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鴻烈解》卷20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氾論訓（上）白话解读

太尉祭酒许慎记上

本篇以“氾论”为题：用广博的议论，说世间古今得失，以道为归，大要归于一，故称氾论，并据此立篇名。

古时曾有人头戴兜帽、皮衣反折缝成领子，就这样统治天下。（“古时”多指三皇以前。兜帽即头盔式帽，表示还不会做冠冕；一说“鍪”指披发，“綣领”只是把领子绕在颈上，全无装饰。）

那时德性自生而不受辱（不用刑具），施予而不掠夺（有予无取，不向百姓横征暴敛）。天下人不讥笑其服饰，而同心归向其德（“非”即讥呵；“怀”即归向）。

当时阴阳平和，风雨按时，万物繁殖（政不虐生，少夭折）。乌鸦喜鹊的巢，人弯腰就能摸到；禽兽可以牵着走（“从”即牵引）。何必一定要宽袍大带、曲领垂袖、戴章甫冠呢？（褒衣指方领之衣，如后世官吏左衽衣；博带即宽腰带，《诗》有“垂带如厉”；曲领即曲领宽袖衣；“委”为冠之貌，章甫也是冠名。）

古人多居水边、住洞穴。（“澤處”即近水而居；“復穴”即重迭的窟穴，一说是在毁堤岸、崖壁中挖窟为室。）冬天耐不住霜雪，夏天耐不住暑热，还受蚊虻叮咬。（“昏蝱”读如《诗》“言来其𦯶”，指蚊类小虫。）

圣人于是兴起（“作”即兴起），堆土架木造宫室（“構”即架，指木石相架成屋），上设栋、下垂宇，挡风遮雨（栋为屋脊，宇为屋檐垂下），避寒暑，百姓得以安居。

伯余最初制衣时（伯余为黄帝臣，《世本》说伯余制衣裳，一说伯余即黄帝），绩麻搓线，以手经线、以指穿引……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把收获挂起来，就像用网绳那样（緂：编网的细绳；緂音近“恬”，如“恬然”之恬）。后人又造了机杼（织机与梭子），织出的布比反复手织更合用，百姓得以蔽体御寒。

古时削利耜（犁铲）来耕地，磨亮蜃（大蛤壳）当锄来除草。用木钩（镰刀，钩在济阴读如“句”、在句阳读如“句”）砍柴，抱着甀（小瓦罐，兖州叫小甀，幽州叫瓦）打水。百姓劳累而所得微薄，后人便造耒耜（犁具）、耰（碎土块用的农具，音“优”）、锄、带柄斧砍柴，用桔皋（杠杆式汲水器）打水，人轻松了，利也多了。

古时大河深谷横断道路，往来不通，就用掏空树木、拼木板做成舟船（窬为空，方为并合；船相连叫航），地势有无之间才能互相运送（运出有的、运进缺的）。又做靻蹻（靻靸，即鞋；因不必肩挑背驮而）远行千里不劳累。猛兽伤人而无法制止，就铸金锻铁做兵器，猛兽便不能害人（有兵器防备，故不能伤人）。

所以人迫于难处就求方便，困于祸患就造防备；各人凭所知去害就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常法不可一味沿袭，器物不可永远照旧；当时该改的就要改，所以说“不可”）。于是先王的法度也有可变更的。

古时婚礼，不直呼当事人本人（成婚者本人不直称其名，而称父兄师友）。舜不告而娶，按礼是不对的。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尧知道舜贤德，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舜没有事先禀告父亲瞽叟；父亲性情顽固，常想害死舜。舜明白若禀告父亲，就得不到允许、无法成婚。不孝之中，没有比没有后代更严重的，所以（他选择不告而娶）。

孟子说：舜不禀告父母，犹如禀告了一样，是可以的。

立继承人应选年长者。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而用次子武王，并非按固定礼制，而是权宜之举。礼规定男子三十岁娶妻——“三十而娶”，是因为阴阳尚未完全分化时，男女都生于“子”年。

男子按地支从“子”起向左数，三十年落在“巳”；女子从“子”起向右数，二十年也落在“巳”，于是夫妇相配。圣人因此制定礼法：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

男子从“巳”向左数，十步到“寅”，所以人十月在寅时出生，男子行年数从寅起。女子从“巳”向右数，到“申”，也是十月生于申，女子行年数从申起。伯邑考是武王之兄，被废长而立幼，是圣人以庶子代嫡子的权变，并非常例。

文王十五岁生武王，不合常法。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天道以十二为全，故国君十二岁行冠礼，冠后即娶，十五岁生子，以重宗庙国嗣，不能拖延，所以才有这样的制度。（上句所说，是指伯邑考娶妻之类事宜的时宜。）

夏后氏在东阶（阼阶）上停殡。（礼制：饭含于窗下，小敛在户内，大敛在阼阶；床上的称尸，入棺的称柩，停殡于宾位，祖祭于庭，葬于墓。在阼阶，犹在主位，不忍以宾客之礼远送。）

殷人在两楹之间停殡。（楹即柱子。《礼记》说殷人殡于堂上两柱之间，宾主共视。）

周人在西阶上停殡。（大概以宾客之礼遣送。）

以上是各代丧礼的不同。

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即舜的时代。瓦棺即陶瓦做的棺。）

夏后氏用堇周。（夏后氏为禹之世，无棺椁，以瓦为棺，广二尺、长四尺，侧身累叠而成。）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葬制因代而异

用土覆盖死者，这是夏代的葬法；殷人用外棺（以柏木做厚的外层棺，与内棺相配）；周人则在墓穴砌墙，并设“翣”——这是葬礼上的差异。周人棺、槨并用，所以在墓道或柩车上设翣，形状像今天的仪仗扇、绘有图纹，插在柩车箱上作装饰；尊卑高下、数量多少，都按爵位、命数来定。

祭祀时辰因代而异

夏后氏在昏暗中祭祀（在室中、半夜行祭）；殷人在“阳”时祭（在堂上、天亮后不久）；周人在日出时于庭中行朝祭（日出后在庭院祭祀，“朝”即庭）。这也是祭法上的差别。

乐名因王而异

尧用《大章》，舜用《九韶》（《书》所谓“箫韶九成”即此），禹用《大夏》，汤用《大濩》，周武王用《象》。乐制同样代有不同。

五帝行道不同，而德足以覆盖天下；三王政事各异，而名望传于后世。这都是因时势而改制礼乐。好比师旷调瑟柱，上下移动虽无寸尺刻度，却能字字中音。所以通晓礼乐之情的人，作乐有根本，主于内心，又能以智衡量规矩法度（“榘”指方正，“彠”指尺度、法度）。

礼可因情而兴、因乱而废

鲁昭公有一位“慈母”（父亲所命、抚养昭公者，地位略同于大夫之妾、士之妻，礼称“女母”；按规定服丧为缌麻三月，昭公却服练冠，表示格外哀思，这是《礼》记载由此而生的缘由）。

阳侯杀了蓼侯并夺其夫人（阳侯即阳陵国国君；蓼侯为皋陶之后、偃姓之国君，地在今庐江一带。古制大飨饮酒，君执爵、夫人执豆；阳侯见蓼侯夫人美貌，遂杀蓼侯而娶其人，于是废除了飨礼中夫人出席的仪节——这是礼制被废的典故）。

先王之制，若于今不宜，就可以废止。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世上的好事会被记载下来，所以礼乐从一开始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矩。

圣人制定礼乐，却不被礼乐所束缚。治国要有常道，根本在于利民；政令教化要有准则，最要紧的是令行禁止。只要对百姓有利，不必拘泥古法；只要切合实际，不必死守旧制。夏、商衰落，是因为不肯变法而亡；夏、商、周三代兴起，也不是简单沿袭前代做法而称霸。所以圣人法度随时代而变，礼制随风俗而改，衣服、器物各适其用，法令制度各因时宜。因此变革古法未必可非议，一味随俗也未必值得称赞。

百川源头不同，却都汇入大海；百家学说各异，都以治国为要。王道缺失，《诗》才出现；周王室衰微，礼义败坏，《春秋》才出现。《诗》《春秋》都是衰世之作，儒者用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兴盛之时？把《诗》《春秋》当作亘古不变的正道而推崇，其实未作《诗》《春秋》之时，正是失道之时，不如通晓其全貌。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亲闻其言；亲闻其言，又不如领悟其言外之意。领悟所言本意的人，反而无法用言语表达。所以可以言说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常道深隐幽微，不可言说）。

（圣人之言微妙，难以尽言。）

周公侍奉文王时，行事不独断专行，凡事不由自己说了算，必先请示文王，获准后再去做。他身形瘦弱似撑不满衣裳，说话谨慎似难得开口，对文王恭敬奉持，谦恭柔顺，好像承受不起、生怕有失，可谓能尽孝子之道。

武王驾崩后，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基业，登天子之位（“籍”指图籍、玉玺，亦指御座），执掌天下政务。他平定夷狄之乱，诛杀管叔、蔡叔之罪（管叔、蔡叔为周公之兄，曾监殷而助纣子禄父，流言欲乱周室，周公为国诛之，即所谓大义灭亲）。他背靠屏风南面朝会诸侯，诛赏决断皆出自己意、无须再问，威势震动天地，声名震慑四海，可谓能行武事、定天下。

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交出图籍、归还政权，面向北向成王行臣礼、献质物而侍奉。凡事先请命而后行，先禀报而后办，没有擅权放纵之心，也没有夸功自矜之色，可谓能尽臣子之道。

因此同一人而能三变其行，正是为了顺应时势。何况君主屡易、世代更迭、国君常换，人往往凭其位分伸其好恶，凭其威势满足嗜欲，却想用一套固定礼节、一成不变的法度去应付万变之时，那是做不到的。

白话解读

「中权」的道理，其实很清楚： 只死守某一种行礼的格式，那不是能随事应变的礼；一成不变的法条，也不是能因时制宜的法。所以说，若只会照搬固定套路，就做不到「中权」——在变化里仍抓住中道、分寸刚好。

「权」的意思，就是因事制宜， 事情怎么变，应对就怎么调，但不偏离正道。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叫做「道」，所具体去做的叫做「事」。道像钟磬之声，基调稳定，一调不轻易改；事像琴瑟，弦有缓急、有进退，每一根弦都要重新调音。因此，法制、礼义，是治理人的工具，并不是治理本身。好比弓矢是射的工具，不能保证一定射中；中与不中，还在用弓矢的那个人。

仁当作经线，义当作纬线， 这是万世不易的纲纪。至于一个人，要估量自己有多少本事，时常反省该怎么用，具体做法天天调整都可以。但仁义这条总纲不能跟着花样乱改，所以说是「万世不更」。天下哪有永远一套不变的常法呢？要在当时当地合于事理、合于人情，顺乎天地，也不违于鬼神之所尚，这样施政才算正。

古时候的人淳厚，工匠扎实，商人朴实，女子庄重，所以政教容易推行，风俗也容易移易。如今德行更衰、民俗更薄，却想用那种朴重、严整的老法治已经败坏的百姓，就像不给烈马衔铁、笼头、鞭策，却硬要驾驭它一样，只会失控。

从前神农没有成文的法令，百姓却愿意听从；唐尧虞舜时代也是如此。可见治不在条文多寡，而在能否因时「中权」，又不丢仁义之本。

死的人必定会成为朕所斩断的——那些谋求私利、喜好兵器、杀戮天下安危之民的人。

（刺：伤害；断：斩断；人：指人；之利兵：喜好兵器；好杀：喜好杀戮；欲以安天下：想以此安定天下；危：危险；D：疑为脱字）

王听到这话，很高兴，问道：这是怎么得到的？

道（指方士或道人）说：我依照王母之道（王母，指大道之至精者，即大道最精微的法则）祭祀神灵于崦嵫（崦嵫，山名，在西）云之上（崦嵫山高在云之上）。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禹在台阶之间使有苗臣服，靠的是以德感化、怀柔招抚。然而那些靠征伐取胜的人，却做不到像舜那样放下兵器、制服强暴——由此看来，法度是用来引导风俗、调节缓急的；器械要因时势而变通、因地制宜。

圣人立法，万物便随之而从；贤人立礼，不肖之徒便受其约束。只知守法的人，不能派去远方办大事；拘泥于礼的人，不能应付变故。分不清清浊的人，不能让他调音；弄不清治乱根源的人，不能让他制法。非得有独闻之聪、独见之明，才能专行道义而行之。

殷改夏礼，周改殷礼，春秋又改周礼——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何必一味从古？大人创制，弟子随顺；知道法治从何而来，才能应时而变；不知其源，纵然死守古法，终究乱政。当今律令典籍随时代而变，礼义随风俗而改，可学人仍沿袭旧业、据籍守旧，以为非此不能治——好比拿方枘去套圆凿，想合适牢固，太难了。

今之儒、墨，称颂三代文武之道却不实行，只是说说而已；不适应当世却又不肯改，做的正是自己所否定的。说一套、做一套，终日苦思却对治国无益，劳形费智却对君主无补。

画工爱画鬼魅、不爱画犬马，为何？鬼魅不常出现，犬马日日可见。存危治乱非智不能为，却只标榜古法，愚者也有余力可逞。所以圣王不施行已不适用的法，不听未经检验的话。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才能生万物。和，就是阴阳调和、昼夜有分，万物于是化生。

白话解读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都要靠“和”的精华（精、气）。所以圣人之道：宽而有条理，严而温和，柔而正直，猛而有仁——说的是刚柔、宽猛要互相配合。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这才抓住道的根本。阴积则沉，阳积则飞，阴阳相接才能成和。

绳作为度量，可以卷也可以伸，拉直了可以当准绳。圣人用身体去实行（身体力行）。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的，大概只有绳吧。所以：恩推（移）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听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人亲近（虐害于人，人就不亲近他）。

从前齐简公放下国家大权，专听大臣（简公是悼公阳生之子；一说“任”不解为简公任事；大臣指陈成子），将相专权、结党营私，公道不行（党即群），于是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以成事（难：杀简公之难），吕氏绝祀（太公姓吕，简公之后；绝祀指陈氏代齐），陈氏得国——这都是柔懦招来的。

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子阳为郑君，一说为郑相）。他执行刑罚，捉住就不赦免。有个折弓的舍人（家臣），怕罪又怕杀，就借着疯狗惊扰（国人逐疯狗扰乱，舍人趁机）杀了子阳（畏其严酷）——这是刚猛招来的。

如今不懂道的人，见柔懦者被欺，就标榜自己刚毅；见刚毅者灭亡，又标榜自己柔懦。这是心中没有主见，被外物见闻牵着乱跑。

专有名词简注：

• 淮南鴻烈解：对《淮南子》的注疏类文献。
• 陈成 / 田常：陈成即田成子，田氏专齐的典型人物。
• 鸱夷子皮：与田氏之乱相关的人物。
• 子阳：春秋末郑国国君或执政者，以严刑著名。

人也乖违错乱，所以一辈子没有固定的归宿。好比不懂音律的人唱歌：唱浊了则郁闷而转不开，唱清了则枯槁而唱不和。等到韩娥、秦青、薛谭那样善歌的人，以及侯同、曼声那样擅长长歌的人，内心愤激、情志积于内中，满溢而发为歌声，就没有不合于律、不令人心服气和的。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有本主来定清浊，不受外物牵扰，而自成为准则。

如今盲人走在路上，人叫他向左他就向左，叫他向右他就向右；遇见君子就改道，遇见小人就掉进沟壑。为什么呢？因为眼睛不能接触外物、辨明道路。所以魏文侯既用楼翟又用吴起，却失了西河之地；齐湣王专用淖齿，结果死在东庙。（淖齿是楚国将领，逃奔齐国为臣；湣王无道，淖齿杀了他，抽筋悬于庙门梁上三日而死，见《战国策》。）这都是没有治国之术来驾驭贤臣的缘故。周文王既用吕望又用召公奭而称王。（吕望即太公吕尚，善用兵谋；奭即召公奭，善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传世。）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称霸，则是有术驾驭贤臣。（孙叔敖是楚大夫，蔿贾之子，或说是童子，任用贤能故至于霸。）

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是孔子所立的；墨子却加以非议。（非即讥刺。）兼爱、上贤、右鬼、非命，是墨子所立的；杨朱却加以非议。

（注：文中校勘异文如“舛/乖”“安定也/趋归也”等，白话从通行义译，不逐字罗列异说。）

白话解读

兼爱、选士、大射，是为了崇尚贤人；宗祀严父，是为了尊奉鬼神（“右”在这里是尊崇、重视的意思）。这些都是顺应四时而行的事。

“非命”（不信天命、反对宿命论）一类主张，都是杨子（杨朱）所看重的，所以孟子要反对它们。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保全本性、守住真朴，不让外物拖累自己的身体——这是杨子所立的学说，孟子也加以批评。

（全性保真，指不肯拔一根汗毛来利天下、不肯做；不以物累形，指不让外物拖累自己的身心。孟子曾在子思门下受业，继承唐虞三代之德，阐发诗书和孔子的意旨，要堵住杨、墨的浮夸言论，所以反对杨子。）

取舍不同、人心各异，所以是非各有恰当的位置：得其位就没有不对的，失其位就没有对的。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长肱、修股等地的人，是非标准各不相同，风俗也相反。

（丹穴在南方，是太阳偏西之地；太蒙在四方日入之处；反踵是国名，那里的人脚朝后走；空同在极北，戴胜鸟；大夏在西方，门朝南开；长肱、修股之民在西南。这八方都在九州之外的八寅之地。）

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本来各有相互役使、各守其分的关系。此地以为是的，彼地以为非；此地以为非的，彼地以为是。

这里说的“此”指近处的华夏，“彼”指远处的八寅：华夏所肯定的，八寅往往否定而不用；华夏所否定的，八寅往往肯定而实行。

就像斧、凿、椎、鑿，各有各的用场，不能混用。

禹的时候，用五音来听政、治国。

（禹是颛顼之后第五代，鲧之子，名文命，受禅让，功业称禹。五音是宫、商、角、徵、羽。）

他悬挂钟、鼓、磬、铎，又设鞀（小鼓），用来接待四方之士，并下令：

• “以道教寡人者，击鼓。”（用大道教导我的，敲鼓。鼓调和阴阳，一声可以调五音，所以用鼓。）
• “以事论寡人者，振铎。”（跟我议论具体事务的，摇铎。铎是金口木舌的铃，事有多端，所以用铎。）

白话解读

以忧事喻政： 有人向君主进言，说忧愁时要击磬（石制乐器，声音急促，象征忧急之事）；有牢狱诉讼时要摇小鼓（鞀），因为诉讼就是争讼，争讼来自政事，所以用摇鼓来比喻。

劳民伤政： 在这种局面下，君主吃一顿饭要起身十次，洗一次头要三次挽发（“饋”就是进食的意思），用这种方式使天下百姓不得安宁。“劳”在这里读作“劳来”之“劳”，意思是使百姓忧苦、不得休息。若在此种情况下仍不能行善、尽忠，那就是才能不足了。

秦朝之弊： 秦朝时，高筑台榭，大建苑囿，远修驰道，铸造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后，临洮有巨人出现，高五丈、足长六尺，于是仿其形铸金人，即翁仲）。征发戍卒守长城，征收刍槀（喂牲口的草料）之税以充国用；按人头像簸箕收税（“箕赋”），搜刮民财送入少府（官名，类似后来的司农）。壮丁从西边的临洮、狄道（陇西、汉阳一带），到东边的会稽、浮石（会稽山及辽西一带），南到豫章、桂林（豫章郡、郁林郡），北到飞狐、阳原（代郡、太原一带），疲于奔命。路上死人多得用沟渠来量。当时，忠言劝谏的人被说成不祥，讲仁义的人被说成狂妄。

至高祖之治： 直到高皇帝（刘邦）在位时……

（下文未录，此处收束于秦政之失与高祖之存。）

白话解读

亡继绝（指汉高祖刘邦）：他举起天下大义，亲自振袖执锐，为百姓向皇天请命（执利兵讨伐无道，为百姓求命而祈告皇天）。

当时天下雄俊、豪杰、英才暴露在荒野沼泽（才过千人称“隽”，过百人称“豪”，过万人称“英”）。前面挨箭石，后面坠入溪壑，经历百死而得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墮”是落入；“紿”是至，读仍代之音）。奋武励诚，以决一旦之命。此时，丰衣博带、讲儒墨之道的人，被认为不肖（说的是崇尚武力）。等到暴乱已胜（战胜暴乱），海内大定，继文王受命之业、武王诛无道之功，履天子图籍，造刘氏貌冠（高祖在新丰下作竹皮冠，谓之“委貌冠”），总邹鲁儒墨，通先圣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周礼》天子五路，大路、上路等；王者功成作乐，故撞钟击鼓；咸池是黄帝之乐；干是盾，戚是斧；春夏舞者所执）。此时，有立武者见疑（疑是奇怪）。一世之间，文武代为之雌雄，有时而用。

今世为武者则非文，为文者则非武，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此见室隅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隅曲是室中角落，言狭小；八极是八方之极，言广大）。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往。

说明： 原文夹注较多，白话里用括号保留了主要训释。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无向则无不通：心里没有偏执的“所向”，才能通达四方；国家能长久，靠的是道德施行、百姓心悦，教化到位，国才能存。

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就是大道、治国的根本道理。道理被堵塞、治国无道，家就会亡。

尧没有百户规模的城郭，舜没有能插锥子的私地，却拥有天下；禹手下不到十人，汤的土地不过七里分地，却能做诸侯之王。文王住在岐周，地方不过百里，却立为天子——这都是因为有王道（以德仁政治国，不靠地盘人口）。孟子也说：靠德行仁政，本身就能为王，不必等别的东西。

夏桀、殷纣势力很大，人迹舟车所至都设郡县，最后却被人杀死、天下笑——这叫有亡形：不仁必亡，形虽大，亡的根子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圣人从教化看征兆（事情如何成形、如何结局）。德有盛衰，风气会先露苗头。有德盛的如文王，伯夷、太公先看出来；德衰的如桀纣，太史令终古、向藝先离开他们。得王道的人，地盘小也会变大（汤、武就是这样）；有亡形的人，表面成了也会败（桀、纣就是这样）。

夏要亡时，太史令终古先投奔商，三年之后桀才亡（汤灭夏）。殷要败时，太史令向藝先归文王，一年之后纣才亡（武王灭商）。圣人看存亡、成败，不是只看鸣条之野、甲子那天一战（汤擒桀于鸣条，武王甲子克纣），而是更早看人心与道德的风向。

若说“谁强谁胜”，只比地盘、人口，谁富谁利，只量粮食、称金子，那千乘之国没有不称霸的，万乘之国没有不亡的——存亡若真这么算，就太简单了。实际上，存亡要看道德与王道，不能只看兵力财富。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知与不知：愚夫蠢妇也能议论国事。赵襄子（晋国赵氏宗主）凭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一城之力称霸，智伯（智氏首领）却率韩、魏、赵三家之力反被擒杀。

史事背景：智伯曾兼并韩、魏、智三家之地，又率韩、魏君主围攻赵襄子于晋阳。赵襄子派张孟谈与韩、魏暗中通谋，韩魏倒戈，大破智伯军，取其首为饮器，故说“以三晋之地擒”。

湣王（齐湣王）虽据大齐仍亡国，是被淖齿所杀。田单（齐国将领）以即墨（今山东平度一带）一城立功：燕伐齐，占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单以市吏身份率即墨市民破燕军，故能有功。

核心论断：国亡，国大也不足恃——智伯即例；道行，国小也不可轻——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皆得天下，故虽小不可轻。

由此观之：存亡在是否得道，不在国土大小。得道之君虽小国而行善，能王天下，故不在大。亡在失道，不在国小。无道之君虽处小国作恶，不改其恶，积恶必亡，故不在小。

《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说的是离开殷都迁到周地。纣都朝歌在东，文王国于岐周在西；上天眷然顾念西土，唯周可居，故曰去殷迁周。

故乱国之君，务广地而不务仁义，务高位而不务道德，是抛弃存国之道、走向亡国之路。

桀囚于焦门（夏桀被囚之处）仍不自认所行有误，不悔未在夏台杀汤。纣拘于宣室（周宫室名）仍不反省，不悔未及早除汤。二人至死不悟，国亡根子在失道，不在国小。

白话解读

后悔没在羑里杀掉周文王

（“羑里”在今河南汤阴一带。）说的是：纣王事后后悔，当初没有把文王在羑里除掉。

桀、纣两位君主

他们处在强盛的地位，却不去修养仁义。汤、武要讨伐他们的“罪”，都来不及细究，哪里还敢随便谋划篡夺？

（这里“二君”指桀、纣。以他们当时的权势，若真能行仁义，汤、武也不敢轻易起兵。）

若在上搅乱日月星辰的清明（“三光”即日、月、星），在下失去万民之心（施政违背民心），

就算没有汤、武，别人也能夺其天下。（遭此境地，不必非得汤、武来灭。）

如今不反省自己德行有无欠缺，却一味防备外人（不修己德，却防天下人来讨伐），

天下又不是只有汤、武二人；杀了一个暴君，必另有继起者。

且汤、武能以弱胜强、称王天下，是因为他们有“道”；桀、纣虽强大却被夺，是因为无道。

如今不行王者之道，反而加重夺天下那一套做法，那就是奔向灭亡的路。

武王克殷之后

想在“五行山”筑宫。（五行山即今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北、上党关一带。）

周公说：不可。五行山是险阻要塞之地。

若我德足以服人，天下会纳贡，但路途迂远艰难。（“迴”或作“固”，指坚固难攻。）

若我自身有暴乱之行，天下来伐我，就难了。

（周公意思是：倚德不恃险；若行暴乱，天下皆来攻，不必占此险地。）

武王因此传三十六世而不被夺，周公可谓能“持满”（满而不溢，守成不失）。

又引周书

昔周书有言……（与上文周公谏五行山之事相贯，强调以德为本、不恃地势。）

白话解读

「言」篇

话说：史书上讲，上面说的话是给下面用的，下面说的话是给上面用的——二者要互相配合。上面说的多是常法（君主应守的常道），下面说的多是权变（因事制宜的谋略）。这是存亡的关键。只有圣人能既懂权变之言，又让人信得过、做得准，这才是天下最高的品行。

叶县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去作证。孔子说：我们那边所谓「直」，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遮掩，儿子为父亲遮掩，直就在这种人情里。（凡家畜自己跑来被人捉去，叫做「攘」。）

尾生（鲁国人与妇人相约于桥下，水涨不至，他抱柱而死）——为证父亲偷羊而死「直」，为守信约而死——虽有直、有信，谁能推崇这种做法？

三军之中，矫命（假传君命）是大过。秦穆公兴兵袭郑，路过周地向东。郑国商人弦高正要西去卖牛，在周、郑之间遇见秦军，便假传郑伯之命，用十二头牛犒军，秦军退去，郑国得以保全。事有极端才成「信」，但过头就成了荒诞；荒诞有时反成大功——过头成「信」的是尾生，荒诞成大功的是弦高。

何谓失礼而大功？昔日楚恭王在阴陵与晋厉公交战，吕錡射中恭王眼睛，恭王被擒——这是「过」。

（后文接「失礼而有大功」之例，需对照全书该段续文。）

（能改过，所以称为“恭”。）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等人一起劫持了他。（四人是楚国大夫，在晋国劫持了恭王。“衰”读如“绳之维”，“微”读如“诚之抆”。）恭王又惊又怕，举止全乱了。（威仪不像平时，坐也坐不起来。）黄衰、微抬脚就踢他的身体，恭王这才清醒，恼他们失礼，猛地挺身而起。四个大夫抬着他就走。（失礼，指抬脚踢君主。）

从前苍吾绕娶妻很美，让给兄长，这就是所谓“忠爱而不可行”的做法。（苍吾绕是孔子时人，因妻子美貌推给兄长；对兄是爱了，却违背了亲近、曲意顾全之义，所以说不可行。）所以圣人论事，不论曲直，只随情势屈伸俯仰，没有固定仪节；有时屈有时伸，卑弱柔顺如蒲苇，不是怕人夺权；刚强猛毅、志厉青云，也不是本来就好矜夸，而是顺应时变。

君臣相接，屈膝卑拜，是为了互相尊重；到了遭患难时，抬脚踢君主身体，天下没人能说他不对。所以“忠”到了那个地步，礼法也拦不住。孝子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运”指正；“迴”也是），到了父亲溺水，就揪头发把他拉上来（拯：从水里托出叫拯），不是敢骄慢侮辱，而是救他不死。所以溺水就拯父，祝祷就呼君名。（孟子说：嫂溺水不拯是豺狼，何况父兄？所以溺则拯，祝则名君。周人避讳事神，敬到极点，情势不得不然。）这就是“权”的设立。

所以孔子说：可以一起学习，还不可以同赴大道（“适道”指仁义之善道）；可以同赴大道，还不可以立德（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德，还不可以通权变。权变是圣人独能见的。所以先违后合的，叫作“权”。

《淮南鴻烈解》白话解读

知“权”

“权”就是别跟形势硬顶，要因事制宜；权衡轻重没有固定样子，形势能把丑处扭成好处、合于当用，圣人独能看透这一点。先合了局、事后却搞拧了，就叫不知权；不知权的人，往往把好事办成坏事。

礼与实

礼是“实”的花架子，是表面上的虚文。猝然陷入窘迫绝境时，礼往往派不上用场。所以圣人拿文采与世相交，办事却跟“宜”走——不拘一条老路、不僵死不化，于是败事少、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少有人能非议。（注：“结”在此近“拘”，指拘于一端。）

猩猩与乾鵠：各有所长

猩猩能知“往”不能知“来”：据说它人面兽身，能言；见人走过能知姓名，这是知往；又好酒，人用酒诱它，喝了不停，不知醉而被擒，故说不能知来。

乾鵠（鹊类）能知“来”不能知“往”：人将有忧喜之事，它便鸣叫，这是知来；又知岁多风则多巢于木枝，人常掏其卵，故说不知往。（“乾”读如干燥之“干”，“鵠”读如“告退”之“告”。）

这是天赋长短各有分界，不可强求全能。

萇弘与蘇秦：知术不能自保

萇弘是周室掌历数之人，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之数，无不通晓，却不能自知，终遭车裂而死。（晋范氏之乱中，他与晋范氏有姻亲，助范氏，周为向晋解释而杀萇弘。）

蘇秦本是徒步匹夫，却穿靻蹻、坐辇车，经营万乘之主、使诸侯听命，同样不能免于车裂。

——以上说明：通权变、守礼文、或擅术数、或擅纵横，若不能“因宜”自保，仍可能落得极惨结局；与前面“圣人以实从事于宜”形成对照。

白话解读

这里讲的是一种“祸患”的例证，主角是苏秦。

苏秦是洛阳人。“嬴籯囊”“步蓋”之类说法，是在形容他早年出门游说时，背着行囊、徒步奔走的样子。后来苏秦做了赵国相国，赵王封他为武安君。他起初正是带着行囊、四处奔波的那一路人。

他走遍各国，去说服那些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大君主，促成东山之合（东方诸国联合抗秦的联盟），用利害形势去打动人，几乎没有说不服、拿不下的；又让诸侯都听从号令，没有不服诺、答应下来的，所以才有“服诺”这一说。

但讽刺的是：即便诸侯们都“服诺”了，他们自己也逃不掉车裂那样的惨祸（苏秦本人后来也死于车裂）。这一段道理，在《淮南鸿烈解》里诠言那一篇里有更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