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卷5

韩非子在《亡徵第十五》中列举了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种种征兆。这些警示主要针对君主统治不当的情况：

国家弱小但大臣家族势力庞大，君主权力微弱而臣子权重，这样的国家容易灭亡。忽视法律禁令而热衷权谋算计，荒废内政却依赖外援，也会导致灭亡。如果群臣沉迷学术空谈，贵族子弟喜好诡辩，商人囤积居奇，百姓崇尚武力，都是亡国之兆。

君主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园林，沉迷车马服饰玩物，耗尽民力财力；或者迷信吉凶时日、鬼神占卜，热衷祭祀活动；又或是仅凭爵位用人而不加考察，只信任个别亲信——这些都会招致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谋取，爵禄能用钱财买到，这样的政权难以长久。

君主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喜好浮华言辞而不重实际效用，沉迷华丽文采而不顾治国实效；思想浅薄容易被人看透，机密大事随意泄露，与臣子交往没有分寸——这些都是危险信号。

性格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不顾国家安危而刚愎自信；依赖远方盟国却怠慢邻邦，仗着强国支援就欺辱邻近弱国；放任外国侨民掌握重金，这些人既参与上层决策又干涉民间事务——这些做法都会埋下祸根。

当百姓只信任宰相而轻视君主，君主又宠信宰相不能罢免；国内人才不被任用反而寻求外国士人，不按功绩选拔官员而看重虚名，让外来者身居高位压制本国旧臣；太子人选不定而君主突然去世——这些都会引发动荡。

君主狂妄自大不知反省，国家混乱还自我感觉良好，不评估本国实力就轻视邻国；国家弱小却不甘居下，力量不足却挑衅强国，无礼侮辱强大邻邦，贪婪固执又不善外交——这些都是取祸之道。已经确立太子却让他与强敌结交，也会带来危机。

这些警示从内政、外交、用人、法治等多个维度，揭示了统治失当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列举了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种种征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君王如果出现以下这些行为，国家就危险了：

如果君王宠爱后妻导致太子地位不稳，群臣就会改变立场，国家可能灭亡。君王性格懦弱，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却不敢决断，也会亡国。国君在外时国内擅自更换继承人，或者太子未归就改立其他儿子，导致国家分裂，这都是亡国之兆。

羞辱大臣却还亲近他们，虐待百姓却还要役使他们，这些人怀恨在心就可能造反。朝中有两派重臣，或宗族势力强大，内外勾结争权夺势，国家就会危险。听信宠妾谗言，任用弄臣，内外怨声载道还屡屡违法，这样的国家要完。

轻视侮辱大臣，对宗亲无礼，劳役百姓，滥杀无辜，都会亡国。随意更改法令，朝令夕改，也是亡国之举。没有坚固城池，缺乏物资储备，却轻率发动战争，必然失败。

如果国君短命，幼主即位，权臣专政，引进外人结党，还不断割地求和，国家就危险了。太子势力过大，结交外国，过早形成威势，也会威胁君权。

性格偏激急躁，做事冲动不计后果的君主很危险。动不动就发怒喜好打仗，不重视农业教化而轻率开战，这样的国家难长久。权贵互相倾轧，大臣势力膨胀，对外依靠敌国，对内压迫百姓，君主却不加制止，国家就会灭亡。

如果君主无能而旁支贤能，太子弱势而庶子强势，官吏软弱而民间豪强辈出，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君主怀恨在心却不发作，悬着罪名却不惩处，让群臣暗中怨恨越来越恐惧，这样拖久了也会出事。

边境将领权力过大，地方长官地位太高，能够独断专行不请示朝廷，都是祸患。后宫淫乱，太后不检点，内外勾结男女混杂没有规矩，这样的国家迟早要乱。

这些警告都是在说，治国需要平衡各方势力，保持法度稳定，君主既要威严又不能暴虐，既要决断又不能专横。任何一方面的失衡，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政权崩溃。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列举了国家可能灭亡的种种征兆，以及君主需要坚守的三条原则。

首先列举了多种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情况：一个国家如果同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就容易灭亡；如果正妻地位低下而婢妾反而尊贵，太子卑微而庶子显赫，宰相被轻视而传达官员权重，这样内外秩序混乱就会亡国。大臣权势过大、结党营私、蒙蔽君主独断专权也会导致灭亡。任用私人门客而忽视军功将士，重视个人关系而轻视公共功劳，同样会亡国。国家财政空虚而大臣富裕，正式户籍百姓贫穷而寄居者富有，耕战之士困苦而商贾获利，这也是亡国征兆。看到大利不争取，听闻祸患不防备，不重视军事防御却空谈仁义，都会导致灭亡。不顾国家利益而听从母后命令，让女子和宦官掌权，也是亡国之兆。能言善辩却不守法度，聪明机智却无治国之术，君主多才多艺却不依法行事，都会亡国。任用新宠而疏远旧臣，让无能之人掌权而贤良之士埋没，无功者显贵而劳苦者卑微，这样百姓怨恨就会亡国。宗室大臣俸禄超过功劳，服饰逾越等级，宫室供养奢侈而君主不加禁止，臣子贪欲无止境也会亡国。王公贵族欺凌百姓，同样会导致灭亡。

但韩非子也指出，这些只是"可能灭亡"的征兆，并非必然。就像两个尧不能互相统治，两个桀不能互相灭亡，灭亡的关键在于双方治乱强弱的对比。木头折断是因为有蛀虫，墙壁倒塌是因为有裂缝，但如果没有大风大雨，蛀空的木头和开裂的墙壁也不会立即折断倒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如果能运用治国之术、推行法治，就能像风雨一样摧毁那些已显亡国之兆的君主，统一天下也就不难了。

最后讲到君主必须坚守的三条原则：第一要防止大臣窥探君主心意；第二要独自决断重大事务；第三要独掌赏罚大权。这三条守住了，国家就安定，君主就尊荣；守不住，国家就危险，君主就遭殃。

韩非子这段话主要讲的是君主如何防范臣子专权的问题。

君主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分信任臣子。一旦信任臣子，就会被臣子控制。臣子和君主并没有血缘关系，他们只是迫于权势才不得不服从。如果君主不把真实想法藏在心里，反而泄露给身边的宠臣，那么想进言的臣子就不敢不迎合这些宠臣的心思，而不敢直接向君主进谏。这样一来，正直敢言的人就见不到君主，忠诚正直的人就会日渐疏远。

君主喜欢一个人不会直接给他好处，要等到有人称赞才给；厌恶一个人也不会直接惩罚，要等到有人批评才处罚。这样君主的权威就丧失了，权力都落到了身边近臣手里。君主厌恶亲自处理政事的辛劳，让群臣像车辐一样聚集在近臣周围，导致权柄转移，生杀予夺的大权都落在大臣手中，这就是"三守不完"（三种防范措施不完善）。

权力被劫夺有三种形式：明劫、事劫、刑劫。大臣表面上地位尊贵，实际上把持国家大权，内外政事都要经过他。贤良的人违逆他就会遭祸，顺从他就能得福。这样群臣就不敢效忠君主、为国分忧。君主再贤明也无法独自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

"明劫"是指大臣卖弄君主的宠信，独揽大权，对外假借名义来压制内部，用祸福得失的说法来迎合君主的好恶。事情办砸了就拉君主分担责任，办成了功劳都归自己。"事劫"是指当权者众口一词说好话，君主就听不进批评意见。"刑劫"是指臣子把持监狱和刑罚大权。

如果三种防范措施不完善，三种劫权就会出现；完善这三种防范措施，就能制止这三种劫权。制止了这三种劫权，君主就能称王了。

君主最大的祸患在于信任别人，一旦信任别人就会被别人控制。臣子对君主并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迫于权势不得不服从。

韩非子这段话讲的是君臣关系中隐藏的危险。做臣子的时刻都在揣摩君主的心思，而君主如果傲慢懈怠，就容易发生被臣子挟持甚至杀害的政变。

君主如果过分信任儿子，奸臣就会利用太子来谋取私利。比如李兑辅佐赵惠文王时，就借机饿死了赵武灵王。同样，君主如果过分宠信妻子，奸臣也会通过王后来达到私欲，就像优施借助骊姬害死太子申生、改立奚齐的故事。连最亲近的妻子儿女都不可全信，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

拥有万乘、千乘兵车的大国君主，他们的后妃和嫡子有时反而希望君主早死。因为夫妻本无血缘关系，宠爱就亲近，失宠就疏远。俗话说"母亲受宠，孩子也得抱"，反之母亲失宠孩子也会被冷落。男人五十岁还好色，而女人三十岁就容颜衰退。当色衰的妃子伺候好色的君主，自己失宠不说，孩子也可能失去继承权——这就是后妃希望君主死的原因。只有自己当太后、儿子继位，才能大权独揽。

所以《桃左春秋》说：君主因病而死的不到半数。君主不明白这个道理，动乱就会增多。王良爱马、勾践爱士，医生肯为伤者吮血，都不是因为有血缘关系，而是利益使然。就像造车的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盼人早死——不是造车的仁慈而做棺材的狠毒，而是利益所在。后妃、太子结成党羽时，往往就盼着君主死了。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君主如何防范臣子专权、维护统治的道理。

君主必须警惕那些可能从自己死亡中获利的人。就像日月外围出现光晕时，真正的威胁往往来自内部。明智的君主不做未经核实的事，不吃不寻常的食物，既要听取远方消息也要观察近处情况，通过对比不同说法来识别朋党关系，用事实验证臣子的言论，依法治理众人，综合考察各方意见。

文中指出：徭役过多会导致百姓困苦，权臣就会趁机崛起。权臣通过减免赋税收买人心，用百姓的苦难换取自己的富贵，这种借助他人力量壮大的臣子对国家长远不利。相反，减轻徭役能使百姓安定，削弱权臣势力，这样德政就能归于君主。

作者用水火关系作比喻：水本可以灭火，但若用锅隔开，水被烧干而火势更旺。同样，法治本可禁止奸邪，但如果执法大臣像锅一样阻隔，法律就只能在君主心中明白，失去禁奸的实际作用。

历史上犯法作乱的大奸臣往往出自尊贵大臣，但法令惩罚却常针对地位低下者，导致百姓绝望无处申诉。权臣们表面上互相攻击以示公正，暗地里却结党营私，窥探君主弱点。君主被蒙蔽无法了解实情，名义上是君主，实际权力被臣子把持，周天子就是例子。一旦臣子借得权势，君臣地位就会颠倒。这充分说明君主绝不可让臣子借用自己的权势。

君主（统治者）常犯的错误在于，一方面任用某些臣子，却又总是反过来防备那些未被任用的人。这种做法会导致未被任用的人必然与受重用者对立，结果君主反而被这些不受重用的人牵制。现在用来防备他人的手段，恰恰就是过去被人防备的手段。如果君主不能彰明法度来制约大臣的权威，就无法获得小臣的忠诚。

当君主放弃法度，用臣子来互相牵制时，关系好的就会结党营私、互相吹捧，关系差的就会拉帮结派、互相诋毁。诽谤与赞誉相互争斗，君主就会陷入困惑混乱。作为臣子，若不靠虚名请托就无法晋升，若不违法专权就难以树立威信，若不伪装忠信就无法逃避禁令——这三样正是迷惑君主、破坏法制的工具。

英明的君主应当做到：即使臣子再有才能，也不允许违法专权；即使再有贤德，也不能无功受禄；即使表现忠信，也不能逃脱法律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明法"。

君主常会陷入两种困境：一是被具体事务蒙蔽，二是被言论信息阻塞。有些臣子故意把办事条件说得很少，等接手后又夸大困难。如果君主被蒙蔽而不加核查，不断追加投入，臣子反而通过事务反过来控制君主，这叫"诱于事"（被事务诱骗）。陷入这种困境的君主，往往在祸患临头才醒悟，臣子事前说得轻松，事后耗费巨大。即使事情办成，其事前承诺也不可信，这种欺瞒本应治罪；但如果只因事成就行赏，群臣就会竞相用漂亮话迷惑君主。

真正的治国之道，是要让臣子为其言论负责：如果事前说的与事后结果不符，即使事情办成也要追究其欺瞒之罪，这叫"任下"（追究责任）。另有些臣子为君主策划事情时，怕被人反对，就预先散布说："凡是议论此事的都是嫉妒者。"君主听信这种说辞后，就不再听取其他意见；群臣害怕被扣帽子，也不敢直言。这两种情况叠加，就会导致忠臣闭嘴、谄媚之臣独揽大权，这叫"壅于言"（被言论阻塞）。陷入这种困境的君主，实际上已被臣子控制。

高明的统治策略，既要追究臣子妄言之责，也要追究其沉默之责：对那些说话首尾矛盾、无法验证的言论要问责；对那些为保官位而明哲保身、该说不说的行为同样要问责。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饰邪》篇，主要讲君主如何驾驭臣下，以及治国理政的原则。

君主对待臣子要讲究方法：要求臣子进言时必须了解事情原委，以此核实言论真实性；对沉默的臣子则要追问其态度。这样臣子就不敢乱说话，也不敢完全沉默，因为无论说话还是沉默都要承担责任。

君主想做事情时，如果不了解事情始末就贸然行动，往往得不到好处反而会受害。真正明智的做法是遵循事理、克制私欲。做任何事都要计算得失，收益大于支出才值得做。糊涂的君主却只算收入不算支出，即使支出是收入的两倍也意识不到危害，结果只是虚名而实际受损。

关于变革与守旧的问题：如果一味坚持古法不变，商汤周武就不能称王，齐桓晋文也不能称霸。百姓安于现状是因为愚昧，君主懦弱不敢改革就会延续乱政。真正贤明的君主即使违背民意也要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

最后用历史事例说明占卜的不可靠：赵国曾占卜得"大吉"却伐燕失败，证明迷信占卜是治国大忌。这些都在说明治国要务实理性，不能依靠虚妄的征兆。

这段文字通过历史事例说明占卜吉凶的不可靠性，强调法治和亲民才是治国根本。

燕国占卜得到大吉之兆攻打赵国，结果剧辛伐赵无功而返，邹衍辅佐燕国也未能建功，反而导致国家衰败。赵国也曾占卜得吉兆北伐燕国，结果刚攻大梁，秦国就攻占了上党；打到釐城时，六座城池已失；至阳城时，邺城又被秦攻陷。这说明占卜的吉兆并不可信。

魏国曾向东扩张占领陶卫等地，后来向西发展却丧失国土，这些都不是因为星辰方位变化（如丰隆、五行、太一等星象）导致的。占卜和星象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依赖这些是极其愚蠢的。

古代贤明君主都致力于亲民和彰明法度。秦国因为法治严明、忠臣得到鼓励、奸臣受到遏制，所以疆土扩大、君主尊贵；而山东六国因大臣结党营私、不行正道，导致国土沦丧、君主卑微。混乱衰弱就会灭亡，治理强盛才能称王，这是自古的道理。

越王勾践曾依赖占卜与吴国作战而失败，后来放弃占卜，修明法度、亲近百姓，最终擒获吴王夫差。曹国、荆国、许国都因依赖他国而遭灭顶之灾。这些例子都说明：依赖鬼神就会轻视法治，依赖诸侯就会危害国家。真正强大的国家要靠法治和民心，而非占卜或外援。

这段文字通过历史案例阐述国家治理的道理。韩国、郑国等小国依赖大国保护反而灭亡，说明单纯依靠外援不能真正强大国家。文中指出：治理得当的小国也能富强，关键在于赏罚分明；如果赏罚无度，即使是大国也会衰弱。

作者用楚恭王与晋厉公的鄢陵之战为例：楚军大败时，将军子反因嗜酒误事，楚王发现后痛心地说"这是要亡我国啊"。这个案例说明，小聪明不能谋划大事，小忠诚不能执掌法令。文中强调：赏赐过度会导致财政匮乏，刑罚过度会让百姓不再畏惧。当赏罚失去作用时，再大的国家也必然危险。

核心观点是：治国要建立完善的法度，不能过分依赖他国或效仿古人。君主错误地给予赏赐，臣子就会侥幸获取；没有功劳的人受赏，百姓就会失去努力的动力。真正明智的君主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法律，而不是空谈古代明君的功绩。

这段文字讲的是法治的重要性，通过历史案例说明严明法纪才能强国，放纵私意就会导致国家衰败。

文中举了几个例子：晋国将领子反因饮酒误事被处死，说明小恩小惠（小忠）反而会损害大义（大忠）。魏国、赵国、燕国在严格执行法律时都强盛一时，但后来法度松弛，国家就日渐衰弱。

作者强调：家庭有固定产业就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度就不会灭亡。如果舍弃既定法律而凭个人好恶行事，臣子就会耍小聪明，法律禁令就形同虚设。治理国家要排除干扰法律的因素，不受个人才智和虚名的迷惑。

最后用比喻说明：镜子保持干净才能照出美丑，秤杆保持平正才能称出轻重。法律也是这样，不能随意动摇。所以古代圣王以道为准则，以法为根本，根本稳固了，名声自然尊贵。

（注：文中"子反"是春秋时期楚国大将；"坚谷阳"是晋国大夫；"防风之君"指大禹会盟时迟到的防风氏首领）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核心在于区分"公"与"私"的界限。

真正英明的君主会让百姓遵循"道"（根本法则）来行事，这样看似轻松却能建立功业。如果放弃规矩而依赖小聪明，废弃法度而任凭个人才智，就会导致混乱。昏庸的君主让百姓卖弄才智却不明白道的根本，结果劳而无功。当君主废弃法令而听信请托，群臣就会私下卖官鬻爵，导致利益归于私人，权威落入臣子之手。百姓就不再尽心侍奉君主，反而热衷于巴结权贵。这样钱财向上集中，巧言令色的人得势，真正有功的人反而被排挤。

败坏法度的人往往用花言巧语伪装自己，标榜天下罕见的美德，这正是暴君昏主被迷惑、贤臣被侵害的原因。如果臣子只称赞伊尹、管仲的功业却不守法度，或者标榜比干、伍子胥的忠诚却强谏犯上，都是混淆了公私界限的表现。君主立法是为了维护公正，而有些臣子却用私智否定法度，这就是邪路。

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明确公私界限：君主必须令行禁止，这是"公义"；臣子对朋友的私交不能影响赏罚，这是"私义"。私义盛行国家就乱，公义盛行国家就治。所以公私必须分明——臣子可以有私心，但必须遵守公义；个人可以修身养性，但必须保持廉洁。关键在于：君主立法要像木匠的准绳，不偏袒权贵；施行法令要像称重般公平，不欺压贫弱。这样智者不能狡辩，勇者不敢争斗，政令就不会被私心扭曲。

这段文字讲的是君臣之间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明君治国的方法。

做官的人应当公正无私，这是臣子应尽的义务。如果放纵私欲、谋取私利，那就是臣子的私心。贤明的君主在位时，臣子就会去除私心、奉行公义；昏庸的君主在位时，臣子就会抛弃公义、追逐私利。

君臣之间其实是互相算计的关系：君主用计谋驾驭臣子，臣子用计谋侍奉君主。臣子不会做损害自己而有利于国家的事，君主也不会做富国强兵却对臣子有利的事。臣子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君主的本性是维护国家利益。君臣之间，就是靠利益算计结合在一起的。

至于臣子在危难时刻拼死效忠、竭尽全力，那都是因为法令的约束。所以先王（指古代圣明君主）设立明确的奖赏来激励臣民，用严厉的刑罚来威慑他们。赏罚分明，百姓就会拼死效力；百姓效死力，军队就强大，君主就尊贵。如果赏罚不明，百姓就会不劳而获，有罪之人侥幸逃脱，这样军队就衰弱，君主就卑微。

所以说，公私界限必须分明，法律禁令必须严明。先王和贤能的辅佐之臣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竭尽全力来维护这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