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翼》卷3

《庄子翼》第三卷外篇《骈拇》这一章讨论的是自然本性与人为造作的关系。

天生六个手指头或者脚趾连在一起，看起来像是多余的，但这其实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状态。而那些人为标榜的仁义道德，虽然被捧得像五脏六腑一样重要，实际上却违背了自然之道。就像多余的脚趾只是无用的肉块，多出的手指也是无用的枝节。过分强调仁义道德，就像在五脏之外硬加上多余的东西，反而会让人迷失本性。

郭象注解道：长的不算多余，短的也不算不足。这些看似多余的身体部分都是天生的，并非外来之物。无论是正常还是异常，各自的本性都是完整的。有些人觉得这些多余部分不合常理，就想割掉抛弃，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了大道、损害了德性，就像抛弃有用的材料、浪费可用的物品一样，这哪里是治理天下的正确方式呢？

万物都有大有小，能力有多有少。所谓"多余"，不过是相对而言。如果都不接受这些差异，就等于否定了万物的本性。真正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人，不会刻意追求繁多。那些过分推崇仁义的人，虽然把仁义捧得像五脏般重要，但这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能让万物各得其所。天下的多少本来没有固定标准，但每种事物都有其定数。就像毫毛和麦芒不能互相比较，只要各自守住本分，多少都能自得其乐。

有些人听说多了反而不好，就干脆抛弃多的只保留少的，这就像要抛弃整个天下一样荒谬。手脚上多出的部分，是生命自然形成的，并非因为有用才存在。五脏的功能本来就是多样的，但有人偏偏推崇少数功能，结果导致身心失调。人的聪明才智各有天赋，多不算有余，少也不算不足。可是人们被欲望迷惑时，总是轻视少的、追求多的，看到值得推崇的就刻意效仿。

这段文字讲的是人如果过分追求某些特长，反而会违背自然本性。就像眼睛特别敏锐的人（离朱）沉迷于五彩斑斓的颜色，耳朵特别灵敏的人（师旷）沉溺于纷繁复杂的音乐，过分标榜仁德的人（曾参、史鱼）刻意拔高道德来博取名声，擅长辩论的人（杨朱、墨翟）纠缠于诡辩之术。这些都是偏离自然本性的旁门左道。

真正合于大道的人，不会违背生命的自然状态。该合并的不会强行分开，该分开的不会勉强合并。就像野鸭的腿虽然短，但接长就会痛苦；鹤的腿虽然长，截短就会悲伤。每个生命都有其天然的长度，既不该截短也不该加长，这样才能免除烦恼。

郭象的注解进一步说明：有正常视力听力的人，不会因为羡慕盲人聋人而困扰自己。真正的困扰往往来自想要超越离朱的视力、师旷的听力。曾参、史鱼虽然天性仁厚，但其他人硬要模仿这种仁德，反而会使仁德变得虚伪。天下人不会去效仿暴君夏桀盗跖，却争相效仿曾参史鱼，结果导致人们丧失真性情，这种危害比暴君盗跖还严重。那些炫耀奇谈怪论的人，就像在杨朱墨翟的辩论漩涡中打转，反而让杨墨之说成为扰乱人心的祸首。

这些特立独行的人都是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各自成为一家之言。但如果用一种标准来要求万物，万物就都不符合标准了。所以最正确的做法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来匡正天下，而是让万物各自按照本性发展。万物顺其自然，才是真正的正道。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仁义道德与人性自然的关系，指出强行推行仁义反而会扰乱人的本性。

文中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就像强行把并生的脚趾分开会让人哭泣，砍掉多余的手指会让人啼哭一样。无论是数量过多还是不足，都会带来同样的痛苦。当今的仁人志士忧心忡忡地关注世间疾苦，而不仁之人却放纵欲望追求富贵。作者质疑：仁义真的符合人的本性吗？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为何如此喧闹不休？用规矩准绳来矫正事物，实际上是在损害它们的本性；用绳索胶漆来固定东西，是在破坏它们的天性。通过礼乐教化、仁义说教来安抚人心，这已经违背了事物的自然状态。

天地万物本有其自然规律：弯曲的不需用钩来拉直，直的不需用绳来测量，圆的不需用规来画，方的不需用矩来量。万物自然生长却不知为何生长，同样获得却不知为何获得。从古至今这个道理从未改变。

那么仁义为何要像胶漆绳索一样，强行把人们束缚在道德规范之中呢？这只会让天下人感到困惑。小的迷惑会让人迷失方向，大的迷惑则会改变人的本性。自从虞舜提倡仁义来治理天下，人们都为仁义疲于奔命，这不是用仁义改变了人的本性吗？

郭象的注解指出：仁义本来就是人的性情，应当顺其自然。如果担心仁义不够而刻意追求，反而会失去更多。就像并生的脚趾不算多余，分开的手指不算不足一样，万物各有其自然状态，不可强行改变。明白这个道理，顺应本性，自然就没有忧愁了。

庄子认为，过分强调仁义反而会让人失去本性。仁义本不是人的自然情感，但人们却为此忧虑重重，就像看到骈拇（天生的六指）觉得多余要砍掉，看到枝指（天生的歧指）觉得不足要哭泣一样。其实万物各有天性，只要顺其自然就不会受伤，何必强求一致呢？

推崇兼爱（无差别的爱）这种表面行为，反而会让天下人迷失。就像故意制造困难再去拯救，当今世人却把这当作仁德。富贵之所以引发贪欲，正是因为有人刻意标榜。如果人人安守本分，量力而行，哪会有人削足适履去追逐非分之想？

三代（夏商周）以后，人们喧嚷着追逐仁义表象，抛弃自然真情，这不是自寻烦恼吗？万物本有常态，顺其自然就能默默自得。与万物融为一体，保持质朴本性，不假外求，这才是正道。而标榜仁义只会迷惑人心，使人丧失真性。就像东西方向调换并不违背常理，但执着仁义却会违背天性，把人引入死路。

真正不伤害万物的人，并非刻意行仁，仁的效果自然显现；使万理得当的人，并非刻意为义，义的功效自然呈现。所以恰到好处的行为本非仁义招致，但天下人却疲于奔命，抛弃真我去追逐表象。

扰乱人心的不一定是丑恶，往往反倒是美色；祸乱世道的未必是暴行，常常正是仁义。仁义已成为扰乱天下的工具。即便虞舜（上古圣王）没有改变人性的意图，但天下人的本性早已被改变了。

从三代以来，天下人无不因外物改变本性：小人为利益牺牲生命，士人为名声牺牲生命，大夫为家族牺牲生命，圣人为天下牺牲生命。这些看似不同的追求，本质上都是伤害本性、牺牲生命的做法。

这段文字通过几个生动的例子，阐述了庄子学派对"伤性殉身"的深刻见解。

文中先举了三个对比案例：臧和谷两人虽然一个读书一个赌博，但都弄丢了羊；伯夷为名节饿死在首阳山，盗跖为财利死在东陵，他们追求的东西不同，但都损害了生命本性。庄子指出，世人总在牺牲自我本性去追求外物，只不过君子殉的是仁义，小人殉的是财货，本质上没有区别。

郭象的注释进一步解释：上古三代确实存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但后来人们开始崇尚"无为"这个概念，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然。就像圣人有时也不得已要做些伤害本性的事，何况普通人呢？野鸡随意觅食、鸟儿自由飞翔，它们哪会刻意追求什么？真正悟道的人虽然生活在世俗中，内心却不受外界影响。世人太看重生命，反而因过度追求外物而残害生命。如果明白"无为"的真谛，就能超越尧舜与桀纣、君子与小人的表面分别。

最后强调：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仁义上，即使像曾参、史鱼那样精通，也不是真正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美食上，即使像俞儿那样善辨滋味，也不是真正的通达。真正的修养应该回归自然本性，而不是刻意追求某种外在标准。

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人的本性与感官认知的关系。庄子通过对比说明，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追求外在的标准。

所谓"聪"（听觉敏锐），如果只是像师旷（古代著名乐师）那样精通五音，那不是真正的聪慧；所谓"明"（视觉敏锐），如果只是像离朱（传说中视力极佳的人）那样明察五色，那也不是真正的明达。我所说的"聪"，不是指能听到外界声音，而是能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所说的"明"，不是指能看到外界事物，而是能看清自己的本性。

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自我，只追求外在标准；不能安于本性，只羡慕他人所得，那就是在追求别人眼中的成功，而非自己的真实所得。这样的人，无论像盗跖（传说中的大盗）那样作恶，还是像伯夷（古代贤人）那样行善，本质上都是偏离本性的行为。我自愧于道德修养不足，所以既不敢标榜仁义的高尚操守，也不敢放纵自己作恶。

郭象（注《庄子》的学者）的注解指出：把自己的本性依附于仁义标准，刻意追求仁义，这本身就是不善的。顺应本性而通达万物才是善，如果把自我交付给外在标准，即使达到像师旷、离朱那样的境界，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真我。所以，善用耳目而不受制于外在标准，才是真正的聪明。真正懂得自我实现的人，看似忘却仁义却自然合乎仁义。如果把仁义当作刻意追求的目标，反而会损害本性，这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不仁。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又如何能真正利益他人？只有顺应本性，才能自然地利益他人，同时不被外物所累。

如果放弃自己的视听能力，一味模仿他人，即使模仿得再像，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我。如果把丧失本性都视为偏离正道，那么无论偏离的具体方式如何，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迷失。我惭愧于道德修养不足，所以放弃刻意追求，忘记名利得失，从容自在地生活，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马蹄》篇第九节）马蹄可以踏霜雪，马毛可以御风寒，吃草饮水（这些都是马的自然本性，不需要人为干预）。这段通过马的天然习性，说明万物都应顺其自然本性而活。

这段文字通过马匹和陶木的例子，揭示了人为干预对自然本性的破坏，进而引申到社会治理的哲学思考。

庄子用马作比喻：马天生喜欢自由奔跑，即使有豪华马厩对它也没用。伯乐（古代相马专家）自称善于驯马，用烙铁、剪刀、马具等工具驯化，结果导致十分之二三的马死亡；再用饥饿、鞭打等方式训练，死去的马就超过半数了。陶匠和木匠也自夸能按照规矩改造陶土和木材，但陶土和树木的本性哪里愿意被方方圆圆地约束呢？

郭象的注解指出：劣马和良马各有天性。马的天然本性不是讨厌鞍具，而是不羡慕荣华富贵。刻意去"治理"反而会破坏本性。真正善于驾马的人应该让马发挥自身能力，如果强求它们做超出本性的事，就会导致死亡。放任马匹按照本性行动，即使走遍天下，马的天性也能保全。

庄子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该这样。百姓有天然的本性：织布穿衣，耕田吃饭，这叫做"同德"（共同天性）。最理想的社会里，人们行为淳朴，眼神专注。那时山上没有小路，水上没有桥梁，万物共同生活，禽兽成群，草木茂盛。人可以牵着禽兽游玩，攀看鸟巢。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禽兽同居，和万物并存，哪有什么君子小人的区别？大家都没有机心，保持天然本性；都没有贪欲，这叫"素朴"（纯真质朴）。保持素朴，百姓就能得享自然天性。

这段文字批判了人为干预对自然本性的破坏，主张顺应自然的治理方式，描绘了道家理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至德之世"。

庄子在这里批评了圣人推行仁义礼乐对自然本性的破坏。他说：人的本性原本纯真完整，但自从圣人开始刻意标榜仁、义，制定繁琐的乐、礼，天下就产生了猜疑和分裂。就像完整的树木不被雕刻，怎会有祭祀用的酒樽？完好的白玉不被雕琢，怎会出现珪璋礼器？

郭象的注解指出：最好的治理是顺应自然。百姓的基本需求是相同的——离不开衣食，少不了耕织。守住这个根本，统治者无需强加干预，百姓自然和谐统一。远古时代人们淳朴满足，没有非分贪求，与万物和谐共处。但智慧产生后，人们就背离大道去追求差异；欲望萌发后，就偏离本性去粉饰外表。

圣人制定的规范，只是人性发展的表象（迹），并非本质（所以迹）。这些表面规范导致仁义失去真谛，礼乐背离本性。就像工匠雕刻破坏原木，圣人制定礼法也破坏了天然质朴。世人虽然推崇这些礼器规范，但它们的价值并非天然存在。工匠遵循的是具体制作规范，圣人留下的是可供效仿的行为标准。

文末考证了"牺樽"的读音问题：传统读作"娑"可能不准确，这种酒樽实际上是雕刻凤鸟图案的礼器。梁代学者刘杳指出，古代酒器都雕刻成鸟兽形状，在顶部和背部开孔来倒酒，魏国鲁郡出土的器物证实了这一点。

（注：这段文字体现了庄子学派"绝圣弃智"的思想，认为人为的道德规范破坏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纯真本性。文中提到的"珪璋"是古代重要礼器，"牺樽"是祭祀用的兽形酒器，这些礼器象征人为制定的文明规范。）

这段文字出自《庄子翼》，主要讨论两个核心观点：一是人为干预会破坏事物的自然本性，二是世俗推崇的智巧和圣人之道反而可能被大盗利用。

首先用马匹的例子说明：马在自然状态下本应自由吃草饮水，高兴时互相依偎，生气时互相踢打。但人们给马套上笼头、马具，用各种手段训练它们，结果马学会了挣脱、咬嚼子等反抗行为。庄子认为这不是马的过错，而是驯马师（伯乐）违背马的天性造成的。

接着讲上古赫胥氏时代，人们生活简单纯朴，吃饱了就快乐游玩。但圣人制定礼乐制度、标榜仁义道德后，人们开始追求智巧、争夺利益，这也是圣人的过错。郭象的注解补充说，顺应自然本性才能走得更远，强行统一标准只会耗尽民力。

最后通过防盗的比喻讽刺世俗智慧：人们加固箱笼防备小偷，但大盗来了直接连箱子一起搬走。齐国效法圣人之道建立完善制度，结果田成子（田氏代齐的主角）直接窃取了整个国家政权。这说明所谓的圣智之法，反而成了大盗的帮凶。就像俗话说的"偷钩子的人被处死，偷国家的人当诸侯"，仁义道德最终被统治者利用来维护权力。

这段文字通过田成子篡夺齐国政权的事例，揭示了表面效法圣贤而实际行盗贼之实的现象。田成子不仅窃取了齐国，还盗用了圣人的治国法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使得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讨伐，最终延续了十二代的统治。这说明所谓的圣智之法，也可能被大盗利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郭象的注解指出，这些效法圣人的做法只是模仿其表面行为，而圣人的行为是过去的事迹，无法应对变化的情况。如果执着于这些陈迹来应对无常的世事，只会导致僵化。守护国家的方法如果被大盗掌握，反而会被用来维护他们的统治。大盗若不盗用圣人的法则，就无法夺取国家。可见圣人的法则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未必能真正保全国家。

进一步讨论世俗所谓的最高智慧，难道不是在为大盗积累财富吗？所谓的至圣之人，难道不是在为大盗守护利益吗？历史上像龙逢、比干、萇弘、伍子胥这样的贤人，都免不了遭受杀戮。盗跖的门徒问他盗贼是否也有道义，盗跖回答说当然有：猜测屋内财物是智慧，带头进入是勇敢，最后退出是义气，判断时机是明智，分配公平是仁德。不具备这五点就不能成为大盗。由此可见，善人没有圣人之道就无法立身，盗跖没有圣人之道也无法行事。

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圣人之道对天下有利的少，有害的多。就像嘴唇没了牙齿就会寒冷，鲁国的酒淡薄导致邯郸被围困一样。圣人出现反而引发大盗兴起，打击圣人、宽容盗贼，天下才能太平。河流干涸山谷就空虚，山丘铲平深渊就填满。圣人死后大盗不再兴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只要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即使推崇圣人，也治不好这个乱局。

这段文字通过盗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的比喻，批判了统治者用制度规范反而导致更大弊端的现象。就像制造斗斛（量器）来规范粮食，结果连量器本身都被盗走；制定权衡（秤具）来公平交易，结果秤具也被偷走；制作符玺（印章）建立信用，印章反而成了盗窃工具；推行仁义来矫正人心，仁义本身也被窃取利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小偷小摸会被处死，但窃取国家的人却成了诸侯。这些诸侯满口仁义道德，不正是把圣人的智慧也偷走了吗？所以追逐大盗、窃取诸侯之位的人，连同斗斛、权衡、符玺这些制度工具一起占为己有。面对这种情况，高官厚禄无法劝阻，严刑峻法也阻止不了。这种让盗跖获得巨大利益却无法禁止的局面，恰恰是圣人（制定制度者）的过失。

所以说鱼不能离开深水，国家的权谋手段不能轻易展示。那些圣人制定的治国之道，就像是天下的利器，本不该公之于众。郭象（注释者）补充说，暴君正是靠着圣人的法度才能用君权杀害贤臣而无人反抗。如果没有这些圣人之法，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又怎能稳坐王位荼毒天下呢？

圣智、勇武、仁义等五种美德本是为防止盗贼，结果反而成了盗贼的工具。圣人给天下带来的利益少，造成的祸害反而更多。这话虽然尖锐，但不能完全否定圣人的作用——因为天下人无法彻底摆脱对智慧的追求，所以还需要圣人之道来维持秩序。但如果只废除圣智而保留其他智慧，危害可能更大。不过比起完全没有圣人的混乱状态，保留圣人还是稍好一些，但都不如彻底消除所有人为规范的危害。

天下人都在追逐利益，却无法放弃对智慧的执着，这是多么迷惑啊！就像嘴唇干裂不是为了让牙齿受寒，但牙齿却因此寒冷；鲁国的酒淡薄不是为了让邯郸被围困，但邯郸却因此遭殃。圣人出现本不是为了催生大盗，但大盗却随之兴起，这是自然相生的必然趋势。圣人不推崇外物，却无法阻止世人追逐外物。

人无论贵贱，事不分真假，只要推崇圣人的法则，天下人就会默默服从。这正是夏桀、盗跖这类大盗赖以生存的土壤。如果抛弃这些人为的规范，回归朴素本性，减少欲望，反而能保全自然天性。纵使放开对盗贼的管制，奸邪也会自然消失。

古人说得好：防范邪恶在于保持真诚，不在于严密监视；消除浮华在于内心清净，不在于严刑峻法。就像淘干河水不会让山谷变空，但山谷本就虚空；铲平山丘不会让深渊填满，但深渊自然深邃。同样的，废除圣人之法不是为了制止盗贼，但盗贼反而会消失。因为治盗的根本在于消除贪欲，不在于彰显圣智。

如果推崇圣人来治理天下，夏桀、盗跖这类大盗反而会利用这些法则。他们借助的规则越重要，获得的利益就越大。小盗贼依靠的，正是大盗获取利益的工具。那些象征权力的车驾冠冕、斧钺刑罚，本是为禁止盗窃而设，结果大盗直接窃取这些工具为己所用。真正的大盗，必定打着仁义的旗号，用权衡之术粉饰太平，靠符玺建立威信，用官爵诱惑人心，以刑罚树立权威。他们盗取这些公共权力后，就能公然号令诸侯。

所以说，仁义赏罚这些手段，最多只能惩罚偷钩的小贼，却奈何不了盗跖这样的大盗。大盗难以禁止，正因他们所盗的利益太重大；利益之所以重大，又源于圣人法则的权威。因此治盗的关键在于轻视物质，而非推崇圣贤。就像鱼儿离开深潭就会被人捕捉，利器显露就会成为盗贼的工具，所以圣人不会轻易展示这些治国利器。

真正的圣人应当摒弃智巧，回归混沌状态。当万物都回归本原，各自安于自然状态时，那些人为的治世痕迹（如礼法制度）反而成了累赘。这些治国工具就像脚印一样，若把利器公示天下，就等于给盗贼提供作案工具。

就像历史上"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楚国主持盟会时，鲁国献上薄酒，赵国献上厚酒。管酒的官吏向赵国索要好酒被拒，恼羞成怒之下调换了酒坛，结果楚王误以为赵国进献劣酒，因而发兵包围邯郸。这说明看似庄严的制度，反而可能被小人利用酿成大祸。

这段文字讲的是庄子对"人为造作"的批判，主张回归自然本真。意思是说：

当人们抛弃所谓的圣贤智慧，大盗就会消失；毁掉珍贵玉器珠宝，小偷就不会出现。烧掉符咒印章，百姓就会回归纯朴；折断量具秤杆，人们就不再争斗。只有彻底废除那些人为制定的圣贤法则，才能和百姓讨论真正的道理。

弄乱音律标准，毁掉乐器，堵住著名乐师师旷的耳朵，天下人才能保持天然的听力。消除华美纹饰，打乱五彩色调，粘住视力超群的离朱的眼睛，天下人才能保持天然的视力。毁掉测量工具，抛开圆规直尺，折断巧匠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能展现天然的灵巧。所以说，真正的灵巧看起来反而笨拙。

像曾参、史鱼这样的道德模范，杨朱、墨翟这样的能言善辩者，他们的行为言论反而扰乱了天下。只有抛弃这些人为的仁义标准，天下的德行才能回归自然统一的状态。

郭象（晋代注释家）解释说：去掉人们依赖的东西，不用禁止自然就会停止；看轻人们珍视的东西，不用惩罚自然就会消失。除掉欺诈依赖的工具，奸巧就无法施展。那些看似微小的不平，正是大不平的根源。外在没有矫饰，内心就能保持纯朴本性。

像音乐美色、师旷离朱这些，都是人们用耳目过分追求的东西。生命本有定分，过度追求外物反而会丧失本性。如果毁掉这些人为推崇的东西，顺其自然，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就能完整保存。

就像蜘蛛结网、屎壳郎滚粪球，不需要工匠教导，万物各有本能。能力虽然不同，但不强求一致，看似笨拙实则巧妙。所以善于用人的人，让方的做方的事，圆的做圆的事，各尽所能。不要求百姓都达到工倕那样的巧技，看似笨拙却能让天下自然运转，这才是大巧。顺应自然能力，连规矩工具都可以抛弃，巧匠的手指也可以不要。

这段文字讲的是庄子对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去除那些扰乱人心的领导者，天下人就能回归纯朴本性，达到与"玄德"（自然无为的至高德行）相合的境界。

文中列举了曾参、史鱼、杨朱、墨翟等各家学派代表人物，指出他们各自持守不同学说，导致天下人争相效仿。这种效仿会使人丧失本真，而那些学说反而成了扰乱人心的祸首。

庄子认为，真正的法则应该是：眼睛只看能看见的，所以人人都能明辨；耳朵只听能听见的，所以人人都能聪慧；做事只做力所能及的，所以人人都有专长；认知不超过所知范围，所以各得其所；德行不超出本分，所以人人富足。何必追求超出本性之外的东西，让天下人疲于奔命而无法回归本真呢？

接着庄子描绘了上古至德之世（道德最完美的时代），列举了容成氏、大庭氏等十二位上古帝王。那时人们结绳记事，吃穿简单却满足，安居乐俗，邻国相望却老死不相往来，这才是最好的治世。而现在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追随所谓的贤者，背井离乡四处奔波，这都是统治者崇尚智巧的过错。

最后庄子用三个比喻说明智巧的危害：捕鸟器具太多，鸟儿就不得安宁；捕鱼工具太多，鱼儿就不得安生；捕兽机关太多，野兽就不得安宁。同样，各种诡辩学说盛行，就会迷惑人心。天下之所以大乱，罪过就在于崇尚智巧。人们都追求自己不知道的，却忽视已知的；都批评别人不好的，却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过度追求智巧和人为治理的危害，主张顺应自然的治国之道。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正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根源。他们的行为上遮蔽了日月的光明，下破坏了山川的灵气，中间扰乱了四季的运行。连最微小的昆虫和轻巧的飞鸟都失去了自然本性。过分崇尚智巧扰乱天下，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这样。统治者抛弃淳朴的百姓，却喜欢那些花言巧语的谄媚之人；放弃恬淡无为的原则，却热衷于喋喋不休的说教。这种喋喋不休的说教已经把天下搞得混乱不堪。

郭象注解道：上古百姓用结绳记事就足够处理日常事务，安于现状就能感到满足。一旦追求奢侈享乐，就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人们不相往来，才是真正的无欲无求。如果带着干粮去追随所谓的贤人，抛弃亲人离开故土，就算是太平盛世也会出现这样的弊端。君主越是崇尚智巧，就越容易犯错误。用智巧来治理，防范越严密，逃避的方法就越巧妙。连禽兽都不能靠智巧来驯服，何况是人呢？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依赖智巧，依赖智巧就达不到妙境。上面的人贪求太多，下面的人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本性寡欲却追逐过多，就会迷失方向。不追求应该知道的，却追求不该知道的，这是放弃自我去效仿他人。各自标榜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争强好胜的风气就由此产生。吉凶祸福都源于妄动，而智巧引发的妄动确实能动摇天地、影响众生。作为君主，怎能不忘记那些智巧呢？喋喋不休地说教就是用自己来教训别人。

《在宥》篇第十一章说：只听说让天下自在宽裕，没听说要治理天下。"在"是担心天下人放纵本性，"宥"是担心天下人改变德性。如果天下人不放纵本性、不改变德性，还需要治理天下吗？从前尧治理天下，让天下人欣喜若狂，这是使人本性不得安宁；桀治理天下，让天下人忧心忡忡，这是使人本性痛苦。既不安宁又不快乐，就不是德性。违背德性而能长久存在的事，天下从来没有。人过度欢喜会伤害阳气，过度愤怒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失调，四季就不能按时更替，寒暑也就失去规律。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过度强调赏罚制度反而会伤害人的本性。当人们喜怒无常、行为失去分寸时，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和曾参、史鱼（两位贤人）这样的极端行为就会出现。

用全天下的力量来奖赏善行都不够用，用全天下的力量来惩罚恶行也惩罚不完。所以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们总是吵吵嚷嚷地把赏罚当作头等大事，哪还有工夫安顿自己的本性和真情呢？

郭象的注解指出：如果让人自由发展，天下自然太平；刻意治理反而会引发混乱。人的天性本来是正直的，不被扰乱就不会偏离本性。统治者如果不能无为而治，百姓就会跟风效仿，导致贪欲泛滥。我们推崇圣王，不是推崇他们善于治理，而是推崇他们无为而治，让万物自然发展。

尧帝虽然让天下自由发展，但他的治理方式还是留下了痕迹。治世和乱世虽然不同，但都会让后世失去恬淡愉悦的本性，使人们争名逐利、互相鄙视。所以与其赞美尧帝、指责夏桀，不如把两者都忘掉。只有保持内心的恬淡愉悦，才能长久。

喜怒失常、行为失度，这都是尧桀这类统治者带来的问题。他们让万物喜怒过度，导致各种祸患。人类在天地间最容易被情绪扰乱，影响众生，动摇阴阳平衡。当得失之心过重，百姓心中充满喜怒，就会破坏四季运行，导致万物凋零。

人们因为贪图奖赏而行善，奖赏再多也不够用；因为害怕惩罚而收敛，惩罚再重也制止不了。只有忘记赏罚，本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赏罚本是圣王用来处理功过的工具，不是用来鼓励或威慑的。只有放弃这些手段，才能回归本真。

但三代以后的统治者却执着于这些方法，整天忙忙碌碌地追逐这些外在形式，哪还有工夫安顿本性和真情呢？过分追求视觉享受是沉迷美色，过分追求听觉享受是沉迷音乐。

庄子在这里批评了儒家推崇的仁义礼乐等道德规范。他说，过分强调仁爱会扰乱人的自然本性，强调义理则会违背天道规律，讲究礼仪容易流于形式技巧，推崇音乐可能导致放纵享乐，标榜圣贤会变成才艺表演，追求知识则会陷入挑剔毛病。

如果天下人都能安于自然本性，那么这些道德规范存在与否都无所谓。但如果人们已经失去本性，这些规范就会像捆绑的绳索（臠卷）和鼓胀的布袋（愴囊）一样扰乱天下。可悲的是，世人反而尊崇这些束缚，甚至要斋戒沐浴、跪拜行礼、歌舞庆祝来推崇它们。

所以真正的君子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就是"无为"——不强行干预。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让人们回归自然本性。看重自身修养的人可以托付天下，爱惜自身的人可以寄托天下。君子若能不损耗五脏精气（五藏），不滥用聪明才智，看似静如尸体却能如龙显现，沉默如深渊却能发出雷霆，精神一动就能感应天意，从容无为而万物自然运行，哪里还需要刻意治理天下呢？

郭象注解补充说：符合天理的事情不需要刻意取悦，强求反而会导致混乱。任由万物按其本性发展，生命自然安宁。如果执着于这八种道德规范，反而不能顺其自然。世人不但不抛弃这些束缚，还尊奉为珍宝，实在是极大的迷惑。"无为"不是拱手沉默，而是让万物自然发展；"不得已"不是被迫服从，而是顺应天道自然。如果轻率地以身殉物，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又如何能安定天下呢？不损耗不拔高，顺其自然，精神就能与万物相通，如同浮游的尘埃般自在无碍。

这段文字通过崔瞿与老聃（老子）的对话，揭示了人为干预人心的危害。老子认为人心本就难以控制，像水一样动荡不安，时而低落时而高涨，柔软时能包容刚强，锋利时能雕刻万物。它热起来像烈火，冷起来像寒冰，瞬息之间就能影响四海之外的事物。人心静时如深渊般沉静，动时却像悬在天际般难以约束。

黄帝最早用仁义来规范人心，尧舜为此劳苦奔波，消瘦得大腿无肉、小腿无毛，耗尽心血推行仁义，制定法度，却仍然无法完全掌控。尧不得不流放共工、欢兜等不服管教者。到了夏商周三代，问题更加严重，出现了夏桀、盗跖这样的恶人，也有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各家学说纷争不断，导致人们互相猜忌、欺骗、攻击，天下道德衰败，百姓疲于奔命。于是统治者用斧锯、绳墨、椎凿等严刑峻法来管制，结果天下大乱，根源就在于试图强行约束人心。

如今世上受刑而死的人堆积如山，戴枷锁的人推挤成行，受刑戮的人随处可见，而儒家墨家还在枷锁间振臂高呼自己的主张，实在是不知羞耻。老子感叹：谁能保证圣智不会成为枷锁的榫卯？仁义不会成为刑具的部件？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不会成为夏桀、盗跖作恶的先导？所以说，只有抛弃圣智仁义，天下才能太平。

郭象注解指出：干扰人心就会破坏其自然本性。人心被压制就下沉，被推崇就上扬，说明它极易波动。只有不刻意压制或推崇，才能避免伤害。

这段文字通过道家视角探讨了社会规范与自然本性的关系。大意是说：

坚硬的东西若能保持柔软状态，刚强就会转化为柔和。就像烈火会灼伤人，坚冰会冻伤人，这些都是因情绪过度积聚造成的。如果事物能保持原本质朴的状态，不受雕琢改变，哪里会有这些伤害呢？

人心变化无常，静时如深渊般平静，动时却像要飞上天般躁动。顺应本性则通达自在，强行约束反而会引发愤怒骄横，这种情绪一旦爆发就难以控制。黄帝（道家推崇的远古圣王）并非刻意推行仁义，只是与万物自然相处，仁义的表现就自然显现了。后人看到这些表现就争相效仿，其实只是模仿了表面形式。

尧舜这些圣王的名声都是后人赋予的标签。世人越是惊异于这些圣迹，就越偏离本质。就像旅行者不会因为道路平坦或险峻就改变自己的脚步，圣人本质相同，只是因时代不同而有尧舜、商汤、周武王等不同表现。真正的圣人之道超越这些具体名号。

现在人们执着于表面的仁义规范，互相猜忌指责，无法回归本真。大德之人能包容差异，而普通人却在小分歧上争执不休。人们追求无止境的知识欲望，用各种规矩雕琢本性，导致社会混乱。若能顺应自然，让贤愚各安其位，贵贱各得其所，天下自然太平。

但这些表面的规范反而扰乱了人心，使人们疲于奔命。中等智慧以下的人，都习惯伪装本性来迷惑他人，排斥正直之人。保持真性的人失去立足之地，崇尚虚伪的人却掌握权柄，导致君主忧心、百姓困苦。这都是因为腐儒死守表面规范造成的祸患，他们不想抛弃形式回归本质，反而变本加厉地用规范来治理规范，简直无耻至极。就像用枷锁矫正犯人，只会适得其反。

这里讲的是庄子对人为规范的批判。用木匠的工具作比喻：榫头卯眼（古代木工连接构件）这类精巧设计，就像圣人推崇的仁义道德，看似能防范罪恶，实则让百姓刻意效仿，反而催生虚伪狡诈。当人们都学会伪装，就需要更严苛的刑具来制约——这就陷入恶性循环。所以不如抛弃这些人为标准，连刑具（桁杨桎梏指枷锁刑具）都会自然废弃，哪还需要费心设计榫卯呢？就像强弓利箭会被盗贼利用一样，曾参、史鰌这样的贤人榜样，也可能被桀跖（夏桀和盗跖，象征暴君恶人）利用。真正要消除祸患，必须断绝圣智巧诈的根源。

后面讲述黄帝求道的故事。黄帝统治天下十九年后，听说广成子（传说中的得道仙人）住在崆峒山上，便去请教："我想汲取天地精华来滋养百姓，调和阴阳来养育万物，该怎么做？"广成子斥责他问的都是物质表象和自然残渣，指出自从黄帝治理天下，云气不等聚集就下雨，草木未枯黄就凋零，连日月都暗淡了——这都是强行干预自然的恶果。

黄帝回去后反省三个月，再次恭敬地跪拜求教："请问如何修身才能长久？"广成子这才传授真谛：至高之道深奥玄妙，要摒弃视听感官，保持心神宁静，形体自然调和。必须清静无为，不劳累身体，不耗损精气，才能长生。眼睛不看外物，耳朵不闻声响，内心不起分别，让元神守护形体。要内守精神、外绝干扰，过多智巧反成祸患。接着描述道的至高境界：既能抵达光明的纯阳本源，又能深入幽暗的纯阴根源。天地自有主宰，阴阳自有规律，只要谨慎守护自身，万物会自然生化。

我（广成子）专注于保持内在的纯一之道，身心处于和谐状态，因此修身一千二百年，身体从未衰老。黄帝恭敬地叩拜说："广成子先生真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啊！"

广成子接着说："过来，我告诉你。天地万物本是无穷无尽的，但人们总以为有尽头；大道深不可测，人们却总想探究极限。领悟我道的人，在上可成圣皇，在下可为明君；失去我道的人，在上只能看见浮光掠影，在下沦为尘土。你看万物都从土地生长，最终又回归土地。所以我要离开你们，进入永恒之门，遨游无限之境。我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当我融入大道时显得遥远，当我不显时看似昏暗。人们终将死去，而我依然长存。"

郭象注解：探寻至道的精髓，可以说就是回归本真。如果强行用人为规范去约束自然本性，反而会造成伤害。如果人人都能修养自身而不刻意治理天下，天下自然就太平了。老庄之所以反复强调"无"的概念，是为了说明：化生万物的本源本身并非具体事物，万物都是自然生成的。既然万物是自然而生，又何必执着于已经生成的事物呢？

只要不刻意去看，自然能看清；不刻意去听，自然能听清。这样精神就不会受干扰，形体也不会偏离正道。不要劳累你的身体，不要动摇你的精气，顺其自然就能保持安宁而不早衰。这些都是遵循本性而行动，所以能够长生。

要谨慎守护内在的真性，关闭外在的感官欲望。如果强求认知无限，反而会失败。只有穷极阴阳的本源，才能进入至高光明的境界，深入玄妙莫测的领域。万物各有其职守和归藏，应当顺其自然。追求性命的本真，达到长生的境界，身体不早衰才能惠及万物。

大道本是无穷无尽的，但人们总以为有终极，这只是看到其中一种变化而已。圣皇和明君的称号，不过是随着时代变迁的说法，他们能够通达变化之道来应对无穷变化，本质是相同的。失去对无穷大道的把握，就会局限于一己之见，无法贯通上下。泥土无心却能生长万物，所以应当返归无心之境，独自与大道同行，进入永恒无限。

庄子在这里通过云将与鸿蒙的对话，阐述了道家"无为自然"的核心思想。

云将（象征有为之人）在东方游历时两次遇见鸿蒙（象征自然之道）。第一次相遇时，云将忧心忡忡地向鸿蒙请教如何调和天地之气来养育众生，鸿蒙只是拍腿雀跃说"我不知道"。三年后再次相遇，云将恭敬请教治国之道，鸿蒙指出：强行改变自然规律（天之经）、违背万物本性（物之情），会导致生态失衡，鸟兽夜鸣，草木遭灾，这都是人为干预的过错。

鸿蒙给出的解决方法是：首先要修养内心，安于无为（不刻意作为），让万物自然演化。要放下形体执着，摒弃聪明智巧，与万物融为一体。让心神解脱，达到无思无虑的状态。万物自然生长，各自回归本原（根），保持混沌纯朴的状态。如果刻意追求知识、妄加作为，反而会破坏这种自然和谐。

这段对话生动展现了道家主张的"顺其自然"的处世哲学，反对人为干预自然规律，提倡回归本真、无为而治的生活态度。其中"浑浑沌沌"的状态，正是道家推崇的与道合一的至高境界。

《庄子翼》这段文字讲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云将（虚构人物）领悟到天道通过无言的方式展现，真正的德性不需要刻意追求，而是自然显现。

这里强调真正的治理不是靠人为干预。当统治者内心充足时，不需要刻意做什么，百姓自然会效仿跟随。就像野兽成群、鸟儿夜鸣都是自然现象，如果强行干预反而会破坏本来的和谐。草木昆虫原本自然生长，人为治理的痕迹恰恰是混乱的根源。

文中批评了那些总想让别人认同自己、排斥异见的世俗之人。这种人看似想与众不同，其实内心还是依赖大众认可。就像那些想用众人技艺来治理国家的人，只看到三王（夏商周三代圣王）治世的利益，却看不到其中的隐患。用这种方式治国，能保全国家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而亡国的可能性却极大。

修道的关键在于"坐忘"（忘却世俗认知）和"任独"（顺其自然）。真正的复归本性不是通过刻意认知实现的，而是像混沌状态一样无知无识，让万物自然回归本真。刻意去认知反而会背离本真，有问有窥就会失去自然生长的状态。

最后指出，养心的要诀就是不用心机。不把道理和外物放在心上，暗合自然之道，就能达到无为而化的境界，与混沌元气融为一体，与万物没有界限。这才是真正的复归本性。

这段文字讲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庄子认为，真正拥有天下的人（"有土者"）不会被外物所束缚，因为他明白主宰万物的本体（"物物者"）本身并非具体事物。这种境界不仅适用于治理天下，更是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状态。

得道之人可以自由穿梭于天地之间（"出又六合，游乎九州"），保持独立超脱（"独往独来"）。这种"独有"的境界才是最高贵的。圣人的教化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响一样自然，顺应万物本性而为天下作配合。

郭象在注释中进一步阐释：如果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反而会陷入与众人无异的困境。真正的高明在于不刻意追求出众，却能自然与众不同。治理国家不能靠个人意志强加于人，而要顺应百姓的自然本性（"因天下之自为"）。强行控制天下只会适得其反，懂得运用万物而不被万物所用，才能让天下万物各得其所。

最后指出，当一个人能摆脱从众心理（"人皆自异而已独群游"），达到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大同"境界时，就实现了"无己"的超脱状态。古时的君子正是通过观照"无"的境界，才能与天地为友。

庄子这段话讲的是"玄同"（超越对立的至高境界）的道理。真正与道合一的人，不需要刻意追求尊贵，但众人自然会敬重他。如果固执己见，标新立异，表面上看似与众不同，其实还是俗人一个，并非真正的超脱者。

这样的人想窃取高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众人怎么会归附他呢？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尊贵。百姓就像形体和回声，圣人的教化就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圣人对天下没有什么私心，只是随顺万物本性，让万物自然发展。提问的人是主体，回答的人是配合；没有声响才能感应万物，没有固定方法才能随物变化。引导万物回归自然本性，就是最高明的无为。

与造化同游就没有终点，与玄同合一就没有界限，与日新俱进就没有开端。形体与天地合一的人，外貌与自然没有差别；如果存有自我意识，就不能真正与天地合一。天下最难消除的就是"自我"，连自我都消除了，其他存在就更不足为道了。执着"有"的人只能美化名声，领悟"无"的人才能独与道存。

再低贱的东西也有其作用，再卑微的百姓也值得依靠，再隐秘的事情也需要处理，再粗浅的法规也要施行，再遥远的道义也要持守，再亲近的仁爱也要推广，再繁琐的礼仪也要积累，再平常的德行也要尊崇，再恒常的大道也要变通，再玄妙的天道也要践行。所以圣人观察天道却不干预，成就德行却不执着，遵循大道却不算计，践行仁爱却不依赖，持守道义却不积累，顺应礼仪却不避讳，处理事务却不推辞，遵守法度却不混乱，依靠百姓却不轻视，利用外物却不抛弃。

万物本来不需要人为干预，但又不得不适当作为。不明白天道的人德行不纯，不通晓大道的人寸步难行。可悲啊！什么是道？道分为天道和人道。自然无为却至高无上的就是天道。

这里讲的是天道（自然规律）和人道（人为作为）的区别。天道就像君主一样无为而治，人道则像臣子一样忙碌操劳，两者差别很大，必须认清这个本质区别。

郭象的注解解释说：顺应事物本性就能治理得好，违背本性强加干涉就会混乱。万物之所以显得卑微低贱，正是因为人们不能顺应它们的本性。所以真正尊贵的是能顺应卑微事物的人，真正高尚的是能接纳低贱事物的人，这是必然的道理。

真正高明的治理方式是隐藏不露的，就像天道让万物自然运行而不干涉。法律只是治理的表面形式，怎能只注重粗浅的表面而忽视精妙的本质呢？刻意亲近反而会带来痛苦，广施仁爱才是根本。执着于礼节规范的人，往往被单一标准束缚，只有顺应万物本性才能周全。

处理简单事务即使做得对也不算有德，解决困难问题即便成功也不算得道，更何况连一致性都做不到呢？固执己见不肯作为，就算有神通也算不上顺应天道。观察天道就会发现，它不偏袒任何人，只是自然运行就能成就一切。真正的道不靠谋划，不谋划却能统一万物所以简单；真正的仁不依赖施舍，依赖施舍就不够广大。

遵循本性就能达到高远境界，这不是刻意积累的结果；自然符合礼节，不需要刻意避讳。按照事理处理事务，量力而行，该动则动无需推辞。用精妙方法驾驭粗浅事务就不会混乱，让百姓自主作为而不轻易干涉。顺应事物本性来任用，不背离根本。真正的作为哪里是为了做而做呢？因为这是本性自然的表现，所以不得不为。

不明白自然之道就会强作妄为，强作妄为德行就不纯粹。不能安守本分对待外物，每件事都会失去分寸，这就是不明道之人的可悲之处。天道在上，任由万物自然运行；人道则以有为为负担，不能遵循自然本性。君主效法天道，像天一样任由万物自治，自然居于上位；臣子行人道，各自履行具体职责。君主无为而治，委任百官；百官各司其职，君主不干预。两者都以不作为的方式各得其所，结果君主安逸而臣子劳碌。

庄子在《天地》篇中通过对比劳逸关系，揭示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则。如果君主不明白劳逸有别的道理，就会导致君臣职责混乱。

天地虽然广阔，但它们的运行规律是均衡的；万物虽然繁多，但它们的治理原则是统一的。百姓数量再多，也需要君主统领。君主的根本在于德性（内在修养），最终要顺应自然规律。上古时期的君主治理天下，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只是遵循天道自然运行的德性罢了。

从道的角度来看：用道的标准评判言论，就能确立正确的君主；用道的标准区分职责，君臣之义自然明晰；用道的标准考察才能，官员就能各司其职；用道的普遍视角观察，万物都能各得其所。所以说：贯通天地的就是德，运行于万物的就是道。

治理百姓的关键在于让他们各安其事，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掌握技艺。技艺要服务于具体事务，事务要符合道义，道义要源自德性，德性要合于大道，大道最终要顺应自然。因此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自己无欲无求却能使天下富足，无为而治却能让万物自然演化，沉静淡泊却能使百姓安定。古书上说："领悟了道的统一性，万事都能处理得当；心中不存私欲，连鬼神都会信服。"

郭象注解道：天地万物都是通过无为而自然演化，万物都因自得其所而井然有序。治理天下要消除私心杂念，以无为之德为根本。真正的获得是自然而然的获得，所以得到也不需感谢，这样才能成就天性。无为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运动，让自然成为真正的君主。

每个人各安其位，在上位者无为，在下位者有为；官员各尽其能，天下自然大治。如果君主无为，天下人都会以无为来回应。贯通天地的德，是说万物都能各得其所；运行万物的道，是说大道不会阻碍万物本性的发展。治理百姓的要领，是让每个人都能自得其乐。技艺只是末节之用，就像本末相兼如同手臂相连，全身协调则百节舒适，天道顺畅则本末通畅。所以君主一个无为的举动，就能使各种事理自然成就。

孔子说：大道覆载万物，浩瀚无边啊！君子必须清除心中杂念。以无为的态度作为，这才叫顺应自然。

这段话讲的是道家对"德"与"道"的理解。庄子认为，能够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叫做"德"，爱护他人、利益万物叫做"仁"，将不同事物统一看待叫做"大"，行为不标新立异叫做"宽"，包容万物差异叫做"富"。

真正有德之人应该做到：持守德行作为准则，德行圆满才算立身，遵循大道才算完备，不被外物扰乱心志才算完整。明白这十点道理的君子，心胸就会宽广如海，能包容万物。这样的人就像把金子藏于深山、珍珠沉入深渊，不贪图财货，不追求富贵，不因长寿而欢喜，不因早逝而悲伤，不以显达为荣，不以穷困为耻。

郭象的注释补充说：刻意追求反而会违背自然，应当去除人为造作。真正的德行是顺应万物本性，不强求一致。包容万物差异才能成就广大，不标新立异才能与万物和谐共存。不贪恋稀有之物，连自身都能忘却，何况钱财？不慕富贵，心灵才能超脱。忘记寿命长短、穷通得失，把世间利益都交付万物，不以统治天下为荣耀。显达时明白事理，隐退时静默自守，看破生死如同蜕皮般自然。

最后引用夫子（庄子）的话：大道深不可测，清澈明净。就像金石不敲击不会发声一样，万物都有其自然本性。这里用金石比喻，说明万物都需要遵循自然之道才能展现其本质。

真正具备至高德行（王德）的人，本性纯朴自然而不屑于纠缠世俗事务。他们立足于万物的本源，智慧通达神明，所以德行广大。当他们的心念产生时，万物自然响应，因为形体没有道就不能存在，生命没有德就无法彰显。能够保全形体、穷究生命、树立德行、阐明大道，这不就是至高德行的体现吗？

这样的人看似虚无缥缈，却能突然显现；看似寂静不动，却能勃然行动，万物都自然追随。他们观察那幽暗深邃之处，聆听那无声无息之境，却能在幽冥中独见光明，在寂静中独闻天籁。越是深入本源，越能把握万物本质；越是通神达妙，越能领会精微玄机。所以他们与万物相处时，看似虚无却能满足一切需求，顺应时机而把握归宿，无论大小长短远近都能应对自如。

（郭象注解补充：声音因寂静而彰显，比喻体悟大道的人要等外物感应后才回应。至高德行之人随顺本性而行，并非刻意追求通晓世事。只有立足于本源，智慧才能通神，德行才会广大。心念是因外物触发而生，并非刻意主导。看似突然的行动其实都是无心而为，所以万物自然追随。唯有保持这种境界，才能保全生命、成就德行、阐明大道。在幽冥寂静中见闻天机，如果视听不寄托于寂静，就会昏暗不明。不断深入本源才能把握万物，穷极神妙才能尽得玄机。我放下主观判断完全随顺，外物自然各得其所。）

（黄帝在赤水北岸游历，登上昆仑山向南眺望，返回时遗失了玄珠[比喻大道真谛]。派智者寻找找不到，派眼力最好的离朱寻找也找不到，派能言善辩的喫诟寻找还是找不到，最后让无思无虑的象罔[象征无心]去找，反而找到了。黄帝感叹：真奇怪啊，只有无心才能找到大道吗？）

（郭象注解：这个寓言说明获得真谛的途径——用智巧是得不到大道的。）

这段文字讲的是关于"真聪明"与"真道"的关系。真正的智慧不是靠刻意追求得来的，那些表面聪明的人反而离道更远，而看似愚钝的"象罔"（无心无相的状态）却能得道。真正的觉悟不是靠心智强求的，无心无相本身就是道。

接着讲述了尧帝与老师许由的对话。尧问许由：我的师祖啮缺可以配得上天子的位置吗？我想通过王倪（啮缺的老师）来邀请他。许由回答说：这太危险了！啮缺这个人虽然聪明过人，但正是这种聪明会害了他。他总想用人的智慧去干预天道，虽然知道要防止过错，却不明白过错产生的根源。让他当天子，只会让人更依赖聪明才智而失去本真。他会用人的标准去改变万物，推崇智巧而急功近利，开启后世纷争的源头，束缚万物的自然发展。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天子之位呢？

郭象（注释者）解释说：所谓"配天"就是当天子。聪明过人反而会让人产生攀比之心，带来伤害。用人的智慧去追求回归自然，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真正的无过在于放弃智巧，而不是强行禁止过错。如果让这样的人治理天下，后世就会只相信才智而失去本真。

真正应该以万物自然为本，这样变化可以统一，不同形态可以和谐。如果后世都效仿这种用个人意志来管制万物的做法，万物就会失去自然本性。推崇智巧会导致人们争相效仿，开启后世劳役的源头，束缚万物的自由发展。这样治理国家，最终会成为治乱的祸端，无论是做臣子（北面）还是君主（南面）都会带来灾祸。

庄子在这里通过几个故事说明"顺应自然"的道理。先说事物变化无常，今天看似好的做法，明天可能变成祸患。就像夏桀、商纣这些暴君，他们并非直接杀害贤臣，而是滥用圣人的治国方法害人；田恒（齐国权臣）也不是直接弑君，而是利用仁义道德的名义作恶。所以说，有些表面是福的事，实际是祸。

接着讲尧帝在华地遇到一位守疆人（华封人）的故事。守疆人要祝福尧：一祝长寿，二祝富贵，三祝多子。尧三次拒绝，解释说：儿子多了操心多，钱财多了麻烦多，活得久了羞辱多。守疆人反驳道：多子就给他们各自安排工作，有钱就分给大家共享，这样有什么可担心的？真正的圣人像鹌鹑一样随遇而安，像幼鸟那样有什么吃什么。天下太平时与万物共同昌盛，乱世时就修养德行隐居。活够了就升仙而去，乘着白云到天帝的居所，哪会有什么羞辱？

郭象注解道：给众多子女分配适当工作，万物各得其所人心就安定；把财富分给天下，自然没有纷争。像鹌鹑那样不求安逸，幼鸟那样随遇而足，这才是顺应本性，不是刻意模仿前人。即使是商汤周武那样的功业，只要顺应天意民心，也不算违背隐居之道。得道之人不管寿命长短、境遇好坏，活着时顺其自然，死后与万物同化。厌倦尘世就成仙飞升，乘云直达天帝居所。

最后守疆人说完就要离开，尧追着请教，守疆人却说："回去吧"——暗示道理已经讲完，不必再多问。

这段文字讲述了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位归隐耕田的故事，以及庄子对尧舜禹三代治世的评价。

伯成子高原本在尧治理天下时担任诸侯，后来尧传位给舜，舜又传位给禹。当禹继位后，伯成子高辞去官职去耕田。禹去拜访他时，看到他正在田间耕作。禹恭敬地站在下风向请教："当年尧治理天下时您担任诸侯，现在为何要辞官务农呢？"

伯成子高回答说："尧治理天下时，不需要奖赏百姓就自觉向善，不用惩罚百姓自然敬畏。现在您用赏罚来治理，百姓反而变得不仁不德。道德从此衰败，刑罚从此建立，后世的动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您还是走吧，别耽误我耕作。"说完就继续埋头干活，不再理会禹。

郭象在注释中指出，禹的时代虽然继承了尧舜的圣明传统，但治世之功已经逐渐消退。所以历史上记载不多，连孔子也难以评说。虽然禹拥有天下，但已不像尧舜那样与道合一。考察那个时代，禹已经是最好的统治者了，但比起尧舜还是差一些。

庄子通过这个故事说明：尧的治世之道开始出现弊端，到禹时问题更加明显，更何况后世没有圣人的时代。他借伯成子高隐居的故事，表达要"绝圣弃智"、返璞归真的思想。但庄子并非真的否定尧舜禹，而是提醒人们不要执着于外在形式，要领会其中超越世俗智慧的真意。

最后一段讲宇宙本源：最初是"无"的状态，连"无"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从"一"开始产生，但还没有具体形态。万物从中获得生命能量，称为"德"；在未成形时就已蕴含分化趋势但尚未分离，称为"命"；运动停留就产生具体事物，事物形成各自特性，称为"形"；形体保持精神，各有特性法则，称为"性"。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道家关于"性"、"德"与"道"关系的核心思想。

首先解释"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意思是每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性"。通过修养本性可以返归"德"的境界，当德达到极致时，就能回归到最初的混沌状态（"同于初"）。这种回归就是"虚"，"虚"才能包容广大。

文中提到的"喙鸣"（鸟兽的鸣叫）比喻自然无为的状态。当人的言行与自然完全契合时，就能与天地融为一体。这种融合是浑然天成的，看似愚钝昏昧，实则是最高的"玄德"（深奥的德性），与大道完全顺应。

郭象的注释进一步说明：万物都是从"至一"（最根本的统一体）产生的，而非从绝对的"无"产生。庄子之所以强调"无"，是为了说明生命本然的获得过程——既不依赖虚无，也不依靠认知，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如果刻意追求生存，反而会失去本真的生命状态。

真正的德性是让万物自然生长发展。通过修养本性回归德性，就能达到无为而自得的境界。如果中途刻意作为，就会产生执着。最高的德性是"无心"（没有刻意用心）的状态，就像天地自然运行一样。

后面老子回答孔子的一段指出：那些辩论"坚白"（名家学派关于物体属性的辩论）的人，其实是被技巧束缚、劳心劳形的。就像被拴住的狗和离开山林的猿猴。真正修道之人要忘记外物、忘记天地、甚至忘记自我，这样才能真正融入自然（"入于天"）。

整段文字强调修道要回归自然本性，达到无为、无心的境界，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批评了那些执着于辩论和技巧的做法，主张通过"坐忘"（静坐忘我的修行方法）实现与道的契合。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道家"顺应自然"的核心思想。郭象（西晋玄学家）在注解中提出，如果强行模仿他人，把不可能的事说成可能，把不对的事说成对的，这就扭曲了人的本性。就像把狗训练成抓狐狸的工具，把猿猴驯养成供人取乐的宠物，都让它们失去了自然本性。

人的身体有头有脚，就像事物有始有终。真正悟道的人不需要刻意用耳朵听、用心思考，因为万物都在自然变化。有形的事物容易改变，无法与无形无相的道并存。所以善于修道的人不会固执己见，而是顺应每天的新变化。事物的运动静止、生死盛衰、兴废更替都没有固定规律，都是自然发生的，不是人为造成的。

关键在于放下人为控制，让万物自然发展。真正的治理在于顺应百姓，而不是君主独断专行。达到"天物皆忘"的境界时，不仅要忘记自我，连"忘记"这个概念也要放下。人最难忘记的就是自我意识，如果连这个都能忘却，就真正与自然融为一体了。

后面引用孔子请教老子（老聃）的对话：有人行为看似接近圣人，能认同别人不认同的，否定别人不否定的。就像辩论"坚白论"（名家哲学命题）时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老子反问：你听不到听不见的声音，说不出说不清的道理。世人知道"无心无耳、无形无状"的道是虚无的，但如果把有头有脚的人也说成虚无，那你的听闻言论还有什么意义？真正的"虚无"不是要和常人不同，而是虽然和常人一样行动生死，却能保持超然。忘记外物，进而忘记天（自然规律），达到"忘己"境界。人与天的区别就在于有自我意识，能忘却自我，就与自然合一了。这种境界只有圣人能达到。

将闾葂（人名）拜见季彻（人名）时说："鲁国国君让我来向您请教。"季彻推辞不过，只好给出建议，但不确定是否恰当，想请将闾葂帮忙转达。

将闾葂告诉季彻："我对鲁君说，治国必须恭敬节俭，选拔公正忠诚之人，杜绝偏私，这样百姓自然归附。"季彻听后笑着说："您这番话对于帝王治国之道，就像螳螂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肯定无法胜任。照这样做，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就像建造高台吸引众人前来，最终会招致祸患。"将闾葂惊讶地说："我对您的话感到困惑，但希望能领会其中深意。"

季彻解释道："真正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是让民心自然教化，移风易俗，消除害人之心，使百姓都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像万物自然生长，百姓却感受不到被刻意引导。这哪里是效法尧舜教化民众的方式呢？只要内心与道德合一就足够了。"

另一则故事讲子贡（孔子弟子）南游楚国后返回晋国，在汉水南岸遇见一位老人正在菜园劳作。老人挖隧道下井，抱着瓦罐打水浇地，费劲却效率低下。子贡说："有种机械一天能浇百畦地，省力又高效，您为何不用？"老人抬头问："什么机械？"子贡解释是用木头制作的杠杆装置，提水如同抽引，快速如沸汤溢出，叫做桔槔。

老人突然变脸冷笑道："我听师父说过，用机械就会有机巧之事，有机巧就会生投机之心。心中存有机巧，纯净的本性就不完整；本性不完整，精神就不安定；精神不安定的人，是道所不容的。我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是羞于使用。"子贡惭愧地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老人问："你是何人？"子贡答："孔丘的弟子。"老人说......

你难道不是那种靠博学来模仿圣人、用特立独行来压倒众人，独自弹着哀伤的曲调、唱着悲歌，借此在天下沽名钓誉的人吗？你连自己的精神气血都快消散了，身体都快垮掉了，连自身都顾不好，哪还有功夫去治理天下？你走吧，别耽误我的事。子贡听了脸色大变，心神恍惚地离开，走了三十里路才缓过神来。

他的弟子问："刚才那人是谁啊？老师您为什么见了他就神色大变，一整天都恢复不过来？"子贡回答："原先我以为天下只有孔子一位圣人，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人。我听夫子（孔子）说过，做事要讲求可行，功业要追求成效，用力少而见效多的才是圣人之道。可这人完全不同——掌握大道的人德行完备，德行完备的人形体健全，形体健全的人精神饱满，精神饱满才是圣人之道。他们寄居人世与百姓共处，却不知要走向何方，浑厚质朴到极点啊！功名利禄、机巧算计根本不会放在他们心上。这样的人，不合心意的事不做，不合本心的地方不去。就算全天下都称赞他，说他的言行合乎世道，他也毫不在意；就算全天下都非议他，使他失去世俗认可的地位，他也坦然不受。天下的毁誉对他毫无影响，这才是德行完备的人啊！相比之下，我们就像随风摇摆的水草。"

子贡回到鲁国告诉孔子，孔子说："那人是修习浑沌氏（道家传说中的上古真人）道术的。他只知大道根本，不识世间枝节；只修内在心性，不管外在形迹。守住本真忘却外物，回归纯净素朴，心神凝守而与世俗共游。你当然会感到震惊了。这种道术，我和你怎么可能完全明白呢？"

这时谆芒（道家人物）正要往东海大壑去，在东海岸边遇见苑风。苑风问："您要去哪儿？"谆芒答："去大壑。"苑风问："去做什么？"谆芒说："那大壑啊，注入多少水都不会满，取出多少水都不会枯竭，我要去那里遨游。"苑风说："您难道不关心这些横目（指人类）的百姓吗？我想听听圣人的治国之道。"谆芒回答："圣人的治国之道？设置官职不失其宜，选拔人才不失其能..."

这段文字通过对话形式探讨了理想社会的治理模式。庄子借门无鬼与赤张满稽的对话，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

赤张满稽认为，虞舜（有虞氏）的治理方式不如上古理想时代。好比一个人秃顶了才戴假发，生病了才求医，这种补救式的治理已经偏离了自然之道。真正的至德之世（最完美的社会），不需要标榜贤能，君主像树梢的枝条般自然无为，百姓像野鹿般自由自在。人们行为端正却不觉得自己在行义，彼此关爱却不觉得是仁德，诚实却不认为是忠信，互相帮助却不觉得是恩惠。这样的社会行事不留痕迹，事迹无需传颂。

文中特别指出，在世俗标准下，盲目附和父母意见的子女、一味顺从君主的臣子，反而会被视为不孝不忠。这说明真正的道德应该超越世俗的评判标准。庄子通过对比，批判了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认为这些人为的标准破坏了自然淳朴的本性。

最后提出"照旷"的境界——圣人（得道之人）的精神与光明同在，形体消亡后，精神与日月同辉，回归天地本源。这种"混溟"状态，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这段话讲的是人们对待奉承和劝导的矛盾心态，以及世俗认知的局限性。

当别人说自己是在教导他人时，就会勃然大怒；当别人说自己是在阿谀奉承时，又会立刻变脸。但实际上，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教导别人，也一辈子都在奉承别人。他们用各种比喻和修饰的言辞来聚集追随者，但说的话前后矛盾，就像衣服上装饰的枝叶互不相干。他们整理衣冠、装扮容貌来讨好世人，却不承认自己在奉承。跟着这样的人混在一起，随波逐流地评判是非，却不觉自己就是愚昧大众中最愚昧的。

知道自己愚昧的人还不算最愚昧，意识到自己迷惑的人也不算最迷惑。真正的大迷惑者一辈子都不会醒悟，真正的大愚昧者一辈子都不会开窍。三个人同行，若只有一人迷惑，还能到达目的地，因为迷惑的人少；若两人都迷惑，就会徒劳无功，因为迷惑的人占了上风。如今天下人都陷入迷惑，我虽然想指引方向，也无能为力，这不是很可悲吗？

高雅的音乐平民百姓听不懂，但听到《折杨》《黄华》这类俗曲就会开怀大笑。所以高深的言论进不了常人的心，至理名言敌不过世俗之语。就像两个瓦缶的钟声让人迷失方向，现在全天下都陷入迷惑，我即使想指引方向又有什么用呢？明知不可为而强求，这本身就是另一种迷惑。不如放下执念，顺其自然，这样反而没有烦恼。

郭象（注《庄子》的学者）的注解指出：人们认为君主和长辈说的话都对、做的事都好，这其实是违背常理而盲从权威，所以世俗之人会说他们不肖。但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标准呢？世俗并不尊崇君主的威严，而是随大流。可见威严并不能让人信服，真正能服众的其实是随波逐流。所以圣人从不标新立异，总是与时俱进——在尧舜时代就做尧舜，在周王时代就做周王，哪会违背世俗来彰显自我呢？

世俗总是把多数人的认同当作正确。所以当被人说是"阿谀奉承"时就会生气否认，可实际上自己一辈子都在奉承，也不管其中道理，只求与人交好。那些用花言巧语聚集众人的人本该被指责，但世俗反而因此看重他们、追随他们，这就是随大流的人往往不会获罪的原因——因为他们和众人一样在评判是非。

庄子在这里用生动的比喻说明世俗之人的迷惑状态。他说，圣人（得道之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但帝王们表现各异，这是因为世俗的迷惑实在难以化解，只能顺其自然。天下人都处在迷惑中，即使我想寻求通向大道的途径，最终也难以实现。所以尧、舜、商汤、周武王这些圣王都是顺应时代而已。就像宏大的声音不是小巷居民所崇尚的，俗人听到奇谈怪论反而会随声附和、互相嘲笑，这就是天下人为什么不用圣人之道而总是自以为是。

他用"两个瓦罐和一个钟"的比喻：人们各自相信自己的判断，结果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如暂时随波逐流。放下成见不去强求，不强求解释，这样大家就能相处无忧。

接着讲了个寓言：有个丑人在半夜生孩子，急忙点灯查看，生怕孩子长得像自己。郭象（注释者）解释说，世上没人天生想做恶人，作恶要么是被苛政所迫，要么是迷失了本性。但迷失的人会自我反省，凶恶的人也会想变好，所以圣人无为而治，天下自然归化。

再用木材的比喻：百年大树被劈开做成精美酒器，剩下的断木扔在沟里，两者美丑有别，但都失去了树木的本性。同样，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和曾参、史鱼（著名贤人）在德行上有差距，但都丧失了本性。

庄子列举了五种使人丧失本性的情况：缤纷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声音使人听觉迟钝；浓烈气味熏得人头昏脑涨；厚重味道败坏味觉；患得患失让心神不宁。这五样都是心性的祸害。而杨朱、墨翟（当时的思想家）却标新立异自以为得道，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得道。如果被困也算得道，那笼中的斑鸠和猫头鹰也能算得道了。

最后描述那些被外物束缚的人：内心被声色取舍像柴栅般堵塞，外表用高冠博带约束，内外都像被绳索层层捆绑，却还自以为得意，这就像罪人被捆在木桩上，虎豹被关在笼子里，哪能算得上得道呢？

庄子在这里用比喻的方式批评那些自以为得道的人。他说，就像祭祀用的精美酒器（牺樽）涂上青黄色彩，看似华美却失去了本性；又像被砍断丢弃在沟渠中的树木，看似污秽却保持了自然。真正的修行应该是回归本性、返归道德，达到与最初本真相同的境界。那些刻意追求像曾参、史鱼这样的贤人名声，或者像盗跖那样的恶名的人，都是偏离了本性。

他进一步解释说：能看见颜色的眼睛本身并不明亮，真正明亮的是能分辨各种色彩的能力。如果被五颜六色迷惑，反而会使眼睛看不清。能听见声音的耳朵本身并不聪敏，真正聪敏的是能辨别各种声音的能力。如果被各种声响扰乱，反而会使耳朵听不真。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嗅觉、味觉和心志的选择。

那些像杨朱、墨翟这样的才子，虽然很有才能却不明白真正的道，他们的认知局限在五官感受的范围内，还踮起脚跟自以为得道。这就像笼中的斑鸠和猫头鹰，被关着还自以为获得了自由。他们内心像堆满柴火一样堵塞，使道无法聚集；外表被束缚，使心灵不得解脱。从得道者的角度看，这些人明明被绳索捆绑着，却还自以为获得了自由。这就好比被反绑双手的犯人，或者关在笼中的虎豹，竟然也觉得自己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