论才艺，也算不上高明；论姓氏渊源，则与皇室相距甚远。正如诗句所说：“扁扁的石头，踩在脚下也低微。”皇帝难道不该想到这些吗？然而刘氏天资聪敏，又通晓文书。朝政风气的渐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李沆的远见，不只是预先察觉祸患刚露出的苗头，也清楚地拒绝了皇帝强有力的诏命。后来李迪不肯阿谀附和，杨亿不肯起草拥立刘氏的制书，都受到李沆风节的影响。谁能说一时的举措，不足以影响一代的得失呢？

皇帝因为李沆没有秘密奏报，便问他：“人人都有秘密奏章，唯独你没有，为什么？”李沆回答：“臣身居宰相之职，公事就应当公开陈说，何必秘密奏报？臣下秘密奏报的，不是进谗言，就是献媚取宠。我一向厌恶这种做法，怎么能跟着效仿呢？”

《弘道錄》说：自从相互诬陷、扰乱朝政的风气盛行，彼此倾轧的祸患便形成了；还没有什么比秘密上奏更有害的。

最会欺骗人的，莫过于指着鹿说是马；最会阿谀奉承的，莫过于指着鸟说是鸾（传说中的祥瑞之鸟）。但鹿毕竟可以指认，鸟也可以查验，虽然这样做是在欺骗君主，事情的真相有时还说得清。至于密封进呈的奏章，起初便是悄悄行动、隐匿踪迹，没有人知道；后来又从这里送到那里，凭什么查明证据？这岂止是把薰草说成艾草，简直是把白说成黑了。

况且在真宗年间，王钦若、丁谓这些人接连在朝廷任职。他们议论李沆（北宋名臣）时所说的话，正是认为李沆也会像他们那样行事。他们不知道，在君子看来，身处光天化日之下，尚且担心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怎么会甘愿置身于偏私暗昧之地呢？

小人的心思却不是这样。他们待自己，只要不合意便设法谋利；待别人，不是怨恨便是苛刻。他们靠谄媚求得进身，靠嫉妒和谗言排斥他人。谗言和谄媚，是正直的人最厌恶的。于是小人便借“秘密”之名，施行奸诈阴险的手段。他们先让君主心中生出难以辨明的隐约怒意，再窥探君主不可明说的隐情；君臣之间自以为亲密无间，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互相信任的了。接着，他们又给奏章封口、加上标记，以密函呈递。这样的人心肠如毒蛇、势头像猛虎，随意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欺瞒君主、蒙骗人们，无所不至，还有什么顾忌呢？

因此，君主听取意见难免偏听，信任也难免只信一人。受害的不只是暗中遭殃的百姓，朝廷也会明显受到扰乱。李沆的这番议论，值得后世万代敬仰。

张齐贤胸怀慷慨，富有谋略，常以辅佐君主为志向。他曾从容地向真宗谈论皇帝治国的道理，并追溯其中的根本。真宗说：“我认为，帝王治国之道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只要各项事务都处理妥当，接近治国之道的要求，也就可以了。”

《弘道录》又说：《诗经·大雅》称“无然畔援”，意思是不要固执己见、攀附权势。真宗恐怕没有认真想过这句话。所谓皇王，指的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他们的治国之道，在于诚信地把握中正，传承“惟精惟一”的道理。因而，这种道理存于心中，并且……

把上天的德行贯彻到政事中，便是王道，正如《书经》等典籍所讲的那样。敬天、勤勉为民，以及治理百姓、祭祀神明，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怎么能说它们没有实际迹象呢？所谓“没有迹象”，其实是模糊无据的话，是荒诞不合常理的说法。可惜齐贤（人名）开了个头，却没有把道理讲完，只把它看作非常的报应，却不知道古代典籍中的典章、谋议、训诫和政令，讲的是万世通行的常理。这些道理不需要搜寻隐秘、标榜怪异、追求世人罕见的清俭，只在日常生活和行事之中。后来，“以神道设教”（借助神明和祭祀来教化百姓）之说果然印证了这一看法，结果弄虚作假、欺诈粉饰，无所不至，道的津梁和境界也就变得遥远了。

韩琦（北宋名臣）早有盛名，见识和气度都很出众；遇到事情时，喜怒不形于色。他两次担任宰相、参与决策大事，使国家转危为安。当时朝廷多事，韩琦身处危急疑难之际，认为该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有人劝他说：“您所做的确实很好，但万一失败，恐怕不只是自身难保，连家人也无处安身。”韩琦叹道：“这是什么话？做臣子的应当尽力侍奉君主，把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成败，那是天命，怎么能因为预先担心事情办不成，就停止不做呢？”听到这番话的人都惭愧折服。他提出主张，只看道义所在，不存偏私、没有定见。他与富弼（北宋名臣）都建立了功业，因此当时说到贤相，必称“富韩”。

《录》中说：韩琦认为该做的事没有不去做，这正合孟子所说的“先得其心”。所谓“安社稷之臣”，就是把安定国家当作自己的心愿。有人解释说：“大臣谋划安定国家，就像小臣尽力使君主高兴一样，专心于此而不忘。这样的人，怎么会被国家安危、个人利害动摇呢？如果会被安危利害左右，就不值得与他共事了。”

包拯（北宋名臣）性情严峻耿直、刚正坚毅，厌恶官吏苛刻扰民；处理政务时，力求宽厚。他虽然嫉恶如仇，却总能以忠诚和宽容待人。他不随便附和别人，也不假装和颜悦色来讨好人。一生从未写过私人求情信。担任开封府尹后，权贵、皇亲和宦官都收敛了行为，官吏百姓不敢欺瞒他。连孩童和妇女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包待制”（对包拯的官职称呼）。京城里流传着一句话：“关节不……”〔原文至此中断。〕

即使真有阎罗，包老（包拯，因公正严明而被称为“包青天”）的笑容也像黄河变清一样难得。

录者说：我看阎罗和包老的劝诫，从古至今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说过这样的说法。然而，评断事情必须根植于人心、符合天理。受冤屈的人，我一定替他纠正；正直的人，即使一时受挫，我也能设法让他伸张；确有实情的，我一定查究；遭人诬陷的，我也会为他揭明。这里绝不是不辨是非、不分曲直、任意妄为、让人逃避惩处的地方。

假如阴间确实有阎罗在位，就必定让善人升迁、恶人堕落；否则，连上天也会惩罚他，何况是人呢？近来有人自以为有权有势，蛮横行事而不顾后果，糊涂得毫无察觉，好像身边的人都不存在；可没过多久，也会随之败亡。这样看来，他不只是难逃上天的惩罚，也难逃阎罗的惩处。至于那些行贿托关系、打通关节的事，又怎能一一说尽呢？

赵抃（北宋官员，谥号“清献”）担任侍御史时，弹劾权贵从不避让，声名凛然，京城人称他“铁面”。他主张朝廷应明确分辨君子与小人：小人即使犯的错不大，也应坚决制止；君子若不幸犯错，则应保护、爱惜他，使他能够成就德行。当时许多名臣因此得到安宁。

后来赵抃调任梓州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益州。蜀地偏远，百姓势弱，官吏常常违法，州郡官员之间互相馈赠。他亲自带头整治，单人骑马入蜀，只带一张琴和一只鹤随行。他施政简明平易，做法恰当；为人宽厚清廉，克制自持。别人看不出他喜怒如何。他每天处理政事，夜里必定穿戴整齐、焚香向天禀告；不敢向天禀告的事，他就不敢去做。他治理地方善于因应当地风俗，宽严措施各有不同，尤其在成都广受称赞。宋神宗每次任命郡守，常以赵抃为榜样，嘱咐他们以造福百姓为根本。

晚年，赵抃学道有所领悟。临终时，他与儿子赵㞦告别，言语神色不乱，安然坐着去世。韩琦曾称赞赵抃是世人的表率，认为无人能及。

录者说：赵清献公赵抃的修道成就，难道是靠服用丹药、炼制铅汞得来的吗？这是因为他少私寡欲、修养心性，也是他操守清正、超出流俗的体现。所谓人……

这件事不能不知道。有人把身体修炼得像枯木一样，脱离世俗，行踪飘忽，谁不说这是得道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对人伦教化没有益处，只是苟且偷生、逃避世事，所以君子不走这条路。哪里比得上把恩惠留在人间，把德行施于万物，使朝廷与民间、内心与外在都没有隔阂？像清献这样的人，天地虽有尽头，他的英名和气节却无穷无尽，难怪人们认为他难以企及。

鲁宗道任右正言（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职）时，议论政事毫不畏惧。真宗曾在殿壁上写下“鲁直”二字，显然一直惦记着他。鲁宗道入中书省任职后，多次进言，陈述利弊。

当时明肃太后临朝听政，曾问唐朝的武则天是怎样的君主。鲁宗道回答：“她是唐朝的罪人，差点使国家社稷陷入危亡。”太后默不作声。后来，有个小臣方仲兮请求为刘氏建立七庙（供奉刘氏祖先的宗庙）。太后拿这件事询问辅臣，众人都不敢回答，只有鲁宗道进言：“如果为刘氏建立七庙，将来嗣君（继位的皇帝）会怎么想？”这件事才就此停止。

太后曾与皇帝一同去慈孝寺，想乘辇走在皇帝的车驾前面。鲁宗道说：“人死后应当跟随儿子，这是妇人的本分。”太后于是命人让辇车走在皇帝车驾之后。太后辅政七年，刚正不阿，痛恨邪恶；那些仗势弄权的贵戚都敬畏他，称他为“鱼头参政”——“鱼头”既因他姓鲁，也是在说他像鱼刺一样耿直难咽。

薛奎后来接任参政，性情同样刚直，不肯苟同，遇事敢于直言。太后去太庙祭祀时，想穿上衮冕（帝王祭祀时穿的礼服和冠冕）。薛奎说：“您若穿上这套衣服，怎么向先帝行礼呢？”太后病重临终时，皇帝见群臣哭泣，说：“太后病得说不出话，却几次拉自己的衣服，像是有所托付。这是什么意思？”薛奎回答：“大概是指衮冕吧。穿着它，怎么能在地下见先帝呢？”皇帝明白了他的意思，最终以太后的礼服为她入殓。

《弘道錄》评论说：史鱼（春秋时以刚直著称的大夫）生前秉持正直，直到死后才为人所知；鲁宗道的刚直却在生前就显露无遗。况且，执政大臣与谏官本来职责不同、意见也未必一致，哪里会有人被称作“鱼头参政”呢？由此看来，明肃太后的过失远远超过武则天。尽管如此，两位大臣进谏时并不费许多言辞，却能据理力争、切中要害；无论生前身后，朝廷都确实从中受益。这或许是本朝家法传统所带来的影响吧？否则，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怎会都如此令人敬畏呢？

傅尧俞十岁时就能写文章，石介、晏殊都很赏识他，说：“你见识精明，气度高雅，文章简练而说理透彻，是做宰相的材料。”王安石后来也和他交好。新法刚推行时，傅尧俞认为其中有不妥之处，便多次直言劝谏。

蔡确被贬以后，从宰执、侍从官到其他官员，被罢免的有七八人，朝廷台省和府衙几乎因此空了下来。傅尧俞说：“蔡确一党中罪行最重的人，确实应该驱逐；其余的人可以一概宽免。希望陛下听取这个意见，把他们的事看得像蚊虫飞过耳边一样，不要让细小的嫌隙伤害天地间和谐平正的气息。这正是圣人养成至诚之德、享有长久福祉的做法。”

后来，傅尧俞由谏官调任地方郡守。有人问他，法令中有不妥之处该怎么办，他说：“君子安于自己的职位，做好分内之事。做谏官有进谏的责任；做郡守，就只管遵守法令。”后来他又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神宗和太皇太后都称赞他说：“傅侍郎清廉正直，一生始终不变，真是如金似玉的君子。”司马光对邵雍说：“清廉正直又勇敢，这些德行很难兼备，我却在傅尧俞身上看到了。”邵雍回答：“他清廉却不炫耀，正直却不偏激，勇敢却能温和，这才是难得之处。”

《弘道錄》编者评论说：“所谓‘如金似玉的君子’，大概源于《诗经·卫风·淇奥》中的‘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注释者解释说，金和锡比喻经过锻炼而精纯；圭和璧比喻天性温润。这样看来，卫武公也不必独自享有君子的美名了。从那以后，有的人骄矜好争，有的人结群结党，世道仿佛成了豹虎出没、荆棘丛生之地，风俗也仿佛充满魑魅魍魉和蛮夷之气。在这样的环境里，君子也只能像磨刀石一样砥砺自己，又怎么能把未经雕琢的玉料追琢成器、使其显出金玉般的本质呢？傅尧俞的事迹不只让人看到成就的德行，也足以概括世道的兴衰和道德风气的盛衰。”

司马光担任谏院官员时，曾写了三份奏札呈给皇帝。其中一份谈君主的德行，说有三项：仁、明、武。所谓“仁”，不是温存宽纵、姑息迁就，而是推行教化、修明政事、养护百姓、使万物得利，这才是君主的仁。所谓“明”，不是繁琐苛刻、处处窥察，而是懂得道义，认识安危，分辨贤愚，辨明是非，这才是君主的明。所谓“武”，不是逞强……

这一段讲的是司马光（北宋名臣）向皇帝进言的内容，以及后人的评论。

前文说的是“刚亢暴戾”之类的毛病，接着讲君主的“武德”：只要是合乎道的事，就果断去做，毫不迟疑；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这才是人君应有的“武”。司马光说，他看到陛下对待臣下，总是端坐拱手、沉默深思，群臣各按自己的想法上奏，陛下却不再追问其中利害，也不细察得失，一概批准。他希望陛下凭天生的至仁，扩展如日月般的光明，奋发刚健的威断，这样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就不难达到了。

他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治理之道，分三点：任用官员、信守赏赐、必行刑罚。国家选人只看名声而不看实绩，惩处只依条文而不究本意。若凭名声行赏，天下人就会修饰名声来求功；若凭条文行罚，天下人就会玩弄文字来逃罪。

第三条意见是挑选军队，主张养兵要精而不要多。皇帝对这三份奏疏的处理是：第一份留在宫中，第二份送中书省（宰相机构），第三份送枢密院（掌管军事的机构）。他又进献了五条规诫：一是保住基业，二是珍惜时间，三是深谋远虑，四是谨慎于细微，五是力求宽厚。皇帝深深接纳了这些意见。

《弘道录》的作者评论说：前辈朱熹称赞司马光（温公）兼具智、仁、勇，他治国的气魄规模很大，又有学问，为人严正。作者感叹，由朱熹的话看来，司马光在谏院所陈述的，应当是他自己的心得。智、仁、勇这三种通行天下的美德，是圣人入道的门径，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境界，一直是圣人恳切追求的。司马光从天所得的禀赋不可谓不厚，在学问上的努力不可谓不笃。至于“三事五规”，只是施行的次第而已，根本在于君主的德行。《中庸》不是说“用来践行这些德行的，只是一个诚”吗？这样看来，司马光的存诚是有来由的。

等到宋哲宗即位，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宰相之职），当时他已经患病，而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均为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仍在，西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司马光叹息说，这四害不除，我死不瞑目。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已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家事交给不成器的儿子，只有国事没有托付，现在就托付给您了。不久，朝廷下诏免去他的朝见礼节，允许他乘坐肩舆，并且每三天上朝一次。

司马光入朝参见时，谦逊地说自己不敢当此重任；如果没有见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事。诏令下达后，子康扶他入朝应对。辽人听说此事，便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原的宰相是司马公，不要生事，开启边境争端。”

当时，两位大臣都虚心谦逊，以德行相待。司马光也亲自接见来人，所说所做以及提出的谋划，都得到采纳。他一心想以自身报效国家，凡事亲自过问，日夜不停。宾客看见他身体消瘦，便举诸葛亮因食少事多而病倒的事提醒他。司马光说：“生死有命。”于是更加努力。病情加重后，他已不能清醒自知，却仍在梦中般反复叮嘱；所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大事。

《弘道录》记载：吕献可临终时，亲笔写信托付司马光说：“天下的事还可以有所作为，君实，你要努力。”司马光临终时，也写了简短信交给吕公著，说：“国事还没有托付给别人，现在把它托付给你。”两人临终时的操守大体相同，因为他们心中所坚持的，本来就是一致的。《易经》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思是，臣子尽心尽力，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国家。到了这一步，他们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只要还有一口气，报效国家的心就不能有片刻松懈；所以他们怎么会不在梦中仍反复叮嘱呢？

熙宁年间，皇帝因灾异而暂时不在正殿听政，并减少膳食、停止奏乐。王安石对皇帝说：“灾异都是天命所定，与人事得失无关。”富弼在途中听说后，叹息道：“君主所畏惧的只有天。如果不敬畏上天，还有什么事不敢做？这一定是奸邪之人想进献邪说，动摇皇上的心意，使辅政大臣和谏官无从尽力。这关系到天下治乱的关键，不能不赶快挽救。”

于是富弼上书数千字，广泛引用《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中的事例，并结合人情事理，说明这种说法断然不妥。入朝应对时，他又说：“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王道的兴衰。希望陛下仔细辨察，不要因为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也不要以喜怒决定任用或罢黜。陛下喜欢派人暗中侦察外事，因此奸邪之人得以得势。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渐渐有所变动，这一定是小人向陛下进献的主意。一般说来，小人天性喜欢折腾、制造事端，借机谋求私利；朝廷如果安守常道，事务都有固定的法度，小人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可叹啊！

《弘道錄》评论说：皇帝摇摆不定，吕诲却直言劝谏，这就好比对聋子还要提他的耳朵，对盲人还要责备他看不清。然而，进谏的言论仍不能因此废弃。时代会变，天理却不会彻底消失。天本身并不可怕，但天理值得敬畏；个人不值得顾恤，但百姓的心意应当顾恤。一个人的喜怒不能作为凭据，百官和万民的喜怒却可以作为依据；一时对某人的任用或罢免不足为信，天下后世对他的评价却值得相信。如果认为这些言论没有用处，就把它们丢弃，那么万古就会像长夜一样黑暗。

王安石执政时，众人都认为他是合适的人选，只有吕诲认为他不通晓时务，不适合担任要职。当时，司马光也前往经筵（皇帝听讲经史的地方），私下询问吕诲今天要说什么。吕诲说：“我袖子里藏着弹劾他的奏章，弹劾的就是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高兴得到这样的人才，为什么要弹劾他？”吕诲说：“君实（司马光的字）也这么认为吗？此人虽然一时有名，却爱固执偏见，轻信奸邪之人，喜欢别人奉承自己。他的话听起来很漂亮，实际施行起来却疏漏。如果把他放在宰相辅政的位置上，天下一定会遭殃。”

于是，吕诲上奏说：“大奸之人看起来像忠臣，大骗子看起来像诚信之人。王安石外表显得朴实粗疏，内里却藏着狡诈；他骄横傲慢，不敬君上，暗中狠毒地伤害他人。我略举数十件事，实在担心陛下被他的才辩所打动，长久信任倚重他，以致看不清他的真情假意，再也分辨不出邪正。大奸之人一旦得势，就会招引同类、排斥贤者；贤人都被赶走，祸乱便由此而生。我私下忧虑，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就是此人。”

《弘道錄》评论说：君子发表的言论，怎么可以轻忽呢？“外表显得朴实粗疏，内里却藏着狡诈；骄横傲慢，不敬君上；暗中狠毒地伤害他人。”这四句话把王安石的真实底细说得透彻，天下后世也无法掩盖。既然如此，又何必计较皇帝听不听、奏言是否施行呢？如果只说吕诲有先见之明，那么李师中也曾预先看出端倪，并非只有吕诲进言劝谏。

李师中刚开始在州县任职时，官府邸报（传递朝廷消息的文书）传来消息，说包拯将担任参知政事。有人说：“朝廷从此要多事了。”李师中说：“包公怎么……”

有人评价说：“如今鄞县的县令王安石，眼白很多，很像王孰。他日后必定会扰乱天下。”二十年后，这句话才得到验证；这番预言也比吕诲的批评更早。

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搜刮财利，百姓心中不安。他在奏书中写道：“怨恨难道一定要摆在明处才看得见吗？应当防患于未然。”皇帝问：“你说的‘看不见的怨恨’是什么意思？”范纯仁答道：“这就是杜牧所说的‘百姓不敢说出来，却敢于心中愤怒’。”皇帝说：“你说得好。”

皇帝又让范纯仁评议政事，替自己分条陈述古今治乱中值得借鉴、警戒的事例。于是范纯仁写成《尚书解》进呈。他所讲的都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并说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好；希望皇帝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

朝廷在六路推行均税法时，范纯仁又进言说：“臣曾亲自听到陛下表示，想要修复先王的助法（古代的一种田赋制度），如今却效法桑弘羊的均输法（汉代调节物资运输与价格的财政办法），还让小人推行此法。这样搜刮百姓，只会使百姓积怨、生出祸患。王安石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启发陛下，只求眼前的成效，却忘了自己从前所学。他制定法令时称赞商鞅，谈到财利时却违背孟轲；鄙视年长有经验的人，认为他们因循守旧；把公众的议论说成流俗，把意见不同的人视为不肖，把合自己心意的人当作贤人。”

范纯仁屡次上奏，言辞激切，皇帝都没有把奏章交付外廷讨论。到这时，皇帝才将奏章全部抄录，送交中书省。王安石十分愤怒，请求加重贬斥范纯仁。皇帝说：“他并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于是任命他为河中府知府。

《弘道錄》评论说：关于新法的议论已经很多，但没有比范纯仁说得更切中要害的。况且，杜牧为什么会说出那番话？秦国任用商鞅，正如皇帝任用王安石；王安石所施展的本领，正是商鞅那一套治国方法。

王安石所说的“论述最高德行的人，不同于世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议”，正表现出他执拗、不通情理。又说“普通人安于旧习，读书人受见闻局限”，这正表现出他违背众人、故意标新立异。他一心追逐利益，以至于榨尽百姓的财力、耗尽百姓的力气；百姓的怨恨哪里只是挂在嘴上呢？因此，用杜牧评论秦国的那番话来评论王安石，最终他会损害国家、背离正道，使百姓无法安生……

外族入侵带来的祸患很快也会到来，其与秦朝灭亡时的情形相差无几。唉，实在令人痛心！

当时长期干旱，年成歉收，官府征税催缴又急又严。东北一带的灾民扶老携幼，挤满道路，身处困顿忧苦之中。每逢风沙弥漫、天色昏暗，百姓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城中居民买来麻籽、麦麸，掺着米煮成糊糊；又采摘树木果实、挖草根充饥。有人甚至戴着枷锁、手铐，背瓦、扛木卖钱，用来偿还官府欠款，队伍接连不断。

当时，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官名，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员）在安上门监守，便把亲眼所见画成图，呈奏皇帝。他说：“陛下南征北战，处处显出胜利的形势。我把这幅图送上来，料想没有别的图能比它更能呈现天下百姓的忧苦、父母妻儿不能相互依靠、流离迁徙、困顿不堪而又无以为生的情状。我谨记在安上门每天见到的景象，画成这幅图；实际情形百不及一。但只要经过圣上亲眼观看，也足以使人落泪，何况这只是千里之外所见的一小部分呢？陛下若看了我的图并采纳我的话，若一天之内不采取行动，就请斩我，以惩治我欺骗君主的罪名。”

奏疏送上后，皇帝反复观看图画，长叹了好几次，随后把图藏入袖中带进内宫。当夜，他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皇帝下令：开放开封府，免除“免行钱”（商户缴纳给官府、以免承办差役的费用）；命三司（掌管财政的机构）审查市易司（负责市场交易管理的官署）的事务；命司农寺（掌管农业和仓储的机构）开常平仓（用于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的粮仓）；命三卫核查熙河一带用兵的情况；令各路上报百姓流离失所的原因；暂时停止青苗、免役等法令的催办追缴，并一并废止方田、保甲等措施，共计十八项。百姓听闻后，欢呼相庆。

郑侠又取来唐代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等人的传记，分作两卷，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他把在朝官员暗中与李林甫相似、排斥革新，却反对姚崇、宋璟那样行事的人，按各自类别写入图中，呈献给御史台官员杨忠信。杨忠信拜访郑侠，说：“御史本应直言进谏，如今却沉默不言；你这个监门官却不断上书。看来负责进言的人竟在守门官这里，御史台中反而没有人了。”他从怀中取出两册名臣谏疏交给郑侠，说：“用这些来帮助正直之士。”

《弘道錄》评论说：“君子思考和行事不超出自己的职位。”郑侠却可以说是超出了本职。不过，他所说的有明确的褒贬，所画的图又以亲眼见闻为依据，因此郑侠确实值得称道。他宁可辞去检讨官的职务，去做监门官；从他的志向来看，大约也可以明白了。

明知这样说可能招来祸患，我也不是轻率行事；死亡就在眼前，所以不吝惜一死。应当想尽办法帮助他们，眼看祸患就要发生，又何必吝惜一死来换取安定？皇帝已经就寝，却仍无法入睡，心中依旧迷惑，不能醒悟，这是为什么呢？最终，英州的美名流传后世，汴州的灾祸却在当时惨烈地降临。君子终究不能因为自己官职卑微，就拒绝进言。

宋徽宗时，陈禾任右正言（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员）。童贯与黄经臣、卢航相互勾结，做下奸邪之事。陈禾说：“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我既然担负进言的职责，怎能不说？”于是上奏弹劾童贯恃宠弄权。奏章还没讲完，徽宗便拂袖起身。陈禾拉住皇帝，请他听完自己的话，结果扯落了皇帝的衣襟。徽宗说：“正言把我的衣服扯坏了。”陈禾回答：“陛下不惜衣服破损，我又怎会吝惜自己的性命？这些人今天享受富贵，陛下日后却要承受国家危亡的祸患。”他的话越说越急切，徽宗脸色也变了，说：“你能这样尽忠，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内侍请皇帝换衣，徽宗拒绝了，说：“留下这件衣服，用来表彰直言尽忠的臣子。”

《弘道錄》评论道：听说过臣子匡正皇帝的过失，却没听说过扯落皇帝衣襟的事。扯落皇帝衣襟，值得记载吗？宋朝的祸乱，起初由王安石、吕惠卿引发，后来又由童贯、王黼造成。皇帝身边的大臣失职至此，国家已经分崩离析；即使有仲山甫那样的贤臣，也无法挽救局面了。

李若水任吏部侍郎时，宋钦宗再次前往金军营地。金兵逼迫皇帝换上异族服饰，李若水抱住皇帝哭泣，痛斥金人如同狗豕。金人把他拖出去，捆起来摔在地上。金将粘没喝下令说：“一定要让李侍郎平安无事。”李若水却坚决不吃东西。有人劝他说：“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今天顺从他们，明天就能享受富贵。”他叹息道：“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我又怎能有两个君主？”他的仆人也劝慰他：“公的父母年纪大了，您暂且忍耐一下，或许还能回家探望。”李若水斥责他说：“我已经不顾自己的家了。忠臣侍奉君主，只有以死尽忠，绝不另事他主。不过，亲人年老，恐怕会受惊，可以慢慢告诉他们。”后来，金人商议拥立张邦昌，又召李若水来商议。他当面历数并痛骂对方，监军便打破他的嘴唇，直到颈部断裂、舌头折断，他才死去，年仅三十五岁。金……

人们互相议论说：“辽国灭亡时，为守节而死的人有十多个；南朝（这里指宋朝）却只有李侍郎一人。”

刘韐（宋朝官员，官至资政殿学士）任职真定时，金兵攻入当地。父老们呼喊道：“如果刘资政还在这里镇守，哪里会有这场灾祸？”金人因此更加知道他的名声，决意要得到他。

京城陷落后，刘韐被带到金营。金人派国相、仆射韩正将他安置在城南的寿圣院，对他说：“国相知道您，如今要任用您。”刘韐回答：“我宁可苟且偷生去侍奉两个朝代，也不肯活下去。”

韩正说：“军中商议拥立异姓之人，想让您做尚书仆射。您可以带家人一同离开；与同伴一起死去，不如北上取得富贵。”刘韐仰天大呼：“竟有这种事吗？”随后回房写下一张纸条，说明此事，让亲信带回去交给儿子。

儿子刘子羽等人随即沐浴、更衣，斟酒一杯，随后上吊自尽。金人感叹刘韐的忠节，将他安葬在寺庙南面的山冈上。过了八十天才收殓他的遗体，面容仍像活着一样。

《弘道錄》记述道：南朝的李侍郎、真定的刘资政，直到今天仍受百姓称颂。比起张邦昌、刘豫这等人，他们简直像唾手可弃之物，哪里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