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89

《寓言》篇说：寓言占十九成，重言占十七成，卮言（像酒杯随物倾斜、随时变化的话）天天涌现，顺应自然的分际。寓言，是借助外物来立论。亲生父亲不替儿子做媒：父亲亲自称赞儿子，往往不如别人称赞更容易让人相信。这不是父亲的过错，而是人们的偏见造成的。

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相同，就赞同；与自己不同，就反对。凡是符合自己想法的，就认为正确；不符合的，就认为错误。重言，是借年长者的言论来使自己的话被接受。人们相信年长者，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但如果一个人虽然年长，却没有贯通事理、分辨本末的见识，那么只凭年纪来期待他，就等于把年纪当成了先见。一个人不能在见识上胜过别人，就算不上真正懂得为人之道；不懂得为人之道，就只是个陈旧的人。

卮言天天涌现，顺应自然的分际，因此能够不断延展，伴随人走完一生。不说话时，心境可以齐一；一旦开口，话语便有了差别。话语本身和齐一的心境并不相同。所以说：“不言之言。”终身说话，却未曾说过；终身不说话，却也未曾不说。言说自有它的道理，有时可以如此，有时又不可以；自然如此的事，有时成立，有时又不成立。什么叫作成立？成立于它成立的情形；什么叫作不成立？不成立于它不成立的情形。什么叫作可行？在可行之处便可行；什么叫作不可行？在不可行之处便不可行。万物本来各有其成立之处，也各有其可行之处，没有什么事物完全不成立，也没有什么事物完全不可行。若不是卮言天天涌现、顺应自然的分际，又有谁能长久保持这样的状态？

万物都由种类繁衍而来，形态各不相同，彼此交替；开端与终结像环一样相接，找不到固定的次序。这叫作天均（自然的均衡），天均就是自然的分际。

郭象注说：把话托付给别人，十句话中有九句会被人相信；借助世人看重的长者之言，十句话中有七句会被人相信。卮言就像酒杯，装满了便倾倒，空了便仰起；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用它来比喻言语，就是说言语随事物而变化。太阳每天升起，万物也日日更新；顺应这种更新，便能穷尽各自的自然本分，本分尽到，便与万物和谐。

话从自己口中说出，世俗之人往往不肯接受，所以要借助外人之言。肩吾、连叔等人就是这样的例子。父亲称赞儿子，人们通常不相信；即使有人相信，也常因原有的猜疑而受到质疑。因此借他人之口来评论。自己即使相信某事，怀有惯常疑虑的人仍可能不接受；把话托付给别人，他们就会相信。人们听取意见时，存在这样的偏见：凡是与……

人们各执己见，彼此反对；意见分成几派，异议便随之而起。若只取信那些不参与争辩的人，他们也同样各有不同的看法，又怎能断定谁是对的？借助外在的说法来取得信任，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因为年长有声望的人（耆艾）常受世俗敬重，所以众人往往相信他们。若不借助外在的权威，人们也许只会相信其中一部分说法；可是，年长者的见闻虽在别人之前，若不依据事物本身来判断，也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更正确。只是陈说传了很久，人们便渐渐相信，这正是世俗安于旧习的缘故。

万物各有其自然的分际，而是非并没有固定的主宰，所以变化延展不息，无法用一套标准彻底定论。心境开阔、不存成见，顺其自然、任物自成，万物便能各自终享天年。把判断交给事物本身，顺着事物的实际情形来运用言说，彼此的是非便会自然相合；若先立一套言论去统一它们，我与万物反而又不相合了。

对方说了什么，我便照着说；我没有另立一套说法，因此既不算说了，也不算完全没说。彼此心中各有偏向，认为某些事可、某些事不可；然而万物各自依其本性而成立。总括而言，既没有绝对可取的，也没有绝对不可取的，这才是通达的道理。只有言语随着事物的情形而变化，并顺任它们天然的分际，才能避免夭折和损伤。万物虽不断交替变化，气却是一贯的：今天可以看作开始，昨天也可以看作终结；道理本来如此，无法另找一条固定的次序。所谓齐同，难道是胡乱把一切说成一样吗？不是，它是承认万物各有其天然的分际。

吕氏注解说，《庄子》中寓言有十九篇，但并非每篇都只是借故事来说理；重言有十七篇，也并非每篇都只是借重古人之言。若说“卮言”（像酒器随势倾注、随物应变的言论）每日涌现，并以自然为准，那么无论寓言与否、重言与否，都可以说是卮言。

什么叫寓言有十九篇？道理其实就在自己的心中，但若只凭自己的心意来谈论，别人往往怀疑、不肯相信。这就像父亲不能替儿子作媒一样。必须借助外部的说法，并非自己不愿直说，而是人们未必听得进直言。

什么叫重言有十七篇？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说话，人们就赞同，认为他说得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说话，人们便反对，认为他说得不对。我向别人说理，是希望他们接受，而不希望他们反对，所以便借用人们敬重的年长者之言来表达。所引用的既是自己敬重的话，也就如同自己亲口说的一样。本书中凡是引用古人的话，都是借用人们看重的长者之言，因为他们的见闻早于我。

圣人并不单凭年龄先于别人。只有具备贯通事理、分辨本末的能力，足以引导别人，别人才会追随他。若没有这种本领，即使年纪很大，也只是陈旧的人，哪里值得看重呢？

言语一旦说出口，原本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内容；圣人每天应事而说的话，就像“巵言”（像酒器随时倾斟的言语）一样。酒器从酒樽中取酒，随着需要斟出；器中空虚，不积存酒。圣人也不执着于一套固定说法，而是随时应变。所谓“天倪”（顺应自然、消融是非分别的境地），正是圣人安身之处。圣人以“天均”（自然均平、不偏执的是非尺度）消解是非，因此无论出仕或退隐、开口或沉默，都合乎自然的均平之理。顺着这道理推行下去，便能安然度过一生。

只有不执着于“我”，言语才能不偏；一旦开口而自认有我、有物，便难以齐同。因此，“齐”与言语、言语与“齐”，从来不能靠固定说法真正合一。不说话，虽似乎齐同，却仍与言说相对，也就不是真正的大齐（彻底消融分别）。只有说话而不执着于所说，才达到大齐；这就是“巵言”。所以，一个人终身说话，却如同未曾说过；终身不说话，却也从未真正离开言说。

所谓“可以”与“不可以”、“对”与“不对”，各自都有依据。既然有所认定为对、为可，也就会有与之相应的判断；由此可知，万物的种类虽多，其起源却未必不同。明白万物同出一源，便能理解开始和终结如圆环相接，这叫作“天均”。天均就是让各种是非在自然之中彼此调和，使万物各得其齐，是无为的最高境界，因此称为“天倪”。

《疑独注》解释说：“寓言、重言、巵言”是不同的言说方式。巵言如同老子所说的善言，不留下可指摘的破绽。酒器满了就倾斜，空了就仰起，用来比喻善于言说的人能随时变化，不受固定说法拘束；每天应事而发言，变化无穷，才能顺应自然。十句话有九句被相信，或七句被相信，仍受阴阳变化的局限，不能穷尽事理。自己说的话，世俗往往不信，所以有时借助别人的议论来表达，这叫“寓言”。“重言”则是托用孔子、颜回等受人敬重者的话语。一个人的话即使出自自己，若能经得起推重，也可以成为长者之言；但若不通晓事理的脉络和本末，即使年长，也不足以成为受人尊重的长者。只有学到道，才能引导别人；否则，不过是陈旧之人。圣人的言语应对事物、切合道理，说过便不留滞，因此称为“日出”。他能以自然之理调和万物，所以言语变化无穷，足以安然度过一生。巵言根源于不执着的言说；若能不执着，万物便不再被分别所拘。

道本来是齐一的，但一旦把它说出来，言语就会有分别。庄子所说的“巵言”，是从万物齐一之后发出的言论；可只要用言语表达，齐一之道和言语本身就都不再齐一了。与其执着于说或不说，不如不拘泥于言语。即使表面上没有说话，也不代表从未表达；孔子说想要不说话，又何尝真的什么都没说过？

言语发自无言，哪怕整天说话，也只是顺应外物、回应世事，并非刻意要说什么。即使整天不说话，也不妨碍应对世事，又何尝算是完全没有表达？这就是庄子讲“巵言”的用意。

一切事物各有其由来，也各有其自然如此的一面。是与非、彼与我，都是由分别而起；可与不可、如此与不如此，也都是如此。庄子要用齐一的眼光看待彼我和是非。事物各有其所以如此、所以可行之处，就让万物在各自的性命范围内自足。可与然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并不由我来决定。若不是“巵言”每日流出，并以“天倪”调和万物，谁又能长久保持这种平衡呢？

“种”指万物生成的开端。万物形态万千，变化无穷，新旧相代，始终循环，像圆环一样没有尽头，也找不到固定的条理。这就叫“天均”，即自然形成的均衡；这种均衡不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天均”说的是平衡，“天倪”说的是自然的起始，两者都是对自然状态的比喻。

碧虚子注解说：“寄寓之言”十句中有九句，“重言”十句中有三句不可信。这是世俗的看法。“寄寓之言”是借别人的话表达意思，“重言”是借用德高望重之人的话。世人往往信任外来的话，却不容易相信自己的父亲称赞儿子；他们不仔细辨别是非，只因意见与自己相同就以为是善。“重言”常取信于年长者，但年长而无德，并不算真正有先见，只不过是资历较老罢了。

“巵言”像酒杯，满了便倾斜，空了便仰起，适中时才端正；“日出”则指日头升起、光明显现。巵言取其端正，日出取其中正明白。君子说话应当中正明白，以此调和万物，直到各自的分际恰当为止。借助外人之言来表达，世人往往更容易相信；而“重言”若只是默默不说，寄寓之言和巵言便都归于齐一，因为这时是用不言来齐同它们。无言之理本来齐一，寄寓之言、重言和巵言本身却各有分别，所以才说：“齐一之理与言语，并不齐一。”

“各自有各自的言说，各自有各自的齐同之处”，这与“道是一，言说是二”的意思大致相同。所谓“无言之言”，是指不带偏私情意的言说。“卮言”（像卮中酒水一样随事而出的言说）合乎中正，哪里会带有偏私情意呢？没有是非、爱恶之情，也就没有带着是非、爱恶的言说。因此，终身说话，却好像从未说过；如果只是谨慎沉默、像扎紧袋口一样不发一言，而中正之理仍未离开心中，那便是整日不说话，却从未真正无言。

事物各有其由来，因而有可与不可、这样与不这样。它们的缘由，难道不都各有其所以然吗？某事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合乎道；某事之所以不然、不可行，也有它不合乎道的缘故。既然各有其所以然和可行之处，就没有绝对的“都如此”或“都不如此”。所以再次提到“卮言”，是为了说明它可以长久成立，并总结前文：万物种类不同，事理也彼此更替；有形可以化为无形，无形也能生出有形；有情与无情相互交替，无情也能变化为有情。起初看不见开端，最终也看不见结尾，循环往复，难以测知，所以称为“天均”（自然的均衡）。自然使万物均平，只是各自达到其分际罢了。

刘槩注说：水盛在卮中，就像言说出自德性；未满时不会流出。若从外面添水，看似增加，却不能改变它的本质；若水从内部流出，纵然流得多，也不曾有所亏损，所以说“卮言日出”。万物各有界限，必有端绪；自然的开端与终结像圆环一样，所以说“和以天倪”（顺应自然的界限与分际）。草木蔓延、水流漫衍，可以用来比喻自然的脉络。道完整，万物便不受损伤，因此能够尽享天年。终身说话却如同未曾说，终身不说却并非全然无言；这样一来，《六经》也不必被说成支离繁杂，老子之言也不必被说成过于简略。若把寓言当作求取他人认同的手段，把重言（借古人或长者之言来增强分量）当作求取他人相信的手段，那么这些都是有所作为的言说，只是言说的末流。卮言或许才是言说的根本。

《鬳斋口义》（鬳斋的通俗讲解）说：卮是盛酒的器具，饮酒时酒味随饮而显。“日出”是说，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这样的言说：以天理调和众人的心。父亲为儿子说媒，别人未必相信，所以借助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出面说话，是为了平息争论、改变局面。借年高德劭者的话增加分量，听的人便不敢轻易反驳。古代帝王都属于德高年长之人。贯通事物的经常与变化，兼顾本末，才算懂得常道与变化。

人的一生从开始到结束，直到期颐之年（百岁高寿），即使始终都在学习，也未必能学到什么足以胜过别人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是世俗所说的陈腐无用之人罢了。他们任由思绪漫无边际地伸展，自得其乐，用一生来消磨时光。

把无言当作言，所归结的就是“一理”。如果执着于用一个确定的道理表达出来，或者又用言语来议论这个道理，都说明心中仍有分别和执着，不能归于齐一。只有无言，才能齐同；所谓“无心之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虽然终身在说话，却未必真正说过什么；而在不言之中使人领悟道理，也不能简单说成什么都没说。

世人所说的“可以”与“不可以”、“对”与“不对”，各自都有认定的依据。我又凭什么认定某件事是对的、可行的呢？不过是随着它本来的情形，承认它是对的、可行的罢了。认为它可行，自有其所以可行的根据；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断定它必定不可行。《齐物论》对此讲得很详细。若不是以顺应自然的言论来调和众人的意见，又怎么能历经千古而不磨灭呢？

万物的根源都出自造化（天地化生万物的自然力量），在天地之间往复循环，终而复始，彼此更替。其中伦常条理的微妙之处，无法穷尽。“天均”指的是天地之理共同如此。

“寓言”和“重言”的含义，各家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关于“十句话里有九成七属于重言”的说法，较为妥当。作者凭自己的胸臆直接发表的言论并不多。这大概是说：世俗之人心中没有固定主见，判断轻重常随他人而变，所以作者权宜立说，顺着时机引导他们，使他们先能信服，再逐渐养成善心。这种忧念世道、爱护百姓的用意，也是深切的。

对“巵言”（如酒器般承载言说的譬喻），各家解释不一。巵能盛水，用来比喻言语承载道；道固然不能全靠言语说尽，但也不能因此就断言道与言语无关，正如水也不能因此说与巵无关。巵言每天不断涌现，人们听了也不会厌倦；它不像寓言、重言那样有所取舍。

大概只有顺应自然的分际，才能与天下人的心意相合；若自己没有成见，又何必争辩异同、是非呢？“父亲不替儿子做媒”这句话，足以说明寓言的旨意：我之所以借用外人的言论，是因为对方不容易相信我自己的话。若只是争论言语上的同异，最后还会在言行痕迹中显露出来；这不如无言那样浑然完整，使别人无从与我相异。而无言的浑然完整，又不如无心……

庄子对惠子说：“孔子活到六十岁，经历了六十次变化：起初认为正确的，后来又认为不对了。谁知道他现在认为正确的，将来会不会又认为不对呢？”

“能够感化万物而不违逆事理，便是‘重言’的作用；重言也出自自己的言说。经纬（纵横贯通的道理）论述人的才智，明辨所学的根本与末节，这里又是在警示和勉励学者。

“巵言（像酒杯随物倾斜、随事应变的言论）没有穷尽，却能顺应自然的分际；从容舒展，直到终其天年，世俗牵累又怎么能影响到这样的人？能做到这一步，也就可以了。

“后面又继续扫除言说留下的痕迹：天下事物的道理，如果不经言说，便与道齐一；一旦说出来，就如同把‘无’与‘有’分开，粗浅与精妙也显出差别，怎么还能说它们齐一呢？只有超越有无，幽合粗浅与精妙，才是真正的大齐。所以这里说‘无言’，应当是‘言’字；从下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这进一步说明了‘未曾言说，又未曾不言说’的妙处：让言说像神妙变化一样，不拘泥于有言或无言的痕迹，于是天下人便如风吹草伏、影随形动一般响应。

“言说之所以有时恰当，是因为它出于本然。既然某些言论可以成立，就说明没有绝对不能成立的言论；既然有些言论不恰当，也就没有绝对不会不恰当的言论。因此，巵言能够兼容寓言和重言，不必排斥任何一种。这样，即使言语遍及天下，也不会留下过失。

“《南华真经》末篇自述：以巵言来铺陈变化，以重言来表达真实，以寓言来扩大意旨。由此可知，这部经典浩瀚深远、变化万千，归根结底不出这三种言说方式。

“然而，彻底不留痕迹很容易，像在无路处行走却很难；不说话容易，说话而毫无瑕疵却很难。南华先生立下这三种言说方式，是为了避免言辞上的过失。借助言说避免瑕疵，和忘掉言说、不再留下瑕疵，意思相近。这里说的‘忘’，是把言说看作有而又不执着于它，并非偏执地一味不说话。忘言而穷尽议论，接近孔子所说的‘我本来不想说话了’。

“世间万物同出于一个枢机（变化运行的根源），禀受形体后却形态各异，彼此更替而没有穷尽；言说也同样出自内心，形成的论说各不相同，争辩也没有止境。圣人顺着这种情形，不主动倡言，只应对他人的言说；那是因应对方而说，并非执定为‘我的言论’。因此言说如同环形，没有开端也没有尽头，无法追究到终点。我只需顺应是非的变化，安处于自然的分际而已。这也正是放下执著于言说的意思。”

惠子说：“孔子勤勉用心，努力学习知识。”

庄子说：“孔子已经谢绝了这种说法。”不过，孔子并没有这样说过。孔子说：“人从大道的根本处承受禀赋，恢复本有的灵明，才得以生存。发声合乎音律，说话合乎法度；把利义等道理陈列在面前，人的好恶、是非也就只是用来使别人的口服罢了。若能让人从心里信服，不敢违逆，那么天下自然会安定下来吧？安定下来就够了，哪里还需要我赶上、超过别人呢？”

郭象注说：人随着年岁和变化而生活，与时代一同变化。时代变了，世俗人情也会变化。顺应外物、悠然游心的人，怎么会与世俗之人有什么不同呢？变化从不停息，因此不能把某一刻的看法当作永恒不变。认为孔子勤于用心、牢记知识之后才有所知，便是不懂得任由万物自然变化；这说明惠子与圣人的境界相差甚远。

孔子谢绝的是：变化本来如此，并非凭知识和力量造就的。因此，他随顺时代、任由万物发展，不刻意发表言论。若让才智受役使，不再复归本有的灵明，生命也就会丧失。声音由音律而生，言语由法度而出。音律、法度都是众人所创，圣人只是取来运用，所以都能恰当，却并非圣人曾经刻意言说或造作。圣人说“我无言”，意思正是如此。

好恶、是非、义利等道理陈列出来，只是借人的口来表达；口用来传达内心，既然借众人的口表达，也就是顺应众人的心。我顺着众人的心意，谁还会违逆而另立主张呢？顺应天下自然安定的趋势，让天下自行安定，又何必多做什么？顺势而行，自然没有什么赶不上的。

吕惠卿注说：传记记载，孔子六十岁“耳顺”，七十岁“从心所欲”。到了从心所欲的境界，心中所想已不再横生是非，口中所说也不再牵涉利害。道还没有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就免不了随事物变化；既然会变化，就可能起初认为对，后来又认为不对。六十岁时认为对的事，怎么知道在五十九岁时就不是错的呢？

惠子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孔子只是与一般人相同；至于孔子与天道相同的境界，自古至今不曾随外物变化。惠子却把孔子当成勤奋用心、努力学习知识而后有所知的人。“谢”是断绝、舍弃的意思。万物得以生长，称为“德”。所谓“从大道的根本处承受禀赋，恢复本有的灵明，才得以生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万物尚未出生时，没有气，也没有形体，又怎么会有……

所谓灵性，是生命的根本。人由灵性而生，才有气、有形；如今又要恢复本来的灵性。发声时能合乎音律，不必刻意调弄声音；说话时能合乎法度，也不必专门讲求义理的解释。

可是，当义与利摆在面前，人便顺着自己的好恶和是非判断行事。这只能使别人在口头上服从，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因为所依据的标准并不确定，这样做并非无为而使万物自然变化。若能使人心里服服帖帖，不敢违逆而另立主张，天下的安定才会真正稳固。这才是让天下自然归于安定，而不只是叫人嘴上服从。

我恐怕还做不到像那样的人吧？他们顺应事物的变化，就像四时阴阳交替，从来不曾刻意发表什么主张。

疑独注：孔子说自己“六十而耳顺”，意思是听到各种说法都能通达，不再执着于争论是非。惠子还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只要勤勉用心、增长知识，就能有所收获。“谢”如同阴阳更替，变化中并没有刻意发号施令。

天地造化是万物根本，人的才质也都由造化所赋予。若能返归根本、恢复灵性，生命的道理便能通达；若被外物牵引，就会失去根本、丧失灵性，生命又怎能保全？

“律”是阴阳之气运行的规律，“法”是顺应天地的德性。圣人与阴阳之气相合，因此发声自然合乎音律；与天地之德相合，因此说话自然合乎法度。如今，人们却在义与利之间反复权衡，由此生出好恶和是非，再凭个人成见行事。这种做法只能使人口头服从，不能使内心信服。想让人心悦诚服，就应顺应事物、听任其自然，不要强行违逆另立主张；顺着天下原有的安定来安定天下，这才是顺应自然。

“算了吧，算了吧！”这句话表达的是无为之意：我不妄加作为，别人便能自然安定。所以说：“我恐怕还做不到像那样的人吧？”

碧虚注：随着年岁增长，人的德性会愈发明朗。这段话与《庄子》中谈籧伯玉的篇章措辞相近，但意思不同。籧伯玉明白起初认定的事后来可能并非正确，却还没有完全忘却自我；孔子顺应事物施行教化，能够不受拘滞，但要让人忘却自我仍很难。

起初认定为正确的，后来也可能随着情势变化而否定，最终回到正道。先前尚未认定为是的，如今也未必就一定是非；不断减损执着，反而能有所增益。勤于用心，容易少有变化；拘守知识，容易滋生自矜。孔子长期远离世俗纷扰，没有刻意记载或宣扬自己的言论。

人的才质禀受于大道，不能只依赖圣人的事迹；恢复灵性、顺应变化而任其自然，发出的声音便会合乎音律……

中和的话语写成文章，礼乐教化、义与利的道理都陈列在典籍中，难道只是让人嘴上服从吗？它们还使人奔走追随、敬仰效法，进而让人心里信服，遵循古道和事理，谁还敢违逆呢？持守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便可以安定世间，使天下达到安定。我比不上孔子。这里是庄子以谦辞敬重孔子。

《鬳斋口义》（宋代学者林希逸的《庄子》注本）说，“勤心服事”是指在知识见解上用功，也就是广泛学习。孔子辞去博学之事，进一步求道，只是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才”与“性”相通，都是人禀受天赋的本始。能使造物所赋予的灵性、知觉回归本来状态，才可以尽到人生之道。

“鸣”是言说，“律”是法则。若把义利摆在眼前，便会有是非、好恶之分，人我因此对立。这样或许能使人嘴上服从，却未必能使人心服。只有舍弃义利之争和是非分别，才能使人从心里信服，不再有人敢对立违逆；然后才可以安定天下的定理。庄子既然称赞孔子的心境，接着便对惠子感叹：“唉，算了！我怎么赶得上他呢？”这是对孔子的极度敬重。

人活着，随着年岁增长而不断变化，这是贤者和愚者都无法避免的：内心的知虑日渐增多，外在的形貌不断改变；得失利害彼此交错，是非成毁也不断变易。眼前那些如幻象、泡影般忽然出现又消失的事物，全都是变化。孔子每过一年，心境便随之变化；到了六十岁，便有六十次变化。这说明他所走的人生之道日日更新，不停留在旧有的成见上。他处在变化之中，与常人相同；但他所经历的变化，又与常人不同。

《黄帝书》说：“宇宙在手，万化生于身。”这话确实有道理。六十年是天地干支循环一周；对人而言，也约是高寿者的一半。经历既久，是非本应已经明白，然而仍可能不知道如今认定为对的事，是否其实是错的；甚至会认为过去五十九年都错了。追究原因，问题在于心中有“我”。若还没有达到“无我”的境界，即使过了六十岁，也未必就真正正确。因此，璩夫子也曾感叹自己“五十九年非”。

“勤志”是积累学问，“服知”是凭借才能。孔子早已放下自己所学和所能，默默地向道前进，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人人都从造物那里禀受才性，必须能够使自身的灵性复归，才能……

这样才可以长久地保持下去：用学问充实它，用德行使它美好。

“言合乎律”是说言语符合准则，“身合乎法度”是说行为符合规范。这些都从内在的灵明中生发出来，可以说，人所应具备的品行已经相当完备了。

可是，等到义与利摆在面前，人们却常把自己的好恶当作是非标准，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让别人嘴上服从而已。世上的学者往往都是如此。如今夫子却能让人从内心信服，使人不敢隐瞒。

“立定天下之定”，是说他的教化迅速而有成效。“至彼乎”，则是庄子对夫子由衷敬服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