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卷8

《韩非子》第八卷中这两段讲的是君主如何正确认识自我和治理国家的道理。

关于自我认知，古人因为眼睛看不见自己的面容，所以用镜子来照脸；因为智慧难以认清自身缺点，所以要用"道"来修正自己。镜子不会因为照出瑕疵而获罪，"道"也不会因揭示过错而遭怨恨。就像西门豹性子急，就佩戴柔软的熟牛皮提醒自己缓和；董安于性子慢，就佩戴绷紧的弓弦提醒自己急进。用长处弥补短处，这才是明智的君主。

天下有三条必然规律：第一是智慧也有办不成的事，第二是力气也有举不起的东西，第三是强者也有战胜不了的对手。就算有尧帝那样的智慧，没有众人帮助也建不成大功业；有乌获（古代大力士）那样的力气，没人帮助也举不起自己；有孟贲、夏育（古代勇士）的勇猛，不懂方法也难保长久。所以乌获觉得千钧很轻却举不起自己，不是身体比千钧重，而是姿势不对；离朱（传说视力极好的人）能看清百步外的毫毛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不是百步近而睫毛远，而是自然规律使然。明君不会苛求乌获举起自己，也不会为难离朱看见睫毛，而是顺应形势选择容易的方法，这样事半功倍。

关于治国安危，提出七种安国之道：一是赏罚根据是非，二是祸福根据善恶，三是生死根据法度，四是区分贤与不贤而不凭个人好恶，五是辨别愚智而不听信诽谤赞誉，六是严格按标准办事不随意猜测，七是守信用不欺诈。六种危国之道则包括：随意修改既定标准，破坏法律规范等。明智的君主要懂得这些规律，运用法治手段来考察臣下行为，这才是治国正道。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国之道和君臣关系的道理。作者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君主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首先指出六种错误的治国方式：一是损害百姓的利益；二是以别人的灾祸为乐；三是破坏他人的安稳生活；四是对所爱之人不亲近；五是对厌恶之人不疏远。这样做会导致百姓失去生活的乐趣，不再重视生死。百姓不热爱生活，君主就得不到尊重；百姓不怕死，政令就无法推行。

接着提出正确的治国方法：要让天下人都把智慧用在正道，尽力维护社会秩序。这样行动就能取胜，静处就能安稳。治理得当的社会，要让百姓乐于生存，君子多而小人少，国家才能长久安定。就像车上不会有孔子（指圣贤不会出现在危险之地），翻船时不会有伯夷（指义士不会出现在危难时刻），所以政令就是国家的车船。

国家安定，智者廉士就会出现；国家危乱，争斗卑鄙就会兴起。治理国家的法则应该像饿了吃饭、冷了穿衣一样自然。古代圣王把治国之道写在竹帛上，因为道理顺应自然，所以后世都服从。如果违背人的基本需求，即使是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做不到；违背自然规律，即使道理再顺也难以成立。

文中以名医扁鹊治病为例：用刀刺骨虽然一时疼痛，但对身体长久有益；忠言逆耳虽然听着不舒服，但对国家长远有利。重病的病人需要忍痛治疗，英明的君主需要接受逆耳忠言。如果病人不忍痛，就得不到扁鹊的医术；国家危难时不听劝谏，就得不到圣人的智慧。这样长远利益就难以实现，功名也难以建立。

最后批评一些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尧舜那样贤明，却要求臣子都像伍子胥那样忠诚。如果商朝人都像比干那样忠诚，君主就不会犯错，国家也不会灭亡。不考虑实际能力，却幻想有田成子那样的能臣；希望臣子都像比干，国家却得不到一天安宁。废弃尧舜之道而立桀纣之法，百姓就不可能安居乐业。

这段文字通过正反对比，强调治国要顺应人性、尊重规律，君主更要严于律己、虚心纳谏，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韩非子》这段讲的是治国之道和明君应有的作为。

君主如果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却忽视短处，失去优势国家就难有建树；死守短处不放，百姓就难以安居乐业。用没有建树的政策管理不满的民众，这在齐国就行不通。上下离心离德，君主无法驱使臣子，臣子也不愿效忠君主。

国家的安危在于政策是否正确，不在于国力强弱；存亡取决于实际状况，不取决于人口多少。齐国曾是万乘大国，但名不副实，国库空虚，名义和实际不符，所以臣子能篡夺君权，甚至杀害天子。如果赏罚不明，奖励无功之人，让谄媚欺诈者得势；惩罚无罪之人，迫使百姓违背天性（指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把欺诈当真理，把天性当错误，最终小势力也能战胜大势力。

英明的君主巩固内部就不会在外失利。眼前的失误不纠正，远大的目标更难实现。周朝取代殷商时，就像在院子里捡拾遗落的东西那么容易。如果殷商朝廷没有过失，周朝连边境的一根毫毛都不敢碰，何况篡位呢？

明君的治国之道在于忠实执行法律，法律本身也要符合民心。这样实施起来百姓就会遵守，即使法律不再执行，人们仍会怀念尧舜那样的贤君。不需要当世订立胶漆般牢固的盟约，治国之道自然通行；不必给后世留下立锥之地，德行自会流传。能在古代确立治国原则，让美德流传万世的，才称得上明主。

第二十六章讲的是"守道"。

圣王制定法律时，奖赏要足以鼓励善行，威慑要足以制止暴行，防备要确保制度完善。治世能臣，功劳大的地位尊贵，竭尽全力的赏赐丰厚，尽心尽力的名声显赫。善行如春天般生机勃勃，恶行如秋天般凋零消亡，所以百姓会努力奋进、乐于奉献。这就是上下同心。

上下同心，就能让出力的人自觉遵守法度，像任鄙（古代力士）那样尽职；战士甘愿像孟贲、夏育（古代勇士）那样战死；守道者都怀揣金石般坚定的心，像伍子胥（忠臣典范）那样守节。出力的人像任鄙，战斗如孟贲夏育，守道如金石般坚定，那么君主就可以高枕无忧，基业自然稳固。

古代善于守国的人，用重要的法令禁止轻率行为，用难以逾越的规范制止容易发生的过失。所以君子和小人都能端正品行，连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和曾参、史鱼（古代贤人）都能同样正直。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的是法治的重要性。大意是说：

贪婪的盗贼不会冒险去深涧里捡金子，因为去捡金子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同样，像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如果不衡量对手实力，就不会有勇猛的名声；盗跖这样的江洋大盗如果不算计得失，就得不到利益。

英明的君主制定禁令时，会让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不敢挑战他们无法战胜的禁令，让盗跖这样的盗贼也不敢觊觎他们无法获取的东西。这样，强暴的人就会安分守己，邪恶的人就会改邪归正，天下就能实现公平，百姓就能走上正道。

如果君主背离法治、失去民心，即使像伯夷这样清廉的人也会陷入危险。现在世上没有几个伯夷，但奸邪之人却层出不穷。所以要建立法律制度，让贤能的人不会失去本分，让盗跖这样的恶人无法为非作歹。这样，强者不能欺凌弱者，多数人不能压迫少数人。

如果把天下交给尧这样的明君治理，正直的人不会失去本分，奸邪的人不会有机可乘；就像把千金交给神箭手后羿保管，伯夷不会丢失，盗跖也不敢偷取。尧因为明察秋毫，所以天下没有邪恶；后羿因为箭无虚发，所以千金不会丢失。

如果邪恶的人不能长寿，盗跖这样的恶行就会停止。这样，史书上就不会记载宰予、六卿这样的乱臣，也不会记录子胥、夫差这样的悲剧，孙武、吴起的谋略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君主可以安心地在宫殿中享受生活，不必担心被人谋害；臣子可以安稳地在都城中生活，不必担心遭受祸患。制服老虎不能靠笼子，禁止奸邪不能靠个人，堵塞欺诈不能靠符节。这是连孟贲、夏育都担心的事，连尧舜都觉得困难的事。所以设置笼子不是为了防备老鼠，而是为了让怯弱的人也能制服老虎；制定法律不是为了防备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而是为了让平庸的君主也能制止盗跖；制作符节不是为了防备尾生这样的守信之人，而是为了让众人不敢互相欺骗。

不能只指望比干这样的忠臣以死尽节，也不能侥幸指望乱臣没有诈术。要依靠怯弱的人也能掌握的法治，依靠平庸的君主也能执行的制度来治理国家。

这段文字主要讲的是君主如何治理国家、用人之道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讲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作为君主，最重要的是要懂得保全国家，让忠臣能够尽忠职守。明白尊贵地位必须给予奖赏，才能让人尽心尽力。要像古代勇士孟贲、夏育那样勇敢，不因贪生怕死而改变节操；不被盗跖那样的贪婪迷惑，不因财物而危及自身。这样治理国家的方法就完备了。

第二部分讲的是用人之道。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都遵循天道、顺应民心，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事半功倍，顺应民心就能刑罚简省而政令畅通。赏罚分明，就能使像伯夷这样的贤人和盗跖这样的恶人不会混淆。这样黑白分明，国家就能治理好。臣子们各尽其职，各展所长，不会心怀不满，也不会推卸责任。明君让事务不相干扰，就不会有争讼；让官员不兼任多个职位，就能专精技艺；让人们功劳不同，就不会争抢。这样强弱不相争，就像冰炭不能相容，天下就不会互相伤害，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第三部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如果抛弃法度而随心治理，就连尧这样的圣君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如果不用规矩而随意猜测，就连造车专家奚仲也造不出一个车轮；如果废除尺寸标准来测量长短，巧匠王尔也做不到一半准确。如果中等资质的君主能遵守法度，就像笨拙的工匠遵守规矩尺寸，那就万无一失。君主如果能放弃那些看似聪明但实际上靠不住的方法，坚持这些看似笨拙但可靠的方法，就能充分发挥人力，建立功业。

明君设立可以获得的奖赏，设置可以避免的惩罚。这样贤能的人受到鼓励而不会像伍子胥那样遭遇灾祸，不肖之徒少犯罪而不会受到残酷刑罚。盲人走在平地上不会遇到深谷，愚笨的人保持安静就不会陷入危险。这样上下之间就能建立恩情。古人说人心难测，喜怒难中，所以要用旗帜来指挥眼睛，用鼓声来传达命令。

这段文字讲的是君主如何运用法度来治理国家，以及君臣关系的处理之道。

君主如果放弃简单明确的治国方法，反而采用复杂难懂的手段，就会导致上位者积压怒火，下位者堆积怨恨。用愤怒的心态去管理充满怨气的臣民，双方都会陷入危险境地。

英明的君主会做到三点：制定的标准要清晰可见，推行的教化要通俗易懂，设立的法令要便于执行。这三条确立了，君主没有私心，臣民就能依法行事，像看着标记行动、按墨线砍木、依据针脚缝衣那样规矩。这样君主不会滥用威严，臣子也不会因愚笨受罚，上下就能和谐相处。

古人说：做事完全不犯错，连尧帝也做不到。治国者不能轻易赏赐爵禄，不能随便变更富贵标准，否则无法挽救危亡的国家。明智的君主会推崇廉耻，倡导仁义。就像介子推不要封赏追随晋文公，宁愿割肉也不贪图口腹之欲。君主应该乐于看到臣子为公尽力，而担忧有人为私欲争夺权力；臣子应该安心凭能力任职，而苦恼身兼数职。

明君要消除臣子的苦恼，建立君主乐见的制度，这才是长久的治国之道。如果不明察私下的情况，轻率处理大事，严惩小过，长期计较细微过失，随意轻侮他人来换取一时快意，甚至用恩德回报本该惩罚的恶行，就像砍断手又用玉石接上，终会招致政权颠覆的祸患。

当君主设立难以完成的标准，臣子达不到就治罪，就会结下私怨；让臣子放弃擅长的工作去应付难以满足的要求，就会埋下怨恨。不体恤臣子的劳苦，不怜悯他们的忧愁，高兴时连小人都称赞，发怒时连君子都侮辱，这样连伯夷（著名贤士）和盗跖（著名大盗）都会受辱，最终导致臣子背叛。

假如燕王对内憎恨自己的百姓，对外却讨好鲁国人，结果燕国人不会为他效力，鲁国人也不会真心归附。被憎恨的人不愿尽力建功，受讨好的人不会舍命效忠。这样君主的统治就会出现漏洞，就像墙上有裂缝的洞穴一样危险。

这段经文讲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的关键原则。

君主如果孤立无援，只依靠那些心怀鬼胎的臣子来辅佐，这样的统治是非常危险的。就像射箭时放弃标准胡乱发射，即使偶然射中也不算真本事；放弃法律制度随意发怒，就算杀人再多，奸邪之人也不会真正畏惧。如果把罪责推给甲，祸患转嫁给乙，只会积累怨恨。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赏罚分明而不凭个人喜怒。圣人设立刑法但不滥用酷刑，这样奸邪之人自然服从。就像射箭要中靶心，赏罚必须恰当，这样就算尧舜重生、后羿再世，也不会出现商纣夏桀那样的暴政，臣子们都能安居乐业。

君主如果不修补房屋裂缝（喻指国内隐患），却忙着粉刷外墙（喻指做表面功夫），遇到暴风雨必定倒塌；不解决眼前的祸患，却羡慕古代勇士孟贲、夏育的壮烈牺牲；不防范内部的危机，却在远方修筑坚固城墙；不采纳身边贤臣的建议，却结交千里之外的强国。一旦变故突发，连勇士都来不及救援，外援也赶不到，这才是最大的灾祸。当今君主若想长治久安，就不要像燕王那样空谈理想，不要盲目崇拜古代的贤人而忽视现实，就像不能指望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做到这些，君臣就能和睦相处，内政稳固，外有威名。

建立功业的四个要素：天时、人心、才能和权势。没有天时，十个尧帝也种不出冬天的稻穗；违背民心，孟贲、夏育这样的勇士也调动不了百姓。顺应天时，不用强求自然会有收获；赢得民心，不用催促百姓自会努力；发挥才能，不必急躁事情自然顺利；掌握权势，不必刻意追求名声自然成就。就像水自然流动，船自然漂浮，明君遵循自然规律，推行永恒的法令。

有才能没权势，贤人也管不住小人。把一尺长的木头放在高山顶上，就能俯瞰千丈深谷——不是木头变长了，而是位置高了。夏桀能统治天下不是因为他贤明，而是权势在握；尧帝若是个平民，连三户人家都管不了——不是他没能力，而是地位太低。就像千钧重物有船就能浮，轻若无物没船也会沉，权势就是君主的"船"。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主要讲的是君臣关系和治国之道。用现代话来说：

船能浮在水上，但哪怕只差一点点重量就会沉没，这不是因为千钧很轻而一点点很重，而是有没有浮力的差别。同样，地位高低决定影响力，矮个子站在高处也能俯视他人，平庸之人凭借权势也能制约贤能。

君主就像需要天下人共同托举的船，众人同心拥护才能稳固地位。臣子各尽所长、忠于职守，君主善用忠臣就能长治久安、成就功业。君臣目标一致但分工不同，最怕的是无人响应——就像单手拍掌再快也没声音，臣子则怕不能专一做事——好比同时左手画方右手画圆都难成。

理想的国家里，君主像鼓槌，臣子像鼓；技能像车，事务像马。能力有余就容易应对，技巧娴熟就办事轻松。但现实中常有力不从心：立功者力量不足，亲信不够可靠，成名者缺乏权势。如果只亲近身边人而不团结远方，名声就难符实。

即使有尧舜般的品德、伯夷般的操守，若没有相应地位，功名也难以成就。古代成功者都靠众人出力、近臣成全、远方传颂、权贵支持。就像泰山之功永立国家，日月之名长存天地，尧舜能成就伟业正因懂得这些道理。

第二十九章讲的是把握大局的智慧：观察天地运行、江海流动的自然规律，依法治国，赏罚分明。不因私心干扰判断，不苛求细小过失，不逾越法度界限。顺应自然法则，让祸福荣辱都依道法而非个人好恶来决定。这就像不硬拉绳子超出范围，也不放松法规要求，保持治理的稳定性。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道，核心在于顺应自然、简政安民。

真正安定的社会，法律应当像晨露一样清明，百姓保持纯朴本性，心中没有怨恨，口中没有牢骚。这样就不会出现战车马匹因远征而疲惫，军旗在大泽中混乱飘摇，百姓不会因战乱丧命，英雄豪杰也不会因军功折寿。杰出人物不必在史册留名，也不用在青铜器上记录功绩，国家档案反而显得空寂。所以说：最大的利益莫过于简政，最久的福气莫过于安定。

假设让最巧的工匠鲁班（匠石）活上千岁，拿着圆规方矩去修正泰山；让最勇猛的武士孟贲、夏育（賁育）带着宝剑去管理万民，就算他们技艺登峰造极、寿命极长，泰山依然无法被修正，百姓也难以管束。因此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会让能工巧匠破坏泰山的自然形态，也不会让勇士用暴力伤害百姓的天性。

真正高明的统治者像天地一样包容：天空若不广阔就不能覆盖万物，大地若不厚重就不能承载众生。泰山不分好坏所以成就其高大，江海不拒细流所以成就其浩瀚。圣人效法天地的胸怀则万物齐备，借鉴山海的品格则国家富强。上层没有暴怒的毒害，下层没有积怨的隐患，上下都保持质朴本性，以大道为归宿。这样就能积累长远利益，建立伟大功业，生前成就美名，死后德泽流传，这才是治国的最高境界。

（注：文中"匠石"指古代巧匠，"賁育"指孟贲、夏育两位著名勇士，"干将"为宝剑名，这些都是韩非子常用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