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4

《尧典》说：虞舜的父亲愚顽，母亲不明事理，弟弟象傲慢无礼，但舜仍能以孝道使一家人和睦。

《弘道录》说：这是稽考古事的史臣所记下的第一项大义。孝是各种善行的根本，也是仁德的根基。尧、舜这样的大圣人，举行禅让、传授天下这样的大事，所做的不过是“以孝使家人和睦”罢了。由此看来，圣人的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孝呢？

孟子说：帝尧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及百官、牛羊和仓廪（储存粮食的仓库），都准备好去侍奉舜；当时舜正在田间劳作。天下的士人有许多都投奔舜。帝尧打算把天下交给舜，但舜若不能顺从父母，就会觉得自己像穷困的人一样无处可归。

天下士人的爱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帝尧的两个女儿做妻子，也合乎人的愿望；拥有天下、成为天子，更是人人渴求的富贵尊荣。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除舜心中的忧愁。只有顺从父母，才能让他心安。

人年幼时仰慕父母，懂得喜爱美色后便仰慕年轻貌美的人，有了妻儿便牵挂妻儿，做了官便仰慕君主，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就会心中烦闷。唯有大孝之人，一生都仰慕父母。舜到了五十岁仍然思慕父母，这件事可以从他身上看到。

《弘道录》说：难道只有舜如此吗？当今皇上确实也像大舜一样孝顺。看他多次告谕辅臣（辅佐皇帝的大臣），说自己虽身为天子、拥有四海，也不该把这当作快乐；说着说着便感叹落泪，仿佛一天也不能安心处在天子之位上。他的这些话都记载在《明伦大典》中，也可以说是终身思慕父母的人了。

万章问：有人说，到了禹的时候，德行衰落了，所以天下不再传给贤德的人，而是传给儿子。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没有，不是这样。上天要把天下交给贤人，就传给贤人；要交给君主的儿子，就传给他的儿子。从前，禹把益推荐给上天。禹去世后，益服完三年丧，便避居在禹的儿子启所在的箕山北面。前来朝见、打官司的人不去益那里，而去启那里，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

歌唱的人不再歌颂益，而改为歌颂启，说：“他是我们君主的儿子。”

丹朱不贤，舜的儿子也不贤。舜辅佐尧、禹辅佐舜，辅佐的年头都很长，给百姓施恩也久；启有贤能，恭敬地承继禹的治国之道。益辅佐禹的时间较短，给百姓施恩也不久。舜、禹和益辅佐君主的时间长短不同，他们儿子贤能或不贤能，都是天意，不是人力能够安排的。没有人促成却自然发生的，叫作天；没有人招致却自然到来的，叫作命。

《弘道錄》评论说：这是家天下（君位在一家一姓中世代相传）的开端，后世一直遵循，没有改变。只有尽心、了解人的本性之后，才可以谈天；只有穷究事理、充分认识本性之后，才可以谈命。这两方面只要有一丝未能弄清，就难免像“子之、赵普”那样。子之、赵普难道不曾谈天意和命数吗？若所立的人选不是天下最公正的，就不足以胜过天性中至亲至爱的情感；若所授予的君位不合祖宗的本意，就无法体现承继统绪的深厚恩义。

所以，尧、舜难道不爱丹朱和自己的儿子吗？只是为天下找到合适的人太难，不能勉强推让君位。至于益，难道没有向上天举荐、向众人公开推举他吗？最终没有传位给益而传给启，也不是人为强行夺取。这些难道是人力所能安排的吗？孟子说明了辅政时间长短不同的缘由，也详尽讲明贤与不贤的差别出自天命。读者不能不留意这一点。

太甲说：“王到桐宫居丧，最终能够完成德行，确实值得信任。”

《弘道錄》评论说：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这句话为什么会这样说？大概是因为普通人的本性，若看不到值得忧虑的事，忧心便不会生起；看不到值得警惧的事，警惕之心也不会生起。于是渐渐陷入过失而不自知，违背教诲而不自觉，难道不该想办法警醒、触动他的内心吗？

桐宫是安葬先王的地方，也是收藏先王衣冠的地方。即使是普通人，看到墓地的松树和柏树，也会心生感慨。到了那里，太甲的心便渐渐悲伤起来，也随之振作起来；他亲近先王的……

贤明之人的教化，远远超过师傅、保育官的训导。他们不亲近声色，眼前常能见到正当的事物；也不吝于改正过失，心中时时有所警醒。过去导致倾覆的行迹，因此转变为善始善终的德行。这难道不是出于恻隐之心吗？

《无逸》说：“高宗在位时，曾长期在外劳作，和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等到即位，有时居丧守孝三年，不开口说话。他平日沉默，一旦开口，言语便恰当和顺。”

《弘道录》说：商朝崇尚质朴，还保留着太古的风气。太子是天下的根本，不能让身份低微的人凌驾于尊贵的太子之上；然而，小乙却让儿子长期住在民间，和百姓一同做事。由此可见，小乙爱子，并非后世那种一味纵容的姑息，而是真实无伪的心意。朝廷处理政务，不能让恩情遮蔽道义；然而，高宗有时居丧三年不言。由此可见，高宗敬爱父亲，并非后世流于形式的虚礼，而是出于天性、自然流露的亲情。三代圣王的高尚风范与盛美德行，不只是因为他们地位崇高、生活富贵。

《大雅》说：“绵延不绝的瓜藤和瓜蔓，是百姓最初的根源。他们从土沮、漆水一带兴起。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住在复穴中，挖窑洞居住，那时还没有建造房屋。”

《弘道录》说：诗中为什么用绵延不断的瓜藤和瓜蔓作比？因为太王（古公亶父）开创了王业的先声。“迹”就是车轮留下的轨迹。邠地百姓说：“这是一位仁人，不能失去他。”跟随他的人多得像赶集一样。这难道不是王者事业的轨迹吗？后来武王继承太王开创的事业，也就是接续这绵延不断的根脉。否则，在人们还住窑洞、穴居的风气中，怎么会萌生谋取天下、剪灭商朝的志向呢？善于观察的人，自然能辨明其中的道理。

《诗经》又说：“后来到了王季，他以德行治理国家；太姒怀了身孕，生下了文王。”

《弘道录》说：我看周朝兴盛之际，父祖子孙代代贤明；为什么尧的时代反而比不上呢？或许是天地初开之时，天地之气尚未完全纯厚，到了周朝，纯正的元气才汇聚起来。这不只是家族世代积累福德的结果，也是天下长期积累诚意所致，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否则，文王在洽水、渭水一带迎娶太姒，与尧的女儿在嬀水一带下嫁舜，为什么两者所成就的局面会如此不同呢？

《列女传》说：太姙（周文王的母亲）天性端正专一、诚恳庄重。她怀孕时，眼睛不看不好的颜色，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嘴里不说傲慢的话。她生下文王，文王聪明圣明。太姙用专一的品行教导他，使他能闻一知百，最终成为周朝的宗主。君子认为，太姙确实懂得胎教。

《弘道录》说：我读到胎教的论述，常常感叹其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本来无形；男女相感，则会产生气。无形的本性不能用善恶来区分，因为本性是善的；但人与外物相感之后，邪正、善恶便由此分开。不仅如此，贵贱、寿夭也都由此判定。这就是所谓的气质禀赋：人一出生便带着它，已经确定，难以改变。文王最终成为周朝的宗主，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中庸》说：“无忧无虑的人，大概只有文王吧！他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亲开创事业，儿子继承事业。”

《弘道录》说：孔子说“仁者不忧”。解释的人说，仁者所守的道理足以胜过私欲，所以不会忧虑。文王的父亲是王季：如果私欲占了上风，他就可能急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而使父亲陷入不义。文王的儿子是武王：如果私欲占了上风，他就可能提前为自己谋划不可动摇的事业，反而使儿子陷入不臣之罪。用这件事教导后世的人。如今仍有人想做周文王，唉，文王这样的人何其多啊！

后妃（君王的正妻）不嫉妒，子孙便众多。因此，人们把众妾和睦相处、子孙繁盛，比作螽斯（蝗虫一类的昆虫）成群。诗中唱道：“螽斯展翅，成群飞舞；愿你的子孙众多、兴盛。螽斯飞鸣，群集不散；愿你的子孙绵延不断。螽斯聚集，密密匝匝；愿你的子孙安然和乐。”

《弘道录》说：为什么说有这样的德行，就应当得到这样的福报呢？因为在她之前，君王的后代曾屡遭祸患，甚至不能延续王统，更不用说建立宗庙了；在她之后，许多阴祸如烈火蔓延，无法阻挡，更谈不上长久延续。一个人不受父母兄弟的言论左右，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孝；他的言语不离众妾和内室妇女，也可以看出他的德行。和睦并非……

妻子儿女和乐相处，如同“贯鱼”（鱼贯而行），宫中女子都能得到宠爱，这没有什么不利的；这大概是周代世世相传的恩泽吧。周室的兴盛，不像枯萎的杨树重新长出嫩芽那样只是暂时复生；周文王像君王治理家庭那样，使家人彼此相爱。这大概就是文王治家的方法吧。由此谈德行，德泽广博；由此谈福分，福泽深厚。

文王的后妃修养德行，子孙也都受到感化，归于善良。因此《诗经》的诗人赞美他们说：“麒麟的脚趾啊，仁厚诚实的公子们；唉，真像麒麟啊！”

《弘道录》说：我看王者兴起的征兆，没有比这更真实无伪的；赞美他们的诗句，也没有比这更亲切而有意味的。因此，麒麟虽然已经出现在郊野林泽，却还没有被人看见；何况四灵（龙、凤、龟、麟）这样的瑞兽，形体难以寻见，而公侯家的子弟却看得见。与其寄望于瑞兽，不如看这些仁厚诚实、真正像麒麟一样的子弟。圣贤之人从中深有体会，受到感发而奋起，并不只是口头诵读、心中仰慕而已。

再说，商朝有外丙、仲壬早夭；汉朝有隐王、少帝蒙受冤屈而死；晋朝有建成、光吉之难；宋朝也曾议论光美、德昭的继承问题。又有谁能像周朝那样，由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相继承统呢？因此说，王者兴起确有祥瑞征兆，并非虚言。

又记载说，文王病重时，武王不解下冠带，亲自侍奉。文王吃一顿饭，武王也只吃一顿；文王吃两顿，武王也吃两顿。十二天后，文王病情才好转。文王问武王：“你做了什么梦？”武王回答：“梦见天帝赐给我九年寿命。”文王问：“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君王最终会安抚它们。”文王说：“不是这样。古人把年纪称作‘龄’。我活到九十岁，把其中三年给你。”文王九十七岁去世，武王九十三岁去世。

《弘道录》说：武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因为他爱父亲的心十分深厚，这就是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人的德行与天意相合，天也不会违背）。文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应？因为他爱儿子的心也十分深厚，这就是所谓“后天而奉天时”（顺应天道而行）。连天意都不违背他们，人们又有什么可怀疑、议论的呢？文王和武王虽是两个人，但他们以诚相通，彼此之间毫无隔阂。他们一顿饭、两顿饭地相互体恤，直到十二天过去，心意始终专一，只想着侍奉亲人；即使把天下的事物……

“外物又怎能阻碍神明实现感应呢？连木石、猪、鱼都尚且可以感应，何况神明所昭示的至理呢？所谓九十七岁、九十三岁，只是实理恰好应验在这些年数上。即使周文王多活三年，也不能据此断定武王的寿命就会缩短。总而言之，人的寿命以百岁为期，不必拘泥于具体年数。读者只要领会文意，不要被字面说法妨碍就可以了。

《周颂·闵予小子》说：“我遭逢家国不幸，孤苦无依，忧伤哀痛。啊，先父啊！愿您永远保持孝德。想到先祖升降于宗庙庭堂，我这个小子日夜恭敬，不敢懈怠。啊，先王啊！我将继承先王的事业，铭记在心，永不忘怀。”

《弘道录》说：所谓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弘扬教化的根本，是因为天地化育万物的根本在于仁，圣人最高的德行在于孝。君主能够取悦天子、顺应德行，根本都在于此。因此，太甲被送到桐地居丧反省，高宗居丧守制，成王也曾孤苦忧伤；三王最终成为贤明的继承者，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先王的孝心并非从外面寻求而来：它发端于天，是良心真切自然的流露；思念祖先，深藏于心，是忧劳情感所通达的幽微之处；以鬼神为准绳，是因为一切顺理而行，便能自然舒展。这就是他们思念并继承先王事业、始终不忘的原因。后来汉朝兴起，对这一道理的重视仍与此相近。到了元帝、成帝以后，这种风气渐渐衰微，所以经学之士对此反复恳切地申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顾命》记载：四月初，王身体不适。甲子日，王用香汤沐浴，穿上礼服、戴好礼冠，倚靠玉几，召来太保爽、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以及师氏、虎臣、百官和办事官员。王说：“唉，我的病已到了危急关头，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久病不愈，恐怕来不及当面交代继位之事。如今我郑重地把训诫和命令托付给你们。从前文王、武王发扬光大先王的德业，确立法度、陈明教化，并勤加修习，从不违背，所以能够通达殷商、承受天命。后来继位的年轻君主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威严，继承并守护文王、武王的重大训诫，不敢昏乱逾越。如今上天降下重病，我大概不能再起身，也不能清醒过来。你们要认真领会我的话，恭敬地保……”

“元子釗”（指周成王之子、后来的周康王姬钊）在艰难之际得到辅佐，得以渡过危局。

《弘道錄》说：这正是周成王妥善结束政事、周康王顺利开创政局的原因，也足以成为后世的准则。托付孤儿、交托国政，本来就要找到像周代这样合适的人才。周公是王室的近亲，又担任太保这一重任；两人虽然有君臣名分之别，休戚却紧密相连，好比同舟行于急流，又好比并辔驰骋在大道上，怎能不谨慎戒惧呢？

周成王起初告诫自己，要吸取教训、防备后患；若没有周公，怎能保全自身、守住明德？到了晚年，他又宣扬先王的光辉，使重大使命得以延续；若没有召公，怎能谨慎地辅佐太子、保全国家？成王亲身经历过艰难，因此说出这些话时格外真切有味，不像那些只靠侥幸行事的人。

《弘道錄》又引经文说：要安抚远方、亲近近处，使大小诸侯国都安定并受到勉励；要想到人的行为可能失去节制，自己也不可因姬钊年少而让他轻率地走上不正之路。

《弘道錄》说：周成王此时已不逊于古代圣贤。“几”指事情尚在细微、初起时的征兆，是虞舜朝廷所看重的要诀。若没有极高的明察力，谁能察觉这些征兆？若没有坚定的决断力，谁能及时处置？成王能做到这一点，是长期明察修德、承担重任的结果，并非随口臆断。

人一旦行动起来，便要应对各种事务，因此无论在朝廷内外、家中上下，都不能片刻忘记谨慎。静处独居时也要自我检点，因为每天都有许多细微事务需要留心，片刻疏忽便可能出错。对年轻的继承者来说，这一点尤其迫切：他的心志尚未纯熟，操守也未稳固，忽然身居众人之上，容易骄傲放纵；若又亲近身边的侍从，任由不良念头趁机滋长，那么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定并勉励诸侯的办法也就失去根本。

这番深切忧虑，关系到继承者一生的安危，也是国家兴盛之际最周全的打算，体现了辅佐、教导君主者的完整职责。那些只谈疼爱子弟的说法，只看到了亲情，却没有细察治国的道理，不能与此相提并论。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不让大臣因未受任用而怨恨；对旧友，若没有重大的过失，就不要抛弃；也不要要求一个人事事完美。”

《弘道錄》说：这是周公家族传承的治家之法，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鲁国经过一番改变，就能达到道”的意思。后来鲁公治理国家，先治理国内，再推及国外；先讲仁，再讲义。他从周公的教诫中得到的教益，十分深切。因此说，鲁国的恩泽延续了十代。鲁国曾有称王的气象，是因为仁厚。齐国之所以不如鲁国，也在于此。

然而，我曾到曲阜，看到周公的庙里竟没有一个人陪周公受祭。我想，周公是大圣人，生前的德行足以与天相配，死后也没有谁能配得上与他一起受祭。况且鲁公贤德，不辜负周公的教诲，让他陪祭周公，难道不合适吗？将来或许能有人采取这个办法，照此办理。

檀弓说：晋献公去世时，秦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对他说：“我听说，亡国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得到复兴，失去国家的人也常在这个时候重新得国。您虽然正穿着丧服、沉浸在忧伤之中，但丧事也不能拖得太久，时机也不能错过。您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重耳把这番话告诉舅犯。舅犯说：“您还是推辞吧。身在丧中的人没有什么珍宝，只有仁爱亲人才是珍宝。父亲去世，究竟意味着什么，您难道不明白吗？如果趁机谋取利益，天下人能接受这种说法吗？您还是推辞吧。”

公子重耳回答秦穆公说：“承蒙您派人来慰问我这个流亡在外的臣子重耳。父亲去世，我不能亲自参加哭吊，已经使您挂念了。父亲去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哪里敢另有打算，辜负您的好意？”他行稽颡之礼（以额触地表示哀痛和敬意），却没有行拜礼；哭着起身后，也没有私下与来使交谈。

来使子显将重耳的话带给秦穆公。穆公说：“公子重耳真仁厚啊。行稽颡礼而不拜，是因为他还不是丧事的主祭者，所以没有完成正式的拜礼；哭着起身，说明他爱父亲；起身后不私下交谈，说明他远离谋利之心。”

《弘道錄》又说：确立继承人，应当依据身份次序，而不能只凭个人喜爱；若只凭喜爱来安排继承，祸患已经埋下。重耳是长子，没有人能取代他。那位惠公，对上不顾兄长，对下不顾弟弟，在外行贿，在内谋求，靠侥幸苟且得位。重耳此时却孤身在丧中，悲伤地行稽颡礼、哭泣哀悼，两人的气度截然不同。因此，《春秋》不记惠公“入”（即回国即位），也不记里克有罪；《大学》也引用舅犯的话。这些都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用心。谁能说秦穆公的……

如果每件事都像这样，又怎么能长期借用名义，却不归还呢？可惜他心意不专一，善于用诡计；这虽都是不学习造成的过失，但子犯（晋文公重耳的舅父、臣下）辅佐君主没有办法，也不能推卸责任。

《左传》记载：酆舒问贾季（即狐射姑）：“子犯的儿子，你认为赵衰和赵盾谁更贤明？”贾季回答：“赵衰像冬天的太阳，赵盾像夏天的太阳。”

《弘道錄》评论说：冬日的太阳让人喜爱，夏日的太阳让人敬畏。赵衰曾带着一壶浆水随军出行，自己饿了也不喝，爱惜众人的心意到了这种地步。赵盾开始主持国政后，制定政事制度，端正法度，审理刑狱，查办逃亡者，处理盟约等事务，使人既敬畏又爱戴。这就是贾季为何郑重称赞他的原因。

《家语》记载：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后裔。微子启是殷帝乙的长子，曾入朝担任王室卿士。“微”是国名，“子”是爵位。周公辅佐成王时，命微子承继殷朝后嗣，并把宋国封给他。微子的弟弟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熙，湣公熙生弗父何。弗父何本应继位，却把君位让给弟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胜。世父胜世代居住在宋国乡里，他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从此以后，家族以“孔”为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皋夷父。皋夷父的儿子是防叔，为避开华氏的祸乱而逃到鲁国，所以孔子是鲁国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到尼丘山祈祷，后来生下孔子。

《弘道錄》评论说：司马迁明明知道孔子的世系，却为何反而遗漏他的祖先传承呢？微子承继先王之后，孔子实际上承接了商朝的后裔传承。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交替运转，可说是仁德至极。契广施五教、彰明人伦，是后世仁义礼乐的宗祖。商汤继承夏朝而拥有天下；这一脉传统的根本与源头，正是从契开始，延续到微子。微子天生有圣德，殷王后和帝乙都想立他为继承人，因此微子本来理应承命成为天子。后来他抱着祭器逃奔周国，天意却抛弃了……

纣王并非真心厌弃商朝，周朝也不敢把他当作臣下，而是让他保留商朝的礼仪制度，并以宾客之礼安置在王室。这样延续了几代，后来周朝的德政也渐渐衰落。

上天于是特别降生了一位伟大的圣人，成为后世仁义礼乐的宗主。他虽没有继承周朝而称王，实际上却取代商朝，开创了新的治理之道。孔子曾说：“我学习殷商的礼制，宋国还保存着这些礼制。”由此可见，他心中默默承担着传承商礼的责任。这件事可以遗漏不谈吗？郑樵《通志》为了弥补司马迁的疏失，却也只是略过而没有记载，这并不妥当。因此，这部《弘道錄》不可缺少。

孔子十九岁时，娶了宋国的开官氏为妻，次年生下儿子伯鱼。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孔子看重国君的赏赐，便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伯鱼生子伋，字子思，著有《中庸》。

《弘道錄》记载：商朝从契起，传到汤；汤之后，商的后裔被封在宋国。历经一千多年，孔氏才兴盛起来。又从正考父辅佐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起，经过数代，孔子才出生。孔子后来又娶宋国开官氏，生下伯鱼；伯鱼再生子思，之后道统（圣贤之道的传承）才有了合适的传人。上天为了万世筹划，让孔子承接前人的道统、开启后世的传承。这不仅关系到光大祖先、福泽后代，意义也十分重大，怎么可以略过不记？因此将这段内容记录下来，用来补充《史记》《古史》《通志》等书的缺漏。

《孝经》记载：孔子闲居时，曾子在旁侍奉。孔子问：“古代圣王有最崇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凭此治理天下，使百姓和睦、上下无怨。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曾子离席起身回答：“我曾参不聪敏，哪里足以知道呢？”孔子说：“孝，是各种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由此产生的基础。你坐下，我告诉你。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修养自身、践行大道，并使名声留传后世，让父母因此受到尊崇，这是孝的完成。孝开始于侍奉父母，落实于忠心侍奉君主，最终体现于立身行道。《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

《弘道錄》解释说：“所谓‘至德要道’是什么？是心。为什么说心是至高、重要的呢？这是针对天下、百姓以及上下关系而言的……”

所谓“根本”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把天下百姓、上下尊卑都放在心上呢？

天下广阔，圣人却把治理天下当作忧虑，因为要广泛施惠；百姓众多、事务繁杂，圣人也把它当作忧虑，因为要救助众人；上下关系参差不齐，圣人同样以此为忧，因为要以自身为准则，推己及人，使彼此相待合宜。这些难道是做到了就可以停止的吗？

天下虽大，亲爱亲人这一原则却是相通的；百姓虽多，爱护众人的心也是相通的；上下虽有差别，使各得其宜的原则也是相通的。亲爱、仁爱、顺理而行，都是先王心中美好的德行，宽裕而从容。百姓看不见这种德行，它却能施加于百姓；四海之内听不见它的声音，它却能成为众人效法的准则。所以说，德是根本，教化由此产生。这贯通全经的根本和开端，说明了“五孝”（孝道的五种表现）的发端。孝道并不只是从侍奉父母开始、以忠于君主为延伸、最后以修养自身为止。

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上位者，这种人很少见；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的人，从来没有。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道就会生发。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大概就是仁的根本吧。”

《弘道錄》说：“孝悌是仁的根本。‘本’就像树根；树有了根，才会长出枝干和叶子。之所以要用心培育根，是因为生长的活力就在根上，而不在别处。假如有人待人和气，家庭中却有不和善之处，能称得上仁吗？又假如有人只对兄弟友爱，却以蛮横的态度对待别人，这说得通吗？所以说，孝悌之人很少会喜欢冒犯上位者；不喜欢冒犯上位者，却喜欢作乱的，从来没有。

“孝悌是日常生活中常行的道理，并非高深难行的事情。君子为什么还要专心致力于此？正因为根本确立，道就会生发，进而推行到天地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这难道不是仁的根本吗？孔子的门人认为，有子的言行气度像圣人，因此把这段话一并记在全书开篇。由此说来，致力于根本，难道不是时时学习的首要道理吗？”

孟子说：“没有仁德的人，却遗弃自己亲人的。”

《弘道錄》说：所谓“遗亲”，就像世俗所说的“五种不孝”这一类行为。人若不仁，就会被私欲驱使，做出这些事；仁爱的人则无论迈步还是说话，都不敢忘记父母。因此，他总是留心父母没有说出口的心愿，也体察他们没有显露出来的神情，怎么会懒得活动四肢、疏于照料呢？

在家居住时，他尽力恭敬父母；奉养父母时，也尽力使他们快乐，怎么会沉迷下棋、赌博、饮酒呢？父母所喜爱的事物，子女也会喜爱，怎么会贪图财货，只顾自己的妻子儿女呢？眼前总盯着美色，耳边总听着乐声，怎么会只顾追逐耳目享受呢？身居上位不骄横，身处下位不作乱，与同辈相处不争斗，怎么会逞勇斗狠呢？

这些都是人伦中最大的福分，也是家道长久兴旺的益处。读“三书”（此处指儒家经典）开篇时，不可不仔细体会。

又说：“仁的根本落实之处，在于侍奉父母。”

《弘道錄》说：这里的“实”，不是与“华”相对而言，也不是像果核那样的“实”，而是指事物本来如此、最终归结的根本所在，所以称为“实”。仁之所以成为仁，并不是泛泛地说仁爱，而是因为上天生下父子，使父子之间天然具有深厚的爱；这种爱落实到根本处，就在于侍奉父母，所以说“仁的根本落实之处，在于侍奉父母”。

下面所说的义、智、礼、乐，也都是如此。到了“乐”的境界，生命的活力便自然显现，既然显现出来，怎么能止得住呢？于是仁的整体充分展现，作用显明地施行到极致，人便会手舞足蹈。但这一切都发自仁、义、智、礼、乐五者各自本来的根本，并非向外寻求，也不是借助外物，而是直接向人指明一种切要而鲜活的修养之道。

大体说来，圣贤的话好比造化生物的生机，内里蕴含着全部道理。读者看起来层层叠叠，其实都像从一颗花苞中生发出来；这便是仁的根本落实之处。读到这里，应当用心体会。

《小雅·蓼莪》说：

高高的莪蒿，看起来却不是莪，而是蒿草。可悲啊，父母！生养我何等辛苦。高高的莪蒿，看起来却不是莪，而是蔚草。可悲啊，父母！生养我何等劳累憔悴。

瓶子空了，是大罍的羞耻。孤苦之人活在世上，真不如早早死去。没有父亲，依靠谁？没有母亲，依靠谁？出门便忧惧不安，回家也无处可归。

父亲生下我，母亲养育我、抚慰我、照料我，使我长大成人、得到养护；她还……

“父亲生养我、照料我，我想报答他的恩德，却像苍天一样无边无际，终究报答不尽。南山高峻，狂风猛烈地吹刮，百姓似乎都能安享生活，为什么偏偏我遭受这样的苦难？南山高峻，狂风阵阵吹来，百姓似乎都能安享生活，为什么偏偏我不能寿终尽孝？”

《弘道錄》说：太平盛世的诗，措辞舒缓平和；衰乱之世的诗，措辞往往激切迫促。因此，《将母来谂》（诗篇名，写母亲呼唤远行的孩子回来）并非不知道父母养育的辛劳，只是想到父母深切的养育之恩，才这样呼唤。君子体察诗人的心情，就不该责怪他；他所说的话，必定不是出于私怨。

《陟岵》（诗篇名，写远行在外的儿子登山思念父母）也不是不知道家中亲人的音信和忧虑，却仍能谨慎行事、安慰家人，因而尚可说充分表达了亲情。如今，诗人既不能回家奉养父母、尽为人子的心意，也没有什么可以为父母分忧，借此体现君父之恩；无处归咎，便只能责怪自己。他说“我不是莪，而是蒿”，又感叹“苍天无边无际”，正是呼天怨慕、思念亲人的感情，怎能是出于自愿呢？

至于“南山高峻，狂风猛烈”这些诗句，所谓悲痛无尽，继而又以血泪抒写哀怨，已经到了诗人自己也难以察觉的地步。孟子说：“舜真是大孝之人，到了五十岁仍然爱慕父母。”这类诗，大概把这种深切的爱慕之情写得淋漓尽致了吧。

《礼记》说：孝子内心有深厚的爱，就会有温和的气色；气色温和，就会有愉悦的面容；面容愉悦，就会有柔顺的仪态。孝子拿着玉器，仿佛捧着满满的东西，小心谨慎，像是承受不住、又怕失手；若是态度严厉、威严端肃，就不是侍奉亲人的样子。

《弘道錄》说：子夏问，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孔子却教导他说，难在脸色和态度。这是什么意思？舜向苍天哭诉说：“我竭力耕田，尽到做儿子的本分罢了。”可见，尽力做事与和颜悦色，本来就是两回事。

父子之间，以恩爱为根本。亲人之所以是亲人，在于他们成就了我；我之所以为我，也在于我能成就亲人。脸色是气息活动的外在表现，不能靠做作勉强装出来。内心和顺，气息就和顺；气息和顺，便会自然流露在脸上，其中缘由往往说不清楚，却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子夏并非不懂其中的道理，只是他谨慎守礼，担心自己以为竭尽力气就足以尽到孝道……

孔子因为曾参仁厚，便启发、引导他；否则，以子贡在文章方面的长处，来学习礼仪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难道他会不懂得：严肃威重、恭敬谨慎，并不是侍奉父母的根本吗？

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要使父母心情愉快，不违背他们的心愿；让他们耳目舒适，起居安稳，并尽心尽力地供给饮食。所以，父母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父母所敬重的，自己也敬重。连犬马都能做到顺从，更何况是人呢？”

《录》说：“所谓‘尽心奉养’，是把自己的心意尽到，这才叫‘忠养’；它和只说尽力气并不一样。孟子说，曾子奉养父亲曾皙时，总会备好酒肉；要收起来时，先问父亲准备把剩下的食物给谁；问还有没有剩余，曾子总回答说有。这难道就是尽孝的全部吗？曾皙爱吃羊枣，曾子因不忍心，父亲去世后也不吃羊枣。凡此种种，哪一样不是尽自己的心意呢？像曾子这样侍奉父母，才可以说几乎尽到了仁。”

子路说：“可悲啊，贫穷！父母在世时，没钱奉养；去世后，也没钱安葬。”孔子说：“能让父母吃豆羹、喝清水，却仍尽心使他们欢喜，这就叫孝。”

《录》说：“所谓让父母欢喜，是说不能拿‘三牲五鼎’（丰盛的祭品和礼食）来要求别人，否则读书人便没有人能算善于奉养；也不能拿丰厚的祭品、华美的棺椁来勉励别人，否则贫穷的人便没有人能算善于安葬。豆羹并不美味，却能使奢靡之风有所节制；清水并不甘甜，却能使沉醉的人清醒。谁能说这几句话里没有深切的教导呢？”

《南陔》：孝子们彼此劝勉奉养父母。

沿着南边的山坡走，采摘兰草；眷恋家中的父母，心里总惦念着他们，无法安宁。那些住在家中的人，不要贪玩闲散；把饭菜准备得丰盛些，把早饭收拾得洁净可口。

沿着南边的山坡走，草木长得茂盛；那些住在家中的人，神色要温和。眷恋父母，心里不忍离家太久；把晚饭准备好，把早晨的食物收拾妥当。

水獭在河边，踏波入水，寻找鳊鱼和鲤鱼；林中的幼鸟嗷嗷待哺，由鸟父母喂养。鸟兽尚且养育后代、情意深厚，人若奉养父母却缺少敬意，就和禽兽相近了。勉励自己更加虔敬，借此获得深厚的福祉。

《录》说：“以这首诗作为补充，篇章便结束了。周代礼乐教化衰败以后，仁义孝道也淡薄了，于是有人不把自己的父亲当父亲，也有人告发父亲偷羊。更有甚者，母亲去世后竟唱歌，把薄情当作道理，却不知道报答根本、感念养育之恩的道理……”

可悲啊，万物难道都不如人吗？这首诗虽然没有具体的歌词，却被用于乡饮酒礼（古代乡里宴饮宾客的礼仪）合乐演奏。君子借着乐声追寻其中的意义，借此联缀、表达感恩之情，希望仁爱孝道不要因此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