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

《弘道录》卷三：仁——君臣之仁

《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朝初年，把口分田（按人口分授的土地）和世业田（可以世代继承的土地）授给百姓，再按租庸调法（以田租、徭役和赋税为主的制度）征收赋税。国家使用这些收入时有所节制。军队实行府卫制（由折冲府等机构管理的兵役制度），所以即使兵员众多，也不致因此损害百姓。官员人数有固定限额，因此不会滥设官职，国家也较容易供给俸禄。唐朝的经济制度虽然还比不上三代盛世，但也可以作为一套长期施行的制度。

编者说：唐太宗还不能与古代帝王并列，但把他作为贤君记载下来，仍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董仲舒曾多次提出建议：秦朝采用商鞅的法令，废除了井田制，百姓可以买卖土地。富人拥有连成片的田地，穷人却连立锥之地也没有，百姓怎能不困苦？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恢复，至少应该尽量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数量，以补足贫弱者的需要，堵住土地兼并的道路。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兴办各种功业，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汉哀帝时，师丹又提出：国家世代承平，豪强富户和官吏的财产动辄数以千万计，贫弱百姓却越来越困苦，应该略加限制。当时权贵近臣认为不便，事情也没有推行。后来王莽借“王田”之名施行新政，反而加剧混乱、酿成更大祸患，又有什么好处呢？

晋武帝平定吴国后，虽然曾有规定，每户可占有七十亩田地，但不久便发生五胡之乱。直到北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才推行均田法（按规定将土地授给百姓的制度）；北齐、北周和隋朝都沿用了这一制度。唉，回想汉朝四百多年间，大贤们屡次提出建议却未能实行；而在六朝时期，李安世一人提出建议，便得以施行。到了唐朝，又能坚定地实行这套制度。我怎能不为此欣喜呢？

唐朝的土地制度以步丈量：田地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百姓按年龄分为不同等级：出生后称“黄”，四岁称“小”，六岁称“中”，十一岁称“丁”，六十岁称“老”。

授田规定是：成年男子（丁男）以及年满十八岁的男子，每人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可世代承继的田地）。老人以及患有严重疾病、残疾的人，每人授田四十亩……

一个人只有一位妻子、没有妾室的，授田三十亩；家中有成年男子承担赋役的，再增加二十亩。无论哪种情况，其中二十亩属于世代承业的“永业田”（可长期经营、传给后代的田地），其余属于按人口分配的“口分田”（依人口情况授给的田地）。永业田上可以种榆树、枣树、桑树以及当地适宜种植的树木，种植数量也有规定。

田地充足的地方叫“宽乡”，田地不足的地方叫“狭乡”。狭乡授田，按宽乡标准减半。土地有肥有瘠；如果田地每年轮换耕种，授田数量加倍。宽乡若实行三年轮种，也不加倍授田。工商业者在宽乡所得田地减半，在狭乡则不给田。

百姓因迁居他乡，或贫困得无力安葬家人，可以出售世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的人，还可以连同出售口分田；已经卖出的田地，不再重新授给。有人去世后，官府收回其田，授给没有田地的人。官府每年十月办理收田和授田，优先照顾贫困者以及承担赋税、徭役的人。乡里的田地先分给邻近乡；县里有余田，分给邻近县；州里有余田，则分给附近的州。

《弘道录》评论说：这就是唐代授田的制度。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务农的人所剩不多。北魏沿用这一办法，将荒地授给百姓，称为“露田”；露田是没有主人、尚未栽种树木的荒地。桑田则不列入授田范围，因为桑田是百姓长期经营、世代承业的田地。唐代沿袭这一制度，形成了“世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别。

或许，这两种田最初并非都是官府收归后再分给无田百姓的。桑田本来不列入授田范围，所以被称作世业田；露田原本授给百姓，因此受到口分田制度的约束。否则，既然世业田由官府规定种桑、枣等树木，为何又允许买卖？既然口分田按人的年龄、劳动力多少和乡里的田地宽窄来收回、重分，为何又允许一并出售？

古代制定制度，通常严格限制迁居和买卖土地。《礼记·王制》说，井田和里邑不可买卖；《孟子》说，因死亡或迁徙而离开故乡，不应走出乡里。如今制度却允许百姓迁居，从狭乡迁往宽乡，还可以连口分田一并卖掉；只有人死后，田地才收回，授给无田者。这样一来，百姓又怎么能安居呢？

这些田地又怎么可能不被收回？田地收回后，又怎么能再分给别人呢？这些做法前后矛盾。是修史的人弄错了，还是施政本身有误？从秦朝到唐朝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年间，真正实行授田法的，唐朝才是开端，这足以说明此法难以推行。不过，唐代的制度也有可疑之处。直到永徽年间（唐高宗年号）以后，才开始禁止百姓买卖田地；买了田地的人要退还田地并受处罚。禁令推行得太晚了，也难怪土地兼并仍和从前一样。

凡是受田的人，成年男子每年缴粟二斛、稻三斛，这叫“租”。成年男子还须按当地物产，每年缴纳绢、绫、绁等布帛中的一种，长度为二丈；或者缴布，布的数量增加五分之一；另缴绵三两、麻三斤。这叫“调”。不产蚕的乡里，则缴银十四两。国家征用劳力，每年服役二十天，闰年增加两天；不服役的，按每天折缴绢三尺，这叫“庸”。若因公务增加役期，额外服役二十五天，可免缴“调”；额外服役三十天，可免缴“租”和“调”。连同常规役期在内，服役总共不超过五十天。

《弘道錄》按语：以上是唐代征收赋税的数额。“租庸调”以成年男子为征收依据。“调”大概有按当地物产调配征收的意思：各地适宜出产不同，绢、绫、绁等布帛应按当地情况择一缴纳，不是每种都缴二丈；布和麻也应作类似理解。

如今史志记载每年缴绢二匹、绫和绁各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三两、麻三斤；不产桑蚕的乡里缴银十四两。按语认为，这种记载恐怕比通常的征收标准重。读者应以《通典》和《会要》的记载为准。《会要》说，成年男子按当地物产缴纳绢或绫各二丈，布增加五分之一；绵缴二两，折合交纳的则缴麻三斤，作为“调”。

从王公以下，各等级的人都可以拥有“永业田”（依法世代保有的田地）。获准拥有永业田的人，包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以及服丧关系在缌麻以上的皇室亲属、内命妇（宫廷女性官员）一品以上者的亲属、郡王及五品以上官员的祖父、兄弟；还有三品以上有封爵者、县男的父子，以及国子监、太学、四门学的学生……

士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只要登记在同一户籍中，都可以免除税赋和徭役。

凡是主户中有应缴赋税的人口，这户就叫“课户”。老人、成年男子中的残疾人和重病患者、寡妇及其妾室、部曲、宾客、女子和奴婢，以及九品以上官员，都不列入征税人口。

每年年终，各里都要核实登记民众的年龄和田地的宽狭，编成乡帐；乡帐汇总到县，县帐汇总到州，州帐再报送户部。此外还要编制计帐，列明来年的赋税和徭役，报给度支部门。国家有所需用，须先奏报，再征收。征收数额要写在县门和村坊，让民众都知道。

遇到水灾、旱灾、霜冻或蝗灾，庄稼损失达到十分之一以上的，免除租税；桑树、麻作物全部损失的，免除调税。田地收成损失达到十分之六的，免除租税和调税；如果收成全无，各种徭役也一并免除。

《弘道錄》说：这是唐代减免租税、免除徭役的政令。从王公到百姓，都规定了等级和限度，使子孙能够世代遵守。照理说，怎么会不能长久实现太平呢？可为什么转眼间就失去了这些制度？所以我曾说，汉代子孙能够守住三十税一的制度，祖宗却没能创立十分取一、公平合理的制度；唐代祖宗能够制定各类法令和禁令，子孙却没能保有节俭用度、爱护百姓的心。两者都比不上三代的治理。

唐太宗当时一心想治理好国家，考核官吏时，如果辖区内鳏夫、寡妇和年幼者减少，就提升考绩；如果官吏没有尽到劝导民众的职责，就按户数减少来考核处罚。

《弘道錄》说：这是唐代考核官员优劣的办法。让京官五品以上各自举荐一名地方官，这是在任用之初加以重视；考核时，以鳏夫、寡妇和年幼者减少作为升等的依据，以未能劝导民众作为降等的依据，这是在任用之后继续加以重视。但追究实际执行情况，各州刺史中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从贞观年间以来，朝廷重视京官、轻视州县官，州刺史多由武臣担任，或由不称职的京官外放充任。太宗虽然一心想治理国家，又能不能亲自做出表率，让天下官员都效法呢？这就是唐代良吏不如汉代多的原因。

租税的征收，要根据收成早晚、土地险易、路程远近来定差等。调税要用货物缴纳，八月出发，九月到达；若要同时缴纳，就让较远的百姓先交，并由百姓自行估量计数。州……

各府按年购买当地出产的土货作为贡品，贡品的价格依照绢的贵贱来定，最高不超过五十匹。珍奇物品、美味食物、狗马和鹰犬，除非皇帝下诏索取，否则不许进献。如果额外征收了贡物，就用它抵充租赋。

《弘道录》评论说：这是唐代转运输送方面的制度。到了两税法实行以后，改为夏季六月缴纳、秋季十一月缴纳，这项制度便废止了。当时，太宗正致力于减轻百姓负担，克制嗜好欲望，舍弃玩赏之物；他还没有举行封禅、发动征伐。因此，各州府每年购买并进献的物品，都按绢价高低控制在五十匹以内；若有额外征收，就用来抵充租赋。这是怎样一种施政气象！贞观年间以后，便逐渐不如从前了。

遇到灾荒时，朝廷用社仓（地方储粮、用于赈济的仓库）赈济百姓；若粮食仍不够，就迁移百姓到有粮可吃的地方。尚书左丞戴胄建议：从王公以下，按各人所占田地计算，在秋收后于当地设置义仓（用于救济灾年的粮仓）。遇到荒年，就拿粮食赈济百姓。太宗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下诏：每亩征收粟、麦、粳米或稻谷二升，具体征收哪种粮食，依当地适宜种植的作物而定。土地宽广、人口较少的地区，按种植的作物征收；土地狭小、人口稠密的地区，则根据青苗长势征收，并从轻催缴。田地收成减损十分之四的，免去一半应缴粮食；减损十分之七的，全部免缴。没有田地的商人，按户分为九等，依等级缴纳粮食，数额从五石到五斗不等。最下等的贫困户以及夷、獠等少数族群，不征收粮食。歉收之年，就用仓粮赈济百姓；如果把粮食借给百姓作种子，到秋收后再归还。

后来，洛州、相州、幽州、徐州、齐州、并州、秦州和蒲州又设立常平仓（储粮以备荒年、调节粮价的仓库）。粟可以储存九年，米可以储存五年；在地势低洼潮湿的地方，粟储存五年，米储存三年。这些规定都写入了法令。

《弘道录》评论说：这是唐代的救荒制度。太宗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刺史、县令都能称职，所以社仓足以赈济灾民，义仓足以供给百姓，常平仓足以储备粮食。如果没有贤能的地方官，却想从王公以下按田亩征收粮食，这反而会增添一道严苛的禁令。这也是执政者应当了解的道理。

贞观初年，户数不到三百万。那时一匹绢可以换一斗米；到贞观四年，一斗米只值四五钱。百姓家里夜不闭户，牛马遍布田野。人们远行数千里也不必带粮食，百姓和物产都日渐兴盛，四方少数民族也纷纷归附。

这年，天下的人口有一百二十万。全国判处死刑的罪犯只有二十九人，人们称这一年天下太平。

皇帝即位后，常和群臣谈论教化百姓的事。他说：“如今国家刚经历大乱，我担心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徵回答：“并非如此。长期安定的百姓容易骄傲放纵，骄纵了就难以教导；经历战乱的百姓忧愁困苦，忧苦之中反而容易接受教化。这就像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皇帝很赞同魏徵的看法。封德彝却不以为然，皇帝最终采纳了魏徵的建议。

这一年天下大丰收，流离失所的人都回到了家乡。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从东海到海南、从南方到五岭一带，家家户户夜里不关门；旅人出行不用携带粮食，沿途就能得到供给。皇帝对群臣说：“这是魏徵劝我施行仁义所带来的成效。可惜没能让封德彝亲眼看到。”

《录》评论说：《易经·大过卦》说，栋梁弯曲，但有所往仍可亨通；九二爻说，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什么不利。唐太宗确有超越常人的资质，但他缺少以天德王道为根本的治国基础，这就像栋梁弯曲、杨树枯萎。所幸贞观之治得以出现，又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等贤臣辅佐，这就像老年男子娶了年轻妻子。因此，虽然有栋梁弯曲、杨树枯萎的征象，也仍有亨通和有利的道路。君子因此不排斥这种情形。

《宋纪》：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天性仁爱孝顺，宽厚豁达，喜怒不显露在脸上。起初，他被封为寿春郡王，在资善堂（皇子读书讲学的地方）学习。天禧元年兼任中书令，第二年进封昇王。九月丁卯日，被册立为皇太子。

《录》评论说：从史书记载以来，数千年间直接以“仁”作为谥号的帝王极为罕见，仁宗可以说是其中少有的一位。因此，这里采用他的徽号，概述他的主要事迹，供做君主的人留意。以蒙昧之时培养端正品性，是成就圣德的途径。当时仁宗天性纯正，任用正直之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他又设立资善堂讲学，以端正之道培养自己。

有人凭借私交越级求见，这本来是成就圣明政治的一种做法，也是宋朝家法胜过汉、唐之处。

朝廷任命参知政事（副宰相）李迪为太子宾客（辅导太子的官员）。

《遵尧录》记载：李迪等人常在东宫侍奉太子。有一次，他们见太子仪容举止端庄，即使面前有人嬉戏，太子也不怎么理会。后来李迪因奏事提起此事，真宗说：“太子平日住在内宫时，也从不随便说笑。”

《录》评论说：李迪的操守声望颇为人知，但他推辞太傅一职却不肯停止，这样做是否有些过分？

公、孤（辅佐天子的高级官员）以及师、保（教导和辅养太子的官员），自古以来就是定制，并非太宗时才设立，有时设、有时不设。宋朝专任宰相，天子身边没有公、孤辅佐，于是太子身边也没有师、保辅导。这正是宋朝的制度不如周朝的地方。

四年，诏令太傅监国，每五天在资善堂（东宫讲学议事之所）开堂一次。太子手持笏板，面朝南站立，辅臣一同商议各部门的事务，太子听取他们的议论。真宗告诫太子：“只要尽心秉持公道，就好了。”

《录》评论说：真宗对自己不随便说笑，对待别人则力求秉持公道，这是多么纯正无瑕啊！《蒙》卦九五爻辞说“童蒙吉”（童蒙之人能获吉祥），说的不就是这位太子吗？

乾兴元年二月戊午日，真宗遗诏太子即皇帝位。

《录》评论说：当时仁宗年仅十三岁，正如龙刚刚蜕变，还未能兴云降雨；又如麒麟刚长出脚，还未能踏步行走。因此《易经》说：“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或许是因为他的作为尚未施展，天性尚未稳固。倘若有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在朝廷外辅佐他，再有太姒、邑姜那样的人在宫中教导他，那么太甲、成王尚有的德行不足之处，也就都比不上他了。可惜刘太后在内专权，丁谓一伙人在外结党；若不是王曾端正严肃地立于朝廷，依靠他的威望，又怎能成就《易经》九二爻所说的志向与呼应之功呢？考察圣人作《易》的本意，就能明白仁宗初年政局为何会出现分歧。

明道元年，诏书说：“朕以微末之身，承继帝位；如今已经断绝……”

他不喜欢打猎游玩，也没有修建楼台亭榭，十年来一直无暇顾及这些事。可宫禁之中防火禁令并不严密，一夜之间，火势蔓延，烧遍了八座殿宇。想到这场灾祸或许是在警示自己，他便反省过失、戒除懈怠。于是下令内外官员直言朝廷的缺失，不要有所隐瞒，以符合自己的心意。

《弘道錄》评论说：当时皇帝年纪尚轻，并没有什么失德之处；史书所说的他爱好游猎、没有兴建楼台，也并非空话。既然如此，天灾为什么还会降临呢？掖庭是宫中内廷，房闼则指宫内居室；“八殿”对应老阴之数。章獻太后临朝称制的时期将要结束，这场火灾或许是旧事将尽、新局将开的先兆。

景祐元年三月，皇帝开始亲自处理政务。他下令停止修建寺庙道观，裁抑侥幸得势之人，召用宋綬、范仲淹，并罢黜宦官罗崇勳等人。朝廷内外都十分欣悦。

《弘道錄》评论说：仁宗亲政和哲宗亲政，境况大不相同。仁宗亲政后停止修建寺观，哲宗亲政后却兴修新法；仁宗压制侥幸得势之人，哲宗却召用凶邪之徒。因此，一个朝廷内外欢欣，一个忠良士人丧气，得失之别十分明显。

此前，皇太后刘氏临朝称制，晚年任用宦官罗崇勳、江德明等人，让他们打探宫外事务。罗崇勳因此权势显赫，朝廷内外都受其影响。

《弘道錄》评论说：太后临朝，宦官乘机窃取权势，这是怎样的局面啊！范祖禹曾说，宋朝兴盛或衰败的根本、国家安危的关键、百姓休戚的缘由，都在于君子与小人进退消长；这也是天命、人心聚散离合的关头。仁宗的盛德还值得多少责备呢？唉，罢黜一个罗崇勳，朝廷内外便都振作起来，注目期待盛德之政；召用刘瑗等人，人心立刻动荡不安，已经走上覆亡之路。后世新即位的君主，不可不从中警醒。

皇帝看到章聖太后东封西祀，又修建玉清昭應宫、景灵宫等宫观，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穷尽天下巧工，奢侈过度，便对辅臣说：“这些事虽然算得上太平盛世的盛举，但也做得太过了。”当时执政的大臣不能……

不肯承担责任。吕夷简说：“府库已经空了，到现在还没有充实起来，原因就在这里。”皇帝说：“这样的事，我应当引以为戒。”

《弘道录》评说：这就是皇帝停止修建工程的原因。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意思是，父亲去世后三年内，不轻易改变父亲施行的政道。）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所谓“三年不改”，是指那些本来应当改变、但暂时还可以不改的事情。前代儒者担心人们误解孔子的本意，便把有过失的举措、已经发生的过错剖析开来讨论。

东封西祀、兴建土木，不过是耗费天下财物。至于青苗法、免役法等政策，若因刻薄盘剥而招致怨恨，最终会失去天下人心，把责任推给王安石，还说得过去；若说这是出于敬重君父之心，就说不通了。明白的人认为这是继承，糊涂的人认为这是擅自更改；但他们不知道，这样做都只会显露父亲的过失，与掩盖过失、弥补从前的错误，大不相同。唉，这大概就是宣仁太后在“祀饭”（原文如此，疑有讹字）时，与章献太后撤去帘幕时的不同之处吧。

当初，太平日子持续已久，想求取仕途进身的人都依附权贵，希望得到提拔，奔走钻营成了风气。仁宗曾对辅臣说：“近来臣子请求单独进见，想求升迁的人很多，主动请求退让的人很少，这是为什么？”王曾回答：“这关系到朝廷用人和罢免。只要朝廷压下奔走钻营的风气，推崇安静谦退的作风，或许就能形成不轻易求进的风气。”仁宗认为他说得对。

《弘道录》评说：这就是仁宗抑制侥幸求进的原因。靠侥幸求进的人，往往不择手段：起初，他们依附权势、逢迎讨好，搬弄是非、当面奉承，什么都做得出来；到后来，他们甚至谄媚权贵、迎合君主的过错，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君主必须深恶痛绝，坚决杜绝这种风气。

然而，如果君主不能以公正之心待人，也不能以明察之眼识人，就可能把小处的廉洁当成大节，把求退的姿态当作真的谦让，反而满足了急于求进者的心愿。所以说，要清正内心、辨识人才；又说，能识人，才称得上明智——两者缺一不可。

景祐二年（1035年），王曾任同平章事（宰相名衔）。王曾天性端正敦厚，在朝廷上的言行举止都有一定分寸；平日很少说笑，别人不敢拿私事求他。他任免官员，十个人里也没有一个事先知道安排。范仲淹曾问他：“明扬”

士人中，担任宰相的人很多，像曾公这样德行卓著的，却不多见。徐应之说：“身居执政之位，如果希望恩惠都归于自己，那么怨恨又该归到谁身上呢？”范仲淹接受了他的意见。

皇帝刚即位时，太后有独揽朝政的隐患。曾公神色严肃、直言进谏，立身朝堂。从此，宦官和亲近的侍从不敢心生觊觎，皇帝的德行也日渐长进，太后最终也保全了美名。

《弘道录》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君臣的气象。曾公受到这样的赞许，被认为是大臣中的杰出人物；他对士人，不就像造化对万物一样吗？他的心意一定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才能。但有时也未必人人都能尽展所长。只要自己做到最公正、最诚恳，问心无愧，也就够了。若是事事勤勉，只为施恩于人；一旦不任用对方，就担心招来怨恨，那么大臣的器量岂不是越来越小？所以古人说：“诚恳专一，没有别的本领。”吕许公在这一点上恐怕还略有不足。他收揽恩惠、回避怨恨的做法，与曾公直言正色的作风，正好不同。

庆历元年（1041年）冬十一月，朝廷在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并颁布大赦令。当时西方战事正紧，皇帝忧思得像肝脏出了问题一样。知谏院张方平进言说：“陛下应当像天地和父母一样宽厚，何必与猪狗豺狼争斗呢？希望借郊祭大赦的机会，承认过失、表明诚意，为他们打开改过自新的道路。”皇帝欣然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命张方平把奏疏交给中书省。吕夷简读后拱手说道：“您能说到这一步，是国家的福分。”

《弘道录》说：吕蒙正多次称赞吕夷简有宰相之才，说的恐怕就是这件事。仁厚的人必定有勇气；西方战事关系重大，本来应当奋力应对。但君子不与人争斗，难道只是为了给对方留出改过自新的道路吗？古语说：“外无敌国和外患，国家往往就会灭亡。”这或许也包含着承认过失、表明诚意的深意。

当时，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都担任谏官。夏竦被罢免后，石介高兴地说：“这是彰显盛德的大事，歌颂它正是我的职责，怎么能停止呢？”于是写下《庆历圣德诗》，开篇说：“啊，庆历年间……”

三月，皇帝气势威严地走出宫门，声音洪亮，震动四方，仿佛天道运行、雷霆初发。皇帝神情庄重地说：

“先祖和父亲把大业交付给我，我担心自己不能守住，实在有赖辅佐之臣。你们肩负重任，务必谨慎细密。君臣相伴多年，我赞许你们的功绩。

朝中儒者学问广博，能与我谈论政事，也能用经义辅佐我。仲淹（范仲淹）啊，我确实了解你，所以让你担任司谏（负责向皇帝进谏的官职），端正朝廷风气。你刚听说有人叛乱，就立刻奔赴夏州平乱。六月酷暑、大雪严冬，你不避寒暑，也不诉苦。我晚年才得到弼（富弼），他辅佐我的心意，我深感欣慰。他的劝谏深切恳直；若我不能做尧舜那样的君主，他甚至愿受笞罚，也要尽力规劝。

弼担任谏官一年，积下满箱奏章。契丹背弃信义，竟敢轻侮大国，弼奉我的命令出使，面对万里沙漠，不畏惧、不退缩，把生死置之度外。看他的皮肤，被风霜摧折；看他的心志，却像经过锻炼的金铁。只有仲淹和弼，堪比夔、契这样的贤臣。

衍（原文所称的臣子）啊，你来辅佐我时已年老，侍奉我二十多年，头发稀疏、牙齿脱落，心志始终如一，恪守法度，从不逾越。因此让你主管枢密院，掌管军事，军政没有失误。

我不认识琦（韩琦）时，他已显露出非凡的气度：器量宏大，为人敦厚朴实，可以托付大事。我让你辅佐衍，是因为我善于识人。

惟脩（欧阳修）和靖（原文所称的臣子）在朝廷上卓然挺立，言论刚正有力，忠诚坦荡。他们从万里之外归来，刚正之气不曾折损。素相之后，也能秉持忠诚、操守清白。从前担任御史时，几次在我榻前进言。襄虽官职不高，名声却传到了我这里，也曾进言劝我改正过失。他刚正、纯粹、诚恳，足以与脩相匹。”

皇帝圣明，能辨别忠臣和奸邪之人，提拔贤才，清除邪佞。众贤臣的进用，好比茅草连根拔起；大奸臣的离去，好比脱掉脚上的枷锁。

《弘道錄》记载：当时，蜀地有人传抄《庆历盛德诗》，传说人们都想见到写诗的人。其实，何止当时的人如此？如今又有谁不想见到他们呢？执政大臣和谏官，是国家的元气，也是朝廷的命脉。皇帝有宽厚包容的德行，诸位贤臣又能奋发刚决、勇于担当。

这是《泰卦》的意思：天地之气相互交融，万物因此通达；上下沟通，彼此心意相同。贤能的人得以进用，就像茅草连根拔起一样顺利；奸邪之人被清除，也像脱掉鞋子一样容易。

不过，所谓“朋亡”是什么意思呢？君子志同道合，本是好事；小人却难以忘情于党争。既然已经在奏章中争论罢免某人，又把这些事写进诗文里，就做得太过分了。所以，有石介（北宋文臣）的颂文，便必定有人写下女奴的书信；有赞美“如茅”的作品，便必定有人发出类似“叶”的叹息。这正是石介遭祸的开端，也是党争兴起的缘由。圣人留下的告诫，意义深远啊。

五月戊子日，两位辅臣前来祝贺。皇帝说：“天很久没有下雨，恐怕会损害百姓的庄稼。我常常焚香向天祈祷。昨天晚上，我在寝殿里忽然听见轻微的雷声，便立刻穿戴整齐，站在殿下露天等候。不一会儿雨就下了，我的衣服都被淋湿。过了一会儿，雨停了，我再拜谢天，这才敢走上台阶。从今以后，仍希望还能挽救那些干枯的禾苗。我本想下诏自责、停止奏乐、减少膳食，又担心这只是近于矫饰的空洞形式，不如日夜诚心，暗中祈祷更好。”

《弘道录》评论说：“祈祷是古人也不废弃的做法。古人甚至有人愿以自身代替祭牲，也有人把蝗虫吞进嘴里。这些事该如何看待？我这里没有记录。”又说：“皇帝所说的，正是不要矫饰空文。古人以德行感通上天，之后才有列举六件事来反省自责的做法。若没有真实的悔改，只是下诏自责、停止奏乐、减少膳食，那也不过徒具形式。这就是皇帝认为，与其如此，不如诚心祈祷的原因。”

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皇帝正热切希望天下太平，常向他询问时政，还特意开放天章阁（宫中藏书、议政之处），召辅臣入内应对，并赐给他们笔，让他们分条陈述各自想做的事。范仲淹惶恐退下后，呈上十项建议：明确官员升降赏罚的标准，抑制侥幸求进，严格选拔贡举人才，择任地方长官，公平分配公田，重视农业和蚕桑，整修军事防备，广施恩惠、守信用，慎重发布政令，减少徭役。皇帝当时信任并赞同范仲淹，这些建议全都采纳了。

《弘道录》评论说：“文正公（范仲淹的谥号）立身处世，以稳重老成、忠诚厚道为根本；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准则。他的人品高洁，如青天白日一般……”

仁宗（宋仁宗）一心求取贤才、安定百姓，把这些看作最宝贵的事；把吉祥征兆看作次要之物。这种治理教化的兴盛，如同日月升起运行，难以估量。

汉文帝曾询问天下钱粮和案件审判的情形，周勃、陈平答不上来，事情也就作罢了。何况仁宗打开天章阁（宫中藏书议事之所），请大臣入内，又给他们笔和纸，鼓励他们尽情陈说？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不心生敬畏、畅所欲言的人，实在很少。然而，仁宗仍比不上古代圣君。皋陶曾说：“真正践行德行，谋划才能明达，辅佐才能和谐。”尧帝向臣下征询意见时，不仅听取言论，还要求言行相符。仁宗虽然谋划宏大，却没有定下具体方案；虽然求治心切，功业却没有完成。与后世君主常有的弊病相比，他已十分难得，但终究还是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

当时，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一同入朝奏事。韩琦担任枢密副使，即使事情属于中书省管辖，他也一定尽量直言；有时指出同僚的过失，因此同列的人并不高兴。仁宗却看重他的为人，说：“韩琦性情耿直。”

韩琦列出七项应当优先推行的事情：整顿政事根本、留心边防筹划、提拔贤能、加强河北防备、巩固河东防务、收揽民心、营建洛阳。后来，他又提出救治时弊的八项办法：选拔将帅、明确监察考核、增加财利、抑制侥幸求进、提拔能干的官吏、罢退无能者、谨慎任用官员、清除奸邪之人。

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韩琦又提出四项策略，认为当下应把和好当作权宜之计，把作战和防守作为实际准备；请求整修兵甲、训练军队、营建修缮洛阳都城，并秘密制定讨伐的计划。

《弘道錄》记载说：古书称，只有仁厚的人才能听得进毫无保留的直言。韩琦若没有遇到仁宗，又怎能被他独自赏识呢？治平末年，韩琦曾尽力直言，神宗却漫不经心，没有回应。熙宁初年，他也曾尽力进言；神宗不仅始终心存疑虑，还逐条反驳他的意见，并刻石公布于天下。唉，同样是韩琦，早年没有侵夺职权、借直言沽名的名声，后来却招来公开传扬的责难。难道是他陈述政务的能力前后不同吗？关键只在于君主是否听取他的意见。因此，观察神宗的过失，就能明白仁宗的仁厚。

皇祐二年夏六月，仁宗下诏说，从今以后，各州郡不得进献祥瑞之物。知无为军（宋代地方官职，主持无为军政务）茹孝标进献了三百五十株灵芝。仁宗说：〔原文至此未完〕

我认为，丰收之年才是祥瑞，贤良的大臣才是宝物。至于草木、虫鱼出现异样，又有什么值得看重的？因此，赦免孝标的罪过，并告诫天下，不要再进献这些东西。

《弘道錄》评论说：汉文帝和宋仁宗，不能简单地分出高下。为什么他们在任用坦平、赦免孝标这两件事上做法不同？孔子说，善人未必一定沿袭前人的行迹，但自然不会去做恶事。不过，他们也都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

汉文帝拒绝之后，便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不再理会；他不是做不到，而是选择不做。宋仁宗则反复思量，几乎到了不必勉强自己就能做到的地步，却最终没能做到；他不是不想做，而是没能做到。这就是两位君主的不同之处。

三司使（掌管财政的官员）王拱辰请求在河北实行盐专卖，法令已经拟定，却还没有颁布。翰林学士张方平对皇帝说：“河北再次实行盐专卖，为什么呢？”皇帝吃惊地说：“这是刚刚制定的法令，怎么说是再次实行？”张方平回答：“后周世宗曾在河北实行盐专卖，违犯者动辄处死。世宗北伐时，当地父老拦路哭诉，请求把盐税平均摊入两税。所谓盐钱，就是这项税。难道这不算再次实行盐专卖吗？”

皇帝恍然大悟，说：“你去告诉宰相，立即废止这项法令。”张方平说：“诏令虽然还没有颁布，百姓却已经知道了。应当直接用皇帝的手诏废止，不能让这件事从主管官署发出。”皇帝非常高兴，命张方平秘密起草手诏，废止盐专卖。河北一带的父老结伴到澶州迎接诏书，为此举行佛、道法会七天，报答皇恩；还把诏书刻下来。后来有人从北京经过刻有诏书的地方，当地人便向诏书叩拜，流着泪。

《弘道錄》评论说：仁宗在位时，许多事情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因为其中贯穿着仁德之意。因此，他一听到别人的意见，起初虽然惊讶，随后便醒悟过来，最后一定会立即废止不当的法令。与那些听了意见却不加考察、始终不肯改正的人相比，两者相差何止天壤。仁宗的德行足以感动人心，百姓报答他的恩情时，也尽了最大的心意。

王拱辰对皇帝说：“富弼又有什么功劳？不过是增加金帛的数量，厚待夷狄，使中国疲敝罢了。”仁宗说：“不是这样。我所珍惜的是国土和百姓，钱财并不是舍不得。”王拱辰说：“钱财不也是从百姓那里来的吗？”仁宗说：“国家的经费，并不是只从一天之内取得的……”

这些年积攒下来的钱财，即使拿出一部分赐给夷狄，也还不至于使百姓困苦。可是，一旦兴兵作战，需要征调的钱财就没有定数，远不是眼下这种从容征取的情形了。

王拱辰说：“犬戎（对西北边境党项等部族的称呼）贪得无厌，总爱窥伺中原的空隙。况且陛下只有一个女儿，万一他们提出和亲的要求，该怎么办？”仁宗神色凄然，说：“如果有利于国家社稷，我又何必舍不得一个女儿呢？”

王拱辰急忙谦逊地说：“臣未曾想到陛下竟能如此委屈自己、爱护百姓，您真是尧舜一般的君主。”他流着泪拜了两拜，随后离去。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王拱辰这番话，正是“孤注”之说的翻版。仁宗不但没有像此前的主和之议那样拖延敷衍，而且即使要委屈自己，也毫无怨憾。仁宗当真像天一样无所不覆、像地一样无所不载。称他为尧舜一般的君主，确实恰当。

文彦博、富弼一同担任同平章事（宰相的官职）。仁宗曾问王素该任命谁为宰相。王素回答：“只有那些连宦官、宫中女子都不知道姓名的人，才是合适人选。”仁宗说：“如果按这个标准，那就是富弼了。”后来，富弼与文彦博一同受召，朝廷下诏让百官到城郊迎接他们。

范镇说：“用空洞的礼节抬高他们，不如用真诚的态度推重他们。陛下任用这两人做宰相，满朝都认为选对了人。但按近来的规定，翰林学士等两制官员不得到宰相住处拜访，百官也不能与宰相相见。这就称不上以诚相待。希望取消郊外迎接的仪式，并解除拜访宰相的禁令，这样既能维护朝廷的治理规矩，也能做到以诚待臣。”两制，是指负责起草诏令等工作的官员。

任命诏书宣布后，士大夫们在朝廷上互相庆贺。仁宗派小黄门（宫中的低级宦官）打探情况，随后对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古人任命宰相，有时靠梦兆或占卜。如今我任命宰相，人心如此归服，难道不比依靠梦兆占卜更好吗？”

《弘道錄》评论说：本朝任命宰相，难道都只是听从宦官和宫妾的意见吗？仁宗一朝，君子众多，其中李迪、王曾、范仲淹、文彦博、富弼、韩琦尤其有名。追究其中的缘由，正是因为仁宗考虑天下人的公意，而不是出于个人私心。这样做不只胜过梦兆占卜，也值得传给后世。因此，书中记下汉文帝仁厚的言行，也记下宋仁宗仁厚地任用宰相的事。唉，宰相之道得当，天下各国便能安定。

起初，河北、京东一带发生大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前往青州寻找食物。富弼劝说当地百姓拿出粮食，再用官仓粮食补充，筹得大量粮食。他又征用了公私房舍十多万间，把灾民分散安置在各处，方便他们取水、取柴。

当地官吏中，凡是已经离职、等待任命或暂住此地的人，都发给俸禄，让他们到灾民聚居的地方帮忙。他们挑选老人、体弱多病和瘦弱的人发放口粮，并记下各人的功劳，约定日后替他们上奏，请求朝廷奖赏。富弼还每隔五天就派人带着酒、肉、饭食和慰问品去看望灾民，态度十分诚恳，因此人人都愿意尽力帮忙。

山林、河流、湖泽中可以用来谋生的东西，都允许百姓自行采捕。等到麦子大熟，灾民便按路途远近领取口粮，各自返乡。富弼一共救活五千多万人，招募参军的也有数万人。

此前救灾的人，通常把百姓集中在城里煮粥赈济。这样做容易引发疾病，灾民也可能互相践踏；有些人等了几天仍领不到粥，最后倒地死去。名义上是在救灾，实际上却害了人。富弼制定的办法简明周全，天下都把它当作救灾的范例。皇帝听说后，派使者慰问褒奖他，并加授礼部侍郎。

后来，益利路发生饥荒，韩琦担任体量安抚使（负责巡查灾情、安抚地方的官员）。他减免税赋，招募百姓向官府缴粮；又招募壮年男子，刺字编入厢军、禁军（地方军与中央禁军）。这样一来，一人入伍，家中几口人便能靠所得供养，得以活命。他还下令：剑门关一带的百姓若想向东迁徙，不予禁止。

简州缺粮尤其严重。明道年间当地曾因灾荒劝民缴粮，之后再把粮食卖出，所得十六万余缗（缗是计钱单位）归入常平仓。韩琦说，这笔钱是赈济后剩下的，并非官府收入，于是打开库房，把钱全部发给贫困程度在第四等以下的民户。他撤换贪婪残暴、办事不称职的官吏，精简冗余差役七百六十人，并施粥救活一百九十多万饥民。

后来韩琦又任杨州知州，调任定州并兼任安抚使，救活了数百万饥民。皇帝下诏表彰激励他，邻近各地也以他办理救灾的办法为准则。

《弘道錄》评论说：皇帝忧念百姓，富弼和韩琦也竭尽心力治理灾荒。这就像有万般花纹的锦缎，遇到善于裁剪的人，便能做出合宜的衣裳；又像良玉到了善于治玉的人手中，经过琢磨便显出美质。上天并非不想让万物长久温暖，只是四时运行，难保没有寒冷。这里以下的原文在“恃吾有”处中断，意思尚未完整。

治理得当，就能使百姓常有温饱。百姓并非不想一直吃饱，只是有时赶上灾荒，未必就能免于饥饿；倘若我们有办法安置救济，他们就不至于受苦。

虽说范仲淹（字希文）救济过五千多万人，韩琦救济过数百万人，但若没有真心实意，不能把百姓陷入困境看作自己也陷入困境，把百姓挨饿看作自己也在挨饿，又怎能做到对每个人都像对待自己一样呢？只有诚心感动朝廷上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唉，方法可以传授，真心却无法传授。若能做到尽心为公、忘却私利，就能像这两位公一样尽心施政了。

嘉祐八年（1063年）春三月辛未日，仁宗皇帝去世。遗诏颁布当天，即使深山幽谷中的人，也无不奔走痛哭，悲伤得无法止住。

《弘道录》记载：中庸说：“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必定配得上相应的地位、俸禄、声名和寿命。”仁宗真是难得的君主。地位人人都可能得到，但像他那样年幼登基，后来国势兴盛，执政长达四十二年，这不是可以预先保证的。俸禄人人也可能得到，但像他那样安闲从容地享受太平盛世，甚至歌舞升平，这同样不是必然的。声名人人都可能得到，但像他那样君子得势、小人退避，迎来康定、庆历年间的治世，也不是必然的。寿命人人都可能拥有，但像他去世后，深山幽谷中的百姓都如同父母去世一般悲痛，奔走号哭到极点，这也不是必然的。这些正是仁宗之所以被称为“仁宗”的缘故。

史臣称赞说：仁宗恭敬节俭、仁爱宽厚，这些品性出于天性。遇到水灾或旱灾，他有时在宫中暗自祈祷，有时光着脚站在殿下。有官员请求把玉清旧址改作御苑，他说：“我承用先帝的苑囿，尚且觉得太大，何必再要这个地方作为游乐之所？”平日穿的衣服洗了又穿；宫中的帷帐、被褥和床席，大多使用绘有花纹的粗绸。

有一次，夜里他饿了，想到烤羊肉，便吩咐不要传令索取，担心厨师从此为了随时供应而宰杀牲畜。遇到死刑案件有疑问，他都命令有关部门重新审理；一年中曾救活一千多人。吏部有一批候选官员，因为一次误判而被判死罪，全都终身不能升迁。仁宗常对辅臣说：“我从未轻易判人死罪……”

况且，他又怎敢滥用刑罚呢？夏人（西夏人）侵犯边境，他就派兵将其驱逐出境；契丹背弃盟约，他便增加岁币（每年支付的财物）。在位四十二年间，官吏治理政务或许有些懈怠，但他任用办事之人时，没有残酷苛刻之徒；刑法看似宽缓，审理案件却多有公正的人。国家并非没有受宠幸的人，但他们不足以败坏治世的风气；朝廷也并非没有小人，但他们不足以压过善良正直之士。君臣上下怀有恻隐忧民之心，以忠厚的政事培植国本，奠定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基业。子孙后代一旦反其道而行，便逐渐走向祸乱。古书说：“做君主，应当止于仁。”仁宗确实无愧于此。

新安胡氏说：仁宗时，有人进献二十八枚蛤蜊，每枚价值千钱。仁宗说：“吃一口就要花一千钱，我承受不起。”北方使者谈到高丽贡奉之事，有人因此想要发兵。仁宗说：“这只是高丽王子的过错。若因此发兵，恐怕会杀戮百姓。”于是最终停止了用兵。京城发生瘟疫，有人取出通天犀（犀角名，古人认为可入药）为他治病，有人请求留下来供皇帝使用。仁宗说：“难道我看重奇珍异物，却轻视百姓吗？”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对策（回答朝廷策问的文章）中言辞过于直率，有人请求贬斥他。仁宗说：“求取直言，却因为话直而弃置他，天下人会怎么看？”他又爱好学习、尊崇儒学，扶持圣贤之道，尤其兴盛。经筵（皇帝听讲经史的场所）上，他对侍臣说：“朕在酷暑中从未稍有倦意，只是担心你们劳累。”唉，这样的君主用心治理天下，确实纯正得无可非议。

《录》中说：有人问：“仁宗确实无愧于君主之道，那么他能和古代帝王相提并论吗？”回答说：“还不能。难道没读过孔子对鲁哀公说的话吗？如果真能实行这条道，即使愚笨也会变得明达，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坚强。仁宗天性纯正，但郭皇后之事所显露的德行缺失，说明他的圣贤之学并不纯全。即使朝中有许多贤臣，也未能改变他的德行。这是因为他仁厚柔和有余，刚毅决断不足，终究只是赵宋的君主而已。所以古人说‘惟精惟一’，又说‘惟几惟康’；这是自古帝王治国的重要法则。”

《五伦书》说：仁宗昭皇帝天性纯明，孝顺友爱的品行出于本性。

他在储君之位二十年，深知君主应当遵循的治国之道。继位后，他勤勉治理国家，诚心任用人才，常说：“做人君主，归根结底在于仁爱。”因此，他广施恩惠，停止官府摊派采买，免除旧欠的债务；询问百姓疾苦，重视农业生产，褒奖昔日有功之人，恢复废弛的典章制度。他多次告诫司法官员要宽厚，戒除严苛刻薄，每天都把体恤百姓作为要务。

《录》说：从宋朝至今，五百多年间，直接以“仁”为谥号（君主死后所加的称号）的只有一两位。这样的美名和尊号，经过百世之后，仍由孝子贤孙传颂，难道不是很美好吗？

《皇明名臣言行录》

孝宗敬皇帝（明朝皇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时常把天下放在心上。他曾召见并询问尚书刘大夏：“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像古代帝王那样治理国家？”刘大夏回答：“求治不宜操之过急。凡是用人和施政上有疑问的事，就召集内阁和执政大臣当面商议，妥善决定后再施行，自然就会合乎事理；这便是太平。”

都御史戴珊因年老多病，恳请辞官。皇帝下旨说：“转告戴珊，朕把天下大事诚心托付给你，就像一家人中的父子一样。天下还没有显出太平的迹象，怎么忍心先离开朕回去呢？”

《录》说：《周颂》中写道：“上天既定下大命，两位先王承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日夜建立根基，谨慎而周密地承受天命；继承并发扬光明，竭尽心力，于是天下得以安定。”这几句话，仿佛正是为孝宗皇帝作的赞颂。

明朝建立一百五十多年后，上天所定的大命已由历代圣君相继承受。孝宗继承帝位后，确实不敢安逸；至于谨慎承受天命、继承发扬光明、竭尽心力，更是尤其切合他的实际。他的德行深厚而不显露，沉静而有根基，日夜积累努力，以承续天命。他盼望天下太平，确实能够继承光大太祖、成祖和历代先帝的宏业，并尽到自己的心力。因此直到今天，天下仍安定，国家得以长久享有福祉。假如上天多给他一些寿数，古代帝王又有哪一位是他不能赶上的呢？

当时，户部郎中李梦阳曾上书进言，指责政事……

当时，孝皇因李梦阳的事发怒，把他下了狱。案件审理后，有司写好供词，准备上奏定罪。后来皇帝下旨，让李梦阳恢复原职。

有一天，刘大夏奏事完毕，皇帝问：“近来朝廷外面的事怎么样？”刘大夏叩头回答：“最近有旨释放李梦阳，朝廷内外都欢欣称庆，都说陛下的恩德像天地一样广大。”

皇帝说：“李梦阳言语狂妄，朕不得已才把他下狱。镇抚司（负责侦查、审讯等事务的机构）把案卷送来时，朕试着问左右近臣，打算怎么处置。有人说：‘这人狂妄，应该交给锦衣卫（负责侍卫、缉捕和审讯的机构）责打后释放。’朕看出这些人的用意：他们想让我下旨，再命人重责李梦阳，直到把他打死，好让宫中泄愤，同时让朕背上杀害直臣的名声。左右近臣这样不忠，所以朕立即释放李梦阳，让他恢复原职，也不再让司法官员议定罪名。”刘大夏再次叩头说：“陛下这样做，正是尧、舜般的仁德。”

有一次，辽东都指挥张天祥袭杀了敌寇，却因此被大理少卿吴一贯判了死罪。后来张天祥死在狱中，孝皇大怒，亲自在朝廷审讯吴一贯，打算重判他。当时刑部尚书闵珪和都御史戴珊上前说：“吴一贯审案不实，罪应判徒刑。”即使皇帝不悦，他们仍坚持劝谏，说：“法律规定如此，判到这里就够了。”

皇帝于是问刘大夏：“你说说看，古时候有哪些君主和大臣也曾这样做？”刘大夏回答：“臣小时候读《孟子》，看到书中说，舜做天子时，皋陶任司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了人，皋陶只管依法逮捕他。如今执法的官员恐怕也应当这样做。”皇帝点头认可。第二天，皇帝下旨，吴一贯只免去官职。

又有一天，孝皇召见刘大夏，谈论时政，也谈到当时的人才。皇帝说：“像山西副使王鸿儒这样的人，将来可以委以重任。”刘大夏回答：“陛下说得确实有道理。”后来，刘大夏把这番话告诉同乡胥员外文相，说：“朝廷任用这样的人，才能承担大事。我年老了，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你要记住这件事。”

《弘道錄》的编者评论说：以上这些事，都体现了孝皇真诚而深沉的用心，远远胜过近代的帝王。可惜我这个微臣局促地住在海边，没有机会广泛查阅国史，把这些事全部记载下来。

能在史册中以仁厚著称、受到特别记载的臣子，其事迹不过如此。

因此一并记下这些内容，作为全书的结尾。

《弘道录》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