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40

从前，舜问尧：“天王您治理天下时，心里是怎样想的？”

尧回答：“我不轻慢无依无靠的人，不遗弃困苦的百姓；对濒临死亡、饱受苦难的人，我尽力施以恩惠；我爱护年幼的孩子，也怜惜妇女。这就是我用心的方式。”

舜说：“这固然很好，却还不够广大。”

尧问：“那么，怎样才算广大？”

舜说：“顺应天德（自然之道），行动时内心仍安宁。日月照耀，四季运行，像昼夜交替那样有固定的常序；云气流行，雨水降下。尧说：‘你说得纷繁忙乱啊！你讲的是与天相合，我讲的是与人相合。天地，是古人最为尊崇的；黄帝、尧、舜也都共同赞美天地。因此，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究竟做了什么呢？不过是效法天地罢了。’”

郭象注：所谓“无告”，就是没有依靠的人；“不废”，就是常常施以恩惠。与天德相合，即使有所作为，内心也仍安宁；四季与昼夜的变化都不是刻意安排的，而是自然而然。“纷繁忙乱”是说看起来似乎有许多事务。因此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究竟做了什么呢？不过是顺应天德罢了。

吕惠卿注：顺应天德，虽有所作为，内心却始终安宁。日月照耀、四季运行，往来屈伸，没有谁刻意推动；昼夜依照常序更替，人们却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云行雨降，天下便得到均匀的滋养。由此看来，尧所说的不轻慢无依者、不遗弃困苦百姓，难道不是纷繁忙碌吗？舜所说的是与天相合，尧所说的是与人相合。世间儒者所认识的尧，也仅止于此。因此，庄子借尧、舜两位圣人之言，说明古人共同尊崇和赞美的天地之道，黄帝也同样如此。

疑独注：尧说不轻慢无依者、怜惜妇女，就是不敢欺侮鳏夫、寡妇的意思。“很好，却还不够广大”，是说恩泽还不能延及万世；这虽然是仁，却还没有达到广大。天德是自然而然的道，得于自身，所以即使有所作为，也始终安宁。就像日月运行、四季更替、云行雨降，难道是有意要照顾天下万物吗？帝王之道理应如此而已。尧听了舜的话，明白自己先前的用心方式并不妥当，显得纷繁忙乱……

像都是天地自然运行所呈现的作用。堯感叹说，自己所做的事仍带有刻意安排，忙乱不休，只是合乎人事，还没有真正合乎天道。

“天人相合”是说顺应天道而与人相通；“人天相合”则是从人事出发而契合天道。天地覆育万物，德泽无所不及。做帝王的人都应体会天地之德；即使是黄帝、堯、舜，也没有什么比德行与天地相合更值得称美的了。

详道注说：堯不轻慢贫困无依的人，舜甚至为妇人哀伤，这体现了仁心。天德自然而安宁，云行雨施而万物生长，这体现了道。仁者行事虽不刻意作为，却无所不成，所以说，人顺应道，便与天相合；天的运行则自然而然、不加造作，所以说，天与人相合。堯、舜所行的道本是一致的：堯行天道，说的却是人事；舜行人道，说的却是天道。堯行天道而与人事相合，因此德行达到充实之美；舜行人事而与天道相合，因此功业显出光辉宏大。“胶胶”形容滞着不休，“扰扰”形容纷乱奔忙。

碧虚注说：堯不轻慢贫困无告之人，已经充分体现仁者之心。舜认为，仅有这些还未能完全去除人为的痕迹，因此境界还不算大。天德使万物自然安宁，人事则容易引发感动；昼夜明暗各有次序，天地运行升降有常，都是天地之德。堯醒悟到，自己所做的事仍旧胶着忙乱，越做越乱。天与万物相合没有刻意的痕迹，人事上的相合则会留下人为迹象。天地是古人所尊崇的根本，统治天下的人只要体会并效法天地之德就够了。

鬳斋说：天德，就是自然之德。“出宁”是说天地居于万物之先，使万国安宁。日月照耀、云行雨施，都是用来说明自然运行、不刻意而成。堯认为自己的作为难免出于主观安排，仍旧扰攘，只是与人事相合，还没有与天道相合。下面“天地覆载万物，德无不被”等句，是堯自我感叹的话。天地自然之理，是古今最大的道理；众人共同称美它，是因为众人都认同它。统治天下没有别的诀窍，效法天地就可以了。

天德是无为而化。“出宁”是自然而有所作为，却不显出刻意作为。日月照耀、四季运行，都自然而然地运转，没有谁在背后刻意操纵，因此昼夜有常、运行不差。云行雨施、万物生长变化，也都是如此。

以身体现君临天下之道，是为了确立德行，百姓便没有不归附的；弘扬这种德行来教化万物，万物便没有不顺从的。尧听了这番话有所领悟，才明白自己先前所做的种种纷扰之事，与顺应天然而行相去甚远。由此看来，尧、舜的德行似乎有高下之别；但《结》（篇名）又把黄帝、尧、舜都说成值得赞美的人，仿佛不加分别。这正是《南华经》（《庄子》的别称）立论时抑扬开合的精妙之处，学者细细体会，自会领悟。

孔子到西边的周王室收藏书籍。子路（孔子的弟子）谋划说：“我听说周朝掌管典籍的史官中有一位叫老聃（老子）的人，如今他辞官回家了。先生想收藏书籍，不如试着去找他帮忙。”孔子说：“好。”于是前去拜见老聃，但老聃不答应。孔子便翻开十二部经典，向老聃讲说其中的道理。老聃听后说：“讲得太宽泛了，请说说要点。”孔子回答：“要点在仁义。”老聃问：“请问仁义是人的本性吗？”孔子说：“是。君子不行仁，便不能成就自身；不行义，便无法立身。仁义是真人的本性，还能有什么别的说法呢？”老聃又问：“请问什么叫仁义？”孔子说：“内心和乐，善待万物，博爱而无私，这就是仁义的实质。”老聃说：“唉，这话恐怕说得太过了。博爱万物，难道不是迂阔吗？说自己无私，其实仍是一种私心。先生若想使天下不失去治理，不妨看一看：天地本来各有常道，日月本来各有光明，星辰本来各有次序，禽兽本来各有群类，树木本来各自生长。先生只须顺应德性而行，沿着道而前进，就已经足够了。何必如此急切地高举仁义，仿佛击鼓寻找逃走的人呢？先生恐怕是在扰乱人的本性。”

郭象注说：“‘内心和乐，善待万物，博爱而无私’，这是一般人所说的仁义，所以庄子借孔子和老聃的对话来辨正。真正的仁，不是带着博爱之心去做事，而是顺势直行。世人所谓‘无私’，是放下自己去爱别人，实际仍盼望别人也爱自己；这不是忘我而成就公义，反而是很深的私心。从‘天地各有常道’到‘树木各自生长’，意思是万物各自具足，不必靠博爱来安排。事情来到时便顺势施以关爱，合乎义理便适可而止，这才是忘却仁义名目的做法。”

也常常把仁义挂在嘴边，反而会扰乱人的真性。

吕注：孔子在当时不受重用，想把自己的言论收藏起来，留待后世君子。

这里说的“十二经”，指孔子用来治理世事的经典。孔子以人道教化天下，把其中精微的妙用藏而不露，从未直接说出来。因此，十二经用来治理世事的要旨，不过是仁义罢了。

老子主张断绝人为的学问、返归质朴，并以“真”来启示世人，所以仁义正是他认为应当摒弃的东西。他因此认为，仁义并非人的本性。

从人道的角度看，仁不只在于成就自己，也能成就他人；义不只在于使他人得利，也能使自己立身。君子生成万物、成就万物，靠的就是仁义，所以认为仁义是真人的本性。

从“道的真性”来看，人心自然欢悦于万物，这不是外物强加给人的。只要没有违逆自然之物，人便没有什么不能感到快乐。最高的仁，表现为有所作为，却不把所做之事执著为功。这样说已经接近真意，却还没有说到根本。

后来谈到“兼爱”，认为这并非天生的德性；还说到“宁可像云行雨降那样，自然而然地施予”。所以老子认为这种说法迂曲。凡是刻意立名，往往是因为本来有所欠缺；声称自己无私，有时恰恰已经落入了私心。治理天下，只须使万物不失其所，各得其养护，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罢了。

天地有恒常的规律，树木也各有其生长立足之处，这就是所谓万物的自然本性。德在于无为，道则效法自然，又何必像急切地击鼓寻人那样，执意追求呢？这是说，人一旦丧失本性，并不是靠仁义就能恢复的。

疑独注：“征藏史”是掌管藏书的官职。孔子推行大道不成，想把自己的著作收藏在周室的藏书府中，留待后来的人。那时老聃辞官归居，孔子前去拜访他，老聃没有答应孔子的请求。

孔子曾删定《诗》《书》，修订礼乐，编作《春秋》和六纬，并阐发《易》的道理，这些合称“六经”。后来又分演为十二经加以阐说。老聃认为这些内容支离烦琐，希望孔子讲出要旨。孔子回答说，要旨在于仁义。

老聃立足于世俗范围之外，认为仁义不是自然天性；孔子立足于世俗范围之内，认为仁义是真人的本性。人心无不希望万物安乐、彼此兼爱而不偏私，这是合乎人情的自然表现；这也说明仁义出自本性。

老聃说：“唉……”原文到此未完。

后世那些刻意宣扬仁义的人，已经接近虚伪了。兼爱（不分亲疏地爱众人）仍有所牵挂，不如彻底无爱；不存私心，仍未免留下“有私”的痕迹，不如连自己的私心是什么都不知道。

孔子之所以主张兼爱、无私，是想让天下人都能得到供养。最好的办法，是顺任自然，让人们彼此亲近，却不知道这是“仁”；彼此友爱，却不知道这是“义”。从天地运行有恒常规律，到树木各自挺立，都是自然而然、无所作为，只是各自充分发挥本性罢了。任由德性自然显现，却不觉得自己在施德；顺着道而行，却不觉得自己在行道。又何必费力地把仁义标举给天下人看，试图让他们恢复本性呢？这就像敲着鼓去寻找走失的孩子一样。

详道注：老聃（老子）的学说以道、德为根本，孔子的经典以仁、义为根本。任德而行、顺道而动，天下便能无为而自然保全本性；若固守仁、遵循义，天下反而会刻意有所作为，背离真实情性。这正是庄子记述孔子言行、借此说明道理的用意。

内心与万物融洽，能欣悦万物，是“兼爱”；没有私心，是“无私”。但兼爱仍有所不爱，并非所谓至仁；真正的至仁是不分亲疏。无私若仍刻意追求，反而会留下私心的痕迹，并非所谓至义；真正的至义是不把万物当作对象来分别对待。君子之所以看重忘却仁义，是为了达到仁义的极致。

孔子曾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已经很久了。”这里说“十二经”，是把六经展开来说成十二部。

碧虚注：孔子想收藏书籍，老聃不赞成，认为这些已经陈旧的东西，就像祭祀后丢弃的草狗（芻狗），不值得留存。六经分为各类来讲，所以称为十二经。最高的仁，不用刻意作为便能成就；最高的义，不必刻意施行便能达到。顺着本性行动，怎么会是虚伪呢？内心与万物融洽，说明还不能忘情；刻意无私，也免不了留下人为的痕迹。执着于仁义之情，离道就远了。

春天生长、秋天收敛，各有恒常；白昼与夜晚、日月与星辰运行有序；星宿列布天空；飞翔的、潜沉的生物各从其类；草木丛生，各自挺立。照着这些自然规律行事就可以了，何必费力去做呢？

鬳斋说：孔子向周室请求收藏书籍，是说他向西到周地，想要观览……

孔子写书立说，反复陈述自己的主张。话说到一半时，老子认为，这些议论过于广泛空泛；孔子却以万物为乐，接着谈些浅近的话题。“几”有危险的意思。万物各不相同，怎么可能一概兼爱？这种迂曲而难以实行的主张，终究行不通。刚有了“无私”的名声，心里便已经装着一个“私”字。若想让天下万物都不失其养，就应让万物各自顺着自然造化生长，哪里容得人为强求？只须仿效自然的德性，遵循自然的法则，这样就能达到目的。打着鼓寻找逃走的孩子，是说这样做只会惊动世人，反而无济于事。

孔子眼见世道衰败、道义衰微，想把自己编述的典籍藏在周王室的藏书室里，等待后世圣人出现。他大概是不得已，才借助书面言论传给后世、建立教化，其志向也十分恳切。老子不赞同，是认为大道既然不能在当世推行，只留下古人言论的糟粕，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关于“十二经”的说法并不一致。《陆氏音义》的旧注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加上六纬，合称十二经；另有一种说法，把《易》的上下经和十翼合称十二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经”指孔子所作的《春秋》十二公经。这些解释大致说得通。总之，这里是借譬喻来表达意思，不必拘泥于具体字面。

“中其说”是说孔子的话正说到要点，只是老子认为那些话漫散而不切要。孔子说治世的关键在仁义，这是治理社会时应当优先讲求的道理。老子则认为，若仁义不是出自人的本性，就应当回归淳朴、返归根本；道与德本来就存在其中。

孔子回答说：“心中欢悦万物。”《陆氏音义》说，“物”有版本作“勿”，这里采用“勿”。“中”字应读作去声，意思是“使心中不受事物所扰”，也就是不因外物而动怒。这样看来，兼爱而无私，正是仁义之情。老子却说：“危险啊，这些话离道太远了。”因为人越是刻意无私，反而越可能成就自己的私心。

如果想让天下万物都不失其养，那么天地、日月星辰、禽兽、草木，无不各自顺遂本性、适得其宜。人的行为若能效法自然的德性、遵循自然之道，也就足够了。又何必刻意用力推行仁义？这就像打鼓寻找逃走的孩子，终究找不到。

士成绮拜见老子，问道：“我听说先生是圣人，本来不怕路远，特意赶来见您，走了几百里，脚上磨出了厚厚的茧，也不敢停歇。可如今我看您并不像圣人：墙角鼠洞旁还有剩菜，您却不顾念自己的妹妹，显得不仁；生的熟的食物摆满面前，吃不完还不断积聚，贪求没有止境。”

老子漠然不答。士成绮第二天又来拜见，说：“从前我对您有所讥刺，如今心里的偏见已经消退了。这是为什么呢？”

老子说：“那些自以为聪明、神妙、圣明的人，我早就想摆脱他们的评判了。从前你叫我牛，我便被称作牛；你叫我马，我便被称作马。若我确有这样的名实，别人给我什么称呼，我也不必推拒；若再执意争辩，反倒会招来祸患。我的行止看起来总像是顺从外在称呼，但并不是为了顺从而顺从。”

士成绮像雁一样排着步子，避开老子的身影，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继续前行，随后上前问：“该怎样修养自身？”

老子说：“你的神情严峻，目光逼人，额头高耸，张着嘴，模样像是要主持公正；又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受约束而不安。你一动就紧绷着，随时像要爆发；观察敏锐而又处处审察，聪明机巧，还显得志得意满。所有这些表现，都是不可信的征象。边境上有这样一个人，人们把他叫作‘窃’。”

老子又说：“道（万物的根本法则）广大无边，小处也不会遗漏，因此万物都在其中，无所不容；它深远幽微，无法测量。形体、德行、仁义，都只是精神的末端表现；除了至人（体道而行的人），谁能安顿好这些？至人身处世间，境界难道不广大吗？但世间之事不足以成为他的牵累。天下人争着掌权，他却不随之同行；他明察事物并不凭借虚假的东西，也不因利益而改变。他探究万物的真实，能够守住根本，所以超越天地、忘却万物，精神从未受到困扰。他通达道、契合德，把仁义放在次要位置，把礼乐视为宾客；至人的心因此有所安定。”

郭象注释说：“鼠洞旁还有剩菜”，是说老子不吝惜物品；“不顾念妹妹”，是说他不把亲近之情当作偏爱；生熟食物吃不完，是因为供给充足，所以总有剩余。万物归来，他都接纳，不人为划定界限。士成绮起初讥刺老子，是因为心中还放不下成见；后来才逐渐摆脱了这种心态。别人叫老子牛或马，他便随物接受称呼，因为名声与实际相符时，不必为毁誉动心；若把称呼放在心上，执著于名与实，就会招致祸患。所谓“顺从”，指的是外在的仪态和行为。

不因为别人的诋毁或赞誉而给自己招来祸患，所以才能不改变自己的神态。若把有意作为的做法当成常规，就不能长久保持自然的状态。

神情局促，急着向前赶路，显得不安；目光向外冲，像是在追逐外物；额头突出，神色显露；张口怒目，显得粗暴而张扬；举止拘谨，像是踮脚探看，目光里带着自矜。这些表现说明，他的心思放在奔走追逐上，不能舒展自在；行动匆忙，急着趋近或远离，对是非看得过分分明。所谓“泰”，是指超出本性、刻意表现得从容；善于显露这种从容，反而不善于守住质朴。以上这些，都是不信任本性与天命，任由毁誉牵动心神的表现，并非修身之道。

边境上也有人像你这样行事，但并不是正道之人。至人（道家所说达到极高境界的人）运用于世间，不忧虑事物繁多；他内心安静，顺应事物，任凭真性而坦然前行，从不因此受困。他以道德为进境，却以情性为根本。至人的心安定于无为（不刻意造作）。

吕注：老鼠损坏了多余的蔬菜，拿来救济贫困女子的饥饿还可以；若把妹妹丢弃，就是不仁。生熟食物摆在面前，如果不全都拿走，也可以不取；若无止境地积聚，就是不义。老子主张“绝学反朴”，即摒弃矫饰的学问、回归质朴，以真实示人。士成绮却用仁义的标准来衡量他，因此老子漠然不回应；这正是为了让士成绮的念头消退、心意收敛。

若把聪明、巧智和圣明当成可以凭自身掌握的本领，那么“绝学反朴”所指的，便是回到本来无所造作的状态。你把某事称为不仁、某事称为不义，就像别人喊我牛，我便被叫作牛；喊我马，我便被叫作马。若事物确有其实，别人给它什么名称，我也不必接受这个名称。我的态度之所以漠然，是因为如此。若开启欲望、忙于应付事务，反而会扰乱自身、无力自救，给自己招来祸患。

我所持守的是常道；持守常道，心便始终在道中。我并不是刻意做出持守道的样子，别人却把我看成勤于修行的人。士成绮虽然有些了解，却不能领会至人的心，是因为他自身的根基不足。

神态局促，像是不肯与外物交往；目光向外冲，像是在追逐外物；额头突出，显得一副质朴未开的样子；张口怒目，像是话就要冲出口；举止拘谨，表面上似乎不结党，心里却像被马缰牵住一样不得安定。行动时还刻意控制自己，并非真的能够不妄动；一旦发动，便如同弩机触发，难以抑制。若凡事都要细察明辨，就不再是含而不露的明智，而是显露聪明才巧……

把事物看得过分重大，就不是保持质朴、守住简约的态度了。上面这些做法，都是因为不相信道而已。身处边境之外，便不是在道的范围之中；偷窃，是拿取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若大处不能贯彻到底，天地便还没有超出内外的分别；若小处没有遗漏，那么秋毫也要等着被塑造成一个完整的形体。天下万物，难道还有什么是不齐备的吗？道广阔无所不容，深沉得无法测量，这就是道所以神妙的原因。道流散开来，就成为形体；失去道，便成为德；德废弛，便成为仁义。这些都是神妙之道的末流。若不是至人，谁能把这些道理厘定清楚？

世俗不足以成为牵累，所以能够舍弃世俗。天下人奋力争夺权柄，他却不跟着一起行动；能够忘却天下的人，正因为忘却天下，所以不会被利益牵着走。能够舍弃世俗，便能守住根本。神妙之道之所以受到困惑，只是因为人们不懂这些道理。对道不加阻塞，对德不加掺杂；远离仁义而不滞留其间，以宾客的态度看待礼乐而不以它们为主。做到这样之后，心才有所安定。

疑独注（《南华真经义海纂微》中的注家）：说老子住处的鼠壤里还剩着蔬菜，是说他不够洁净；说他弃置蒙昧的女子而不加教导，是说他不仁；说他面前的食物生熟不分，是说他不义；说他积聚财物没有限度，是说他不廉。这些人不了解老子，却胡乱讥讽他，所以老子漠然不作回应。

“我的心正直而能退让”，意思是：先前那种讥刺别人的心，已经消失了。巧智、神圣这些名目，终究免不了留下痕迹；老子曾想把它们全都摒弃，所以自以为已经摆脱了它们。

别人叫他牛或马，他都随别人怎么称呼。至人把万物看作一体，哪里会觉得牛和马有什么分别？有了实在的东西，才会有名称；如果确实有某种实情，别人给它命名，而自己却拒绝接受，那么名称和实情都会成为牵累，因此会再次招来祸患。若能忘掉名称和实情，不执着于物我，也不执着于毁誉、是非，任凭事物自然如此，又有什么祸患呢？

“恒”是长久的意思；“服”是使内心安定、不受动摇。老聃说，自己的心长久以来都由至理安顿着，并不是特意去压制什么才使心安定，所以毁谤和赞誉都无法侵入他的内心。

“雁行斜步、侧身避影”，是说他像跟在别人后面一样，沿着别人的脚步走，不敢走到前面去。若总是受外在的仪容规矩束缚，不能让心自在，心就会不安定，日渐躁动奔突。至于“颀然高亢，阚然……”——原文到这里中断，句意尚未完整。

声势猛烈、言辞夸张，摆出矜持的仪态，用夸大的话使人信服；表面上讲求合乎道义，实际却是在求取迎合。

像把马拴住，不让它停下躁动的心；一行动，就受外物牵制；一发动，就像弩机发射一样迅疾。明察是非，机巧聪明，却被繁多事务牵着走。这些表现，都是因为不能把道真正落实在自己身上，和边境上那个名叫“窃盗”的人并无不同。

道无所不通：大到天地，小到毫毛，无处不在。因此，万物既广阔无边、无所不容，又深远幽微、难以测度。形体还没有脱离有形之物的范围；德，是道体现在自身的样子；仁义，则是道分散显现出来的形态。这些都只是“神”的末节。若不是至人，谁能辨明根本与末节、精微与粗浅呢？

至人的心与天地造化合为一体，所以即使拥有天下，也不会被天下拖累。即使天下人都施展权谋，至人的心也不会跟着他们追逐。他明辨真实本性，不被利益改变；穷究万物的真实，始终守住根本。因此，道展开来说就是道，凝聚落实在自身就是德。道与德向前推进，仁义便退居其后；重本轻末，是自然的趋势。

礼乐是性情流散后的表现。至人不受外物役使，因此以性情为主、礼乐为宾。明白什么该进、什么该退，分清主与宾，至人的内心便有了定准。

详道注说：老子吃鼠穴边剩下的菜，并不算节俭；抛弃妹妹，也算不上仁爱；不断积聚财物，更谈不上知足。若不是真节俭，就不会爱惜外物；若不是真仁爱，就不会厚待亲人；若不是真正知足，内心便不会满足。由外在表现推察内心，由粗浅之处考察细微之处，就会认为老子不是圣人。

然而，“大节俭并非吝啬，大仁并不拘泥于仁的名目，大廉洁并不以满足自居”，这些道理不是成绮所能理解的。所以老子漠然不作答。老子本以为自己早已摆脱了机巧聪明和“圣人”的名号；成绮却说他只有圣人的名声，没有圣人的实质——这哪里算得上了解他？至于“容貌庄重”，以及达到至知、运用机巧而显得自满，这些正是老子教成绮修身的道理。经文说：“真人的容貌宁静……”

你的神情举止显得拘谨而生硬，行事只讲道义，却不能与人和合，所以看起来孤峭、局促而刻板。

郭象所说的“进趋高露、踶跂”，指的就是这种急于表现、显露在外的样子。老子说“安、平、泰”，《经》说：“心境宽广安定，就能见到泰然之境。”这不是郭象所说的那种超出本性的表现。行动时刻意自持，反而会妄动而违背大道；这与凭借智巧去追求泰然之境，以及忙乱地观察无妄之道，意思相同。

走偏了，就得不到中正；偷取来的东西，并不真正属于自己。修身之道贵在切实体现并实行它。处在偏僻的境地、靠偷取来修道的人，怎么可能真正懂得呢？大的事物必定会有穷尽，小的事物却常被遗忘；大道则既不在大的事物上有所穷尽，也不会遗漏小的事物。不过，大小都离不开有形之物；至于无形之道，并不以大小来衡量。拿大小来谈论道，也不过像捕鱼用的竹篓、捕兔用的网一样，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罢了。

精神所感应的是外物；忘掉外物，精神才能完整。心所留意的是内在；忘掉内在执念，心才能安静。天地万物属于外在，所以要排除对它们的执着，精神才不会受到困扰；仁义礼乐属于内在，所以要把它们暂且放开、置于一旁，心才有安定之处。

碧虚子注说：不能误以为老子想从粗浅的表象窥探圣人的心意。成綺又说，自己从前怀有邪念，如今已经改正。老子告诉他：“那些荒诞奇异的名目，我早已摆脱了。若把马叫作牛，不是欺骗，就是把名实混淆了。有了实物，就有相应的名称；有了名称，就会受到名称的牵累。如果反而拒绝接受它，还会招来祸患。”

“服用”是指运用。老子说，自己的运用常合于道，因此不露痕迹；他并不是拿这种合道的常用之法自夸，借此让别人看重它。

成綺恭敬地请教修身之道。老子说：“你的仪容举止乖张，精神向外奔驰；刻意造作淳朴的样子，又扬声逞威。你的神态拘谨刻板，好像拴住马匹，强行让它停住。你还没有经过调教，就勉强约束自己；行动时处处机心，安静时又多疑虑。你揣测、谋划，越过了本分，全是因为不相信这条道，所以待人处事像对待敌人一样，充满算计。”

“大到没有外边界，所以不会穷尽；小到没有内边界，所以不会遗漏。既不穷尽，也无所遗漏，因此万物都包含在其中。不能容纳万物，境界就狭窄；被外物测度，境界就浅薄。治理万物的手段，不过是至人所拥有的余绪罢了。”

世间的事物虽然广大繁多，至人（道家所说体悟大道的人）却不把它们放在心上，而是以“无名之朴”（未受人为分别、保持自然本真的状态）安定自己，所以从未被什么困扰。通达道，心便虚静无为；合乎德，便不会失去本性。把仁义放在次要位置，私心就少；把礼乐放在次要位置，欲望就少。用心能做到这样，难道还不算安定吗？

鬳斋说：吃剩的蔬菜被老鼠糟蹋，丢在昏暗的地方，这表示他不爱惜东西，所以被认为不仁。生熟食物摆在面前仍不吃尽，说明他积存的食物有余。先前人们曾讥笑他，如今他心里退然无求，不再在意这些评价。他见到这些情形之后，忽然有所觉悟：那些讲究机巧、神妙和圣智的有为之学，自己已经脱身而出，超然于其上。

别人叫我马，叫我牛，我都听任他们罢了。假如我确实做过那件事，别人讥笑我时我却拒不承认，那就是错上加错，也就是明知有错还要掩饰、继续做错。我平日的行事向来如此，并不是认定某种行为正确才刻意去做；若是刻意为之，就不能称为宁静了。并非因为“静”是好事，才特意让自己安静下来。

“履行遂进”，是说脚步一步步向前；“躡足”是轻轻抬脚渐渐前进。“崖然”是显得与众不同，“冲然”是猛然直视，“闞然”是张口瞪视，“义然”是坚硬固执。把马拴住不动，是“坐驰”的意思，指身体坐着，心神却驰逐不休。举止刻意拘谨，反应像弩机一触即发；自以为观察明察、判断精细，便显出凭借才智而骄傲自满的样子。这些表现，都是不真诚造成的。

边境一带若有这样的人，人们一定会把他指作盗贼，因为他的机心太重，不顺应自然。这样处世，必然招来祸患。

孔子、老子所说的“大”，是大到没有边际；所说的“小”，是小到没有剩余。也就是说，大到没有什么能承载它，小到没有什么能把它分割。万物没有一件能离开道，所以道兼备广阔与深邃。道显现出来，成为德、仁、义，这些都是它的妙用；若不是至人，谁能判明它们的根本与末节呢？

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足以牵累他的心；即使奋起执掌天下的权柄，心也不会随权势一同驰动。这是说他的心不动摇。他不计较利害，一心探究真理，所以能守住本然的宁静。即便超然于天地之外、摒弃万物，他的心仍不动摇，精神又有什么会受困呢？通达道与德，就是合乎自然；仁义只是次一层的东西，不是首先追求的目标。

至人把性情作为根本，把礼乐放在次要位置，因此内心能够安静沉定。

“弃妹”一词，许多注家解释不同，读音也有分歧。按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音义，旧注把它读作“末”，说这是轻弃末等学问。这里沿用这个读音，另作解释：成綺看见鼠洞旁剩下的菜叶，就怀疑老子不是圣人。他大概认为，圣人对万物不该有所舍弃或取用；菜的根部还在，却丢掉叶子，像是不珍惜东西，近于不仁。下文说“生熟不尽于前”，是说食物堆满眼前，生的熟的都吃不完。旧时有人进山访友，快到住处时看见溪水里漂着菜叶，便不再前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成綺是用世俗眼光揣度圣人，所以老子没有正面回答他。

“郤”读作“隙”，意思是空隙。老子领会了昔日那些讥刺的话，并不把它们当真。老子说：“聪明、机巧、神圣这些名目，我都已经摆脱了。别人叫我马、叫我牛，我听着就是了。你先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我，这已经说明你不了解我；如今又拿‘不是圣人’来责备我，这和随意叫我牛马有什么区别？这些称呼对我没有什么增减。”

“吾服也，常服”两句中，几个“服”字历来解释不一。按这里的意思，“服”是“服膺”，也就是认真选择并牢记在心。老子说，自己始终服膺圣道；但这不是把选择、坚守当作一种刻意追求的事情。

“履”应当指鞋子；“不躡跟”是说走路时鞋跟没有踩实，形容步履匆忙。“崖”指行走不平稳，“衝”指奔突，“頯”指高昂，“口闞”形容想说话却还没有说出口，“义”则形容人刚直、自负。这些样子就像一匹被拴住的马，停在那里却仍不安定。所谓“动而持”，是说行动时还要刻意控制自己；这不是自然的安静或自然的发动。凡是刻意把持、驱动，就会留下用心的痕迹。

“察而审知”，是把细察当作明智；“巧而睹”，则是心机显露在骄傲的神色里。世俗之人若不相信我的话，可以看看那些不走正道的人：他们的行为叫作盗窃。这是在痛切指出成綺的过失。

从“夫子曰”以下，是对成綺的教诲。道超越形体和数量，不能用大小来衡量；它广大无所不容，深远得无法测量。至于形体、德行、仁义，都只是神妙变化显现出来的末节，只有至人才能明白它们的根本。

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被天下的事务牵累；掌握天下的权柄，却不与权势和事务纠缠在一起。

外物虽然不断变化，我的心却能保持宁静。体察真正的道理，任何利益都不能使我改变。懂得万物运行的规律，便能守住根本。因此，天地也可以置之度外，万物也可以放下；精神足以驾驭外物，又有什么能困住我呢？

只有通达大道、与德性相合，仁义便会自行退居其后，礼乐也会成为宾客。至人的内心有所安定，因此足以使天下人的心也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