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2

诸葛亮是琅琊人，寄居在襄阳隆中，亲自耕种田地，喜欢吟诵《梁父吟》。他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却没有人认可他。司马徽清雅高洁，善于识人。同郡的庞德公素有声望，常称诸葛亮为“卧龙”，称司马德操为“冰鉴”（意为识人明察）。后来刘备在荆州访求人才，向司马徽打听。司马徽说：“寻常儒生怎么懂得时局？懂得时局的，只有杰出之士。这里就有伏龙、凤雏。”刘备问他们是谁，司马徽回答：“诸葛孔明。”

《弘道录》说：我看诸葛孔明，才明白东京（东汉洛阳）培养的人才，不能轻易求得。人们只看到党人遭到杀害、受辱，以为这是仁人贤士的灾祸，却不知道顾厨俊及（东汉党人中的知名人物）反而使清正德行的风气得以长久流传。

孔明懂得以清静修养自身，以节俭培养德行。他说：“不淡泊，就不能明确志向；不宁静，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这不正是有龙德而隐居的人吗？他又说：“学习必须专心宁静，才能必须通过学习获得。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能；不宁静，就无法完成学业。”这不正是始终勤勉不懈的人吗？他还说：“懈怠轻慢，就不能钻研精深；急躁冒进，就不能理清事务。年华会随着时光流逝，意志也会随着岁月消磨。”这不又像是时刻警醒、如履险境的人吗？当时人称他“卧龙”，确实有道理。

刘备三次登门拜访的诚意，振作了长期受压抑的士气；而孔明洞察时局的本领，也胜过那些追逐名声、沽名钓誉的人。

刘备拜访诸葛亮，屏退旁人后说：“汉室衰败，奸臣窃取政权，皇帝流离失所。我不自量力，想在天下伸张大义，却因才智浅薄、谋略不足而屡遭挫败，直到今天。不过，我的志向还没有改变。您认为该采取什么办法？”

诸葛亮回答：“自从董卓作乱以来，豪杰纷纷兴起，占据州郡的人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起初声势较弱，兵力也少，却终于战胜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是因为天时，也靠人的谋划。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兵众，挟持天子……”

“凭借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这确实是无法与之争锋的优势。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代；那里地势险要，百姓归附，贤能之士也为他效力。我们可以与他结为援助，却不宜谋取他的地盘。

荆州北面扼守汉水、沔水，南面直达南海，东面连接吴会，西面通往巴蜀，是兵家必争之地，可它的主人却守不住。恐怕这是上天把它送给将军的机会，将军可有这个打算？

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是富庶丰饶的地方。汉高祖凭借这里成就了帝王事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当地百姓富足，国家却不懂得安抚百姓。贤能之士都盼望遇到一位明主。

将军既是汉室宗亲，声望和信义闻名天下，又广纳英雄，求贤若渴。如果能够占据荆州、益州，守住险要之地，向西与各部族和好，向南安抚夷越，外面与孙权结交，内部整顿政务；天下一旦发生变局，就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军队进攻宛城、洛阳，将军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出兵秦川。到那时，谁不会用竹筐盛饭、用壶装酒来迎接将军呢？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霸业就可以成就，汉室也可以复兴了。”

刘备（字玄德）说：“好。”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诸葛亮（字孔明）向刘备陈说谋略，以及收取巴蜀、平定三秦的计划，都认为天下可以谋取，这两者的见识相同。但刘备最终未能恢复帝业，为什么呢？

汉高祖刘邦当年有三位杰出谋臣辅佐。攻取魏国、夺取代地、制服赵国和燕国、东进攻齐、南下灭楚，这些都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曾说自己带兵越多越好，可见他与刺杀颜良、诛杀文丑的关羽相比，能力相差很远。至于发号施令、指明方向，固然是张良这样的谋臣；追击兔狐、冲锋作战，也需要像樊哙这样的人。世上哪能有一个人同时包办这些事、样样都成功呢？

再加上曹操用兵，颇有孙武、吴起的风格；势单力薄的蜀汉却最终在战乱中衰亡，谁能替它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呢？诸葛亮虽然能够击退司马懿，或许也已经太晚了。这就是汉高祖赞叹诸葛亮、却说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原因。

孙权对吕蒙说：“你如今掌握要职，不能不学习。”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多为由推辞。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经书、做个博士吗？只要大略涉猎，了解历史上的事情就行。你说事务繁多，哪比得上我呢？”

注：原文末尾止于“孰若孤”，译文按现存文字译出。“刺颜良诛文丑者”指关羽；“发踪指示”与“击兔伐狐”是评论者用来比喻出谋指挥与实际作战的说法。

我曾经读书，自以为收获很大。后来蒙（吕蒙）才开始学习。等鲁肃经过寻阳时，和吕蒙谈论事情，十分惊讶地说：“你如今的才干和谋略，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吴地的阿蒙了！”吕蒙回答：“读书人分别几天，就该重新用新的眼光看待他。大兄（对年长男子的敬称），你怎么知道事情这么晚呢？”

《弘道录》评论说：古人为什么学习？因为美好的资质容易得到，至高的道理却难以听闻；学习，是为了真诚、守信。如今的人为什么学习？做事想求成，功业想求成；学习，反倒成了欺骗和伪诈的手段。因此，孙权还没劝吕蒙学习以前，他的良心还没有被蒙蔽，天理仍然存在；等吕蒙学习以后，便运用机巧、任用权术，显露功绩、施展才能，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吴地的阿蒙了。这样看来，受益的不是子明（吕蒙的字），受损的反倒是云长（关羽）吗？

孙权曾和陆逊谈到周瑜、鲁肃和吕蒙，说：“公瑾（周瑜，字公瑾）英勇刚烈，胆识谋略都胜过常人，因此击败孟德（曹操，字孟德），开拓荆州，远远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子敬（鲁肃，字子敬）是经由公瑾引荐，才得以与我相识。他来和我谈论，一谈就涉及帝王大业，这是第一件痛快事。

“后来孟德趁着刘琮归降的势头，扬言率领数十万大军，水陆并进。我召集众将，询问应当如何应对，却没有人先开口。直到张子布（张昭，字子布）说应该派使者迎接曹操，子敬劝我赶快召来公瑾，把军队交给他，迎战并击退曹操，这是第二件痛快事。

“后来，子敬虽然劝我把土地借给玄德（刘备，字玄德），这是他的一处短处，但不足以损害他的才智；只是他的见识浅窄，所以不能看明白这一点。

“平定吴地的战事中，谋划、决策并指点行动的人是他；其他将领不过是能捕获猎物罢了。他平日不亲自骑马，射箭也不穿透铠甲，并非因为骄傲尊贵、贪图安逸，而是因为他博学多识，专心研读经典，造诣深厚。因此有了善行不夸耀，有了功劳也不张扬。至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这句话，足以超越众人的见识；岂止濬（王濬）和浑（王浑）比不上他，就连华（华歆）和诡（姓名或称谓，原文如此）也赶不上他。怎么能说他最终损害了建功立言的根本呢？唉，这真值得效法。”

《唐书》记载，唐太宗对萧瑀说：“我年轻时喜欢弓箭，得到过一张好弓……”

我常以为，自己的见识已经无可增益。近来，我把弓拿给制弓的工匠看，他说：“这些都不是好木料。”我问他缘故，工匠回答：“木材的中心纹理不正，木头内部的纹路就会歪斜。弓即使做得很强劲，射出去也不会准确。”我这才明白，先前辨别弓材时还不够仔细。

我凭借弓箭平定四方，尚且知道自己并非什么都能看透，何况天下事务，又怎能只凭一己之见就判断呢？于是我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和内省值宿，常常召见他们，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政务上的得失。

《录》评论说：古人说，工匠要凭借自己的技艺进言规劝君主，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制弓工匠和轮扁（善于制轮的工匠）至今仍受称道，因为他们的言论切合事理，又通晓实际情况，值得认真考察。因此，木材中心不正，纹理就会歪斜；君主的心术不正，治理之道也会流于苟且。制弓工匠的见识，难道还不如王珪、魏征吗？

太宗只是听到了这番话，却没有领会它真正的用意。他虽然常召人来询问民间疾苦和政务得失，却没有谨慎对待自己私下与妻子、兄弟相处时的言行。这与真正喜欢听取意见、持守中正之道，仍有差距。

皇上问魏征：“君主怎样才能明察，怎样才会昏暗？”魏征回答：“兼听各方意见就明察，偏信一方就昏暗。尧广泛询问百姓，所以能了解情况。”（此处下文似有脱漏，原文接着谈到孙权与陆逊。）孙权说：“陆逊年轻时，我以为他只是不论难易都肯承担，果敢有胆量罢了。等他长大，学问日益增长，谋略也十分出众，足以和周瑜相比；谋取关羽的筹划，也胜过鲁肃。”

《录》评论说：我看孙权这番话，实在不合情理。周瑜的功业，是因为蜀汉君臣一度有所激励才成就的；孙权不去感念这一点，反倒拿来讥讽。既然如此，他又怎么能放过刘琮而不攻打呢？刘琮来归降却不取荆州，反而把机会借给别人；如果说借出机会的人做得不对，那么接受机会的人又该怎样评价？

孙权做汉朝的叛臣，实在到了极点。他后来巧用诡计袭击关羽，这不过像趁人不备行窃一般，却把这事说成胜过鲁肃的谋略。既然他能把偷窃一类的行径当作可取之事，那么后来宣扬天命、讨好曹操，也就不奇怪了。

杜预在《晋书》中说，虽然天下已经安定，如果忘记战备，终究会陷入危险。他勤于讲习武备，修建泮宫（古代的学宫），使江汉一带的人心怀德化，教化远及万里。他攻破山夷，在要害之地设置屯营，分别驻守，以巩固防御。他又修整召信臣留下的水利工程，引导滍水、淯水灌溉一万多顷原野；划定疆界、刻石为记，使田地归属明确，官府和百姓都能受益，民众因此依赖他，称这些水利工程为“杜父旧水”。

原先的水路只有沔水、汉水通往江陵，绵延千余里，北面没有可通行的水道。巴丘湖是沅水、湘水汇合之处，四面山川险要，是荆蛮赖以防守的屏障。杜预于是开凿杨口，开通夏水，直达巴陵，长达千余里：向内可把长江的余水排出，向外又能接通通往零陵、桂阳的漕运。南方百姓唱道：“后世没有叛乱，是杜老先生的功劳。谁能识得他的智慧名声与勇武功业？”

《弘道录》评说：智慧的名声、勇武的功业，谁不羡慕，又有谁不想了解呢？《尚书》说：“自夸自己的善行，善行就会受损；炫耀自己的名声，功业也会受损。”如果君主只听信一个人的话，就可能被蒙蔽，无法了解民情。舜帝能广泛听取意见，所以共工、鲧、驩兜等人无法遮蔽真相。后来，君主偏信赵高，招致望夷宫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最终遭受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之变。因此，君主若能兼听各方意见、广泛采纳建议，权臣就难以壅塞言路，民间的真实情况也能上达。

皇上说：“好。”

《弘道录》又说：《易经》的离卦上下都是离，象征光明相续，所以代表文明；明夷卦则象征光明陷入地下，因此代表幽暗。这正说明，兼听与偏信会导向不同结果。即便有这些教训，仍有人偏信杨国忠，酿成天宝之乱；偏信卢杞，引发建中之乱；偏信李训、郑注，招致甘露之变。

皇上问房玄龄和萧瑀：“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他们回答：“文帝勤于治理国家，常常上朝处理政事直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官员被请来坐着议事，卫士还传送饭食供大家食用。他虽然性情不算仁厚，却是个勤勉振作、专心治国的君主。”

皇上说：“你们只说对了一面，还没有看到另一面。文帝并……”

君主如果自以为明察，却又喜欢事事亲自审察，反而会有看不清、判断不通的地方；越是爱细察，越容易对各种事情疑心。天下的事务都由自己裁决，不交给群臣处理；天下这么大，每天事务繁多，即使日夜操劳、身心俱疲，又怎能件件处理得合乎情理？群臣既然摸准了君主的心意，就只会顺着他的想法办事，等他作出决定后再照办。即使发现过失，也不敢劝谏争辩，这就是二世而亡的缘故。

我却不这样做。我挑选天下的贤才，安排他们担任百官，让他们思考天下事务。事情先由宰相审慎处理，认为妥当之后再奏报给我。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谁还敢不竭尽心力、做好本职？又何必担忧天下治理不好呢？于是下令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令下达后，如果有不妥之处，都应当坚持意见，上奏说明，不得逢迎服从，违背自己的真实想法。

《弘道錄》评论说：皇帝这番话，可以作为君主治理国家的准则和借鉴吧？看不清事情却喜欢事事审察，是后世君主常有的弊病。是非不能由一个人包揽裁定；如果只凭自己的判断，是非就会混乱。善恶不能由一个人独断；如果任凭个人好恶，善恶就会颠倒。功过不能由一个人裁决；如果依个人私心决定赏罚，功过就会混淆。

所以，承认自己不够明察，把事情交给他人负责，还说得过去；把琐碎苛细的事务都揽到自己身上，动辄怀疑别人，就说不过去了。天下极为广大，一个人的思虑所能衡量的范围却很小；百姓无穷无尽，一个人的耳目所能触及的范围也有限。因此，自己认为事情不妥时，让各部门据理上奏，就能避免个人判断有所偏颇；有人还不了解情况时，能够选拔贤才、任用能人，就不必担心有人被埋没、事情无人办理。这样看来，贞观之治（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治世）差不多可以称道了。后世君主，应当多加思量。

房玄龄通达熟悉政务，又有文学修养，日夜尽心，只怕有一件事处理不当、使某个事物失其所用。他执法宽厚公正，听说别人有优点，就像自己有了优点一样高兴。他不要求别人十全十美，也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苛求别人。他和杜如晦（唐初名臣）一起提拔人才，常常唯恐来不及。朝廷各部门的制度规模，大多由他们两人制定。唐太宗每次和房玄龄商议政事，总会说：“没有如晦，就不能作出决断。”至于杜如晦……

到最后，太宗还是采纳了房玄龄的计策。房玄龄擅长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彼此投合、同心为国，所以世人称贤相时，总要推举房玄龄和杜如晦。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与汉代的张良、陈平不同，似乎看不出他们有追随、依附他人的痕迹；史书却称他们善于谋划，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善于把自己的才用藏起来。唐太宗与汉高祖相比，豁达大度的气象并不相同。太宗神采出众、才华横溢，足以使天下人都自叹不如。假如房玄龄提出一条计策，太宗便把它当作自己的长处；杜如晦筹划一件事，太宗便把功劳归在自己名下，那么像张良、陈平那样显露才能，又怎么能够始终保全自己的事业呢？太宗与房玄龄商议事情时，常说：“这件事不由杜如晦来决断，就办不成。”等杜如晦来了，太宗却最终采纳房玄龄的计策。君臣、朋友之间能这样彼此配合，难道不正是善于藏起各自才用的表现吗？

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人最怕的就是不了解自己的过失。你们可以明白地告诉我有哪些过错。”他们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兼备，我们忙着顺从辅佐都来不及，又哪里说得出什么过错呢？”太宗说：“我问的是自己的过错，你们却只是一味地奉承。我想当面指出你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让大家互相劝戒、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

太宗接着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嫌，处事敏捷，判断果断；但统兵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见识较为深远，遇到危难也不改变节操，做官没有结党营私的行为；不足之处是缺少刚直进谏的骨气。唐俭言辞敏捷，善于调和解决人际纠纷；跟随我三十年来，却从未向我提出过劝善纠过的意见。扬师道品行纯厚、性情温和，本来没有什么过失；但他内心胆怯懦弱，遇到紧急关头难以依靠。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写得华美充实，议论时总依据深远的经典道理，想来不会辜负别人。刘洎性格最为坚定正直，能有所裨益；但他看重承诺，对朋友也有偏私。马周观察事情敏锐迅速，性格十分正直，评论人物时直言不讳；近来我委任他办事，多数都能让我满意。褚遂良学问……”原文到此未完。

他渐渐长大，性情也越发坚定正直，常常向我倾吐忠心，亲近依附于我，就像飞鸟依人一样，让人怜爱。

《弘道录》评论说：唐太宗起初想听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也听取群臣的意见；到了后来，却常常评议群臣而忘了检视自己的过失。后来他评价魏武帝时说：“临危时能够制胜，善于判断敌情、出奇制胜，这是将领的智慧有余，却缺少治理万乘之国的才能。”把这些话合起来看，就能看出唐太宗的得失，又何必曲意奉承呢？

唐德宗下诏召郭子仪回朝，让李光弼接替他。士兵们哭着拦住中使，请求留下郭子仪。郭子仪骗他们说：“我不过是轻视中使罢了，命令还没有传到。”随后便跃上马离去。

李光弼带着五百骑兵赶往东都洛阳，夜里进入城中。他手下的卑兵马使（低级军职）张用济和几位将领商量，想带精锐部队突入东京，赶走李光弼，再请郭子仪回来。他命令士兵披甲上马，准备行动。康元宝劝阻他说：“你带兵去请郭令公，朝廷一定会怀疑他。若是郭令公暗中指使你这样做，那就是害了他全家。郭家百口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要这样做？”张用济于是作罢。

《弘道录》评论说：宋代岳飞奉诏班师，与郭令公跃马离去，用意正相同。但有些老儒生却责怪岳飞，认为将领在军中时，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应等收复中原后再听从朝廷安排。这种说法难道对吗？张用济的打算，与这种主张又有什么不同？

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年轻时没有专心读书，晚年才喜欢上读书。他性情豁达，不爱装腔作势。京城新宫建成后，他坐在正殿里，命人把各道门都敞开。殿门彼此相对，视野开阔，没有遮挡。他对身边的人说：“这正像我的心一样，稍有不正，别人都看得见。”

他还曾对宰相薛居正等人说：“古代的君主很少有人能端正自己的内心，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我常常从早到晚心怀警惕，防止做错事，克制欲望，希望能践行以德化人的道理。唐太宗接受臣下的谏疏，臣子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羞耻。难道不如从根本上不犯过失，使臣下没有批评的话可说吗？”

《弘道录》评论说：《尚书·虞书》所说的“人心惟危”，难道是在说人心只要有欲望就危险吗？《中庸》的……

不见不闻，是说戒慎之心达到了极深的境界。太宗心胸开阔、见识高明，处在这样的境界中，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唐太宗能够接受直言劝谏，尚且觉得受人批评是羞耻；何况那些掩饰过错、文饰失误的人呢？后世的君主，恐怕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了。

唐太宗勤于学习，每次退朝后都要读书，自己反复思考、推究其中的道理，然后才放下书卷。他下令史馆编修《太平御览》（一部大型类书），全书一千卷，每天进呈三卷。宋琪等人担心他过于劳累，便进谏。太宗说：“打开书卷总会有收获，不会觉得劳累。我想用一年时间读完这部书。”

《弘道錄》评论说：帝王读书的目的，与读书人研习经书并不相同。我认为，读书人也应当体察人情与本性，探求事理和旨趣；至于夸耀读书多、争竞辞藻华丽，只会白费力气，没有益处。像太祖那样，对所学的道理不但能读懂，还能付诸实践，后代君主本应以此为榜样。可是，后来编修的《太平御览》内容支离琐碎，对实际治国没有帮助。即使每天读三卷，又能有什么益处呢？田锡不赞成这种做法，是有道理的。

田锡为人正直耿介，不善于迎合他人，富有谋略，也重视礼法。他曾上奏说，旧有的《御览》只是按门类罗列事物，对启发君主心智没有帮助。他请求另编一部《御览》，并从经史中选取切要的言论，编成《御屏风》，放在御座旁边，使君主随时都能看到治乱兴亡的借鉴。

田锡在《御览序》中说：圣人的道理记载在书册之中。《六经》的言论旨意高远，不经过讲习、考察和讨论，就难以探知其中深意。各部史书记载的人物事迹各不相同，不对照、比较其中的异同，就难以记住纷繁复杂的内容。诸子百家的学说有不少偏颇之见，文集中的言论则往往缺少儒家经典的纲领。只有搜寻精要的义理作为借鉴和警戒，提取纲要来把握贯通的道理，再编成每天阅读的书，用来增进日新之德，才有意义。即使读到白发苍苍，也未必能把这些道理穷尽。

田锡在《御屏风序》中说：古代帝王曾在盘、盂上刻铭文，在几案、手杖上刻警句，就是为了让这些劝诫常在眼前，早晚都不忘记。我常从经、史、子、集中选取重要言论，进献给君主；如果君主早晚观看省察，德行便能日日进步，达到与商汤、周武王相当的境界。

《弘道錄》又评论说：我看汉、宋两代的祖先君主，都没有刻意做学问，却能不……

唐太宗、宋太宗都刻苦用功、广泛学习，却仍免不了后世的讥评，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他们追求博闻强记，却没有把功夫落实到探究事物、增进见识上吗？所以最终的成就也只限于文章辞采和书法，而没有关乎端正心意、修养内心。宋真宗只会感叹赞美田锡，说上天夺去他太早，没能尽力上奏章疏、成就直言进谏的功业。更何况只是放置一架屏风呢？即使说那是另作御览之用，也仍然是这样。

赵普年轻时熟悉官府事务，却缺少学问。宋太祖劝他读书后，他便手不释卷。每次回到家中，他都关上门户，打开书箱取出书来，整天诵读。第二天处理政务时，他决断事情十分迅速。赵普去世后，家人打开书箱查看，里面只有《论语》二十篇。他常对皇帝说：“臣有一部《论语》，用其中一半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再用另一半辅佐陛下实现太平。”

李沆曾经在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何读这本书。李沆回答：“我身为宰相，《论语》里所说的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及按时役使百姓这些道理，我尚且还没能做到。圣人的话，终身诵读也是应该的。”

《弘道錄》评论说：赵忠献（赵普的谥号）读《论语》，可以说很是自信、颇为自负了。然而他不知道，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宝玉在匣子里毁坏，这是谁的过错？这正是把责任推开，说“我不是想这样做”，却又一定要替自己找借口。

李文靖（李沆的谥号）读《论语》，可以说谦逊自责了。但他确实能够安守职责而不懈怠，忠心尽职地践行所学。因此，别人平时不轻易开口，一旦开口，往往切中要害。

唉，像李沆这样的人，他能预先看出问题，可称为“智”；他不欺骗自己，可称为“仁”；终身诵读圣人的话，可称为“勇”。从他对圣人教诲的态度来看，难道不是一个心中无忧、无惑、无惧的人吗？

后来李沆做宰相，王旦才参与政事。西北用兵时，王旦有时忙到晚上还顾不上吃饭，感叹说：“怎么能坐等天下太平，从容安闲、无事可做呢？”李沆说：“暂时有些忧虑和勤勉，正好可以作为警醒和戒备。将来四方安宁、朝廷太平时，也未必就没有事情。”王旦不以为然。李沆又每天把各地的水灾、旱灾、盗贼等情况上奏。王旦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皇上听取。李沆说：“君主……”

年轻人应当让他了解四方生活的艰难；否则，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若一味沉迷于声色犬马（歌舞、女色和骑马打猎等享乐），土木营建、整治军备、祈祷祭祀之类的事情就会兴起。我年纪已老，恐怕来不及看到这些了。这是我对参政（官职名）后来忧虑的事。

李沆去世后，真宗因为与契丹已经议和、西夏也已归附，便举行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到汾阴祭祀，又大规模营建宫观（宫殿和道教庙观），搜求、讲习废弃已久的典章制度，几乎没有闲暇。真宗亲眼看到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劝谏，却已经与他们一同参与；想离开，皇上又待他很优厚。于是他想起李沆早先看得深远，不禁感叹：“李文靖真是圣人啊！”当时人们便称李沆为“圣相”。

《弘道錄》记载：自《尚书·商书》中有“恳切寻求杰出的圣人”这句话以来，还有谁被称作“圣相”呢？李沆的先见之明，如同占卜所得的预兆般清晰；整个宋代，也只有他一人如此。

李沆接待宾客时，常常很少说话。外界议论他是“无口匏”（像葫芦一样不开口）。他的弟弟李维曾趁空闲时劝他说起这件事。李沆回答：“我并非不懂得如何说话。如今朝廷上下的官员都可以进言，向皇帝递交奏章，毫无阻塞；奏章下发到主管部门后，人人也都能看到。其余那些凭门籍入仕的年轻人，坐下起身、行礼作揖时尚且慌张失措；一坐下来就必定自夸功劳、勉励自己，好借此求取恩宠和奖赏。他们又有什么见解，值得我和他们交谈呢？如果为了迁就他们而随口说些虚假的话，那就是世人所说的‘笼簟、笼罩’（用虚言敷衍、笼络人），这种事我做不来。”

《弘道錄》评论：我看李沆所说的，无不准确地描绘了年轻人的情态。他说的“笼簟”，指表面上说些空洞客套的话，内心却没有真意；这对世俗情态的刻画十分贴切。由此可知，“圣相”的智慧无所不知。人怎么能为了博得市井小儿的欢心，甘愿被有识之士鄙视呢？

陈恕长期掌管三司（主管财政的机构）。真宗刚即位时，曾命他详细列出朝廷内外的钱粮数目，上报皇帝。陈恕很久没有呈报，皇帝多次下诏催促。他回答说：“陛下还年轻；如果让您知道府库充实，恐怕会生出奢侈之心，所以我不敢报告。”皇帝称赞了他。

《弘道錄》评论：陈恕凭借精于计算而任职，这件事本来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然而，皇帝的奢侈……

有人心里早已把这件事看得很透；即使宽恕他、把事情详细写入天书，他也必定不肯做，而且也不值得指望他去做。记下这件事。

曹彬攻下江南后，回京时行李简单清淡，只有书籍、衣物和被褥。阁门官呈上文书说：“奉命派往江南办理公事，如今已经回来了。”当时的人称赞曹彬不居功自傲。

起初曹彬出征攻打南唐，宋太祖对他说：“等攻下李煜，我就让你担任使相。”潘美提前向他道贺。曹彬说：“不是这样。这次出征，是倚仗天子的威势、遵照朝廷的谋划，我有什么功劳呢？况且使相已经是最高品级的官职了。”潘美问：“这话怎么说？”曹彬答道：“太原还没有平定呢。”

曹彬回来献上俘虏时，太祖说：“本来要授你使相，但刘继恩（原文如此，或为刘继元）还没被平定，暂且等一等。”潘美看着曹彬微微一笑。太祖察觉后问潘美，潘美如实回答，太祖也大笑起来，随后赐给曹彬五十万钱。曹彬退下后说：“人生何必非做使相不可？好官不过是能多得些钱罢了。”后来，曹彬被任命为枢密使（掌管军事机要的官职）。

《弘道錄》评论说：曹彬的智慧和见识，难道可以轻看吗？马援曾遭梁松诬谤，王濬也收到过周浚的弹劾书。君子身居功臣之位时，不可不谨慎。不过，即使有人拔剑砍柱、挽袖挥拳，也未必拦得住曹彬；区区一个使相之位，更不足以使他动心。《诗经》说：“不嫉妒，不贪求，怎么做会不善呢？”曹彬与潘美之间，可以说彼此相处得很好。

张詠任益州知州时，百姓谣传说有个白头老翁会在午后吃人，全城一片惊慌。张詠到街市上查访，得知这谣言是一个奸邪之人散布的，便把那人抓来处置，当天谣言就平息了。他告诉百姓：“妖异之事兴起，是因为灾气乘虚而入；妖异会显出形体，谣言则靠声音传播。平息谣言，靠的是明辨果断，不靠献计逞能。”

又有一次，当地刚经历战乱，百姓心怀不安。一天，军队集合检阅，众人刚出发，忽然有人连续三次高呼万岁。张詠也下马，朝东遥望，高呼万岁，然后重新上马继续前行。众人不敢喧哗。有人把这件事告诉韩琦，韩琦说：“在那种情形下，我也想不出办法来。”张詠的才智谋略，大多都像这样。他常对李畋说：“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运用智慧。智慧就像水一样……”

水流动就不会腐败。凡事如果平时都不用心思考，到了大事当前，哪里会有智慧突然出现？

有了智慧，又有三件难事：第一，能够看清形势；第二，看清之后能够付诸行动；第三，到了该行动的时候，能够果断坚决。

《弘道录》评论说：自从孟子谈到“穿凿”以来，寇准（谥号忠定）这番话真是切中要害。智慧不能靠刻意穿凿来求，也不能任其穷竭；不顺应事理，就会陷入穿凿；不能持续运用，就会枯竭。循着事理而行，便是顺；持续运用而不枯竭，便是流动。所以，制止讹误的办法，在于当机立断；驾驭车马的呼喝，要敏捷迅速。不能决断、不够敏捷，都是智慧的敌人。失去这三点，一个人就无法治理，连一步也走不动，更何况处理天下大事呢？因此说，寇准的话确实切中要害。

契丹进犯澶州（今河南濮阳一带），皇帝大为惊惧，向寇准询问对策。寇准回答说：“陛下若想了结此事，不过五天。我请求陛下亲自前往澶州。”同僚听了都很害怕，有人想要退走，寇准制止了他们，并让他们等候皇帝启程。皇帝也觉得为难，准备回内宫，寇准恳切挽留他说：“陛下若回宫去，臣就无法再见到您，大事也就完了。”毕士安极力劝皇帝照寇准所请行事。皇帝于是商议亲征，并召集群臣询问方略。

王钦若（临江人）请求皇帝前往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求皇帝前往成都。皇帝又问寇准，寇准心里明白两人的打算，却像是不知道似的，说：“是谁替陛下出了这条计策？这罪该杀！如今陛下英明勇武，将领和群臣又能同心协力。若陛下亲自出征，敌人自然会逃走；否则，我们也可以出奇制胜，扰乱敌人的计划，再坚守阵地，拖垮他们的军队。这样一来，我们以逸待劳，胜算在握。为何要抛下宗庙社稷，前往楚地、蜀地这些遥远的地方？无论到了哪里，人心都会崩溃。一旦敌人得胜、乘势深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皇帝于是下定决心前往澶州。

《弘道录》评论说：我朝己巳之变（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朝廷动荡），徐有贞主张南迁，幸亏于谦（字子肃，谥号肃愍）劝阻，才没有迁都。这两件事，哪一件更难处理？依我看来，澶渊之战时，宋朝君主没有失职之处，宗庙社稷安定；而正统年间的变故中，皇帝被困在荒野，朝廷内外震动，是否迁都的决断，顷刻间就关系到国家存亡。然而当时，王钦若、徐有贞……

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以二位大臣的才智，为什么不赶快除掉这些祸患，却让它们都能借机在后来酿成罪祸呢？这是为什么？有智慧的君主，黑白是非容易分清；一味宽厚的君主，却难以辨明邪正。一旦习惯了安逸富足，就会滋生骄奢；忘了祸乱的危险，祸患的苗头便会萌生。景德年间（宋真宗年号），朝廷屈从于二位大臣的正当劝谏，让事情暂时得以解决，然而责罚和祸患也随之留到了后来。圣人对此作《易》辞说：“到了八月，就有凶险。”君子怎能对此掉以轻心，又怎能不设法避开呢？

皇帝到了澶州南城，望见契丹军队声势很盛，众人请求停止前进、暂时驻驾。寇准坚决请求说：“陛下若不过河，人心就会更加不安；敌军的气势也无法压服，这不是树立威势、决胜敌军的办法。”众人议论时都心怀恐惧，寇准据理力争，仍未能定下决策。

寇准出宫后遇见殿前都指挥高琼，便问：“太尉受国家恩遇，今天能有所报答吗？”高琼回答：“我只是个武人，愿意效死。”寇准于是再次入宫，高琼也跟着站在朝堂上。寇准厉声说道：“陛下若认为我的话不对，何不试着问问高琼等人？”高琼立即仰头奏道：“寇准说得对。”他随即指挥卫士推辇前进，皇帝于是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远近的人都望见皇帝的车驾，诸军欢欣鼓舞，高呼万岁，声音传出数十里。契丹军的气势因此受挫。

皇帝把军中事务全交给寇准处置，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他号令严明，士卒敬畏而又信服。寇准不想用财物贿赂契丹，而是想要求对方称臣，并献出幽州、蓟州一带的土地。他因此献策说：“如果这样做，就可以保百年平安；否则，几十年后，戎人（此处指契丹）还会生出异心。”寇准大概是想出击，使敌军片甲不返。可当时皇帝正厌倦战争，便说：“我不忍心让百姓再次陷入困苦，就暂且听从和议吧。”

《弘道錄》评论说：宋代的澶州，就是今天的大名。宋朝都城汴京与今天的燕地都城南北相距并不算远。契丹入侵时，曾攻打定州、保州，随后又攻打顺安军、北平寨；这与如今的入侵路线大致相当。宋军先有魏能、石普挫败敌军前锋，又有田敏、王超在后方抵御，所以每次与……

宋军作战稍有退却，便立即撤走，显得徘徊不前、没有斗志。到了澶渊之役（北宋与辽交战于澶州一带的战事），寇准（北宋大臣）又独自站在前面，想趁机邀击敌军，使敌军连一辆车也不能逃回去。可是宋真宗一方面说准许议和，另一方面又说厌恶战争。谈到每年赠送财物时，皇帝甚至说：“如果实在不得已，即使给一百万也可以。”史书上的这些记载，难道全都是夸大其词吗？

况且，汉、唐与外族议和，多半只采取和亲这一种办法；宋朝的誓约却同时采用了两种办法，为什么不把这些情况都拿到朝廷上说清楚，让君主和宰相共同选择呢？今年说要收复河套，明年又改换总管之人，整年都不得安宁，只盼着敌人不来，听任他们自行退去。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敌人只想掳掠，不足以构成大患，因此不必防备。这种想法，正好落入我所说的“五饵”（用来诱使敌人上钩的策略）之中。为什么不试一试，反而让百姓遭受惨重伤亡呢？

我因此借澶渊之役进言给掌权者：聪明人最先该办的要紧事，哪里还有比这更急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