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16

兄弟之义

万章问：“请问，有人说舜把象流放了，这是什么意思？”

孟子回答：“象不能在自己的封国内有所作为，天子便派官吏治理他的封国，并收取贡赋。因此说舜流放了象。难道舜会让象残害百姓吗？”

《弘道录》说：我细看象的行为，觉得他并没有坏到后世那些人的程度。管叔、蔡叔监督殷地，曹参做齐国的相，贾谊做梁国的相，董仲舒做江都的相，天子又何尝不曾派官吏治理他们所在的封国？但这些人仍然很少能不残害百姓。由此可见，象想要的只是富贵：得到贡赋也就满足了。后世的人所求，却往往是以残暴为主，任意逞强，把势力越扩越大。即便有大舜那样仁爱、尽义的人，又怎能总是妥善处置这类事情呢？

太康（夏朝君主）尸位素餐，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德行，百姓都背离了他。他整日游乐，没有节制，到洛水以外的地方打猎，一连百日不归。有穷氏首领后羿趁百姓无法忍受太康的统治，便在黄河边拦截他。

太康的五个弟弟陪着母亲跟随他，等候在洛水岸边。五人都心怀怨愤，便讲述大禹的告诫，作了五首歌。其中第一首说：

“先祖有训：百姓可以亲近，不可轻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我看天下的百姓，即使是愚夫愚妇，也各有胜过我的地方。君主一再犯错，怨恨哪里会等到事情明白显露后才出现？看不见的征兆，也应当留心。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着六匹马、手握快要朽断的缰绳。身为君主，怎么能不谨慎？”

第二首说：

“古训有言：内里沉迷女色，外出沉迷打猎；酗酒贪杯，沉迷音乐；建造高大的房屋，修饰华美的墙壁。这些事只要沾上一样，没有不走向灭亡的。”

第三首说：

“从前陶唐氏（传说中的尧）拥有冀州一带，如今却失去了正道，扰乱纲纪，最终走到灭亡的地步。”

第四首说：

“圣明啊，我们的先祖，曾是万国之君。他留下法度和准则，传给子孙。关石、和钧等度量衡制度，本是王府治理天下的准则。若荒废祖先留下的事业，就会覆灭宗族、断绝祭祀。”

第五首说：

“唉，我们还能归向何处？心中满是悲伤。百姓都把我当作仇敌，我还能依靠谁？忧愁郁结在心，脸上厚颜无耻，内心却羞愧难当。若不谨慎修养德行，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挽回？”

《弘道录》说：细细品味这五首歌，能感到其中意味深切、情意哀伤，措辞也含蓄蕴藉。

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父师是决意留下来，尽力辅佐殷王；若不能挽救局面，也愿以此向先王交代，不肯顾自安身而逃走。

益避禹之子启，住到箕山北面。天下人说：“这是因为启贤能而又恭敬。”羿把启的儿子赶到黄河北岸。启的五个儿子作《五子之歌》说：“万民都把我当仇人。”这是因为他们不谨慎修养德行。由此看来，虽然祸患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夷羿也只是借机而入。假如当时有殷商的伊尹那样的人，谁能断定夏朝就不可以辅佐太甲？又何必把启的儿子拒之门外呢？

上有大禹和启留下的基业，宫内有五位贤明的儿子与他们的母亲。羿的阴谋虽不敢马上施展，却已难以拔除。所以说：“怨祸难道只在显露之处吗？看不见的苗头，更应当留心察看。”唉，君王放纵马匹、荒废国政，国家根基便会动摇；沉迷女色、狩猎游乐，终将使国家灭亡。相隔千年，读到这里却不深深叹息的人，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究竟是什么心肠呢？

微子说：“父师、少师，殷商恐怕不能再端正四方、治理天下了。我们的祖先曾使国家安定，功业昭著于上；我却沉溺于酒，败坏德行，使政事混乱于下。殷商上下无论大小官员，都喜好偷盗、作乱和违法。卿士们彼此效仿，违背法度；凡是犯了罪的人，常常得不到惩处。百姓如今纷纷起来，彼此为敌。殷商恐怕就要倾覆了，好比涉水过大河，却找不到渡口和岸边。殷商终将灭亡，到了今天，父师、少师，我恐怕已经发疯了：我们这一家年老的人，还是逃到荒远之地去吧。如今你们也将遭逢覆亡，该怎么办呢？”

父师说：“王子啊，天降灾祸，使殷国荒乱。国家正陷在沉溺于酒的风气里，人们不再敬畏该敬畏的事物，违逆年长者和从前任职的老臣。如今殷民竟偷盗祭祀神灵所用的纯色牲畜，甚至把祭品拿来吃，还以为不会遭灾。上天监察殷民，使他们相互治理、相互惩罚；他们像仇敌一样聚敛财物、召来祸患，毫不停止。罪恶汇聚在一起，百姓受尽困苦，却没有人劝告君王。商朝如今必有灾祸，我们若起来辅佐，也会一同承受败亡。商朝若是覆灭，我不愿做别国的臣仆。我劝王子出去避祸，王子若不肯走，我也会因此遭到覆亡。各人自己作出决定，向先王交代；我不考虑逃走保全自己。”

《弘道录》按语说：“仔细体会这段文字，‘如今你们也将覆亡，该怎么办呢’，这里的‘你们’是指父师、少师。微子这样说，是想催促他们决定去留。至于‘各人自己作出决定，向先王交代；我不考虑逃走保全自己’，则是父师表明决心留下来。”

“诏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颠隮者箕子”，意思是：告知王子应当离去的道理；王子若不离去，我便会遭受倾覆之祸。这两句话是这一篇的纲领。

“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者”，是箕子在说自己应当这样做，并不是说微子谋划保全宗庙祭祀、把自己献给先王，比干谋划以死进谏、把自己献给先王，而箕子谋划佯装疯狂、把自己献给先王。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也是商朝宗族中的长者，先王的宗属都依附于他；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是殷商的长嗣，受到帝乙倚重庇护。

宗国即使遭逢祸乱，宗族长者若离开，先王还能指望谁？宗子若注定要覆亡，长嗣若不离开，血脉又由谁保存？这就是箕子要“自靖人、自献于先王”的缘由。他起初并不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招致逃亡之祸。至于比干，虽然也是纣王的叔父，但比起箕子，他不是宗族长者；比起微子，他也不是继承人。该死便死，又何必事先谋划呢？《集注》疑惑比干独独没有说法，孔氏认为三人心意相同，所以不再重复说明。唉，这话真能算是解释吗？

周公说：“君王啊，天不怜悯殷，降下丧亡之祸。殷已经失去天命，我们周已经承受了天命。我不敢断言：殷的根基还能长久安稳、永远享有福庆；也不敢断言：事情最后一定会走向不祥。唉，君王已经说过‘这是我的责任’。我也不敢在上帝的天命面前安逸，不敢不长久敬畏天威。我们这些臣民没有过错，也没有违背君王；但若后世子孙不能恭敬天地，便会阻断、丧失先人的光明。如今只有我旦（周公旦）能匡正此事，使先人的光明延续，施加于我们的幼主身上。

“君王啊，天赐福寿，使人安居平和，又保佑殷商。殷商的后嗣却使天威消失。如今你若长久记住这一点，就能巩固天命，治理邦国，使我们的事业彰明。如今我旦年幼，像要渡过大河一样；我前去辅佐你，君王啊，你就能渡过难关。唉，正是有这两位先人（文王、武王）坚定地辅佐我们，我们才能走到今天的福境。我必定勤勉不怠、不自满，使文王的功业得以完成。从海角到日出的地方，没有不遵从的。”

我读《君奭》这篇文章时，总会不由得起身长叹。召公明明是周公的弟弟，周公却称他为“君奭”；周公明明是召公的兄长，召公却称周公为“小子”。两位公虽然年长，彼此的敬意却始终不减。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互扶助、尽心尽力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周公留在朝中辅佐君王，召公告老退隐，两人都没有半点私心。因此，面对君主，应当心怀敬畏，不可不时时惦念；面对国家大业，应当努力修治，不可不尽心周全；顺应天意，应当深明其中的道理，不可不诚信笃实；面对天命，应当明白它昭然可见，不可不使其长久延续。如今即使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在位，国政仍可能流于虚浮草率。

宋哲宗时期，司马光、公著执政，范纯仁任臣；宣仁太后去世后，哲宗召回章惇、蔡卞任用，天下因而大乱，宋朝国运也随之衰败，天命离去。读到这里，读者大概都会为之落泪；那么读《君奭》而不更加感叹的人，恐怕很少。

《蔡仲之命》记载：周公担任冢宰（百官之长），统领百官时，叔父们散布流言。周公于是依法处置管叔，在商地将他诛杀；把蔡叔囚禁在郭邻，派七辆车押送；又把霍叔降为平民，三年不予录用。后来，蔡仲能够恭敬守德，周公便任命他为卿士。蔡叔去世后，周公才命周成王封蔡仲于蔡国。

成王说：“小子胡（蔡仲的名），你改过自新，遵循德行，谨慎行事，所以我命你到东方受封。去治理你的封国吧，要恭谨啊！你要弥补前人的过失，做到忠诚、孝顺，从自己做起，勤勉不懈，为后世留下准则。要遵循你的祖父文王留下的常法，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王命。

“皇天并不偏袒谁，只辅佐有德之人；民心也没有固定归属，只会归向施恩惠的人。行善的方式虽然不同，结果都能促成安定；作恶的方式虽然不同，结果都会造成祸乱。你要引以为戒。事情要有好的开端，也要有好的结尾；能善始善终，最终就不会陷入困境；若不顾及结局，最终便会困顿穷迫。

“努力做好你的政绩，和睦邻邦，以屏护王室，也要使兄弟之间和睦，安抚救济百姓。治理要遵循中正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要审慎观察、听取意见，不要因为偏颇的言论就改变法度。若能做到这些，我就会赞许你。”

《弘道录》说：周公封蔡仲，怎么能与季友的后代庆父……

父亲（鲁庄公）听信了谗言，才下令制止那些流言；后来又因管仲受胁迫而将他囚禁。这样一来，难道就要断绝对管仲的祭祀吗？齐桓公不但不记旧仇，还任用他为卿士。他的胸怀如同天地日月一般宽广。正因如此，不到一天，天下便清明安定了。

《左传》记载：鲁庄公没有嫡子，曾在党氏家筑台，见到孟任，便喜欢上她。孟任生下子般后，鲁庄公想立子般为继承人，便询问叔牙。叔牙说：“鲁国一向实行兄终弟及的继承办法。庆父还在，您又有什么可忧虑的？”鲁庄公退下后，又问季友。季友说：“我愿以死辅佐子般。”

庄公告诉季友：“叔牙该怎么办？”季友便假托君命，派人命令叔牙在针巫氏那里等候。季友随后让针季拿毒酒给叔牙，说：“喝下这杯酒，你的后代还能留在鲁国；不喝，你死后也会断绝后嗣。”叔牙喝了酒，走到达泉便死了。他的儿子后来被立为叔孙氏的祖先。

鲁庄公去世后，季友拥立子般。庆父却派人到党氏家杀了子般，又拥立公子开，就是鲁闵公。哀姜与庆父合谋杀死闵公，想让庆父即位。庆父又派卜齮在武闱杀了闵公。季友带着闵公的兄长申逃往邾国。鲁国人不愿拥立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国。季友回国拥立申为鲁僖公，并用财物向莒国请求交还庆父。莒国把庆父送回鲁国。庆父走到密地时，派公子鱼求情，僖公没有答应。公子鱼哭着离去。庆父听见哭声，说：“这是奚斯的声音。”随后便自缢而死。他的后代后来成为孟氏。

《弘道錄》说：我看季友的事，像是处在险境中，虽有所求也只能得到小利，还没有真正明白大义。邾定公曾说：“臣子弑君，凡在官任职的人，都应杀无赦；还要毁掉凶手的房屋，挖毁他的宫室，使那里成为赤地。”邾国虽小，尚且能严肃处置弑君之罪，难道鲁国这样的大国会不知道这道理吗？正因大义不明，后来才又发生杀死恶及、视等人的事。祸乱接连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春秋》只记载庆父出逃，却不明说他怎样死去，其中自有圣人的用意。

宋公派邾文公在次睢之杜用鄫国国君作祭品，想借此使东夷归附。司马子鱼说：“古人祭祀时，不拿六畜互相充作祭品；小事不用大牲，更何况竟敢用人来祭？祭祀本是为了人……”

“神明是祭祀的主宰；若任用这样的人，又有谁会来享用祭品呢？”齐桓公曾保全三个已经灭亡的国家，并把它们交还给诸侯。即使如此，义士仍认为他的德行浅薄。如今他一次会盟就残害两个国家的君主，又任用那些淫乱昏庸的鬼神，想凭此成就霸业，不是很难吗？能保住性命，已经算是幸运了。

宋国人围攻曹国。子鱼（宋国大夫）对宋公说：“周文王听说崇国德行败坏，便出兵讨伐。军队围攻三十天，崇国仍不投降，文王就退兵，整顿教化，然后再次出兵，崇国这才灭亡。《诗经》说：‘先以礼法教化自己的妻子，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国。’如今君王的德行恐怕还有欠缺，却要去讨伐别人，这怎么行呢？何不先在国内省察自己的德行？自身没有缺失，然后再采取行动。”

《弘道錄》评论说：《春秋》讥讽世代担任卿大夫的家族，子鱼家世代担任左师，他怎么能算无足轻重呢？他祖先商的先公曾不忍心用网捕鸟，如今却要用人来代替牲畜祭祀；百姓久旱，盼望云雨，如同盼望救命之物，如今却要用威势胁迫众人。孔子曾责备宰我提出让百姓战栗的言论；伯益辅佐大禹，以修明文德、推行教化为要务。子鱼的劝谏，大概也承继了圣贤的遗范吧？可惜他的话不足以让宋公听进去。

宣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鲁公弟叔盻去世。《春秋》为什么称他为“公弟”？是因为赞许他。为什么赞许他？因为宣公弑君篡位，他反对这件事。既然反对，为什么不离开呢？有人说：“因为他是兄弟，怎么能离去？”叔盻把财物交给宣公，说：“我已经够用了。”之后靠编织草鞋谋生，终身不吃宣公的俸禄。君子认为，他这样既顾念亲情，又不接受不义之财，恩义处理得通达，所以《春秋》称许他。

《弘道錄》评论说：叔盻难道不是清廉之士吗？襄仲弑杀国君、宣公篡位自立，这些人都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假如叔盻有季友那样的权势，可以驱逐牙、拥立闵公；也可以诛杀孟氏，辅佐僖公。但他既没有这样做，只因手足亲情，反而甘愿受仇敌驱使，任由他们践踏、杀害罢了。圣人究竟赞许他什么呢？赞许他不取不义之物、不吃不义之食。他既没有避开兄长、离弃母亲的嫌疑，内心又能安于清贫，不贪图荣华富贵；叔盻的品格远超常人，哪里是于陵仲子（以清高自守著称的人）所能比得上的呢？

曹子臧名叫欣时，是鲁宣公的庶子。宣公曾与晋国会合攻打秦国，后来在军中去世。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又派子臧去迎接宣公的灵柩。负刍杀了太子，自立为君，这就是曹成公。诸侯都请求讨伐他。子臧认为成公不义，准备出国逃亡。国人听说后，纷纷跟随子臧一同离开。成公因此害怕，亲自承认罪过，并请求子臧留下。子臧这才回来，把自己的封邑交还国家。

第二年，成公在戚地与诸侯会盟。晋侯把他拘捕，押送到周王室。诸侯都认为子臧贤德，打算到周王室推举他为君。子臧推辞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圣人通达事理，能顺应时势；次一等的人守住本分；最下等的人失去操守。做君主不合乎我的操守。我虽不能成为圣人，难道敢失去自己应守的操守吗？”于是他逃到宋国。

三年后，曹国人向晋国请求。晋侯对曹国人说：“只要子臧回来，我就把你们的君主归还给你们。”子臧不得已回到曹国，等待晋国的处置。不久，晋国人又向周王室请求，放成公回国。子臧于是把封邑全部交出，也交出自己的一切权位，终身不再做官。

《录》评论说：所谓“节”（节制、止住），就是事物已经离散时，应当设法使它止息收敛。因此，《易经》中的“节”卦排在“涣”卦之后；“涣”有离散之意，“节”则有收束、止散之意。卦象说：“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意思是，不走出门户庭院，便能明白何时通达、何时受阻。

负刍的罪行，上达于天，失去民心，也被诸侯盟国所唾弃。他的情形，并不像宣公以杀害太子的方式夺位之后，国人没有异议、诸侯也没有不同说法那样。为政的人，何不趁国人同心、诸侯一致认为他有罪之时，请求天子讨伐负刍，以惩治他杀害太子的罪行？这正是惩治宫廷中的罪恶，使伦理纲常从崩坏中重新振作，使天地间的正道从昏暗中恢复光明。这样的做法，难道不就是“节”吗？

子臧不明白这个道理，只守着个人的小小信义，结果反而让显而易见的大恶不断蔓延。于是，上天的惩罚几乎就要施行，却又被堵住；人的私欲更加放纵，也越来越难以收拾。从此，乱臣贼子便接连出现在后世。孟子不是说过吗：仲子认为齐国不义，即使把齐国给他，他也不接受，人人都相信他确实如此；这不过是因为他舍弃了一篮饭、一碗汤那样的小节义。可惜当时没有人用这个道理来责备子臧。

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小儿子。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其次是余祭、余昧，最小的是季札。季札贤能，寿梦想立他为王，季札推辞不受。于是诸樊继位，暂时代行国事。

诸樊守丧期满后，按照父亲的遗命把王位让给季札，并解释说：“曹宣公去世时，诸侯和曹国人认为曹国新君不合道义，想立子臧。子臧离开曹国，以此成全曹君。孔子称赞他守住了节义。您是按道义继承君位的人，谁敢违背您？我若占有这个国家，就不合我的节义。我虽不贤，愿意效法子臧。”吴国人坚持拥立季札，季札便离开家去耕田，诸樊这才作罢。

诸樊去世后，余祭继位。他想按兄弟次序传位，最终把王位交给季札，以此回应父亲的心愿。余祭在位十七年后去世，弟弟余昧继位。余昧去世时，也想把王位交给季札。季札却逃离吴国。于是吴国人立余昧的儿子僚为王。

诸樊的儿子光认为，父亲让兄弟依次继位，是想把王位传给季札；既然季札不肯接受，自己就应当继位。于是他派人杀死僚，自立为王，这就是阖闾。季札从晋国回来后说：“只要先君的祭祀没有断绝，百姓没有失去君主，社稷有人奉祀，国家没有倾覆，那就是我的君主，我敢怨谁？哀悼死者，侍奉在位的人，等待天命，这不是我引起的祸乱。顺从先人的规矩，才是正道。”他回去向僚的墓哭告，恢复原来的职位，等待命运安排。

《弘道錄》评论说：季札不接受王位，怎能和曹国的子臧相提并论？诸樊没有篡位之心，他把王位让出，是因为尊重父命。季札说“您是按道义继承君位的人，谁敢违背您”，是把父子兄弟的伦理亲情看得更重。此后依次由余祭、余昧、季札继位，谁能说不妥呢？问题在于王僚不肯这样做。启发光篡位的，王僚确实有责任；吴国的大夫和百姓也不能说毫无过错。有人认为季札不肯接受王位才导致后来让国之争，这是不对的。

此外，寿梦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也不像周代那样出于极高的德行。寿梦起初僭称为王，却想让季札仿效周公旦辅佐王室、文王承继天命的做法。这正是季札深感忧惧之处，只是他的意思隐晦，没有说出来，别人都不知道，唯独季札明白。

他怎能不屡次避开自己的踪迹呢？我认为，孔子特别看重季札，大概正因为季札心中有意，却不把它说出来。

（季札去世后，孔子在墓碑上题写：“唉，这是延陵季子的墓。”意思正是如此。）

晋国的邢侯和雍子长期争夺鄐地的田产，始终没有判决。士景伯前往楚国后，叔鱼代为审理此案。韩宣子命他审理旧案，判定责任在雍子。雍子把女儿送给叔鱼，叔鱼便偏袒他，把罪责判给邢侯。邢侯大怒，在朝廷上杀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这三人的罪责。叔向说：“三人罪责相同，判一个活罪、两个死罪，也可以。雍子明知自己有罪，却用贿赂买通判决；叔鱼（名鲋）出卖司法、枉法断案；邢侯擅自杀人。应当处死邢侯，把雍子和叔鱼的尸体陈列在集市上。”孔子说：“叔向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之人。他制定刑罚，不因亲近的人而隐瞒罪责。叔鱼的恶行如此重大，他没有为了顾全情面而稍稍减轻刑罚，这正体现了他的道义。”

《弘道錄》评论说：从前叔向劝谏母亲时，母亲说“我怕生下龙蛇”，又说“狼崽子会有狼的野心”。羊舌氏怎么这样不幸，竟有这样的后代！狼天性贪婪，蛇天性凶猛；当时还没有教诲叔鱼放纵邪行。到了雍子招致祸患时，这三种恶性都齐备了。叔向即使想减轻他们的罪，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减轻呢？

《前汉书》记载：朱虚侯刘章见诸吕专权掌政，因刘氏宗族不能任职而愤怒。有一次，他入宫陪宴饮酒，自请说：“臣是将门之后，请允许我按军法主持酒令。”吕氏中有一人喝醉后逃避酒令，刘章拔剑追上去将他斩杀。吕太后此前已经准许他按军法行事，因此无法治他的罪。从此以后，诸吕忌惮朱虚侯，刘氏宗族的势力也日益强大。

《弘道錄》评论说：武侯把唐朝宗室全部杀尽，而吕后没有杀朱虚侯，是因为齐国可以作为后盾。这样看来，吕氏也可以说是毫无谋略。她们只凭着亲属关系笼络人，却不知道对方真正愿意亲近的原因并非亲属关系；只凭借兵力壮大吕氏，却不知道真正能使吕氏强大的并非兵力。因此，军队可以被夺走，刘章的志向却无法夺走；兵力可以倚仗，灌婴的谋略却不能倚仗。到这一步，吕氏也就无计可施了。

《后汉书》记载：光武帝与兄长刘縯的声望日益提高，新市、平林两支起义军被平定之后……

诸位将领暗中劝更始帝除掉刘縯。恰好，部将刘稷听说更始帝即位后，愤怒地说：“当初起兵图谋大事的，是伯升兄弟。如今这个更始帝算什么人？”于是，更始帝逮捕刘稷，准备杀他。刘縯坚决为刘稷争辩，李轶、宋鲔却劝更始帝借此一并逮捕刘縯，当天便杀了他。

刘秀的属官前来慰问吊唁，刘秀不与他们私下交谈，只是深深地回避；他也不敢公开为刘縯服丧。每当独自一人时，刘秀就不吃酒肉，也不靠枕躺卧，常有哭泣流泪的地方。只有主簿冯异宽慰他。刘秀制止冯异说：“你不要乱说。”冯异于是进言：“更始帝政事混乱，百姓没有可以依靠、拥戴的人。百姓长期饥渴，很容易接受眼前能让他们吃饱的东西。如今您掌管一方，可以专断处理政务，派遣属官巡察郡县，宣扬恩德。”刘秀深深接受了他的建议。

《录》评论说：《周易·坎卦》初六爻辞说：“重重陷入险坑，又落进深坑，凶险。”象辞解释说：“重重陷入险坑，又落进深坑，是因为失去了正道，所以凶险。”刘縯好行侠义，行事轻率，身处盗乱纷起的时代，正像是不断陷入险境。刘秀虽与刘縯同样具备汉高祖那种刚柔相济的条件，但柔和的处世之道尚未确立，上面又没有援助，怎么可能把伯升从险境中救出来？所以刘縯之死，原本就有其缘由。

然而，刘秀的征兆原本对应《坎卦》初六的另一层含义：“身处险境而心怀诚信，内心通达；继续前行，会有收获。”刘秀有刚毅而守中的才能，冯异又是深沉稳重的辅佐之臣；继续前行终会建功，因此冯异的话容易被采纳，刘秀也深深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正是身处险境而不失诚信的表现。后来刘秀以赤诚之心归顺汉室，最终建立大功、受到褒奖，难道不正是内心通达的结果吗？

刘纡是汉宣帝的曾孙。宣帝把儿子刘囂封在楚地，称为孝王。孝王生思王刘衍，刘衍生刘纡，刘纡生刘般。从刘囂到刘般，历代积累仁义，世代都以名声和操守著称，其中刘纡尤其仁慈厚道。

刘纡很早就失去了母亲。他同母所生的弟弟原乡侯刘平年纪还小，刘纡亲自抚养他，常常和他同床而卧，饮食也与他同享，直到刘平成年，都不曾离开他身边。刘平病逝后，刘纡悲痛哭泣，甚至吐血，几个月后也去世了。

后来，光武帝封刘般为菑丘侯，让他奉祀孝王。汉明帝征召刘般担任执金吾，并兼任屯骑校尉；汉章帝又任命他为长乐少府、宗正。刘般任职期间，多次就政事提出意见；他收养、照顾宗族亲属，尤其以践行仁义著称，当时的人都称赞他。

《弘道錄》记载：当时朝廷正大力提倡谦让和兄弟和睦，认为这种品行应当从宗族内部推行，进而影响天下。想要不成为合乎道义的人，恐怕很难吧？与这种风气相比，那些为了几斗米、一匹布而互相争夺的传闻，实在相去甚远。于是将杜林和赵氏兄弟的事记载下来。

杜林和弟弟杜成（原文作“成”）都喜爱学习，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博学的儒者。王莽末年天下动乱，盗贼四起，杜林寄居在河西。隗嚣听说杜林有志气、守节操，十分敬重他，任命他为掌管文书的官员。

后来天下平定，杜林因病请求离职，辞去俸禄，准备回乡。隗嚣想强留他，杜林便称病很重。隗嚣虽希望他留下，却也尽量宽容，最后下令说：“杜伯林（杜林，字伯林）这样的人，天子不能把他当作臣下，诸侯也不能把他当作普通朋友。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的粮食为耻，如今我姑且把杜林置于师友之位，等待道义通达、时机合适时，再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杜林虽然受隗嚣控制，却始终不肯屈从失节。后来，他因家中有丧事，获准向东返回。隗嚣放他离开后又感到后悔，派刺客杨贤追赶，打算拦路杀死他。杨贤见杜林亲自推着鹿车，车上载着弟弟的灵柩，感叹道：“如今世上还有谁能这样践行道义？我虽然是个小人，又怎忍心杀害义士？”于是逃走了。

光武帝听说此事后，征召杜林，任命他为侍御史。光武帝召见他，向他询问经书、旧事和西州的情况，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后来皇太子刘疆请求受封为东海王，朝廷重新挑选他的属官，任命杜林为王傅，并特别赏赐他。杜林最终担任大司空，因称职而受到赞誉。

赵孝、赵礼兄弟谦恭友爱，品行笃实。天下大乱时，发生了人吃人的惨事。赵礼被盗贼抓住，盗贼准备把他煮来吃。赵孝便把自己捆起来，主动送到盗贼面前，要求用自己代替弟弟受烹。盗贼们觉得这事不同寻常，便没有杀他们。乡里的人都敬佩他们的道义。州郡多次征召兄弟二人，他们都没有应命。

永平年间，明帝刘庄听说赵孝的名声，下诏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后来又升任侍中、长乐卫尉。朝廷也征召弟弟赵礼，任命他为御史中丞。皇帝想特别恩宠他们，下诏让赵礼每十天到卫尉府一次，官府派太官送来供品，让兄弟俩相聚尽兴。几年后赵礼去世，皇帝命赵孝带着属官为他送葬，并按一定礼仪安葬。后来赵孝没有儿子，朝廷便任命赵礼的两个儿子为郎官。

《弘道錄》说：我认为，杜林起初因盗贼作乱而被隗嚣留用，最终又在路上遭遇盗贼劫杀之事，却因杨贤的义举得以脱险。至于赵氏兄弟二人，在生死只隔一瞬之际……

那时，人们哪里会想到，鄧攸身为王傅（辅导太子的官），有公孤（辅佐君主或太子的高位官员）爵位，又年长居尊，竟会这样做呢？他甘愿舍弃亲生儿子、保全侄子，以至于断了后嗣。他的义行一时传开，众人纷纷仿效。虽说这是因为人们信服他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上天在助成这件事。否则，那些刺客、饿死的人之类，又怎会甘心仿效这种义举呢？而鄧攸终身没有后嗣，这样的事确实罕有。

《晋书》记载：右仆射（官名）鄧攸在永嘉末年陷入石勒（后赵建立者）的势力范围。当时鄧攸用牛马驮着妻儿逃走，又遇上盗贼，牛马被抢，只得步行。他挑着自己的儿子，也带着弟弟的儿子绥。眼看无法同时保全两人，便对妻子说：“我弟弟早年去世，只有这一点骨血，理当不能断绝。只好舍弃我的儿子了。若能活下来，我以后还会有孩子。”妻子哭着答应了。于是他们放下自己的儿子离去，后来鄧攸终究没有后嗣。当时的人敬重并哀怜他，还编了话说：“天道无知，竟让鄧伯道没有儿子。”弟弟的儿子绥为鄧攸守丧三年。

《弘道錄》评论说：鄧攸的痛苦，千百年来人们都能体会。史书说他预先把孩子捆在身上，使孩子无法跑动，这难道是慈父仁人的本意吗？不要说天道无知，天道其实是有知的。我认为，这种记载未必符合实情。考察鄧攸被石勒俘获后，曾两次濒临死亡。后来石勒经过泗水，鄧攸才砍坏车子，让牛马驮着妻儿逃走。由此推想，当时必有追兵追赶搜查。孩子年纪大、懂事多，侄子年纪小、懂事少；他把侄子留下、带走自己的儿子，或许是为了拖慢追兵，也为了避免被追兵认出来。这样做不只是出于义气。至于他最终没有后嗣，也许是命数如此，是君子的不幸。若因此苛责鄧攸，恐怕人们就不肯再行义了。这正是本书的用意。

庾衮是明穆皇后吕氏的伯父。他从小勤劳节俭，专心好学，喜欢向人请教。咸宁年间发生大瘟疫，他的两个兄长都去世了，二哥毗也染病垂危。疫病正盛，父母和弟弟们都离开家躲避，只有庾衮独自留下。他亲自照料病人，日夜不眠；期间又抚慰死者的灵柩，守在灵前哀悼，始终没有离开。

十多旬（一个多月）后，瘟疫的势头已经平息，家人便回来了。毗的病也痊愈了，衮也平安无事。衮的几位叔伯都显贵富足，只有父亲仍守着清贫俭朴的生活。衮亲自耕种，供养父母；做事恭谨勤勉。他和弟子修筑篱笆时，会跪着把枝条递给弟子。有人说：“如今你身处幽静隐居之地，何必恭敬到这种地步？”衮回答：“无论身在幽处还是显达之地，都不该改变操守；这不是君子所追求的。”

衮的妻子都出身官宦人家，嫁给衮后却舍弃华丽生活，一同安于贫苦。母亲去世后，衮守丧住在墓旁。有人砍了墓边的柏树，他便叩头流泪，自责说：“是我没有修养好德行，没能保护先人的树木。”父老乡亲都为他落泪。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侵犯那片墓地。乡里和州郡多次推举他担任孝廉（汉代察举科目，推举孝顺廉洁之人）等职，他都不肯屈从改变志向，因而被称为“异行”。

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伐乱政时，张弘等人在阳翟大肆掠夺。衮便率领同族和其他姓氏的人，前往禹山据守。当时百姓安居已久，不懂得如何作战防守。衮说：“古人说，聚集上千人却没有一个人主持，队伍不散也会混乱。”众人说：“如今的领头人，除了您还能有谁？”衮于是与众人约定：“不要仗着险要地势欺人，不要趁着动乱作乱；不要侵扰邻人，不要拆人房屋；不要砍伐别人种植的树木；谋划要合乎德行，行动要符合道义。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渡过危难。”众人都听从了他。

贼兵到来时，衮整顿部属、排列队伍，命令众人拉满弓却不要放箭。贼兵佩服他们谨慎克制，也畏惧队伍严整，因此都退走了。当时人们称赞说：“天冷之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又说：“遇事谨慎，善于谋划，事情就能办成；这不正是衮的不同寻常之处吗？”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晋代风俗败坏，却出了衮这样品行不凡的人。他的存在，难道不让那些明里有愧于八王、暗中有愧于裴卫的人感到惭愧吗？也让生前可耻于元规、死后羞于叔预的人无地自容吧？衮只经历一次疾病，便显出松柏耐寒的品格；而有些人历经八王之乱，仍认不出能挽救危局的忠臣，两者相差何止天壤。众人都富贵显达，唯独父亲守贫；这与欲望无厌、贪心不止的人相比，何其悬殊。衮临事谨慎、善于谋划而能成事，与那些轻率挑起祸乱、谋划浅薄而引发争端的人相比，又是多么不同。衮身处幽静或显达之地都不改变操守，办事勤恳谨慎；而那些心怀毒计、互相加害、凶恶叛逆、放纵妄为的人又……

何必分什么南北呢？由此可知，鬼魅纷纷现形，而阳刚正大的德行更加彰显；污秽之事纷纷传扬，而光明正直的人格更加清楚。若没有叔褒这样的人，又怎能称得上是晋代的日月呢？（开头似承接上文，原文语意不够完整；“叔褒”所指也需结合前文判断。）

《南史》记载：谢弘微（东晋至南朝宋间人物）年幼时端庄谨慎。叔父谢混（字叔源）见了他，觉得他与众不同，说：“这孩子内心深沉，天资聪敏，将来一定能成才。”

谢弘微十岁时，过继给从叔谢峻。谢峻是司空谢琰的次子。谢弘微和谢峻本来只是较远的亲戚，平素并不相识，但他随即承接了这门亲事，一切都合乎礼法与情理。义熙初年，他承袭谢峻的爵位，成为建昌县侯。

谢弘微家境一向贫寒俭朴，而过继后继承的家产和俸禄却很丰厚。他一概不占用这些财物。谢混风度高雅，性情孤峻，很少与人交往，只和族中晚辈谢灵运（袭封康乐公）、谢瞻、谢曜以及谢弘微往来，一起欣赏文章、谈论义理。他们曾常在一起宴饮相聚，住在乌衣巷，因此这群人的交游被称为“乌衣之游”。除此之外，即使是声望很高的人，也不敢轻易登门拜访。

谢瞻等人文才出众、口才敏捷，谢弘微却常凭简练的言辞令他们折服。谢混尤其敬重他，称他为“微子”。

后来，谢混因与刘毅结党而被诛杀。朝廷下诏，让晋陵公主与谢家断绝婚姻关系，改嫁琅琊王，并把谢家的家务托付给谢弘微。谢家世代担任宰辅，一门中有两人受封，田产有十多处，僮仆多达千人。谢混只有两个女儿。

谢弘微打理家业，就像办理公事一样认真。哪怕是一钱、一尺布的收支，都有账簿记录。高祖（刘裕）登基后，因公主坚守情义、持节守志，准许她回到谢家。从谢混去世到这时，已经过去九年；谢家宅院依旧修缮整齐，仓库充实，门下的门客和从事劳作的人也和往常一样，田地开垦得比从前还多。

公主感叹说：“谢仆射（谢混）平生看重这个孩子，真可谓有识人之明。仆射虽已去世，却仿佛没有离开。”

无论亲属姻亲，还是僧俗故旧，凡是见到公主的处境的人，进门后无不叹息，有些甚至流下眼泪。他们都被谢弘微的情义所感动。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乌衣巷这群人的交游，真可谓芝兰玉树，光彩照耀当时。像叔源（谢混）那样有识见，康乐（谢灵运）那样才华出众，宣远（谢瞻）那样清明通达，宣明（谢曜）那样杰出有为，然而他们都没能善终。唯独“微子”（谢弘微）没有什么过失。原因是什么呢？《易经·小过卦》说：“弗遇……”

青诸子并不是没有才干，只是虽然办事有能力，却都刚强急躁，自负其气，倚仗才华，操守又不够笃实。他们违背情理，做事过分，所以招来凶祸。文中所说的“过之飞鸟、离之凶”，就是这个意思。

若微子（此处所指的人名）生性严正，行事又修身谨慎。他侍奉继母，比侍奉亲生母亲还要尽心；内心诚敬，与神明相通；对外谨慎，不轻易说笑。他廉洁知耻，很少与人争执，品行端正。正如《论语》所说：“恭敬过了头，丧礼过于悲哀，日用过于节俭。”这样的人，无论到哪里会得不到善待呢？

《弘道录》卷第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