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卷6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解老》，主要阐释道家"德"的概念以及仁、义、礼的内涵。我来逐层解释：

关于"德"的论述：真正的德是内在的修养，外在表现只是德的表象。最高境界的德（上德）不刻意表现德，因为精神不向外散逸。精神内守就能保全自身，这就是德的本质——德就是获得身心的完整。德的养成要顺其自然（无为），去除欲望，不刻意强求，不用外力勉强。如果刻意追求德，反而会失去德的根本，导致不完整。过度使用心思反而不能稳固，没有成效。所以说最高境界的德看似无德，正因为如此才真正有德。

无为和无思之所以可贵，在于内心不受束缚。但那些不懂方法的人，把无为无思当作刻意的追求，这反而被"追求虚无"所束缚。真正的虚无境界，是内心自然不受制约。刻意追求虚无，就不是真虚无。达到虚无境界的人，不把无为当作固定法则，这样才是真正的虚无，德性才会充盈。所以说最高境界的德看似无为，实则无所不为。

关于"仁"：仁就是发自内心地爱人，为他人的幸福而高兴，为他人的不幸而难过，这种情感自然产生不求回报。所以说最高境界的仁（上仁）虽然有所作为，却不带功利目的。

关于"义"：义体现在君臣上下的礼节、父子贵贱的差别、朋友交往的分寸、亲疏内外的区分。臣子侍奉君主应当谦下，子女侍奉父母应当恭敬，朋友交往要互相帮助，亲近的人在内而疏远的人在外。义就是做应当做的事，所以说最高境界的义（上义）是有所作为且目的明确。

关于"礼"：礼是用来表现真情的外在形式，是各种义理的文饰。它区分君臣父子的关系，辨别贵贱贤愚的不同。内心怀有真情而不便直说，就用快步上前、恭敬跪拜等礼节来表明；真心喜爱而不易表达，就用美好的言辞来传递。礼是通过外在仪节来表明内心情感的方式。

（说明：原文中"上德""上仁""上义"都是指这些品德最高境界的表现形态，括号解释为首次出现时的说明）

这段文字讲的是"礼"的本质和人们对待礼的不同态度。核心意思是：真正的礼应该发自内心，而不是做表面功夫。

作者首先指出，普通人行礼是为了尊重他人，所以时有时无；而君子行礼是为了修养自身，所以始终如一。最高境界的礼（上礼）就像神明一样纯粹，但普通人三心二意，无法与之相应。

接着用比喻说明：和氏璧不需要装饰，因为它本身就很美；需要装饰的东西，本质都不够好。父子之间的礼看似简单，反而说明感情深厚；过分讲究礼节，恰恰说明内心疏远。

普通人行礼时，别人回应就高兴，不回应就埋怨。如果把礼变成互相要求的手段，就会引发争执混乱。所以说，当社会开始强调礼的时候，说明忠信已经淡薄，混乱就要开始了。

最后批评那些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人（前识），就像詹何坐着猜牛的颜色，不过是无根据的臆测。真正的智慧应该顺应自然规律（道），而不是主观揣度。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述了几个深刻的道理：

关于"前识"（预先判断）的问题，文中举了个例子：门外弟子说看见一头黑牛额头有白斑，詹何（战国时期道家学者）却说是黑牛但白色在角上。派人查看果然是黑牛用白布裹着角。韩非子认为，詹何这种费尽心思的观察方法，其实和让小孩子直接去看结果一样，所以说这种"前识"只是"道"的表面华彩，却是愚昧的开端。

真正的大丈夫应该追求实质而非表面：要立足于敦厚实在的品性，而不是浅薄虚华；要依据事理行事，而不是走捷径；要选择遵循事理、注重实情，抛弃那些虚浮的外表和投机取巧的做法。

文中还阐述了祸福相依的道理：人遭遇祸患时会产生敬畏之心，从而行为端正，深思熟虑，最终反而能成就事业、保全性命；而享福富贵时容易骄纵，行为邪僻，最终招致灾祸。所以说祸患中潜藏着福分，而福分里也潜伏着祸患。

最后强调遵循道理行事的重要性：按照客观规律做事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上可以成就天子之尊，下可以获得将相之位；反之，违背规律行事的人，即使拥有天子诸侯的权势或富豪的财富，最终也会遭受失败。

这段文字讲的是人们常常因为迷失方向而无法达成愿望的道理。普通人往往轻视天地运行的法则，轻率行事却不明白祸福的深远影响。就像人人都想富贵长寿，却难免陷入贫贱夭折的困境，这是因为走错了实现愿望的道路。这种走错路却执迷不悟的状态就叫"迷"，陷入迷途就永远达不到目标。

文中提出了四种品德标准："方"指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廉"是看淡生死、不重财物；"直"是秉持公正、不结党营私；"光"是地位尊贵、衣着体面。但真正得道之人即使具备这些品质，也不会用来炫耀或欺压他人。

作者指出人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懂道理却不愿学习请教。圣人虽然想用灾祸来警示众人，但毕竟贤者少而愚者多，强行纠正反而会招致怨恨。所以明智的做法是遵循规范行事，保持方正而不伤人，清廉而不刻薄，正直而不放肆，光彩而不刺眼。人的聪明才智来自天赋，但要通过思考来运用这些禀赋，过度使用反而会损害自身（比如用眼过度就会视力模糊）。

耳朵听得太多反而会失去敏锐，想得太多反而会头脑混乱，眼睛看得太多反而会分辨不清。眼睛分不清黑白，就像瞎子；耳朵听不出清浊，就像聋子；心里判断不了得失，就是疯子。瞎子白天也躲不开危险，聋子听不到雷霆的警告，疯子难免触犯人间法律。

真正会管理人事的人，懂得动静有度，节省思虑；真正懂得顺应天道的人，不会过度使用聪明才智。因为过度消耗就会伤神，伤神过度就会招致盲聋疯癫的灾祸。所以必须懂得节制。"啬"就是爱惜精神、节省智慧的意思。所以说，治理人事和顺应天道，没有比懂得节制更重要的了。

普通人用神（指精神能量）总是急躁，急躁就消耗多，这叫奢侈；圣人用神总是平静，平静就消耗少，这叫节制。这种节制之道源于自然规律。能节制的人，就是遵循大道、顺应天理的人。普通人遭遇灾祸还不知道退让，不服从道理；圣人即使没看到灾祸迹象，也能虚怀若谷地遵循天道，这叫"早服"（预先顺应）。

懂得管理人事的人思虑清净，懂得顺应天道的人感官虚静。思虑清净所以德行不流失，感官虚静所以和气（生命能量）天天增长，这就是"重积德"（不断积累德行）。能让旧德不流失、新和气不断到来的人，就是懂得"早服"的人。所以说"早服"就是"重积德"。

积累德行后精神就会宁静，精神宁静后和气就会调和，和气调和后谋略就得当，谋略得当就能驾驭万物。能驾驭万物，打仗就容易取胜；打仗容易取胜，言论就能影响世人；影响世人就无往不利。这种无往不利的根本在于"重积德"。所以说不断积累德行就能无往不胜。打仗容易取胜就能兼并天下，言论影响世人就能让民众追随，进而统一天下。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国和修身都要遵循"道"（自然规律和根本原则）的道理。真正能保有国家、保全自身的人，必定是体悟了"道"的人。因为体道的人智慧深远，常人根本看不透他的行为边界，就像上天让人看不见它的极限一样。

"有国之母"指的就是"道"，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就像树木有直根（主根）和蔓根（须根），直根是树木生长的根基，蔓根是维持生命的养分。对人来说，"德"是立身之本，"禄"是生活保障。建立在正确道理上的人，才能长久保持福禄；体悟大道的人，生命才能日益增长。所以说要深扎根基、稳固根本，这才是长生久视之道。

后面用工匠和劳作的比喻说明：工匠频繁改行就会失去手艺，劳动者经常变动就会浪费劳力。一个人每天浪费半天，十天就相当于损失五个人的工作量；一万人每天浪费半天，十天就损失五万人工。同样，政策法令频繁变更，百姓的谋生方式就要不断调整，造成的损失就会更大。从道理上看，管理大众如果经常变动政策，损失就会非常巨大。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国和修身的道理。大意是说：

治理大国就像煎小鱼一样，频繁翻动反而会弄坏。法令也不能频繁更改，否则百姓会受苦。明智的君主崇尚清静无为，不轻易改变政策。

当人生病时才看重医生，遭遇灾祸才害怕鬼神。如果圣人在上位，百姓欲望就少，气血平和，行为合理，灾祸自然减少。内外都没有病痛和刑罚的祸患，人们就不会过分迷信鬼神。用"道"来治理天下，鬼神也不会作祟。

百姓不犯法，官府就不用刑罚；官府不扰民，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繁衍兴旺。所谓"作祟"，其实是人精神错乱导致的。如果精神安定，鬼神也不会来侵扰。上下互不伤害，德政就会惠及百姓。

有道的君主，对外与邻国和睦相处，对内施恩于民。对待诸侯讲究礼义，处理民事注重根本。这样战争就少发生，百姓也能专心务农。国家积蓄丰厚，精神不受鬼神干扰，德政就完全体现在百姓身上了。上下互不伤害，德政就能互相成就。

注：文中"道"指自然规律和治国原则；"德"指统治者的恩德和百姓的福气。这些思想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治国理念。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理国家和个人修养的道理。先说国家治理：贤明的君主对外很少动用军队，对内禁止奢侈浪费。君主不把马匹用于战争追逐，百姓也不用马匹长途贩运奢侈品，这样就能集中力量耕作农田。农田得到充分施肥灌溉，所以说"天下有道时，战马都去运粪肥田"。

反过来，昏庸的君主对内残暴压榨百姓，对外侵略邻国。对内暴虐导致民生凋敝，牲畜减少；对外征战导致士兵伤亡惨重。战马缺乏时连将帅的马都要征用，军队危急时连近臣都要服役。所以说"天下无道时，连郊外都产战马"。

再说个人修养：人有贪欲就会打乱计划，贪欲越重邪念就越强。邪念强就会轻率行事，轻率就会招来灾祸。灾祸源于邪念，邪念又由贪欲引诱。贪欲膨胀时，会让良民作恶；贪欲消退时，又让好人遭殃。这种既能损害君主又伤害百姓的贪欲，是最大的祸患。

因此圣人不受五色迷惑，不沉溺声乐；明君轻视玩物，远离奢靡。人没有羽毛却要穿衣服，是因为要御寒；肠胃是生存根本，不吃饭就活不成。所以人难免有求利之心，但若不能克制这种欲望，就会带来忧患。圣人穿衣只为御寒，吃饭只为充饥，所以没有忧虑。普通人却贪得无厌，诸侯追求广土众民，富人积累千金资产，欲望得不到满足就永远忧愁。就像囚徒尚有免罪获释之时，不知足的人却终身不得解脱。所以说"没有比贪欲更大的祸患了"。

《韩非子》这段文字主要讲了两层道理：

第一层讲的是人的欲望带来的祸患。最大的祸患莫过于不知足，过分追求利益比忧愁更可怕。忧愁会导致疾病，生病后智慧就会减退，智慧减退就会失去分寸，失去分寸就会胡乱行动，胡乱行动就会招来灾祸。灾祸一来，疾病缠身就会痛苦，外界灾祸降临更添苦难。当痛苦充满肠胃之间，就会严重伤害身心，这时人才会退而反省自己。这种自我反省正是源于贪图利益，所以说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贪利。

第二层阐述了"道"的哲学内涵。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本规律，是一切事理的依据。"理"是构成事物的具体法则，而"道"是万物形成的总根源。万物各有其理互不冲突，因此理成为制约万物的法则。道通过不同的理来体现，所以道本身必须不断变化。正因道变化无常，才能主宰生死、容纳智慧、决定万事兴衰。天地、日月、星辰、四季都依靠道才能正常运行，黄帝（轩辕）、赤松子等圣人也凭借道成就功业。道既存在于尧舜这样的明君身上，也存在于接舆这样的狂人身上；既导致夏桀商纣的灭亡，也促成商汤周武的兴盛。

道看似遥远实则近在咫尺，看似晦暗实则光明昭昭。它像水一样，溺水者喝多了会死，口渴者适量饮用则能活命；又像刀剑，愚人用来泄愤会招祸，圣人用来除暴却能造福。所以说，道既能带来死亡也能给予生命，既能导致失败也能促成成功。道的本质不强制不显形，柔顺随时势变化，与理相应和。万物因道而死也因道而生，万事因道而败也因道而成。

这段话讲的是"道"的本质和生死之理。韩非子用大象作比喻：人们很少见到活象，但通过死象的骨头就能想象出活象的样子。同样，"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圣人通过观察它的作用来认识它。真正的"常道"（永恒不变的道）是与天地同生共灭、不死不衰的，它没有固定形态，所以难以言说。

关于生死，人从出生到死亡，身体有四肢九窍共十三个主要器官。活着时这些器官都服务于生命，死后就都归于死亡。普通人只知道拼命活动，却不知过度消耗会导致生命枯竭。就像犀牛老虎虽凶猛，但只要避开它们出没的地域和时间就能免受伤害。而万物其实都像犀牛老虎一样暗藏危险，人们却往往忽视这一点。

所以圣人珍视精神修养，重视清静无为。因为精神消耗的危害，比遭遇猛兽还要严重。这里揭示了过度消耗生命力的危害，以及清静修养的重要性。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如何避免各种祸害和保全自身。作者用犀牛老虎的角爪比喻人世间的各种危险，说明祸害都有根源，避开这些根源就能免受伤害。

犀牛老虎虽然凶猛，但它们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同样，人世间的各种祸害也都有其根源。如果在上位不忠诚、轻易触犯禁令，就会受到刑法的惩罚；在乡里不节制、爱憎无度，就会陷入争斗；放纵欲望、动静无度，就会招致病痛；耍小聪明、违背道理，就会陷入罗网。只要避开这些祸害的根源，就能免受伤害。

兵器是用来防备祸害的。真正重视生命的人，即使参军也没有争斗之心。没有争斗之心，就不需要防备别人加害。这不单指军队，圣人在世上处世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害人之心，也就不会被人所害，因此不需要防备别人。所以说：在陆地上行走不会遇到犀牛老虎，进山不需要依靠防备来避免伤害；参军不需要披甲戴盔，远离各种祸害。犀牛无处用角，老虎无处伸爪，兵器无处施刃。不设防备却必定无害，这是天地的道理。体会这个道理，就能没有"死地"（必死之处），行动时处处安全，这才叫善于养生。

爱护子女的人对孩子慈爱，重视生命的人对身体慈爱，看重功业的人对事业慈爱。慈母对幼子，必定设法给他幸福。要给他幸福，就要为他除祸；要除祸，就会深思熟虑；深思熟虑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必定成功；必定成功，行动起来就不会犹豫。这种不犹豫就是勇敢。圣人对待万事，都像慈母为幼子考虑一样。所以能看到必定可行的道路，明白该怎么做就不会犹豫。这种不犹豫就是勇敢，而勇敢来源于慈爱。所以说"慈爱故能勇敢"。

周公说：冬天如果封冻不坚固，春夏时草木就不会茂盛。天地都不能长久奢侈浪费，何况人呢？所以万物必有盛衰，万事必有弛张。

治国之道必须张弛有度，国家必须文武并用，管理官员必须赏罚分明。聪明人节俭用度，家庭就会富裕；圣人珍惜精神（指保养元气），精力就会充沛；君主重视士兵，百姓就会增多，百姓多了国家就强盛。所以说节俭才能让国家强大。

万物有形状的就容易裁断分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形状就有长短，有长短就有大小，有大小就有方圆，有方圆就有软硬，有软硬就有轻重，有轻重就有黑白。这些长短、大小、方圆、软硬、轻重、黑白的关系就是规律。掌握了规律，处理事物就容易了。所以在朝廷上讨论大事时要先确立标准，懂得权衡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想要做成方圆器物就得遵循圆规方矩，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圣人完全遵循万物的规律，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不强行出头）。不强行出头反而能成就事业，议论必定超越常人。这样的人怎能不身居高位呢？担任要职就是成为事业的主宰。所以说"不敢为天下先"反而能成为事业的主宰。

爱护子女就不敢断绝衣食，爱惜自身就不敢违背法度，制作方圆器物就不敢舍弃规矩。带兵时爱护士兵就能打胜仗，爱护武器装备城池就坚固。所以说以慈爱之心作战就能胜利，防守就能稳固。能够保全自己并完全遵循万物规律的人，必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所谓上天眷顾，就是让心智生长。天下的道理都归结于生长，如果用慈爱来护卫，做事必定周全妥当，这就是最宝贵的。所以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指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书上说的"大道"就是正道，"貌施"（表面功夫）就是邪道，"径大"（走捷径）看似美好，其实是邪道的表现。朝廷过分修饰，说明诉讼繁多；诉讼繁多田地就会荒芜；田地荒芜国库就会空虚。

国家贫穷而民间却盛行奢侈浪费的风气。当百姓沉迷于铺张浪费时，生产粮食和制作衣服这些基本生计就会荒废。生计荒废了，百姓就不得不耍弄机巧、行欺诈之事。人们都追求虚华的外表，导致诉讼案件增多，粮仓空虚，整个国家都以奢侈为荣，这就像用利剑刺伤国家一样危险。

那些靠小聪明损害国家利益的人，自家必定暴富。百姓看到这种情况，就会效仿他们的做法，于是小偷小摸开始出现。这就好比乐队中竽（古代管乐器）领奏时，其他乐器都会跟着和声。大奸大恶之人带头作乱，普通百姓就会跟着学坏。那些穿着华服、佩带宝剑、饮食奢侈、家财万贯的人，其实就是盗贼的头领。

无论聪明还是愚笨的人，都知道趋利避害的道理。但一旦被欲望迷惑，就会被外物引诱而迷失本性。只有圣人能够坚定自己的原则，不被外物诱惑。他们内心专一，即便面对诱惑也能保持精神不动摇。

作为子孙后代，应当遵循这个道理来守护宗庙（祖先祠堂）。守护宗庙的关键在于：个人要积累精气修养品德，家庭要积累财富培养德行，乡里国家都要以养育百姓为根本。修身养性的人不会被外物扰乱精神，这才叫真正的德行；治家时不被无用之物干扰计划，财产自然充裕；治理乡里若能坚持这个原则，富裕的家庭就会越来越多。

这段文字通过多个历史典故，阐述了道家"知足常乐"的核心思想。

治理国家时，如果君主能遵循道德准则，地方上德行高尚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推广到整个天下，百姓都能蒙受恩泽。观察一个人修身养性的方式，就能分辨君子和小人；观察家庭、乡里、国家的治理状况，就能判断其兴衰。这就是"以自身观他人，以家庭观社会"的智慧。

天下太平时，战马都用来耕田；天下混乱时，战马只能在郊野产驹。就像珍贵的狐豹因为皮毛华美招来杀身之祸，国家也会因为名声、土地招致灾祸。徐偃王因好名而亡国，虞国、虢国因贪图土地而灭亡。

智伯（春秋晋国权臣）吞并范氏、中行氏后仍不满足，继续攻打赵国，结果被韩魏联军反杀，头颅还被做成酒器。虞国君主贪图晋国的良马美玉，不听宫之奇劝谏，最终国破身亡。这些例子都说明：灾祸没有比不知足更大的，过错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严重的。

楚庄王赏赐孙叔敖汉间贫瘠之地，正因为土地贫瘠（按照楚国法律，大臣封地两代后要收回），反而让孙叔敖家族得以九世不绝祭祀。这印证了"善于建立的就不可动摇，善于保持的就不会失去"的道理——真正的智慧在于懂得满足。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治国和权谋的道理。孙叔敖（春秋时期楚国名相）的例子说明，掌握权力要稳重，不能轻率。稳重的人能驾驭轻浮的人，沉静的人能控制急躁的人。所以说，稳重是轻浮的根本，沉静是急躁的主宰。君主就像国家的根基，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位置。

文中举了主父（赵武灵王）的例子，他传位给儿子后自己却失去权势，最终被幽禁而死，说明君主如果轻率就会失去臣子，急躁就会失去君位。权势对君主来说就像鱼离不开深水一样重要，一旦失去就很难再得回来。历史上齐简公失去权势被田成子所杀，晋国君主被六卿架空都是教训。

赏罚是国家的利器，必须由君主掌握。如果君主把赏罚大权交给臣子，臣子就会利用这些权力反过来控制君主。所以国家的核心权力不能轻易示人。

后面用越王勾践的例子说明谋略：越王故意让吴国攻打齐国来消耗吴国实力，等吴国在艾陵战胜齐国后，又在黄池会盟时炫耀武力，结果最终被越国所灭。这就是"想要收敛它，必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先加强它"的道理。晋献公想攻打虞国就先送玉璧和骏马，智伯想灭仇由国就先送大车，都是同样的策略。

最后强调做大事要从细微处着手：千里长堤可能毁于蚁穴，所以处理困难要从容易处入手，做大事要从细小处开始。想要掌控事物，就要在它还微小的时候着手。

这段文字通过几个历史故事说明防微杜渐的重要性。

第一个故事讲白圭（战国水利专家）修堤时堵住蚂蚁洞，老人防火时涂封墙缝，因此避免了水灾火灾。说明谨慎处理小问题能预防大祸患。

第二个是著名的扁鹊见蔡桓公故事。扁鹊三次提醒国君病情从皮肤发展到肠胃，桓公都不听。最后病入骨髓时，扁鹊说已经无法医治。五天后桓公果然病死。说明疾病和问题都要在初期及时处理。

第三个故事讲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时，郑国国君不听叔瞻建议厚待或杀掉重耳。后来重耳回国后发兵攻郑，夺取八座城池。说明对小问题处理不当会酿成大祸。

第四个故事是"唇亡齿寒"的典故。晋国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君不可答应，否则虢国灭亡后虞国也会遭殃。虞君不听，结果晋国灭虢后果然回头灭了虞国。再次证明忽视小隐患会导致大灾难。

这些故事共同说明：明智的人会及早处理小问题，在祸患刚露出苗头时就采取行动，这样才能避免日后的大灾难。就像治病要在病症初期治疗，治国理政也要防微杜渐。

这段文字通过多个历史典故阐述了道家"见微知著""守柔曰强"等核心思想。

先说郑国和虞国的故事：叔瞻、宫之奇就像扁鹊那样的良医（指贤臣），但两国君主不听劝谏，最终郑国被攻破，虞国灭亡。这说明在局势安稳时容易掌控，在祸患未显时容易谋划。

接着讲商纣王的故事：纣王开始用象牙筷子时，箕子就预感到灾祸。因为用象牙筷子必定要配犀玉杯，吃山珍海味，穿锦衣华服，住高台广厦。五年后纣王果然建肉林、设炮烙，最终亡国。这印证了"见小曰明"的道理——能从细微处预见大势才是真明智。

越王勾践和文王的故事说明"守柔曰强"：勾践忍辱负重给吴王当马夫，最终在姑苏杀死夫差；文王被纣王辱骂而不动怒，最终武王在牧野擒获纣王。说明能隐忍守柔才是真正的强大。

子罕拒玉的故事讲"欲不欲"：宋国农夫献玉，子罕却说"我把不接受你的玉当作珍宝"。这体现了不贪恋难得之物的高尚品德。

最后王寿焚书的故事讲"学不学"：徐冯说智者不该死守书本知识，王寿就把书烧了跳舞。说明真正的学习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超越书本的智慧。

这些故事共同说明：真正的圣人能见微知著、守柔处下、清心寡欲、超越形式，所以能避免灾祸。这就是"圣人不病"（圣人没有缺点）的原因。

宋国有个人花了三年时间用象牙雕刻了一片楮树叶，叶脉纹理精细逼真，混在真树叶里都分辨不出来，因此获得官职俸禄。列子听说后评论道：如果天地也要花三年才能长一片叶子，那有叶子的植物就太少了。不顺应自然规律，却模仿一个人的技巧；不遵循大道法则，却学习一个人的智巧，这都是"一片树叶"式的浅薄行为。

冬天的庄稼，连后稷（古代农神）也种不好；丰年的好收成，连奴婢也糟蹋不了。单靠人力，后稷也力不从心；顺应自然，奴婢也能轻松有余。所以说要顺应万物自然规律而不强求妄为。

人的七窍（眼耳口鼻等）是精神出入的门窗。如果耳目沉迷声色，精神消耗在外表，内心就会失去主宰。内心失去主宰，即使祸福大如山丘也无法察觉。因此《道德经》说"不出门户能知天下事，不望窗外能晓天道"，讲的就是精神不脱离根本的道理。

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三次赛马都落后。他抱怨老师没教全，王子期解释说：驾车关键在于让马匹与车辆协调，人心与马匹默契。而您落后时想追上我，领先时又怕被我追上，心思全放在我身上，怎能与马匹配合？这就是落后的原因。

白公胜谋划叛乱时，手杖倒持刺穿了自己的下巴血流满地而不自知。郑国人评论说：连下巴被刺都忘了，还有什么不会忘的？所以说走得越远，智慧反而越少。圣人没有固定行为模式，能同时兼顾远近，所以《道德经》说"不行而知，不见而明"，就是根据时机行事，凭借条件成功，善用万物特性而获益。

楚庄王刚即位时，三年不理朝政，没有发布任何政令。有位叫右司马的官员用隐语劝谏说："南方山岗上有只鸟，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默默无声，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回答："三年不展翅，是为了让羽翼长得更丰满；不飞不鸣，是在观察民情。虽然现在不飞，一飞必定冲天；虽然不鸣，一鸣必然惊人。"半年后，楚庄王开始亲政，废除十项弊政，推行九项新政，惩处五个大臣，提拔六位隐士，使楚国大治。后来他出兵打败齐国、晋国，在宋国会盟诸侯，最终称霸天下。庄王不因小利损害大业，所以成就大名；不急于显露才能，所以建立大功。所以说，珍贵的器物需要长时间才能制成，宏大的声音反而显得稀微。

后来楚庄王想攻打越国，大臣杜子劝阻说："大王为何要伐越？"庄王回答："越国政治混乱、兵力薄弱。"杜子说："臣担心大王的智慧就像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楚国军队败给秦晋，丧失数百里土地，这才是兵力薄弱；境内盗贼庄蹻横行而官吏不能禁止，这才是政治混乱。楚国的弱乱程度不亚于越国，却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目不见睫'的智慧啊。"庄王于是停止攻越。所以认识事物的困难不在于看清别人，而在于看清自己，能够看清自己才叫明智。

孔子的学生子夏去见曾子，曾子问："你怎么变胖了？"子夏回答："因为我打了胜仗。"曾子不解，子夏解释："我在家研读先王之道觉得崇高，出门看到富贵享乐又觉得诱人，两种思想在内心交战不分胜负，所以消瘦。现在先王之道战胜了物欲，所以心宽体胖。"这说明修身的难处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能够战胜自己才叫强大。

周王室有块珍贵的玉版，商纣王先派贤臣胶鬲来索要，周文王不给；后来派奸臣费仲来要，文王却给了。这是因为周朝不愿让贤人得志，故意把玉版交给奸臣。后来文王在渭水边提拔了姜太公（即吕尚），这才是真正重用贤能的表现。

这里讲的是治国用人的道理。君主如果不懂得尊重贤能的老师（指有德行的臣子），不珍惜那些可以提供帮助的人才（资指有才能的辅佐者），即使自以为聪明，实际上也是糊涂的。这才是治国最关键的精妙之处。

韩非子用商纣王宠信费仲（商朝奸臣）、贪图玉版（象征奢侈享乐）的例子说明：表面上看似重视某人（贵之）、喜爱某物（爱之），实际上却是在重用小人和沉迷享乐。真正明智的君主应该分清什么是真正值得尊重的老师，什么是真正值得珍惜的治国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