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17

兄弟之义

《唐书》记载，虞世南和哥哥虞世基一同跟随吴地的顾野王学习。十多年里，他们专心钻研，从不懈怠，有时连续几十天不洗脸、不梳头。虞世南的文章典雅华美，仰慕尚书仆射徐陵的文风。徐陵也认为他的风格与自己相近，因此虞世南逐渐有了名声。

陈天嘉年间，陈文帝听说兄弟二人学识渊博，派使者到他们家中探望。虞世基的文章言辞清劲，胜过虞世南；但论内容的丰富广博，则不及虞世南。当时评论者把他们比作晋代的陆机、陆云兄弟。隋炀帝大业年间，虞世基多次升迁，官至秘书郎。后来他得到皇帝宠信，地位显贵，妻妾的服饰和日常用度都近似王侯。

虞世南则一直安于清贫，操守不改。宇文化及杀害虞世基时，虞世南抱住哥哥，哭喊着请求代兄受死，却未能如愿。从此他悲伤过度，形容憔悴。唐朝建立后，他担任弘文馆学士。当时他已经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归乡，唐太宗都不准。太宗很器重他，因为他外表像个儒雅谨慎、仿佛连衣服也承受不住的人，内心却刚毅强烈，议论事情总能坚守正道。

太宗曾说：“我和虞世南商议古今之事，只要有一句话说错，他没有不感到遗憾的。”他的恳切忠诚就是如此。太宗还称赞他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法。虞世南去世时八十一岁。

《弘道录》编者说：我看虞氏兄弟二人，一个在隋朝显达，一个在唐朝奋发有为。在隋朝显达的虞世基，像春日百花盛开，光彩一时；当时人们把他比作晋代陆机、陆云兄弟，并非没有道理。在唐朝奋发有为的虞世南，则像晚秋的菊花含苞吐香，香气传遍四方。因此世人称赞他有“五绝”，无人能与他相比。人的际遇各不相同，人生的始末也大不一样。由此可见，人怎能因为一时的困顿或显达、早年或晚年境遇不同，就改变自己的操守呢？

崔邠（邠，读音 bīn）和字处仁的兄弟共六人，分别是酆、郾、郇、鄯、郸和崔邠。他们都做到三品官。崔家兄弟中，有人五次担任礼部官员、两次担任吏部官员；唐朝建立以来，这样的情况从未有过。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家族中即使是隔了四代、按礼制只需穿缌麻丧服的亲属，也仍住在一起、共用一处厨房。当时善于治家的人都推崇他们家的做法。

崔邠以耿直明朗而闻名，唐宪宗器重他，任命他为太常卿。他刚到任时，检阅四部乐（宫廷乐舞的四类乐队），京城百姓都出来围观。崔邠亲自陪同弟弟们搀扶母亲的车辇前行，路过的公卿见了都避让道路。京城百姓认为这件事很荣耀。

崔郾的儿子崔广略，仪表高大秀美，……

仰望并敬慕他的人，即使地位低微，也不敢欺瞒他。他每次考核官吏，都亲自拿着考核条例，决定褒奖或贬斥。

遇到荒年，他一定会救济偏远地方的人；从不囤积财物，有人需要帮助，就立刻周济。亲友旧交来往时，他待人和气，家中子弟也受他的影响。鄯左金吾卫大将军去世时，家中没有因此遭殃；李训之乱（唐代的一场政治变乱）发生时，他家也没有受到牵连。人们认为，这是积善带来的福报。

他后来以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的身份，兼任淮南节度使。他住在光德里，在那里修建了一间斋室。宣宗听说后感叹道：“鄲氏一门孝顺友爱，足以成为士族的典范。”于是亲笔题写“德星堂”。后来，京兆府又以这条街巷为“德星社”命名。

《弘道錄》评论说：

柳氏曾说：“修道之人应以德行和学问为根本，以正直刚毅为枝叶。根扎得深而枝叶尚未长成，或许还可以等待时机；枝叶虽繁茂却没有根，即使遇上充足的雨水，也活不长久。至于孝顺慈爱、友爱兄弟、忠诚守信、笃实践行，就像饮食中的调味品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

从崔氏的事迹中，就能看出这个道理。一个人怎能轻视做世人的表率呢？若自恃家族显赫、声名相继，却因此在富贵中放纵胡为，那么“德星”这个美名也就不会再发光了。

《小学》：

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在公卿之中很有名望，家中也有一套规矩。住宅中门东边有一间小斋。除非要入朝拜见皇帝，他每天清晨都会到小斋。几个儿子仲郢等人穿戴整齐，在中门北侧向父亲晨省问安。

柳公绰在那里处理私事、接待宾客，也和弟弟柳公权及堂弟们一起聚餐。从早到晚，他都待在小斋里。点上蜡烛后，他便让子弟们拿着经书、史书，自己先从头到尾读一遍；读完，再和他们讲论做官、治家的规矩。有时谈论文章，有时听人弹琴。直到夜深、更鼓响起，大家才回房休息。子弟们随后还要在中门北侧向父亲问候晚安。这样过了二十多年，他从未有一天改变这套做法。

遇到饥荒时，子弟们都吃蔬菜。他说：“从前我和兄弟们侍奉父亲、陪他任丹州刺史时，因为学业还没完成，父亲不许我们吃肉。我不敢忘记这件事。”

柳公绰去世后，仲郢完全遵守父亲的规矩。他侍奉叔父柳公权，就像侍奉父亲柳公绰一样。除非病得很重，他见到柳公权时总是穿戴整齐。后来仲郢任京兆尹、盐铁使，有一次在大路上遇见柳公权，便立刻下马，恭敬地……

柳仲郢（唐代官员）手持笏板站着，等柳公权（唐代书法家、官员）经过后，才上马。柳公权傍晚回家时，他一定束好衣带，站在马头前迎接。柳公权多次劝他不必如此，仲郢始终没有因为自己做了官、地位显达而稍有改变。

柳公绰的妻子韩氏，是宰相韩休的曾孙女。她治家严肃，生活节俭，是士大夫家庭的典范。嫁入柳家三年，无论长幼，都不曾见她露齿而笑。她常穿素色绢衣，从不用绫罗锦绣。每次回家探望父母，不乘华丽的车轿，只乘竹制的小轿，由两名穿青衣的侍女步行跟随。她常把苦参、黄连和熊胆制成药丸，分给儿子们；每逢深夜读书，就让他们含着药丸，借此激励他们刻苦用功。

《录》说：史书称柳公绰仁厚而勇敢，柳仲郢端庄严正、简朴清廉。父子二人先后治理过九个藩镇，其中五次任京兆尹、两次任河南尹，从不奏报祥瑞，不滥度僧道，也不宽免贪赃官吏。他们治理藩镇时，急于救济贫困、抚恤孤儿；遇到水灾或旱灾，必提前借粮给百姓；军粮务求精良充足；拖欠的租税则予以免除。驿馆接待设施必加修整，宴请宾客、犒劳军队也务求丰盛。交接任职时，粮食储备和库藏财物总是充足有余。这些是他们做官的准则。至于修身、正家的方法，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所以补录于此。

柳玼（唐代柳氏家族成员）曾写文章告诫子弟说：“败坏名声、招致灾祸、辱没祖先、毁掉家门的事情，最严重的有五种，你们务必牢记。第一，自己贪图安逸，不肯过清淡俭朴的生活；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议论。第二，不懂儒家学问，也不喜爱古代的道理；对前代经典懵然无知却不以为耻，谈论当世之事时反倒谈笑自得。自己见识浅薄，还厌恶别人有学问。第三，厌恶胜过自己的人，喜欢奉承自己的人；只爱嬉笑闲谈，不思考古代的道理。听到别人的优点就嫉妒，听到别人的缺点就宣扬。日久受不正之风影响，德义渐渐消失。虽然身穿士人服饰，和仆役又有什么区别？第四，崇尚悠闲游荡，沉迷饮酒；把举杯饮酒当作高雅，把勤勉做事看成俗气。染上这种习气，很容易荒废时日，等醒悟时就难以悔改。第五，急于追求名声官位，暗中巴结权贵。即使侥幸得到一官半职，也会招来众人的愤怒，难有长久的……”

祖先凭借忠诚、孝顺、勤劳、节俭，才建立起家业；子孙却常因顽劣、放纵、奢侈、傲慢而使家业败落。建立家业难如登天，毁掉家业却容易得像烧掉一根毛。说起这件事，实在令人痛心，你应当牢牢记住。

《弘道錄》说：柳氏世代订有这样的家规，不论长幼、贫富，都应抄写一份放在座位旁边。不要以为这只是给小孩子看的，就不加省察。

《宋史》记载：宋太祖到洛阳时，张齐贤以平民身份献上谋略，分条陈述十件事，其中四件得到太祖认可。太祖回京后对宋太宗说：“我到西都，只遇到一个张齐贤。我现在不想任用他，日后可以让他辅佐你做宰相。”后来太宗即位，举行进士考试，张齐贤也参加了。主管官员选拔失当，把他列在落榜者中。太宗对此不满，便亲自在一榜上写下赐他进士及第，并特别授予他京官和通判的职位。

《弘道錄》评论说：宋太祖留下张齐贤辅佐太宗，太宗也确实有德行、有诚意。当时太宗还没有生起私心，内心尚存公正，所以把那一榜落选者全都赐予进士及第，这可以说是格外施恩、增添荣耀。等到私心一萌生，张齐贤便被搁置一旁，直到赵普再次推荐，才得到重用。赵普说：“陛下若提拔张齐贤，他日后感恩，一定会比现在更深。”太宗听后十分高兴。由此看来，向君王进言的谋划，张齐贤也参与其中，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唉，张齐贤难道辜负了太祖吗？更何况王溥依违两朝，只求在本朝保全自己，又怎么能指望他尽忠进谏、匡正补救呢？

江州陈氏有七百族人。从陈崇起，几代人都没有分家，这是他们的家规。陈氏告诫子孙，要选族中一人主持家事，还建起书堂教育族人。皇帝下诏表彰他们是“义门”，并免除他们的徭役。

陈崇的儿子陈衮、陈衮的儿子陈昉，都与族人同住，不蓄婢女和妾室，族中没有人对此有异议。每次吃饭，全族都坐在宽敞的大厅里；未成年的孩子另设一席。陈氏还建了藏书楼，接待四方的读书人。乡里的人大多受到感化。陈昉的弟弟陈鸿，陈鸿的弟弟陈竞；到了陈竞这一代，子孙越来越多，曾一度苦于粮食不够。

淳化年间（宋太宗年号，990—994），太宗下诏命州府每年借给陈氏粮食二千石。后来陈竞去世，他的堂弟陈旭只接受了借来的粮食……

有人劝旭家节省粮食，撑到秋收；当时正逢歉年，粮价很高。又有人劝旭把官府借给他家的粮食全部拿去卖掉，好趁机获利。旭说：“朝廷体恤我家人口众多、缺粮度日，才把官仓的粮食借给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呢？”皇帝听说后，十分赞赏并加以褒奖。

《弘道录》评论说：竞与旭的关系，正如帝与美的关系；昉对鴻来说，也如同美对昭一样。在这一家中，崇是长辈，昉是他的后辈；昉的弟子是鴻，鴻的弟弟是竞，竞的弟弟是旭。几代人始终一心，从未彼此疏离。可为什么国家的法令反而不如一家之法好，遗命反而不如先人的谋划长远呢？

追究起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不争夺粮食利益。从一粒米到万钟粮，从一家到天下，古代圣贤之所以兢兢业业、不敢放纵自己，正是因为预先涵养了这种心性，不让自己见利忘义。因此，区区江州，陈家却能让长幼七百口和睦共处；堂堂大宋天下，宋家却连一个弟弟、侄子也容不下。皇帝赞叹一个人，却甘愿背负后世万代的骂名，实在是不明事理。

葛宫和弟弟密，世代研习儒学，以道义闻名。真宗时，葛宫进献《太平雅颂》十篇，又献《宝符阁颂》，受到杨亿称赞。他出任南充知县，以施政仁厚闻名，后来升任南剑州知州。南剑州的溪山一带盛产铜、银，官吏借机舞弊牟利。葛宫认为往年收成不好，便改变了做法；一年下来，结余粮款六百万，三司使将此事报告朝廷，认为应当奖赏他。葛宫却说：“天地所产的东西，我怎敢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最终没有把这件事说出去。

后来葛宫调任秀州知州。秀州处在江湖之间，官吏在关口和渡口设卡，向来往的人征税。遇到婚丧等急事、必须赶时间的人，常常因此耽误行程。葛宫下令把这些关卡一律撤除。离任时，他的官职是太子宾客。他性情敦厚，关怀宗族亲友，抚养孤儿和寡妇，许多人因此得以生活下去。

葛宫的弟弟密担任光州推官时，当地豪强李新杀人后，把罪名嫁祸给百姓葛华。密查明真相，为葛华洗清罪名。他也本应得到奖赏，却禀告州官不要声张。密后来做到太常博士。他天性恬淡安静，五十岁时上书请求退休。亲戚和姻亲都劝阻他，他却笑着……

他宁可等到自己身患疾病、年老将死，也不肯一直做官不肯退下来；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余裕呢？

葛书思任建德主簿时，父亲葛密已经年老。葛书思想把父亲接到任所奉养，父亲却写信劝阻他。葛密说：“曾子不肯有一天离开父母身边，难道我会为了五斗米就改变平素的志向吗？”于是他递交辞呈回家奉养父亲。

父亲去世后，葛书思悲伤过度，瘦得只剩骨头。盛夏时节，他也不脱下丧服；服满禫祭（古代丧服期满后的祭礼）后，仍舍不得离开家，在家守了好几年才出仕。

葛书思的兄长葛书元任望江县令。兄弟二人都隶属于淮南监司（负责监察淮南地区官员的官署）。有人越过兄长，推荐葛书思，葛书思便写信请求改荐兄长。对方不肯，他就把任命文书封好退还。他的笃厚重义，由此可见一斑。

葛书思后来官至朝奉郎，也主动告老辞官。他和父亲都没有等到规定的退休年龄便离职，众人都敬重他们。葛书思去世后，谥号为“清孝”。他的事迹载于《儒林传》。

他的孙子葛立方、曾孙葛邲，家族连续五代有人考中进士，三代人担任起草诏令的职务。葛邲后来辅佐宋光宗、宋宁宗两朝，做到宰相。他曾说：“一天十二个时辰里，都不要欺骗自己。”他确实也这样践行了。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葛氏一家，从父祖、子孙到兄弟，德泽流传得多么深远！有人做官时放弃要职、退居闲散，有人身居权位仍端正自身、守住法度；父子都以官职相互砥砺，兄弟之间也互相推让举荐。葛书思获得“清孝”的谥号，又被列入《儒林传》，这些都是前代少见的；五代科举及第、三代执掌诏令文书，在近代也不多见。葛氏一门的成就，岂止可以比作王氏的“三槐”家风？

宋庠和弟弟宋祁一同考中进士。礼部奏报的名次是宋祁第一、宋庠第二。章献太后不愿让弟弟排在兄长前面，便把宋庠擢为第一；宋祁实际列在第十。人们称他们为“二宋”，并以“大宋”“小宋”来区分兄弟二人。两人都擅长文章学问，名声遍及天下。

宝元年间，宋庠以右谏议大夫兼参知政事（副宰相）身份入朝为相。他为人儒雅，熟悉典章旧制，遇到政事总能辨明是非。他与吕夷简多次意见不合，后来被调出京城，任扬州知州。范仲淹离任后，皇帝问章得象谁可以接替，章得象推荐宋祁；但皇帝一向更属意宋庠，便又召他回来担任参知政事。

宋庠天性忠厚。他曾说：“靠欺诈行事、仗着聪明去伤害别人，或是炫耀才能，我都不做。”他去世后，谥号为“元献”。

宋仁宗亲自用篆书为他的墓碑题写“忠规德范之碑”，并赐谥号“景元”。此人尤其擅长写文章和议论，所到之处，处理政事都严明果断，也喜欢制定条文法令。

咸平、天圣年间，他的兄弟们文雅有节操，彼此友爱，在当时很有名声；从宋代以来，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

苏轼与弟弟苏辙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制举考试。宋仁宗读完他们的策论，十分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得到了两位宰相。”宋神宗尤其喜爱苏轼的文章，常在宫中阅读，甚至进餐时也忘了吃饭，称他是天下奇才。苏轼幼年跟随父亲苏洵学习，后来又凭借天赋成就文名。他曾说，写文章如同行云流水，本没有固定的样式，只要常常行于应当行之处，止于不可不止之处就好；即使是嬉笑怒骂的话，也都可以写下来、读出来。他的文章气势浑厚而光彩照人，雄视百代，自有文章以来，这样的作品也很少见。

苏轼起初喜欢读贾谊、陆贽的文章，后来读《庄子》，感叹道：“我从前心里已有所领悟，只是说不出来；如今读到这部书，才发现它说出了我的心意。”他曾对苏辙说：“在当世的读书人中，我看只有你能和我相较高下。”

苏轼从参加科举到出入宫廷侍从，始终以忠于君主为根本。他的规劝直言中肯，气节坚定，群臣中无人能超过他。因此评论者说，他器量见识宏大，议论卓越，文章雄健俊逸，处理政事精明。这四方面都以卓然不群的志向为主，又以奋发进取的气概相辅。他心中所想，言语足以表达谋划；所要做的事，行动足以促成；遇到祸患，也有足够的节义坚守原则。这些都来自他的志向与气概。

苏辙议论政事精确，措辞简洁严谨。王安石最初提出青苗法时，苏辙用几句话加以阻止，此后王安石便不再提起。原文接着说，若非“王广兼傅会”，这项提议就会平息；此处文字疑有讹误，难以确解。苏辙少言寡欲，平日修养深厚，因此能够使人信服。

元祐年间苏轼执政时，竭力反对章惇、蔡确，不赞成调和折中；在讨论黄河改道和免役法时，他与文彦博、司马光意见不同；对西部边境的谋划，又与吕大防、刘挚不合。由此可见，他并不结党。

人们无论进退、出处，彼此都没有不同；在患难之中，友爱更加深厚。彼此没有一点怨恨责怪，这种情形在近代尤其少见。

《录》曰：我看宋朝通过大科选拔人才，一次就得到两位；又一次选拔，又得到苏氏兄弟二人，这是多么兴盛啊！苏洵早已被认为将来有一天会做宰相，这并不是区区一项资历、半级官阶所能比拟的。由此可见，宋朝对待士人十分优厚，求取人才也很迫切，远远超过汉、唐。诸位对他们的看重，更是相差甚远。

这几个人宁可委屈自己的私心，也不敢违背公道；宁可得罪权臣，也不敢欺瞒朝廷。对上不辜负天子，对下不辜负自己所学，可以说懂得了“以道殉身”的道理。无论他们后来做了宰相与否，已经具备了大臣的气度。至于成败得失，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

王安国任西京国子教授，任期满后到京城。皇帝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特地下诏问他：“汉文帝是怎样的君主？”

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没有比得上他的君主。”

皇帝说：“只可惜他才力不足，不能建立法度、推行改革。”

王安国说：“文帝从代地进京，入未央宫平定变乱，在顷刻之间、呼吸之间完成此事；没有才能的人，恐怕做不到。他听取贾谊的意见，对待群臣有节制，专心用德政教化百姓，使天下兴起礼乐，几乎达到不用刑罚的地步。文帝若再多一分才力，就更了不起了。”

皇帝说：“王猛辅佐苻坚时，凭着一个小国就能使政令通行。如今朕拥有天下，却不能使人听从，这是为什么？”

王安国回答：“王猛教苻坚用严刑峻法杀人，结果秦国的国祚没能传下去。如今那些刻薄的小人，必定有人用这一套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以尧、舜和三代为榜样，那么天下哪有不服从的人呢？”

皇帝又问：“你哥哥主持政事，外面的人怎么议论？”

王安国回答：“只遗憾他识人不明，聚敛财物太急。”

皇帝听后不高兴。从此只授予王安国崇文院校书一职。王安国多次以新法的弊端为由，极力劝谏王安石；王安石也曾称惠卿为佞人，因此惠卿怀恨在心。

《录》曰：皇帝问王安国，其实就是借此询问王安石的想法。王安石揣摩皇帝的心意，又把事情牵连到“二秦”，于是借助权势和宠信来达到自己的私心。

安國（王安国）看到兄长王安石的弊病被一群奸佞之人蒙蔽，于是用正直的言辞劝告他，希望他能明白其中的迷惑。否则，王家几乎就没有人能保全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情乖戾，曾想杀掉韩琦、富弼，最终却因恐惧而失了胆气。上天对王安国的鉴察，也确实清楚明白。虽然他不能得到皇帝的赏识，却没有与天道断绝关系。后世没有因为王安石的过失而连带责难王安国，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曾巩幼年丧父，弟弟曾布、曾肇都曾跟随他学习。他们写文章以六经为根本，又参考司马迁、韩愈的写法，当时擅长文章的人很少能超过他们。曾肇从小努力学习，广泛阅读经书和史传，文章温和而有章法。他先后治理过十一州，大多留下了良好的政绩。

曾布掌权后，从熙宁年间以来的四十年间，朝廷里正邪相争，党派议论屡次兴起。曾肇亲历其中，与兄长曾布政见不合。曾布与韩忠彦一同执政时，曾肇担心兄长遭人排挤，就写信劝他说：“兄长如今得到君主信任，应当举荐善良之士，维护正道，以防止章惇、蔡卞一党再次得势。可是近几个月来，所谓正直贤良的人接连离开朝廷；被举荐担任辅佐、侍从、台谏等职位的，往往都是从前支持章惇、蔡卞的人。如今形势变了，兄长若把他们重新引进朝廷，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来实在令人痛心。近来皇帝的态度已经改变，小人势力渐长：他们进宫就会在皇帝面前指责元祐年间的人，退下来便会把这些人从要职上排挤出去。将来章惇、蔡卞即使还没有重新得势，只要蔡京一人掌权，也足以兼有他们的作为。对此不能不深加考虑。”

曾布没有听从。没过多久，蔡京果然掌权，曾布和曾肇都未能幸免于祸。

《弘道錄》评论说：当时，二宋（宋代的两位宋姓人物）和二苏（苏轼、苏辙）都很有名；像金陵王氏、南丰曾氏，在学问、品行和才干方面大致相近，君子原本不应轻易把他们分出高下。可是，一个人心术有所偏差，又被权势和俸禄诱惑，最终便走向邪正两端，如同隔着天渊；善恶混杂，也如同被分别装在两个器皿里。他留下的恶名直到今天仍未消散。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诬陷正直之士、排斥忠义之人，一心举用奸邪之辈，把巩固地位、博取宠信当作打算吗？至于王氏兄弟对新政的态度，始终各有区别。

宋徽宗先是任命蔡京为宰相，很快又让曾布（字子宣）复任宰相。当时有人起草诏书说"东西分设御史台，左右设立辅政大臣"，其实这时候就应该明辨是非、决定去留了。等到被贬出京后才上书劝谏，恐怕已经太晚，难怪曾布不肯听从。

吕祖俭是吕祖谦的弟弟，跟随兄长学习。吕祖谦去世后，吕祖俭负责监管明州（今宁波）的粮仓事务，按规定半年内不能上任，因为要服丧。但他坚持要服满丧期，朝廷最终同意，特别下诏将期限改为一年——这个先例就是从吕祖俭开始的。

宋宁宗即位后，吕祖俭被任命为大府丞。当时韩侂胄诬陷赵汝愚，吕祖俭上书直言："陛下刚执政时政治清明，可没过多久，像朱熹这样的老儒、彭龟年这样的饱学之士都被迫离开，连李祥这样忠厚老实、众望所归的大臣也被贬谪。我担心天下人会把这当作警示——如今敢说话的人，最难的不是冒犯君主，而是触怒权贵。就拿我知道的事来说，议论天灾异象还算容易，因为这不涉及权贵利益。但若是皇帝直接下诏，宰相不敢违抗，御史不敢深究，给事中不敢坚持，就因为牵涉到权贵，怕被抓住把柄重罚。近来那些近臣在官员升降时收受贿赂，门前车马如市，他们倚仗权势、动摇朝纲。我担心这样下去，朝政会被幸臣把持，任用的都是私党，打压的都是异己。不仅人人自危不敢发声，更会形成内外勾结的祸患。我并非要故作激烈自取其祸，实在是看到士风萎靡，担心陛下势单力孤，能共同维护江山社稷的人越来越少了。"

结果吕祖俭被贬到韶州。朱熹写信给他说："论官职我比你高，受皇恩比你深，却坐视小人当道而不敢言......"

为了报答国家，祖泰便让祖约独自抒发愤懑，去触犯那些小人，结果招来灾祸。祖机对此深感惭愧和叹息。祖俭回信说：“在朝廷任职的人听闻时局，就像身处水火之中，一天也待不下去。若让我留在乡里，对世事治乱不闻不问，又何必多说呢？”他曾说，因世道变化而有所取舍、违背平日操守的人，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因世道变化而更加意气用事的人，也同样是出于私心。

祖泰性情豁达，崇尚气节和情谊，学问广博，遍游江湖，结交当时有名望的士人。祖俭被安置到偏远州郡后，祖泰徒步前去探望，住了一个多月。他对朋友王深厚说：“自从我兄长被贬，众人都闭口不言。我虽然没有官位，但按道义必须进言报国。应当再稍等一阵，我不敢因此连累兄长。”等祖俭死在贬所，祖泰才上书进言，指责□胄怀有不尊君主之心。他说：“道学之士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可以倚重的人。如今设立禁止‘伪学’的禁令，又驱逐汝愚一党，这岂不是要使天下空无人材，而陛下还没有醒悟吗？陈自强不过是教童蒙的老师，却越级升任宰辅；苏师旦原是平江的一名小吏，只因在潜邸时得到任用，便获得节钺；周均是韩氏家中的仆役，只因是皇后的亲属便做了高官。不知陛下在潜邸时是否真的认识师旦？皇后宫中的亲属中，真有周均这样的人吗？□胄一伙人自以为尊贵，轻视朝廷，竟到了这种地步。希望陛下赶快处死□胄和师旦，罢免、驱逐自强一伙人；只有周必大可以任用，应当让他接替宰辅。”

奏章传出后，朝廷内外都大为震惊。皇帝下诏称祖泰怀有私心、言行狂妄，杖打一百，发配到钦州。

《录》评论说：“真文公曾称赞大愚有成公的风骨，但大愚终究只是一名大府丞。至于祖泰，不过是一个没有官职的平民读书人，既无官守之责，也无进言之责，却甘愿冒险，这是为什么呢？宋朝的气数已经南移，‘明离’之象不再显现，奸邪之人接连兴起，但还没有像□胄当权时这样严重的。自从‘伪学’之说兴起，竟有人公然把放纵邪僻当作人的真实本性，把廉洁自律说成虚伪。从有百姓以来，还没有……”

有这种说法，实在比赵高指鹿为马（故意颠倒黑白）的奸诈更严重，造成的祸害也超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样的人，人人都可以诛讨，何况他还是世代承传中原文献的人呢？

吕许公和韩魏公在仁宗朝都担任宰相，享有盛名；可是到了他们的子孙一辈，正邪之间的差别竟如此悬殊。吕氏虽然屡遭贬谪、驱逐，留下的声名却百倍芳馨；韩氏子孙中的元凶，行为极其丑恶，遗臭万年。君子想到这里，不能不为此深深叹息。

陆九龄兄弟共有六人，父亲陆贺让一家几代人共同居住。他们推举年纪最长的一人做家长，全家的事务都听从家长安排。子弟分别承担家中事务，田地耕种、租税收支、饮食烹饪、宾客接待，各有主管的人。

陆九龄继承父亲的志向，更加修习礼学，治家有章法。全家上百口人，男女按次序各尽其职；家门之内严整得如同朝廷，却也忠诚恭敬、和睦安乐。乡里的人受其影响，都谦逊友爱。

陆九龄和弟弟陆九渊互为师友，彼此和睦，却不盲从对方；求学的人称他们为“二陆”。有人来向陆九龄请教学问，他总是从容开导，使人各有所得。若觉得对方还不适合听某些话，他便不说。他曾说：“有些疑惑，不容易靠言语争辩来消除。话说得太激烈，反而会使对方更加固执；稍等一段时间，对方未必不会自己醒悟。”

广汉人张敬夫和陆九龄原本不相识，晚年却以书信讨论学问，并约定共同承担世道的重任。吕祖谦常称赞陆九龄说：“他的志向远大，立论有根据。即使遇到关键处的阻碍，虽已下了九仞之功，也不敢自以为是；即使有出众的见识，也不敢因此自满。他广泛听取意见、全面观察，退一步再从四面审视；若还没有达到公正纯粹的境地，就绝不停止。”

弟弟陆九韶的学问也深厚纯正，隐居山中。他白天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晚上一定记下来，用作训诫的韵文。清晨起身后，家长带领众子弟拜谒祖祠；礼毕便击鼓诵读这些韵文，让众人列队聆听。

《弘道录》记道：我看陆氏家规严密切实，内宅礼法也很严整，后世确实可以遵循实行。张公艺用“忍”字治家的故事，从前……

如果看到他还有尚未尽到的地方，就能明白道学带来的益处，不能只用“世代累积的义行、和睦相处”来概括。

史弥巩是史弥远的堂弟。他进入太学，升入上舍（太学中较高的学习阶段）时，史弥远正掌握国政。史弥巩没有得到参加考试的机会，受压抑、耽搁了十年，直到嘉定十年才考中进士。端平初年，他进入都进奏院任职。

他曾应诏上书说：“亲属之间发生变故，世上谁家没有呢？陛下友爱亲人的心意，也常常显露出来。洪咨夔之所以得到陛下特别赏识，是因为他说霅川之变并非济王的本心，济王之死也并非陛下的本心。他的话确实深深契合了圣意。况且，济王是先帝的儿子、陛下的兄长，如今竟让他不能安息于地下，这难道不会扰乱天地和气、招来灾异吗？”

当时还有一位鄧若水，也曾上书说：“实行大义，才能平息最大的非议；掌握大权，才能巩固最高的地位；除掉大奸，才能消弭大难。宁宗皇帝去世后，济王本应继承帝位。先帝没有宣布废黜他，臣民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过失。史弥远不利于济王即位，便假托先帝的命令，放逐济王，并杀害皇孙。不到半年，史弥远竟死在湖州。按照《春秋》的评判标准，这难道不是弑杀君主、篡夺帝位吗？天下人都把罪责归给史弥远，却不敢把过错归给陛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事发仓促，不是陛下能够得知的；人们也相信陛下必定没有这样的心意。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陛下却仍不能刚健果断、施行威严决断，无法充分满足天下人的期望。从前相信陛下的人，如今或许怀疑陛下；从前说自己不了解内情的人，如今也或许怀疑陛下是知情的。陛下怎么忍心在青天白日之下承受这样的污名呢？这就是臣所说的‘实行大义，以平息最大的非议’。”

《弘道錄》评论说：“济王蒙冤，鄧若水为他申诉，是可以理解的；但史弥巩身为弟弟，却替兄长申诉，这样做可以吗？宋朝全盛时期，吕端曾设法除掉继恩，拥立真宗。当时，难道他不忌惮太子英明如史……”

新近得到恩遇的人，心里虽然有所顾虑，最终却不能改变的，是因为有“金匮之盟”（相传宋太祖与赵普将誓约藏于金匮，涉及皇位继承安排）。皇族宗亲之间的关系还未疏远，外人不能用疏远的一方离间亲近的一方，也不能用新近的一方离间旧有的一方。

宋理宗在位时，前有“五国城之衅”（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并拘禁于五国城的旧事），后有“十世孙”的嫌疑。天下之事，好比旅舍：暂时借住的人不把它当作恩惠，留宿的人反倒把它当作福分。这不过是权奸肆意妄为罢了。公义和正道并非无人坚持；然而最终仍无法挽救局面，因为对方正把强行出兵当作援助，把扶立君主当作恩德，哪里还顾得上从容退让、尊重长幼，去做泰伯、季札那样让位的事呢？事情会落到这般地步，也就不足为怪了。

曹友闻、曹友谅是武惠王的第十二代孙。兄弟二人都志向远大，访师交友，不远千里。曹友闻于宝庆二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天水军教授。天水被围时，他与守臣张维、当地百姓奋力作战，击退敌军，制置使因此表彰了他。从此，他的弟弟友谅和曹万也都因军事才能而闻名。

朝廷命曹友闻守仙人关，他又抵御七方关的敌军。元军进入大安，统制何进战败身亡。曹友闻与曹万各自率领部下抄小路出击，斩杀敌将；朝廷又命他主管天水军。之后，他与曹友谅往来督战，立下战功，改任武翼大夫、御前都统制。

当时，赵彦呐进驻青野原，元军将那里围住。曹友闻说：“青野原是蜀地的咽喉要地，不能耽搁。”他派曹万领兵，半夜截击敌军，终于解除了包围，因此被授予武德大夫、骁骑大将军。曹万则任四川制置司帐前总管。

第二年，元太子阔端集结蕃、汉军队五十余万，准备进攻。曹友闻说：“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一战。敌众我寡，怎能轻率交战？只能凭借高处和险要地形，出奇兵、设埋伏来等待敌人。”制置使赵彦呐命他控制大安、守护蜀地门户。曹友闻认为这样不妥，赵彦呐没有听从，于是派曹万、曹友谅率兵登上鸡冠隘，竖起许多旗帜，向敌军显示坚守的态势。曹友闻则挑选精锐部队，秘密前往流溪设伏，并约定：“敌军到来时，就击鼓、举火……”

应元的军队果然到来。杨友闻派统制杨大全攻击敌军后队，派总管夏用攻击中队，派吕嗣德攻击前队。友闻亲自率领三千精兵，迅速赶到险要关口下方。此时恰逢大风雨。

西军一向用棉布层叠的甲衣代替铁甲，衣甲被雨淋湿后，士兵便难以举动。元军的铁甲骑兵又从四面围住他们。友闻叹道：“这大概是天意吧！我只有一死而已。”于是他大声痛骂敌军，杀死自己的坐骑，以表示决心死战。他越战越勇，最终与弟弟以及全军一同战死。元军随后长驱直入四川。

秦巩人汪世显一向敬重友闻的威名，常把名马送给他。后来汪世显率军经过战场，感叹道：“四川的将军，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弘道錄》编者评论说：宋朝的局势到了这一步，即使有智者也无力挽回。早在贾似道挑起边境争端之后，元军就已踏入阶成一带，并侵扰兴元、沔州，还穿过金州、房州，伺机进攻襄阳和樊城。幸而有仙源出谋划策，四川道路才得以保全。当时，宋廷还没有把航海逃避当作打算。等到杨友闻战死，元军长驱进入整个四川，长江天险又落入敌手；敌军若顺流直下，还能依靠什么抵挡呢？这样下去，宋廷直到逃到天涯海角才罢休。

事情之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是因为没能及早看出征兆，最终也就无从保全自己。因此，君主怎能不把奸邪之人误国作为警戒呢？杨氏兄弟在上不愧于武惠，在下也无愧于父母。他们为国家和宗社而死，重于泰山，不能把他们仅仅看作寻常的战死者。

元朝王元伯与兄长宣伯，四代同堂，家中有百余口人，彼此和睦，从未听说有什么嫌隙。宣伯去世后，把家事交给侄子王轨。王轨推辞说：“叔父在世时一直主持家事，理应由叔父来管。”元伯说：“侄子是宗族的嫡长子。”两人推让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家事交给王轨。

这家人把日子过得十分齐心：家中妇女各自住在一间屋里做女红，做好的东西都收进一间库房，家中没有谁私藏财物。就连年幼的孩子也由大家共同哺乳照看。一位妇人回娘家省亲，把孩子留在家中，众妇人并不追问哪个孩子是谁的；孩子们也分不清谁是自己的母亲。

《吏书》记载：江州陈家养了一百多条狗，共在一个圈里吃食。有一条狗没来，其他狗也都不肯吃。这个说法未必可信，所以这里把它删去了。

不过，幼儿哭闹时，母亲们看见了便抱起来喂养，这确实是常见的情形，因此记录下来。

《阙里志》（记载孔子故里孔氏家事的地方志）说：孔誴，字崇伯，是孔子（宣圣）的第五十七代孙。他的父亲叫孔希凤，母亲姓王，共生了六个儿子，孔誴是长子，其余五人依次名为评、𧪚、论、谨、诊、谅。孔誴格外疼爱照顾弟弟们。

平日吃饭时，兄弟们一定同桌；出门时，也总是并辔同行。若有人没到，便停下筷子、牵马等候，毫无不耐烦的神色。亲友来访，他就吩咐备酒，招呼弟弟们依次敬酒劝饮；大家谈论典籍、唱和诗句，往往说上几百句话，谈得兴致盎然、令人喜爱。弟弟们受到他的熏陶，大多变得友善良好。族长多次勉励族人说：“你们若能像崇伯兄弟这样，也就够好了。”

邹鲁一带的士大夫谈起他们，都称赞孔家兄弟是品行良好的子弟。孔誴去世后，众人设位哭悼，并私下给他取谥号“敦友”，意思是敦厚友爱。

《录》说：孔子说过：“朋友之间应当相互恳切规劝，兄弟之间则应和悦友爱；行事要合乎情理，各有适当的分寸。”像敦友这样的人，可以说确实没有辜负祖先。以上就是本《录》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