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Kanripo本）卷9

墨子在《非命》篇中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宿命论观点。他指出，古代的王公大人们治理国家时，都希望国家富强、人口众多、政治清明，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反而导致贫穷、人口稀少和社会动乱。

墨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有命论"（相信命运决定一切的观点）在民间广为流传。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命中注定富就会富，注定穷就会穷；人口多少、治乱兴衰、寿命长短都是命中注定，人力再强也无济于事。这种论调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在传播。

墨子严厉批评这种观点是"不仁"的，必须加以明辨。他提出判断言论真伪的三个标准（三表法）：第一要考察古代圣王的事迹；第二要体察百姓的见闻实情；第三要验证这些言论在政治实践中的效果，看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墨子举例反驳宿命论：夏桀把天下搞乱，商汤接手后治理得很好；商纣王把天下搞乱，周武王接手后也治理得很好。同一个时代、同样的百姓，在桀纣统治下就大乱，在汤武治理下就大治，这难道能说是命中注定的吗？

他还指出，先王留下的典籍中记载的治国之法，都是用来教导百姓的。如果真有宿命论，先王何必还要制定这些治国方略呢？墨子通过历史事实和先王典籍，有力地驳斥了消极的宿命论观点。

这段话出自《墨子》，讨论的是天命与人为的关系。墨子认为福祸并非命中注定，而是取决于人的行为。他批评那些相信命运不可改变的人，认为这种观点会破坏社会正义。

墨子指出，古代圣王制定刑法和军令时，从未说过"福不能祈求，祸不能避免，恭敬没有好处，残暴没有害处"这样的话。他认为这些相信宿命论的言论应该被抛弃，因为这种思想会颠覆天下道义，实际上是在残害百姓。

墨子提出一个核心观点：如果有德之人居于上位，天下必然太平。他举了两个历史例子：商汤在亳地（商朝早期都城）时，虽然领地只有方圆百里，但他与百姓互爱互利，遵循天道祭祀鬼神，因此得到上天庇佑、诸侯拥护，最终成为天下共主。周文王在岐周（周朝发源地）时同样如此，他施行仁政，远近百姓都向往他的统治，连无能之辈也感叹："要是文王的恩泽能惠及我们该多好！"

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墨子论证了他的观点：当有德之人执政时，上天鬼神会赐福，诸侯会归附，百姓会亲近，贤士会投奔。这就是为什么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的道理。墨子用这些实例证明，统治者的德行和政策才是决定国家治乱的关键，而非虚无缥缈的命运。

古代贤明的君王制定法令，设立赏罚制度来激励贤能之人。具体表现为：在家孝顺父母、慈爱亲人，在外尊敬长辈、和睦邻里；日常行为有分寸，出入有规矩，男女交往有界限。因此这样的人管理官府不会贪污，守卫城池不会背叛，国君遇难时愿意赴死，流亡时有人护送——这些都是朝廷嘉奖、百姓称赞的行为。

那些主张"命运天定"的人却说："君王赏赐是因为命中注定该赏，并非因为贤能；君王惩罚也是命中注定该罚，并非因为暴虐。"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家不孝不慈，在外不敬长辈；行为没有分寸，男女交往混乱。这样的人管理官府会贪污，守城时会叛变，国君遇难时不愿效死，流亡时无人护送——这些都是朝廷惩罚、百姓谴责的行为。但主张宿命论者仍辩解说："受罚是命中注定，并非因为暴虐；受赏也是命中注定，并非因为贤能。"

用这种宿命论来治国就不义，为臣就不忠，为父就不慈，为子就不孝，为兄就不良，为弟就不悌。强行坚持这种观点，正是产生凶险言论和暴虐之道的根源。怎么知道宿命论是暴虐之道呢？古代穷苦百姓好吃懒做，导致衣食不足、饥寒交迫时，不说"是我懒惰无能、干活不勤快"，反而说"我命中注定就该贫穷"；古代暴君放纵声色享乐，不孝顺父母，导致亡国灭族时，不说"是我昏庸无能、治国无方"，反而说"我命中注定该亡国"。

商汤的贤臣仲虺（商朝开国功臣）曾记载："我听说夏桀假托天命，对百姓发号施令，所以上天降罚，使他丧失民众。"这说明商汤反对夏桀的宿命论。《泰誓》记载纣王行为野蛮，不敬上帝鬼神，抛弃祖先祭祀，还说"我百姓自有天命，不必修缮神庙"，最终招致灭亡。

这段经文出自《墨子·非命》篇，主要批判"有命论"（认为人的命运由天注定）的观点。墨子认为，如果统治者相信命运天定，就会导致国家混乱、民生凋敝。

墨子首先指出，商纣王就是因为相信天命而亡国。如果采纳"有命论"的主张，在上位者就会荒废政务，导致法律混乱；百姓就会懈怠劳作，造成物资匮乏。这样既无法供奉天地鬼神，也不能善待贤士宾客，甚至连老弱百姓的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所以说"有命论"上不合天意，中不合鬼神，下不利百姓，是制造祸乱的根源。

墨子强调，天下有识之士都希望国家富强、社会安定。而"有命论"正是危害天下的毒瘤，必须加以批驳。他提出判断言论真伪的三个标准：一要考察是否符合天意和圣王之道（本）；二要验证是否与先王典籍相符（原）；三要看实际施政效果（用）。墨子反问：从古至今，谁真正见过"命运"是什么样子？如果认为百姓愚昧不可信，那么诸侯的传言中可曾有过"命运"存在的证据？

这段论述体现了墨子"非命"思想的核心：反对消极宿命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作为，而非虚无缥缈的天命。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主要批判了"天命论"的观点。墨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统治者的施政方式，而非所谓的天命。

文中指出，古代圣明的君王通过选拔孝子来鼓励孝顺父母，尊重贤良来引导向善，颁布法令来教化百姓，用赏罚来劝善止恶。这样就能使混乱的局面得到治理，危险转为安定。比如商汤治理了夏桀造成的乱局，周武王治理了商纣的乱局。这说明治乱安危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施政方式，怎么能说是天命决定的呢？

那些相信天命的人说这种观点不是他们发明的，而是从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墨子反驳说，如果真有天命，那么三代圣王和暴君应该都是天意安排的。但实际上，三代贤士大夫因为能够劝谏君主、教化百姓而获得美名；而暴君们荒淫无度、不理政事，最终国破身亡，他们难道能说是天命如此吗？

三代暴君放纵声色犬马之乐，沉迷酒色，政令不善，却推说是天命要亡国。同样，那些不孝父母、不敬君主、好吃懒做的穷苦百姓，也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天命。墨子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强调人的努力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墨子在这里批判了"天命论"的观点。他说有些人遇到饥寒困苦时，不是反省自己不够努力，反而推说是命中注定贫穷。这种观念就像夏商周三代那些虚伪的人，用"天命"来欺骗百姓已经很久了。

圣明的君王很担忧这种思想，所以把反对天命论的内容刻在竹简、金属和石头上。在《仲虺之告》中记载：商汤和仲虺（商朝贤臣）都反对夏桀信奉天命的做法。《太誓》中也记载：商纣王荒废祭祀，却说"我百姓自有天命"，结果被上天抛弃。周武王在《太誓》中同样驳斥了这种观点。

墨子指出，那些宣扬"天命"的言论，其实都是暴君编造出来的。如今天下有见识的人要明辨是非，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害人的"天命论"。

在《非命》下篇第三十七章，墨子提出了判断言论的三个标准：

第一要考察古代圣王的事迹；

第二要观察百姓的见闻感受；

第三要验证政策实施的效果。

他打了个比方：说话如果没有标准，就像在没有刻度的转轮上测量时间，永远得不出准确结果。所以任何言论都要经过历史验证、现实考察和实践检验这三个步骤。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些圣王治理天下时，就是遵循这三个法则的。

墨子在这里阐述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必须推举孝顺的人，鼓励他们侍奉父母；尊重贤能的人，教导他们行善。这样通过实施政令、推行教化，奖赏善行、惩罚暴虐，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混乱，安定社稷的危难。

墨子举了历史例子来说明：夏桀造成的乱局被商汤治理，商纣造成的混乱被周武王平定。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百姓没有改变，只是统治者更换了政策，民风就随之改变。天下大乱是因为桀纣的统治，天下太平则归功于汤武的治理。由此可见，国家的安危治乱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施政方式，怎么能说是命中注定的呢？

古代圣王禹、汤、文、武治理天下时，都致力于让饥饿的人有饭吃，寒冷的人有衣穿，劳苦的人能休息，混乱的局面得到治理，因此获得了天下的赞誉。这难道能说是命运安排的吗？这完全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墨子进一步指出，那些相信命运的人，根本不了解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善政。实际上，宣扬命运论的都是像桀、纣、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暴君。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放纵欲望，沉迷打猎游乐，不顾国家百姓，最终失去政权。这些暴君从不反省自己的无能，反而把失败归咎于"命中注定"。同样，那些不孝不贤的百姓也是如此，不善于侍奉父母君主，却把不幸归咎于命运。

墨子通过这段论述，彻底否定了"命运决定论"，强调国家的治乱兴衰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施政方式和个人的努力程度。

墨子在这里批评那些懒惰、贪图享乐的人，他们不注重节俭，喜欢简单随便的生活，贪吃贪喝却不愿努力工作，导致衣食不足，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这些人不反省自己能力不足、做事不努力，反而抱怨是命中注定要穷困。

墨子指出，夏商周三代那些虚伪的人也是这样。古代的暴君制定各种让人穷困的办法，迷惑百姓，使人们变得迟钝愚昧。先代圣王早就担忧这种情况，所以把教训刻在竹简、青铜器上，传给后代子孙。

他引用《尚书》记载：大禹的德行高尚，但如果不谨慎保持德行，上天也不会保佑。又引用仲虺（商汤的贤臣）的话：夏桀假借天命欺压百姓，商汤因此推翻他。如果本没有天命却硬说有，这就是欺骗。

墨子举例说：夏桀坚持"有天命"的说法行事，商汤作《仲虺之诰》来驳斥；商纣王也坚持"有天命"，周武王作《太誓》来反对。他反问：为什么不考察商周时期的记载？这些典籍中根本没有"命定论"的说法。

最后墨子指出：现在天下的君子著书立说，不是为了磨嘴皮子，而是为了治国安邦。王公大臣们早起晚归处理政务，是因为知道努力才能治理好国家，懈怠就会导致混乱。卿大夫们尽心尽力，也是明白这个道理。墨子借此强调人应该勤奋努力，而不是相信所谓的"天命"。

（注：这段文字体现了墨子反对"命定论"、主张"非命"的思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仲虺是商汤的贤臣，《太誓》是周武王的誓词，都是用来驳斥"天命论"的。）

墨子在这里阐述了人们勤奋工作的原因，以及如果相信命运之说会导致的严重后果。

他首先列举了三种人的工作情况：官员们勤勉处理政务、征收赋税，是因为他们知道努力才能获得尊贵地位；农民们早出晚归耕作种植，是因为他们明白勤劳才能获得温饱；妇女们日夜纺织，是因为她们懂得辛勤劳动才能有衣穿。这三种人都明白"努力才有好结果"的道理，所以不敢懈怠。

接着墨子提出假设：如果王公大臣相信命运决定一切，就会懈怠于处理政务；卿大夫会荒废官府事务；农民会懒于耕作；妇女会疏于纺织。这样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衣食匮乏。如果以这种态度治理国家，既不能侍奉好天地鬼神，也无法养活百姓，最终会导致国家灭亡。

墨子指出，夏桀、商纣、周幽王和周厉王这些暴君之所以亡国，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命运之说而荒废政事。因此他告诫天下有志之士：那些宣扬命运的说法，其实是暴君编造的、穷苦人传播的，绝不是仁德之人该说的话。追求仁义的人必须认清这一点，坚决反对这种宿命论。

（注：这段文字出自《墨子·非命》篇，是墨家反对儒家天命观的重要论述。墨家主张"非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墨子在这里批评了儒家的一些观点和做法。

首先，墨子指出儒家主张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按亲疏远近和尊卑等级来区别对待）存在矛盾。儒家礼制规定：为父母守丧三年，为长子也要三年；而为伯父、叔父、兄弟、庶子等守丧五个月。如果按亲疏来算，妻子和长子与父亲同等；如果按尊卑来算，又把妻子儿女与父母同等，反而把伯父、宗兄（同宗兄长）看得比子女还低，这是本末倒置。

接着，墨子讽刺儒家丧礼的虚伪：亲人去世后，又是爬屋顶、看井底、掏鼠洞、洗器具地找人，如果真认为死者还在，那就太愚蠢；如果明知已死还这样做，就是虚伪至极。

墨子还批评儒家婚礼的繁文缛节：娶妻时要亲自迎接，像仆人一样恭敬，婚礼仪式搞得像祭祀一样隆重。这样把尊卑关系都颠倒了，对父母不敬，反而把妻子捧得太高，这怎么能算孝道？

儒家辩解说重视妻子是因为她要主持祭祀，重视长子因为他要继承宗庙。墨子反驳说：同宗兄长守护宗庙几十年，死后丧期却很短；兄弟的妻子也参与祭祀，丧期却不长。可见"守奉祭祀"只是借口。实际上是以"重亲"为名，行偏私之实。

最后，墨子抨击儒家"天命论"的危害：认为寿夭、贫富、治乱都是天命不可改变，导致官吏懈怠职守，百姓懒于劳作。国家不治则乱，农业荒废则贫。儒家用繁琐礼乐迷惑人，用长久丧期和虚假哀伤欺骗亲人，宣扬天命论让人安于贫困，贪图享乐却懒于劳作，最终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种学说简直是把人当牛羊一样愚弄。

这段文字是《墨子》中批评儒家学说的内容，用现代话来说是这样的：

墨子讽刺那些自称"君子"的儒生：你们嘲笑别人是闲散之人，可自己又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贤儒呢？夏天乞讨粮食，等秋收五谷入仓后，就忙着操办丧事。全家老小都跟着混饭吃，吃完就忙着办好几场丧事。靠着别人家的财富装门面，仗着别人田地的收成摆排场。看到富人家办丧事就特别高兴，说这是谋取衣食的好机会。

儒者声称"君子必须穿古装说话古语才算仁德"，墨子反驳：所谓古装古语，在它们刚出现时也是新的，古人穿了说了就是君子吗？那现在非要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才算仁德吗？

儒者又说"君子只遵循旧制不创新"，墨子举例：古代羿发明弓箭，杼制作铠甲，奚仲造车，巧垂造船，按你们的说法，现在造弓箭、制铠甲的工匠都成君子了，而这些发明者反成小人了？况且你们遵循的东西最初也是人创造的，那你们遵循的不都是小人开创的道吗？

有人宣扬"君子战胜敌人不追击逃兵，不向躲进掩体的人射箭，敌人溃败时还帮他们推车"，墨子质问：如果双方都是仁人，根本不会交战。仁人用是非道理互相说服，没道理就服从有道理的，不懂就听从明白的。见到善行就效仿，怎会相互敌对？如果像暴雨般激烈争斗，胜利者不追逃兵、不射伤者、还帮敌人推车，就算做到这些也还算不上君子。

最后针对儒者"像钟一样，敲才响，不敲不响"的消极态度，墨子指出：真正的仁人侍奉君主要尽忠，侍奉父母要尽孝，见善行就赞美，有过错就劝谏，这才是为人臣子的正道。如果像钟那样敲才响，不敲就不响，隐藏智慧留着力气，冷淡被动等被问了才回答，即使事关君主父母的重要利益也不主动建言，就像放任强盗横行、贼人作乱一样不负责任。

这段文字出自《墨子》，主要是批评孔子（孔丘）的言行不符合真正的仁义之道。文中通过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表达了墨家对儒家思想的质疑。

晏子认为，真正的贤人应该帮助国家调和君臣关系，消除上下矛盾。但孔子在楚国时，明知白公（楚国贵族）有叛乱阴谋，却还支持他的党羽石乞，差点导致国君遇害、白公被杀。晏子指出，贤人的言行应该对君主有利、对百姓有益，而孔子却谋划隐秘，教导臣子犯上作乱，这完全违背了仁义的标准。

文中强调，真正的道术学问应该以"兴天下之利"为准则，行为正直，见到利益要适可而止。而孔子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他进入别国却结交乱臣贼子，知道别人不忠还促成叛乱，事后又逃避责任。因此晏子不愿承认孔子是贤人，面对景公的询问也保持沉默。

墨子通过这个典故，阐发了墨家"兼爱""非攻"的核心思想——真正的仁义必须带来实际利益，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在墨家看来）空谈道德却引发动乱。

这段文字讲述了孔子在齐国的一段经历，以及晏子对儒家的批评。

孔子来到齐国拜见齐景公，景公很欣赏他，想封给他尼谿这块地方。景公征求晏子的意见，晏子却坚决反对。晏子认为儒家有五大问题：儒者傲慢自大，不适合教导百姓；沉迷音乐享乐，会使人放纵；主张宿命论而懈怠政事，不能担任官职；重视丧礼过度哀伤，无法体恤百姓；穿着奇装异服，不能引导民众。晏子批评孔子注重外表修饰来迷惑世人，用音乐歌舞聚集门徒，制定繁琐的礼仪来显示威仪，这些都不利于治国。

景公最终没有封地给孔子。孔子因此对齐景公和晏子怀恨在心，后来通过田常（齐国权臣）的门路，派子贡去齐国活动。孔子让子贡劝说田常攻打吴国，又挑拨齐国其他大臣内斗，还鼓动越国伐吴。三年间导致齐、吴两国遭受战乱。

文中还列举了孔子的一些行为：在鲁国任司寇时离开公职投靠季孙氏；在陈蔡之间被困时饥不择食；不问肉和酒的来源就享用；回到鲁国后却对座席、食物等细节过分讲究。子路对此提出疑问，孔子解释说在不同处境要有不同表现。

这段记载主要反映了墨家对儒家的批评立场，认为儒家学说华而不实，儒者的行为也有矛盾之处。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墨家文献中的记载，带有明显的学派立场，与儒家经典中的孔子形象有很大差异。

这段话是墨子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言论。墨子说：我告诉你，从前有人和你一样标榜仁义道德，但遇到饥荒时就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活命，吃饱了又用虚伪的行为粉饰自己。还有比这种污秽奸诈更严重的吗？

墨子举例说：孔子和弟子们闲坐时谈论，舜帝见到父亲瞽叟（传说中舜的盲眼父亲）就表现得恭顺，但这时候天下真的太平了吗？周公旦（周朝开国功臣）难道不是真正的人才吗？为什么他要离开自己的家室去别处寄居呢？

接着墨子批评孔子的行为：孔子的心术不正，他的门徒都效仿他。比如子贡、季路（孔子弟子）辅佐孔悝在卫国弄权，阳虎（鲁国权臣）在齐国作乱，佛肸占据中牟叛乱。他们追求繁复的礼仪却导致刑罚残酷，没有比这更过分的了。

墨子最后总结：作为弟子和后来者，本应学习老师的言行，能力不足、智慧不够才需要教导。但如今孔子的行为如此不堪，儒生们的品行确实值得怀疑了。

（注：这是墨家学派对儒家的尖锐批判，反映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不同学派的思想交锋。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繁复的礼制和虚伪的道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