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21

葛洪（道号抱朴子）说：人们总以为勇猛过人的人就是大将之才，通晓治乱之道的人就是治国能臣。但看看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最终都身首异处；孔融、边让这些文采超群的人，却不懂实际政务而失败；邓禹、马援本是田间读书人，却善于用兵；萧何、曹参不精通经典，却是优秀宰相。可见识人实在不容易。

想要通过试用考察人才，又怕造成重大损失；想通过言行外貌判断，又可能被假象迷惑。可世人总把识人看得太简单，以为听听看看就能完全了解，我对此深表怀疑。真正能辨别好坏、透过表象看本质的人，需要天生的洞察力，不是勉强能做到的。除非是像日月般明察秋毫、能听见无声之音的圣贤，否则应该逐步考察任用，不能突然委以重任。就像借出利器容易，收回就难了，造成的损失也会很大。不能因为一件事做得好，就认定他样样都行。

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未必可用，与自己不同的人也未必该忽视。有人反驳说：天象地理都有规律可循，看山测水能推断高深，观风云可知吉凶。智者见树木不凋就知道山中有美玉，看岸不干就察觉水底藏明珠。彗星出现预兆鳣鱼将死，日月食显示麒麟相斗。华山霍山不用称量就知道其重，江河不必测量就知其深。鸿鹄的翅膀、骏马的腿脚，虽未起飞奔跑，但轻快迅捷是肯定的；名剑宝刀虽未使用，其锋利毋庸置疑。幼牛有吞牛的架势，雏鹰有凌空的姿态；草木茂盛说明土壤肥沃，鱼儿肥大证明水域广阔。虎尾不会长在狐狸身上，象牙不会生在老鼠嘴里。叔鱼（春秋时贪官）的贪婪从出生相貌就显露，食我（晋国奸臣）灭族的征兆在幼时就已显现。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识人之难，通过历史典故和日常观察来说明仅凭外表判断人的局限性。

文中列举了多个历史典故：范蠡（范子）因看出越王勾践（句践）面相凶险而隐居五湖；赵国将领因畏惧白起（秦国名将）锐利的眼神而不敢交战；周文王（文王）在桑树下短暂交谈就认定姜子牙（吕尚）可堪大用；刘备（玄德）与诸葛亮（孔明）初次见面便推心置腹。还提到东汉名士郭泰善于识人，能准确判断他人才能品性。

但作者（抱朴子）指出，这些例子都是特例。现实中，相貌堂堂者未必贤能，体弱多病者未必愚钝，嗓门大者未必勇敢，性情平和者未必怯懦。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品质往往不一致，就像眼睛能望见星空却看不清颈后，耳朵能听见雷声却听不到蚂蚁动静。即使是古代著名的相士如唐举、吕公、樊哙、许负等人，也只能判断寿夭贫富，难以看透人的性情志趣。

最后强调，识人不能只看表面特征，更要考察其言行举止、处事态度、金钱观念等内在品质。但即便如此，连圣明君主都难以完全看透他人，何况普通人呢？这段论述揭示了人性认知的复杂性，提醒人们不要简单以貌取人。

这段文字讲的是识人之难。葛洪（道教著名学者，号抱朴子）用多个典故说明，即使是圣贤也常有看走眼的时候。

比如神箭手射箭能穿透秋毫（极细小的东西），但未必每次都能命中靶心；叔向（春秋时晋国贤臣）的母亲和申氏家族的人，虽然有过识人的成功例子，但也不能保证每次都准确。古代圣王尧（陶唐氏）以知人善任著称，却错用了共工；周公（姬公）明察秋毫，也曾误判管叔；孔子（尼父）能预见国家兴衰，却看错了弟子澹台灭明的品行。延陵季子（延州）能判断千年后的事情，却对眼前的奇士视而不见。

葛洪特别推崇东汉名士郭泰（字林宗）的识人方法：他能在普通人中发现杰出人才，就像从深渊里找到含珠的蚌壳，从乱石中识别发光的珍宝。比如蔡邕（伯喈）能认出烧焦的桐木是制琴良材，张衡（平子）能发现未经雕琢的竹子能发出绝妙音色。真正高明的识人者，即使在千军万马或闹市人群中，也能一眼看透人的本质，预见他未来的作为，这才是不可言传的绝妙本领。

如果非要等人完全表现出善恶，就像等布匹已经织好才去称量长短轻重，这种判断谁都能做到，又何必需要智者呢？葛洪强调，真正的识人智慧在于见微知著，在事物未成形时就预见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