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40

《弘道录》卷四十七，路八，"智"门之"朋友之智"。

《后汉书》记载：钟皓以品行笃实著称，与荀淑一起被士大夫敬慕。李膺常感叹说，荀君见识清明，难以超越；钟君德行至高，可为师表。同郡的陈寔年纪比钟皓小，钟皓却与陈寔结为朋友。钟皓任郡功曹（郡守的属官），被司徒府（三公之一的官署）征召，临行辞别时，太守问谁可以接替。钟皓答道："明府若想得人，西门亭长陈寔就可以。"陈寔听说后说："钟君似乎不善于识人，不知为何偏偏赏识我。"

钟皓兄长的儿子钟瑾也好学慕古，有谦退礼让的风度，与李膺同年，都有声望。李膺的祖父太尉（掌军政的最高官职）李修说钟瑾像自家人的性情，国家政治清明时不被废弃，政治昏暗时能免于刑戮，于是把李膺的妹妹嫁给了钟瑾。钟皓常对钟瑾讲，从前国武子喜欢揭露别人的过错，因此招来怨恨，所以保全自身和家族，要以"道"为贵。钟皓最终在家中善终，儒生们作颂说：林虑（钟皓曾任林虑长）德行美好，不合礼的事不做；喜爱诗书，抚琴乐于古道。五次受州府征召，九次被举荐为三公之选，却在王命面前从容进退，终年悠然自得。

录者评论说：我觉得李膺祖父的这番话，与李膺本人的作风似乎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汉朝中期以后，宦官专权放肆，世俗便把不惜危身、标榜清高、放言高论的人当作高士，不这样做的，连种田的、放牧的人都要出来叫嚷非议。所以圣人引导百姓顺乎本性，抑制放荡，谨慎交往，节制偏激。像钟皓这样的人，智慧足以保全自己，又不与人断绝往来，凶邪之人不能用权势夺其志，王公也不能以富贵对其骄慢，真可说是从流俗的欲望中自拔而出的人了。

录徐穉的事迹：徐穉家境贫寒，亲自耕种，不是自己劳作所得就不吃，为人恭敬俭朴、重义谦让，乡里人都佩服其德行。太守陈蕃在郡中不接待宾客，唯独徐穉来时，特地设一张床榻，徐穉走后就把床榻悬挂起来。延熹二年，陈蕃上书桓帝举荐徐穉，朝廷以安车（可坐乘的舒适车驾）和玄纁（黑色与浅红色的束帛，聘贤的礼物）备齐礼数征召，徐穉没有应召。徐穉又曾被太尉黄琼征辟而不就任，等到黄琼去世，徐穉徒步赶去吊唁。

夏馥前去祭奠，只摆了鸡和酒作薄礼，哭完便离开，也没有留下姓名。当时在场的都是各地名士，郭林宗等有几十人。他们听说此事后，怀疑来者年少无知，便让茅容骑着快马去试探他。

茅容在路上追上夏馥，夏馥为他备饭，两人谈起农事。临别时，夏馥托茅容转告郭林宗：“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能扶住的。何必这样奔走不安，不能找个安稳的地方住下呢？”

《弘道录》评论说：《周易·遯卦》的上九爻辞说：“肥遯，无不利。”解释的人认为，“肥”是宽裕自得，“遯”是飘然远去、不受牵累；做到这样，才是好的退隐。上九爻以刚健阳爻处在全卦之上，下面没有牵连和呼应，退得远，也能安然自处，所以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利。这话是夏馥对郭林宗说的。

那些名士既然看透世事、傲然自守，不肯接受朝廷征召，就该飘然远引，深入山中、隐居密林。他们却没有远离，反而卷入党锢之祸，甘愿遭受杀戮和侮辱。这就是被牵累的退隐，必然带来疾病与危险。这样做，难道还能算明智吗？

郭太（即郭林宗）博览古代典籍，善于谈论，仪表和风度也很出众。他初次拜见河南尹李膺，李膺对他十分赏识，两人结为好友。从此郭太名震京城。后来，他回乡时，许多儒生送他到河边，送行的车有几千辆。郭太只与李膺同乘一条船渡河，众宾客远望着他们，觉得仿佛见到了神仙。

有人劝郭太出仕，他回答说：“我夜里观察天象，白天考察世事，知道上天要废弃的事，是无法扶持的。”他天性聪明，善于识人，也乐于提携和教导士人。他身高八尺，体格魁伟，穿着宽衣、系着宽带，常在各地游历。

有一次，他在陈、梁一带行走，遇上大雨，头巾的一角被淋塌了。当时的人便故意把头巾的一角折下来，称作“林宗巾”。他受到人们仰慕，到了这样的地步。

有人问汝南人范滂：“郭林宗是怎样的人？”范滂说：“他隐居却不违背亲人，保持真性却不脱离世俗；天子不能让他做臣子，诸侯不能把他当作朋友。我不知道其他方面该怎样评价他。”

郭林宗虽然擅长品评人物，却不发表激烈过头、苛刻论断的话。因此，宦官专权时没有加害于他。党锢之祸发生后，许多有名望的人遭到迫害，只有郭林宗和汝南的袁闳得以免祸。

《弘道錄》记载，范晔评论说：“庄周说过，人心比山川还险恶。山川的动静可以辨认，深险幽暗之处却难以探知；人的亲近厚道之情，也可能与表面神色不相符合。要看透人心，连明察如帝王的人都觉得困难。郭林宗（东汉名士郭泰）却能辨明雅正与庸俗，从不看错人。

“郭林宗明察人的本性，或许特别出众。他言辞谦逊，行为谨慎，最终却能亨通；身处时局昏暗之时，他仍温和诚恳，善于引导他人，使读书人仰慕并成就名声。即使是墨子、孟子那样的人，也难以胜过他。”

孟敏客居太原时，肩上的甑（古代蒸煮食物的陶器）掉在地上摔碎了，他看也不看，转身就走。郭林宗见了，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孟敏回答：“甑已经摔破了，再看它有什么用？”郭林宗觉得他与众不同，便劝他出外求学。十年后，孟敏果然出了名。

《弘道录》记载：我认为，孟敏大概是天资很好、但还没读书受教的人。因为天资好，他做事不拖泥带水，遇到事情能够果断处理；因为还没受过学问熏陶，他也会有考虑不到的疏失，想法与常人不同。劝他求学，他便能成为文雅有礼的人。这正是君子帮助他人成就美德的做法；引导、扶助和鼓励他人，是不可缺少的。

申屠蟠天资玄妙，聪敏通达。父母去世时，他尽礼守丧，几乎哀伤过度而毁损身体。他品行高尚、重情守义，这样的人世间少有。他安于贫困，乐于隐居，体会道理、坚守本真，不因处境顺逆、地位轻重而改变自己，也不因穷困显达而改变操守。蔡邕曾自评说，若论年纪，申屠蟠比自己年长；若论德行，申屠蟠比自己贤明。

后来郡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没有应召。他隐居精心治学，广泛贯通五经，也通晓图纬（古代关于天象、祥瑞和谶纬的学说）。郭林宗见到他后，认为他十分出众。

此前，范滂等人抨击朝政，从公卿以下的官员都放低身份去拜访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这种风气，认为文教即将兴盛，隐居的名士也将重新被起用。唯独申屠蟠感叹说：“从前战国时，隐士们纷纷议论时政，各国君王甚至亲自拿着扫帚在前面开路迎接他们，最后却招致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灾祸。如今的情形恐怕也会如此。”于是他断绝踪迹，隐居在梁、碭一带，靠着树木搭屋，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家境贫寒，他便给人做漆工。

住了两年，果然发生党锢之祸（东汉朝廷迫害被认定结党议政的士人），数百人或被处死，或遭受刑罚。申屠蟠立场坚定，得以避开牵连和猜疑。

中平五年，他与荀爽、桥玄、韩融、陈纪等十四人一同被朝廷征召，安排乘公车入京。唯独申屠蟠没有应召。众人劝他，他只是笑笑，没有回应。不久，荀爽等人……

申屠蟠曾受到董卓的胁迫。后来，汉献帝车驾向西迁往长安，京城动乱，公卿大臣中许多人遭遇战乱，家人离散。只有申屠蟠始终保全了自己的志节。他七十四岁时在家中去世。

《弘道錄》评论说：史书称申屠蟠能预见祸患，难道他只是看得出时局的苗头吗？他对“道”的认识也确实深刻。他不以揭发朝政来换取公卿对他的敬重，却借着远离污浊朝廷成就了自己的高尚品格。这是怎样的境界啊！《中庸》说：“人们都自以为聪明，却被赶进罗网、陷阱之中，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危险。”说的正是这种情形。申屠蟠禀性玄妙，天资聪敏、心思通达，因此起初就坚定地避开了招致非议的处境，后来又从容实现了长远的打算。这正是《易经》所说的“嘉遯贞吉”（安然退隐，守正而吉祥）。他最终保全高尚志节，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许劭（东汉名士）年轻时就很看重名声与操守，喜欢品评人物，常能发现值得赏识的人。樊子昭、和阳士等人都因此在世间出了名。天下人谈到举荐人才，都称许许劭。他常到颍川，与当地许多德高望重的人交往，唯独不去拜访陈寔（字仲弓，时称“太丘”）。陈蕃的妻子去世后，陈蕃扶柩回乡安葬，乡里人都来了，只有许劭没有前往。有人问他缘故，许劭说：“太丘为人宽厚，宽厚就难以照顾周全；仲举（陈蕃的字）性情严峻，严峻就不容易与人相通，所以我没有去拜访。”他评断人物，大抵就是这样。

曹操尚未显达时，曾谦恭地说话、厚重地送礼，请许劭为他品评。许劭鄙视曹操为人，不肯回应。曹操便趁机胁迫他，许劭不得已说：“你是太平时世的奸贼，乱世中的英雄。”曹操很高兴地离开了。许劭和堂兄许靖都见识高明，喜欢一起考察评论乡里人物，每个月更换一次品题。因此，汝南一带有了“月旦评”（每月一次的人物品评）这一说法。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许劭的“月旦评”，比起季野（指郭泰，字林宗）对人物的鉴识，差得多了。孔子说：“赐啊，你很贤能吗？我可没有工夫顾及这些。”这正体现了圣人应对世事、治理万物的态度。许劭既然认为太丘宽厚到难以周全、仲举严峻到少有通融，评断得如此细致，为什么不说自己也没有工夫顾及呢？曹操狡猾而多智，尚未得势时，他还没有遭遇真正的危险；到了后来，却因为一件“小事”便难以相容。能免于祸患，已经算侥幸了。这算不上明智地保全自身的方法。

《晋书》记载，皇甫谧（西晋学者）沉静少欲，勤奋不懈，广泛研读各种典籍和百家学说，以著书立说为志。他自号“玄晏先生”，写过讨论经学、音乐和圣贤之道的文章。

有人劝他修扬名声、广交朋友。皇甫谧回答说：“人若不是圣人，谁能同时做到入世和退隐呢？住在乡间，安于贫困，亲自耕种，也可以享受尧舜之道的乐趣。为什么非要追逐世俗利益、忙着做官，然后才算有名呢？”

他在《玄守论》中说：“人最珍惜的是生命，道最需要保全的是身体。性情和身体最不能承受的，就是疾病。如果为了保全道而扰乱性情、损害生命，又怎么能摆脱贫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一个人死了，人们便哀号，以为有所损失；一个人出生，人们便欢笑，以为有所增益。但哀号和欢笑并不能使死者受损，也不能使生者获益。因此，至道不会减少，至德也不会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本来就已经充足了。

“如果把天下人的念头都引向追逐损害生命的祸患，把四海之人的心思都用来加重那些毫无益处的病害，这难道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吗？只有不受损耗，才称得上坚固；只有不求增益，才称得上厚实。坚固，所以始终不会受损；厚实，所以始终不会浅薄。若能体会坚厚的实质，安住于不浅薄的真实，立身于损益之外，超然于形体之外，我的道就完整了。”

于是皇甫谧始终没有出仕。晋武帝下诏催促他做官，他上书自称“草莽臣”（居于民间的臣子）。他向弟弟借书时，武帝送给他一车书。

《弘道錄》评论说：“玄晏先生真是明智啊！他不仅能在贫贱中践行自己的道，也能安然面对疾病，避开乱世。他的学问以清静虚无为根基，志向则在礼法之中；他不同于世俗之人，把富贵看得如浮云，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相比的。《玄守论》通达生死之理，确实值得一读，所以把它记录下来。”

韦忠（西晋人物）慷慨好学，闭门修养自身，不与当世权贵交往。裴頠多次向张华称赞他，张华征召他做官，他却以生病为由不肯赴任。有人问他原因，韦忠说：“我是住在茅屋中的寒士，本来就没有做官的心思。况且茂先（张华）华而不实，裴頠贪欲无厌，抛弃典章礼法而依附乱政的皇后，他们又哪里算得上大丈夫……”

……这难道是应当采取的做法吗？裴某常把心事托付给我，我总担心洪涛会冲荡山岳，余波也会把人卷走；何况还能靠近尾闾（传说中海水流泄之处），窥探沃焦（传说中能吸纳海水的山）呢？

张翰（字季鹰）才思清俊，擅长写文章。有一次，会稽人贺循奉命进京，乘船经过吴地的阊门。张翰在船上弹琴，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张翰上船与他交谈，很快彼此敬重欣赏。张翰问明贺循此行是要进京，便说自己也有事要去京城，于是同船前往，也没有告知家人。

齐王司马冏征召张翰担任东曹掾（负责文书事务的属官）。当时司马冏掌握大权。张翰对同郡人顾荣说：“天下纷乱，祸患还没有结束。像我们这样有名望的人，想要退身避祸很难。我本来就是山林间的人，对时局没有什么企求。你要善于防范眼前的祸患，也要用智慧考虑将来的处境。”顾荣握着他的手，悲伤地说：“我也愿意和你到南山采蕨，饮三江之水。”

后来张翰见秋风吹起，便想起吴地的菰菜、莼菜和鲈鱼脍，感叹说：“人生可贵的是称心如意，怎么能为了求取名声和官位，远在数千里之外做官呢？”于是让人驾车回乡。人们称赞他善于察觉事机，及时退身避祸。

《弘道錄》评论说：韦子节辞别张茂先，是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看出了事机；这正是所谓果断行事、修养德行。所以，山下的泉水刚涌出便遇到险阻，还不知道将流向何处；就像山中云气未起、水面尚未起波，险情还没有显现，难以预料。

张季鹰辞别顾彦先，则是在已经看见祸患之后，因担忧而避开它；这正是所谓认识到危险、避开祸难。所以，天地之气不相交合，小人得势，君子失势；就像陷入水中或遭到火烧，危险已经临头，不能拖延。孟子不是说过，有的人远离，有的人接近；有的人离开，有的人不离开，关键只在于保全自身的清白吗？这不正是明智之士的做法吗？

颜含（晋代名士）才智出众，受到众人推重，与邓攸交情深厚。他曾说：“周伯仁为人正直，邓伯道为人清廉，卞望之有气节；至于其他人，我就不了解了。”

太常冯怀曾在王导任帝师、地位显赫时，建议百官向王导行拜礼。冯怀向颜含征询意见，颜含说：“王公虽然尊贵，按道理也不该对他特别敬拜。所谓降低礼节来拜见他的说法，或许是各位应当做的事；我年老了，不懂时务。”后来他告诉别人：“我听说，攻伐别国时，不去询问仁人……”

司马含虽然一时被人误以为奸邪、虚伪，但他品行端正，最终还是受到了世人的敬重。有人曾问：少正卯和盗跖，谁的恶行更严重？有人回答说，少正卯虽然奸邪，却没有杀人来充当食物；盗跖的罪恶更大。司马含却说，恶行显露在外，人们自然会想办法惩治；隐藏起来的奸邪，如果不是圣人，就难以识破并加以诛除。这样看来，少正卯的恶行反而更严重。众人听后都表示信服。

郭璞（东晋术数家）曾遇见司马含，想替他占卜，便说：“人的寿数由天决定，地位则取决于人。修养自身而天不助你，这是命；坚守正道而别人不理解你，这是本性。既然命与本性各有定数，就不必劳烦蓍草和龟甲占卜了。”

桓温（东晋权臣）曾多次向司马含求婚，司马含认为桓温权势过盛，便没有答应。后来他年老辞去官位，皇帝赞许他一向的品行，授予他右光禄大夫的官职，还赐给他床帐、被褥，并让宫中膳食机构送来饭菜；他都坚决推辞，一件也没有接受。

《弘道錄》评说：我看世上有些人，名望很高，实际德行却有亏损；也有人身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辈，却受到礼遇和尊崇。这样的情形，难道只有马祖思一人吗？司马含在兄长去世后尽心奉养嫂嫂，这还不足以作为判断他的确切依据；但他在权势正盛的时候仍坚持道义，这才确实可以作为准则。司马含啊，我知道你可以免于世俗的讥议了。你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豪杰吗？

《唐书》记载，婁师德（唐代大臣）曾举荐狄仁杰（唐代名臣），狄仁杰却不知道这件事，心里颇为轻视婁师德，还几次把他排挤到外地任职。武则天察觉后，便问狄仁杰：“婁师德懂得识别人吗？”狄仁杰回答：“臣曾和他做过同僚，没听说他善于识人。”武则天说：“朕之所以了解你，正是婁师德举荐的结果。这也可以说是他善于识人了。”

狄仁杰离开后，感叹道：“婁公德行深厚，我被他包容了这么久，竟一直看不透他的胸怀。”当时朝廷事务纷乱，婁师德长期担任将领和宰相，却能始终凭功业和声望保全名节。人们因此认为他很有智慧。

《弘道錄》评说：狄仁杰能够看清五位王爷，却看不清一位婁师德，这是为什么？《易经》说，有时沉默，有时发言；又说，两个人心意相同。婁师德和狄仁杰都一心忠于王室，本没有不同之处。不过，狄仁杰喜欢当面直言、在朝廷上据理力争，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婁师德则常常忍让，不轻易表露心意。他们在言行上各有不同，表面看来甚至相互矛盾，但内心所坚持的却坚如金石。狄仁杰对婁师德的了解……

德行的开端或许显得宽泛，最终却能使人心悦诚服；这又有什么妨碍，不能说它们相同呢？

裴行俭善于识人。当时，前进士王勮和咸阳县尉苏味道都还没有名气。裴行俭见过他们一次，便说：“二位将来会先后掌管选拔官员的事务。我有个年幼的女儿，想托付给你们。”当时，王勃和华阴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都因文章出众而享有盛名。李敬玄特别看重他们，认为他们必定会显达。裴行俭却说：“读书人要成就远大事业，应当先看器量和见识，再看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文采出众，却轻浮急躁、浅薄外露，哪里是能享受高位厚禄的人才？杨炯稍微沉稳些，应该能做到县令、县长。其他几人能平安终老，就算幸运了。”后来，王勃溺死在南海，卢照邻投颍水而死，骆宾王遭到诛杀，杨炯最终做到盈川县令。王勮和苏味道都主持过官员选拔，事情的发展全如裴行俭所说。

《弘道录》评论说：孔子用“宗庙里盛黍稷的玉器”来称许子贡，说的就是器量和见识；周文王赞誉众多优秀人才，说的就是才艺。然而，一个人必须内在质地像金玉，才值得进一步雕琢、显出光彩。若是瓦罐，即使装饰得再华丽，又怎能成为宗庙里的礼器？以贾谊那样才智出众的人，君子尚且批评他志向宏大、器量狭小：才华有余，见识不足，更何况“初唐四杰”呢？所以君子更应自重，不能只凭文采写出漂亮文章就满足了。

《宋史》记载：张咏年轻时和青州人傅霖一同求学。傅霖隐居不做官。张咏显达之后，派人寻找傅霖，找了三十年也没有找到。一天，傅霖忽然前来拜见。守门的官吏通报说：“傅霖请求见您。”张咏责备他说：“傅先生是天下名士，我尚且不敢自称是他的朋友，你是什么人，竟敢直呼他的名字？”傅霖笑着说：“分别了一辈子，你还这样吗？难道你不知道世上有个傅霖吗？”张咏问：“你从前为什么隐居，如今又为什么出来？”傅霖回答：“你快要离世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张咏说：“这件事我自己也知道。”傅霖说：“既然知道，还需要说什么？”第二天，傅霖告别离去；一个月后，张咏去世。

《弘道录》评论说：这件事和元伯、巨卿的故事相似，都是诚意相感，情意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所以心意彼此相通，也没有不相合的时候。尽管如此，蜀地的山……

一个人如果十年间不起妄念，便能预知未来，何况如霖静心修养了三十年呢？他不受外物诱惑，能够把富贵看得如同脱鞋一般，这一点也由此可见。

毕仲游（北宋官员）最受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器重。当时苏轼在馆阁（朝廷掌管文书、编修典籍的机构）任职，常以言论和文章针砭时政。毕仲游担心他因此招祸，便写信劝诫他说：

“孟轲是不得已才与人辩论，孔子则希望自己不再多言。古人之所以深思熟虑、周密谋划，既是为了建功立业，也是为了保养寿命；他们从来不会不顾及这一点。

“你自从入朝为官以来，身家安危和祸福利害都系于一身，却似乎从不顾惜言语带来的牵累。言语不只是说出口的话，写在诗歌里的、寄托在辞赋颂文里的，以及写在碑铭、序文、记文里的，也都算数。

“如今你知道谨慎口头言论，却不知道谨慎文章。你认为正确的事，认同它的人会高兴；你认为错误的事，被批评的人就会怨恨。高兴的人未必能成全你的谋划，怨恨你的人却可能已经坏了你的事情。天下人本来就盯着你的文章议论；即使没有明确褒贬的话，也会引起褒贬的猜疑，更何况文章里确有褒贬呢？你既不是谏官，职务也不是御史，却冒险触犯忌讳，在政治风波中周旋，这就像在水中滚动石头来救溺水的人一样危险。”

《弘道錄》评论说：史书称巢谷与苏洵、苏轼兄弟同乡，平日也与他们交往。苏氏兄弟都在朝中显贵时，巢谷从未去探望；等兄弟二人先后被贬到岭南，昔日亲友也没人问候，巢谷却从眉山独自前往探望两人。苏氏兄弟惊喜地说：“这不是当今的人，而是古代的人啊！”

我私下认为，古人之所以不同于今人，在于他们看重彼此劝勉改过，而劝勉他人的首要原则是明智通达。假如苏轼早些听从毕仲游的话，从他的正直忠告中得到益处，未必会被贬到天涯海角；巢谷的名声和他到儋耳探望苏轼的事迹，也未必会记载在史书里。不去思考忠诚劝告的可贵，反倒夸耀巢谷超凡的操守，这篇记录舍弃苏轼而叙述公叔的做法，也是在表达保全自身、谨慎言语的意思。

邵伯温是邵雍的儿子。邵雍当时名望很高，与司马光、二……

程诸位名公把这些事交给他，他因此得以入朝拜见；父亲则教导他出外侍奉诸位公卿，听取他们的见闻。

他日益博学，尤其熟悉当时政务。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时，蔡确正担任宰相。刑恕从襄州调往河阳，前去拜见蔡确，商议如何编造“定策”之事。此时司马光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康（邵伯温）应当入朝。刑恕便召他到河阳。伯温的堂兄温劝他说：“你刚除去丧服，还没有拜见新君，不该绕道先去见朋友。”康说：“我已经答应了他。”

温又说：“刑恕奸诈善变，可能会拿事情来要挟你。你若顺着他的话做，日后一定会后悔。”康还是去了。刑恕果然劝他写信，称蔡确有拥立新君的功劳。康与刑恕同年，又曾出自司马光门下，于是照刑恕的话写了信。刑恕大概是想借康作为司马光之子的身份，使人相信蔡确确有拥立之功，进而为日后保全自身和家族打算。

不久，梁焘被召为谏议大夫，刑恕也把他请到河阳，连日连夜谈论蔡确的事，并拿康的信作证。梁焘对此很不高兴。恰逢吴处厚上奏，说蔡确的诗讥讽朝政。梁焘和刘安世一同请求诛杀蔡确，又追究刑恕的罪责。朝廷命康逐条辨析此事，康这才后悔。

康去世时，儿子邵植年幼。宣仁太后抚养他。吕大防说，康一向认为伯温可以托付，于是请求任命伯温为西京教授，教导邵植。伯温到任后告诫邵植：“你是司马光的孙子、谏议大夫的儿子，贤明还是愚昧，天下人都看着，你应当有所敬畏。”邵植听后努力学习，毫不懈怠，后来终于有所成就。

绍圣初年，章惇担任宰相。他过去曾侍奉邵雍（康节），想任用伯温，伯温却不肯前往。恰逢按制度他应当赴吏部铨选官职，程颐对他说：“我担心你此行有危险。”伯温说：“难道我不想在地下见到先父吗？”他到了京城，先去吏部接受拟定的官职，然后才去拜见宰相。章惇谈到邵雍的学问时说：“唉，我没能跟先生把学问学完。”

伯温说：“先父的先天之学（邵雍以推演天地万物为核心的学说），论及天地万物，没有什么不周详的。若相信这一点，那么人世间的仇怨和反复无常之事，也就可以放下了。”当时章惇正在兴起党争案件，伯温便用这番话触动他。章惇听后有所警醒，仍把伯温推荐给朝廷；但伯温请求补任州县官。章惇不高兴，于是伯温被派去监管永兴军铸钱监。恰逢元祐年间的诸位贤臣……

向南迁居时，很少有人去拜访他。邵伯温（邵雍之子）在咸平见过范祖禹，也在颍昌见过范纯仁。有人或许会为此感到害怕，但伯温并不在意。起初，邵雍曾说：“世道将要大乱，只有蜀地安定，可以去那里避难。”宣和末年，伯温便带着全家迁往蜀地，因此避过了灾祸。

赵鼎年轻时曾跟随伯温游学，后来为他写墓表说：“伯温凭学问和德行在元祐年间立身，凭名节度过绍圣年间，又因直言在崇宁年间被罢黜。”世人认为，这三句话概括了伯温一生的进退行止。

《弘道录》评论说：我看邵康节（邵雍的号）不仅能从过去看出兴衰，也确实能依据事理推知未来的治乱。他的儿子伯温不但没有辜负父亲，也想对朋友有所帮助。如今看来，元祐年间的重臣中，后来被杀、并肩赴死的有谁？二程（程颢、程颐）的高足中，后来全家遭害、得以保全家门的又有谁？行动时若不审慎，便会招来悔恨，声名也会受损；出仕后若为他人殉难，自己反而先遭祸患。陷入仇怨之中，令人惋惜；甘愿身处污浊之地，又完全违背事理。何不趁着政治清明时奋力进取，在乱世到来前避开祸患呢？伯温在圣贤之门中学习，可称得上有先见之明，是贤明而有智慧的人，不受迷惑。不能因为他研究气数之学，就把这些成就归咎于气数。

《近思录》记载：张横渠（张载）问程明道（程颢）：“心性还不能安定，仍会受外物牵动，该怎么办？”明道回答：“所谓安定，是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不预先迎候，也不刻意追逐，不把内外分开。如果把外物看作外在之物，觉得它牵引自己，便随它而去，那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况且，若认为本性会随着外物而向外流移，那么当它在外时，什么又算是在内呢？这是有意要断绝外物的诱惑，却不明白本性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当作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又怎么能马上谈得上安定呢？

“天地恒常的运行方式，是以其心普遍涵容万物，却不存私心；圣人的恒常之道，是顺应万事，却不执着于情。君子做学问，最好胸怀开阔、心境平静，事物来了便顺理回应。《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又说：‘心神不定地来来往往，朋友便顺从你的思虑。’如果拘谨地忙着清除外界诱惑，就会发现东边刚压下去，西边又生出来。不但时间不够用，而且这样的端绪无穷无尽，无法……”

人的情感各有遮蔽，所以不能合乎大道。大体说来，最大的毛病在于自私自利、刻意运用心机：自私的人，不能顺应事物而有所作为；一味用心机的人，也不能让明觉自然显现。

如今若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去寻求一个没有外物的境界，就像把镜子背过去，却还想从中得到映照。《易经》说：“止住在背后，便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别人。”与其排斥外物、认定内心才是对的，不如内外一并忘却。内外两忘，心境便澄澈安静；心中没有纷扰，就能安定；安定便能明澈。既然如此，顺应事物又怎么会成为负担呢？

圣人的喜悦，是因为事物确实值得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为事物确实值得愤怒。圣人的喜怒不由私心牵引，而是随事物本身的情理而发。这难道不是在回应外物吗？怎么能说顺应外物是错的，反而只求内心才是对的呢？若拿自私用智所生的喜怒，和圣人合乎正理的喜怒相比，两者又如何呢？

人的情绪容易发作，却难以控制，其中尤其以愤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在愤怒时立刻放下怒气，转而辨察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就能明白外界的诱惑并不值得憎恶；对于大道，也就已经领会了大半。

《弘道錄》评论说：我读了《定性书》，才知道先生的造诣深厚，见解独到，不是一般学者所能达到的。人被外物牵累，是因为不能收回散乱的心；谈到安定心性，则应当做到不刻意迎接或拒绝，不拘泥于内外之分，使动与静融为一体。其中最精妙的道理，是心境开阔平和，事物来了便顺势回应。全篇反复辨析，讲的都不外乎这个道理。

然而，这些道理中最容易指出、也最容易实行的，是从情绪入手，所以先生又以喜怒来说明。若要直接指出修习的起步方法，就是先在发怒时放下怒气，再观察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全篇的要旨，在于让明觉自然显现；最应警惕的，则是自私和刻意运用心机。颜子（颜回）的明睿洞察、曾子（曾参）的安定沉静与审慎思虑、子思所说的诚与明、孟子以义利为本的辨析，以及周子（周敦颐）所说的明达、通透、公正、普遍，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这正是它超越历代之处，又何必等到特意著书立说之后才……

陆九渊三四岁时，问父亲：“天地的边界在哪里？”父亲笑着没有回答。陆九渊便一直深思，连睡觉、坐卧时也想着这个问题。他与普通孩子不同，见过他的人都很敬重他。

有人对别人说：“我听人诵读伊川（程颐）的言论，为什么觉得它和孔子、孟子的言论不一样？”陆九渊刚读《论语》，就对有子（孔子弟子有若）的言论有所怀疑。后来读书读到“宇宙”二字，讲解的人说：“上下四方叫作‘宇’，从古到今叫作‘宙’。”他忽然彻悟，说：“宇宙之中的事，都是我分内的事；我分内的事，也都是宇宙之中的事。”

他还说：“东方海上有圣人出现，他的心与我们的心相同，道理也相同；西方、南方、北方也是如此。千百年前有圣人出现，他们的心与我们的心相同，道理也相同；千百年后有圣人出现，他们的心和道理也不会不同。”

后来他考中进士，到了行在（皇帝临时驻留的地方），士人们争相跟随他求学。他的言论能使听者受到感动、奋发向上，这样的人很多。他教人不设固定的学习规矩。学生有小过失时，他的话往往正好说中学生的内心，有人甚至因此流汗。有人心里有疑惑，却自己弄不明白，他便逐条分析其中缘故，使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思。即使相隔千里，有人只听过他的大致言论，也能领会他的为人。

他曾说：“念头刚一不正，马上察觉，就能把它纠正；念头刚一端正，若转眼间失去端正，也就成了不正。”他对求学的人说：“你的耳朵本来就能听，眼睛本来就能看。侍奉父亲，自然懂得孝顺；对待兄长，自然懂得敬爱。人本来就没有欠缺，不必向外寻求。”

他又说：“对沉溺于利欲的人讲道理，还容易些；对沉溺于个人成见的人讲道理，反而更难。”有人劝他著书，他回答：“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是在注解我，我是在注解六经。求学的人如果真正懂得道，六经都是用来阐明我的道理的注脚。”

他曾与朱熹在鹅湖会面，讨论各自的学说，许多地方意见不合。后来朱熹任职南康，陆九渊前去拜访。朱熹陪他到了白鹿洞书院，陆九渊在那里讲解《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朱熹认为，这番讲解切中了求学者内心深处、积弊已久的问题。听讲的人中，有人听得流下眼泪。

我认为，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人的禀赋不同。陆九渊三四岁时，就已追究天地万物的根本道理，因此长大后自然以心性为学问的根本。朱熹则一点点积累知识，逐寸逐分地探求道理，学问有成后自然更重视学习和研究。两位先生各有所长，各自探究的方向不同，本来并不矛盾，也不相妨害。

这就像孔门弟子：曾子的资质较为迟钝，子贡则聪敏机敏，但他们都能领会“一以贯之”（贯通万事万理的根本道理），是因为孔子加以启发指点。后来圣人不再出现，诸家各立门户，没有共同的统摄和归依，于是众说纷纭、彼此争论；后学又跟着喧闹附和，更不明白“尊德性”（尊崇内在的道德本性）与“道问学”（通过学习和求问探究道理）都不可偏废。子思所传承的孔子之道，从未偏废其中一端，本来就不该把二者分割开来。

如果大道是天下公有的，那么自己的才智思虑若不切合自身，也不必刻意求异；自己的学问思虑若对他人没有帮助，也不必勉强施行。这样一来，当时无人能议论指责，后世也无从非议，这不就是所谓的“大同”吗？我担心后世议论越多，离道理反而越远。这部《弘道錄》正是为了阐明大道，所以不能不记下这些话。

水东说：明代吴思庵先生吴讷常说，世俗中学问浅薄的人谈到后辈，动不动就说：“这不过是个《韵府群玉》式的秀才，只会赶着船来回奔波。”这是说他们的学问支离破碎，只会摘取零散材料，好比闲坐闲谈，没有高明的见识和贯通事理的关键。

吴先生曾长期熟悉世家事务，自幼聪敏过人，读书广博，无所不读。他曾随父亲在各地任职，见闻经历丰富；此后又沉潜涵养三四十年。因此，他的学问广博而扎实，气度刚健而宏大，见识卓越而明达。他所著的《性理群书补注》《小学集解》，对儒家前辈的学说颇有助益；尤其是他论述性理深奥之处，多有阐发。

我认为，吴公是经荐举入仕，并非通过科举考试；但他的言论切中了当时士大夫的弊病。与过去张载、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学说相比，确实相差很大。如此看来，读书人难道不该认真反省吗？这正是《弘道錄》记下这些话的用意。

所以才有这样的结局。

《弘道录》卷第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