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7

颜回说：“我已经找不到继续进步的方法了，请问应该怎么做？”

孔子说：“你先斋戒，我再告诉你。你怀着某种目的去做这件事，难道容易吗？以为容易的人，是不懂天道的。”

颜回说：“我家境贫寒，已经有几个月不喝酒、不吃荤腥了。这样算是斋戒了吗？”

孔子说：“这是祭祀前的斋戒，不是心斋。”

颜回问：“请问什么是心斋？”

孔子说：“让心思专一。不要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体会；不要只用心去体会，而要用气去感应。耳朵的作用止于听见声音，心的作用止于辨别、理解。气则虚静而能接纳万物。只有道能汇聚于虚静之中。使心虚静，就是心斋。”

颜回说：“我以前还没有得到这种教导时，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存在；得到教导后，才发现原来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我’。这样可以算是虚静了吗？”

孔子说：“你已经领会了。我告诉你：如果能进入世俗的藩篱中游走，却不被名声和外在评价所牵动；别人接纳你，你就应声而行；别人不接纳你，你就停止。心中既不设门户，也不存偏见，安住一处，顺应不得已而发生的事情，这就接近了。

“让人停止行动不难，让人心中不留下行迹却难。被人役使容易，因此可以装作顺从；受天道驱使却难，因为无法靠伪装蒙混。听说过有翅膀的鸟会飞，却没听说没有翅膀也能飞；听说过凭借知识认识事物，却没听说不依赖知识也能认识。

“看那空寂的地方，虚静的心室中会生出明澈；吉祥之气便停驻在那里。若心不能安定下来，这就叫作‘坐驰’——身体坐着，心神却奔驰不定。让耳目所接触的事物通达于内，却不让它们支配心中的判断；这样，鬼神尚且会前来安居，何况人呢？这就是万物变化的根本，也是禹、舜治理天下所依循的枢纽，更是伏羲、几遽等古圣所践行的道理，何况那些散漫无定的人呢？”

《郭象注》说：带着主观意图去做事，确实不容易；若把有意作为看成轻而易举，就还没有明白其中是否合乎天道。“让心思专一”，就是放下杂念和偏执，让耳目与思虑退居一旁，顺应气性自然呈现的状态。这就是让心虚静下来，以此接纳万物。

颜回尚未懂得心斋时，还执着于“我”的存在；懂得心斋之后，便不再执着于一个固定的自我，把心放在自在自得的境地，顺应事物本来的情形。就像乐器发出宫、商等音调时，并非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随触而应，所以说“别人接纳你，你就应声而行”。

既然没有人为设定的门径，就把天下交给它自然安定；既然没有毒害，也就无须强求什么。事情必然如此，是事理的必然；体悟“至一”（大道浑然一体）的居所，便会与必然之理相合。道理说到这里，已经尽了。

想让脚不行动，容易做到；但不踏地而走，是不可能的。想做到无为，容易做到；但完全不损伤本性，是不可能的。眼睛和耳朵所能察觉的事物比较粗浅，因此容易受欺骗；自然运行、因果相应的道理细微隐秘，所以难以把握。失去真性少，受到的损害也少；失去真性多，受到的损害也多。得失所带来的报应，各自与所做之事相称。若想违背天道而故意造作，不是很困难吗？

“有翅膀才会飞，有智慧才能做事”这类比喻，是说必须具备相应条件，才能办成事情。如今若没有“至虚之宅”（极其虚静的心境），就没有办法真正化育万物。把有看作无，便是虚室；内心空明纯净，便会生出祥和，成为吉祥汇聚的地方。

如果不能安于恰当的位置，也不能会通事物的极致，就像坐车出发时还不停奔驰一样：外敌尚未到来，自己已先疲困了，又怎么能化育万物呢？倘若闭上耳目，让自然之道显现，心智的作用便会退到一旁。这样顺任本性，径直通达，所到之处都能与幽深微妙的道相合，尚且不必担心陷入昏昧，更何况世俗的牵累呢？

万物无论贵贱，没有哪一样不是凭借心智、耳目来认识和接触的。因此，世人所谓的“知”和“见”，难道真是想知道就能知道、想看见就能看见吗？世人顺着欲望去求知，又把知道当作看见，于是心神在内奔逐，耳目在外耗损，结果既不能安适地处身，也不能与万物相合。

吕注：孔子对颜回说，凡是有意去做的事，没有一件能轻易完成、毫无困难。所谓“心斋”（使心境斋戒般清静），就是不思虑、不造作，使自己回归无心的状态。若不能专一，就不足以领会这番话。

“不要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听”，意思是听觉不再停留于声音；“不要用心去听，而要用气去听”，意思是心智不再执着于认知。听觉不再追逐声音，便止于耳；心智不再执着认知，便止于心所能领会的界限。虚静以待万物，只剩下气在运化；只有道聚集于虚静之中，这才是回归无心的途径。

人对于自己的心，还没有真正掌握它究竟受什么驱使，因此不能没有自我执着。颜回尚未掌握这种驱使；若能确实掌握，便能做到无我。……不被名声牵动，忘却……

当心虚静时，精神便能进入事物的范围；心念一旦向外活动，就会受到外物牵引。

外物感应时便发出声响，没有感应便保持寂静。金石本有声响，若不敲击，就不会鸣响。

心静止时，没有门路可以进入，纷乱的活动也无法越过它；没有什么毒害能够施加于心，众多邪扰也不能使它受损。心安住于一处，寄托在不得已之中；凭着这样的心境，行走于人世间，也就差不多了。先生接着又告诉颜回：

“要不留痕迹很容易，要做到不在大地上留下行迹却很难。若想不留下行迹，不如干脆断绝行迹；若想避免外物牵累，不如忘掉自身。忘掉自身却不真实，便无法免于虚伪。人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因此受人驱使容易流于虚伪；天无所知，却无所不知，因此顺应天命很难伪装。保存本心、用它来奉事天道，就是顺应天命；这怎么能容得下虚伪呢？

“人有知识，便把知识当作翅膀；拔掉翅膀，就会停下来，不再飞翔。看那空寂的地方吧：空室之中会生出明亮的光，这便是吉祥之兆。止于该止之处；若心不能止定，身体虽坐着，精神却奔走，这就叫‘坐驰’。吉凶、悔恨与困厄，都是由活动而产生的。

“真正的止，是让耳朵如同眼睛，眼睛如同耳朵；心神凝定，形体松解，骨肉仿佛融化。耳目由内与外相通，不再受心智分别拘束，鬼神也会前来居住，更何况人呢？这是万物变化的境界，也是古代圣人所践行、最终达到的境界。”

《疑独注》说：“斋戒贵在虚心。心中若仍存有执念，斋戒就难以做到。若把斋戒看得容易而轻忽它，昊天（上天）不会听从。”

“用耳朵听，是通常的听法；用心听，是返听内照；用气听，便是不再凭感官去听。用耳听，是要探究事理；返听于神，是要穷尽本性；不凭听觉、以虚静待物，是要达到天命。听觉止于耳，不如让心来听；但心有所分别，便会割裂事物，也会产生迎合。到了气这一层，就不再有所听；以虚静等待万物罢了。道由此汇聚，这就是‘心斋’的妙用。

“《列子》说：形体与心相合，心与气相合，气与神相合，意思与这里相同。颜回领悟后说：‘我还没有得到仲尼（孔子）的指点时，确实有一个我；得到心斋的指点之后，我才发现从来没有一个我。’这样便是没有自我了。先生……”

又告诉他：“你虽然已经达到虚静的境界，但若进入有所作为的处境，就应当做到不为名声动心。心要像管籥（乐器的管孔）一样空虚，用来等待气的到来：气进入便发出声音，气不进入便保持沉静。你何曾在其中存有自己的成见呢？

任由万物出入而不设门户，任凭天下自行治理而不加伤害。守住纯一之道，不轻易有所作为；不得已时才起身应物。把道理寄托在事物之中，却不据为己有，这就做到了极致。尽性命之理而有所作为，所做的无不是顺应天理。若受人驱使，行事容易流于虚伪；若由天理驱使，便很难变成虚伪。

庄子借飞鸟展翅、知者明察来说明颜回：心中必须有一处至虚之宅，才能感化万物。看着眼前境界，心里明明白白却空无执着，这是用来比喻心境。心地清明，道便会聚集，这叫作“生白”；神气安定，吉祥便会到来。若心不能安定，就会出现身体虽坐着、精神却奔驰在外的情形。

真正安定的人，不一定把耳目放在外界，也不一定把心志拘守在内心。因此，即便有所思、有所作为，也不会招致涉世的忧患。鬼神尚且会来此安居，何况人呢？

详道注说：“有所作为”是古人也曾认为难以把握的事。有思虑就必须斋戒，有作为就必须警戒；所以要使德性达到神明的境界，就必须斋心。这正是孔子告诉颜回的道理。《文子》说：上等的学习用神来听，中等的学习用心来听，下等的学习用耳来听。听只停留在耳朵，所能达到的不过是耳朵听见的范围；听只停留在内心与外物相合，也不过局限于心中所认同的内容。用气来听，则无处不在，广大流通。

因此，运用身体，却不受身体拘限；等待事物，却不受事物牵制。心虚而无阻碍，应物而不留藏。专一心志，才能保全气；保全气，才能达到虚静；达到虚静，道才会汇聚。这就是“心斋”的含义。

颜回在尚未得到孔子指点时，还把身体看作最大的忧患；得到指点后，才明白并非始终有一个固定的“颜回”，也就不再执着于自身。因此，即使进入世俗名利的范围，也不会被名声所感动：应物时便有所回应，不应时便归于沉静。没有门户、没有伤害，就是收摄有所作为，使之归于无为；安守一处，寄身于不得已之事，就是把无为推行到有所作为之中。

天不运行，地便容易运行；行事不践踏……

地（大地所象征的自然之道）难以做到无为，涉身世事而不违犯它，更难。人所做的事，往往是受他人驱使的，所以容易掺入伪饰；天所做的事，则是顺应天性，因此难以伪饰。鸟没有翅膀就不能飞，人没有知觉就不能认识事物；屋室不空，就不能生出明亮。吉祥从哪里来？又在哪里停留？倘若心念不能止息，那么即使拱手沉默、身处山林，心也仍在奔逐。耳目向内通达，便不再向外闻见；心智不向外驰求，便不再妄思妄知。达到这样的境地，虚静到了极点，鬼神也会前来安居，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主宰万物变化而不被外物改变的道理，也是古代圣人终身遵循的准则。

碧虚注说：祭祀前的斋戒，是一种仪式；“心斋”（使心境虚静的修持方法），则能让人领悟根本。不要用耳朵去听，而要用心去体会，这样便能摒除对外物的观照，察见精微的道理；也不要只用心去听，而要以气来感受，使身心与浑然未分的太初之气融为一体。初学者达到这一步时，心神往往散乱，难以收摄；不过有一种要诀：让听止于耳，使精神专注于应当守持之处，这样内在的景象便不散逸，外界的尘扰也进不来。心止于祥瑞的征象，光明凝聚相合，那么内心便清澈安宁，心神也会寂然不动。

因此，虚静的元气贯通于内，原本并不依赖外物；然而在无所依待之中，灵妙之物自然聚集。正如交梨、火枣这样的仙果，不会生长在荆棘丛中。这层道理，只有修习的人才能明白。使者所体现的心斋妙用，确实在于让心神自行回归。若还不能虚心，就谈不上回归；若连“虚”也忘掉了，才算真正达到虚静。

如果能够进入法度之中，对外物不动心、不自矜，或许就能免于祸患。“入”，是指听取并接纳；“鸣”，是指没有机巧的言辞：听取时便说，不听取时便止。言辞宽广宏大，叫作“无门”；道理淡泊平和，叫作“无毒”。内心不分二念，便能专一守持；寄身于世间众人之中，也只是出于不得已。

止步不行、断绝行迹，比较容易；不踩着地面行走，则很难。这个比喻是说：受人驱使的人容易被欺骗，自作主张的人则难以欺骗。有翅膀，才能冲上天空；有道，才能应对变化。屋室空了，阳光般的明亮才会生起；心安定了，天赋的光明才会显现。人虽然坐在清静的屋内，心里却装着好恶，就像马伏在马槽旁，心思早已奔到千里之外。若不让六种感官向外攫取，就能转而收摄内在的灵明。

赵注说：耳朵听到声音便停止于耳，心也停留在与外物相合之处，寂静不动；以虚静之气等待外物，外物一来感应，便能迅速贯通。只有“道”汇聚于虚静之中；心虚静，万般道理便都能会集，这就是“心斋”（使心境虚静纯一）。

颜回豁然醒悟，说：“不能随心运转，是因为还有自我；能够随心运转，是因为没有自我。”孔子赞叹他领悟得好，又告诫他说：你进入世间，能不被名声打动吗？别人接纳你，就开口说话；别人不接纳你，就停止不言。这样便没有空隙可供外物乘虚而入，也不会被别人视为祸害。处事只顺应不得已的情势，或许就接近道了。

不留下踪迹容易，不在地上留下足迹却难；这里也含有顺应不得已的意思。受人驱使，心中有所计较，所以容易流于做作；受天理驱使，顺任事物之理，所以难以做作。所谓“无翼而飞、无知而知”，就是不急而能迅速到达，不迈步却能抵达。

“闋”指虚空的本性；空室里生出明亮，广大的天地间便发出光辉。“吉祥止止”是说吉祥止于虚静之中，祸不会到来，福也不必刻意求取。若存着求福的心，便是身坐着、心却奔逐于外。收敛耳目，使精神向内贯通，内心就会明亮；不让心智向外驰求，内心就会虚静。做到这样，便能与鬼神为伴，世人又怎会不相信呢？

鬳斋说：即使你有本领想要施展，只要这个念头刚一萌生，天意也不会欣悦。首先要使心志专一，不让它杂乱。用耳朵听，注意力还在外面；用心听，仍有自我存在；用气听，便不执着于任何对象。听觉止于耳，声音就没有进入内心；心停留在与外物相合之处，便形成物与我相对。虚静是道所在之处。“唯道集虚”中的“虚”字，说的就是心斋。

颜回的意思是：还没有得到教诲时，自己心中仍有“我”；得到教诲后，才开始没有自我。忘我，心就虚静了。孔子又告诉他，人世就像樊笼：你进入其中游处而不被名声打动，别人接纳你，就可以和他说话；不接纳你，就停止，不可说的话便不说。

“没有门户、没有气味，也就没有毒害”，这些都是用来比喻无心无迹（不刻意留下痕迹）的状态。把混一（万物浑然为一）当作自己的居所，让心安于不得已而顺应自然，那么在人世间处世的道理也就尽了。

不留下行迹而行事，看似容易；要做到心中无迹，却很难。受欲望驱使，人容易走向欺诈虚伪；只有让心沉静下来，听任造物者的安排，虚伪才无从藏身。“没有翅膀却能飞”，就是说不刻意行动却能到达，这就是所谓的“神”，用来说明下文的道理。

有知识并把知识当作知识，是常人的情形；只有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才是“无知之知”，这才是通达道的奥妙。看那间屋子，空处必定有光照进来；这里用屋子的空处比喻心中虚静，虚静便会生出明觉。心中这片虚明之地，正是吉祥停留的地方。下文的“止”，是说停在虚处：心能止于虚，便能虚；虚了便明。心里只要容纳一丝执念，不能安定，身体虽然坐着，精神却已驰散。

耳目所听见、看见的，都通达于内心；若心中不存执念，耳目即使把外界传入内心，也仿佛没有什么听见、看见。心虚静，鬼神便会前来居止，难道人还不能因此感化他人吗？

处在人世间，难免忧患。因此本篇开头通过孔子与颜回的问答，叙述暴君的暴行，并斟酌劝化他们的方法。颜回以虚心专一作为最初的主张，方向确实正确；但这仍出于刻意端正、勉力而为，还没有达到无心的境界。这样一来，他内心深处的机心，怎能保证不会妄动？颜回又想到三种保全自己的办法，孔子仍认为这些办法太多，反而不易奏效。凭这些办法，怎么能感化暴君呢？原因就在于心还没有忘却执念。

颜回到这里似乎已无路可进。由此可知，孔子要感化他人，必须直抵悬崖撒手、心路断绝之境，才能再向上迈进一步。先使身心齐整肃静，然后再告诉他，这就是“由明而诚”（先有明觉，再达到真诚）的道理。

“谍”字若解释为“间谍”，文义不通；鬳斋把它训作“安”，较为贴切。至于“听止于耳，心止于符，以及气”一段，有人把它拆开来分别立说，意思便不连贯。这里姑且摘取大意，以求证于读者：用耳朵听，听到的止于所闻之道……

虽然已经能用心去听，却还只是达到与道相合，仍未能彻底忘却分别；到了用气去听的境界，便没有什么听不到、不能相合的了。心神徘徊周遍，与万物相通，混融于太虚（广大空寂的境界）之中。太虚之中哪里还有固定的所在？正因为没有固定所在，才能随顺万物，使万物各得其宜，而万物也无从逃出这份观照。

耳朵所听到的幽微之处，由心来领会；心所契合的，则是气。气静到极点，便无所作为，以虚静之心等待万物。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充满天地之间，说的也是这个道理。看那水注入却不满，舀取却不竭；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充足；它总能回应万物，却始终保持宁静。这样，又哪里还会有“等待”或“不等待”的分别呢？

通观天下，万物同在一气之中，人与物、太虚也都由此涵摄。只有虚与气，既不能说完全相同，也不能说彼此分离；它们相互显现，构成体与用。因此，无论到哪里都能相通。道既不是虚，也不是气，却能使虚与气发挥作用；它化解天下刚强之物，驾驭天下实在之物，以无所等待之心应对万物，所以回应万事而无穷尽。

心斋（使心灵斋戒、归于虚静的修养方法）的妙处，也就在于虚静。因而它能使各种事务归于安定，清楚照见万物，就像明镜从匣中打开，又像秤悬在空中；天下事物的轻重、美丑都无所遁形，而心中不会因此受到恩怨、给予或夺取等念头的牵累。以这样的心境处身人世，就像自在游玩一样。

颜子（颜回）豁然领悟，说：“还没有领会心斋的作用时，确实有一个叫作‘回’的我；领会心斋的作用以后，仿佛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回’。”由此可知，他接受教化何其迅速。孔子常说颜回整天不违背自己，看上去像个愚钝的人；这正是颜回已经不执著于“我”的实际表现。

颜回将要前往卫国，孔子便把这些道理告诉他。这是因为，平日里师徒传授的内在修养，都是性命之学（关于人的本性与生命的学问）的精微之处，原本用于修身；如今颜回要出外有所作为，辅佐治道，所以孔子详细讲到君臣交往、人情世故和应对进退，使他做到形体与气息调和，内心虚静，外在顺应。一方面帮助他达到心斋的妙用，另一方面也让他显明感化万物的真实契机。圣人之所以能够与天为伴，而不受人世忧患牵累，原因就在这里。

叶公子高将要出使齐国，向孔子请教说：“国君派诸梁（叶公子高的本名）出使，任务十分重大。齐国接待使者大概会非常恭敬，却未必会迅速答复。即使是普通人……”

事情还没有发生，何况还要等待事情发生呢？我对此感到十分忧惧。你曾经对梁（此处指谈话中的人物）说过：“凡是办事，无论大小，很少有不靠迎合别人来促成的。事情若没有办成，就必定会招来人事上的祸患；事情若办成了，又必定会带来阴阳失调的祸患。事情无论办成还是没办成，事后都没有祸患，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

“我吃的是粗茶淡饭，吃得并不好；烧火做饭，也不求精美。我本来不想清晨起床，可今天早上刚接受任命，晚上就得喝冰水。我这是内心烦热吗？我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实情，阴阳失调的祸患却已经来了。事情若没办成，必定会有来自人事的祸患。这两种祸患，做臣子的我实在承担不起。您能不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仲尼（孔子）说：“天下有两条重大的准则：一是命，一是义。爱自己的父母，这是命，无法从心中割舍；侍奉君主，这是义，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君主的责任，无法逃出天地之间，这就叫作重大的准则。

“所以，侍奉父母的人，不挑地方，在哪里都能安心尽孝，这是孝道的极致；侍奉君主的人，不挑事情，遇到什么事都能安心去做，这是忠诚的最高表现。修养自己内心的人，不让哀乐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态度；明白有些事无可奈何，便安于命运的安排，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

“做臣子的、做儿女的，本来就有不得不做的事。既然依照事情的实际情形去办，就应忘掉自身安危，哪里顾得上贪恋生命、厌恶死亡呢？你尽管去做吧。我再把听来的话告诉你：交往近的人，彼此一定要用诚信相互影响；交往远的人，一定要用言语表达忠诚。言语总要经过传递，传达两边都高兴或两边都愤怒的话，是天下最难的事。两边都高兴，传话的人往往会过分赞美；两边都愤怒，往往会过分指责。凡是夸大过头的话，大多不真实；既然不真实，听信的人就会疑虑重重；疑虑重重，传话的人就会遭殃。所以《法言》说：传达事情的常情，不要传递夸大的言辞，这样才大致能够保全自身。”

郭象注说：事情无论大小，很少有不靠说些让人高兴的话来促成的；若想靠讨好促成事情，事情没办成，对方就会发怒。这是楚王无法避免的处境。即使事情办成、人的祸患也消除了，内心却已经像冰与炭一样冲突不安。若能把事情的成败交由对方承担，自己心中不因此受害，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

人常常只是想着事情有能力办成。如今，他因为侍奉君主而忧虑，内心焦灼得像面对炉火一般；吃得清淡，心里却火热，还要喝冰水来压下烦热。这说明他诚心担忧事情难以办成。事情还没成功，就怕它不能成功；如果果然没办成，又怕忧惧积在心里，外面还会遭受刑罚。

孔子告诉他：侍奉君主是命中所受，侍奉父母是义理所在。这些重大的责任既已落到自己身上，就像自然形成、牢固难解的结。要是君主可以逃避、亲人可以推脱，那也就不值得郑重对待了。明知无可奈何，仍安然接受，如同接受命运，那么哀伤和欢喜又怎么容易影响自己呢？因此，应当静然地把所遭遇的事看作命运安排，不把心思耗在其中。即使侍奉普通人，也能处处安适，更何况是君主和父母。

事情有它必然到来的时候，道理本来就贯通。应当承担所遇到的事，径直向前去做。若对道的信念不坚定，心里还留着喜恶，盘算着求生、忧虑着死亡，就很难把事情办好。

喜怒之言往往超过实际情形。传话的人应当把握分寸，不要两边都失实：若把过头的话照原样传下去，听起来像荒诞之言；听的人因此起疑，传话的人便会获罪。所以，临时气头上的过激言语不必照传，而应传达平常的真实情意；关键在于确实表达出对方的诚心，这样才接近周全。

吕注说：外在事物无法保证，事情无论大小，人总把成功当作欢喜，这就是执意要求事情必成。无论事情成败，人都会遭遇人事与阴阳变化带来的忧患，这便是烦扰。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无我；无我就不执着于事情必成，也就没有由此而来的忧患。如今事情还未开始，忧虑已使人内心烦热，说明他还没遇到事情本身，就先受阴阳变化所困，执着自身到了极点。

因此，孔子以“侍奉父母是命，侍奉君主是义”来告诫他。侍奉父母，不挑地方是平坦还是险阻；侍奉君主，不挑事情是艰难还是容易，都一概安然承担，这才是忠孝的深厚表现。若能用这样的心来办事，哀乐又怎么能轻易左右自己？哀乐若轻易摆在眼前，说明心里有所选择，不能安然承担。能以安定之心侍奉父母、君主，就没有什么不能安然承受的。真正做到不挑拣、安然承担，行事时便能不顾自身得失，又哪里还会贪生怕死呢？

疑独注说：凡是想要做成一件事的人，没有不盼望成功、担忧失败的。

事情做成也好，做不成也好，都难免遇上忧患。能够躲开这些忧患的，大概只有有德之人吧？

子高对孔子说：“我吃的饭粗糙而简单，所以做饭时用火不久，也不想着把饭菜做得清凉。可今天早晨才接受使命，晚上就要喝冰水来压下内心的燥热，可见我有多么忧虑。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事情的实际情形，就已经觉得阴阳变化和人事上的种种祸患都无法避免。做人臣子的，实在承受不了这些。请您指点我该怎么办。”

孔子告诉他，臣子和子女有必须谨守的大原则：人的寿命由天命决定，而行事的道义在人；子女爱父母，是心中无法割舍的情感；臣子侍奉君主，无论身处何地，都不能忘记君主。人心才是人真正的主宰。若能在自身求得这颗本心，并依照它行事，就不必被君亲的身份牵着走，而应顺其自然，不为哀乐的变化所扰。

有些事情无可奈何。面对事情的真实状况，应当尽力行事，却不把自身安危放在心上；如此，又哪里顾得上贪恋生、厌恶死呢？

孔子又告诉子高，替人传话有一定的道理：和人交往亲近，可以要求对方把话说实在；关系疏远时，则不能让传达的话失真，所以要忠实转述。可是，两家彼此传递喜怒之言，最难做到恰当；说得过分赞美或过分贬损，都近于妄言。因此，传话者可能招来祸患。最好只传达事情的常情，不传那些夸大失实的话，这样或许才能保全自己。

碧虚注说：做饭不求精美，吃食清淡，是子高平日的习惯；如今心中忧烦，才会喝冰水来缓解燥热。他想免于阴阳变化和人事带来的祸患，所以向孔子请教。

孔子告诉他，父子关系是天生的，称为“命”；君臣关系依循道义而立，称为“义”。人在天地之间，总与君主、父母有所关联，无法逃开，这就是必须谨守的大原则。因此，不应挑拣所处的境遇，而应安于其中；若一味挑选，就不算忠孝。守住自己的本心，不让哀乐轻易左右，只须信守道理、顺应天命。

为人臣子，确有不得不做的事。舜耕种捕鱼、大禹治水，都是竭尽职分、不顾自身安危，安于命与义的例子。

“相靡以信”和“忠之以言”，说的都是传话的具体做法。观察这些做法，可以了解其根本；传话就像循着脚印走，贵在恰到好处。说得太过或有所不足，都算偏差；一旦失了分寸，传话的人便可能因此遭殃。

赵注说：谋划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成，屈辱和责罚就会随之而来，这是在人世间行事所遭遇的祸患。

如果事情办成了，喜悦和忧惧又会交织在一起，这是阴阳变化带来的祸患。我吃的是粗糙的饭食，用柴火做饭，没有贪求清洁精美，已经可以说是节俭了；起初也没有内心积热的病，可胸中却已经像火烧一样。这说明，不必等事情办成或办不成，两种祸患已经一齐落到我身上了。先生要用什么来教我呢？

于是，孔子告诉他关于“命”和“义”的道理，并以侍奉父母来说明侍奉君主：既然已经交出身份、做了臣子，又何必顾惜自己的性命呢？孔子又教他出使的原则，关键在于忠诚守信；在喜怒情绪起伏之时，谨慎传达言辞，这样才或许能保全自身。

鬳斋说：替国家谋划事情，若没有办成，必定会受到刑罚责备，这是在人世间行事的祸患；若劳心费力、反复计较事情能否办成，忧虑过度而致病，这就是阴阳失调的祸患。如今我自从接受使命以来，吃饭都尝不出味道，胸中焦虑难安，甚至还没有真正着手处理事情；事情若办成，我已经病成这样，万一办不成，又要受到刑罚责备，这岂不是两种祸患都落在我身上？先生要用什么来教我？

仲尼告诉他两条大戒。“戒”就是准则。人的命运得自上天；侍奉父母的责任与生命一同而来，所以不能从心里割舍。至于“义”，则是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侍奉君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侍奉父母尽了孝，君主要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都应听从命令，不能挑选地方来安顿自己。侍奉君主以忠诚为主；即使悲哀、欢乐等情绪摆在面前，也不应因此改变。事情有难有易，但既然出自君主的命令，就是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它与天命相同，既然无法避免，就安心接受。做臣子的人不幸遇上艰难之事，只管踏实完成应做的事情，哪里还顾得上自己呢？

子高将要出使齐国，便把平日从孔子那里听到的道理拿来请教孔子。他自己也被奉命出使、心怀忧虑的矛盾心情所困扰，仿佛冰与炭在心中交战，希望孔子能给他一剂解忧的良药。孔子便告诉他“命”和“义”这两条准则：侍奉父母的责任不能从心里割舍，侍奉君主也没有可以逃避的天地；面对哀乐等情绪，内心不应因此动摇。这些话大体说明了一个人在世上立身的要点。

然而，心是统摄万事的主宰，万般变化都由心而生。人若能安顿自己的心、尽到应尽的道理，那么如何侍奉君主和父母，也就可以明白了；既然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安然接受，那么平日闲居时应当如何处世，也就可以明白了。信守道义……

内心深厚坚定而能自知，便能明白生死；这样的人，还会因生死而有喜恶吗？这正是用来教导天下做臣子的人：面对难以安心之事，也要安然承担，这是忠孝到了极处，也是立身处世的尽头。

接着，文章又讲到奉命出使、传达君命的艰难，并以谨慎周全之道加以教诲，希望君主不失德行，臣子不辱使命。这番教导，比此前对颜回所说的浅近一层。颜回能通达天命、穷尽心神，因此足以领会孔子关于“心斋”（使心境虚静专一）的话，并达到“坐忘”（忘却自我与外物、与道相合）的境界。子高却仍难免把成败利害放在心上，所以孔子只教他谨慎传达使命、保全臣子的节操。由此可见，圣人会根据人的资质施以不同教导，并循序渐进地善加引导。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