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13

父子之义

宋太祖的母亲昭宪杜太后治家严厉而有法度，生有五个儿子：长子太祖，其次是匡济、光义、光美、匡赞。太祖即位后，尊杜太后为皇太后，并在堂上向她行礼。众人都称贺，太后却神情忧愁，并不高兴。

身边的人说：“臣听说母亲会因儿子显贵而尊贵。如今您的儿子做了天子，您为什么不高兴呢？”太后说：“我听说做君主很难。天子身居亿万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得当，这个位置自然尊贵；倘若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想退回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太祖再次拜谢，说：“我谨记您的教诲。”

《弘道录》评论说：杜太后亲眼见过五代的战乱，甚至一家人、母子之间都不能相互保全，所以才有这番告诫。大禹陈述治国谋略时，开篇就讲到治事艰难；杜太后不仅懂得为母之道，也懂得为君之道。她以此训诫太祖，宋朝后来对外没有吕、王、武、韦之类的后妃外戚之祸，对内又有高、曹、向、孟等贤德的后妃，这些都与杜太后树立的家范有关。因此，史书称赞昭宪太后留下福泽的功绩，确实不应轻视。

太宗病重时，宣政使王继恩（宫中掌管宣政事务的官员）忌惮太子英明，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人谋划拥立曾被废为太子的楚王元佐。宰相吕端入宫探病，发现太子不在太宗身边，怀疑宫中有变，便用笏板（古代官员上朝时所持的手板）写下“大渐”二字，让亲信赶紧催太子入宫侍奉。

太宗去世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商议继承人。吕端知道事情有变，便骗王继恩进入书阁，将他锁在里面，并派人看守；自己则赶忙进宫。皇后问吕端：“皇帝已经驾崩，按长幼次序立嗣是合乎常理的。该怎么办？”吕端回答：“先帝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如今先帝刚刚离世，怎么能立刻违背他的遗命，另有异议呢？”皇后沉默不语，于是吕端奉太子来到福宁殿即位。

太子即位后，垂帘召见群臣。吕端平身站在殿下，没有行拜礼，请求卷起帘子，自己登殿仔细察看之后，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原文至此未完〕

他向他行礼。

《弘道錄》说：自从金匮盟约遭到背弃之后，真宗刚刚即位，便发生了李继恩之变，幸亏吕端处置得当，才避免了祸乱。到了仁宗时期，又出现了允恭的奸谋，幸亏王曾处理得当，才使朝廷免遭变故。这些变故都发生在国家处境危急、政局动荡的时候；能够平安度过，靠的是建国以来忠厚稳固的根基。

当时宋朝国势昌盛，君子得势，因此大臣能够施展抱负，小人也无处施展阴谋。若不是这样，李继恩难道不能推门闯出吗？他又怎会甘心束手就擒？至于平日站着受拜而不回拜，确实也是迫不得已。既然不能像《周书·顾命》所记那样依礼受命，就难免要卷起帘子仔细察看。

起初，王安石主持朝政，改变了祖宗旧制。光献太后（宋英宗皇后曹氏）趁机对神宗说：“祖宗的法度不应轻易更改。我听说民间深受青苗法和助役法之苦，应该废除。”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宣仁高太后（宋英宗皇后高氏）临朝听政。于是，她遣散了修缮京城的役夫，减少皇城巡察兵，停止宫中工匠作业，撤销导洛司，放出近侍中最为不法的十三人；又告诫朝廷内外不得苛刻征敛，减轻百姓负担，并取消保户马等政策。

此外，她还停止制造军器，撤销成都府利州买马之事，关闭京东、京西及泗州的物货场，停止市易抵当，撤销汴河堤岸司；免除地课、市易、常平、免役等钱的利息，废除任意加派、限期罚钱、免行钱等做法；撤销提举保甲钱粮的官员，废除方田法和鄜延团将制度，也停止增设铸钱监。这些举措都是由皇帝直接下旨决定的，王珪等大臣事先并不知道。

《弘道錄》说：我看光献太后与宣仁太后之间，姑媳相处，可说是善于继承和发扬前人的作为。光献太后有改革的意愿，却还没有来得及施行；到了宣仁太后，便把这件事落实了。光献太后已经做过、值得效法的事，宣仁太后也遵循并延续了。假如绍熙、崇宁年间的君主都能这样继承先人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妥呢？可惜他们名义上说是继承，实际做的却并非如此。若还有人心，又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这两位太后？

太后（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杨畏上奏说，神宗变更旧法是为了留给万世遵行，请求尽早讲求，以完成“绍述”（继承并阐述先帝之志）之道。哲宗随即询问以前的旧臣中谁可以召用，杨畏便上疏举荐章惇、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哲宗深为采纳。于是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宰相之职），专门以“绍述”作为国策，章惇又引进他的同党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等人，把持要职，担任言官，他们互相勾结、结成朋党，对昔日的仇怨展开报复。

作者评论说：王安石一派所流传下来的祸害实在惨烈。议论的人只知道把罪责归到变法的发端上，却不知道真正的祸患在于“绍述”之政。绍述本是美好的政治，文王、武王、周公不仅享有八百年的福运国祚，而且有千秋万代的美名，人们都称赞他们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阐述先人的事业。然而，说“善继”“善述”，这“善”字之中含有无穷的深意，不能不仔细体察。仁厚者的福祚可以传到无穷，而暴戾者的戾气未必随之消散。假如仁宗有后嗣，由神宗继承其孤业，那么夷狄之祸未必会发生。如今靠一个宣仁太后来挽救尚且不足，而一个章惇来败坏却绰绰有余，这是因为哲宗作了神宗的儿子。崔鶠、陈瓘上千言劝谏都听不进去，邓洵武一句话却使他称心快意，这又是因为徽宗作了神宗的儿子。唉！周朝传位，由季历传到昌（周文王），天命因而长久稳固；神宗传位给哲宗，再到佶（徽宗），国事却一天天败坏。这难道不是同样“继志述事”，而创业传统之道却有善与不善的差别吗？

窦禹钧有五个儿子：窦仪、窦俨、窦侃、窦偁、窦僖，先后相继考中科举，号称“五龙”。冯道赠诗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到宋朝建隆元年，太祖对宰相说，翰林这样深严的地方，应当让资深的儒者来担任，窦仪清正耿介、稳重厚道，非此人不可，当天就任命他为学士。后来太祖多次称赞窦仪有操守、有主见，想任他为宰相，但赵普忌惮他刚直。等到窦仪去世，人们都为他感到哀怜惋惜。

有人感叹：“上天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我竇儀的性命？大概是因为惋惜他还没有得到重用。”

竇儼尤其才华出众，精通天文星象和历法。他与盧多遜、揚徽之同任諫官（负责规谏皇帝的官员）时，曾对他们说：“丁卯年，五星会聚在奎宿（星宿名），从此天下就会太平。”后来果然如他所说。太祖对侍臣说：“近来的朝臣中，竇儼为人厚重严整，家中有规矩，内外和睦，没人说他的闲话。”他的几个弟弟都比不上他。竇僖也只是中等资质；竇偁则操守品行可贵。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竇氏在宋初的表现，改换门庭去侍奉仇敌，确实值得责备；但他们以正确的道理教导子女，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不过，有了五星会聚奎宿这样的祥瑞，才出现一代人才；若没有五代的战乱离散，五个儿子的出仕和行事也未必就能如此。人情世道大抵如此，君子不应过分苛责他们。

陳省華和妻子馮氏性情严正刚毅，治家有规矩。他们的儿子堯叟、堯佐、堯咨平日孝顺恭谨，和颜悦色地侍奉父母，不敢因自己显贵而摆架子。景德年间，堯叟掌管枢密事务，堯佐在史馆任职，堯咨负责起草诏令；他们与父亲省华同在北省任职。每逢有客人来访，兄弟几人总是站在父亲身旁侍候，客人感到不自在，常常找借口离开。

堯叟仪表出众、精力充沛，奏事时思路清楚、言辞明白，又足智多谋。他长期掌管机要事务，军队和马匹的名册都能记得周全。堯佐小时候就爱好学习。父亲教几个儿子读经时，他的哥哥还没学完，他却在一旁偷听，已经能背诵下来。显贵以后，他仍不停止读书。起初，他跟随種放在終南山学习。陳搏对省华说：“您的三个儿子将来都会成为将相，只有排行中间的儿子既显贵又长寿。”后来果然应验了陳搏的话。

堯佐去世时，亲自撰写墓志，说：“我活到八十二岁，没做到天官一品（高位官职），也没做卑贱的使臣；辞去俸禄，并不算耻辱。这三件事，大致可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了。”堯咨以气节自许。君子们认为，省华的声望因几个儿子而更加显著。自宋代以来，讲到家教家风的人家，都比不上他们。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陳氏一家，当时确实值得称道；其中堯佐显贵而长寿，尤其像是应验了预言。不过，若只是为了验证预言而勉强行事，或许还可以……

人若骄傲自夸，便是不对的。富贵和长寿都是人们想要的，但也有无法强求的情形：颜回早逝，曾参福禄不多，冉耕、闵损没有显赫的官位，可是后世仍然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有德行。因此，修身立德是根本，其次才是建功立业。这样，才能安然栖身于清静的精神境界，或许也不辜负自己早起晚睡、勤勉自持的心愿。

吕公著的两个儿子吕希哲、吕希纯，年轻时跟随焦千之、孙复、石介、胡瑗学习，德行与器识远胜常人。长大后，他们又跟从二程、张载求学，见闻更加广博，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不参加科举，也不靠侥幸谋取利禄。

王安石打算把儿子王雱安排为讲官，因为吕希哲有贤德之名，想先任用他。吕希哲推辞说：“承蒙您长期赏识我。若我因此出仕，难免会与您政见不同；那样一来，从前彼此交往的情分也就尽了。”王安石便作罢。

后来，申公担任宰相时，吕希哲的两个弟弟吕公绰、吕公弼都已在尚书省、寺监等官署任职，唯独吕希哲还留在管理仓库的职位上。申公感叹说：“当世的贤良之士，我大体都已搜罗任用，只有你因为我的缘故而一直没有得到试用，这是命啊。”吕希哲的母亲听了笑着说：“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自己的儿子。”

范祖禹是吕希哲的妹夫。他向哲宗皇帝推荐说，吕希哲经学精通、品行端正，适合担任讲读官。于是朝廷任命吕希哲为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解经书的官职）。吕希哲劝导皇帝，要以修养自身为根本，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要务。他说，一个人若连自身都修养不好，身边的人尚且无法教化，更何况天下人呢？吕希哲与吕希纯兄弟相继保持家族的美德，为人和易、简朴、节俭。晚年时，他们的名望越来越高，远近之人都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作老师。

《弘道錄》编者评论说：史书称申公知道侄子吕希哲贤良，却没能推荐他，因此认为申公有愧于从祖吕夷简。我却认为，申公并没有辜负吕希哲的父亲吕正献。为什么呢？吕文穆公在世时，大道盛行、任人唯贤，不应因避嫌而拒绝推荐亲属；申公当政时，大道已经衰微，人们应当防备别人指责自己偏袒亲属，所以申公才有所顾忌。后来，林希还曾说，吕大防因吕公著的援引才得以晋升，而吕希哲则是吕公著为了报答私恩才加以举荐，吕公著的过错，是吕希哲促成的。唉，孟子不是说过吗？做人应当仰无愧于天，俯不愧于人。

对人来说，最难得的是圣哲的见识。拿这种见识回头看雱与嬉一类人，他们真像腐烂的老鼠一样，不值得相比。

洪皓有三个儿子：适、遵、迈。洪适从小聪明敏悟，每天能读三千字。洪皓出使北方时，洪适才十三岁，已经能承担家中事务。因父亲出使有功，他获授脩職郞。绍兴十二年，他与弟弟洪遵一同考中博学宏词科。宋高宗感叹说：“父亲远在异地，儿子却能自立，这是上天的回报。”于是破格提拔洪适，任命他为敕令所删定官；洪遵则任秘书省正字。三年后，洪迈也考中这一科。

从此，“三洪”的文名传遍天下。后来洪皓因触怒秦桧，三个儿子都被调到外地任职。洪皓被贬到英州，洪适往来岭南探望侍奉父亲，前后九年。秦桧死后，洪适从两制官员升入政府，一个月后又被提拔为宰相；洪遵任资政殿学士，洪迈任端明殿学士。洪迈的文章尤其出色，入朝后也常发表议论。所谓忠义之人终有回报，这难道不可信吗？

《录》说：洪忠宣（洪皓的谥号）怎么能与苏长孺相比呢？苏武出使时，中原国势强盛，匈奴只是仗着蛮横傲慢；洪皓出使时，华夏与夷狄的强弱地位已经颠倒，几乎是九死一生。如果不是上天报答忠义，又怎么会庇佑他的家族呢？

秦桧的恶行比犬羊还要凶狠，他的毒害甚至超过敌国。敌人尚且能容忍洪皓留在异域，秦桧却不让他在朝廷侍奉君主。皇帝一时能够提拔洪氏父子，却不能在后来保全他们。人事终究难以违逆天命。最后，洪皓有儿子显扬家族，又以文章为国家增光；他生前虽未能执掌政权，身后却得到宰相的荣位。史臣也说，忠义之报确有其缘由。

胡安国有三个儿子：寅、宏、宁。胡安国治学严谨，身体力行，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立志安定天下、救济百姓。眼见中原沦陷、百姓陷于苦难，他常觉得这痛苦仿佛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虽多次因事获罪离任，但对君主的忠心、对国家的忧虑却越发深厚。每次接到君命，他便放下家事，不再过问。他的气度沉静高远，超脱世俗；在他看来，天下万物都不足以牵动他的心。

自从朝廷废弃《春秋》，不再把它列入官学课程后，胡安国认为：《春秋》是先圣亲自删定的著作，如今却使君主听不到相关讲解，学者也无法互相传授研习。这会导致伦常混乱、天理泯灭，甚至以夷变夏，恐怕都与此有关。因此，他潜心研究《春秋》二十多年，认为天下的事理没有不包含在这部书中的。他常感叹说：“这是传承圣人心法的重要典籍。”

胡寅号致堂，是胡安国弟弟的侄子。他小时候聪明顽皮，很难管教。父亲把他关在空阁里，阁上有些杂木，胡寅便把木头全刻成了人形。胡安国说：“应当想办法转移他的心思。”于是另在阁上放了几千卷书。一年多后，胡寅把这些书全都背了下来，一卷也没落下。他志向高远，气度豪迈。收到被贬往新州的命令后，当天就动身上路。

胡宏号五峰，继承了父亲的学问。他在衡山脚下从容研习二十多年，昼夜用心，不曾放下。张栻曾拜他为师。胡安国传授《春秋》时，胡寅承担了修订、编纂和考订的工作；他还著有《春秋通旨》，用来阐发和辅助《春秋》。

《弘道录》评论说：人们称胡安国为“康侯”，说他像严冬里的浓霜；他的儿子难道会像经不起寒冬的草木那样凋零吗？胡寅上奏的文章，气势凛然，和父亲如出一辙。这是因为他们家学有传承，一直以《春秋》为准则。父亲总领裁定，儿子负责考订，父子之间就像一处史馆。像司马光与胡安国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胡寅虽然没有做官，却像是在为国效力。父子同为儒学宗师，实在是一件美事。

蔡元定的两个儿子蔡渊、蔡沈都亲自耕作，没有做官。当初蔡元定被贬到道州，跋涉数千里，到了楚、粤交界的偏远地方。父子相对而坐，只以探讨道理为乐。蔡沈三十岁时，放下了科举学业，转而以圣贤为师。

关于《洪范》的数理之学，学者们失传已久，只有蔡元定独自领会，但还没来得及写成论著。他常说：“能完成我著作的人，是蔡沈。”蔡沈接受父亲的教导后，长年反复思考、深入钻研，之后才写成书。他认为，体现天地造化的是《易》的卦象，记述天地造化的是《洪范》的数理。数从奇数“一”开始，卦象由偶数“二”构成。奇数是数理运行的依据，偶数是卦象成立的基础。因此，二可以分为四，四……原文到此中断。

所谓“八八”，是八卦相重的象数；一卦分为三爻，八卦相重便成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再相重，便有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卦象由此完备。九乘九为八十一，八十一再乘九，成为六千五百六十一，数理也由此周全。

《易经》历经四位圣人阐发，卦象已经显明；《洪范》由神禹（大禹）传授，其数理却没有流传下来。后世作者不明白象数的根源，因而无法通晓变化之道。有些人直接从卦象推求数理，有些人则反过来用数理拟定卦象；还有人借《洞极》《用书》《潜虚》等书，以图式推演，牵强附会，结果反而损害了自然的数理。

先父曾说：“洛书（传说中大禹治水时所得的神秘数图）是数理的根源。”我读《洪范》时对此深有感触。向上考察天文，向下观察地理，参照人事古今的变化，探究义理的精微以及兴亡的征兆，就会发现其中对人伦纲常的安排井然有序，体现出天地万物各安其位的道理。因此，西山贾氏认为《洪范》与三圣所传的《易经》功用相同，确有道理。

《弘道錄》评论说：我认为数公之子当中，只有九峰（蔡沈的号）所传最得其要旨。他所著的《洪范皇极》，大概是因为天地的创生有数理依据，人物的生成有数理依据，万物的得失也都与数理相关。数理的本体显现在形象之中，它的作用则微妙地寓于义理之中。若不是能够穷究神妙变化、超然独立于万物之外的人，谁能理解这些道理呢？

他编写《书集传》时说：“二帝三王的治理，根本在道；二帝三王所行的道，根本在心。礼乐教化，是心意的发用；典章制度与礼仪器物，是心意的显现；修齐家庭、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是心意的推行。心的德性，难道不是极其盛大吗？圣人的心意显现在《尚书》中，就像自然造化的精妙显现在万物之中；若没有精深的学识，便不能认识它。”他因此远远胜过众人，配享孔子庙庭，也确实理所当然。

李舜臣有三个儿子：心传、道传、性传。舜臣传承学问，勤奋践行，著述颇多；父子各自都具备史学才能。他曾任宗正寺簿，并参与重修裕陵玉牒（皇室谱牒）。曾布、吕惠卿刚开始掌权时，他都谨慎地将相关事情记录下来。

有人认为，这类人事任免不属于执政大臣的职权范围，按规定不应记入史书。史官李舜臣却说："国家治乱的关键所在，怎能拘泥于常规成法？"他所删改取舍的内容，大多属于这一类。

李心传（南宋史学家）担任修撰，专门负责修撰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实录。端平三年（1236年），他上书分析旱灾的成因：一是和籴（官府以低价强行向民间征购粮食）增多，二是籍没财产不依据罪行，百姓因此怨恨。这些弊端都源于战乱之后，而形势上还没有办法消除，所以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

李道传精通洛学（北宋二程兄弟在洛阳所传的理学）。他曾广泛访求朱熹门人，与他们讲习，尽数得到朱熹的遗著并加以研读。他注重躬行实践，在卧榻旁写下"唤起""截断"四个大字，以此提醒自己保持警觉、斩断杂念。他用功于慎独（独处时也谨守本心）的程度就是如此。

论经史，他没有著述，说："学问还未到家，不敢动笔。"论诗文，他从不随意创作，说："学问未至，没有闲暇去写。"李性传曾入宫奏对，其中虽推崇道学，却没有落到实处。皇帝问："何为实？"他回答："在于格物致知（穷究事物之理以获得知识，是理学的修身与治国功夫），这是治国的根本。"

他又说，东周以后，诸侯、卿大夫都在下葬之后就除去丧服。到秦汉之际更为草率短促。汉文帝规定的三十六日之制，比汉惠帝以前已有所增加。东汉以后又减为二十七日，称为"以日易月"（以天数代替月数，每天当作一个月），这就是薄到极点了。

作者评论道：我看李氏一门三子的学问造诣大致相同，《宋史》将他们列入儒林，也可以无愧了。而竟分为四处记载。心传、道传合为一卷也可以，却分在两个门类，可见"十羊九牧"（官多而责任不一，治理混乱）的弊病，前后不一致，想不繁冗都不可能。至于元定之子蔡沈配享孔庙，却不为他立传，其子蔡抗反而有传。这样看来，不过是为了官爵而已。所以我说："我难道喜欢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

唐璘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他的同僚都惶恐不安，纷纷躲避。他的母亲说："人家说这官职好，你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唐璘回答："这官职必须为朝廷辨明是非。如果一旦违逆了皇上的心意，或者冒犯了权贵，恐怕会让母亲为我担心受累。"

母亲忧虑地说：“你尽管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我还有你哥哥在。”唐璘拜谢母亲，随后赴任。

唐璘上疏说：“天象异常，仿佛上天发怒；百姓怨愤，几乎离心。国家将要倾覆，天下将要覆亡，陛下认为如今是什么时候？却还放纵欲望、损害德行，文过饰非；疏远正直之人，亲近外戚和宦官。宰相凭借辞章才华担任治国之职，却不顾百姓死活，轻率挑起民间事端，不衡量事情是否妥当，骤然耗空国库。权臣贾似道任用自己的儿子，暗中勾结商人、收受贿赂，大肆排斥正直之士。那些琐碎的姻亲关系，竟敢参与邪恶谋划；他们把国家大事当作戏谑，把皇帝的权位当作奇货。京城百姓侧目而视，朝中官员痛心疾首。何不诛杀贾似道，以彰显他不忠的罪名？”这篇奏疏所指的人，正是贾似道。

唐璘又上疏，指斥郑清之昏庸无能、贻误国家；郑清之的儿子郑士昌揽权受贿，提拔平庸的将领做统帅，又让贪赃枉法的官吏担任地方长官。唐璘在御史台任职不过百日。世人说，唐代的唐子方（唐介，以敢于直谏闻名）仿佛又出现了；这一切都是他母亲教导的结果。

《元史》记载：姚天福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时，母亲告诫他说：“古人讲公而忘私。你既然以身许国做了臣子，就应当尽说心中所想，以尽职责。不要顾念我这个未亡人，让我能追随陵母（以大义劝子为国效力的母亲）的榜样；那样的话，我死去之日也如同活着。”姚天福也向御史台请求说：“御史的职责在于进言，有所触犯也不能隐瞒。倘若因此获罪，请不要连累我的亲人。”有人把这番话报告给元世祖。世祖感叹道：“姚天福母子虽然生活在当世，但他们义烈的话语，足以与古人相提并论。”

《弘道錄》评论说：宋代唐璘与元代姚天福，受到母亲的教导相同，功业却不一样。唐璘在御史台任职不过百日，虽然切直规劝皇帝、尽言无隐，但到那时宋朝已经无可挽救了。即使唐子方重新出世，又有谁能挽救它呢？姚天福则处在元世祖当政之时，劝谏能够被采纳，意见能够被听取；他不但整顿了御史台纲纪，使朝中没有两头争斗的祸患，还重建监察机构，折服了豪强。因此，唐璘并非不勇敢，只是大厦将倾，忧虑自己无力承担重任；姚天福也并非特别刚烈，只是元朝国运正盛，没有招致灾祸的忧虑。两位母亲一喜一忧，世道由衰败转向兴盛的差别，也就由此可见了。

拜住是安童的孙子，五岁时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却烈氏贤惠而有操守，把他抚养成人。拜住渐渐长大后，胸怀宽广、志向远大，端正明达，颇有祖辈的风范。

他曾上奏说：“人在仕途上，应当熟悉自己所任职分内的事务；至于学问，则要有根基，并能运用到实际政务中。这是儒者应做的事，也是担任宰相所需的资质。陛下把重任交给我，我有三件事心存敬畏：敬畏辱没祖宗，敬畏天下事务重大、自己的见识可能不够周全，也敬畏自己年纪尚轻、担当不起重任，无法报答圣恩。”

拜住常在宫中值直，凡是知道的事情都如实进言。入朝为相后，他振作纲纪，整顿废弛的政务，裁撤不紧要的事务，堵住投机侥幸的门路，施惠于军民，减轻徭役和赋税。英宗倚重他，两人一起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好国家。当时天下安定，国库充实、百姓富足，远方从未通使的部族也都前来朝贡、请求设置官吏。

拜住初任礼仪院使时，年仅二十岁。属吏到他家中请他签署公文，恰逢他在后园看戏。他母亲厉声呵斥他说：“官府的事情还没办好，你却做这种事，这难道是大丈夫该做的吗？”拜住于是深深责备自己。

有一天，他陪英宗饮宴。英宗硬劝他喝了几杯。醉后，母亲告诫他说：“天子硬要你饮酒，你更应当警醒谨慎，不能沉溺于酒。”母亲事事督促教导，因此人们都说，拜住的贤德，得益于母亲的教诲。

《录》评论说：木华黎是元朝四位杰出功臣之一。到了他的第四代，出了安童；又过两代，出了拜住。拜住说自己有三件事心存敬畏，祖孙几代都没有辱没先人。谁能说元朝国运之中，竟不能有这样的人物呢？推究其中的缘由，大概是他的母亲以法度和典范教导他，使他收敛放纵散漫的心，不至于沉溺其中。此后便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了。

《皇明名臣录》记载：景泰年间，礼部郎中章纶、给事中林聪、御史钟同、大理卿廖庄等人因灾异进言。当时，太上皇另居南宫，宪皇帝被改立为王，两宫关系疏远，嫌隙渐生；灾异接连出现，人心惶惧，朝中大臣却无人敢进言。章纶特意陈述了修养德行、消弭灾异的十四条建议。其中谈到敦厚孝义时，他说：“太上皇帝统治天下十四年，陛下从前曾经……”原文至此未完。

这一段讲的是明代景泰年间"易储"（更换太子）之争，以及诸位大臣的谏议和作者的评论，最后接上《燕对录》中弘治十八年的一段记载。

前面是劝谏之辞：皇帝亲自接受册封，以臣子之礼对待太上皇，是因为太上皇是天下人的父亲。因此每月初一、十五和正月初一，皇帝应当带领群臣朝见，以尽尊崇之道。又主张恢复旧日的皇后之位于中宫，以端正天下母亲的典范；恢复旧日的皇太子之位于东宫，以确定天下的根本。明白了这些道理，人伦情谊就会深厚，祥和之气就会充盈，上天的心意自然回转，灾异也自然消除。

随后记叙：有人因触怒皇帝而被禁锢。此前景泰三年，朝廷最初提出更换太子，交付廷臣商议，满朝大小官员都犹豫观望，不敢表态。有一位臣子（聪）率先直言：皇太子没有过错，不可更换，并因愤激而不肯署名。他与钟同、廖庄等人先后进谏，意见相同。虽然未能阻止易储，但世人都佩服这几位臣子的节义，而天命最终也没有改变。

接着是作者的评论（"録曰"）：我看这几位大臣的主张，庄严凛然，合乎《春秋》的大义，是当今和万世所应依赖的准则。春秋时，蒯聵（卫灵公太子，出奔在外）出奔后，其子辄并未被废；鲁隐公只是代为摄位，后来桓公才继位。英宗（明英宗，被俺答之前的瓦剌俘后归来）刚回来的时候，宪宗（英宗之子）正当盛年，为什么要更换他呢？何况景帝的储嗣早逝，皇后也屡经变故。在那时，正应采纳钟同、章纶的主张，听取林聪、廖庄的议论，对太上皇（英宗）加以礼敬，并把太子之位恢复到东宫，这样名正言顺，后来"夺门之变"也就未必会发生了。没过多久，英宗应天顺人复位，晦暗之后重现光明；宪宗被废之后重新回到正位，皇位传到当今皇上，福泽亿万年无穷。当时诸臣的议论，难道不是明白正大吗？由此可知我大明皇位传承，建立于天地之间，如日月高悬，片刻也不可违背逾越。

最后一部分引《燕对录》：弘治十八年五月，皇上（孝宗）身体不适，司礼监传召内阁的李东阳、刘健、谢迁一同进入乾清宫，来到御榻前。皇上穿着便服而坐，刘健等人叩头。皇上命他们走近些，于是三人径直跪到榻下。皇上说：我继承祖宗的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竟得了这场病，恐怕不能支撑下去了。

皇上脸色发红，呼吸声粗重，气息也很急促。健等人说：“陛下万寿无疆，只是偶尔身体不适，暂时需要调养，怎么能突然说这样的话呢？”

皇上说：“朕自己心里明白。天命如此，也不能勉强。朕替祖宗守护法度，不敢懈怠荒废。承蒙皇考（已故父皇）厚恩，为朕选定张氏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成婚，到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下东宫（太子）。如今太子已经十五岁了，还没有选定婚配。国家大事关系重大，应当赶紧让礼部操办。”

众人都回答：“遵命。”

皇上又说：“东宫聪慧明达，只是年纪还小，喜欢安逸享乐。先生们要常常催促他出来读些书，好好辅导他，让他成为品行端正的人。”

健等人都叩头禀奏：“臣等怎敢不尽力。”

《弘道录》记载：我看孝皇（弘治皇帝）临终前的嘱托，从容周详、曲尽其情，始终交代得十分完备，和《周书·顾命》中的遗命虽处不同时代，道理却相同。尤其是他说“朕替祖宗守护法度，不敢懈怠荒废”，更值得后世臣子深思、感念。直到今天，这句话仍留在人们心中，令人难以忘怀。

不过，他关于太子贪图安逸的告诫，确实如同临终遗命中所说的那样。后来刘瑾、朱宁、江彬等人接连惑乱朝政。幸而仰赖先帝在天之灵，这些人很快兴起，又很快败亡，没能长期造成祸害。先帝留下的谋划，难道不深远吗？

祭酒宋公讷天性纯厚诚恳，举止言谈都合乎规矩，不轻易说笑。太学建成后，朝廷内外送来入学的学生日益增多，教学却因拘泥于旧法而难以开展。于是朝廷提拔他担任祭酒（国子监主管），让他统领教务。他尽力扶持学生、纠正弊病，毫不懈怠；通过讲解经典、提出疑难，扫除学者的困惑，使他们像远客找到归宿一样安心求学。他平日里连睡觉吃饭都常在厢房，晚上也不回家。

有一天，他病了，皇上派宦官前去慰问，又召他的儿子宋麟回京侍奉。到了这时，宋麟等人恳请他回家，他却厉声说：“这是怎样的志气？怎么儿女情分这么重？”病情危急时，他才去世。皇上亲自撰文祭奠，并任命他的次子宋复祖担任司业（国子监的副职）。

《弘道录》记载：只有日日勤勉，直到死而后已，这正是圣人勉励求学的道理。

有一种人，没听说过他不在家里过夜，却认为自己胸中少有风云之气，儿女情长太多。难道一定要有铁石心肠才行吗？即便如此，若这样的人身居师保之位（辅佐、教导君主或太子的官职），也不必担心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少，而与宦官、宫妾相处的时间多。正因如此，道理才能取信于君主，忠诚也才能落实在行动上。阙子后来担任司业，岂是寻常儿女之辈可以相比的？

《尹直琐缀录》记载：尚书、何文肃公何乔新之父何文渊，曾任温州知府，从不接受别人赠送的金钱。当地人为他修建了“郤金馆”（拒收赠金的纪念建筑），至今还在。

何文肃公刚考中进士时，曾在淮西担任巢县县令的闫徽，因为曾拜何文渊为师，送给何乔新白银和丝织品。何乔新拒绝了。闫徽说：“我是用这些东西祝贺老师，不是送给你。”何乔新回答：“你要祝贺我父亲，通过别人转送可以；由我经手，就不可以。”

他在福建任职时，市舶司的宦官去世，镇守官员把宦官剩下的财物分了。财物送到三司（主管地方财政、司法等事务的机构）时，何乔新独自坚决推辞；推辞不掉，便收下后交入公库。

后来他任汴州按察使时，都指挥武成德曾因何乔新举荐自己，送来犀牛角腰带和银器作为谢礼。何乔新笑着说：“我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我。”武成德惭愧地退了出去。

何乔新辞官后，杨宣慰派人送来金银财物为他祝寿，还献上一段上好的梓木，说可以用来制作寿礼。他一样也没有收。有人劝他说：“人最该警惕的就是贪得。如今正是考验的时候。”何乔新的廉洁本就是天性如此。

编者说：古人曾说，臣子的清廉不如父亲；如今也有人说，何家的清廉不如儿子。我认为，清廉是士大夫的美德，父子世代相传，即使是努力践行的结果，也值得提倡。如果只把这种行为看成矫情做作、故意过分，那么世上就没有品行完美的人了。因此记下此事。

天顺初年，太监曹吉祥和忠国公石亨倚仗皇帝的宠信，专权跋扈。监察御史杨暄弹劾他们。不久，彗星接连出现，曹、石二人的气焰更加嚣张。杨暄约集十三道监察官员联名上疏，极力揭发他们。有人偏袒石亨，石亨便与曹吉祥合谋，向皇帝进谗言，将杨暄关进锦衣卫监狱，罗织罪名，想置他于死地。恰逢京城……

狂风暴雨夹着冰雹，拔起树木、毁坏房屋；他逃到正阳郊外的马牌。

起初，他被判谪戍（因罪被贬往边地戍守），后来处罚减轻，改为戍守辽东。遇到赦免后，他回到原职。当时那两个奸臣还在。有人劝他说，应当前去谢罪，才能免于祸患；他不肯。后来他又被发配戍守广西，直到那两个奸臣被诛杀，才重新做官。

他的儿子杨源，弘治年间任钦天监五官监候（掌管观测天象、推算历法的官员）。正德初年，刘瑾专权。杨源上疏说，占候（通过观测天象推断吉凶）时，见大角星和心宿中的星辰动摇，天璇、天机、天权星暗淡不明。他因此劝皇上深居宫中，远离出游巡幸，减少赏赐，停止工程徭役，亲近年长的元老大臣，并讲读《诗》《书》。

他又上疏说，十月二十六日起，占候见到连续多日大雾。雾气交叠，是众多邪恶之气的征兆，意味着阴气压过阳气、臣下欺凌君主、小人专权、下属叛逆上位。他用力引经据典，反复劝谏。还说，从正德二年以来，占候屡见火星进入太微垣（天文学中的星区），出现在帝座之前，忽东忽西，行踪不定，劝皇上及早思虑防备，话中所指正是刘瑾。

刘瑾因此大怒，召杨源当面斥责他矫传诏令，杖打之后，将他发配戍守肃州。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被贬戍一次，已经够过分了；没听说受过一次惩罚还不知悔改的人。父亲因敢于直言已经遭罪，也没听说儿子还会重蹈覆辙。只有这对父子有如铁石般坚定的心志，才会前后都说出占候所得的劝谏。杨氏父子可以说没有埋没自己的志节。那场狂风暴雨、冰雹拔木毁屋，也足以看出上天仁爱、怜惜世人的深意。

《弘道录》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