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17

这段文字是《冲虚至德真经四解》中关于杨朱思想的讨论，主要内容可以这样理解：

杨朱（战国时期思想家）认为，生命不过是元气暂时的聚集，万物也只是暂时具有灵性。这种暂时的聚集终究会消散，灵性最终也会回归虚无。喜好安逸、厌恶劳苦是万物的本性，所以人在活着时追求的不过是美味佳肴、华服美饰、声色享受罢了。但如果不能顺从本性、满足耳目之娱，反而用仁义来约束自己，用礼乐来束缚行为，在活着时压抑本性，只为死后留名，这是不懂得生命真谛的表现。

不同学者对杨朱思想有不同解读：卢重玄认为君子为名、小人为利，但名利都是世俗之人所沉迷的。真正体悟大道的人，行善不为名声，作恶不触犯刑法，不随波逐流。违背道义求名、放纵情欲，都是偏离中道的表现。

政和学派指出，在圣王不出的时代，各种学说纷杂。列御寇（即列子）知道片面学说会蒙蔽世人，所以著书加以批驳。范应元则认为，有人靠智谋权术扰乱本分，有人压抑天性损害生命，这两种做法都不符合中道。《力命》篇强调顺应天命，《杨朱》篇主张放任本性，看似矛盾实则互补。

后面记载了杨朱与鲁国孟氏的一段对话：孟氏问人为何要追求名声？杨朱回答说追求名声是为了富有，富有之后又追求显贵，显贵之后又为死后考虑，死后还要为子孙打算。这段对话展现了世俗之人对名利地位的执着追求。

世间那些永无止境追求事业的人，他们的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名声对子孙有什么好处呢？追求名声只会让人身心俱疲。

名声这东西，是通过伪装来获取真实，借助虚假来招引实在，违背本性去强求。这样刻意而为的做法，怎能不让人陷入劳心忧思的困境呢？那些依靠名声的人，恩泽能惠及宗族，利益能覆盖乡里，更何况自己的子孙呢？

范应元（宋代道士）说：名声就像公共器物，不能过多索取。那些为了名声残害生命、损伤本性，甚至以身殉名的人，正是得道之人深感悲哀的。然而有名声就尊贵荣耀，没名声就卑微屈辱，死后无人称颂，所以君子痛恨这种情况，才会追求生前的富贵，为子孙留下身后的名声，可见名声确实难以完全舍弃。

凡是追求名声的人必定清廉，清廉就会贫穷；追求名声的人必定谦让，谦让就会低微。这是劝人知足的说辞。但现实中有人虽有清廉谦让的名声，却依然贫贱，这是因为他们行善而不求利。

卢重玄（唐代道士）说：人生在世，无非追名逐利。圣人把名利等同看待，所以小人为利而死，君子为名而亡，没有不陷入其中的。善恶虽然不同，但都有所求。那些求名成功的人，岂止自己获得富贵，更能光耀子孙，惠及乡里。即便清贫自守、勤修廉让的人，心中仍有所期盼，情感上仍有所执着，都偏离了中道。

比如管仲辅佐齐国时，国君放纵他就放纵，国君奢侈他就奢侈，不把美名恶名归于自己。君臣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使齐国称霸诸侯。但管仲死后，名声仅限他一人。

卢重玄评论：真实名声带来的利益很有限。

而田氏（田常）辅佐齐国时，国君聚敛他就施舍，国君充盈他就谦退，把恶名推给国君。百姓都归附他，最终夺取齐国政权，子孙享国至今不绝。

卢重玄评论：虚假名声带来的利益才深远。

真实的名声使人贫穷，虚假的名声使人富有。行善不为求名而自然产生的，是实名；为招引利益而求名却不被世人看穿的，是伪名。伪名才能获得实利。

所以说：真实的东西不需要名声，有名声的东西往往不真实。名声不过是伪装的工具罢了——不伪装就招不来利益。

卢重玄（注：道教思想家）说：真正踏实做事的人往往不追求名声，而刻意求名的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所以如果不刻意表现，真正的利益反而不会显露。

古代尧舜表面上把天下让给许由和善卷（注：传说中的隐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让位，反而因此保有了天下，享有百年统治。这种"伪让"的做法是根据时势产生的，虽然表面行为看似虚假，但圣人（尧舜）的本心并无虚伪。

相反，伯夷叔齐（注：商朝末年贤人）真心实意地把孤竹国的君位让出来，结果却导致国家灭亡，自己饿死在首阳山上。真假虚实之间的差别，从这里就能看得很清楚了。

卢重玄进一步解释：求名者只图虚名而无实质，求真者踏实做事却忘记名声。尧舜与伯夷叔齐的对比，鲜明展现了真伪的不同表现，这难道不容易看清吗？世人如果不为名利所困而丧失本真，就会被情欲淹没而忘记大道。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淡泊名利的人稀少，追逐欲望的人众多，即使有智者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大家都偏离了中道。

政和真人（注：道教人物）认为：圣人本不求名而人们主动赋予其名声，这种名声是实至名归的；贤人刻意追求名声，结果名声往往超过实际。古代的圣人唯恐名声成为负担，但一旦有了名声，真假就难以分辨了。所以有因真实而获得名声的，有因虚假而获得名声的；有真实却被当作虚假的，有虚假却被当作真实的。管仲和田氏（注：春秋时期人物）还在与尧舜、伯夷叔齐争辩名实真伪的问题，这正是庄子在养生论中主张"为善不要接近名声"的原因。

范应元（注：宋代道士）说：廉洁而不求回报难免贫穷，谦让而不争难免卑微，这样看来名声有什么用呢？但名声也有真假之分：真实的名声如管仲那样可能带来贫穷，虚假的名声如田成子那样可能带来富贵。往上推想，尧舜让天下和伯夷叔齐让国，一个保有了天下享国百年，一个亡国饿死，大概也是真假之间的区别吧。

杨朱（注：战国时期思想家）最后补充说：百岁是寿命的极限，但千人中也难有一个能活到百岁的。

人生在世，从婴儿到衰老，这段时间里几乎有一半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夜晚安眠、白天醒着的时候，又有一半时间被各种琐事消磨掉。再加上疾病痛苦、哀伤忧愁、得失焦虑这些烦恼，又占去了剩余的大半光阴。算下来，在几十年的寿命中，真正能够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时刻，简直少得可怜。

那么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有人追求锦衣玉食，有人沉迷声色享乐。但再精美的衣食也会厌倦，再动听的音乐也会听腻。更何况还要被世俗的奖罚规矩约束，被名利地位牵着鼻子走。整天忙忙碌碌只为虚名，处心积虑图谋死后的名声，小心翼翼地迎合别人的眼光，计较着世俗的是非对错。这样活着，不仅失去了当下的真实快乐，连片刻的自在都得不到，和戴着沉重枷锁的囚犯有什么区别呢？

（卢重玄注解说）世人都以为百年寿命很长，其实减去昼夜更替和痛苦烦恼的时间，真正能随心所欲的日子少之又少。人们所谓的快乐无非是声色享受，却又被礼法规矩束缚，这和戴着镣铐的囚徒确实没什么两样。这些都是被世俗欲望困住的言论啊。

（宋徽宗政和年间注解引用庄子的话）真正的快乐在于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人生来就与忧愁相伴，人们追求的身体安逸、美味佳肴、华服美饰、悦耳音乐这些享乐，如果得不到就会终日惶恐不安。一辈子忙忙碌碌追求这些表面的快乐，其实离真正的快乐越来越远。所以只有不刻意追求享乐的人，才能获得最高境界的快乐。现在的人被奖罚制度驱使，被礼法规范约束，处处在意别人的看法，计较是非得失，这样追求快乐的方式，和重刑犯戴着多重枷锁没有区别，怎么能活得自在呢？

远古的智者明白生命短暂如过客，死亡才是永恒归宿。虽然世俗常说"死是短暂的"，乍看像是笔误，但这正是本书的要旨所在——生死本是自然规律，过分执着反而失去生命本真的快乐。

这段话讲的是古代修道之人对待生死、名利的超然态度。他们认为人的形体虽然有生有死，但精神（神）却是不死不灭的。明白生死只是暂时的来去，就不会急着追求虚名；知道精神永恒不灭，就不会慌乱地追求道术。

真正得道的人会顺其自然地生活：一方面顺从内心的真实想法，享受当下的快乐，但不会沉迷其中；另一方面顺应万物的本性，随缘而行，不在乎死后的名声。这样既不会被虚名所诱惑，也不会因作恶而受刑罚。

文中用"漚"（水泡）来比喻人生：就像水泡在水中短暂存在又消失，人的生死也不过是形态的转化。真正重要的是保持本性的纯净，不被外在的名利和生死所困扰。

关于"从心而动"和"从性而游"：前者是说按照内心的真实感受行动，享受当下的快乐；后者是说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不刻意追求。这样内外兼修，就能达到庄子所说的"无近名"（不追求虚名）、"无近刑"（不触犯刑罚）的境界。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生死观和人生追求。杨朱（道家思想家）认为：万物活着时各有不同，死后却都一样。活着时有贤愚贵贱之分，死后都会腐烂消亡。但这些差异都不是人力能决定的，都是自然规律。

活着时的尧舜（圣王）和桀纣（暴君），死后都一样化为白骨。所以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何必为死后的事忧虑？那些总想着死后名声的人其实很糊涂。真正有德行的人，既不纠结过去，也不忧虑未来，更不贪恋现在。

卢重玄（注疏者）补充说：生命只是形体的存在，死亡是形体的终结。贤愚贵贱是活着时的差异，腐烂消亡是死亡的常态。人们往往只看到形体，却忽略了精神（神）的存在。当精神离去后，人就一无所知了。所以贤愚贵贱、腐烂消亡都不是形体自己能决定的。既然这些都不由自主，那么本质上众生都是平等的。

政和（另一位注者）总结：明白生命真谛的人知道生命短暂，更不会为死后的事徒劳操心。知道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把生死、贤愚、贵贱都看淡，各种思虑就统一了。为死后打算是糊涂的表现。

核心观点：主张顺应自然，不必执着于生时的名利地位或死后的名声，应该活在当下。生死、贤愚、贵贱都是自然现象，本质上没有差别。

这段文字通过杨朱学派（道家分支）的视角，讨论了对生死、名利的态度。文中提到，人被阴阳变化所支配，受自然规律约束，把身体当作负担，把生命看作有限，这样的人不能真正通达大道。无论贵贱贤愚，活着时看似不同，死后都一样腐烂消亡。十年寿命与百年寿命，彭祖（传说中长寿者）和早夭的孩子，本质上没有差别；圣人和恶人，像孔子和盗跖，死后也没有善恶之分。何必为了身后虚名而牺牲生命呢？

接着批评了两种极端：伯夷（商朝隐士）过分追求清高而饿死，展季（即柳下惠）过分坚持贞节导致家族人丁稀少。表面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误导。这些行为都违背了自然本性，因为人天生就有欲望情感，刻意压制反而伤害自身。

最后用原宪（孔子弟子，安贫乐道）和子贡（孔子弟子，善于经商）的例子说明：过度贫穷会损害生命，过度追逐财富会拖累身心。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既不让自己困窘（满足基本需求即可），也不劳心经营财富（保持身心安逸）。修道之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不会为钱财所累。

关键思想是：顺应自然本性，不走极端。既不完全禁欲，也不放纵欲望，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追求精神的自由超脱。这种观点体现了道家"贵生""全真"的修行理念。

《冲虚至德真经》这段讲的是如何正确对待生命与物质的关系。文中通过几个历史人物的对比来说明道理：

原宪（孔子弟子）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住在四面漏风的破屋里，这种苦修方式其实损害了生命；而子贡（孔子弟子）在齐鲁之间做生意积累财富，又被钱财所拖累。这两种极端都不对——真正的养生之道，富贵时不因奢侈伤害身体，贫贱时不因贪利拖累身心。

杨朱（战国思想家）引用古话说：活着时要互相体恤，死后要简单安葬。互相体恤不只是感情，更要实际帮助：让劳累的人休息，让饥饿的人吃饱，让受冻的人温暖，让困顿的人通达。简单安葬不是不哀悼，而是不陪葬珠玉锦缎，不摆设贵重祭品。可惜人们往往做不到——生前不好好照顾亲人，死后却用珠宝陪葬，反而招来盗贼，这完全违背了本意。

最后管仲（齐国名相）回答晏婴（齐国大夫）关于养生的问题时说：养生其实很简单，就是顺其自然。耳朵想听就听，眼睛想看就看，鼻子想闻就闻，不要刻意压抑，也不要过度放纵。关键在于保持通畅不堵塞，这就是养生的要领。

（注：文中"环堵之室"指四面土墙的简陋屋子，"牺牲"指祭祀用的牲畜，"明器"指陪葬的器物）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放纵欲望与克制欲望的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管仲（字夷吾）作为历史人物的评价。

放纵口舌想说的话，放纵身体想要的安逸，放纵心意想做的事——这是完全顺从欲望的生活方式。管仲作为功成名就的政治家，辅佐齐桓公称霸，靠的是权谋和威势，这种放任欲望的做法并不合适，也不符合现实形势。文中提到的"终北之国"可能是个虚构的地方，用来比喻完全放纵的理想国。

接着列举了各种感官欲望被压抑的情况：耳朵想听音乐却听不到叫"堵塞听觉"，眼睛想看美景却看不到叫"堵塞视觉"，鼻子想闻香料却闻不到叫"堵塞嗅觉"，嘴巴想议论是非却不能说叫"堵塞智慧"，身体想享受舒适却得不到叫"堵塞安逸"，心意想放纵却做不到叫"堵塞本性"。这些都是对人性的大压抑。

作者认为，去除这些压抑，随心所欲地生活，哪怕只活一天、一月、一年或十年，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相反，如果被这些压抑束缚，忧愁地活上百年、千年、万年，那不算真正的养生。

后面引用卢氏（可能是卢重玄）的评论说：管仲的才能足以辅佐霸主振兴朝纲，但他奢侈放纵的生活方式会败坏风气。孔子既肯定管仲的才能（说"没有管仲，我们可能还披发左衽"），又批评他不知礼（说"管仲器量小，如果他都算知礼，那谁不知礼"）。列子通过管仲这样有才能却放纵欲望的例子，来警示后人不要效仿。

最后管仲问晏平（晏婴）："我已经告诉你养生之道了，那送死之道又该如何？"这句话暗示生死观也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管仲和晏婴在讨论对待生死的态度。管仲说人死后怎么处理都无所谓，可以火葬、水葬、土葬，甚至暴尸荒野或者裹着草席扔进沟里都行，也可以穿上华服放进石棺，全看遇到什么情况。晏婴作为墨家信徒，主张节俭自律，但这样其实也没真正明白生死的真谛。

卢重玄（注：唐代道士）评论说，普通人贪恋欲望，却对死后之事很淡漠。人们都喜欢活着时享受，对死后简办就容易接受。列子通过奢侈和节俭两种人的例子，说明王孙这类奢侈者和良吏这类节俭者都偏离了中道。

管仲对鲍叔牙说，我们俩算是明白生死之道了。人在活着时有自主权，死后就由不得自己了。卢重玄指出，普通人要么认为死后无知无觉就随便处置，要么放纵欲望及时行乐。但像尧舜、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不会被俗人看重，而桀纣盗跖反而可能被效仿，这哪里是得道者的做法呢？

真正得道的人超脱情感，圣人制定礼仪。超脱了情感就不会沉溺声色，遵循礼仪就不会轻慢生死。放纵欲望的言论都是违背大道的。

政和真人（注：宋代道士）认为，过分珍惜生命反而不利于养生，真正快乐的人才能养生；过分哀悼死者反而不利于送终，看淡生死的人才能好好送终。活着时随心所欲但不违背本心，这是养生的方法；处理遗体时不执着于形式，这是送终的方法。能这样看透生死，才算是领悟了大道。

这段文字讲的是春秋时期郑国宰相子产（公孙侨）治理国家很有一套，但对自己两个沉迷酒色的兄弟却束手无策的故事。

管仲和晏子虽然能让君主称霸显赫，但未必懂得生死之道。列子记载这个故事，其实是用寓言来针砭时弊。

子产在郑国执政三年，好人佩服他的教化，坏人害怕他的禁令，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连诸侯都敬畏他。但他有个哥哥公孙朝沉迷喝酒，有个弟弟公孙穆沉迷女色。公孙朝家里堆满美酒，酒糟气味百米外都能闻到。他喝醉时连水火刀剑的危险都察觉不到，更别说关心世事安危、家族兴衰了。公孙穆的后院养着几十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整天沉迷其中，三个月才出门一次，见到漂亮姑娘还要想方设法弄到手。

子产很发愁，偷偷找谋士邓析商量："我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从近到远的道理。可我现在治国很成功，家里却乱套了，这道理反过来了吗？该怎么救我这两个兄弟？"邓析说："我早就觉得奇怪了，您为什么不趁他们清醒时，用生命可贵、礼义尊贵的道理来劝导呢？"

卢重玄（注疏者）补充说：用性命礼义来劝导，是想遏制他们贪图享乐的本性，用功名利禄来诱惑。这都是世俗看重的。

子产采纳建议，找机会对兄弟说："人比禽兽高贵是因为有理智，理智体现在遵守礼义。遵行礼义就能获得名誉地位。如果放纵欲望，性命就危险了。"结果公孙朝听完就后悔了。

这段对话发生在郑国的子产和朝穆之间。朝穆是个看透世俗的人，他对子产说："我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了，也思考了很久。人生在世，做事有多种选择，不过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去做罢了。难道还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些吗？"

朝穆接着说："生命难得而易逝，用难得的生命去等待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这值得深思啊。那些用礼义来夸耀自己、压抑本性来博取名声的人，在我看来还不如死了算了。这话听起来很超脱吧？但那些刻意迎合世俗、违背本性的人，虽然暂时快乐，却一生都活在忧愁中，虽然身体活着，其实和死人差不多。"

他批评那些只顾享乐的人："他们只担心肚子太饱不能尽情吃喝，身体疲惫不能纵情声色，根本不在乎名声败坏和性命危险。像你这样用治国才能来炫耀，用花言巧语扰乱人心，用功名利禄迷惑人意，不是很可鄙又可怜吗？"

朝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善于治理外物的人，未必能真正治理好，自己反而受苦；善于修养内心的人，外物未必混乱，本性却能安逸。你的治国方法只能暂时在一国实行，不合人心；我的修养方法可以推行天下，连君臣之道都可以不用了。我本想用这个道理开导你，你反倒用那套来教导我？"子产听了哑口无言。

后来有人评论说，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也有足够智慧来掩饰过错，少正卯这样的辩士能用言辞迷惑大众。所以孔子会被盗跖的言论难住，子产也会被朝穆的话问倒，这并不奇怪。但有些人误以为列子记载这些是为了抒发情感，张湛注解是为了阐明道理，其实这些都是世俗之见，并非道家的高明见解。

后来子产把这事告诉邓析（春秋时期著名辩士），邓析说："你和得道之人相处却不认识，谁还说你是智者呢？郑国能治理好只是偶然，不是你的功劳啊。"这段话揭示了道家崇尚自然本性、反对刻意造作的思想，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内在修养而非外在功名。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两种治国方式，揭示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

文中首先批评了那些刻意追求礼法教化的治国者，比如子产（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他过分强调礼义法度，用外在规范约束百姓，结果让人身心疲惫。这就像用智巧治理国家，反而成为国家的祸害。

接着赞扬了朝穆（虚构人物）这样的"真人"。他们看似放纵酒色、不顾名声，实则顺应自然本性，不受外物牵累。这种"解心释形"的状态，才是道家推崇的"真人"境界。真正的治国之道应该像母亲养育孩子，给予基本生存保障但不强加教化。

文中特别指出：所谓"真人"并非道德完美的圣人，而是彻底摆脱世俗规范束缚的人。他们治理国家时不刻意作为，反而能让百姓各安其分。就像让贤能之人自然晋升，让无能之辈自然退位，这样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最后通过对比说明：执着于礼法治国的人（子产）虽然表面维持秩序，实则让人痛苦；而顺应自然的治国者（朝穆）看似放纵，却能让百姓性情安逸。这种思想反映了道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智慧——治理国家就像煎小鱼，频繁翻动反而会弄碎它。

这段经文讲的是修道之人应该达到的境界。大意是说：真正得道的人不会因为害怕死亡而困扰（恶死），他们看待生死就像自然来去一样平静（脩然而往脩然而来）。无论是痛苦的疾病（惨怛之疾）还是舒适安逸（恬愉之安），都不会影响到身体的状态（不监于体）。同样，无论是恐惧惊慌（怵惕之恐）还是欢喜快乐（欣欢之喜），也不会扰乱内心的平静（不监于心）。

最后反问：既然如此，何必还要费尽心思、劳累身体（苦心劳形），去做那些危害本性真元（危其真）的事情呢？这里"真"指的是人本真的道性。整段强调修道者应当超脱情绪波动和外物影响，保持本真自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