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24

父子之礼

《虞书》说：“恭敬地奉行祭祀，前去拜见瞽瞍时，态度恭谨敬畏；瞽瞍也确实顺从。”

《弘道录》说：汉高祖时，曾经赏赐家令（掌管家事的官员）。因为太公（汉高祖的父亲）迎接他时拿着扫帚，人们便说：“父亲不能把儿子当作君主。”后来汉高祖又到新丰，太公高兴地盘腿坐着，人们又说：“君主不能把臣下当作父亲。”然而，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咸丘蒙的说法。

父子之间的名分，根源于天地自然的秩序，是先于天地而确立的；君臣之礼，则因维系隶属关系而产生，是天地形成之后才有的。因此，父子之分可以涵盖君臣之礼，君臣之礼却不能改变父子之分。那些认为太公拿着扫帚迎接儿子便是恭敬的人，可曾了解《虞书》所说的“恭敬地奉行祭祀”吗？那些认为太公盘腿而坐便是欢喜的人，可曾见过《虞书》所说的恭谨敬畏吗？所谓“父亲不能把儿子当作君主”，话虽不多，意义却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能不辨明。

孟子说：“孝子孝行的极致，没有比尊敬父母更大的；尊敬父母的极致，没有比让他们享有天下的奉养更大的。作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贵到了极点；让父亲享有天下的奉养，这是供养到了极点。”

《弘道录》说：孟子讲孝子最重要的是尊敬父母。舜已经做了天子，为什么不尊奉瞽瞍为帝呢？孟子又说，做天子的父亲是最尊贵的。舜即使没有尊奉瞽瞍为帝，也没有听说他称尧为父。这两件事该怎样理解呢？

有人说，追尊先祖为王的礼制，到周代才完备，因此未必能以舜的事例作为依据；“皇伯”这一称号始于宋代，更不应拿濮王的事例当作准则。总而言之，天地所定的名分和秩序不能更改，继承帝位、承续宗庙也不能延误。不能延误，是因为这关系到确立天下的根本；不能更改，是因为这是天下通行的大道。两者并行不悖，彼此并不妨碍。倘若只把尊敬父母看得重要，却不尊重继承统绪的秩序，那就不明白舜继承……〔原文至此中断〕

尧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自己后来所立的继承人看得极重，却因此夺去了亲生父亲应得的恩情。这说明他不懂得尊崇瞽瞍（舜的父亲）应当做到什么程度。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正确理解相关的道理：看到“君主对臣下有父亲般的恩义”这类说法，便把它当成真正的父子关系，认为不可改变，却不知道这种关系未必是真正的父子关系；看到“作为他人后嗣者要像儿子一样尽责”这类说法，便把它当成真正的父子关系，认为不可更改，却不知道这种关系也未必不能调整。因此，他们都没能通达其中的道理。

《中庸》说：“舜真是大孝啊！德行达到圣人的境界，尊贵到成为天子，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宗庙祭祀他，子孙世代守护他的基业。”

《弘道錄》说：有人问，舜并没有尊奉瞽瞍，为什么说“宗庙祭祀他”？舜也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为什么说“子孙世代守护他的基业”？

回答说：这是大圣人的用心，常人无法窥知。瞽瞍与帝位的传承无关，若要把他尊为祖先，他未必能享有祭祀；商均（舜的儿子）没有被舜推荐给上天，若把帝位传给他，他未必能守住基业。舜尊瞽瞍为天子的父亲，这是尊崇到了极致；又以天子的礼仪祭祀瞽瞍，这是祭祀之礼做到了极致。所以说“宗庙祭祀他”。虞思被封在虞地，胡公被封在陈地，这都是对圣人后代的充分封赏，所以说“子孙世代守护他的基业”。

《祭法》说：“夏后氏以禘礼祭祀黄帝，以郊礼祭祀鲧。”

《弘道錄》说：刘氏的注解认为，五帝时代把天下视为公有，因此虞舜以前的祖先应当按照郑氏注解的说法，以功业为祖、以德行为宗；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由一家世袭，鲧应当作为夏朝的祖先，却不应当接受郊祭。

作者说：这正是我所说的，两种做法可以并存、同时施行，并不相互妨碍。虞舜祭祀黄帝、以郊礼祭祀喾，尊顓頊为祖、尊尧为宗，这完全是从天下传承的角度来说的；而瞽瞍作为天子之父，仍然照样受到尊崇。这两种做法从未彼此排斥。

至于夏朝以郊礼祭祀鲧，是因为禹的功业根源于孝道；他治平水土，使天地安定，后世万代都将受其恩泽，因此夏朝祭祀上帝时也必须让鲧配享。这是从天下由一家世袭的角度来说的。况且鲧治水多年，有鲧……

后来夏禹承继了帝位，使道的教化向东延伸、向西传播，我们怎敢忘记它的源头呢？

然而，鲧的名号仍按原样保留，并没有把他推尊为帝。这是上古二帝三王所定下的礼制，施行万世而没有弊病。

商高宗武丁举行祭祀时，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祖己因此告诫武丁说：“先前的圣王都以端正政事为首要。上天监察下民，君王应依照正道行事。唉，君王肩负敬养百姓的职责；凡为人后者，都承接天命而成为宗族之子。制定典礼，不可因为亲近之人而有所偏私。”

《弘道錄》说：查考武丁以前的世系，祖丁传位给南庚，南庚传位给阳甲。阳甲是祖丁之子。此后经过盘庚、小辛、小乙三代，都出自祖丁一系，依照兄终弟及的方式继位。只有高宗武丁是小乙之子，后来承继君位。因此，祖己对武丁的告诫是有缘由的。

“彤”是指举行祭祀的名称。武丁先在宗庙祭祀祖先，又祭祀父亲小乙。这时出现野鸡鸣叫的异象，是上天对武丁发出的警示。“凡为人后者，都是天命所承认的宗族之子”，说的是继承宗祧的人，就应当以所继承的宗族为自己的父亲；“制定典礼，不可偏私亲近之人”，就是说不能顾念私人亲情而违背礼制。

武丁亲自承继嫡系君位，却仍为阳甲、盘庚、小辛服丧。如果为了偏爱亲近之人而改变礼制，就会造成失序；更何况后世之人，更应当认真思考这一点。

《礼记》记载：周文王做世子时，每天三次去向父亲王季问安。鸡刚开始啼叫，他便穿戴整齐，来到寝门外，询问负责内侍的官员：“今天情况如何？身体安好吗？”内侍回答：“安好。”文王听了便很高兴。到了中午，他又去探问，情形与早晨相同；傍晚也再去一次，仍是这样。

如果王季身体有不适，内侍就会告诉文王。文王便面露忧色，走路时连鞋都踩不正。等王季恢复饮食，文王才恢复平常的神色。父亲用膳时，文王一定在旁观察食物的冷热是否合适；用膳后，便询问吃了些什么，并吩咐膳宰：“不要再让父亲吃同一种食物。”膳宰回答：“是。”文王这才退下。武王也照着文王的做法行事，不敢有所增添。

《弘道錄》说：这些本是日常侍奉父母的事，却特别说“不敢有所增添”，是因为子女的孝心没有尽头；若一味追求超过常度，反而可能连应尽之责也做不到。宋孝宗侍奉高宗时，父子住在同一处所……

睡觉时，他和文王同榻而卧；又截取竹子做成竹筒，掏空中间，放入一颗金弹丸，借此传递消息。若还时常来往问候、通报平安与否，就近似儿女之态了。这正是文王、武王都不敢越礼去做的事。

《淮南子》说：“周公侍奉文王时，行动不擅自作主，办事不凭自己决断；身体恭谨得像衣服都撑不起来，说话谨慎得像难以出口。他奉持文王的教诲，恭敬专一，仿佛承担不起，又仿佛生怕有所失。”这样说，大概是在讲周公。

《弘道录》说：周公有制定礼制、裁决政事的权力，为什么却说他行动不擅自作主、办事不凭自己决断呢？这是因为，礼乐属于朝廷政务，可以由他主持；志向操守却是关乎人在世与身后的准则，不是他能独自决定的。为人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的三年里不改变父亲的做法，才能使这种孝思万世不变。只要有一天自作主张，就谈不上终身追念父亲了。这是家庭与国家在相通之处，也是在不同之处，为人子应当明白这一点。

《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周族始祖），让后稷配享天；又在明堂祭祀文王，让文王配享上帝。因此，天下各地的人都按各自的职分前来参加祭祀。《诗经》说：“我举行祭祀，献上祭品，有羊有牛，愿上天保佑。效法文王的典章，使天下安定。文王降福，享用了祭品；我将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愿上天保佑我们。”

程颐说：万物的根本在天，人类的根本在祖先。因此冬至祭天，让祖先配享，是因为冬至标志着阳气开始萌生；万物由天帝化育成形，人则由父亲生育成形。因此季秋祭享天帝时，让父亲配享，是因为这时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

陈氏说：郊祭称“天”，是为了表示尊崇，所以让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在郊祭中让后稷配享，也是为了尊崇他。明堂祭祀称“帝”，是为了表示亲近，所以让文王配享。文王是近亲，在明堂让文王配享，也是为了亲近他。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周代的礼制因此完备。不过，郊祭是古代已有的礼制，明堂祭祀则是周代创立的制度；周公依据义理制定了这一制度。

《弘道录》说：我看明堂的祭享，并不只是崇尚表面上的礼仪，而是……

所谓“以文王的典章作为仪式和法则”，正是尊奉父亲、使父亲配享上天的真实体现。天尊贵无比，没有什么可以高过天，所以祭祀时只说“或许能享用祭品”，不敢再多加一个字。文王值得效法的地方很多，数也数不完。天不需要别人赞美，文王却是效法天道的。经文最后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没有提文王，这是因为文王归属于尊贵的上天。敬畏上天，也就是敬畏文王；天与文王的道理是一致的。

后世在明堂（古代举行祭祀和朝会的礼制建筑）祭祀、到郊外祭天，有时也能依礼举行，但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治理成效又不如古代。这说明，尊崇先王，空有礼仪不如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又有人问：“圣人的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孝道呢？”父母把孩子抱在膝下抚养，孩子因此奉养父母，这叫作“严”。圣人以尊严教人敬重，以亲爱教人关爱。圣人的教化不必严厉就能成功，政事不用严苛也能治理好，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是根本。父子之道出于天性，君臣之义也是如此。父母生养了子女，没有什么恩情比这更大；君主以尊位治理百姓，也没有什么关系比这更深厚。因此，不爱自己的父母却去爱别人，叫作违背德行；不敬重自己的父母却去敬重别人，叫作违背礼义。若把顺理当作逆理，百姓便失去了准则；不以善为准则，所成就的便都是凶恶的德行。即便因此得到好处，君子也不看重。

君子则不这样。他说话前会想想是否合乎道理，行动前会想想是否值得称许；他的德行和道义值得尊敬，做事可以作为法则，待客的仪态值得观看，进退举止都有分寸。他以这样的品行面对百姓，百姓便敬畏并爱戴他，愿意以他为榜样。因此，他能够成就德教、推行政令。《诗经》说：“善良的君子，仪容举止没有差错。”

《弘道錄》评论说：以敬重教人，以亲爱教人，这是万世子女都应遵循的准则。尊奉父亲、使父亲配享上天，是至高的礼典，不容易说尽；文王在上，光明显耀于天，也不容易效法。然而人们不知道，父母生养子女，子女与父母本为一体而后分开；亲子之间的名分极其严正，从来不可违背。父子之道极为高远，也没有什么能与之隔绝。只要在言语、政事、仪态和进退举止之间循序践行，作为仪范和法则的道理就在其中了。《诗经》不是也说：“承接先祖在庭中的德业，无论升上还是降下，都在家中进退行礼……”对尊长有所侍奉时，……

以先祖配享上天的人，应当以此为准则。

《顾命》记载：乙丑日，成王驾崩。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宫毛，会同齐侯吕伋（太公之子），带着两支干戈、一百名虎贲（王的卫士），到南门外迎接太子钊，引入翼室（路寝旁的侧室）居丧，主持宗庙守丧之事。丁卯日，命人书写册命文书。

过了七天，到癸酉日，太保命官员备办器物。在牖窗之间朝南，铺设重叠的竹席，镶黑白斧纹边，配华玉装饰的几；西序朝东、东序朝西、西夹朝南，各铺不同的席，配不同的玉几，规格各异。又陈列宝物：赤刀、大训（先王训诫）、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所制的戈、和所制的弓、垂所制的竹箭在东房。大辂（天子大车）陈于宾阶前，缀辂陈于阼阶前，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

卫士的布置是：二人戴雀弁、执惠（三棱矛），立于毕门之内；四人戴綦弁、执戈，刃向上，夹立两阶旁；其余各一人，戴冕，分别持刘、钺、戣、瞿、锐，依次立于东堂、西堂、东垂、西垂和侧阶。

康王戴麻冕，穿绣黻纹的礼服，由宾阶登堂；卿士和诸侯戴麻冕，穿蚁色下裳，入内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麻冕、穿红色下裳。太保捧大圭，上宗捧酒杯与瑁，由阼阶登堂；太史捧册书，由宾阶登堂，向王宣读册命：“先王凭倚玉几，宣布临终遗命，命你继承先王的教导，君临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报答并发扬文王、武王的光明训示。”

康王再拜起身，回答说：“渺小的我这个年幼之人，怎能治理四方，敬畏上天的威严呢？”随后接过酒杯和瑁，三次进前、三次祭酒、三次放下酒杯。上宗说：“请享用。”太保接过酒杯，下堂洗手，另取一只杯，手持璋酬酢，把杯交给宗人，向王行拜礼，王答拜。太保再接过酒杯，祭酒并尝了祭品，就位完成了这一礼节。

授爵时，宗室成员一同行礼；拜见君王后，君王回拜。太保奉命迎接诸侯，诸侯从朝门外退朝。

《弘道录》说：这讲的是天王即位时，天下万世都应遵守的礼制。孔子取法于此，写入《春秋》。天王承受天命、继承王位，身份与诸侯相差悬殊；但从《春秋》所重视的根本秩序和正统来看，天王与诸侯都要遵守即位之礼。因此，《春秋》记载元年、国君即位，正是尊重礼制开端的做法。这或许是对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周公、召公所行制度的继承。

后世如汉武帝、唐太宗，知道有顾命之事（君王临终托付政务），却不知道应由虎贲（王宫卫士）手持兵器，从南门迎接新君，以此显示君王承继大位的礼仪。周勃、狄仁杰知道迎立太子，却不懂得依照册命礼仪陈列宝玉、颁布命令，使新君遵循大礼。至于宋太祖去世时，宫中侍从竟无人得知，后来留下千古疑案，这又怎能调和天下人心呢？至于接纳君主却违抗父兄，或由臣下代理君职、驱逐君主等做法，往往还伴随着武力、贿赂和招揽私党，与这种礼制相比，差别何止天壤之别？

《冠义》说：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礼义。礼义的起点，是端正仪容、整齐面色、言辞得体。仪容端正、神色庄重、言辞顺当，礼义才算具备。这样才能端正君臣关系、亲近父子、调和长幼；君臣关系端正，父子亲密，长幼和睦，礼义才能确立。

所以，男子行冠礼（古代男子成年时举行的加冠礼）后，才算备有成人的服饰；服饰齐备，仪容、神色和言辞才得以端正。因此说，冠礼是礼仪的开端。古代圣王重视冠礼，会择日、占卜宾客人选，以表示敬重冠礼。敬重冠礼，就是看重礼制；看重礼制，是立国的根本。

嫡长子在宗庙东阶行冠礼，是为了表明他将承继家业；在宾客的位置行醮礼（冠礼中的酌酒仪式），表示他已经成人。三次加冠，冠服逐次尊贵，是用来说明其志向逐渐成熟。冠礼之后为他取字，是表示对其成人身份的尊重。古人重视冠礼，所以在宗庙举行；在宗庙举行，是为了尊重这件大事。尊重这件事而不敢擅自处理，是为了谦卑自处、尊崇祖先。

《弘道录》又说：子女侍奉父母，每天早晚都要问安；父母去世后，守丧三年。

给儿子举行冠礼（男子成年礼）时，必须三次加冠，用来表达对儿子的礼遇。因此，虽然冠礼在不同时代有所变化，士人和诸侯举行冠礼，都应在祖庙的东阶举行。季武子请求到邻国借用礼仪所需的器物，后来竟在卫成公的宗庙里为儿子举行冠礼，这就不合礼制了。若说这是为了尊重大国的命令，还说得过去；若说这是鲁襄公促成的好事，就说不过去了。

《国语》记载，赵文子（晋国大夫赵武）举行冠礼后，拜见栾武子。栾武子说：“真好啊！我从前侍奉过庄主。外表光彩固然荣耀，但若没有实在的德行，就不知道该如何立身。你应当努力追求实在的德行。”

赵文子又去拜见中行宣子。中行宣子说：“真好啊！可惜我已经老了。”

他又拜见范文子。范文子说：“你如今可以记住这些告诫了。贤德的人得到宠信后，会更加谨慎；德行不足的人受到宠信，就会骄傲。所以，兴盛的君王奖赏敢于进谏的大臣；昏乱的君王则惩罚他们。”

赵文子又拜见郤駒伯。郤駒伯说：“真好啊！不过，年轻人再强壮，也不如年长者阅历丰富。”

他又拜见韩献子。韩献子说：“要谨慎啊。举行冠礼，意味着成为成年人。成年人从开始时就应当亲近善人、走正道；善行不断增长，恶行便无从发生。若一开始就亲近不善之人，恶行增长，善行也就难以出现。这就像草木生长，各自依从自己的种类。人的冠礼，好比宫室有了墙壁和屋顶，至于房屋里要怎样扫除修整，还得靠自己。”

他又拜见知武子。知武子说：“你要努力。成子（赵成子）遵循前人的志向，辅佐先君；宣扬法度，并以政事加以推行，这难道不算有文德吗？宣子在襄公、灵公时竭力进谏，因进谏而招致厌恶，却不怕死，仍然进言，这难道不算忠诚吗？你要努力继承他们。若能有宣子的忠诚，又以成子的文德来辅佐君主，做事就能有所成。”

赵文子又去拜见成叔子。成叔子说：“如今年轻而担任官职的人很多，我怎么容得下你呢？”

他又拜见温季子。温季子说：“别人能做到的，你难道做不到吗？你可以努力求取。”

他又把这些话告诉张老。张老说：“说得好。遵从栾伯的劝告，可以增进范叔的教诲，可以使韩子的告诫落实成效。各方面的教导都齐备了。关键在于你自己。如果没有这三位长者的教诲，你的言论也就无从谈起。你对道理的理解很好，这是先主对你的庇护和教导。”

《弘道錄》记述说：我认为，晋国诸位大夫的这些话，足以让人知道当时所崇尚的风气……

礼，是各种行为规范的开端。何况文子年幼丧父，年少时还没有立身行事的能力，正需要有人教导他怎样做儿子、做弟弟、做臣子，以及怎样对待晚辈。这样的礼教，尤其不能与其他情形等同看待。

若任由骄奢放纵发展下去，后果势所难免。诸位君子既然能替他请求恢复爵位和封邑，可以说尽到了彼此协助、共同守礼的道义。但若没有劝他向善的言语，也没有做到忠诚恭顺的行为，又凭什么光耀先人的美德呢？

此前有欒范献子勤勉尽责，后来又有成季、张老一再申明礼义、加以劝诫。这样的礼法典范，实在值得称许。文子能够有所成就，并不是偶然的。

《春秋·闵公二年》记载：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禘祭的一种，古代祭祀祖先的礼仪）。《春秋·僖公八年》又记载：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并用这种仪式迎入夫人。

《弘道录》说：这里讲的是《春秋》最重要的义理。夏、商、周三代治理天下，最终都以礼乐为根本；而礼乐的施行尤其紧要。礼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从地里生出来的，不过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罢了。

“禘”是祭祀帝王祖先的礼仪。那么，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究竟合乎什么道理？用禘祭的礼仪迎入夫人，又有什么礼制依据？这就像孔子所批评的“在三家之堂举行天子之礼”一样，僭越礼制，失当之处很深。

哀姜（鲁庄公夫人）行为僭越、扰乱礼制，又听信谄媚之言，以尊贵的祭礼祭祀自己的丈夫；后来僖公又违背礼义、放纵私情，以隆重仪式迎奉自己的母亲。臣下不认为这是错误，全国上下也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是非。因此，孔子后来才说：“这种事都能忍受，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受呢？”这番话何止是针对季氏用八佾舞（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八列舞队）祭祀？读者必须把这些事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孔子用心之深。胡安国《春秋传》把迎入生母解释为合乎礼义，大概没有看出其中的问题。

《仪礼经传》记载：孔子陪侍鲁哀公坐着，哀公说：“我有话想请教。”孔子回答：“从前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一定敬重妻子和子女，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父母亲族关系中的主事者，怎么能不敬重呢？子女，是父母亲族的后代，怎么能不敬重呢？所以君子对人对事没有不敬重的，其中最要紧的是敬重自身。

“自身是父母亲族的枝干，怎么能不敬重呢？不敬重自身，就是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根本。根本受损，枝干也会跟着枯亡。”

“以身敬重父亲，以子敬重妻子，以妻敬重丈夫，做到这三点，教化便能广泛施行于天下。”

《录》说：这一节讲的是为人父者敬重子女的礼节，以下则讲为人子者敬重父亲的礼节。

鲁哀公问：“怎样才算敬重自身？”孔子回答：“君子说话有失当之处，百姓就会效仿他的言辞；举止有失当之处，百姓就会把它当作准则。君子说话不失当、举止不失当，百姓即使没有受到命令，也会自然恭敬。能做到这样，才算敬重自身；敬重自身，才能成就父母的名声。”

哀公又问：“怎样才算成就父母的名声？”孔子回答：“‘君子’是人们成就名声的一种称谓。百姓认可一个人，把他称为君子；若又称他是君子的儿子，这就使他的父母也因而成名。这就是成就父母的名声。”

哀公又问：“怎样才算成就自身？”孔子回答：“一个人的行为没有超出事物应有的准则，就叫成就自身；不超出准则，便与天道相合。”

哀公问：“君子为什么看重天道？”孔子回答：“看重的是天道永不停息。就像日月从东方到西方运行，周而复始，从不停止，这就是天道。天道不设限，却能使万物各得其所；自身无为，万物却能成就；万物已经生成，又使其显明，这些都是天道。”

哀公说：“我愚昧糊涂，心里纷乱，但会把您的教诲记在心中。”孔子听后郑重地离开座席，回答说：“仁人行事不违背事物的准则，孝子行事也不违背事物的准则。因此，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敬事上天，也像敬事父母。这就是孝子成就自身的道理。”

哀公说：“我已经听到这些话了，可是过去的过失又该怎么办？”孔子回答：“君王能谈到这些，对臣下来说就是福分。”

《录》说：这一节把礼的极致说得很充分。鸡刚打鸣，人人都起来洗手漱口，这是百姓日常的操行；成就自身、成就名声，则是君子的修养。进一步说，天道运行不息，至诚也没有间断。父子之道与天道相通：上天把至善赋予父亲，再传及子女，所以父子之间的本性就是天性。君子尽其天性，便能与天地并立；尽到为人父的道理，也就是顺应天道。真正做到这一点，才是把侍奉父母如同敬事上天、敬事上天如同侍奉父母。

孝与仁本是一体，既可以说是孝子，也可以说是仁人。一个人做到这样，才算把父子之间的礼节做到了极致；面对这样的道理，只能恭敬听从，不是随便议论的。

《中庸》说，天道运行不息；文王完全顺应天道，也始终不懈。又说，德行虽不显露却能彰明，不刻意行动却能使人改变，无所作为却能成就事业。这些说法都根源于孔子回答鲁哀公的话，讲的是圣人神妙的教化功效，以及至德深微的妙理。难怪鲁哀公愚昧昏昧，听了之后仍然迷失自己；孔子虽然这样劝说，也没有因此责怪他，实在令人感叹。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不要违背礼。”樊迟驾车时，孔子又告诉他：“孟孙向我问孝，我回答说‘不要违背礼’。”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礼节侍奉；父母去世后，按礼节安葬，并按礼节祭祀。”

《弘道錄》说：我考察周代的礼制，因而能够看出“不要违背礼”的意思。文王做太子时，每天三次去问候父亲王季，武王也照着做，不敢稍有增减，这就是父母在世时侍奉的礼。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安葬时按大夫的礼制，祭祀时按士的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安葬时按士的礼制，祭祀时按大夫的礼制。这就是安葬与祭祀各守礼制。

到了周礼衰败的时候，大夫僭用礼乐，家臣把持国政，侍奉父母不再合乎礼；丧葬祭祀也不再合乎礼，例如在墓前设置华丽的器物、演奏《雍》诗来撤下祭品等。所谓“不要违背礼”，并不是说礼制可以向下迁就、随意降低。

又有诏令规定：天下官吏和百姓，从接到诏令起，哭临三天后都脱去丧服；丧事由朝廷另行供给。参加哭临的人不得赤脚，丧服的经带不得宽过三寸，不得用布覆盖车乘和兵器，也不得在宫殿内放声哭丧。唉，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把薄葬轻丧当作治道，却不知道父母去世时，从丧事开始到结束，悲伤哀痛本是人情自然流露，并非故意矫饰或刻意造作。

皇帝虽然很清楚前面所说的道理，却没有落实到丧礼上。再加上景帝天性近于刻薄，窦后也喜好黄老之说，于是从君主到臣下、从上到下，都把这种做法当成最正确、不可改变的道理，流传给后世。

这项难以改变的做法（指以日代月缩短丧期）于是就这样断然施行了。人们往往没有弄清其中的缘故，便把罪责全归到景帝身上。其实，景帝当时心里并非毫无不安。假如孟子生在那个时代，能和景帝深入讨论人性本善的根本道理，再谈到“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三代都共同实行”这一主张，那么即使已有景帝的遗诏在上，景帝心里也一定会有所不安；万一，他或许还能改掉这项做法。唉，只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把这件事详细记下，用来说明圣贤之道与异端之说，和世道人心关系何等密切。

汉代河间惠王，是河间献王的曾孙。当时，两京的藩王大多骄纵放任；以声名和德行著称的，只有河间献王。惠王能够继承献王的行事风范，母亲去世后，按照礼制服丧满三年。哀帝下诏褒奖他说：“河间王刘良为太后服丧，服满三年，可作为宗室的表率。”并增加他的封地一万户。

《弘道錄》记载说：惠王是景帝的玄孙。汉代从景帝起，已经实行以日代月的办法四代了，只有惠王独自按礼制服丧三年。在整个汉代，这样的事仅此一例，所以将它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