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經疏義(一)》卷11

真正明白道的人不会多说话，而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其实并不懂得道。宋徽宗注释说，道是无法用问题来探究的，也无法用言语来回答。真正得道之人通过静默来体悟，根本不需要言语。就像古代齧缺向王倪请教时，连续问了四个问题，王倪都以"不知道"回答——这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因为说得越多反而离道越远。

可以用言语讨论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需要用心意领会的，才是事物的精微本质。最高深的道玄妙莫测，即使想说也说不出来。道没有具体的门径可寻，又怎么提问呢？道本身不需要回答，又怎么回应呢？那些自以为通过问答就能理解道的人，其实根本不懂道。修道之人要明白：道只能通过精神感应来接受，无法用语言传递；只能用心去契合，不能靠形迹追求。所以最高明的语言是超越语言的，达到"忘言"的境界，必须通过静默来领悟。就像《易经》说"默而成之"，《列子》说"默而得之"，都是这个道理。

当年齧缺问王倪："万物有没有共同标准？"又问："怎么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再问："无知和知道有什么区别？"连问四个问题，王倪都说不知道。这不是真不知道，而是明白"知道"只是浅层认知，"不知道"才是深刻领悟；"知道"停留在表面，"不知道"才能深入内核。这种"不知道"才是真知。那些争辩不休的人，话说得再多也难免被束缚，他们哪里懂得道不可言传、言语反而会偏离道的真谛呢？

"塞其兑，闭其门"（堵住感官的孔窍，关闭欲望的门户），宋徽宗注释说要"排除杂念守住精神，退藏于深静之处"。外在的诱惑不可被纷繁干扰，要内守关键；内在的欲望不可被谬误牵引，要外立界限。堵住感官孔窍，就不会被内外干扰，保持和乐通达而不失本性。人睡觉时魂魄相交，醒来时形体开放，整天与外物接触纠缠，内心争斗不休。关闭欲望的门户，就能回归本真。

这段话讲的是道家修心养性的要诀。核心意思是说，如果内心没有争斗的念头，就像门没有锁却永远打不开一样自然。庄子说的"涂却守神"（封闭感官，守护元神）和《易经》说的"退藏于密"（退守内心隐秘处）都是这个道理。

当人封闭感官欲望，就能不受外物诱惑，保持心神宁静，与内在元神合而为一，这就是"塞其兑"（堵塞欲望孔窍）。当人回归本性本源，外物就无法侵入，就能与天道合一，这就是"闭其门"（关闭欲望之门）。广成子（黄帝时期的仙人）也说过：要谨慎守护内心，关闭外在感官。

接下来解释如何做到这一点：要磨平锋芒，化解纷扰。就像火太锋利会伤人，磨平了就不伤人；丝线太乱会纠缠，理顺了就不混乱。庄子说的"以深为根，以约（简约）为纪（准则）"就是这个意思。根基深厚就不会被表象迷惑，简约持守就不会被繁杂扰乱。

还要做到"和其光，同其尘"：光芒要柔和而不刺眼，就像庄子说的"与物委蛇而同其波"（随顺外物如蛇行水波）。要随顺时势变化，不刻意标新立异，这样才能与万物和谐共处。

最后达到"玄同"的境界：回归最幽深的道，与最根本的"一"相合。在这种境界中，万物与我浑然一体，不再区分亲疏利害、贵贱高低。这就是进入了道的玄妙之门，达到了最深层的合一状态。

这段话讲的是道家"玄同"（超越对立、混同为一）的境界。

最初的状态是幽深混沌的，万物都归于大道。回归这种至幽至玄的状态，就能包容万物差异，达到统一。当人能够看清万物本质，明白物我本无分别时，就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时就不会再执着于亲疏、利害、贵贱这些人为的分别了。

宋徽宗注解指出：世人因为爱憎而产生亲疏，因为情感执着而计较利害，因为得失心而区分贵贱。这些分别心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真正得道之人能超越言语概念，泯灭好恶分别，摆脱情感执着，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这种内在的圆满才是真正的尊贵。

世俗之人总是执着于区分同异、是非、得失。喜欢与自己相同的，厌恶与自己不同的。因为情感执着而产生利害计较，因为得失心而产生贵贱分别。这些分别心此起彼伏，循环不息，离道甚远。得道之人则能看透这些表象，超越言语束缚，消除好恶分别，不受亲疏影响，超越真假执着，达到无分别的至高境界。

这段文字主要阐释了道家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强调要顺应自然规律，减少人为干预。

关于治国之道，提出了三个层次：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指挥军队，用无为（不刻意作为）来赢得天下。这里"正"指的是道的常态规律，"奇"是道的变通运用，"无事"则是道的本真状态。就像徽宗皇帝注释的，国家靠正道才能安定，打仗靠奇谋才能取胜，而道的真谛在于不掺杂私心，顺应万物自然规律就能治理好天下。

文中用孟子的话解释"国以正定"——只要坚持正道国家自然安定；用庄子的话说明"兵以奇胜"——打仗要讲究谋略，保持神秘莫测。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保持内心的精诚纯粹，排除私心杂念，这样不需要刻意治理，天下自然太平。

后面讲到，统治者如果设立太多禁令忌讳，百姓反而会更加贫困。这是因为人民本性并不难聚集，关爱他们就会亲近，给予利益就会归附，但如果施加太多限制，人民就会离散。就像注释说的，现在统治者没有爱护百姓之心，反而设置诸多禁忌，百姓自然会流离失所导致贫困。

核心思想是：得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要获得民心，就要关爱百姓、给予实惠。如果失去民心，百姓就会离散。这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减少不必要的干预，顺应民心自然规律，才能实现真正的治理。

这段经文主要讲统治者如何赢得民心，以及过度使用智巧手段的危害。

赢得民心的关键在于：给予百姓所喜爱的，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强加百姓所厌恶的，就会失去民心。如果像父母爱护子女那样对待百姓，百姓自然会亲近你；如果能让百姓获得实际利益，他们就会像背着孩子来投奔你一样归附。反之，如果违背百姓意愿来满足私欲，压榨百姓来供养自己，百姓就会携家带口离开。没有仁爱之心却滥用权威，设立过多禁忌却自以为明察，这样的统治无法让百姓安居乐业，最终会导致百姓流散四方。这就是所谓的"上溢而下漏"（上层奢侈浪费，下层贫困匮乏），哪里还谈得上"政闷闷其民淳淳"（政治宽厚，民风淳朴）的境界呢？

接着讲到智巧过度的危害：当人们过分追求精巧器具（利器），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就像制造了量具（斗斛）和秤（权衡），反而会有人连这些器具一起偷走。所以古代圣贤主张毁掉这些量具（掊斗折衡）来消除争端。使用机械必然产生机巧之事，机巧之事又会引发机诈之心。一旦产生机诈之心，原本纯净的心灵就会变得复杂，纯真就会消散。这时就会出现智谋欺诈相互攻击，巧诈虚伪日益滋长，甚至有人欺上瞒下、违背正道。因此圣人治理天下时，主张去除这些弊端。

最后指出：当人们过分追求奇技淫巧（伎巧），各种新奇物品就会大量出现。这会导致人们追逐浮华而忽视根本，用奇装异服和怪异器具来扰乱传统风俗。在古代理想社会（至德之世），百姓愚钝而朴实，因为先王教导百姓不要做无益之事损害有益之事，不看重奇珍异宝而轻视实用物品，就是担心这些末技会伤害农业根本。

人们只知道追求日常享受和物质技巧，却不知过分追求技巧会带来问题。当技巧过于发达时，人们就会追逐细枝末节，出现奇装异服和怪异器具，扰乱社会风气。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凡是在市场上贩卖奇装异服、怪异器具，或者进贡到宫廷的，国家都有固定刑罚来惩处，这是为了敦促人们回归根本，抑制浮华，使百姓恢复淳朴厚道的风俗。

法令越是繁多严苛，盗贼反而越多。宋徽宗注释说：过分苛刻严厉，必然招致不良的回应。疏义解释说：能够看清深水中的鱼是不吉利的，能够预知隐秘之事会招来灾祸。所以法令一出奸诈就产生，政令一下欺诈就兴起。如果像数头发、数米粒那样制定繁琐法令来约束民众，本想制止偷盗却无法根除。庄子所说的"过分苛刻必然招致不良回应"，就是这个道理。

百姓愚昧无知，安抚他们就会顺从，虐待他们就会仇视。除非用宽容来使百姓信服，否则谁愿意向善远恶呢？所以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只会逃避惩罚而没有羞耻心。因此圣人说：我无为而治，百姓自然就会感化。宋徽宗注释说：天无为而保持清明，地无为而保持安宁，两者无为相合，万物自然化育。圣人效法天地而已，所以百姓日渐向善却不知道是谁促使的。

疏义解释说：天运行吗？正因为它无为而运行，所以纯粹不杂，专司覆育万物而无所不覆；地静止吗？正因为它无为而静止，所以稳定不变，专司承载万物而无所不载。纯粹不杂就能清明，稳定不变就能安宁，这都是因为无为的缘故。天地阴阳二气交融，万物化育生长，正是因为两者都无为相合而使万物化育。观察天地就能明白圣人，圣人需要做什么呢？只是效法天地而已。正因为这样，所以凶暴强悍的人会变得朴实，偏邪自私的人会变得公正，都消除了害人之心，提升了向善之志。百姓日渐向善却不知道是谁促使的。

我喜欢清静，百姓自然就会端正。宋徽宗注释说：就像镜子映照物体，不需要刻意使用智巧，物体自然就会显现。

镜子明亮就不会积灰尘，水静止时就能照见胡须眉毛。镜子和水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它们保持纯净不变的本质，能够安定又能映照万物。古书上说，镜子和水与物体接触时，不需要刻意使用技巧，物体的方圆曲直自然无所遁形。这是在说明"静"的至高境界。得道之人修养心性，就是像这样坚守极致的宁静，不让妄动扰乱本性，只是顺应自然，不强行干预罢了。哪里需要等到用圆规尺子来测量，事物才算是端正呢？所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道德经》说："清静是天下的正道。"

"我不生事，百姓自然富足。"宋徽宗注解道：天下本来太平无事，是庸人自扰罢了。不去干扰百姓，他们自然能富足。疏义解释说：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翻动太多鱼就碎了；管理百姓太繁琐，他们就会迷惑。让天下自在发展，就像鱼在江湖中自由游动，自然能安居乐业。使国家富足的根本，就在于不妄加干涉。后来那些改变古法、扰乱常规导致灾祸的人，哪里懂得使民富足的真谛呢？

"我没有贪欲，百姓自然淳朴。"宋徽宗注解：不推崇贤能，百姓就不会争夺；不看重稀有物品，百姓就不会偷盗。与百姓同样没有贪欲，就能保全人的天然本性。疏义进一步解释：推举贤能反而会引起百姓竞争，所以不标榜贤能；珍稀货物会诱人作恶，所以不抬高稀有物品的价值。不尚贤、不贵货，就不会引发贪欲。圣人之道净化人心，统治者没有私欲，百姓也就回归无欲状态。这种无欲状态叫做"素朴"，能使人回归本性。"朴"是道的完整状态，尚未分散成具体器物。百姓回归质朴，就能看见大道而非外物。如果不能清除心中欲望，反而会被外物束缚困扰。

人们失去了原本纯朴的本性，沉溺于人为的虚伪之中，又怎能回归上古淳朴的风气呢？老子在著作中说过：不显露可能引起欲望的事物，就能使内心不乱；又说：没有比放纵欲望更大的罪过了；还说要减少私心、克制欲望，因为欲望会伤害人的本性，必须去除。孟子也说过：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即使有善心也会很少。

关于"其政闷闷"这一章（第五十八章）：

当政者看似无所作为（闷闷），实际上是在"无为而治"。宋徽宗注释说：统治者包容天下，百姓只知道有君主存在，却感受不到特别的欢乐。这里解释道：天下万物都有恒常的本性，这种本性具备恒常的德性，不能刻意改变，改变就会变得虚伪；也不能扰乱，扰乱就会产生忧患。关键在于让万物不偏离本性，包容万物不改变其德性，使整个社会处于淡泊宁静的状态，这样百姓都会觉得一切自然而然。这就是"百姓只知道有君主存在"的境界。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本性不会过度膨胀，德性不会受损，生活安稳平和，虽然感受不到特别的欢乐，但也不会遭受赞誉或诋毁。孟子说："圣王治理下的百姓悠然自得"，说的就是这种"其政闷闷"的状态。

这样的治理下，百姓就会保持淳朴（淳淳）。宋徽宗注释说：要显现本真、保持质朴，减少私心、克制欲望。这里解释道：质朴是百姓的本性，能够保持本真质朴，就能纯粹不杂乱，专一不变，最终达到明白事理、回归本真的境界。私欲是百姓的常情，能够减少私心、克制欲望，就能战胜自我、修养心性，最终达到大公无私、不被欲望迷惑的境界。百姓的淳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相反，"其政察察"（过分严苛的治理），宋徽宗比喻说：就像数着头发来梳头、量着米粒来做饭，过分计较琐事以为精明。这里解释道：治理的关键在于明白大道，而大道的要义就是不烦琐。圣人以道治理天下，用极致的虚静来包容万物，用极致的宁静来应对变化，简单易行却能成就功业，不会像数头发、量米粒那样斤斤计较。因为过分关注细枝末节，就会耗费精神在琐事上，劳心费神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这段文字主要讲治国之道和祸福相依的道理。

关于治国，文中认为过分强调贤能和智巧反而会带来问题。如果统治者总是标榜贤能，百姓就会互相攀比争斗；如果推崇智巧，百姓就会互相算计偷盗。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要让百姓保持淳朴自然的状态，不要激发过多的欲望和心机。庄子说过，德行完整的人形体才能健全，如果德行有缺失，再怎么保养身体也无法真正保全生命。这就是"其民缺缺"（百姓德行有缺失）的含义。

关于祸福关系，文中指出祸福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明亮生于黑暗，有形生于无形。人的智慧和才能往往是在患难中培养出来的，地位显赫的家庭反而容易被鬼神窥视（比喻高处不胜寒）。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知道时机变化无常，知道祸福没有固定形态。在虚静的状态中，天地造化悄然运行，从隐微到明显，从无形到有形。祸福的道理深藏其中，就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自然。只有通达的人，才懂得利益可能带来危害，快乐可能引发忧愁，能在事情未发生前就运用智慧，在细微处就察觉征兆，这样才能避开困难。

文中引用孟子的话说"德慧术智存乎疢疾"（德行、智慧、谋略往往产生于忧患），又引用扬雄的话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地位显赫的家庭容易被窥视），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要心存忧患意识，君子要提前预防可能的祸患。

这段经文主要探讨了祸福无常、是非难辨的道理。文中指出，那些地位显赫的家族虽然看似无忧无虑，但也要警惕鬼神暗中窥视。因为天道规律是损害骄傲自满者，而赐福给谦虚谨慎的人。

观察世事变化，会发现时间永不停滞，命运没有常态，事物的开始与结束也没有固定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知道时间流逝不停，就能在遥远时不焦躁，在接近时不急切；明白命运无常，就能看透盛衰变化，不被得失困扰；了解始终无常，就能看清人生坦途，不受生死牵绊。

祸福相互转化，没有固定标准。所谓福气可能成为灾祸的开端，灾祸也可能变成福气的阶梯，正是因为它们变化无常、没有极限。宋徽宗的注解进一步指出：如果让观点相同的人来判断是非，他们都持相同看法，怎能作出公正判断？如果让观点相异的人来判断，他们都持对立意见，又怎能作出公正判断？那么谁能确立天下最正确的标准呢？

天下的是非观念，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相同或相异的看法罢了。我们就像井底之蛙，只知道安逸却不懂真正的舒适；像只知吃草料的牲畜，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美味；像只知美色的人，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美。既然连基本认知都可能有偏差，我们又怎能分辨清楚是非对错呢？

宋徽宗继续解释：天地间其实都贯穿着同一种气（道教认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变成错的；先有矛盾，后有和谐。神奇与腐朽相互转化，正邪相互衍生，善恶相互转变，这都是"气"自然运行的结果。人们陷入迷惑已久，小迷惑会让人迷失方向，大迷惑则会改变人的本性，这都是因为自私自利的风气太盛行了。

天地间的气运在虚空之中暗中循环，万物变迁都在这股气息的鼓动之中。庄子说"通天下只是一气"，意思是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都受着同一种气化规律的支配。

既然天下万物都贯通于同一种气，那么事物的流转变化就没有固定模式。今天认为对的，明天可能就错了；过去否定的，现在又变成对的。最初没有固定形态，先是相违背后又相融合。有被排斥的，就有被接纳的；有被视为神奇的，转眼又变成腐朽的。这两种状态相互转化，循环往复，成功转眼就失败，败坏又重获新生，就像奇正相生、妖善互化那样循环不息，确实难以预料。

这难道是某种内在机制在推动吗？还是气运自行运转不能停止？其实都是气自身的运行在暗中推动造化，人们根本不知道它为何如此却又确实如此。天下万物存在已久，人们迷失本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小的迷惑会让人分不清东西方向，就像背对冥山就看不见它；大的迷惑会让人本性错乱，把虚无当作真实，丢失了玄珠（比喻道）却不去寻找。

当自私的风气盛行，人们就会被片面之见蒙蔽，不明白祸福相依的道理，反而用严苛琐碎的方式来治理，这只会让人更加迷惑。民众怎能回归本真呢？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其政闷闷"的治国理念，就是希望百姓能安于常态、返璞归真。

圣人处世方正却不伤人。宋徽宗注解道："方"是指能辨别事物的方正之道，但真正的"大方"是没有棱角的，它静止而不流动，不留下辨别事物的痕迹。拘泥于形体方正的人，常常固执己见而与世俗格格不入。真正的"大方"不分南北，通达四方，能够应对无穷变化，不像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如同器物般死板。"止而不流"说的是保持本真而不随波逐流，就像静止的水面那样澄澈。

工匠效法自然之道，所以不会留下刻意雕琢的痕迹。这就像荀子所说的：只有内心安定才能从容应对万物。

关于"廉洁而不伤人"的道理：宋徽宗注解道，真正的廉洁不是刻意标榜清白（廉隅指品行方正），而是内心清净却能包容万物，不会用严苛的标准要求他人。疏义进一步解释说，保持廉洁的人往往庄重自律，但最高境界的廉洁（大廉）是内心满足、淡泊自然，不会刻意追求难以达到的标准。就像明镜虽清澈却能映照万物而不留痕迹，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战胜外物而不伤害"的境界。

关于"正直而不放肆，光明而不刺眼"的道理：宋徽宗指出，如果正直过头就会显得盛气凌人，光芒太露就会招致祸患。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心正直而外表随和，运用智慧之光却能返照内在明德。普通人往往执着于片面标准，比如像子莫（战国学者）死守中庸，或像仲子（陈仲子，战国隐士）过度廉洁，只知彰显不知收敛，这些做法都是拘泥于末节而违背了圣人的完整道法。

疏义补充说：如果为了表现正直而过分强硬（亢己），就会显得放肆而冒犯他人。只有消除极端行为（逕庭之累），避免扭曲本心（枉撓之失），才能做到正直却不放肆。同样，如果为了取悦众人而显露光芒，就会招致祸患（扬行之患）。只有收敛外在锋芒（形諜之光），消除炫耀之心（滑疑之耀），才能光明而不刺眼。这就是圣人"内直外曲"的智慧——内心保持正直来顺应天道，外表展现随和来顺应人情，如同老话所说"能屈能伸才是真正的正直"。

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圣人如何运用智慧来治理天下，以及普通人常犯的偏执错误。

首先解释"用光"和"归明"的道理：运用智慧之光是为了彰显仁德，收敛光芒则是为了隐藏功用。只有圣人能够调和天人关系，展现神明般的德行。普通人往往陷入偏执：比如像子莫（战国学者）那样固执地追求中庸却不讲变通，或者像陈仲子（战国隐士）那样过分追求廉洁反而破坏了人伦关系。

经文指出，事物有屈有伸，只知伸展不懂屈就，就会变得僵硬；同样，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知幽微本质，就无法真正明白事理。这些都是因为被私心蒙蔽，追求片面德行来标榜自己，却失去了圣人所具备的全面智慧。

真正的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是：方正却不伤人，廉洁却不苛刻，直率却不放肆，光明却不刺眼。圣人自身具备完美德行，自然成为天下的楷模。就像大舜那样，不用刻意作为就能使天下太平。

最后讲到"治人事天莫如啬"的道理：治理人事、侍奉天道，最重要的是懂得节制。聪明才智属于天赋，动静思虑属于人为。调节动静的节奏，减少思虑的负担，就是治理人事；不耗尽聪明才智，就是侍奉天道。这就像保养肾气一样，要充实智慧的源泉而节制其外露，这样既能处理好人事，又能符合天理。

这段经文强调，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平衡，既不过分也不欠缺，保持自然和谐的状态。

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道家修养身心的核心思想——"啬"（即收敛节制）的重要性。通过韩非子的观点说明，人的聪明才智来自天然禀赋，而行为思考则受后天影响。

内在修养要以简约自律为准则，外在行为要控制欲望。治理人事、顺应天道，都要以"啬"为根本原则。动静有规律是真理，不妄加思虑是道的最高境界。节制行为就能把握时机，减少思虑就能保持内心澄明。

文中提到"黜聪明"（放下机巧心智）、"去智故"（摒弃智巧），才能与大道相通，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度使用聪明才智，才能回归本真质朴。就像"天一生水"（宇宙生成理论中水为万物之始）对应人体之肾藏精，养生要重视精气内守。

宋徽宗的注释补充说：迷失本性后再回归就太迟了，早返本真才是上策。"啬"就是不放纵本性，所以能及早复归。保持本性就能生生不息，失去本性就会枯竭。复归初心贵在及时，就像复卦初九爻（易经中象征阳刚复始）得吉兆，若到上六爻（最终阶段）才回头则为凶兆。

整体强调通过节制欲望、减少机心，使人回归自然本性，与天道相合。这种修养方式既能处理好人事，又能契合天理，达到"早复"（及早返本归真）的理想状态。

这段文字主要阐释了《道德经》中关于"复归本性"和"积德"的修行理念：

"复"是指回归本性的过程。就像《易经》中比卦和复卦所揭示的，若能不迷失本性而及早回归（早复），就能不断积累德行。宋徽宗注解指出，复归是德行的根本，通过自我觉察来复归本性，内在的道就会日益更新。

疏义部分解释：德行就是获得本性的真谛。在纷繁世事中观察复归之理，在动荡环境中保持本性，就能不偏离天性。《易经》说复归是德行的本源，能回归本性就能修养心性，使智慧光明无所不照。不过度消耗本性而及早复归，德行就会日益增长。《尚书》说德行要日日更新。

当德行深厚到无所不克时，就能主宰万物、驾驭众生而不被任何事物战胜。疏义引用扬雄的话：战胜私欲就是"克"。德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以少御多，支配万物而无不顺从。就像《礼记》说的：德行成就才能居于上位。

德行达到无所不胜的境界时，其作用就无穷无尽。疏义解释说：德行充足就不求战胜外物而自然无往不利，既能充实自己又能惠及他人，应对万物变化游刃有余，光芒照耀四方。孟子说德教如大雨润泽四海。

当德行深不可测时，就具备治理国家的资格。宋徽宗注解说：体悟无穷之道的人，治理天下都绰绰有余，何况治理一个国家？疏义引用庄子的话：德行达到与道同源的境界，就能完全体悟道的整体性，这种境界称为"周尽一体"。

天下再大也逃不出道的范围，掌握了道就能从容治理天下，更何况治理一个小国呢？拥有治国之道的根本（母指根本法则），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宋徽宗注解指出：道是万物的本源，掌握了道的统治者永远不会犯错。进一步解释说明：天地万物都有其起源，这个起源就是道。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存在，有心智还是无心智的事物，都源自于道，所以道被称为"母"。治国者掌握了这个根本之道，就能超越时间限制，历经万世都不会衰败，这不正是长久之道吗？

这就是根深蒂固、长生久视的永恒法则。宋徽宗解释说：道如同母亲，万物如同子女；本性是形体的根基，形体是本性的显现。既了解现象（子），又守住根本（母），就能终身无忧，获得永恒。根扎得深，树干就稳固；本性回归纯粹，形体就完整。与天地共存就能长生，与日月同辉就能久视。万物都在变化，唯有道永恒不变。

详细解释：具体存在的事物（生者）是由更根本的创生力量（生生者）产生的。这个创生力量就是道。《道德经》说"有名万物之母"，《庄子》说万物繁茂都源于道的无为运作。同样，形体（色者）源于本性（色色者）。《庄子》说本性是生命的本质，《刘子》说形体是生命的载体。治国者既了解具体政务（子），又持守根本大道（母），就能与道合一，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恒存在。就像草木根深才能叶茂，人回归本性才能形体健全。保持形体不衰败，如同生长在沃土上的草木，就能与天地共长久；保持智慧光明不灭，就能与日月同光辉。万物都在变迁，唯有持守大道者能超越形体的局限，不受生灭规律的束缚，这就是永恒之道的真谛。

治理大国就像烹饪小鱼一样。宋徽宗解释说，管理众多百姓如果频繁变动政策，就很难成功；就像收藏贵重器物经常搬动容易损坏，煮小鱼总去翻动就会烂掉。治理大国如果法令朝令夕改，百姓就会困惑。所以治国之道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

疏义进一步阐述：君主抓住要领，百事都能处理得当；若事必躬亲反而会荒废政务。因此治国要把握根本原则，就像煮鱼不能总翻动，治理国家也不能频繁变更法令。古时善于立法的人，让法令像金石般坚固、如四季般守信不变。保持清静无为，不扰乱自然规律，百姓就能安居乐业。

用道治理天下时，连鬼神都不显灵异。徽宗注解说，圣人是神明、百姓和万物的主宰，治理天下最好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当圣人以恒常无为之道治理时，百姓自然安定，那些依附人间的鬼神也都安静休止，不会出来作祟。

疏义引用《诗经》《尚书》和庄子的话说明：圣人虽然是万物主宰，但治理天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圣人只是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象征无为而治），采取无为的方式就能使天下太平。

用"道"来治理天下时，万物都能安于本真的性情，百姓自然就能得到教化。那些依附于人而显灵的神明，也会找到合适的依托之处，获得安宁休憩，不会出来作乱祸害人间。就像《诗经》里说的"祭祀的神主安享供奉"那样。所以说鬼神不会作祟，不是鬼神不显灵，而是神明不会伤害百姓；不是神明不伤害百姓，而是圣人也同样不伤害百姓。双方互不伤害，德行就能相互交融。

宋徽宗注释说：用"道"治理天下时，一切顺其自然，没有战争祸乱，没有严刑杀戮，这才叫不伤害百姓。这时候神明与百姓互不伤害，德行相互交融。神明不需要显灵降灾，只会赐予福泽；百姓也不需要耍弄智巧，只需日常饮食起居，哪里会有伤害呢？

进一步解释说："道"看似无为却无所不为。用"道"治天下就是顺应自然，不人为干预。爱护百姓如子女，体恤民情如伤痛，不动用武力就没有战乱，不滥用刑罚就没有杀戮。神明与百姓互不相伤，阳间没有怨怼，阴间没有鬼祟，德行自然交融。神明只需赐福，就像《诗经》说的"神明降临赐福"；百姓只需质朴生活，就像《诗经》说的"百姓安于本分"，哪里会有伤害呢？

关于"大国者下流"这一章（第六十一章）：

大国要像江河下游那样谦下。宋徽宗注释说：人们都有攀高的心思，但爬得太高常会跌倒。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就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处。

进一步解释说：九层高台是从垒土开始的，想要登高必须从低处起步。明白高处要以低处为基础，才不至于跌倒。如果只想着登高却不打好基础，那只是好高骛远，怎能不跌倒呢？水不积聚成不了深潭，江河汇聚百川才能成其大。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下的位置容纳所有河流。国家要强大，不也是因为谦下包容才能做到吗？天下万物相交的道理，就像雌性（牝）常常以安静胜过雄性（牡），正是因为雌性懂得保持柔静谦下的态度。

宋徽宗注释说：天下人都用刚强来对抗外物，唯独圣人安处于柔静不争的境界，这样反而没人能胜过他。这就是与天下相处的道理。《道德经》说"知道雄强却安守雌柔，甘做天下的溪谷"，正是明白战胜外物的道理在于保持柔静，万物自然就会归附。

从万物规律来看，越是低洼越能蓄水，越是谦逊越能包容。如果违背这个道理，恃强凌弱想要占据高位，反而会招致失败。因为常胜之道在于柔顺，常败之道在于刚强。圣人外表看似懦弱谦下，安处于不争之地，结果反而能领先他人、保全自身。这不是刻意要胜过别人，而是自然没人能胜过他。

大国对小国谦下，就能获得小国归附；小国对大国谦下，就能得到大国接纳。所以有时谦下是为了获取，有时谦下自然就会有所得。就像想要收缩必先扩张，想要获取必先给予，这是天地间盈虚消长的自然规律。明白这个道理的人，知道收敛与扩张、盈满与亏缺都是相互转化的。

大国不过是想统领众人，小国不过是想依附强者。双方各取所需，所以君子不刻意追求凌驾他人之上，而是通过言语谦下来实现目标。

天道向下施与万物才能光明普照，所以无所不覆盖；地道谦卑才能向上运行，从而承载天德。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因此地位尊贵者更应保持谦下姿态。

具体来说：天道因向下施与万物而光明无限，覆盖一切；地道因谦卑才能上行承续天德。天地尚且如此运行谦和之道，何况是人呢？尧帝（上古圣王）以真诚恭敬使德光普照四方，舜帝以温和谦恭使玄妙德行上达天听。这都是效法天地的表现。虽然天、地、人三才位置不同，但根本道理相通。

所以君王不妄自尊大而效法地道，才能无为而治成就天下功业；大地不妄自尊大而效法天道，才能不刻意生长却滋养万物。由此可见，不自我膨胀反而能成就真正的伟大，这个道理放之四海皆准。地位崇高者更应谦下自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