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34

这段文字是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外篇·吴失》中对东吴末年政治腐败的尖锐批评。葛洪通过老师郑隐（郑君）的讲述，描绘了一幅王朝衰败的图景：

东吴末年的弊病与历代亡国如出一辙，明明看到前朝覆灭的教训却不思改正。就像看着翻倒的马车仍重蹈覆辙，见到毒蛇争食却忘记自身危险，嘲笑虱子苟安却不知大祸将至，目睹竞渡的船沉没却不懂不同道路都会溺亡。

葛洪的老师郑隐亲历吴国末世，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贤能之士遭排挤，无能之辈占据要职。国家法度废弛，连能吞舟的大鱼（指重大罪犯）都能漏网。选拔官员只看贿赂多少，任用亲信全凭势力大小。清贫正直的人被压制，有钱有势者却平步青云。

朝廷上下互相欺瞒，君主昏庸、臣子奸诈。不结党就无法立足，不行贿就难以晋升。社会风气败坏，正直之道消亡。就像小鸟借狂风飞上云霄，破船靠急流快速前进，凤凰的翅膀被荆棘缠住，龙舟陷在污水里无法前行。

那些掌握大权的地方官，不是皇亲国戚就是阿谀奉承之徒。他们在朝不能匡正过失，退朝不会审理案件，空谈时说得天花乱坠，行事却污浊不堪。这些人毫无愧疚地白拿俸禄，不惧引发战乱的后果。

整个官场把毁谤当织布机，用权势代替耕种。他们的车马服饰光亮照人，豪宅引来群鸟栖息，呵斥声比雷还响，操纵祸福快如鬼神。势力压倒国君，财富超过国库，出门仪仗堪比古代贤臣翟黄，回家享受玉饰的奢华。仆从多如军队，府邸热闹如集市，牛羊漫山遍野，田地鱼塘连绵千里。表面模仿赵宣子、晏婴的节俭，实则像安昌侯张禹、董贤般贪婪。即使宾客满座，也掩盖不了内在的污浊。

（注：文中翟黄指战国魏国贤臣翟璜，赵宣指春秋晋国贤臣赵盾，平仲指齐国贤相晏婴，陶侃、文信指东晋名臣，安昌指西汉贪官张禹，董邓指东汉外戚董贤、邓通）

这段文字批评了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种种不良现象，用生动的比喻揭露了权贵们的虚伪与无能。

那些权贵们宁可让粮食腐烂在仓库里，也不愿救济饥饿的百姓。他们住着堪比皇家园林的豪宅，养着成群妻妾，商船数以千计，却对真正有才学的人极其吝啬。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对待贤士却刻薄寡恩。

更荒谬的是，很多身居要职的人根本不懂本职工作：有人连法律条文都没读过就当上了司法高官；有人连文书都不会写却占据着重要职位；有人连儒家经典的名字都说不全，却享受着儒学官员的俸禄。这些人都像"鱼质龙文"（外表像龙其实是鱼）一样徒有其表，遇到水就高兴，看见水獭就害怕，即使面对严刑峻法或重金诱惑，也无法真正胜任工作。

作者用一系列比喻说明这种状况的危害：就像想把万钧重物放在小船上，想用升斗之器装千钟粮食，拴着草狗却指望它像良犬一样看家，养着家禽却希望它们像雄鹰一样翱翔。吴国君主（暗指当时的统治者）不思反省，反而重用这些庸才，危机已像拉满的弓弩般紧迫，灭亡的征兆如日月般明显，却还自以为江山稳固。

最后指出这些统治者沉迷美色而荒废政务，耳朵只听靡靡之音而不纳忠言，浪费粮食却不救济将士，心思全放在讨好谄媚之人身上，完全不考虑国家存亡的大道理。这是轻视政权更替的规律，忽视宗庙社稷之重的愚蠢行为。

左慈先生（东汉著名方士）隐居在天柱山，不追求功名利禄，也不与权贵结交。他心中期盼天下太平，暗自担忧家乡命运，常常在茅草屋下发出深沉的叹息。他告诉弟子们：汉朝注定衰落，黄老之道（道家思想）即将复兴，天象显示紫微星（象征帝王）的光芒将照耀东方。

本该是惠风和畅、恩泽遍及天下的盛世，四方来朝、万邦进贡的太平景象。然而现实却是：五弦琴（象征礼乐）不再奏响，《南风歌》（歌颂太平的乐曲）无人吟唱。君王不能享受治世的安逸，百姓听不到赞颂安康的歌声。祥龙盘旋却不降落，神龟潜伏不愿现身；麒麟隐匿在黑暗中，朱草（祥瑞植物）含苞不放。阴阳失调，寒暑错乱，星辰运行异常，山陵河谷移位。雷声在冬月轰鸣，霜雪在盛夏飘落。天光晦暗，甘泉枯竭，战场上堆满堡垒，庄稼难以生长。

这些灾异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朝中奸佞当道（四凶指四种恶人），贤能之士（元凯指八位舜帝贤臣）不被任用。那些真正的高人隐士（被褐怀玉指外表朴素内怀美德）坚守清净，淡泊名利，深藏不露，超脱世俗。他们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不合时宜时不出现，处境困顿却不郁闷，穷困潦倒也不后悔，坦然接受命运，看淡荣辱得失。这样的人宁愿穷困至死，也不会炫耀自己的珍贵才能去谋求官职，就像不会拿无价之宝去和普通石头比价一样。

孔子、墨子的学说也曾不被采用，孟子、扬雄同样遭遇困顿。自古贤者常有，而明君难逢。当今世上缺乏离朱（传说中视力极佳者）那样的明眼人，导致黑白不分；没有伯乐（管青指相马专家）那样的慧眼，使得千里马与劣马混杂。美玉被扔进沟渠，良材被埋没荒野，能工巧匠远遁他乡，优秀人才无人赏识。

左先生悲叹道：我生不逢时，既没赶上太平盛世，也等不到未来明君，只能眼睁睁看着吴地（江南）沦为晋国疆土，南方百姓变成北方奴仆。话音未落，吴国孙氏王朝果然灭亡（舆櫬指抬着棺材投降）。葛洪（抱朴子）听闻后感慨：这两位先贤的预言足以警示后人，因此记录下来，让后世明白吴国灭亡的教训。

这里讲的是：事情的好坏并非上天注定。如果刻意隐瞒国家的过失，连微小的错误都不肯指出改正，那么像董狐（春秋时期著名的正直史官）这样秉笔直书的史官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贾谊（汉代著名政论家）写《过秦论》批评秦朝过失的行为也会被人讥笑。

这段话强调要敢于直面问题，不能文过饰非。就像史官应当如实记录历史一样，治国者也应当正视国家存在的问题。如果连小过失都不愿承认改正，那么正直敢言的人就失去了意义，批评过失的行为反而会被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