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8

这段讲的是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应该靠武力称霸天下，因为暴力会招致同样的报应。就像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来杀你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来杀你的兄长。这其实等于间接害了自己的亲人。

孟子在《尽心章句下》里说得很明白：我现在才真正明白杀害别人亲人的严重性。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就像邹国和鲁国打仗时，孟子对邹穆公说：灾荒年月，您的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而您的粮仓却堆得满满的，官员们也不上报实情。这就是在上位者怠慢百姓、残害百姓啊。曾子说过要警惕：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现在百姓找到报复的机会了，君王怪不得别人。

历史上楚灵王、齐湣王、秦始皇、汉武帝这些君王，有的自己被杀，有的祸及子孙，都是因为暴虐无道。比如楚灵王在位时，他的几个公子联合陈国、蔡国的军队造反，杀了太子禄等王室成员。楚灵王听说儿子们被杀，从车上摔下来痛哭："难道别人爱自己的孩子，不像我爱自己的儿子吗？"这就是暴政带来的恶果。

楚灵王（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杀了很多别人的儿子，现在轮到自己遭报应了吗？大臣子革建议他暂避郊外观察民情，灵王意识到民众的愤怒已无法平息。子革又提议向诸侯求援或投靠大国，灵王都绝望地拒绝，最终在逃亡途中自缢身亡。这难道不是滥杀无辜招致的祸患吗？

再看战国时期的齐湣王，燕国大将乐毅联合四国攻齐时指出：齐王好大喜功、排挤贤臣、宠信小人，暴政导致民怨沸腾。后来楚将淖齿假意救齐，实则与燕国密谋瓜分齐国，最终弑杀了齐湣王。荀子对此评论道：治国如同持握利器，遵循道义则国泰民安，背离道义则反受其害，齐湣王和宋康王就是典型例子。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到其子胡亥（秦二世）即位仅三年，丞相赵高为自保，指使阎乐逼宫。阎乐当面斥责二世："您暴虐无道，天下人都在反抗，请自行了断吧！"秦二世被迫自杀。不久刘邦入关，秦王子婴白马素车投降，秦朝就此覆灭。

这些君王都因暴政无道而招致杀身之祸，验证了"失道者寡助"的规律。就像手持双刃剑，治国者若不能以道持之，终将被权力反噬。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战争带来的灾祸和道家对用兵之道的看法。

先说历史教训：秦王子婴投降后，仅当了四十六天皇帝就国破身亡，这是祸及子孙的报应。汉武帝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导致民不聊生、盗贼四起，最终灾祸也降临到他的子孙身上——太子刘据被迫起兵造反，最终母子双双自杀。

接着用比喻说明战争后果：军队驻扎过的地方会荆棘丛生（田地荒芜、乱石裸露），大战之后必定出现灾荒年景。就像《庄子·渔父》篇说的，官府失职、百姓失业就会导致农田荒废、民生困苦，这正是大军过后常见的惨状。

最后讲用兵之道：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只求达到目的（"果而已"），不恃强凌弱。达到目的后不骄傲（勿矜）、不夸耀（勿伐）、不傲慢（勿骄），明白这是不得已的选择（不得已）。就像《周易》说的，圣人发明弓箭是为了威慑天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是解决纷争的不得已手段，并非喜好杀人。庚桑子也说过，想完全禁止战争就像因噎废食一样不现实，但辅佐君主的人应当保持柔静，不可逞强用兵。

（注：文中"睽"是《周易》卦名，象征乖离争斗；"庚桑子"是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这段文字讲的是用兵之道的道理，强调武力应该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首先引用亢仓子《兵道篇》的观点：武力虽然不能完全废除，但也不能过分依赖。用强大的军力称霸天下是要警惕的。

《春秋》记载了郑国攻打宋国的战例：郑国公子归生受楚国命令攻打宋国，宋国由华元、乐莒领兵抵抗，结果宋军大败，多名将领被俘。其中有个细节：宋国大夫狂狡遇到郑国士兵掉进井里，反而倒转武器救他出来，结果自己被俘。评论说这是违背军令、不合礼制的行为，注定要被擒获。

用兵要讲究"果毅"——"杀敌为果"（果断杀敌），"致果为毅"（坚持到底）。如果轻率改变命令，必然招致失败。文中还提到华元战前犒赏士兵时，他的车夫羊斟因为没分到羊肉怀恨在心，故意在战场上捣乱导致宋军大败。这种行为因为私怨而祸国殃民，是最恶劣的。

接着举商汤的例子：虽然商汤战胜夏桀是顺应天意民心，但他把夏桀流放到南巢后仍感到惭愧，担心后世会批评他。这说明即使正义的战争，胜利者也应该保持谦逊。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强调：用兵之道在于"不得已而应之"，武力只能用来制止暴行，不能用来逞强称霸。胜利后更要保持反省，不可骄纵。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了治国之道与用兵原则，核心思想是统治者应当常怀敬畏之心，谨慎使用武力。

作者先以商汤（商朝开国君主）的故事为例：汤王灭夏后回到都城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内心却充满忧虑。他告诫天下人说自己虽然统一了国家，却担心自己德行不够，辜负了天地的重托，就像站在深渊边缘般战战兢兢。这体现了古代明君对权力的敬畏。

接着用春秋时期吴国（春秋诸侯国）的例子作对比：吴国打败越国后就轻视楚国（另一诸侯国），这种骄傲自满的心态最终导致失败。这里引用了《道德经》"物壮则老"的道理——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衰败，因为违背了"道"（宇宙根本规律）的法则。

文中引用《庄子》解释"道"的特性：道存在于天地之前却不显得古老，涵盖六合（上下四方）却不显得宏大，说明道的永恒性与普遍性。

最后讨论用兵之道：君子平时以左为尊（古代以左为阳，主生），用兵时则以右为尊（右为阴，主杀）。兵器是不祥之物，君子迫不得已才使用，最好保持淡泊态度。就像舜帝（上古贤君）任命皋陶（司法官）时说的：当蛮夷侵扰华夏、盗贼危害百姓时，必须明察秋毫、公正执法，使刑罚与罪行相当，才能让人信服。这里强调武力只能是最后手段，且必须公正使用。

这段话主要讲古代用兵打仗的原则。五服制度（古代五种服丧等级）是用来判定罪行的，大罪分为三等：大官在原野受刑，大夫在朝廷受刑，士人在市集受刑。流放也分五等，但居住地只分三档，就像爵位分五等而封地只分三级一样。真正有道的君子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用兵。

姜子牙（齐太公）在磻溪钓鱼时，从鱼腹中得到一块刻有《六韬》的玉璜。这部兵书分为六部分：文韬讲治国之道，武韬讲平定祸乱，龙韬讲调和阴阳，虎韬讲善用武力，豹韬讲随机应变，犬韬讲收集情报。"韬"就是隐藏的意思，因为兵法谋略不能轻易示人。

汉宣帝时，丞相韦贤劝谏不要轻易对匈奴用兵。他提出五种用兵类型：为平乱除暴是正义之师（必胜）；被迫自卫是应战之师（能胜）；因小事愤怒是冲动之师（必败）；贪图土地财物是贪婪之师（必败）；炫耀武力是骄傲之师（必亡）。这五种情况说明，只有在确实不得已时才能用兵，强行出兵没有好结果。这段内容与《文子·兵道篇》的说法一致。

这里讲的是古代几位智者用无为之道化解纷争的故事。楚国白公胜作乱时，有位叫市南宜僚的人通过玩杂耍（弄丸）的平和方式，就化解了两家的仇怨；孙叔敖则是在郢都安静地拿着羽毛扇休憩，就让楚国人放下了武器。这些典故在《庄子·徐无鬼》篇里有详细记载。

这些例子说明，市南宜僚和孙叔敖都是用"不言之道"（不靠言语的智慧）和"不争之争"（不通过对抗的方式）来化解矛盾，可谓是不战而胜的典范。真正的高明不是靠武力取胜，而是以恬淡无为的方式达到目的。那些以战胜为美的人，其实是喜欢杀人，而喜欢杀人的人是不可能得天下的。

《孟子·梁惠王》篇记载，孟子见梁襄王（梁惠王的儿子，名赫）时说："现在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好杀人的。如果有一位不好杀人的君主，天下百姓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来统治。民心归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谁能阻挡得了呢？"

《列子》记载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获胜的事，这个典故在《庄子·说符》篇也有详细记载，这里不再重复。

按照古礼，吉事以左为尊，凶事以右为尊。所以偏将军站在左边，上将军站在右边，这是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战事。这个礼仪在《礼记·檀弓》篇有详细说明。这里要说明的是，如果有勇士因战功升为上将军，就要站在主杀的右侧位置，所以说"战胜要以丧礼处之"，因为战争终究不是值得推崇的事。

最后提到《道德经》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的要义：道永远是无名而质朴的，虽然看似微小，但天下没有人能使它臣服。如果侯王能持守这个道理，万物将自然归附。

世间那些有才能的人，眼睛明亮的就被派去看东西，耳朵灵敏的就被派去听声音，身强力壮的就得出力干活，能言善辩的就得去说话。这些有特长的人，其实都是被"无为"（自然之道）所驱使的。只有"道"本身像未经雕琢的原木一样，没有任何名相可称。

《列子·仲尼篇》记载：郑国的圃泽（地名）有很多贤人，东里（地名）则多才子。圃泽的弟子中有个叫伯丰子的人路过东里，遇到辩士邓析。邓析回头对徒弟们笑着说："咱们逗逗那个过来的人怎么样？"徒弟们说："正想看看先生的本事呢。"

邓析对伯丰子说："你懂'养养'这两个字的含义吗？只会养别人而不会自养的是猪狗之类的畜生，能养万物并使之为我所用的才是人类。你们这些人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全靠执政者的功劳。你们群居生活，和圈养的牲畜有什么区别？"伯丰子没回答，他的弟子却站出来说："您没听说过齐鲁之地人才济济吗？有擅长建筑的，精通冶炼的，精通音乐的，精通书法的，擅长军事的，精通祭祀的。这么多人才各有所长，却没人能互相指挥。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懂，真正做事的是我们这些有专长的人。执政者不过是被我们驱使的，您有什么好骄傲的？"邓析无言以对，带着徒弟们灰溜溜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那些自以为聪明有才的人，反而被看似无知无才的人所驱使，有什么值得骄傲呢？所以真正得道的人不追求名声，不显露才能，看似浑浑噩噩，逍遥自在却没人能驱使。普通人见到他们，不需要言语交流，一见面就能感受到道的力量，自然就会心悦诚服地追随。因此经文说：道永远是无名而质朴的，虽然看似微小，天下却没人敢轻视它。如果侯王能守住这个道理，万物自然会归附。

这段文字主要解释了一个核心思想：真正的统治者不需要依靠武力或强制手段来使百姓服从，而是通过自身修养和道德感化来自然获得尊重。

文中引用了孟子的话来说明这个道理：真正的大丈夫（指有德行的人）无论处在什么境遇都能保持操守，富贵时不放纵，贫贱时不改变志向，面对强权也不屈服。如果君主能够遵循"道"的原则来治理，万物自然会心悦诚服，哪里还需要使用武力呢？

接着引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话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像尧舜这样的圣明君主，他们的德行也像尘土和谷壳一样微不足道（这里用"尘垢粃糠"比喻表面的名声）。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外在的名声。洪水滔天不会淹没他们，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焦枯也不会让他们感到炎热，说明真正的圣人是超越物质世界的。

（注：文中提到的"尧舜"是古代传说中的圣明君主，这里用来比喻真正的道德修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