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15

夫妻之义

《晋书》记载：愍怀太子妃王氏，字惠风，是太尉王衍的女儿。她贞洁温婉，有志气和操守。起初，太子被废，住在金墉城，王衍上表请求让女儿离婚。惠风哭着回家，路上的人见了都为她流泪。

后来，刘曜攻陷洛阳，把惠风掳走，赏给部将乔属。乔属渡过孟津，到了河中，想娶她为妻。惠风拔剑抵挡，对乔属说：“我是皇太子的妻子、司徒公的女儿，你这个叛逆胡人小子，竟敢冒犯我？”说完，她就跳进河中。

她的侍妾六出，是魏浚仪命讽的孙女。见主人投河，也毅然说道：“主人既然这样做，我也应当如此。”随后也跳进河里。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晋代的风气，昏昧糊涂、颠倒迷惑，动不动就崇尚虚名，却不顾实际的过失和耻辱。王氏和六出这样的人，就像泥土中的美玉、壶中的清冰；王衍却不辨是非，一味盘算着多留退路，急着谋划让女儿离婚。若没有她们坚贞的行为，又怎能显出她们与众不同？她们最终以玉石般的气节保全名节。

拿她们与那些排墙、填坑杀人的人相比，简直如同瓦石。又怎么能说那群人中有珠玉呢？空谈清议造成的祸害，上不能庇护国家，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护子女，实在令人痛心。这是后世万代都应引以为戒的事。

《唐书》记载：唐太宗有一天退朝后，在宫中发怒说：“总有一天要杀了这个乡下老头！”长孙皇后在旁边问：“陛下说的是谁？”太宗说：“魏徵说话无礼，常在朝堂上当众羞辱我。”

皇后于是退下，穿上正式朝服，站在庭院里。太宗吃惊地问她缘故。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会正直。魏徵敢于直言，正是因为陛下圣明，所以我特来恭贺陛下。”太宗听后很高兴。

《弘道录》评论说：太宗发怒，并不是魏徵真的羞辱了他，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不够纯正。皇后祝贺，也不是因为她内心有所触动，而是觉得这件事可以成为美名。假如太宗真懂得纯正内心的重要，就不会因此发怒；假如他真懂得任用贤臣是当务之急，也不会因此生气。

后来，若没有长孙皇后的贤明，魏徵就无法报答太宗以文德相待的恩遇；而王子失去婚姻，则皇后也就无从……

徐惠妃（唐太宗妃嫔）看到皇帝东征高丽、西讨龟兹（西域古国），又接连修建翠微宫、玉华宫等豪华宫殿，生活奢靡铺张，就上书劝谏说：用百姓有限的农耕收获，去填补无底洞般的战争消耗；为夺取未得的异族土地，反而折损已有的军队实力。当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却加速了秦朝灭亡；晋武帝统一三国，反而酿成八王之乱。这不都是因为好大喜功、轻视德政、贪图利益、放纵欲望导致的吗？那些珍奇玩物就像砍伐国家的斧头，珠玉锦绣实则是迷惑心智的毒药。以节俭为准则尚且担心奢侈，若以奢侈为准则，后世将如何约束？

唐太宗很赞赏她的谏言。这段记载说明：在太宗盛世，一位贤德妃子能留下美名，是因为唐朝的兴起正是对隋朝奢靡的拨乱反正。达到治世的关键，在于君主能接受谏言。当时朝廷上下直言不讳，亲近疏远之人都敢进谏，这才造就了盛世。若是刚正的大臣都变成阿谀奉承之辈，更何况深宫中的女子呢？

后来唐高宗召集长孙无忌（开国功臣）、李勣（名将）、于志宁、褚遂良（均为重臣）到内殿议事。褚遂良说："今日召见多半为废立皇后之事。皇上心意已决，违抗必死。太尉（长孙无忌）是皇亲，司空（李勣）是功臣，不能让他们背负杀害皇亲功臣的恶名。我出身寒微，没有战功却位极人臣，又受先帝托付，若不以死进谏，死后有何面目见先帝？"李勣称病不来，其他人进殿后，高宗果然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武则天）有子，朕想改立武氏为后，你们看如何？"

褚遂良直言："皇后出身名门，是先帝为您选定的。先帝临终拉着您的手对我说：'我把好儿子、好儿媳托付给你了。'这话您亲耳听过。皇后并无过失，怎能轻易废立？"高宗不悦退朝。次日再议时，褚遂良更激烈反对："若非要换皇后，何不选名门闺秀？何必非要武氏？"甚至以头叩阶血流满面："我违逆圣意罪该万死！"这番死谏展现了贞观遗风，可惜最终未能阻止武则天被立为皇后。

褚遂良把笏板放在殿阶上，解下头巾，叩头直到流血，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官归田。皇帝大怒，命人把他拉出去。昭仪（宫中女官，此处指武昭仪，即后来的武则天）隔着帘子大声说：“为什么不把他打死？”

长孙无忌说：“褚遂良受过先帝临终托付重任，即使有罪，也不能对他施加刑罚。”

后来，李勣入宫觐见，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再问外人？”皇帝的心意于是决定下来。

《弘道錄》评论说：当时，长孙无忌、褚遂良和李勣三人的立场，就像泾水和渭水一样，界限还没有分明。第二天的一句话，关系到唐朝宗庙社稷的安危，也关系到皇室宗族各支，以及群臣百官的命运，他们都处在危险之中。

既然认为李勣受到皇帝看重、应当进言，那么真正该进言的人又是谁呢？褚遂良勇于匡正、挽救危局，使后世仍能明白君臣、夫妇、朋友之间的道义。假如李勣抢先表态，那么“佳儿佳妇”这样的说法就会被当作听而不闻；天理人心岂不是几乎要泯灭了？褚遂良的话虽然没能改变皇帝的决定，但他的道义如同明亮的太阳。君子不能不把这件事记下来。

杨烈妇是李侃的妻子。建中末年，李希烈攻陷汴州，分兵侵掠并占领各县。当时李侃担任顿丘县令。顿丘城小，叛军兵强势盛，李侃想逃走。妻子说：“敌寇来了，就应当守城；力量不够，就为守城而死。逃走以后，还有谁来守城？”

李侃说：“兵少、财物又缺，怎么办？”妻子说：“县城守不住，土地就会落到敌人手里；仓库和府库里的东西，也都会变成敌人的积蓄；百姓也会变成敌人的士兵。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请用重赏招募敢于死战的人，或许还能挽救局势。”

李侃于是召集官吏和百姓到庭院中，说：“我确实是你们的主官，但任期满了就会离开；你们却生在这片土地上，祖坟也在这里。大家应该一起拼死守城，难道忍心向北面朝拜敌人吗？”众人哭着答应了。

李侃随即宣布：“用瓦石打击敌人的，赏一千钱；用刀箭杀敌的，赏一万钱。”他招募到几百人，率领他们登城守卫。杨氏亲自烧火做饭，款待守城众人。她又派人告知敌军：“顿丘的父老坚守大义，不肯向敌人投降。即使你们攻下城池，也算不上威风，还是赶快离开吧，免得徒然损兵折将。”恰逢敌军将领中箭身亡，叛军便撤走了，顿丘县得以保全。朝廷下诏，将李侃调任太平县令。

此前，万岁通天初年，契丹进犯平州，邹保……

英（姓名残缺）任刺史时，城池将要陷落，他的妻子奚氏率领家中仆役和女眷登城守卫，始终没有下来。朝廷下诏，封她为“诚节夫人”。

默啜攻打飞□县（地名有缺字）时，合古玄应的妻子高氏坚守城池。朝廷下诏，封她为“徇忠县君”。

史思明叛乱时，卫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和青州女子王氏，一同歃血盟誓，前往行营讨伐叛军。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上表朝廷，称赞她们忠勇，三人都被授予果毅的官职。她们勇敢果断，也不忘报效国家；然而，论起慷慨激烈、深知君臣大义，仍不如杨烈妇。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唐史》记载烈女的篇章，通常缺少详尽的叙述，只有这一篇写得有头有尾，也能恰当地褒贬。这样写，难道不是为了使当世之人感到惭愧吗？侃（原文所指人物不详）也曾为别人殉死，却能使灾祸转为福事。二十四郡的人听说后，难道不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吗？这件事受到讥刺的，不只是一个烈妇，还有那三名女子；人们会一直拿她们来嘲笑。

唐武宗的贤妃王氏聪慧机敏，十三岁入宫。武宗当时还是颍王，唐穆宗把王氏赐给他。武宗即位后，王氏暗中辅佐他筹划政事，后来被晋封为才人，深受宠爱。她身材纤细高挑，容貌颇像武宗。武宗在苑囿中打猎时，她必定随行，穿着华丽的骑装，几乎和皇帝相同。两人并马奔驰，观看的人常常分不清谁是皇帝。

武宗想立她为皇后，李德裕没有答应。后来武宗逐渐被方士的说法迷惑，追求长生不死。不久，武宗身体日益衰弱，面色和肌肤也失去光泽，王氏对此十分忧虑。武宗问她：“假如我有一天不幸去世，你打算怎么办？”她哭着回答：“陛下百年之后，妾愿随您而死。”武宗便不再说话。

武宗病危时，才人把自己平日积存的物品全都分送给宫中众人。她确认武宗已经去世后，便在帷帐下上吊自尽。当时宫中嫔妃和侍女，即使平日嫉妒她的人，到这时也都敬重她的节义，深受感动。

《弘道錄》评论说：殉葬并非古代的正道，打猎也不是美善的行为，然而仍把这件事记下来，是因为唐代宫廷缺少良好的内治规范，又沉迷于方术，这尤其值得引以为戒。记述此事，不只是为了称许才人，也是要把它作为家内伦理的警示。

《宋史》记载：包拯的儿媳崔氏，是包繶的妻子。包繶早逝，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包拯夫妇以为崔氏不能守节，便让身边的人试探她的心意……

她衣衫污脏，流着眼泪来见包拯，说：“您是天下闻名的贤公。作为您的妻子，我甘愿做卑贱的仆役，操持洗衣浆洗的事情，何况这些事本来就是我的本分呢？我既然活着做包家的妻子，死后也要做包家的鬼，发誓绝不另嫁。”后来，她的幼子也去世了。

崔氏的母亲吕氏从荆州来，想劝崔氏改嫁，便说：“丈夫死了，你守着儿子；儿子也死了，你还守什么？”崔氏回答：“我从前守着，并不是为了儿子，而是为了公婆。如今公公已经去世，婆婆年老，我忍心舍下她离开吗？”吕氏生气地说：“我宁可死，也不愿独自回去。”崔氏说：“母亲远道而来，按情理我不该让您一个人回去。不过到了荆州，倘若有人以不合义理的方式逼迫我，我必定以自缢来表明心志。”于是她陪母亲一同前往。吕氏敬畏她的坚贞，最终不敢强行改变她的心意。

包拯曾把自己的一个媵（妾）送回娘家。媵在娘家生了孩子，崔氏暗中安抚孩子的母亲，让她小心照看孩子。后来，崔氏把孩子接回家，取名叫绖，让他承继包家的祭祀。

《录》评论说：孝肃公包拯曾说：“后世子孙做官，若贪赃受贿，不得放回本家；死后也不得葬在祖坟中。不遵从我的志愿，就不是我的子孙。”他的家法如此严厉，唯独没有替自己的妻子考虑周全吗？为什么还让身边的人去试探她呢？以包拯的妻子，面对吕氏的逼迫，又受到身边人的影响，确实可能被引向改嫁。身为丈夫，怎么能不谨慎处理呢？崔氏不但始终坚守节操，还暗中照料媵所生的孩子，使包家得以延续祭祀。这难道只是普通妇人的守节之义吗？上天对孝肃公包拯，也可说是有知觉的。

传察的妻子赵氏，是赵抃（北宋名臣）的女儿。传察是赵尧俞的侄子，从小喜爱读书，对权势和利益淡泊。十八岁考中进士，还没有参加朝廷主持的廷试，蔡京便想诱使他依附自己，派儿子蔡儵和几名术士接连登门，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他拒绝作答，也不肯勉强应邀见面。后来，他最终娶了清献公赵抃的女儿。见识卓越的人，早已看出他的才识和器量不可估量。

后来，传察担任兵部员外郎，出使金国。当时金军已经背弃盟约，有人劝他不要急着赶路。他说：“我奉命出使，听到战事就停下，如何向君命交代？”于是继续前往。途中遇到斡离不（率军南下的金将）带兵到来，对方命他下拜，他不肯。当时刀枪林立，有人把他揪倒在地，他仍挺身站起，毫不退缩。他反复陈说理由，还对官员侯彦等人说：“我若死了，一定……”

“父母听到这件事，一定会非常悲痛。请记住我的话，转告我的亲人，让他们知道我是为国而死，好稍稍减轻他们无尽的悲伤。”后来，她果然遇害。彦等人回来后，都能讲述她明察事理、宁死不屈的情形。她如此鲜明地以义为重，听闻此事的人都为她悲伤，也敬佩她的壮烈。

《弘道錄》评论说：清獻公的女儿与孝肃公的儿媳，名声相当。察辞京（人名）选择抃（人名）做女婿，既然不是出于勉强，那么后来出使时为国尽节，又怎么会是偶然呢？她知道珍重自身，所以择偶严格；知道爱护亲人，所以坚守道义。赵氏因此更加荣耀，这不是崔、吕两家被逼迫的情形可比的。

吕祉（南宋官员）的妻子吴氏。吕祉受张浚（南宋大臣）征召，进入他的幕府。当时岳飞想大举北伐金国，秦桧忌惮岳飞，便向皇帝进言，命岳飞召集各路都督商议军务。

张浚说：“淮西军报称，想让王德做都统制。我打算命吕祉以督府参谋的身份统领这支军队，怎么样？”

岳飞回答：“王德和酈瓊一向不和，若让王德突然居于酈瓊之上，两人必定争执。吕尚书不熟悉军务，恐怕难以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杨沂中怎么样？”

岳飞说：“张俊是我的旧日主帅，为人急躁、缺少谋略；杨沂中的能力也和王德等人差不多，怎么能驾驭这支军队呢？”

张浚脸色一沉，说：“我本来就知道，非太尉你不可。”

岳飞说：“都督既然正经询问，我不敢不把自己的愚见说尽，哪里是为了讨好您呢？”

张浚最终任命王德为都统制、酈瓊为副职，并让吕祉参与军务谋划。酈瓊与王德在朝廷互相争辩，于是朝廷命王德回建康，把他的军队划归督府；又命吕祉前往庐州节制军队，并派宫中使者押送赐给他的鞍马。

吕祉拜谢赏赐后，对家人说：“君命如此，按道义不能推辞。我并不怕死，只担心此行对国家没有帮助。”他和妻儿相对哭泣，告别后便出发了。

吕祉到达后，对酈瓊等人说：“如果认为你们有理，那我就是在大大欺骗你们。张丞相只是喜欢人奋勇向前；只要你们能立下功劳，即使有大过失，他也会从宽处理，何况只是小小的嫌隙？我一定会尽力替你们辩解，你们不必担忧。”

酈瓊等人感动得落泪，情绪稍稍安定。后来有人暗中上奏，请求罢免吕祉。那封文书的书吏泄露了消息……

琼派人拦截驿站传递的文书，搜出了其中所有涉及自己的内容。他勃然大怒。当时朝廷任命张浚为淮西宣抚使，任命杨沂中为制置使，又召琼前往军中。琼心里害怕，终于反叛了。

一天清晨，诸将前来拜见祉，刚刚坐定，琼便从袖中拿出文书，说：“诸位将官犯了什么罪，朝廷竟听信这些事？”祉看了文书，大惊失色，想起身逃走，却来不及，被琼抓住并杀害。

当时，有人把祉束发用的帛带带回吴中。祉的妻子吴氏拿着这条帛带上吊殉夫。此事传开后，听闻的人都为他们悲伤。

《录》评论说：嫉妒是一种恶劣的品德。无论是地位尊贵的朝廷、势力强大的军队，还是贤良忠诚的烈士，乃至愚昧的叛将和武夫，没有谁不曾受它的害。假如秦桧能够容得下岳飞，张浚必定不会因此惹来祸患；张浚若没有因此招祸，事情未必处处受阻；事情若不处处受阻，灾祸也未必这么快酿成。这样一来，琼是否会叛乱、祉是否会死，就都难以预料了。

那么，祉束发用的帛带，难道成了奸人秦桧催人丧命的征兆吗？即便如此，张浚也应当以死谢罪，来弥补对祉的亏欠。若在幽冥之中仍辜负这位良友，又怎能指望他有本领恢复中原呢？其实，不必等到符离之战溃败，君子早已看出：督府的谋划注定难有作为。

陈寅的妻子杜氏，是寅宝谟阁待制陈咸的儿子。陈寅凭恩荫入仕，后来担任西和州知州。西和州是边境上的军事要地。陈寅虽是读书人，却认为守卫危难之地是自己的责任，不能推辞。元军入境时，都统何进奉命出守大安，只留下统制王锐和一千名忠义军士守城。陈寅立誓与百姓共同守住这片土地，把三个儿子和家中财物都留在城里，又拿出家产结交、犒劳忠义之士，决意死守。

十万元军围攻城池，陈寅率忠义军和敢死之士奋力迎战，日夜作战几十回合，终于击退敌军。恰逢何进与陈寅向来不和，其他将领又嫉妒陈寅的战功。此时陈寅急切求援，他们却不来救援，城池最终陷落。陈寅回头对妻子杜氏说：“你赶快设法保全自己。”杜氏厉声回答：“哪有活着与你同享俸禄，死时却不与你共同承担国事的道理？”说完，她服毒自尽。陈寅于是穿上朝服，面向宫阙焚香，哭着说：“臣当初筹划守卫此地……”

城池是蜀地的屏障。城若失守，我理当以死报国。”说罢，他再拜行礼，伏地拔剑自尽。他的子弟、家人和门客中，与他一同赴死的共有二十八人。推官贾子坤、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黎州通判何充，也都全家殉难。

何充被俘后，敌人设下帐幕，围坐在旁，却特意空出宾客的座位，请他入座。何充说：“我家三代领受赵氏的俸禄，如今为赵氏而死，毫无遗憾。”临死时，何充的妻子陈氏面向东方再拜，说：“我们夫妻二人，可以无愧于赵氏了。”

《弘道录》的编者评论说：寅的父亲当年面对蜀将吴曦作乱，因愤恨自己无力讨伐，便剃发穿上僧衣，以此自辱；而寅却能奋勇杀敌，虽最终力尽而死，也足以为“咸”增光。何况同时还有贾子坤、刘锐、蹇彝、何充等人，他们全家义烈，感天动人。如果朝廷能把这些人一一选拔出来，安排在重要职位上，委以心腹重任，一定能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事情并非难以办到。可是他们最终都被分散到偏远地方，在低微的官位上困守孤城；城中既没有援军，也缺少能守城的将领，还常遭猜忌排挤，只能让鲜血洒满城墙，对国家大局又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天下有道时，英雄豪杰都能得到任用；天下无道时，英雄豪杰反而无所安身。看到这样的情形，还能不痛哭流泪的人，恐怕少之又少。

赵昂发的妻子是雍氏。赵昂发以太学生的身份考中进士，后来任池州通判。元军渡江后，池州知州王起宗弃官离去，赵昂发代理州事，修缮城墙、储备粮食，准备坚守。元军的巡逻骑兵来到李王河一带时，都统张林劝赵昂发迎敌投降。赵昂发怒气填胸，瞪着张林，张林不敢再说。后来，张林暗中派人向敌军投降，表面上却仍帮助赵昂发守城，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了张林处置。

赵昂发知道大势已去，便设酒宴召集亲友诀别，对妻子雍氏说：“城快要被攻破了。我身为守城的官员，不该离开；你先出去逃走吧。”雍氏说：“你是朝廷任命的官员，我是朝廷命官的妻子。你做忠臣，我难道不能做忠臣的妻子吗？”赵昂发笑着说：“这哪里是你们妇道人家做得到的事！”第二天，他把家产分给弟弟、侄子和仆婢，全部……

元兵逼近城下时，赵昂发清晨写下九个字：“国不可背，城不可降。”他与妻子雍氏决定一同殉节。两人穿戴整齐，在从容堂上吊自尽。

赵昂发当初建这座堂时，曾在堂中设宴待客。他指着堂上题写的匾额说：“古人说，慷慨赴死容易，从容就死难。”如今，他终于亲自践行了这句话。

《弘道录》评论道：我看赵昂发的从容堂、江万里的止水亭（亭名），当时的人都不明白其中深意；其实，两人的心志早在安稳平静时就已确定。看看董宋臣、卢允升的芙蓉阁、香兰亭，贾似道的多宝阁、木绵庵，以及秦桧的“一德格天”牌匾：这些地方所代表的清香与污秽，相差何止万倍！唉，天下有道，建筑可以用来歌颂美德；天下无道，建筑就会成为祸害。赵昂发的从容堂使他留名青史，岂不胜过那些地方吗？

谢枋得的妻子是李氏。谢枋得为人豪爽，每次读书都能一目同时看下五行，读一遍便不会忘记。他自励要以忠义立身。元兵向东推进时，他任沿江察访使、江东提刑（监察刑狱的官职）和信州知州。第二年，吕师夔与武万户分别负责平定江东，谢枋得率兵迎战，进入安仁，调来淮地士兵张孝忠迎击，随后败退到信州。信州失守后，他改换姓名，穿着麻衣、踏着草鞋，来到建宁东乡哭泣。人们不认识他，以为他病了。

至元二十三年，集贤学士程文海举荐二十二位宋朝遗臣，谢枋得排在首位；谢枋得推辞，不肯出仕。尚书留梦炎又举荐他，谢枋得写信给留梦炎说：“江南没有人才吗？想求一个像吕饴甥、程婴、杵臼那样的人，连供役使的小卒都找不到了。商纣王灭亡时，面对八百诸侯的精兵，也不敢抵挡两位忠义之士的正论；武王和太公因此敬畏得无地自容。如今我六十多岁，所缺的只是一死罢了，哪里还会有别的指望？”

福建行省参政魏天祐强迫谢枋得北上。到了京师，谢枋得打听谢太后的陵寝所在以及瀛国公的下落，拜了又拜，悲痛哭泣。不久，他病倒了。留梦炎派人……

医生拿着掺了米的药汤来劝谢枋得（南宋遗民）服下。枋得发怒说：“我想死，你却想让我活吗？”便把药扔在地上，不吃而死。

李氏容貌秀美，聪慧通达，读过女子训诫和各种书籍。谢枋得兵败后逃到福建，武万户担心他会煽动变乱，便悬赏搜捕。李氏带着两个儿子躲进贵溪山中，靠采食草木度日。至元十四年，信州的官兵追踪到山里，发令说：“如果抓不到李氏，就把这里屠戮一空、夷为平地。”李氏听说后说：“怎能因为我连累别人？我出去受刑，事情就能了结。”于是她主动出来自首，被俘。

《录》中说：“史书称谢枋得历尽艰险，以保全臣子的节操，真令人悲叹啊！保持节操是多么艰难。他早已知道自己不能应召出仕，曾两次推辞，又多次坚决拒绝几位君子的邀请；难道他还不知道自己也有朋友之间应尽的责任吗？”（张子惠诗中说：“这次离去，还可以凭三寸之舌说服人；再回来时，便一文不值了。”说的就是这件事。）唉，从这里可以看出，君子应当成全别人的美德，不促成别人的恶行；天下的贤才，自然应当由天下人共同珍惜。

《元史》记载：余阙的妻子蒋氏，以及妾室耶卜氏、耶律氏，和他一同守卫一座孤城六年。盗匪四处环绕，城中只有他们孤军坚守，像江淮一带的屏障一样屹立不倒。到了这时，陈友谅、赵普胜等人合兵来攻，敌军从四面密集涌来，城外没有一支援军。余阙力尽，城池陷落，便拔刀自刎。蒋氏和两名妾室带着女儿安安，最终都投井而死。

长子余得臣十八岁，悲痛地说：“父亲为忠义而死，我还活着做什么？”随后投进后园的池塘淹死。外甥福童善于作战、勇敢有力，也死在城濠边。侄女婿花李担任义兵万户，一家人都自刎而死。郡守韩建正卧病在床，仍痛骂敌人、坚决不屈，全家因此遇害。当时，百姓中健壮的人都登上城墙，自己拆毁登城的阶梯，说：“宁可死，也不投降！”一同殉难的有一千多人。

余阙号令严明而守信，和部下一同吃苦。有一次作战，箭石交错落下，士兵想用盾牌替他遮挡，他一定把盾牌推开，说：“你们也有性命，何必替我挡箭？”因此士兵争相效命。战事稍有空隙，他便召集诸生讲学，建立……

军士们在门外听从指令，这让人知道，尊敬君主、亲近长上的道理，以及他们忠于国家的心意，早已根植于心。

《弘道录》记载：关于这位公的妻子，宋代的传记写作耶卜氏，《元史》写作耶律氏，《死节记》则说她姓蒋。《安庆志》依据公孙宗烈的说法，称这位公有一名妾室，姓耶卜或耶律；公的正妻其实姓蒋。妻子与妾室在大义上并无不同。

一门之中，既有忠臣、节烈妇人，也有杰出男子和坚贞女子，这已经很值得称道；可是公的姻亲、女婿、武夫、差役和民间壮丁，也都在同一时期以死尽忠，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伪汉”的兴起，并非顺应天意、讨伐暴乱的正义之举；而忠宣公的许诺又有张巡、许远坚守睢阳的气节。上天因此让这位公得以保全节义，用来彰明大义，也让后人认清敌人是叛贼，明白正统另有所归。由此可知，认为胡人的国运尚未终结，是错误的。

《皇明苏伯衡双节传略》记载：王氏志清和胡氏守贞，是钱塘县百姓胡宗信的妻子和姐姐。胡宗信刚出生时，父母便去世了，几位兄长也相继亡故。宗信当时年纪很小，姐姐担心他无法立身成人，便想：自己早些或晚些出嫁，并没有多大差别；只要能抚养年幼的弟弟，晚些出嫁又有什么妨碍？于是她留下来主持家务。

不久，宗信也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贡，才两岁。姐姐说：“唉，我终究不能出嫁了。弟弟活着时，我尚且因为他年幼无依而不忍离开；如今他已经去世，我若丢下孩子离去，还有谁来照顾这个孤儿呢？”志清也没有别的打算。两人相对哭泣，发誓终身守节、抚养遗孤。她们起居相伴，守贞把志清当作姐姐一样敬重；志清则终身像侍奉婆母那样侍奉守贞。

家中贫困，常常没有生活来源。她们时常说，开门卖些书，所得勉强够买柴米盐醋，随后便关门做针线女工。天冷时，两架织机并排工作，一盏灯照到半夜。这样的日子过了十九年，她们从未有过怨言。守贞六十岁去世后，志清便带着贡，为她守满三年丧期。

《弘道录》评说：邓伯道（晋代以仁义著称的人）极其崇尚道义，君子却说他因此断绝了后代，仿佛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天道可以断绝吗？不可以。这个侄女不能独自活下去。鲁国义姑能够免于灾祸，君子却说，那只是侥幸。侥幸可以指望吗？这个侄女不能独自被抛下。与其如此，何不守贞不嫁呢？守贞不嫁，就没有需要割舍的天伦亲情，也不必指望侥幸，便能专心践行义理。这是普通妇人的志向，旁人不能强迫她改变；而乡里民间这样的风气，圣人难道会舍弃吗？

《阙里志》记载：孔氏名媛，字德卿，是宣圣（孔子）第五十八代孙女，在宿州担任分教的孔谂之女，排行第二。她天性聪慧，女红、经史无不通晓。十八岁时，嫁给曲阜的王纶。进门后，她孝顺恭敬、和顺谦和，内外亲属都交口称赞。

婚后刚满两年，王纶染上时疫，病势拖延，危在旦夕。他对名媛说：“我死了并不遗憾，只是你年纪轻轻，没有依靠，我即使死了也不能瞑目。”名媛回答：“活着时我们同住一室，死后也要葬在一起。夫君不要为我担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王纶随后去世。名媛悲痛得昏厥过去，刚醒来就要在王纶身边上吊。婆婆最疼爱她，见状赶紧救下她，哭着说：“我儿子去世，我已经痛不欲生；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难道不顾我年老，又让我更添悲痛吗？”名媛哽咽着说：“我已经答应了他，怎能食言？”

婆婆让家人看守她。名媛一时无法如愿，家人又多方劝慰，还端来饮食，她便像平常一样吃喝。等到王纶的葬期定下，家人以为她已经回心转意，不再需要看守。第二天一早就要出殡，那天夜里，名媛在屋中上吊。天亮时，众人各自忙着办事，婆婆奇怪名媛不在身边，叫人查看，才发现她已经去世。于是她与王纶一同入殓安葬。名媛当时二十岁，是成化癸巳年秋七月十一日去世的。

编者说：尧、舜是人伦道德的典范，孔子是礼法的宗师。凡事既有开端，就应当有始有终。

《弘道录》卷第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