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原發微》卷18

《天原发微》第十八卷第九篇讲的是"变化"之理。天地运行产生阴阳二气，阴阳交替又化生万物人类。人类通过不断修炼变化，最终能成就圣贤境界。古代读书人经过三年小成、十年一大变的过程，从普通士人最终修成圣人，本质上是通过改变自身气质，回归先天纯净的本性。这个修炼的关键在于"敬"——保持专注专一就能达到"诚"的境界，诚心显现就会日益显著，显著则能明悟真理，明悟则能行动改变，最终完成本质的蜕变。

作者用天地大洪炉比喻世界，自太极初分以来，六万四千八百年间万物生生灭灭。从大禹时代到元代，三千五百多年里人事更迭、山河变迁，唯有典籍记载永恒。四季轮回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春变夏、夏变秋，寒暑交替永无止境。万物都逃不过天地变化的规律——腐朽的梁柱能长出芝麻，沼泽里的鱼可化龙升天，雀鸟入水变蛤蜊，猛禽化温顺斑鸠，貍猫可变豹虎。最令人警醒的是：圣人若失正念会沦为狂徒，说明伟大也可能堕落。阴阳运转昭示万物皆可变，何况人为万物之灵？盲人之子可成尧帝，贫民也能修成大禹，陋巷愚夫同样能开悟。这都在说明变化的普遍性与可能性。

《天原发微》这段主要讨论人如何通过自我修养实现气质变化，达到与天地相参的境界。文中指出，像丹朱、商均这样的不肖子孙无法继承父辈德行，夏桀、商纣也与先祖圣王背道而驰，说明人若不能主动改善自身气质，就辜负了天地化育的恩德。

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敬"——保持虔诚专一的心态，通过诚敬修养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修行路径是：士人向往贤者境界，贤者追求圣人境界，圣人则效法天道。这种变化之道被放在全书最后，正因其是修养的终极目标。

程颐和朱熹进一步阐释了"变"与"化"的区别：变是显著突变，如阴转阳、无生有、柔变刚，如同嫩芽突然长成枝叶；化是渐进消融，如阳转阴、有归无、刚化柔，如同事物逐渐消退至无形。阴阳互相转化构成变化规律，阳进极则退，阴退极则进，这种进退就是变化的本质表现。

推动这种变化的是"道"——它是变化的内在法则，阴阳转化只是道展现的契机。道无所不在又难以测度，因此说懂得变化之道的人就明白"神"的作为。神没有固定方位，如同阴阳变化无固定模式；《易经》揭示的变易之理也没有固定形态，正体现了这种神妙莫测的变化规律。

这里讲的是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四季更替看似分明，实则阴阳流转没有固定形态。就像春天刚来，夏天的气息已在酝酿；秋天未尽，冬天的征兆已经显现。这种变化交错进行，无法用固定的形体来限定。

古人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变"是事物刚开始转变但还未完全转化，"化"则是彻底改变不留旧痕迹；另一种认为回归原有形态叫"化"，逐步改变叫"变"，突然改变也叫"化"。到了朱熹这里，解释得更加透彻。

朱熹用四季划分来比喻：把一年裁成四季，每季分成三月，每天分成十二时辰，这种人为划分就是"变"。阴阳本身不断流转（通），没有固定形态，但人们通过"裁截"来把握规律。就像天气渐渐转凉是"化"，到了立秋节气突然划分出秋天，这就是"变"。

他举了几个例子：十二时辰是渐渐变化的，但到子时就明确算作第二天；星辰运行时刻不停，人们按月记录其位置变化；一年三百六十天慢慢流转，圣人将其划分为四季。这些都是通过人为"裁断"来把握自然"变化"的规律。

最后强调，要让百姓适应变化而不疲倦，需要智者先通晓变化规律。就像"亢龙有悔"（乾卦上九爻辞）说的，不懂变通就会陷入困境，懂得变通才能避免后悔。这里揭示的是道家"顺应自然"与"人为裁制"的辩证关系。

这段经文主要讲述了顺应自然变化的道理，以及一些道教修炼方法。

关于顺应变化的部分说：世间万事都在不断变化流转，就像人经历富贵、贫贱、困境等各种境遇。真正通达的人能在各种处境中都能安然自得。阴阳二气相互转化是自然规律，圣人懂得在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及时调整。就像尧在位七十年后主动禅让给舜，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圣君也明白盛极必衰的道理。

后面几段介绍了四种道教修炼方法：

第一种是"东华仙君法"，通过吞咽东方精气，调和全身，消除体内三尸（道教认为人体内的三种恶神）和寄生虫。

第二种是"天民梳头法"，在头顶泥丸宫（道教认为的上丹田所在）存想日月神光。要面向生气方向吞咽精气后再梳头，据说能使白发转黑。

第三种是"沐浴冠带法"，沐浴时存想五位玉女从月亮降临，玉童侍立两旁。要将生气吹入水中才能沐浴，据说能净化身心。

第四种是"漱口法"，通过特定的咒语和存想，让日月精华洗涤全身，达到净化效果。

这些方法都需要配合特定的咒语"急急如律令"来施行，体现了道教通过特定仪式与自然能量沟通的修行方式。

《天原发微》这段经文记载了几种道教修炼和护身的方法，主要涉及存想、服气、咒语等修炼术。以下是通俗解释：

关于"不受垢"的修炼法：

修炼时要想象仙人玉女穿着五彩仙衣，四周有狮子、白鹤等神兽环绕，日月光芒照入水中。具体做法是：闭目存想这些景象，向东面吸取天地元气，吹入水中后先服一口，再用这水沐浴。据说这样能净化五脏、消除罪业、驱散邪祟，最终能羽化飞升到天帝的殿堂。

关于"天民出入法"：

这是一种护身法术。修炼者要早晚分别吸取日月精华，吹向身体左右两侧。据说这样能辟邪消灾，防止小人谗言和诅咒。咒语中提到要佩戴"神虎符"，借助六甲六丁神将、北斗七星和五雷神兵的保护。

关于"天民解衣法"：

睡前要做特定仪式：先左叩天钟、右叩天磬、中间鸣法鼓各三次，然后解衣时存想自己进入太微天（道教三十六天之一）的虚皇圣境。据说这样能保持精神健旺、不生疾病。

关于"天民临卧咒"：

睡前念诵的咒语。大意是说人体九窍对应天地九星九宫，通过修炼能使体内万神归位、三尸虫（道教认为人体内的三种害虫）消灭，五脏通畅，最终达到邪祟不侵、梦境清净的效果。念咒时要配合吞咽长生之气，鸣法鼓三通。

这些方法都体现了道教"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通过特定仪式可以调动天地能量来养护身心。经文最后强调"天地之气交而生人物"，说明人的生命本源来自天地阴阳之气的交合。

天地之气互相交融，就能明白万物产生的根源。天气（阳气）与地气（阴气）相交，体现在人类就是男性，体现在动物就是雄性；地气与天气相交，体现在人类就是女性，体现在动物就是雌性。男女雌雄又相互交合，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变化。

人和万物都源于天地之气，随着天地之气的升降变化而感应变化。人类禀受了天地最中和的气（中气），能感应四方之气；万物则禀受天地偏颇之气，各自随所感应的气性而变化。所以观察天地之气的交融，就能明白人与万物的最初生成；观察天地之气的感应，就能理解万物相生的道理。

天地是有形的存在，它们的交融通过乾坤（乾为天，坤为地）来体现；当乾坤不直接作用时，就通过坎离（坎为水，离为火）来交融。这种深奥的道理，只有通晓大道的人才能领悟。

一天的气分为十二时辰，一月的气分为三十天，一年的气分为十二月。万物各自禀受相应的气，依靠这种禀受与天地之气相通，获得生生不息的根本。人类因为获得天地最中和的气，所以能与天地运行规律同步，并将万物的气汇聚于一身，这就是人类贵于天地、灵于万物的原因。若能掌握天地运行的规律，把握其关键来运用，这样的人就等同于天地了。

人类头顶圆形对应天穹，脚踩方形对应大地，面朝南方背靠北方，左为东右为西。耳聪目明，举手投足无不端正，居于天地正中，处于子（北）午（南）方位。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仁义礼智的道德准则，都根植于心而表现在外。获得清气、正气且通畅的人成为圣贤，获得浊气、偏气且阻滞的人成为愚昧之徒。靠近东方的人多仁爱温和，靠近西方的人多刚强正直，这都是禀受不同气质所致。

夷狄（古代对边疆民族的称呼）同样是人类，却凶暴无礼，是因为他们居住地域特别偏远，禀受的气也偏颇所致。这是气质使然，并非本性不同。人类直立而生，禽兽横卧而生，草木侧向而生——横生的生物获得的气最为偏颇。

这段经文主要讲天地万物的方位属性与阴阳气运的关系。文中指出：面向西方时背对天脚踏地，在这种偏斜的方位中也蕴含着仁义之道——东方主仁德，西方主义理，所以对应卯（东）酉（西）方位。禽鸟虽然横向飞行但头部高昂，与走兽稍有不同，同样遵循东方得仁气、西方得义气的规律。

鳞甲类（如鱼蛇）和毛虫类生物，是地气逐渐深入的表现。侧生的生物吸收地气，西北方位的生物刚强，东南方位的生物柔顺，天下万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龙居正东（苍龙），虎居正西（白虎）。《说文解字》记载麒麟是东方仁兽，驺虞是西方仁兽——凡得东方之气的生物长角（如牛羊），性情温顺；得西方之气的生物长利齿（如豺狼），性情凶猛。

西方走兽多在夜间活动，东方走兽夜间则休息，唯独龙不受此限，因其是神物。禽鸟能飞是因阳气离地近天，起飞时必先腾跃：东方鸟类（如雉鸡）体型小，飞行高度低；大型的鸾凤能直冲云霄。西方鸟类（如鸽鹤）飞行时俯冲向下，野鸭之类甚至能入水。从戌时（西北）到酉时（西）地气渐沉，从寅时（东北）到卯时（东）地气渐升，所以西方多甲壳蛰伏的虫类（如龟），东方多鳞羽类善变化的生物（如鱼蛇），这都是阴阳二气升降变化所致。

草木吸收地气所以根朝下生长，与人（头顶天）正好相反。东方植物柔韧（春夏茂盛），西方植物刚硬（秋冬繁茂）。枝叶向阴且贴近地面，所以走兽常在树下栖息并啃食树叶。

树木高耸入天，所以飞鸟栖息其上并啄食果实，这是自然规律。亥、子、丑三个方位（对应北方和东北方）不生长万物，其他方位都能生长万物。正因为这三个方位不生长，天地才能自我循环生生不息，所以天地能长久存在而万物繁衍不止。就像一年的冬季、每月的月末月初、每日的夜晚，这都是天地运行的规律。

张观物（宋代易学家）解释说：人的寿命以百年计算，从阴气的增长来看，每过一年寿命就增加一岁；但从阳气的消减来看，每过一年寿命就减少一岁。

天（阳）以一、三、五、七、九这些奇数开创万物，从子时（23-1点）到巳时（9-11点），阳气从六分增长到九分，由少到多，这是阳气增长阴气消退的过程，气机从下往上升发。阳气在下生长，是阴中之阳，这就是所谓的"阳先分"来确立大限（寿命定数）。阳气分散就会虚，虚就是阴；阳气达到极点阴气就会产生。

地（阴）以二、四、六、八、十这些偶数延续终局，从午时（11-13点）到亥时（21-23点），阳气从九分减到六分，由多到少，这是阴气增长阳气消退的过程，气机从上往下降。阴气在上生长，是阳中之阴，这是阴气增长来充实细微的定数。阴气增长就会实，实就是阳；阴气达到极点阳气就会产生。

阳气先确立大限，就像人寿命百年已有定数。阴气来消减阳气，消减的是已定的阳数。从形体数量看阴气，似乎每年增长一岁；但从气的分量看阳气，实际每年减少一岁。所以说阳气来就生，阳气去就死，其实不是阳气离去，而是阳气被阴气消尽定数罢了。

朱熹评论说：说话贵在有次序。言语没有条理就不能成事。《周易》艮卦六五爻辞说"艮其辅"（止住面颊），是指控制言语不妄发而有序，这样别人容易听懂、容易实行，就不会有悔恨。

汉代贾谊虽然才华横溢、文章雄伟，但心胸太狭窄，事情还没完全了解就急着全说出来，言语跳跃急躁，失去了进言的顺序。难怪他的建议被周勃、灌婴等老臣反对，汉文帝也谦让未采纳，最终事业未成。像韩信、邓禹、诸葛亮这些人，说话都很有条理次序，所以...

这段经文主要探讨了人与万物的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的道理。

首先解释"咸卦"和"艮卦"的爻位关系：咸卦以兑卦的上爻象征口，艮卦以九三爻象征心，所以用第五爻的阴爻作为辅助。邵雍（邵子）认为，人之所以比万物更灵明，是因为人的眼睛能观察万物色彩，耳朵能聆听万物声音，鼻子能辨别万物气味，嘴巴能品尝万物滋味。这些感官功能让人能够全面认知世界。

文中指出，声色气味是万物的本质特征，而人的感官是用来认识万物的工具。当主体（人）与客体（万物）相互作用时，就构成了完整的世界认知体系。天下万物都有其规律、本性和命运，只有深入探究才能完全理解。当一个人能够用全天下人的眼光来看世界，用全天下人的耳朵来聆听，那么他的认知就会无所不包。这样就能以一颗心理解万众之心，以一个身体观察万众之身，通过一件事物认识万事万物，从一个时代推知万世变迁。真正的观察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体会；不是凭主观判断，而是遵循客观规律。万物静观都能得其本性，从天地角度看万物，万物各有特性；从太极（宇宙本源）角度看天地，天地也不过是普通事物。人若能完全掌握太极之道，就能包容天地，成就万物，将造化之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部分讨论社会治理：天下将治时，人们必定崇尚实干和道义；天下将乱时，人们必定崇尚空谈和私利。崇尚实干就会形成踏实的风气，崇尚空谈就会滋生诡诈的风气；崇尚道义就会兴起谦让的风尚，崇尚私利就会引发争夺的乱象。夏商周三代圣王崇尚实干而归于道义，春秋五霸崇尚空言而陷入私利。三代之治无不以人伦道德为基础，三代之乱无不因违背人伦而起。

《天原发微》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了人伦道德与治乱兴衰的关系，以及人心修养的重要性。

首先指出，破坏人伦道德就是在背离正道，背离人伦就会沦为野蛮。自古以来杀人最多的莫过于秦朝。杀人多不一定都用刀剑，当天下人无路可走时，即便不用刀剑也等于在杀人。

朱熹认为，"人心道心，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至关重要。一个人乃至整个天下的得失安危、治乱兴衰，都系于此。从尧舜禹到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再到孔子、孟子，传承的都是这个道理。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治久安，就是因为人们以此立心，国家以此立治。但自孟子去世后，这个学问就失传了，功利思想盛行。汉唐以来一千五百年间，社会就像漏水的房子修修补补，虽然也有短暂安定，但尧舜禹和周公、孔子所传的正道，却再未真正实行于世。

现在的学者稍有才气就不肯踏实做学问，不重视圣贤功夫，只追求表面成就，反而嘲笑那些遵守规矩的儒者。这正是正道不明、世风日下的原因。

朱熹还指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最初只在起心动念的毫厘之差。遵循天理就是向上提升（上达），放纵人欲就会向下沉沦（下达）。就像落水之人，最初差距很小，但越到后来差别越大，最终即使有才智也无力回天。

最后引用孔子的话：生而知之者是上等，学而知之者是中等，遇到困难才学习的是次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的就是下等了。中等以上的人可以谈论高深道理，只有最聪明和最愚笨的人最难改变。班固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先贤的教诲我们都能听闻，这些都在经典中。

这段经文主要讨论古代帝王和圣贤的等级划分。文中提到，唐尧、虞舜之前的帝王事迹难以考证，但诸子百家多有记载，目的是彰显善行、揭露恶行来劝诫后人。

作者将人物分为三类：像尧、舜、禹、后稷这样的圣贤，只愿行善不愿作恶，称为"上智"；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只愿作恶不愿行善，称为"下愚"；像齐桓公这样既能用管仲称霸、也会被竖貂祸乱的君主，称为"中人"。

接着详细列出九等人物中的最高等级"上上圣人"：包括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武王），以及制礼作乐的周公和集大成的孔子。作者认为班固（班氏）将这十四位圣人列为上等是正确的，但对其他八等的划分存在名实不符、次序混乱的问题。

最后提到两个争议案例：老子虽然被孔子尊为老师，但未被列入圣人；文伯的父亲精通礼制被圣人称赞，却被列在第四等；田单以即墨之战闻名，但等级评定也存在争议。这些案例说明人物品评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人的品性和社会地位差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理解：

首先列举了历史上几位著名人物的不同遭遇：鲁仲连（战国名士）博学多才却淡泊名利；蔺相如（赵国大臣）以勇气威慑秦王，却甘居廉颇之下；陈国人喜好祭祀鬼神导致淫祀泛滥；孟子为保全自身而违背正统；嫪毐（秦朝宦官）淫乱宫闱行为不堪。这些例子说明人生际遇各不相同。

接着引用邵雍（北宋理学家）的观点，将人分为十六个等级，从最高的皇帝到最底层的士农工商，贤愚相差极大。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而圣人是人中之最。一个圣人能抵得上千万普通人，就像一件珍贵物品抵得上无数普通物品。民众中有平凡细民，也有能统领万众的巨民，万物和民众都存在大小贤愚之分。

邵雍进一步将人分为三等：上等人生性善良无需教导；中等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好；下等人即使教育也难以向善。不教而善的是圣人，教而后善的是贤人，教而不善的是愚人。教育只能对可教之人起作用，对不可教者只能予以告诫，使其避免作恶。行善之人称为吉人，作恶之人则是凶人——吉人连邪恶的事物都不愿多看一眼。

（注：原文中"巫怪好祭鬼神"等历史典故和"邵子"等专有名词已保留，并补充了相关背景说明）

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如何区分善恶之人，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

关于做人准则：不该看的颜色不看，不该听的声音不听，不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与人交往要选择有道之人，物品不合道义就不接受。亲近贤人要像饥渴时求水那样迫切，躲避恶行要像避开陷阱那样谨慎。品德要像金石般坚固，像山岳般稳重，仪态要像鸾凤般优雅，气质要像芝兰般芬芳。这样的人如果不叫吉人（有福之人），那还有谁能称得上吉人呢？

凶人（不祥之人）的特点是言语刻薄急躁，贪图虚名，沉迷酒色，厌恶正直之人，幸灾乐祸，把良善之人当仇敌，触犯法律就像睡觉一样随意。这样的人轻则害己丧命，重则连累家族绝后。这样的人如果不叫凶人，那还有谁能称得上凶人呢？

《易经》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能成就美名，恶行不积累就不会招致灭身之祸。张南轩（南宋理学家）说人有三等：上等人不会变坏，下等人不会变好，真正影响世道的常是中等人。如果朝廷里君子聚集，中等人都能向善；如果小人得势，中等人就会被带坏。邵雍（北宋理学家）认为：在尧舜时代，小人难以作恶；在商纣时代，君子难以行善。这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关键在于上位者的引导。

关于人性讨论：程颐（北宋理学家）说"性相近，习相远"指的是气质之性（后天形成的品性），不是本然之性（先天本性）。张载（北宋理学家）认为形体形成后才有气质之性，若能回归本真就能保持天地之性（纯善本性）。朱熹（南宋理学家）补充说：人的气质有美恶之分，有些下愚之人是难以改变的。孟子说的性善论，程颐说的极本穷原之性，张载说的万物一原之性，都是指人未出生前的纯善本性。

这段经文探讨了人性本原与气质的复杂关系。天地赋予人的本性是纯粹至善的，就像未受污染的清水，这就是"天命之性"（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当这种本性降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时，就会与"气质"（个人禀赋和后天形成的特质）相混合。

气质就像盛水的容器，有的干净有的污浊，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由于每个人禀受的气质不同——有的偏于仁爱，有的偏于正义；有的清明，有的昏浊；有的厚重，有的浅薄——所以表现出来的品性也千差万别。这就是为什么告子说"生之谓性"，程子讲"生质之性"，荀子主张"性恶"，扬雄认为"善恶混"，韩愈提出"性三品"等不同说法，其实都是在描述受气质影响后的具体人性。

程颐指出，如果只讨论本性而不谈气质，就不够全面；反过来，如果只看到气质之性而不知本性本善，就像荀子、扬雄那样，就会偏离孔孟的真义。直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濂溪先生）出现，才重新阐明了这个道理。就像张载（横渠先生）区分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才让各种学说得以统一。

具体来说：当木气旺盛时金气就会衰弱，这样的人往往仁爱多而义理少；反之金气盛则木气衰，表现为义理多而仁爱少。这些都是气质造成的差异。要回归本然之性，就要像子思所说的"未发之中"那样，让内心保持澄明宁静，不受杂念干扰，这时呈现的就是纯粹至善的天地本性。

这段经文主要探讨了"气"（指人的气质、禀赋）与"理"（指天理、本性）的关系，以及人性善恶的问题。

人的气质虽然可能有偏差，但天理本身始终是端正光明的。气质会有强弱变化，但天理不会因此改变。当人与外界接触时，气质发动，天理也会随之显现；或者天理显现时，气质也会参与其中。这时至善的天理就受到气质影响，善恶由此区分。

先师（指前辈学者）曾说：在心念未起之前，气质尚未起作用，所以这时只有善没有恶。关于"性相近，习相远"的问题：从常态来说，本性善良的人因习惯善行而日益高尚，本性恶劣的人因习惯恶行而日益堕落；从变化来说，本性善良的人可能因习惯恶行而丧失善性，本性恶劣的人可能因习惯善行而改掉恶性。这四种情况开始时都很相近，最终却相差甚远。

程子（程颐）认为人性本善，但才能有"下愚"（极其愚钝）之分。下愚有两种：自暴自弃的人。如果人能坚持向善，再愚钝也能进步；但自暴的人拒绝相信善道，自弃的人明知善好却不做，即使圣人也无法感化。孔子所说的下愚并非真的愚笨，像商纣王（商辛）其实很聪明但极其暴戾。圣人称他们为下愚是因为他们主动断绝向善之路。朱熹补充说：自暴的人态度强硬，否定礼义；自弃的人性格懦弱，知道礼义好却不实践。

张载（张子）认为：当德性不能胜过气质时，性命就受气质支配；当德性胜过气质时，性命就由德性主导。穷究天理、充分发挥本性，就能使本性合乎天德、命运合乎天理。气质中不可改变的只有生死寿夭，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指气质；而"富贵在天"则是指天理。

这段经文主要探讨了人的品德修养与天命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是：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会得到天命的眷顾。

吕氏（吕祖谦）认为，君子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自身的气质。如果品德能够胜过先天禀赋，那么愚钝的人可以变得明智，柔弱的人可以变得刚强。反之，如果品德不能胜过禀赋，即使有志于学习，也难以改变愚钝和柔弱的本质。人的本性都是善良无恶的，这是共性；但聪明愚钝、刚强柔弱的禀赋各不相同，这是个性差异。修养品德就是要回归共性、改变个性。

想要改变不好的禀赋，必须付出百倍努力。如果学习态度马虎，时断时续，最终无法改变就说"天生禀赋不好，学习也没用"，这其实是自我放弃，非常不应该。

"大德必受命"的意思是：品德就是天理。程子（程颐）说，履行天命就是通达天理。得到应有的回报是常理，得不到则是反常。天命虽然不可改变，但有德行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比如通过修养延长寿命，通过祈祷获得福报，普通人成为圣贤，都是这个道理。

侯氏（侯仲良）举例：舜从平民成为天子是顺应天理，桀从天子沦为平民是违背天理。天不会特意帮助舜或惩罚桀，这是自然规律。由此可以类推其他事情。

朱熹补充说：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人修养品德，三十岁"而立"，不是到了三十岁突然就能"立"，而是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开始逐步积累，经过"不惑"、"知命"、"耳顺"等阶段，最终达到"从心所欲"的境界。

胡氏（胡宏）解释：孔子十五岁立志学习，学的是"大学"之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注：文中提到的"大学"指儒家经典《大学》，与现在的教育机构无关；"不惑"、"知命"等出自《论语》记载孔子人生阶段的名言）

孔子在三十岁时确立人生方向，这指的是以天下为家，站在正道的位置上，践行天下的大道，坚定不移。到了四十岁不再困惑，是因为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

五十岁懂得天命，是明白了"元亨利贞"这四种天德（乾卦的四德），行为光明磊落，与万物和谐共处，各得其所而不混乱。六十岁时能自然地理解听到的一切，是因为所经历的都化为智慧，所存留的都是神妙，几乎与天道相通。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是因为他的行为都符合天道。

子贡说：如果让夫子治理国家，他所说的"立"就是建立制度，"道"就是推行教化，"绥"就是安抚百姓，"动"就是协调各方，这不是天能做到的吗？我认为圣人的学问与天一样没有极限，就像建立千万年的基业。

圣人的修学分阶段进行：前三十年分两个阶段，先用十五年学习"大人之学"（圣贤之道）来开拓志向，再用十五年坚持实践，使所学稳固而有所成就。之后每十年一个阶段，循序渐进。四十岁"不惑"比三十岁"立"更进一步，能透彻理解事物的道理；五十岁"知天命"又超越"不惑"，心灵与天命相通；六十岁"耳顺"则能自然领悟；到了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然而然地符合天道。

整个过程就像乾卦（象征天）的大人之学：前三十年打基础，后三十年逐步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保持坚定志向是"志学"，远离邪恶保持真诚是"立"，明白始终是"不惑"，心灵与天道相应是"耳顺"，最终体现天道法则就是"不逾矩"。所以说，真正的大人（圣人）是与天地合一的。

这里讲的是人与天（自然法则）相通的道理。人的品德修养要像日月运行那样光明磊落，像四季更替那样遵循规律，与鬼神（自然力量）的吉凶变化相协调。这种境界不是一天能达到的，所以说孔子的学问是效法天道的大人之学。

有人误解圣人的教导只是用来劝勉人的套话，朱熹反驳说：圣人并非自认完美才说谦虚的话。这里特别强调两个修行关键：一是"致知"（获得真知），这是从蒙昧到觉醒的关口；二是"诚心正意"，这是区分善恶的分界线。突破前者就能觉悟，否则就活在迷梦中；突破后者就能向善，否则就会作恶。

天与人本是一体。人出生时秉承天理，而天理也存在于人身上。人的一言一行、所见所闻都是天理的体现。要时刻记得上天赋予的光明本性，让这个道理常在眼前。初学者要从具体事务中体悟天理，把日常事务做到极致，自然就能通达天道。人的生命是理（天理）与气（生命能量）的结合，所有思想行为都是气的运行，其中蕴含着天理。真德秀（西山先生）说：穷究天理重在认知，要探究万物本质；践行本性重在行动，要体现所有天理。认知和行动都做到极致，就能达到"命"（天命）的境界。

胡宏（五峰先生）认为：本性包含一切善德，天地万物都由此建立。就像有源头的活水再冷也不会结冰，有德之人再困顿也不会迷失。就像日落后的月光延续光明，孔子虽逝，他的道统由孟子传承。

周敦颐提出修行次第：圣人效法天道，贤人效法圣人，士人效法贤人。举例说，伊尹这样的贤臣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把百姓受苦当作自己在街市受刑；颜回（颜渊）能做到不迁怒于人，长期保持德行不违背仁道。

这段话讲的是儒家修身成圣的道理。伊尹（商朝贤相）和颜回（孔子最贤能的弟子）是两种不同的修行典范。

想要成为圣人或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必须先从学习贤人开始。伊尹在莘地耕田时安贫乐道，其实已经具备颜回的学问；颜回住在陋巷却心系治国，其实也有伊尹的志向。两位贤人如果互换处境，表现也会一样。

真正的修行要做到：立下切实志向，踏实学习而不自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让家庭和睦；待人忠诚信实，在乡里树立榜样；为官尽心尽责。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善行，而非虚名。这样坚持修行，就能逐步达到贤人、圣人乃至天人的境界。

程颐说：当仁德充满天地时，万物自然生长繁荣；当仁德消退时，天地闭塞，贤人隐退。朱熹进一步解释：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推广开来，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天下，万物都能各得其所。就像孟子说的，关键是要扩充本心的善念，把放逸的心收回来。如果仁德不能推广，就像出门就遇到阻碍，寸步难行。

这段经文主要讲"敬"与"义"的修行要诀。"敬"（指内心专注恭敬的状态）用来端正内在修养，"义"（指符合道理的处事原则）用来规范外在行为。就像朱熹说的，这八个字够人受用一生：内心保持恭敬就会正直，行事遵循道义就会方正。

具体来说：

• 恭敬战胜懈怠就吉祥，懈怠压倒恭敬就衰败；道义战胜私欲就顺遂，私欲压倒道义就凶险。恭敬让人精神振作，懈怠使人意志消沉。
• 做事遵循天理就是"义"，顺从私欲就是"欲"。恭敬而没有道义指导，做事就会出错；只讲道义不修恭敬，就像树木没有根基。必须两者兼备。
• "敬以直内"是内在修养功夫，要像镜子般澄澈；"义以方外"是处世学问，要像刀切般方正。即使静坐时也要检验自己是否保持恭敬，日常起居、待人接物都要时刻警醒。

文中批评两种偏颇：有人只顾打坐求静，遇到事情就手忙脚乱；有人只关注具体事务，却忽视根本修养。真正修行要贯通内外，就像尧帝那样，从最基础的"毋不敬"做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程颐和范祖禹都强调：所有礼仪的核心就是"不要不恭敬"，这是对上天的敬畏，也是修身的根本。

《尧典》作为最早的典籍，开篇就讲述尧的德行。其中"钦"（恭敬谨慎）这个字最为关键，纵观圣贤的千言万语，无论大事小事，根本都在于这个"敬"字。首先要收拾好自己的精神，保持专注，这样才能透彻理解道理，进而修身齐家，最终将这种态度推广到治理天下。

"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体现在收敛身心、排除杂念上。就像道教提倡静坐修行，李老先生（可能指道教祖师）也强调必须通过静坐来收敛心神。这样遇到事情时才有足够的精神力量。真正的"敬"是贯穿动静之间的状态。真氏（某位学者）用冬天作比喻：如果冬季阳气闭藏不严密，天气温暖无雪，来年阳气就会衰弱，五谷难以丰收。人心也是如此，静时若思绪纷乱，动时怎能合乎节度？

周敦颐主张以"主静"为根本，程颐主张以"主敬"为根本，道理都是相通的。武夷胡氏（胡宏）说要在"敬"字上实践十年才能有所领悟。朱熹认为天地运行看似有个主宰，这种规律性变化正体现了天地的"敬"。商汤能配享上帝，正是从"圣敬日跻"（圣明的恭敬日益精进）开始的。

吕祖谦（东莱先生）指出"敬"是历代圣贤相传的首要心法，是圣学的根本功夫。《顾命》篇记载，周公的精微学问在临终前才传授给成王；孔子的精微学问也是在临终前传授给曾子，再由曾子传给孟敬子——这些传承都以"敬"为核心。圣人具备完整的太极境界（最高修为），不需要刻意修持，但仍保持恭敬，何况我们这些学习者呢？

明白这个道理并践行就是君子趋吉之道，违背这个道理就是小人招凶之由。修行或背道，关键就在于是保持恭敬还是放纵自己。持敬就能减少私欲、明白天理，私欲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除，就有希望达到圣学境界。所以朱熹说程颐先生对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特别强调了这个"敬"字。求学者怎能不以此自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