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14

万章问孟子：“《诗经》说，娶妻该怎么办？一定要先告诉父母。如果这话可信，那么没有谁比舜更适合遵守它了。舜却没有告诉父母就娶了妻，这是为什么？”

孟子回答：“如果告诉父母，就娶不成了。男女成家，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如果因为告诉父母而无法成婚，就会废弃这一重要人伦，还会因此怨恨父母，所以舜没有告诉他们。”

万章又问：“舜没有告诉父母就成婚，我已经明白您的解释了。可是帝尧把女儿嫁给舜，也没有先告诉舜的父母，这是为什么？”

孟子说：“帝尧也知道，如果事先告诉他们，女儿就嫁不成了。”

《弘道录》评论说：鲁庄公即位第二十二年，已经三十六岁，才开始向齐国求婚，这难道不是因为先告知就娶不成吗？假如当时有贤明的君主在上，惩治文姜不慈，纠正鲁庄公不孝，那么庄公既不会受任氏、楼犖牵制，也不至于像般那样软弱、像闵那样年幼；子牙、庆父的奸谋或许也就不会发生。可惜鲁桓公正忙于称霸，举行血盟之事都没有记载；他不考虑没有后嗣才是大患，却只顾在各种难处之间徘徊。他和那些不告诉父母便娶妻的人相比，又如何呢？必须把这些情况合起来看，才能明白两位圣人不告而娶，是合乎情理的权宜之举，也才能明白孟子讲“行权”（根据具体情势灵活处理原则）的高明之处。

《礼记》说：“婚礼，是万世传续的开端。娶不同姓氏的女子，是为了联结远方的亲族、彰明亲疏区别。聘礼的财物必须诚心送出，辞令不可轻薄；告知婚事要坦诚守信，因为以诚信待人，正是妇德之一。女子一旦与人结为夫妻，终身不改嫁，所以丈夫死后也不再嫁。”

《弘道录》评论说：把《礼记》这一段接在前面，是因为前面讲的是圣人根据情势权宜处理，后面讲的是恒常的大礼。若不先说明礼有权变，却径直把常规礼制立为唯一准则，就会出现这些违礼之事：娶同姓女子，还称她为“吴孟子”；违背坦诚守信，吴女含泪出嫁；不顾礼辞是否周全，反而为“鼠牙”争执；背弃白头偕老，竟不如《诗经》中成双成对的鹑鸟和鹊鸟。这些人都是贻害万世的罪人。

《诗经》写后妃因君子不在身边而思念他，说：“采呀采呀采卷耳，浅浅的筐子也装不满。唉，我思念那个人，把筐子放在大道旁。我登上那高高的山……”原文到此未完。

马疲惫不堪，我姑且斟满那金酒杯，只为不让忧思长久萦绕。登上高冈，马已疲乏，毛色也变得暗黄；我姑且斟满那兕觥（犀牛角制成的酒器），只为不让忧伤长久折磨。登上那土石山，马累病了，仆人也疲惫不支，我还能怎样呢？只能长声叹息。

《弘道录》说：有人认为，这首诗作于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商纣王囚禁文王之处）的时候；知道其中道理的人，大概会这样看。纣王施政确实残酷暴烈，但文王仍认为自己身为臣子，罪当受诛，并没有改变这份忠心。后妃内心忧惧，表面上却仍共同承担、侍奉纣王的职责；她们难道没有把文王置于周朝正道之中吗？诗中借饮酒排遣忧愁，并不是真的忘忧。或许当时崇侯虎的谗言正盛，闳夭的营救谋划还未成功吧？最终无可奈何，只能付诸一声长叹。如此看来，后妃难道不能称得上德行至高吗？

南方诸国受到文王教化，诸侯、大夫出外服役，他们的妻子独自在家，感慨时节景物变化，思念丈夫：

草虫鸣叫，蚱蜢跳跃。还没见到丈夫，我心中忧愁不安；等到见了他、与他相会，我的心便安定下来。登上南山，采摘蕨菜；还没见到丈夫，我忧愁得心神不宁；等到见了他、与他相会，我的心便欢喜。登上南山，采摘薇菜；还没见到丈夫，我满心悲伤；等到见了他、与他相会，我的心便平静。

《弘道录》说：注家认为，这首诗与《周南·卷耳》相似。纣王在上，西伯（文王）在下；诸侯虽在私下受到文王教化，实际上仍要为公家服役，所以妻子的忧愁自然难以排遣。更何况当时还有逃亡者聚集之处，受刑的人也未能尽数处置。等到夫妻相见，心中欢喜，公家的职责与私人的情感、上下之间的名分便都得以兼顾。这正是《召南》教化的体现。如果只把它看作夫妻执手相爱、久别重逢的情意，那么其中忧愁与欢喜所关涉的道理就太浅了。

卫国一位妇人因丈夫外出服役而思念他，说：

雄雉飞翔，羽翼舒展。我思念丈夫，却让自己与他远隔两地。雄雉飞上飞下，鸣声此起彼落。我的丈夫实在让我忧心。望着日月悠悠运行，我的思念也绵绵不尽。道路遥远，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无论你们这些君子……（原文至此中断，未完）

“你若不懂得德行，不嫉妒、不贪求，又怎么会做不好呢？”

《弘道錄》说：这句诗的意思，即使在孔门弟子中，仲由（子路）以下能真正理解的人也很少。人与人彼此比较，嫉妒之心便会产生；把有和无分得清清楚楚，贪求之心也会随之而起。到了极端的地步，儿子因妻子而被父母责罚，这是嫉妒到了极点；妻子因为美貌而被公公接纳，则是贪欲到了极点。卫国几乎要灭亡，却还能延续康叔的祭祀，只因为普通男女仍懂得礼义。由此可见，天理与人伦是人人都禀受的，路上的普通人和尧、舜一样，都有这份本性。先王采录诗歌以教化世人，孔子删订、编述典籍，带来的益处难道很小吗？

有位妇人被丈夫抛弃，作诗诉说自己的遭遇：

“山谷里风声习习，阴云之后又下起雨。我尽力与你一心一意，你却不该对我发怒。采葑菜、采菲菜，不能只看它们的根茎；你说过的话不要违背，我们曾约定白头到老。如今我走在路上，步子迟缓，心里充满怨苦。你送我出门，只送到近处。谁说苦菜苦？吃起来竟像荠菜一样甜。你和新婚妻子亲热得像兄弟一般。

“泾水使渭水显得浑浊，但渭水的底部仍清澈。你和新婚妻子亲热，便不再把我放在眼里。不要让她经过我的鱼梁，也不要打开我的箱子；我自己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空忧虑身后之事？遇到深水，就用木筏、船只渡过去；遇到浅水，就游过去。家中有多少东西，我都尽力料理；百姓遭了丧事，我也曾急忙前去救助。

“你不能善待我，反而把我当作仇人；我的好意被你拒绝，就像货物卖不出去。从前我们贫困艰难，曾担心生活无着，也曾与你一同经历祸患。如今日子过好了，你却把我看作毒物。我有美味的储藏，本想用来抵御寒冬；你和新婚妻子亲热时，却拿我来应付困窘。你气势汹汹，满心愤怒，留给我的只有劳苦。难道你忘了从前我来到你身边时，曾给你带来安慰吗？”

《弘道錄》说：我看这首弃妇之诗，古人用它来比喻忠臣和孝子。诗中情意恳切、委婉，措辞从容；这并非真的在讲一桩弃妇的遭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家庭内部常常是恩情压过道义。除了靠贩运、迁徙谋生的人，谁会轻易抛弃妻子呢？况且，古代休妻有“七出”（允许休妻的七种理由）之条，也有“三不去”（妻子符合条件时不得休弃）的规矩；普通百姓没有随意停妻再娶的道理，也不该欢欢喜喜另娶新妇。更何况，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心志往往会……

言语颠倒杂乱，既缺少代为执笔的人，学问上的助益也很少。谷风诗中的妇人，怎么能说出这些话呢？大概是因为卫国的贤者身处乱国、侍奉昏君。

她说“尽力而为，不要违背”，表达的是推心置腹的情谊；说“匍匐前来，唯恐来不及”，表达的是手足般的亲情；说“葑、菲虽不起眼，也要采来蓄存”，表达的是不因器物微贱而弃置的恩情；说“泾水浑浊、渭水清澈”，则是反省自身的德行。

可是，等到新近得势的人开始施展作用，就不得不薄待旧人，仿佛不再亲近远方的人，只亲近近处的人；也不得不施以刑罚诛杀，局面变得动荡溃乱。至于君子的心意，哪里是甘于承受这种薄待呢？他只是说：“我自身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我的身后事？”这首诗既有从容不迫的气度，也有奋发感人的情意；既表达怨愤而不失克制，也流露离去后仍回头顾念的情怀。谁能说一位妇人竟有这样的心意呢？孤臣和失势之子的处境，与诗中人相似；读这首诗而不叹息的人，大概很少。

《郑风》记述贤明夫妻互相提醒、告诫的话。女子说：“鸡叫了。”男子说：“天快亮了。”女子又说：“你起来看看天色，启明星多么明亮。我们将要飞奔出行，去射野鸭和大雁；射到了，就烹调来款待你。我们一同饮酒，愿与你白头到老。琴瑟在旁，生活安静美好。”

《弘道录》说：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关乎一个家庭的存亡；琴与瑟能否和谐，关乎一个人的治乱。家庭能否安稳，取决于夫妻是否能从鸡鸣、天亮时便勤勉持家。丈夫若放纵懒散，家中便不能生息，家庭也必然难以维持。一个人能否安定，取决于夫妻能否携手到老。丈夫若心意不专，夫妻便不能和合；夫妻不和，感情也会疏远。安静和美的生活关系重大；若任凭家中动荡溃乱，家道就难以兴成。

“我知道你来，便把佩饰送给你；知道你顺从体贴，便把佩饰赠给你；知道你爱我，便把佩饰回赠给你。”

《弘道录》说：别人送我桃子，我回赠李子，这是常见的报答方式；别人送我木瓜，我回赠美玉，这是情意深厚到了极点。所以诗中说：“这并不只是为了报答，而是愿长久与你相好。”那么，知道你……

来访者带着杂佩来求问，那么郑国诗歌中所写的回赠，又该怎样看呢？

《静女》《溱洧》等篇写男女欢会、流连忘返：他们喜欢的，不过是城的一角、洧水边；互相赠送的，也只是彤管、芍药之类。自然不能要求他们像亲近贤者、结交善友那样，把家门内的职分也一并尽到。不过，即使这些诗写的是铿锵的金石声和柔婉的雅乐，其中感人、令人思念的情意，也不能说是虚假的。

齐国贤妃在君王身边侍寝，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总要提醒君王说：“鸡已经叫了，朝廷上早朝的人也已经聚齐了。”君王却回答：“那不是鸡叫，是苍蝇的声音。”她又说：“东方已经亮了，早朝的人也已经到齐了。”君王却回答：“那不是天亮，只是月亮出来的光。”直到飞虫嗡嗡乱飞，天色已到了清晨，她仍未见君王起身临朝，便说：“我难道不愿和您一起睡到梦醒吗？只是早朝的群臣等不到君王出来，将要散去回家了。您不会因为我的缘故，连带着也憎恨我吧？”

《弘道錄》说：我看这首诗，意思明白，文辞顺畅。古时候，宫闱之中不只有贤淑的女子，像傅姆、师氏这样的宫中女官，也都会用劝诫的方式提醒君王，并诵读相关诗歌。因此诗中说“鸡已经叫了，早朝的人已经聚齐”，是想让君王早点起身视朝；君王却说那不是鸡叫，只是苍蝇的声音。诗中又说“东方已经亮了，早朝的人已经到齐”，是想再催君王起身；君王却说那不是天亮，只是月光。等到飞虫嗡嗡作响，天已经大亮，她还是没看见君王起身视朝，于是说：“我难道不愿和您同寝共梦吗？只是群臣在朝廷等候，见君王不出来，就要散去回家了。您不会因为我，连带着也憎恨起来吧？”这段诗上下文措辞顺畅、道理明白，所以常被保留下来，供人参考。

《尚书大传》记载：古时候，后妃将要侍奉君王时，侍者先熄灭烛火，之后再举烛；到了寝室，她脱下朝服，换上燕居时穿的衣服，然后进入内室侍奉君王。鸡鸣时，太师在台阶下奏报鸡叫；随后，夫人在室内使佩玉发出声响，表示告退。接着，应门的人敲击木梆，报告宫门开启；之后，少师在台阶下奏报天色已明。然后，夫人进入庭院站立，君王出来临朝。

由《诗经·鸡鸣》的意思来看，人们就不会犯因贪睡而耽误早起的过失，也能避免脱下簪珥、到幽深的宫巷中等待治罪的责罚。

《录》的外记记载：周宣王曾经早晨起晚了。姜后（周宣王的王后）摘下簪珥，到永巷（宫中幽深的巷道）等候治罪，并让傅母（负责教导和照料宫中女子的年长女性）代为向宣王传话，说：“大王贪恋美色而忘记德行，失了礼数，早晨起晚了。祸乱的兴起，是从我这个婢妾开始的，请允许我认罪。”宣王说：“我没有德行，过错确实是我自己造成的，不是夫人的罪过。”从此以后，宣王勤于政事，早早上朝，晚些退朝，最终成就了中兴之名。

《录》说：齐国是姜姓，世代与周王室通婚。因此，邑姜和姜后都出自齐国，《鸡鸣》一诗也属于齐地。按照时代推算，这些事情相隔不远，所表达的道理也相近。《鸡鸣》难道就是姜后进言的内容，所以当时人称她为贤妃；而这首诗由傅母传诵，因此没有收入《诗经·大雅》吗？若不是这样，为什么《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中说庶子和子（官员名）害怕天亮，慌乱得把衣裳穿颠倒了，却又把这种情形当作常事呢？不过，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

《春秋》记载：鲁庄公元年冬十月，王姬嫁到齐国；鲁庄公二年秋七月，王姬去世。

《录》说：这位是王姬（周王室的女儿）。她嫁到齐国，便成了齐国夫人；但《春秋》为什么仍称她为“王姬”，记作“王姬卒”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周天子已经严重失去君主的样子，齐侯的淫乱无德到了极点，文姜（鲁桓公夫人、齐襄公之妹）的忌惮之心荡然无存，鲁庄公也把羞耻扫得一干二净。

鸟兽不能与人同群。可悲啊，王姬竟与齐侯相配，仿佛周天子也自甘与鸟兽为伍；他们哪里知道，女子的贞志不可强夺？王姬刚嫁过去，几个月后便去世了。难道是她身处艰难、处境反复，内心羞愧难当；又碰上姜氏（文姜）恃强逼迫，尤其当时文姜正被迫逃避离开齐国，凡是尚有人心的，都不该如此冷漠。王姬就这样突然长逝了吗？

《易经》说：“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女子贞不字。”意思是：前路艰难，行进迟缓，车马徘徊；女子坚守贞正，不肯许嫁。王姬的遭遇正与此相应。她如鸟中之凤凰、玉中之璧，不该因齐襄公的丑恶而受牵累。孔子把这件事记载出来，是为了遏止淫欲、彰显贞行，使当时的人感到惭愧，也劝诫后世。这个用意十分深切。不过，《春秋》既以鲁国为主来记事，对王姬的服丧和去世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春秋》记载：庄公四年（前690年）三月，纪伯姬去世；六月乙巳日，齐侯安葬。

庄公十二年春，周王历三月，纪叔姬归于酅（纪国宗庙所在之地）。

庄公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纪叔姬去世。三十年八月癸亥日，安葬纪叔姬。

胡氏《春秋胡传》说：庄公四年，纪侯离开纪国。叔姬直到这时才归于酅，是因为纪侯刚刚去世，所以她此时才前往。经文用“归”字，是顺着礼法来说：纪国宗庙在酅，叔姬归去奉守祭祀。鲁国是纪国的宗主国，按礼，妇人也有归往宗主国的道理。但纪国既已灭亡，她仍不归鲁国。她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损妇德。鲁国人敬重她的节操，给予她更优厚的恩礼。因此，她归于酅、去世和下葬，史册都一一记载。孔子保留这些记载，没有删去，是用来劝勉后世。

《弘道录》评论说：道理与权势，是天下最相抗衡的力量，却也最不能相抗衡。道理的胜利能传承万世、不曾改变；权势的胜利只在一时，终究会有间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以道理为主，权力以势力为主。一国的权力掌握在他人手中，一个妇人的志向却由自己决定。因此，凭齐国的势力可以灭掉纪国，却不能抹去叔姬的志节；君主可以被俘虏，妇人的殡葬礼仪却不能被掳夺。圣人把这件事写进经典，以彰显守节尽义的美德；齐襄公和鲁桓公的恶行，也因此不必明说便自然显现。有人说，史书记载齐侯为叔姬下葬，是为了显示对她的恩礼；这说法果真对吗？

（传文说：齐侯杀害鲁君，又灭掉与鲁国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却去安葬纪叔姬；这就像先残忍地伤害一个人，再用手抚慰他。这样的解释不对。）

《左传》记载：鲁桓公还没有与齐国结亲时，齐侯曾想把文姜嫁给郑国太子忽。太子忽推辞了。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配偶。齐国强大，不等于就是我的良配。《诗经》说‘自己求得更多福分’，关键在于自己，强国又能怎样？”君子认为，他善于为自己谋划。

后来，太子忽被戎国军队打败，齐侯又请求把文姜嫁给他，他仍坚决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没有急事时，我尚且不敢接受齐国的婚事；如今奉国君之命，匆忙前往齐国求援，却趁着求援而娶妻，这就像在军情紧急时借机成婚。百姓会怎么看我呢？”于是他推辞了郑伯的安排。

编者说：我读郑忽的事，常常感叹世道衰败、正道衰微。霸主尚未兴起时，国君不能保护臣子，使他们遭邻国挟持；父亲也不能保护儿子，使他依靠强国的援助。五霸的命运尚且无法改变，郑忽为什么要等到自己亲近的人遭遇变故，才有所作为？不肯把妾立为正妻，又何必非要另娶呢？如果都因为拒绝婚事而失去国家，那就不只是“地位高了便换朋友、富贵了便换妻子”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们纷纷把这当作忧患呢？

那么，郑忽该怎么办？孟子说：“仁者荣耀，不仁者受辱。”既厌恶受辱，却又身处不仁之中，就像讨厌潮湿却偏偏住在低洼处一样。所谓自己寻求更多福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郑忽身处郑庄公时代，君臣、父子、夫妇等纲常已经崩坏。即使他努力自强、行善，尚且担心亡国，何况他甘愿以人质交换、习惯依仗狄人取胜，只把与齐国联姻当成权衡轻重的筹码呢？

有人问：郑忽曾经不等祭告祖先便先娶妻，如今却能拒绝婚事，这是为什么？大概郑忽是个只顾眼前、自以为是的人。朱熹批评他性情柔弱、见识疏阔，说的正是这一点。自以为是的人未必全无见识，只是懒散而不能认真谋划，想法迂远而不切实际，所以甘愿屈居人下，也不懂得拒绝。诗人讥讽他说：“狂妄的少年真是狂妄啊！”这难道不是郑忽的过错吗？

《列女传》记载：卫宣夫人是齐侯的女儿。她嫁往卫国，到了城门口，卫君便去世了。乳母劝她说：“可以回去了。”她不听，还是进城为卫君服丧三年。服丧期满后，卫君的弟弟即位，请求与她同住、共用膳食。夫人不答应。卫君派人向齐国诉说此事，她的兄弟们都想劝她接受新君的请求，派人转告她，她始终不肯听从。

编者说：查考礼制，《曾子问》记载了女子在迎亲途中、父母去世的情形，却没有女子尚未进门、到达城门时丈夫去世该怎么办的记载。君子认为，她尚未正式成为卫君的妻子，是否应当为他服丧，礼制上存疑；如今坚持服三年之丧，是否过于厚重了？至于她尚未成为正式妻子，卫君的弟弟便请求与她同住共膳，这合乎礼法吗？卫君的弟弟行为如同禽兽，齐国又有放纵淫靡的风气，夫人最终不肯听从，也就难怪了。

鲁国有位寡妇名叫陶婴，是鲁门的女儿。她年轻时就守了寡，独自抚养年幼的孤儿，又没有强壮的兄弟可以依靠，便靠纺纱织布维持生计。鲁国有人听说她品行端正，想娶她为妻。陶婴听说后，担心自己难以推辞，便唱道：

“可悲啊，黄鹄（传说中的大鸟）早早失去了配偶，七年都不再成双。它弯着脖子独自栖宿，与别的鸟不同。半夜悲声啼叫，是在思念它的雄伴。天命使它早早守寡，独自栖宿又有什么可悲？寡妇想到这些，便泪流不止。唉，真是悲哀！死去的人不能忘记。飞鸟尚且如此，何况守贞重义的人呢？纵然有贤良的雄鸟，也不会再嫁给它。”

鲁国人听了，说：“这样的女子不能娶。”于是再也不敢求娶她。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黄鹄之歌》，主旨恳切，情意哀伤，有《诗经》中诗歌的义理，却没有怨恨愤怒的话语。这才是真正能守住礼义的人。即使异类听了，也会为之感动，何况是人呢？这才是妇人之中合乎中正礼道的典范。至于割鼻、断臂、剪发、割耳等做法，就不合乎正道了。

楚姬是楚庄王的夫人。庄王喜欢打猎，楚姬劝阻他，他却不肯停止。于是楚姬不吃禽兽的肉。庄王因此改正过失，勤于处理政事。

有一次，庄王退朝很晚。楚姬问：“今天怎么这么晚？莫非是饿了、累了？”庄王说：“我正和贤者交谈，忘了饥饿和疲倦。”楚姬问：“大王所说的贤者是谁？”庄王回答：“虞丘子。”楚姬捂着嘴笑了起来。庄王问她笑什么，楚姬回答：

“我服侍大王十多年了，曾派人寻访美女进献给大王。比我贤良的有两人，和我相当的有七人。我难道不想独占大王的宠爱吗？只是不能因为私心妨碍公事，我希望大王能多认识贤才。如今虞丘子担任楚国的宰相十多年，所推荐的不是自己的子弟，就是宗族亲属；我没听说他举荐贤才、罢退不肖之人。这是蒙蔽君主、堵塞贤才进身之路，所以我才发笑，这不是很应该吗？”

第二天，庄王把这番话告诉虞丘子。虞丘子离开座位，羞愧得不知如何回答。随后他辞去相位，让人迎请孙叔敖来担任令尹（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孙叔敖治理楚国三年，楚庄王因此成就霸业；这得益于樊姬的帮助。

《弘道录》评论说：樊姬不吃禽兽肉，可以说是以自身的行动来劝谏君王。

靠她来举荐贤才，我就不知道了。叔敖（楚国贤相孙叔敖）的贤德，本来不是虞丘子所了解的；可是樊姬（楚庄王的妃子）的名声，知道的人却很多。难道能因为她劝谏楚庄王不要打猎这件事，就把她附会成举荐叔敖的人吗？这件事终究无从考证。

高行是梁国的一位寡妇。她容貌出众，品行也好。丈夫死后，她没有改嫁，梁国的贵人们都争着想娶她，却没能如愿。梁王听说后，派宰相带着聘礼去求娶。她说：“我听说，做妻子的道义是既已嫁人，便不再改变，以此保全贞节。怎么能不顾名节，甘愿受辱、轻贱自己，抛弃道义而追逐利益呢？这样就不配做人了。”于是她拿刀割掉自己的鼻子，说：“我已经自毁容貌了。之所以没有死，是不忍心让年幼体弱的孩子失去依靠。”宰相回去禀报梁王。梁王认为她重义而品行高尚，便免除了她的赋役，并尊称她为“高行”。

《弘道錄》记载：古代礼制规定，诸侯娶一位正妻，另由两个国家各送女子陪嫁；国君没有再娶正妻的道理，因为担心他弃德而贪恋美色，所以规定只娶一次。既然如此，怎么还能亲近失节的妇人呢？梁王骄纵无道，本来不值得责备；但史书把这位梁国女子记下来，后人却只赞美她的高行，不责备汉代礼制的失范，也不责备宰相没有劝阻君王的办法。唉，妇人的操行被称为多么高尚，君王的品行又是多么卑下啊！

《汉书》记载，班婕妤是左曹、越骑校尉班况的女儿。她贤淑、有才思，也善于应对。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时，曾想与她同乘一辆车。她推辞说：“看古代的图画，贤明圣德的君主身边都有名臣辅佐；夏、商、周三代末世的君主，身边才有受宠的女子。如今陛下想与我同乘一车，恐怕会像他们一样吧？”皇帝赞许她的话，于是作罢。太后听说后很高兴，说：“古代有樊姬，如今有班婕妤。”

班婕妤常诵读《诗经》中《关雎》等篇章，以及教导女子礼法的篇目；她每次进见，仪态举止都依循古礼。后来赵飞燕得宠而骄妒，诬告她施行邪术、诅咒皇帝。皇帝审问班婕妤，她回答：“我听说，人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即使修身行正，尚且未必得到福报；做邪恶的事，又能指望什么呢？如果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这种不忠之人的诬告；如果鬼神无知，那么诅告又有什么用呢？”

（编者按）我看到婕妤坚守道义，便感叹班孟坚（班固）见识不够。

嫉妒受宠的人、倚仗权势，是妇人常有的做法；明哲保身，却是君子独有的操守。奸邪祸患与受宠者手中的权力，就像猛烈的大火。《诗经》说：“火势正旺，越烧越盛。”又说：“谁能靠近炽热的火？热势无法阻挡。”既然如此，哪里能靠近它、亲身接触呢？

所以，宁可幽居清静、谨慎隐密，像婕妤那样寄身长信宫（太后居住的宫殿），远离权势末流；也不要熏染耳目，效仿永巷（宫中幽闭妃嫔的地方）里罪行昭著的人。假如班固稍微懂得这个道理，安于读书、隐居在简陋门庭之中，上无依凭，下无根基，岂不正是通达之人的高尚志趣、明哲之士的卓越操守吗？

可是，他竟然贪图与权贵交往，费尽心思经营朝夕之间的谋划，留恋权势之门，置身危险的道路。这与《宾戏》中所陈述的道理，以及班婕妤《团扇诗》的旨意，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以班固博通古今、堪称当世良史的才学，评议人物品行与进退取舍这样的大节，究竟该如何衡量？他竟然还不如一个女子。这样看来，班固终究是质朴有余而文饰不足，君子不能不为他深感惋惜。

平帝的王皇后，是王莽的女儿。她温婉善良，有操守。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掌权，把女儿嫁给了皇帝。过了一年多，平帝去世。王皇后当时十八岁，常称病不去朝见。王莽篡夺汉朝政权后，敬畏她，也为她感到哀伤，想把她嫁出去，便让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的世子穿上礼服，带着医生去探病。王皇后大怒，鞭打身边侍奉的人，随后便称病不起。王莽于是也不敢勉强她。

后来汉军诛杀王莽，火烧未央宫。王皇后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汉家的人？”便投身火中而死。

（编者按）平帝王皇后拒绝父亲的安排，难道能和元后（王莽的母亲王政君）责备王莽相提并论吗？丈夫和妻子长寿、母亲长寿，一直为古今之人称颂；谁知事情也有并非如此的时候呢？汉朝元后王政君活过八十岁，经历了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四朝。

她以“天下之母”的身份享有国家供奉六十多年。她的兄弟子侄相继掌权，轮流执掌国柄，因此酿成祸乱。等到他们篡夺国政、诛灭刘氏、取代汉朝之后，吕太后才拿出玉玺来抵挡他们。唉，已经太迟了！终究不如年轻时坚守臣节。

《东汉书》记载：光武帝中元元年（甲申），皇帝派司空到高庙祭告，说：“高皇帝曾与群臣约定：不是刘氏，不得封王。吕太后残害赵王，独揽大权，专用吕氏族人。幸赖社稷神灵，吕禄、吕产才被诛杀。汉朝天命几乎断绝，朝廷转危为安。吕太后不应配享高庙。薄太后母德慈爱仁厚；孝文皇帝贤明，治理国家，子孙承其福泽，国运延续至今。现尊薄太后为高皇后，令她配享高庙；将吕太后的神主迁到园中，四季祭祀。”

《弘道錄》评论说：我观察吕太后与薄太后的际遇，深感事理吉凶、消长，都随着时势的进退与存亡而变化，分毫不差。

当初，吕后和汉高祖都出身低微。两人历经战乱，汉高祖在草野间奔走求生，那是一个时期。后来汉高祖宠爱戚夫人，亲近刘如意，吕后处境危急，这是另一个时期。再后来，吕后安然称制，面南而坐，统治天下，这又是一个时期。可是到了她权势的顶点，竟有“人彘”（将人制成残废后放置于厕中的酷刑）之耻，也有鸮鸟、毒酒般的祸患，还有宗族灭亡之祸和改朝换姓的阴谋。依照《春秋》的道义，这就是所谓自绝于天，无法再祈祷挽回。当时汉廷大臣尚且不能坚守歃血为盟的誓约，又怎能要求他们用《春秋》的道义来裁断吕氏呢？因为这层道理没有阐明，所以汉朝的国祚没有传给吕氏，却被王莽篡夺。难怪皇帝要尊崇薄太后、贬抑吕太后。

王霸年轻时就崇尚高洁的节操，他的妻子也志向美好、品行端正。王莽篡汉时，王霸断绝了与官场的往来。建武年间，朝廷征召他到京城，他不肯屈从。当初，他与同郡的令弧子伯是朋友；后来子伯做了楚国的国相，儿子做了郡里的功曹。令弧子伯派人给王霸送信，车马和随从都十分体面。王霸当时有个儿子正在田里耕地……

曾子在田野里听说宾客到了，便放下农具回家。见到令狐子后，他感到羞惭，不敢抬头看父亲。父亲看出他神色有愧，客人离去后，他便躺了很久，没有起身。妻子觉得奇怪，问他缘故。

曾子说：“我和子伯一向不相上下。刚才见到他的儿子，仪容衣着十分光鲜，举止也很得体；再看看我的儿子，头发蓬乱，牙齿参差，连礼节都不懂。父子恩情深厚，我一时竟不由得觉得自己不如人。”

妻子说：“你修养清白节操，不把荣华俸禄放在心上。如今子伯的显贵，怎么比得上你的高洁？为什么忘了往日的志向，反倒因儿女的样子感到羞惭呢？”曾子猛然醒悟，起身笑道：“确实如此！”此后两人一同隐居，终身不出。

《弘道錄》评论说：人为什么不在自己努力做到的地方看重自身，反而在不经意处与人比较呢？贫贱时结下的情谊，人们本来难以忘怀；可彼此相互比较时，也很难不生出介怀。即便在这样的关系中，心里偶尔生出一点芥蒂，旧日情义也会受到影响。曾子妻子见识实在高明。要做到不执著于自我、他人和外物，更何况不受世俗风气牵动？真正能做到这样的人，约束自己、守住志向，并不一定要等到深山密林里才开始。

鲍宣的妻子是桓氏，字少君。鲍宣曾到少君父亲那里求学。她父亲赏识鲍宣清贫刻苦，便把女儿嫁给他。送嫁时陪送的财物很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从小富足娇养，习惯了华美的装饰；而我实在贫穷，承受不起这样的礼数。”

少君回答：“父亲认为先生修养德行、安于简约，才让我嫁来侍奉您。既然已经嫁给君子，我就听从您的安排。”鲍宣笑着说：“你若真能做到这样，正合我的心意。”于是少君卸下妆饰和随从服侍的人，换上粗布短衣，与鲍宣一起拉着鹿车（简朴的小车）回乡。她向婆婆行礼，多次提着水瓮外出打水，恪守妇道，乡里人都称赞她。

《弘道錄》评论说：柔美的姿态和奢华的生活，带来的问题不只会损害人的志向，也可能让人更添过失。司马相如虽有才华，却一心追求琴声传情；马融身为儒者，却在绛色帷帐中取乐。我看到他们都在贫贱时改变操守，又在富贵时放纵自己。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在威势面前不屈服呢？所以，先有少君这样的操行，才可能有子都那样坚贞的节操。

安定人皇甫规的妻子，擅长写文章，也会书法。皇甫规去世时，她年纪尚轻，容貌也很美。董卓听说她的名声，便派人以聘礼求娶，送来一百辆车和二十匹马。

奴婢和财物沿路摆满，妻子却只穿着轻便的衣服，来到董卓门前跪下，亲自陈情请求。她的话十分悲切。董卓命令侍从傅奴等人拔刀围住她，说：“我的威势和教令，要使天下四海的人都服从，难道对一个妇人还行不通吗？”

妻子站起身来，痛骂董卓：“你是羌胡出身，残害天下，难道还不够吗？我的先人世代清正有德，皇甫氏中多有文武才俊，是汉朝忠臣。你和我的夫君并非志趣相投，却把他当作奔走听命的小吏吗？你竟敢对你的君夫人行非礼之事？”

董卓大怒，命人把车拉到庭院里，把她的头悬挂在车轴上，鞭打车子，驱车奔向四方。她最终死在车下。后人称颂她，把她的事迹绘成画像，尊称她为“礼宗”。

《弘道录》评论说：皇甫规和他的妻子，与蔡琰和蔡邕相比如何？皇甫规不肯蒙受与奸党为伍的耻辱，他的妻子奋起抗争、保全名节，两人志行相称，可以说都无愧于心。蔡邕却念着董卓的恩情，最终遭到杀害；蔡琰也曾在曹操席前叩头，悲切哀求。一个保全了名节，一个没有保全；一个得以生还，一个走向死亡，两者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献穆曹皇后是曹操的次女。建安十九年，她被封为夫人。伏皇后被杀后，她被立为皇后。魏朝受禅代汉后，派使者来索取皇后的印玺和绶带。曹皇后发怒，不肯交出；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后来她叫使者进来，亲自责备他们，把印玺和绶带掷到窗台下，接着泪流满面地说：“上天不保佑你们！”左右侍从都不敢抬头看她。魏明帝景初元年，曹皇后去世，与汉献帝合葬在禅陵。她的车驾、服饰和礼仪都依照汉朝旧制。

《弘道录》评论说：春秋时期，雍姬曾问母亲：“父亲和丈夫，哪个更亲？”母亲回答：“人人都可以成为丈夫，父亲却只有一个，怎么能相比呢？”然而，如果父亲像王莽、曹操那样行事，难道还应该尊父而轻夫吗？从平皇后、献皇后的事来看，雍姬杀害丈夫的罪过，以及仲母教女所犯的过失，都不能逃脱责备。

《弘道录》卷第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