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9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谁更强一些？”子贡回答：“我哪里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孔子说：“确实不如他，我和你都不如他。”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门下的教导，大致是学生不努力思考，就不启发他；心里有所领会却说不出来，就不替他点明。孔子并不是把子贡和颜回相比这件事当作缺点，而是借此让子贡反省：自己是否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否能以广施恩惠、救济众人为己任。若拿这些来和颜回相比，两人之间的差距简直如同天壤。

子贡才思敏捷，未必真把孔子“不是你所能及”的话当成定论。因此孔子用“你和颜回谁更强”这个问题来启发他。子贡若能反省自身，努力钻研、仰望大道，即使进步时而显著、时而不易察觉，也能在想放弃时仍坚持下去，颜回又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人呢？只要立志追赶，就有希望达到。这里说的是资质与学习所能达到的境界。孔门弟子中的颜回，难道非得等到被称作“聪明人”才会有所领悟吗？所以孔子再次说“我和你都不如他”，是为了激励子贡；若子贡因此止步，那就辜负了孔子的用意。

孔子说：“颜回这个人，能够选择符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做法；一旦得到一种善，就牢牢记在心里，从不忘记。”

《弘道录》评论说：这就是颜回能够“听到一件事，推知十件事”的根本。能作出选择，就不会偏过头或做得不够；能真正得到善，就会牢记在心，不让它丢失。不断积累，直到无须再犹豫选择，也没有什么善理会遗漏，便自然能达到听一知十的境界。学习的人尚未达到这种程度时，只要努力做到择善并牢记于心，就有可能达到颜回的境界。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快达到理想境界了吧？他常常穷困。子贡不安于天命，经营财货，却往往能够料中。”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曾把颜回和子贡放在一起谈，是因为两人的资质相近，后来养成的习惯和境界却相差很远。颜回接近大道，在于善于选择正道，并且乐于实行；这不只是天资使然，也是学问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子贡不能安于天命，也不善于作出这样的选择；他经营财货、推测行情屡屡应验，靠的是天生的资质，并不代表他的见识已经达到最高境界。这里所说的“命”，不是贫富贵贱的命运……

天命所赋予人的本性，就是“性”所由来的依据；至于屡次穷困、从事货殖经营，都只是人生中的次要事务。

孔子问子贡：“赐，你以为我博学多闻，并且能把所学记住吗？”子贡回答：“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我是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

《弘道录》说：子贡先是相信，随即又产生疑问。这不是因为他积累学问、功夫还不够，而是因为他选择和把握道理时不够精审。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和颜渊，所遵循的都是同一大道，都能用一个根本道理贯通一切。因此，礼乐制度、典章文物以及古今的事理变化，可以通过广泛学习来了解；但“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审专一地把握正道，诚心守住中道），不能只靠广泛学习和记诵来获得。若一开始就能辨明并选定根本道理，就不会有这样的疑惑。

孔子向子贡讲“一以贯之”，和向曾子讲的是同一层道理；但先对曾子说的话，和先对子贡说的话不同。这是因为曾子重在守住简要根本，子贡则重在广泛施学。守住根本，往往不必多说便能领会；广博求知的人，则可能先相信，随后又生疑。

孔子对子路说：“参（曾子的名）啊，我的道用一个根本贯通一切。”曾子回答：“是。”孔子走出门后，弟子们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无非是忠和恕罢了。”忠，是尽心尽力；恕，是推己及人、体谅别人。

《弘道录》说：我看子贡的才智，尚且不敢自比颜回，又哪里敢自比曾参？颜回专心领受并牢记一条善道，所以听到一件事，便能推知十件事，理解充足而通达。曾子以忠恕勉励自己，最终达到“一以贯之”的境界，心中豁然明白。

曾子不是借助外在学问来讲明大道，而是从自己的内心体认，心中没有疑愧；落实到自身行为，有切实依据；表达出来，也能清楚顺畅。忠与恕并非两种彼此分开的道理，正如“一”与“贯”也不是两件不同的东西。

那么，如何让一个根本贯通万事，又该怎样达到这种境界？善于学习的人，必定有可以着力的地方：尽自己的本分，是可以努力做到的；推及他人，也是可以实践的；但“一”并非靠勉强用功就能造出来，“贯通”也不是凭意愿就能做到的。达到最终境界时，自己与他人融为一条道路，天道与人道合为一体。不刻意追求“一”，却自然归于一体的，是自己的本心；不刻意追求贯通，却自然能贯通万事的，是对万事的通达。

曾子不只是善于学习孔子的道，也善于教导门人；不只是善于教导门人，也能为后世作出示范。如果只空谈高远道理，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那么即使讲上一千句话也不够；若真正领会了根本，一句话也可能使人受用。

《左传》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求观看周朝的乐舞。乐工为他演奏：

演奏《周南》《召南》时，季札说：“美啊！这是王业初创之地的乐声，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就，却勤勉而不怨苦。”

演奏《邶风》《鄘风》《卫风》时，他说：“美啊！情意深厚，忧愁却不至于困顿。我听说卫康公、卫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卫国的乐声吧？”

演奏《王风》时，他说：“美啊！怀念故国，却没有恐惧。这是周朝东迁后的乐声吧？”

演奏《郑风》时，他说：“美啊！只是过于琐细了，百姓承受不了。郑国大概会先灭亡吧？”

演奏《齐风》时，他说：“美啊！气势浩大，真是宏大的乐声。使东方淮地彰显声名的，大概是太公吧？齐国的前途不可估量。”

演奏《豳风》时，他说：“美啊！宽广舒展，欢乐而不过分。这大概是周公东征后的乐声吧？”

演奏《秦风》时，他说：“这就叫作中原之声。能够掌握中原之声，说明秦国的大夫已经到达这里了。这大概是周朝旧都的遗风吧？”

演奏《魏风》时，他说：“美啊！气势宏大而又婉转，舒缓平易，容易推行。若能用德行来辅助这种风气，就是明君。”

演奏《唐风》时，他说：“思虑深远啊！那里或许还留有陶唐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尧）的遗民吧？否则，忧思怎么会这样长远？若非德行美好的先王后代，怎么能有这样的乐声？”

演奏《陈风》时，他说：“国家没有君主，怎么能长久呢？”从《郐风》以下，他便不再评论。

演奏《小雅》时，他说：“美啊！情意深厚而不怀二心，有怨意却不说出口。这是周德衰微时的乐声吧？其中仍有先王遗留下来的百姓。”

演奏《大雅》时，他说：“宽广啊，和乐融融！曲折之中自有端正的气度。这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

演奏《颂》时，他说：“达到极致了！正直而不傲慢，委婉而不屈从；亲近而不逼迫，疏远而不离散；变通而不过度，回归而不令人厌倦；哀伤而不忧愁，欢乐而不放纵；周全而不匮乏，宽广而不张扬；施予而不浪费，取得而不贪婪；安处而不滞塞，行动而不流于放纵。五声调和，八方之风气平正，音节有法度，守序而不乱。这是盛德共同具有的境界。”

看到表演《象箾》《南籥》时，他说：“美啊，只是仍有遗憾。”看到表演《大武》（表现周武王伐纣的乐舞）时，他说：“美啊！周朝盛世，大概就是这样的吧？”看到表演《韶濩》时，他说：“圣人的德行宏大，却仍有可惭愧之处。做圣人真难啊！”看到表演《大夏》时——原文至此中断。

掌管乐舞的人说：“美啊！禹勤劳而不自夸功德，除了禹，还有谁能成就这样的事业？”

演奏《韶箾》的人说：“德行达到极高的境界了，伟大得像天空一样，无所不覆盖；又像大地一样，无所不承载。这样的盛德，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了。”

《弘道錄》记载说：《尚书·洪范》讲“思考才能明达”，周子也说：“无思是根本，思考才能通达。不思考，就无法通晓细微之处；不能明达，就无法做到无所不通。”

季子舍弃居室去耕作，修养早已纯朴笃定；太伯的英灵在天上暗中帮助他通晓幽微。因此，他还没有听到音乐时，就像黄钟律管尚未校正、芦苇膜还没有振动一样：微妙的声音本来就难以听见，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也很少。等到他听见音乐之后，先前所不明白的地方便豁然贯通，百川仿佛都在此时汇流而来，各种条理和脉络一下子清晰起来。

他领会到音乐所表现的兴起与消亡、美好与盛大、勤劳与忧思、宏伟与细微、深远而广阔、深厚而周至，最终达到极致，像天空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一样。这难道是靠逐句歌唱、逐字辨析才做到的吗？大概是因为从细微处通晓，才能达到无所不通；而通晓细微，又来自思考。

孔子不是说过：“没想到听音乐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平日诵读、讲论、向往、欣慕、喜爱音乐，何止是勤勉而已？一旦听见音乐，心中自然融通，生出难以言说的妙悟，于是深深叹息。唉，如今有些人诵读《诗经》三百篇，还不如乐工唱出一句诗更能领会其中意味，原因就在于不肯思考，所以无法通达。孔子感叹，知道得再多又有什么用？那么，即使只是观看，又有什么用呢？

季札在鲁国听乐时，叔孙穆子对他很欣赏。季札对穆子说：“您恐怕不得善终吧？您喜欢善人，却不能择取合适的人。我听说君子最要紧的是选对人。您身为鲁国宗室重臣，又掌管国家大政，如果任用人才不谨慎，怎么能承担得起？灾祸一定会降临到您身上。”

后来季札出使齐国，对晏平仲也很欣赏，便对他说：“您还是交出封邑和政权吧。没有封邑，也不掌政，才可以免于灾祸。齐国政局即将发生变动，如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承担重任，祸乱也还没有平息。”于是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政权和封邑，因此躲过了栾氏、高氏之乱。

季札出使郑国时，见到子产（郑国大夫），觉得两人像旧友重逢，便送给他一条白色丝带。子产回赠他一件苎麻衣，并对他说：“郑国的执政者奢侈，灾祸恐怕就要来了。政事迟早会落到你手里。你执政后要谨慎行事，遵循礼法；否则，郑国就会衰败。”

季札到了卫国，称赞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人，说：“卫国君子很多，暂时不会有祸患。”

他从卫国前往晋国，准备在戚地过夜，听见有人奏乐，便说：“奇怪！我听说，能言善辩却没有德行的人，必定会遭到杀戮。”于是离开了。蘧瑗听说这件事后，终身不听琴瑟。

季札到了晋国，称赞越父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大概要归于赵、韩、魏三家了。”他又称赞叔向。临行时对叔向说：“您要多加保重。国君奢侈，许多大夫又都富有，政权将落到大夫家族手中。您喜欢直言，一定要设法避开灾祸。”

《弘道錄》评论说：所谓博学高雅的君子，不只了解过去的事情，也能洞察将来的变化。这是因为他们内心虚静，便能明察；行事正直，便能公正；公正，便能兼顾众人。这些本领，根本上都来自没有私欲。

如今看来，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卫国的伯玉（蘧瑗，字伯玉）、晋国的叔向，都是当代出众的人物；晋国的豹、武、起、舒，以及卫国的鰌、荆、朝，也都是政事方面的杰出人物。吴国虽远离中原，季札却亲近仁德贤明之士。所谓“天下的善士会结交天下的善士”，说的不正是他这样的人吗？假如他沉迷于一国给予的名声和恩宠，贪恋当时的富贵，不能与贤者交往，又怎能让美名流传至今呢？不过，即使是圣人孔子，也曾亲自听过季札的言谈；而子游在鲁国时，却没能让季札来访。因此，季札最终仍只是一个国家的贤士。

《资治通鉴》记载：田单准备攻打狄地，去见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攻打狄地，恐怕攻不下来。”田单说：“我凭借即墨剩下的败兵，打败了强大的燕国，使齐国恢复故土。如今攻打狄地却不能取胜，为什么？”他没有上车致谢，便离开了，随即进攻狄地。三个月仍未攻下，他于是担忧起来，又……〔原文至此中断〕

这段文字讲述了战国时期名士鲁仲连与齐国将领田单的对话故事，以及后人对鲁仲连行为的评价。

鲁仲连对田单说："将军当年在即墨（今山东平度）时，坐着编织草筐，站着就拄着农具，激励士兵说'我们无路可退了，国家要灭亡了，今天就是最后时刻'。那时将士们都抱着必死决心，所以能打败燕军。而现在将军东有夜邑的封地，西有淄水（今山东淄河）的游乐，腰缠黄金在淄澠之间驰骋，只想着享乐没有死战之心，所以打不赢。"田单听后醒悟，第二天就振奋士气亲临战场，最终使狄人投降。

评论说鲁仲连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像乐毅这样的名将也会因为长期围困莒和即墨而懈怠，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古代圣贤总是保持警惕，就是怕自己松懈而让敌人得逞。

后来田单收复聊城后向齐王推荐鲁仲连，齐王想封他爵位，但鲁仲连逃到海上隐居，表示宁愿贫贱也不愿富贵。评论认为鲁仲连这种放任自我的态度有些过分，因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些伦理关系都很重要，怎么能轻视世俗规范呢？但在那个诸侯都想尊奉秦国、父子相残、夫妇失礼、长幼无序、朋友失信的时代，鲁仲连选择隐居东海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后提到孔子六世孙子顺，魏王听说他的贤能，派他出使秦国。这段通过对比展现了乱世中不同人的处世态度。

有人用黄金和束帛聘请子顺。子顺说：“如果魏王能信任并采纳我的主张，我的道本来就是用来治理世道的；即使让我吃粗饭、喝清水，我也愿意做。若只是想制服我、支配我的身体，再用丰厚的俸禄收买我，那我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同？魏王难道比普通人高明多少吗？”

使者一再恳请，子顺这才前往魏国。他多次陈述治国大计，却始终不被采纳，于是托病辞退。朋友问他：“你要走了吗？”子顺回答：“走了又能去哪里？如今山东各国衰败不振，三晋（韩、赵、魏）割让土地来求得安稳，东周、西周也相继屈服归秦，燕、齐、楚已经低头。由此看来，不出二十年，天下恐怕就会全归秦国。”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子顺的谋划和见识，确实与众不同。《论语》说，国家有道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时就隐退、保存自己的志向，这是孔门的处世准则。秦国的暴政，简直像烈火烧遍原野，难以扑灭和阻挡，又怎么可能逃开它的祸害？六国的君主，像燕雀栖在厅堂里一样，危在旦夕，哪里可能长久安稳？子顺预料天下不出二十年就会归秦，这并非靠什么神秘的命数，而是根据情势推断出的道理。若不是子顺这样的人，实在无法与他谈论这些。

齐国把薛地封给田婴，称他为靖郭君。靖郭君想在薛地修筑城墙。一个门客劝他说：“您没听说过东海的大鱼吗？网捞不上来，钩子也牵不住。可一旦离开水，就会被小虫和蚂蚁摆布。齐国就是您的水。只要齐国还在，您何必依靠薛地？倘若失去了齐国，即使把薛地的城墙修得再高，高到天上去，又有什么可依靠的呢？”靖郭君于是没有修城。

《弘道录》评论说：这位门客劝田婴，比戊劝谏文公高明得多。那些靠鸡鸣狗盗之术出入权贵门下的人，哪里值得一提？《弘道录》记下了这件事，却有谁记得这位门客的姓名呢？史书竟也没有留下他的名字。后世那些修建眉坞、金埒（奢华宅邸与围墙）的人，不只是君子所不齿；若这位门客地下有知，恐怕也会嘲笑他们吧？

《汉书》记载：曹参年轻时与萧何交好。后来两人都做了将相，彼此之间却有了嫌隙。曹参听说萧何去世后，便吩咐舍人赶紧收拾行装，说：“我将要入朝担任丞相……”原文至此未完。

何太后派使者来问曹参：“这件事办得怎么样？”使者刚到，何太后便去世了。朝廷商议推举贤能之人接替相国，大家认为曹参合适，便由他接任。

曹参办事时没有更改萧何定下的制度，一切都依照萧何的规矩。他挑选各郡国的官吏，专选那些不善言辞、为人敦厚稳重的长者，召来任命为丞相史。那些言辞锋利、行事苛刻、只想博取名声的人，他就一概斥退。见到别人有小过失，他总是替人遮掩，不张扬出来。

相府里平静无事，汉惠帝觉得相国好像不理政务，便感到奇怪。曹参问：“陛下认为自己的圣明和武略，比起高帝（汉高祖）如何？”惠帝说：“我怎敢和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看我和萧何相比，谁更贤能？”惠帝说：“你似乎不如他。”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帝和萧何平定天下，制定的法令已经明确。陛下垂衣拱手治理天下，我们这些臣子守好职责，遵循旧法而不失误，不也就可以了吗？”惠帝说：“好。”

曹参做相国三年，百姓编歌称颂他：“萧何制定的法度，清楚得像白昼一样；曹参接替他，守住法度不改变。政治清静，百姓安宁。”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汉朝功臣之间，智慧高低不同，正是他们吉凶结局各异的原因。萧何、曹参相比韩信、彭越，就像韩信、彭越相比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一样，各有不同。

史书说，曹参攻城野战之所以战功很多，是因为他曾与淮阴侯韩信并肩作战。韩信攻破赵国后，曹参任相国，曾以右丞相身份归韩信统辖，攻破齐国历下军；后来又跟随韩信，在高密击败龙且。这是因为曹参与汉高帝同在丰、沛起兵。后来他与韩信一同担任相国，地位尊贵；但该接受韩信统辖时便接受统辖，该跟随出征时便跟随出征，心里没有一点隔阂。韩信一旦失去王位，便郁郁不得志，甚至以与周勃、灌婴并列为耻。由此可见，曹参并非等到天下平定后才一心追求安宁清静；即使在战事紧张、局势动荡时，他也能不嫉妒、不贪求。因此，萧何任用他，最终也没有遭到祸患。

评论又问：如果曹参在吕氏掌权时还活着，能否使刘氏不失王位、汉室不陷入危局？回答说：“黄石公的说法是，暗中谋划的事情一旦泄露，就会失败。”当时惠帝性情柔弱，而吕氏势力正在兴盛，阴气压过阳气，正如《周易》所说“泽灭木”的局面。若曹参不警惕栋梁倾斜的凶兆，而……

如果仍旧沉溺于饮酒误事的过失之中，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既然知道醇酒会耽误政事、使天下忧患，与其放纵自己、最终败坏大事，哪比得上退避以求安稳吉祥呢？

后来，突（指汉代大臣陆贾）凭借贾寿（人名）的话，促成了安定吕氏、保全刘氏的功业；这其中也有参（指陈平）鞭策、协助的力量。史书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记载陈平，却不记陆贾和贾寿，岂不是有所缺漏吗？

吕太后当政时，吕氏宗族专权，想要劫持年幼的皇帝，危害刘氏政权。丞相陈平为此忧虑，却没有力量正面抗争，常常独自在家沉思。陆贾前来拜访，没有通报便径直进门，问：“您为何思虑如此深重？”陈平说：“你猜我在想什么？”陆贾说：“您身为丞相，享有万户封邑，已经是极富贵了，本来不该还有什么欲求。您忧虑的，大概只有吕氏和少主的安危吧？”陈平说：“正是如此，该怎么办呢？”

陆贾说：“天下安定时，应当让丞相掌权；天下危急时，应当让将军掌权。将相和睦，士人就会愿意归附；士人归附，即使天下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权力不分散，为国家谋划的主动权就掌握在你们两人手中。您为什么不和太尉（统领军队的官职）交好，结成深厚的关系呢？”

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拿出五百金为绛侯（周勃）祝寿，备办丰盛的酒席款待他。太尉也照样回礼。两人因此结下深厚交情，吕氏的阴谋也就更加难以得逞。

《弘道錄》评论说：陈平曾多次出奇计，自恃聪明，为什么这一次还要听从陆贾的建议呢？当时他担心祸患会落到自己身上，身处局中反而看不清楚，所以不如旁观者看得透彻。

不过，陆贾的说法是顺着陈平的处境提出的；到了南宋，一位读书人却反过来说：“自古以来，权臣留在朝廷掌权，大将就不可能在外立功。”两人的见识看起来相近，谁想到他们先后所说的话竟如此相似？但两人的用意却像阴阳、昼夜一样相反，像熏香与冰炭一样不能相容。因此，效果也会带来安危、得失、吉凶、存亡的不同。治理天下的人，怎能不仔细思考这件事？

朱邑因政绩出众而升任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与粮食事务的官职）。他为人敦厚，特别看重旧交，但性情公正，不能用私情去拉拢他。天子器重他，朝廷也尊敬他。当时张敞任胶东国相，写信给朱邑说：“明主游……”

只要心怀古道、广泛延揽贤才，这正是忠臣尽心思虑的时候。敞远在外地，治理事务繁重的郡县，受法令文书和繁杂政务牵制，胸中谋划难以施展，所以未必能提出什么奇策；即便有，也未必有机会施行。您凭着清明的德行，承担着周公、后稷那样的事业（指辅佐政务、兴办教化）。从前陈平虽有才干，也要靠魏无知举荐，后来才得以进用；韩信虽有非凡才能，也多亏萧何举荐，才得到信任。举荐人才，本来就是为了使当世杰出之士得到任用。若一定要等到伊尹、吕望那样的人物才肯举荐，那么这个人才就不会因为您而得到进用。邑（人名）听从了敞的话，向上举荐贤士；许多士大夫都因此得到帮助。

《弘道录》评论说：《周礼》记载，大司徒依据乡学的三种教化内容教导百姓，再从中选拔人才。这正是大农（官职）的职责。敞在邑这件事上，懂得应当把当务之急放在前面，也没有埋没人才，可以说并未夸大其词。

须宝以通晓经学而担任郡吏。御史大夫张忠征召他做属官，想让他教自己的儿子读经，还特意为他安排住处、备办物品。须宝自行弹劾离职，张忠坚持挽留他。须宝心里不痛快。后来张忠任命他做主簿，须宝搬进官舍，祭拜灶神。张忠暗中觉得奇怪，便派亲近的人去问他：“先前大夫为您安排宽敞的住处，您却弹劾自己离去，说是想守高洁的节操。如今朝廷和地方官府里的高士，通常不肯做主簿，您却做了，还高高兴兴地住进官舍。前后做法为什么不一致？”

须宝回答：“高士不做主簿，可大夫您认为我可以胜任；全府上下没人说我不合适，我又何必偏偏自命清高？先前您的儿子想学文章，您把我调到身边。礼制讲求让来求学的人得到教导，并没有规定要主动上门去教。教书的道理不能违背，亲自讲授又有什么妨碍？何况我并未遭到不当对待，能做的事自然不应推辞，更何况只是主簿呢？”

张忠听后深感惭愧，便上书称赞须宝通晓经学、品性正直，适合担任近臣。于是须宝被任命为议郎，后来升为谏大夫。

《弘道录》评论说：须宝当时还只是个小吏，但他终身处事的智慧，正是从这件事开始显露的。为什么这么说？豺狼早已存在，但城中狐狸也不可轻视——这里指的是“不兢、杜穉季之事”；野菜和豆叶都已采尽，但猛兽造成的冤屈也不能抹去——这里指的是寸书营救郑崇、郑崇被关入狱的事。须宝最终能够保全自己，甚至福泽延及孙辈，难道不正是明智之士吗？

《弘道录》第四十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