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3

晏殊七岁就能写文章。景德初年（1004年左右），张知白奉命到江南巡察，举荐他为“神童”。宋真宗召他入宫，让他和进士一同参加考试。晏殊神色镇定，提笔就写成文章，皇帝很欣赏他。

皇帝常向晏殊询问政事。晏殊通常用小纸片写下答复，连同草稿一起封好呈上，皇帝看重他谨慎周密。后来，晏殊升任应天府知府，聘请范仲淹（北宋名臣）来教导学生。他一向善于识人，因此当时有名望的人才，如范仲淹、道辅，都曾出自他的门下；富弼和杨察也是他的女婿。

晏殊任宰相后，更加致力于举荐贤才。后来，范仲淹、韩琦、富弼都得到任用，朝廷台阁中的官员也有许多是一时之选。宋仁宗决心依靠群才来振兴政治。到了康定、庆历年间（1040—1048年），朝廷被称为人才济济，这都得益于晏殊的举荐。

《弘道录》评论说：孟子说，明智的人没有什么不懂，但最要紧的是把当前应做的事做好。宰相的职责，难道不该把识别人才当作要务吗？晏殊起初因神童之名被举荐，最终以善于识人而闻名，可见他并非那种连服丧期间该守多长时间都分辨不清的人。他后来成为名臣，不也是理所当然吗？

范仲淹任延州知州时，先前朝廷规定边境军队分层领兵：总管统领一万人，钤辖统领五千人，都监统领三千人。敌军来犯、需要抵御时，却按官职高低让官位较低的人先出战。范仲淹说：“将领不按才能选任，只按官职排先后，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

于是，他大规模检阅延州军队，挑出一万八千人，分交给六名将领统领，每人三千人。他让士兵日夜操练，并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轮流派兵出战防御。敌军听说后，彼此告诫说：“不要打延州的主意。如今‘小范老子’肚子里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那样可以欺负。”这里的“小范老子”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指他的兄长范雍。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范仲淹刚起步时不过是一介书生，可他“肚子里怎么会有数万甲兵”呢？唉，这正是张咏所说的，不论大事小事都要运用智慧。军队轮番出战、轮番休整，难道不是灵活变通的结果吗？所以，人若能善用智慧，那么方寸之间——也就是心思和谋略——便能……

如果不能把事情考虑周全，即使有智慧，也一筹莫展。这些都取决于自己，并不因人的地位高低、年龄大小而有分别。读到这里的人不可不明白。

狄青谨慎沉默，性情沉稳，富有谋略。每逢筹划事务，他必定仔细审度，等到时机恰当才采取行动。带兵时，他先整顿队伍，明确赏罚，并与士卒同甘共苦。敌军来犯时，没有一个士兵敢落在后面。

狄青起初从军中基层做起，任三班差使。宝元初年（1038年），赵元昊起兵反叛，士卒畏惧怯战。狄青每次临阵，都披散头发、戴上铜面具，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敌军无不溃散，因此屡立奇功。尹洙赏识他，推荐说：“这是有良将资质的人。”范仲淹把《左氏春秋》交给他，说：“将领若不懂古今，只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罢了。”从此狄青收敛心性，潜心读书，熟悉了秦汉以来的兵法。

侬智高叛乱时，皇帝对此十分忧虑。当时狄青任枢密副使（掌管军事机要的官员），上表请求出征，于是升任宣抚使，前往广南。起初，钤辖（统领军队的官员）陈曙指挥失当，军队溃败。狄青说：“号令不统一，正是军队失败的原因。”随即斩了陈曙。各位将领因此惊惧得发抖，没人敢抬头看他。

接着，狄青按兵不动，让军队扎营休整十天。敌军侦察的人以为他不会马上进攻。第二天，狄青整顿兵马，急行军一昼夜，穿过崑仑关，在归仁铺大败敌军。清点尸体时，发现一具穿着金龙衣的人。众人都说那一定是侬智高已经死了，想把这个消息上报朝廷。狄青却说：“怎么知道这不是敌人的骗局？我不敢为了贪功而欺骗朝廷。”

狄青虽已显贵，脸上刺字仍然留着。皇帝曾下令替他除去刺字，他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因我的功劳提拔我，并不追问我的出身。我能有今天，正是因为这刺字。希望留下它，用来勉励军中将士。”他不敢接受诏令。

后来狄青任枢密院长官时，有人拿着一份称他是狄梁公远祖的告身（授官凭证）来献给他。狄青谢绝说：“我不过是一时遇上机遇，怎敢把自己攀附为狄梁公的后人？”他送了礼物给那人，便让他离开。

《弘道錄》评论说：人们都说侬智高，那狄青难道不更高明吗？有智慧的人，能迅速察觉事机，贵在行动敏捷；应变贵在灵活，行事没有固定的形态，也不显露固定的踪迹。至于不贪求侥幸、不忘记自己曾受的屈辱，也不冒进妄为，这些同样是通达明理之人的做法。

要有这样的将才，已经很难得了，却还是免不了最终遭到猜疑。假如这些条件中有一项做错了，结局终究也难以避免。君子观察一个人，不能不留意那些容易被忽略之处。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冬十一月，朝廷将在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仪式。当时，执政大臣以黄河以北一带遭旱灾、国库用度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黄金和丝帛）。皇帝命学士们商议。

司马光说：“救济灾害、节省开支，应当从权贵近臣做起。可以听从这个请求。”

王安石说：“常衮（唐代官员）曾推辞朝廷供给的堂饌（官员在官署中享用的膳食），他说：‘我知道自己不称职，可以辞去官职；但不能辞掉俸禄。’国库用度不足，是因为没有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加紧搜刮、征敛百姓罢了。”

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即使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用充足。”

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产的财物，数量总是有限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官府设法夺取百姓的财物，造成的祸害比加赋还严重。这不过是桑弘羊（汉代主张理财的大臣）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批评汉武帝不明事理。”

双方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想法和司马光相同，暂且用‘不准许’来答复他们。”当时王安石起草诏书，引用常衮的事来责备两府（中书省、枢密院的执政大臣），于是自己也不再推辞。

《弘道錄》评论说：从前，毕仲游（宋代官员）受到司马光赏识，曾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用兴办事业的说法打动先帝，却担心财用不足。因此，凡是能从百姓那里取得财物的办法，他无不用尽。推行青苗法、设立市易务，是具体做法；想兴办事业、担忧财用不足，则是他的真实想法。如果不能消除这种想法，只想禁止这些做法，那么说上一百种理由，也一样行不通。”这话说得真明智啊！

况且宋朝中期，天下太平兴盛，四境无事；再加上仁宗恭谨节俭、英宗承继帝位，起初并没有什么额外损耗，可国用仍然不足，连郊祀所需也无法充分供给。刚即位、好胜心强的君主，怎么会不因此动心呢？皇帝表面上不准许执政大臣的请求，正是充分采纳司马光意见的表现。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淡泊无欲，不求财用充足，才能没有匮乏；不求盈满……

这样之后，才能没有不充实的地方。那些把丰足当作忧虑、以求得满足为目标的人，即使百般争辩，我的主张也会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的说法反而会越来越受亲近。

既然如此，并不是安石（王安石）主动投靠皇帝，而是皇帝主动把自己托付给安石。安石的心意与光（司马光）相同，又有什么可能呢？

秉义郎岳飞因犯法将要受刑。宗泽（南宋将领）一见他，便认为他不同寻常，说：“这是将帅之才。”恰逢金人攻打汜水，宗泽把五百骑兵交给岳飞，让他立功赎罪。岳飞随即大败金军而归，于是升任统制（统领军队的将领）。

宗泽对他说：“你的智谋、勇气和才能技艺，即使古代良将也难以超过。不过，你喜欢在野外作战，这不是万全之策。”于是把阵法图交给岳飞。岳飞说：“先布阵再交战，是兵法的常规；运用得精妙，关键在于随机应变。”宗泽认可了他的话。岳飞因此渐渐出了名。

岳飞上书说，勤王之师（前来保卫君主的军队）正在一天天集结，应该趁敌人懈怠时进攻。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不能领会皇上的意图，恢复失地，反而护送皇帝的车驾日益南行，这恐怕不足以维系中原百姓的希望。他请求皇帝趁敌军营垒尚未稳固，亲自率领六军北渡黄河。这样将士就会振作，中原也可以收复。

岳飞因越职上书言事被削去官职，押送到张所处。张所问他：“你认为自己能抵挡多少敌人？”岳飞回答：“勇猛不足以依仗。用兵要先谋划妥当。欒技拖着柴草行走而打败荆军，莫敖上山采樵而招致绞国之败，都是因为谋划已经确定。”张所惊讶地说：“你恐怕不是普通军伍中的人。”于是补授岳飞为武经郎。

《弘道錄》按语：我看宗泽任统制、张所任招抚（负责招集安抚军民）时，确实很有识人之明，认出了岳武穆（岳飞）。因此，靖康年间，张所冒着危险突围送出蜡书，招募河北的军民。有人收到书信后高兴地说：“朝廷抛弃了我们，仍有一位张察院能够提拔任用我们。”应募的共有十七万人。

宗泽留守东京，想趁暑月从滑州渡过黄河，分路进取怀州、卫州、濬州、相州等地。山寨中的忠义之民响应者超过百万。黄潜善、汪伯彦却把国家的根本大事置之度外。可见岳飞越职进言，恰恰是在履行黄、汪二人的职责。倘若有像高、光这样的人——即能恢复国土的君主……

采纳萧何的建议，听取邓禹的谋划，难道还不能成就大功吗？（萧何、邓禹分别是汉初和东汉的重要谋臣。）他们空有智谋和勇气，最终却落得像把宝物投进暗处一样，才干无人赏识。君子只应把这归结为诸公际遇的幸与不幸，不必责怪皇帝和群臣是否明智。

赵鼎和张浚一同担任尚书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统领各路军马。那时，赵鼎和张浚相处得很融洽。任命下达后，史馆校勘喻樗劝他们说：“你们两人暂且一同留在枢密院。以后赵鼎退下来，再由张浚接替。这样安排事务、任用人才，差别不会太大，朝廷的气脉也能延续。如果两人同时身居宰相之位，万一意见不合，其中一人就可能被罢免；那样一来，朝廷必然又要改换人事，贤者之间也会因此互相背离。”后来果然如喻樗所说。

《弘道錄》记载：我看喻樗（字子村）判断事情，确实常常说中。萧何去世后，曹参显达；丙吉在前，魏相在后；房玄龄出谋，杜如晦决断；崇文善于应变，景德依法处事。这些人虽说同心同德，实际也是前后相继，各自承续前人的美德与功业。因此，道义得以长久流传，功业也能延续后世，成为后人敬仰的典范。

赵鼎和张浚虽然都尽心竭力、一心为公，但从张浚因“飞”字一句话便与赵鼎失和，以及赵鼎因秦桧表面恭厚而对他深信不疑来看，他们未必真的做到了忘我无私，又怎能保证彼此不生嫌隙、互相背离？最终，他们因他人的一点小小嫌隙而不和，喻樗的话并非没有根据，所以记下这件事。

韩世忠因岳飞的遭遇而引以为戒，便把积存的军需钱一百万贯、米九十万石，以及十五处酒库都献给朝廷，并上表请求退休。从此，他闭门谢客，不再谈论军事；平日骑着驴，带着酒，和一两个小童自在游览湖山，自得其乐。平时，他的部将和幕僚很少能见到他。

韩世忠起初患病时，皇帝下令派太医为他诊治。韩世忠说：“我从平民出身，历经艰险、百战沙场，才做到王公的高位。托上天保佑，得以保全性命。诸位还要为我的死感到惋惜吗？”他曾告诫家人说：“我的名字叫世忠，你们不要避讳‘忠’字而不说；避而不言，就是忘了忠义。”他特别反对主和……

赵鼎曾多次在奏议中指责秦桧。有人劝他收敛些，说：“如今怕惹祸，反而容易保全；到了将来，即使闭上眼睛，难道还能在太祖面前承受铁杖责打吗？”当时，许多大将为了保全自己，都曲意顺从秦桧。韩世忠和秦桧同在朝中任职，除了行礼问候，韩世忠从不与他谈论政事。

韩世忠谋划军事时，器械精良，超过常人；他善于了解和奖掖人才，所部将领后来相继担任节度使。告老家居十年，他仍然淡泊自若，仿佛从未拥有过权位。

《弘道录》评论说：有人认为韩世忠享受山水之乐，是明智之举；但君子偏偏认为这样不对，这是为什么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来吴国才灭亡；本朝京勔（北宋末年人物）放纵行事、欺凌陈南，后来宋朝也就灭亡了。这些都是当时人们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可叹的是，做君主的没有把雪耻除恶当作自己的志向，做宰相的反而把排斥功臣、嫉妒能人当作要务。结果，英雄将领反倒成了圆滑顺从的臣子，暗中谋求保全自己，这难道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吗？

韩世忠坚决反对和议，最终却只是空有言辞，未能施行。如此说来，历代圣君在天之灵，究竟知道这些事，还是不知道呢？

刘锜在顺昌之战中，招募曹成等两人去敌军中充当间谍。两人遇到敌人时，假装坠马，果然被金军俘获。金兀术问他们：“刘锜是怎样的人？”他们回答说：“他不过是个太平年间的边地将领，喜欢歌舞女乐。朝廷因为两国讲和，才派他守东京，图个安逸享乐罢了。”金兀术听后很高兴，说：“这样的人容易打败。”

第二天，金兀术来到城下，责问将领为何接连败兵。将领们都说：“南朝如今用兵，已经不像从前了。”金兀术不相信。刘锜于是出兵迎战。众人请求先攻打韩常的军队，刘锜说：“攻打韩常，就算能打退他，金兀术的精锐部队还在，仍然难以抵挡。按兵法，应当先攻击金兀术；等他一动，其余敌军就不足为惧了。”

当时，金兀术身披白袍，舍弃甲马，带领三千亲兵督战。他们都穿着重甲、戴着铁盔，号称“铁浮图”。刘锜的士兵用长枪挑落敌人的铁盔，再用大斧砍断他们的手臂。金军还有一种骑兵，称为“拐子马”，号称“长胜军”，这次也被刘锜击败。

这一战中，刘锜的兵力不到两万人，真正出战的只有五千人。他能屡次取胜，主要是因为事先定好策略，不被其他将领的意见迷惑；他还善于趁敌军骄傲时取胜，并能以……

以少数兵力驾驭多数敌人，以安逸之师对付疲惫之敌，所以能够成功。洪皓（南宋出使金国、被扣留的使臣）从金国秘密上奏说：顺昌大捷（刘锜在顺昌击败金军）之后，金人震惊恐惧，打算放弃燕京以南的土地。当时如果各路将领齐心协力、分路追击，兀术（金国主将完颜宗弼）就可以擒获，汴京（北宋旧都）也可以收复。可是宋军急忙撤回，自己丧失了良机，实在可惜。

《弘道录》评论说：兵法讲，做将领的，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而智排在第一。这正是刘锜能取得顺昌大捷，连领俸禄的人也为之欢欣鼓舞的原因。可这时和议已经谈成，就像考场已散之后才交的文章，略有可观而已。除此之外，都是双方欢好议和的局面，还有什么机会可言呢？

汪立信担任沿江招讨大使（负责长江沿线防务的官职），在江陵上疏，请求增加安陆府的兵力，边境戍守的兵力不应抽调削减。他说，当今的对策有三种。应当把内地各郡的兵力全部调出来充实外围防御。现有兵力约七十多万，其中老弱柔弱的占十分之七，淘汰其中十分之二，还能选出五十多万精兵。而沿江防守不过七千里，若每隔百里设一处屯，每屯设守将，十屯为一府，每府设总督；特别险要的地方，兵力加倍。平时在淮河、长江上泛舟往来巡逻；有事则东西同时奋起，战守并用，军中刀斗之声互相听闻，粮饷运送不断，彼此呼应，形成联络一体的态势。再挑选宗室亲王或忠良能干的大臣担任统制，分东西两府坐镇，造成如“率然”（传说中击首则尾应的蛇）那样首尾相应的阵势，这是上策。长期拘押对方使臣，对我方没有益处，只会让敌人有借口，不如以礼把他们送回，答应输送岁币来缓和对方出兵的日期，不出两三年，边境稍得安宁，屏障渐渐稳固，新兵日益增加，既能战也能守，这是中策。

贾似道（南宋权相）收到奏书，把它摔在地上，骂道：“瞎贼胡言乱语，竟敢如此！”随即用严苛的法律罪名把汪立信罢免。后来贾似道兵败而回，朝廷又起用汪立信为招讨使，让他到建康（今南京）招募士兵，分发给江上各郡。汪立信当天就上路，与贾似道在芜湖相遇，他拍着贾似道的背说：“您不信我的话，才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汪立信随后抵达了建康。

守城的军队全部溃散，四面都是元兵。立信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叹息说：“我活着是宋朝的臣子，死后也要做宋朝的鬼。”有人把立信提出的两条计策告诉伯颜（元军将领）。伯颜叹息说：“宋朝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果真采纳了他的计策，我又怎么能打到这里？”

《弘道錄》评道：孟子说，连是非都分辨不了的人，就不算是人了。当时，沿长江布防的策略已经是下策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已经烧得焦头烂额，救火片刻也耽误不得；到了这种时候还胡乱行事，难道真是丧失了心智吗？

不过，他看起来像是失了心智，其实未必如此；只是因为长期受毒害般的迷惑，罪恶积累到了极点，才落到这一步，已经不能算是正常的人了。上天将借郑虎臣之手，揭露他卖国的罪行，所以事情不得不发展到这个地步。

《皇明名臣錄》记载：诚意伯刘基（字伯温，明朝开国功臣），慷慨而多谋，精通天文。当时他住在杭州，有一次游西湖，忽然看见西北方升起奇异的云彩，光影映在水中。同游的人都认为这是祥瑞的云彩，便分韵作诗。刘基却独自饮酒，说：“这是天子的气象，应验之地在金陵（今南京）。十年后会有王者兴起，我应当辅佐他。”

太祖朱元璋攻下金华、平定括苍后，刘基又指着天象对亲近的人说：“这是天命，哪里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后来，朱元璋果然派使者来聘请他。刘基于是从小路前往金陵，陈述十八条时务策略。

当时陈氏军队入侵，有人主张献城投降，有人认为钟山有王者之气，想逃去占据钟山。只有刘基说：“依臣的计策，不如拿出府库的钱财，以诚心安定将士的人心。何况天道向来是后发制人的一方更有胜算，应当埋伏军队，等待时机出击。要树立威势、制服敌人，成就王业，关键就在此时。”

太祖便采纳了刘基的计策，趁着东风出动伏兵，斩杀俘获的敌人数不胜数。中书省设置了御座，准备拥立小明王（韩林儿，红巾军首领）。刘基愤怒地斥责道：“他不过是个牧童，拥立他做什么？”他又陈说天命所在。太祖受到触动，醒悟过来，于是决定自行制定征伐天下的计划。

洪都守将胡均美派儿子来约定投降。太祖起初有些犹豫，刘基从身后踢了一下他坐着的胡床（坐具）。太祖明白了他的意思，便答应受降，胡均美于是献城投降。

后来，太祖多次想任命刘基为宰相，刘基都推辞说：“宰相是国家的重任，好比更换房屋的柱子，必须……”

只有具备判断力，事情才能处理得当。若像把短小的木料捆在一起那样勉强拼凑，事情很快就会倾覆。至于我，既不了解自己的不足，又憎恶邪恶过于急切，也不耐烦处理繁杂事务，因此只要暂且辞去宰相之职，报答君主的深厚恩遇。

皇上因此更加器重他，称他为“老先生”，不直呼其名，又说：“他是我的张良（汉初谋臣，以善于谋划著称）。”他曾经著书，担心自己来不及看到书稿流传，便把它留给天下后世。没想到后来皇上亲自任用他。因此，他的施政业绩都能在书中找到依据。这正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元朝的治理没有落实到他的主张上。相反，他的主张体现在施政业绩中，这也是大明兴起的原因。一个人的任用或罢黜，竟能如此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局。

《弘道录》评论说：杨文懿（杨士奇）曾说，张良的谋略没有写进文章流传下来；房玄龄的文章多用于辨析和起草文书，却没有同时留下开国功业与传世文章。此公（此处指前文所称之人）可称得上是千古豪杰。有人因他曾在元朝做官而非议他，也有人只称赞他观测天象的本领。这就像讥评伊尹曾多次出仕，又把周公的成就仅仅看作才艺而已。我认为，此公辞去宰相之位、不肯居功的事迹，清楚地体现了他明辨贤愚的智慧。世人认为没有人比得上他，他自己却仍觉得有所不足；这份谦逊，使他远远胜过那些凭借聪明才智、运用权术的人。

永乐、宣德年间，朝中名臣有“三杨”：文贞杨士奇（西杨）、文敏杨荣（东杨）、文定杨溥（南杨）。杨荣天资聪敏，办事果断。每逢朝廷有事派宦官到内阁商议，宦官总会先问：“东杨先生在不在？”若知道他不在，就会返回。议事时，杨荣从不怠慢杨士奇；但如果杨士奇认为某件事不能施行，杨荣后来作出的判断往往证明事情确实可行，而且没有妨碍。

每到秋天，皇帝命令文武大臣复核重罪囚犯的案件。从英国公以下的官员，都会退让等候两位杨先生裁决。杨士奇审问时不轻易定案，有时案件迟迟不能了结；杨荣只问一遍，便能作出裁断，众人无不叹服。

当时，皇帝英明威武，群臣奏对很少有人能合乎他的心意；唯独皇帝赏识杨荣的才能，几乎每天都让他留在身边。机密谋划和重要决策，杨荣必定参与。有时大臣们商议事情久而未决，文庙（明成祖朱棣的庙号）不悦，甚至发怒，东杨一……

事情一发生，他便收敛威势，事情也随即得到处理。东杨（明代内阁大臣杨荣）曾对夏太常仲昭（夏昶，曾任太常寺官职）说：

“我见到臣子因为刚直敢言而遭祸，常常深感惋惜。侍奉君主自有一定的分寸，进谏也有合适的方法。比如，皇上读《千字文》，念到‘天地玄黄’时，你不能马上接话说‘未必如此’，怎么知道皇上不是在试探你？也不知道君主心里究竟怎么想。不妨等到他再次读到这里，或者主动问起时，再回答：‘臣年幼时读《千字文》，学的是“天地玄黄”，不知是否正确。’大体上，明智的人臣就像这样应对。”

他又对李时勉说：

“西杨先生（明代内阁大臣杨士奇）尚未做官时，曾与楚府教授吴由翁结交。吴由翁告诉我，先生学识广博、聪敏机敏，为人宽厚，通晓事理；不自夸，也不傲慢待人。后来他身居宫廷近臣之位，参与掌管机要政务，处事公平宽和，心里始终只想着国家，从不掺杂一丝私心。

遇到重大政务、疑难大事时，众人往往争论不休，只有他默不作声。过了很久，他才缓缓说出一番意见，众人无不敬服。若有不同意见需要禀报皇上，众人已经上奏，最终皇上往往采纳先生的主张。

他在皇上面前遇事总是尽情陈说，不计较个人利害；讨论人才贤能与否、替人解释过失时，一概出于公心，不因私恩私怨而轻重取舍。他提出正确意见、纠正错误决策，具有扭转局势的力量，却从不拿这些事向别人夸耀。从这里可以看出，大臣和宰相应当如何尽职。”

《弘道錄》的编者评论说：

“我看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处的境遇，与前代贤臣颇为相似。就本书所记来看，他们有房玄龄、杜如晦相互谦让的风范；《水东日记》记载的事迹，显出陈平、周勃暗中辅佐君主的谋略；文集中所写的品行，又体现了韩琦、范仲淹立身处世的根本。他们能够脱离困境、走向显达，建立功业，真是聪明之人啊！这里已经记下了。”

平江伯陈瑄很有谋略。靖难之师（明成祖朱棣起兵争夺帝位的军队）到达江北时，陈瑄认为天命已有归属，便率领水师迎接并渡送军队，因此受封平江伯。当时北京军队的粮食储备不足，朝廷命他每年督运一百万石粮食，经由海路运送供应。他在直沽尹儿湾修建百万仓，又筑城设置天津卫，登记一万名士兵驻守漕运沿线。船队经过海岛时，岛上的夷人都畏惧避开，不敢露面。陈瑄率军……

命人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并派官员到场监督、平定价格，使人不敢争闹。两项便利措施建成后，北京便停止了海运。周公建议建造浅底船两千艘，最初每年运粮二百万石，后来增至五百万石。他又疏通清江浦，引水从管家湖流入鸭陈口，再通往淮河，以避开外河风浪的危险；还在管家湖修筑绵延十里的堤坝，方便引水行船。

他疏通仪真、瓜州两处壅塞的潮港，凿平吕梁、徐州两处险要河段的巨石，以平缓水势；在沛县刁阳湖、济宁南旺湖修筑长堤，疏通泰州白塔河，使它通向长江；又修筑高邮湖堤，在堤内开凿绵延四十里的河渠，使南北船只得以通行，并架桥方便行人。从淮河到临清，他根据各处水势高低修建了四十七座闸，按时启闭，使船只都能通行。这些措施带来了长久的利益。

他还沿河设置五百六十八处驿舍，每处安排疏浚浅滩的纤夫；沿堤打井、种树，方便行旅。凡事都考虑周全，谋划之后又能果断实行。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当时南北交通尚未贯通，上天于是特意降生了一位非凡之人，来到长江边上。即使人们不想任用他，山川又怎能舍弃他呢？唉，他起初因平江而受封，最终因济川（治理水运、济助天下）而显扬。《尚书》说：“如果要渡过大河，就任用你作船桨。”这话确实不假。他去世后受到庙祀，祭祀不断、享用祭品，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功绩吧。

周文襄公周忱初中进士，入选庶吉士（供翰林院培养、历练的官员）。当时曾棨等二十八人也在其中，周忱主动请求加入进学。明太宗高兴地说：“这是真正有志向的人。”于是命人把他增补进去。

后来，周忱历任工部侍郎，并巡抚南畿（明代南京及周边地区），前后共二十二年。他沉着敏捷、足智多谋，为人谦逊恭谨，不轻易开口，但谋划深远。他善于听取众人意见，凡有举措，必先询问百姓长者和地方官员，再作决定。他尤其善于记忆。有个刁民曾因几件事被他判处过，后来又来告状。周忱便说：“你某件事、某处的案子，我已经判过了，为什么又来申诉？”官吏若在税粮事务上欺瞒隐匿，他也总能指出：“某年调拨到某处多少……”

他把账目留存下来，逐项核验，结果果然如他所说，官吏都惊讶佩服，认为他有神明般的本领。

当时苏州拖欠税粮七百九十多万，松江也有同样的问题。朝廷多次派官员催逼，仍未能妥善解决。何公到任后询问当地父老，大家说，苏州、松江的民间习俗是大户不缴“加耗”（征收正税时附加的耗损费用），结果小户受到牵连，也拖欠税粮。于是他下令大户、小户一律缴纳加耗，并上奏获准，在南京铸造铁斛（量米的器具），使收支计量公平。

旧例不许设团局收粮。何公说，拖欠税粮正是由此造成的，便命各县在水边设置收粮点，推举一人总管，称为“总收”。加耗的征收各有定额。除了拨运所需之外，剩下的粮食存入仓库，称为“余米”。次年再按规定增减征收；完成拨运后若仍有结余，就由各县建仓，称为“济农仓”，把剩米运进去备用，以便赈济。

农民缺粮，或运粮夫役遭遇风浪、被盗，都可以借粮；秋收后按借粮数目偿还官府。官府织造、供应军需等支出，也都从积存的余米中支付。这样，百姓除了每年缴纳每石正税之外，不再感到徭役杂派的侵扰，官府也不再反复摊派索取。各县学校、先贤祠，以及各郡的桥梁、河道，都得到修缮疏浚，所用也都取自余米。百姓争相为他建生祠（在世时供奉的祠堂）；他去世后，又以祠祀纪念他。

后来，户部说济农仓的余米缺少核查，便上奏派曹属（户部属官）把存粮全部收归官府。此后征收和摊派纷杂，拖欠仍旧如故，百姓因此更加怀念何公。

《录》评论说：王文恪公谈到都御史何鉴时说，财物出自土地，由天时促成，而如何调度，全在人为。治理有法，即使财物不足也能变得有余；治理无方，即使财物有余也会变得不足。财物的增减盈缩，都取决于治理者。像文襄这样的人，正是善于治理的典范，所以人们常以他的做法作为巡抚的准则。从前江南各郡常常无论公家还是民间都困窘匮乏，近年却接连丰收，粮食多得堆积如山。难道也曾追究过其中的原因吗？这是人为治理的结果，并非天意……

何公（何文襄）巡撫江南时，正逢江南大饥荒。他向朝廷提出十二项救荒办法，获准从军队留在州府的禄米、军需储备等款项中拨出八十多万。于是，江南各府到处都有了充足的储备。

当时有人商议疏浚吴淞江和白茅港，却因没有经费而搁置。何公便请求用这笔储备支付工程和军需等费用。工程耗米二十八万石，却没有另外增加百姓负担。工程完成后，东南地区便没有了水患。由此可见，年景丰歉难道全由天时决定吗？所谓“把不足变为有余”，说的不正是这种做法吗？何文襄的才智，至今仍令人思量。

况钟起初只是一名小吏，曾侍奉尚书吕震。吕震举荐他有才干，他便被授予礼部仪制司主事，后来升任郎中。仁宗刚开始执政时，下令京城五品以上官员各自举荐熟悉的人才。况钟于是举荐左春坊官员张宗璉。

仁宗召见况钟，问杨士奇：“别人举荐的都是外地郡县中职位较低的官员，况钟为何举荐我的宫中属官？”杨士奇回答：“臣和王直原本也想举荐张宗璉，没想到被况钟抢先了。”

仁宗十分高兴，说：“况钟了解张宗璉，也算是贤明之人了。”这时，仁宗已经有意任用况钟。

宣宗即位后，大臣奏称苏州是大郡，事务繁杂，难以治理，于是提拔况钟担任知府。况钟到任后，立即罢免了五名贪婪暴虐的属官，又罢免了十多名庸碌懦弱的官员。随后，他和周巡检一起研究征收粮食的办法。

永乐年间，粮食要远距离转运到北京。苏州府原本征收二百七十万石粮食，加上转运所需的费用，实际征收数额增至八百一十万石。除去应缴的正粮和雇船费用，多出来的粮食都被粮长（负责催征、转运粮食的基层人员）私自隐匿。

于是，况钟提出另设粮头来分散粮长的权力，并免去旧征粮额的三分之一；余下部分中，一半作为转运费用，其余粮食存入济农仓，作为来年经费的储备。从此，每年用于马草的米数十万石、夏税折纳的布和丝数十万斤、绢数十万匹以及小麦数十万石，都改用结余粮食抵缴。各种额外支出的费用，也用这批粮食购买筹办。这样，既没有耽误朝廷规定的征收期限，也没有从百姓身上多取分毫。遇到灾荒或旱灾，他就立即开仓赈济。每……

他在任期间，挽救了几十万人的性命，给贫困百姓带来的好处更是无穷无尽。

九年任期届满后，他准备离任，全郡百姓便聚集在官署门前，叩门请求他留下，人数多达八万余人。朝廷于是派他再次任职。后来，他因病去世，百姓争相为他建立祠堂祭祀。

《弘道录》评述说：在这之前，苏州、松江一带的民风中，大户人家不缴纳额外加征的赋税，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当时，朝廷有仁宗这样的仁厚君主，又有文襄这样的贤臣。他的才智与善政，仿佛鸿毛遇上顺风，得以施展；若不是如此，一个小官吏想要获得朝廷举荐，宰相恐怕还会阻挠；而一个地方官能让八万多人叩门挽留，朝廷却还会听从百姓的请求。这样的事，到了如今恐怕很难再见了。故将此事记录下来。

《弘道录》卷之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