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注》卷4

这段文字是晋代学者郭象为《庄子·外篇·骈拇》所作的注解，讨论天生特质与人为规范的差异。

人的脚趾并生（骈拇）或手指分叉（枝指），这些是天生形成的，但在道德标准下显得多余；身上长的肉瘤（附赘悬疣）是形体自然生长的，但在天性上显得累赘。郭象指出，长的不算多余，短的也不算不足，这些异常都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外物强加。如果因为觉得多余就想割除，反而违背了大道包容万物的本意。就像脚趾连生、六指、肉瘤这些现象，虽然不符合常人的标准，但都是自然本性的一部分。

接下来批评过分追求仁义的做法：把仁义当作多种规范来使用，虽然像五脏般排列有序，却不符合真正的道德。能与万物自然契合的人不需要太多规范，执着于仁义标准的人，就像硬要把天下万物都塞进固定框架。有人听说"多"不如"少"精粹，就想抛弃多数只留少数，这等于要抛弃整个天下，实在太荒谬了。

最后总结：强行并连的脚趾只是无用的肉，多余的手指只是无用的摆设。同样，过度强调仁义就像把五脏陈列出来示众，并非道德的本然状态。郭象用这些比喻说明，人为的标准往往会扭曲自然本性。

庄子在这里批评人们过度追求外在才能而损害自然本性的现象。他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那些天生手指连在一起的人（骈拇），本是他们自然的生理特征，并非刻意追求有用。人们却常常像对待多余的树枝一样看待这种自然状态。

在仁义道德方面，人们过分追求反而走向邪路。就像五脏各有其自然功能，过度推崇仁义就像硬要五脏做超出本分的事。眼睛过度使用会沉迷五彩斑斓（如离朱善于辨色），耳朵过度使用会沉迷音乐律吕（如师旷精通音律），其实都是在扰乱自然感官。

有些人刻意拔高道德（如曾参、史鱼）来博取名声，让天下人盲目追随不切实际的标准，这比暴君桀纣的危害更大。还有像杨朱、墨翟那样沉迷诡辩，整天研究"坚白同异"这些逻辑游戏，说些无用的漂亮话，反而扰乱了正常的言论。

庄子指出，真正的危害不在于天生缺陷或才能，而在于人们总羡慕自己没有的东西。离朱的明眼、师旷的聪耳本是他们天性，但普通人非要强求这些，反而困住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保持本真状态，不刻意追求多余的东西，才是完整的人性。

这段文字讲的是庄子对"正"（正道）的理解。他用几个生动的比喻说明万物各有天性，强行改变反而会造成伤害。

就像把绳子打成结来捆瓦片，或者硬把钩子掰直、把完整的器物拆开，这些都是人为造作的做法，并非天下最纯正的自然之道。那些刻意标新立异的人，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片面的标准去强求万物。

真正的正道是让万物保持本性。比如野鸭（凫）的腿虽短，硬要接长反而让它痛苦；鹤的腿虽长，硬要截短也会让它悲伤。所以天性长的不用截短，天性短的不用接长，这样就没有忧愁了。

文中还提到仁义本是人的自然情感，但过分担忧仁义是否合乎人情，反而成了多余的忧虑。就像有人脚趾连在一起，硬要割开他会哭；手指多长了一个，硬要咬掉他也会叫。无论多出来还是少掉了，强求改变都会带来同样的痛苦。

庄子认为，唯有让万物安于本性，不强行改变天生的形态，才能让一切自然成就而不受伤害。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正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核心要义。

现在那些所谓的仁人，整天愁眉苦脸地担忧世间祸患（就像眼睛被蒿草遮住一样看不清本质）。他们推崇兼爱的行为，结果反而让天下人都跟着瞎忙活。这种用看似高尚的行为引发人们的焦虑，就像先把人推进困境再去拯救，可当今世人却把这当作仁义。

而那些不仁之人，为了贪图富贵不惜违背天性（富贵之所以让人贪求，正是因为有人刻意推崇）。如果没有这些人为树立的高尚标准，人们自然安守本分，量力而行，哪会拼命效仿别人去贪求本不该得的东西呢？

所以说，仁义难道不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吗？自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天下为何如此喧嚣纷扰？（仁义本是人之常情，但三代以后人们却喧嚷着抛弃本性去追逐表面形式，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再说，用圆规方矩来矫正事物，其实是伤害了它们的天性；用绳索胶漆来固定东西，其实是损害了它们的本性。用繁琐的礼乐来约束，用虚假的仁义来安抚人心，这都是违背自然常态的做法。

天下万物都有其自然常态：弯曲的不需要钩子来弄直，直的不需要绳子来拉直，圆的不需要圆规，方的不需要矩尺，粘合不需要胶漆，捆绑不需要绳索。万物自然生长却不知为何生长，各得其所却不知为何所得（万物自有其规律，顺其自然而不强加干预，就能浑然天成而不自知）。

所以古今本质从未改变（万物同理，与物无二而始终完整）。既然如此，仁义又何必像胶漆绳索般，强行介入自然之道呢？（顺应大道自然就能返璞归真，何必借助外物在道德间刻意作为？）这样做只会迷惑天下人（强行推行仁义，只会让人迷失本真）。小的迷惑会让人迷失方向，大的迷惑则会改变人的本性（就像东西方向颠倒，看似不同实则未变本质）。

庄子在这里批判了儒家推崇的仁义道德观念。他认为，自从虞舜（传说中以仁德治世的圣王）开始提倡仁义，天下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拼命追求仁义，反而丧失了人本真的自然状态。

真正与万物和谐相处的人，并非刻意追求"仁"，但仁德自然显现；让万事万物各得其所的人，并非刻意追求"义"，但义行自然成就。然而世人却抛弃自我本性，盲目追求外在的仁义标准，导致社会混乱。问题不在于美丑善恶本身，而在于过分推崇仁义反而成了扰乱天下的工具。

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们都为了外物而改变本性。在上古时代，人们自然无为，后来却开始崇尚"无为"的行为模式，这本身就违背了自然。即使是圣人也不得已要用繁琐的礼仪改变人们纯朴的本性，更何况普通人呢？

不同阶层的人都在为外物牺牲自我：小人为利益牺牲，士人为名声牺牲，大夫为家族牺牲，圣人为天下牺牲。就像鸟兽自然栖息觅食一样，人本该随顺自然，但世人却总是被各种外在标准所束缚。

庄子举了两个例子：臧和榖两个人一起放羊却都丢了羊，一个是因为读书，一个是因为赌博，方式不同但结果一样；伯夷为名声而死，盗跖为财利而死，虽然追求的东西不同，但都是为外物牺牲性命。这说明无论追求什么，只要违背自然本性，本质上都是在伤害自己。

在首阳山下饿死的伯夷和死在东陵之上的盗跖，虽然两人死亡的原因不同，但同样都损害了生命、伤害了本性。何必非要认为伯夷就是对的而盗跖就是错的呢？

天下人都珍惜生命，但如果过分执着追求某种东西而损害生命，那么所追求的是非对错就不值得讨论了。天下人都在为某种追求牺牲自己：那些为仁义牺牲的，世俗称之为君子；那些为钱财牺牲的，世俗称之为小人。虽然牺牲的对象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在牺牲。如果同样损害生命本性，那么盗跖和伯夷就没有区别了，又何必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小人呢？

那些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仁义上的人，即使像曾参、史鱼那样精通仁义，也不是我认为的好（"臧"指真正的善）。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美食上，即使像俞儿（古代著名的美食家）那样精通味道，也不是我认为的好。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音乐上，即使像师旷那样精通音律，也不是我认为的聪慧；把自己的本性束缚在色彩上，即使像离朱那样明察秋毫，也不是我认为的明达。

我所说的"好"，不是指符合仁义标准，而是指顺应自己的自然本性而获得的自在状态。真正的"好"不在于外在的仁义标准，而在于能够自然而然地生活，不强迫自己符合某种外在规范。

庄子在这里探讨了人的本性与外在规范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强行用仁义道德来约束人的本性，反而会伤害人的自然天性。一个人连自己的本性都不能保全，又怎能真正善待他人呢？只有顺应自然本性，才能既帮助他人又不损害自己，达到彼此都自在的状态。

关于"聪明"的理解，庄子说真正的聪慧不是去听外界的声音，而是倾听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明达不是去看外界的事物，而是观照自己的本性。如果一个人放弃自我认知而去追求外在标准，模仿他人而失去自我，就像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和伯夷（著名的贤人）虽然行为相反，但都是违背了自然本性。

庄子自谦说他愧对道德真谛，所以既不敢标榜仁义操守，也不敢放纵邪僻行为。他主张超越这些人为的规范，顺应自然，忘却名利，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在"马蹄"篇中，庄子以马为喻：马蹄能踏霜雪，马毛能御风寒，吃草饮水，自由奔跑，这才是马的自然本性。即使有华丽的马厩（义台路寝），对马来说也毫无意义。直到伯乐（古代著名相马师）出现，用火烧、剪毛、烙印、套笼头等方法驯马，结果导致十分之二三的马死亡。庄子借此说明，人为的干预往往会破坏自然本性，所谓的"善治"反而带来伤害。

孙阳（即伯乐）擅长驯马，因此得名。所谓"雒"（指用烙铁烫马做标记），"剔"（修剪马毛），"刻"（削马蹄甲），"雒"（给马套笼头勒紧）都是驯马的手段。让马匹挨饿受渴，驱赶它们狂奔，强迫它们列队整齐——前面有嚼铁束缚，后面有鞭子威胁，这样驯养的马匹已经死了一大半。

真正会养马的人，应该让马发挥天性。如果强求马匹做超出本性的事，就会导致大量死亡。如果顺应马匹的天性，让劣马良驹各尽其能，即使跑遍天涯海角，所有马匹的本性都能保全。但有些人听说要顺应马性，就以为该放任不骑；听说无为而治，就说走路不如躺着——这种理解完全背离了庄子的本意。

陶匠说："我擅长制陶，圆的合圆规，方的合规矩。"木匠说："我擅长木工，弯的合曲尺，直的合墨线。"但黏土和树木的本性，难道就愿意被规矩绳墨束缚吗？可世人却称赞伯乐会驯马、陶匠木工会整治材料，这正是治理天下者的通病。世人认为顺其自然不加雕琢就是不会管理，非要扭曲本性、强行改造，直到把事物弄死才叫"善于治理"，这不是很荒谬吗？

我认为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不是这样。百姓自有常性：织布穿衣，耕田吃饭，这就是共同的天性（百姓的天性小异大同，衣食需求不可剥夺，耕织劳作不可废除，这是天下共通的道理）。

这段文字讲的是庄子理想中"至德之世"（道德最完美的时代）的景象，以及后来人为的仁义礼乐如何破坏了自然本性。

在最完美的道德时代，人们的行为自然朴实，走路稳稳当当，眼神专注不游移（这是内心满足、无所贪求的样子）。那时候，山上不需要开辟小路，水泽不需要架设桥梁（因为人们不贪图非分的利益，安于自家生活就知足了）。万物共同生长，乡邻和睦相处（大家混沌蒙昧却各得其所，整个世界都恬淡无争，哪会分什么国别家异）。禽兽成群结队，草木茂盛生长（各自满足天性而没有互相吞食的欲望，所以万物都能保全）。因此禽兽可以让人拴着游玩，鸟鹊的巢穴可以爬上去窥探（因为人类不伤害它们，所以动物都很温顺）。

在至德之世，人类和禽兽同居，与万物并存，哪里需要区分什么君子小人呢？大家都没有机心，所以道德不会丧失（一旦有了机巧之心，就会用"善"的标准破坏自然之道）；大家都没有贪欲，这就叫"素朴"（一旦产生欲望，就会用修饰破坏本性）。保持素朴，百姓的本性就得以保全（不需要智巧和欲望来烦扰他们）。

等到所谓的"圣人"出现（这里说的圣人是指人们效仿的榜样），开始费劲地推行仁，勉强地施行义，天下就开始产生疑惑了；放纵地制作音乐，烦琐地制定礼仪，天下就开始分裂了（圣人的事迹一旦彰显，仁义就变得虚伪，礼乐就背离本性，只剩下表面的形式了）。

所以说：完整的木头不被雕刻，怎么会有祭祀用的酒器？洁白的玉石不被毁坏，怎么会有珪璋礼器？自然道德不被废弃，哪里需要仁义？真实性情不被扭曲，哪里需要礼乐？

庄子在这里批评了人为的礼乐制度对自然本性的破坏。他用几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工匠把完整的木头雕刻成精美器具，看似创造了美，实则破坏了木材的自然状态。同样，圣人制定仁义道德规范，表面上是教化民众，实际上扭曲了人纯真的本性。就像马儿原本在草原上自由奔跑，一旦被人套上马鞍辔头，它们就开始耍心眼、尥蹶子，这都是驯马师伯乐强行改变马的天性造成的恶果。

上古赫胥氏（传说中无为而治的帝王）时代，人们吃饱了就开心游玩，生活简单快乐。等到圣人出现，用繁琐的礼乐约束行为，用仁义标准要求人心，人们反而开始钩心斗角、追逐利益。这些社会乱象，恰恰是圣人推行教化的过错。

文中特别提到"胠箧"（撬箱子的小偷）的比喻：普通人防备小偷会捆紧绳索、加固锁具，但大盗来了直接连箱子一起搬走——越是制定严密的礼法，越可能被大盗（指统治者）所利用。庄子认为，与其用人为规范束缚本性，不如保持质朴自然的状态。

这些比喻都在说明：过度的人为修饰会破坏事物本真，繁琐的礼法制度会扭曲人的天性。真正的道德应该像上古之人那样自然流露，而不是靠外在规范强求。

这段文字讲的是，世俗所谓的智慧和圣人之道，往往反而被大盗利用。就像用绳子捆扎、用锁头加固东西，看似牢固，其实防不住大盗。世俗推崇的智者和圣人，他们的方法不正是为大盗积累财富、看守财物吗？

比如齐国，各地相邻，鸡犬相闻，渔猎农耕的范围有两千多里。他们建立宗庙社稷，治理城乡的方法都是效法圣人的。然而田成子（齐国权臣）却杀了国君，盗取了齐国。他不仅窃取了国家，连圣人制定的礼法也一并盗用。田成子虽有盗贼之名，却像尧舜一样安稳，小国不敢指责，大国不敢讨伐，子孙十二代统治齐国。这不正是偷了齐国，又用圣人的礼法来保护自己这个盗贼吗？

再说古代四位贤人：龙逄被斩首，比干被剖心，萇弘被车裂，伍子胥被抛尸江中。他们如此贤能，却免不了被暴君杀害。这说明暴君也会利用圣贤之道来作恶。圣人的方法就像脚印，是过去的东西，不能应对变化。执着于这些旧方法去应对无常的变化，只会让国家被人把持。

这段文字通过历史典故和寓言故事，揭示了社会规范的双重性。文中首先指出，像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之所以能滥杀贤人而不受反抗，正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圣人所制定的礼法制度。就像周朝人残忍杀害忠臣苌弘（被剖腹挖肠），吴王夫差将伍子胥的尸体投入江中一样，暴政往往披着合法外衣。

接着用盗跖（古代传说中的大盗）的故事说明：连强盗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猜测屋内财物是智慧，带头闯入是勇敢，最后撤退是义气，判断行动时机是明智，分赃公平是仁德。这五种品德本应用来防范盗贼，却被盗贼反过来利用。由此可见，好人需要圣人之道才能立身，坏人同样依靠圣人之道才能横行。

作者深刻指出：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因此圣人之道给天下带来的好处少而害处多。但完全废除圣人之道也不行，因为人们总在追求私利，需要某种规范来维持秩序。就像嘴唇没了牙齿会寒冷，鲁国的酒淡薄却导致赵国被围（典故说明事物间存在意外关联），圣人的出现本为治世，却意外导致大盗横行。这种矛盾现象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圣人虽然不刻意追求权势，但人们总会效法其做法，结果反而被暴君盗匪所利用。

这里讲的是春秋时期一个典故：楚国召集诸侯会盟，鲁国和赵国都向楚王献酒。鲁国的酒淡薄，赵国的酒醇厚。楚国管酒的官员向赵国索要好酒被拒绝后，一气之下把两国的酒调换了，向楚王谎报说赵国进献的是劣酒。楚王因此发兵围攻赵国的邯郸。

这段文字通过这个典故说明：过分推崇圣人反而会助长盗贼。因为当天下人都崇尚圣人制定的规范时，狡猾之人就会利用这些规范谋私利。就像山谷中的水干涸了，山谷自然显得空旷；丘陵被铲平了，低洼处自然会被填满。真正的治世之道不在于树立更多圣人典范，而在于让人们回归质朴本性。

文中尖锐指出：圣人制定的度量衡会被盗贼用来偷窃，制作的印章信物会被盗贼仿造，提倡的仁义道德也会被盗贼利用。就像偷个小钩子的人会被处死，但窃取整个国家的人反而能成为诸侯——这些诸侯门前，照样挂着仁义的招牌。这说明外在的礼法规范若不能使人真心向善，反而会成为大盗们欺世盗名的工具。

作者主张：与其用严刑峻法和圣人典范来约束世人，不如引导人们减少欲望、回归本真。当人们不再盲目崇拜圣人制定的规矩时，那些假借圣人之名行骗的"大盗"自然就失去了生存土壤。

庄子在这里深刻批判了世俗推崇的仁义道德和礼法制度。他指出，那些标榜仁义的人实际上是在利用仁义之名行盗窃之实，诸侯们更是公然窃取这些道德规范来为自己谋利。

即使设立高官厚禄（轩冕）的奖赏和刀斧砍杀（斧钺）的刑罚，也无法阻止这种大盗行为。因为这些重赏重罚的制度，反而被大盗们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表面上推行仁义，使用度量衡（斗斛权衡）和印信（符玺），实则将这些公共工具变成私人统治的手段。

文中提到，盗跖这样的大盗之所以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圣人制定的这些礼法制度给了他可乘之机。就像鱼不能离开水，国家的治国利器也不应该轻易示人。圣人制定的这些治国方法（利器），反而成了盗贼们利用的工具。

所以庄子主张：彻底抛弃圣智礼法（绝圣弃知），大盗才会消失；丢弃珠玉珍宝（擿玉毁珠），小偷小摸才会绝迹；烧毁印信符节（焚符破玺），百姓才能回归淳朴；打破度量衡器（掊斗折衡），人们才不会争斗。只有彻底破除这些人为的制度规范，天下才能真正太平。

注：括号内的术语解释：

1. 轩冕：古代高官的冠服，代指高官厚禄

2. 斧钺：古代刑具，代指严刑峻法

3. 斗斛权衡：古代度量衡器具

4. 符玺：印章和符节，代指官方凭证

5. 盗跖：春秋时期著名大盗，在文中象征窃国大盗

当统治者不再用圣人之法约束百姓时，民众才能真正参与讨论（外在没有强制矫正，内心就能保持纯朴本性，不会说出违背本心的话）。搅乱六律音阶、销毁竽瑟乐器，堵住师旷（古代著名乐师）的耳朵，天下人反而能保全天生的听力。

毁掉华美纹饰、拆散五彩图案，粘住离朱（传说中视力极佳的人）的眼睛，天下人反而能保持自然视力。（声色之美本是耳目健全者所追求的，但若过分追求这些外在享受，反而会迷失本性。只有抛弃这些外在诱惑，顺其自然，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视听能力才能真正保全。）

折断钩绳、丢弃圆规方矩，折断工倕（尧帝时的巧匠）的手指，天下人反而能展现真正的技艺。所以说最高明的技巧看起来反而笨拙。（就像蜘蛛结网、屎壳郎滚粪球，这些看似低等的生物都有与生俱来的本领。如果硬要万物都学习同一种技巧，表面看似精巧实则笨拙。善于用人者会让方形物做方的事，圆形物做圆的事，各尽所能。不强迫百姓都具备工倕那样的巧技，看似笨拙却让万物自然发挥，这才是大巧若拙的真谛。）

铲除曾参、史鰌的德行榜样，封住杨朱、墨翟的嘴巴，抛弃仁义说教，天下的道德才能回归自然本真。（去除那些扰乱群体的标杆，世人才能回归本真状态，与玄妙的大道合一。）当人们保持自然视力，天下就不会被炫目之物迷惑；保持自然听力，就不会被靡靡之音拖累；保持自然智慧，就不会陷入困惑；保持自然德性，就不会走向邪僻。像曾参、史鰌、杨朱、墨翟、师旷、工倕、离朱这些人，都是向外标榜某种德行，反而像火把一样扰乱了天下。（这些人各自禀赋超群，引得天下人争相效仿。盲目效仿就会丧失自我，这种迷失正是由他们引起的。所以说天下最大的祸患，就在于这些标新立异的"榜样"。）

这里讲的是，当人们失去自然本性时，再多的规矩法度也没用。真正有用的法度，应该顺应人的自然能力：眼睛能看多远就看多远，所以大家都能看得清楚；耳朵能听多远就听多远，所以大家都能听得明白；做事不超出能力范围，所以各种技艺都能精通；知识不超出认知范围，所以各种性情都能适应；德行不超出本分，所以各种品德都能恰当。何必设立超出人性本分的规矩，让天下人疲于奔命而无法回归本性呢？

你难道不知道道德最完美的时代吗？那时候有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等十二位上古帝王（这些都是古代圣王）。那时人们结绳记事就够用了，吃得简单却觉得香甜，穿得朴素却觉得美丽（因为知足所以常感甘美，安于现状所以常觉美好，如果追求奢侈就永远不满足）。人们安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安居乐业，邻国之间能互相看见，鸡鸣狗吠都能听见，但人们到老死都不互相往来（因为无欲无求）。这样的时代就是最完美的治世。

可现在呢？人们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听说某地有贤人就背着干粮去追随，结果家里抛弃亲人，外面离开君主，足迹踏遍诸侯国境，车马往来千里之外（最完美的治世痕迹反而导致这样的弊端）。这都是因为在上位者过分推崇智巧的过错啊（指那些喜好智巧的君主，因为推崇智巧才会有这种过失）。如果君主真的只推崇智巧而不遵循大道，天下就会大乱。

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你看：弓箭、弩机、捕鸟器具的智巧多了，天上的鸟就乱飞；鱼钩、鱼饵、渔网的智巧多了，水里的鱼就乱游；陷阱、罗网、捕兽器具的智巧多了，沼泽里的野兽就乱跑（政令越严密，逃避的方法就越巧妙，连禽兽都难以用智巧来管理，何况是人呢？所以治理天下的人啊...）。

这里讲的是过度追求智巧会导致天下大乱。文中列举了各种捕猎工具（罾是鱼网，笱是捕鱼竹笼，罗是捕鸟网，罘是捕兔网），比喻人们用各种机巧手段来获取外物。

智谋欺诈就像慢性毒药，那些辩论"坚白同异"（战国名家公孙龙等人的哲学命题）的诡辩之术，会让普通人感到困惑。统治者追求过多智巧，百姓就无法安于质朴本性。人们总想追求自己不知道的，却忽视已经明白的道理；总是批评别人做得不好的，却看不到自己所谓"善行"中的问题。

这种状况导致天地失序：日月失去光明，山川精气消散，四季运行混乱。连最微小的爬虫和飞虫都失去了自然本性。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统治者放弃淳朴百姓，偏爱奸佞之徒；舍弃清净无为，热衷说教训导。这种喋喋不休的说教（啍啍），正是扰乱天下的根源。

注：文中提到的"恬淡无为"是道家核心思想，主张顺应自然、减少人为干预；"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道家常将其视为道德渐衰的时期。

庄子在这里谈论治理天下的道理。他说，真正高明的统治者不是去强行管理百姓，而是让万物自然发展（这就是"在宥"的意思，"宥"是宽容、自在的意思）。如果统治者强行干预，反而会让天下混乱。

人的本性原本是纯朴正直的，如果不去扰乱它，自然就能保持良好状态。但统治者一旦有所作为，百姓就会跟着效仿，这样就会产生贪欲，使本性变得放纵。所以圣王可贵之处不在于善于治理，而在于能够无为而治，让万物自然运行。

尧治理天下时，让百姓欢欣快乐，看似很好，但这其实扰乱了人本性的平静；桀治理天下时，让百姓痛苦不堪，这当然更不好。这两种做法都违背了自然之道，都不是真正的德性，这样的统治不可能长久。

庄子进一步用阴阳理论解释：过度欢喜会伤害阳气，过度愤怒会伤害阴气。阴阳失调就会导致四季混乱，寒暑失常，反过来又会伤害人的身体。使人喜怒无常，生活不安定，思考问题不得要领。这些都是像尧、桀这样的统治者造成的后果，他们让百姓情绪波动太大，扰乱了自然规律。

最后庄子指出，正是这种治理方式导致了社会上出现各种极端行为：有人变得高傲偏激（乔诘卓鸷），有人像盗跖那样为非作歹，也有人像曾参、史鱼那样刻意追求善行。即使用全天下的财富来奖赏善行也不够，因为这种人为的善行本身就是不自然的。

《莊子注》白话解读

论赏罚

惩罚恶人，并不能真正“压服”天下——人只因害怕受罚才停下作恶，所以单靠惩罚无法长久取胜。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世人忙忙碌碌，把赏罚当成治国头等大事，哪里还有工夫安顿自己的性命之情（本然的生命状态与天性）？

忘却不执着于赏罚，顺性而为、善待性命，才算真正自足。赏罚本是圣王用来区分功过、与之相应的手段，并不是主要用来让人畏惧的。道理到了极致，就该把赏罚也放下，才能复归至一（浑然一体的自然之道）。可是三代以后的人只追着赏罚的形迹跑，终日与这些痕迹较劲，把所寄托的规矩当成正事，性命之情又怎能安顿？

八种“偏说”之害

而且，偏说美色，是在色上放纵；偏说聪敏，是在声上放纵；偏说仁，会扰乱德；偏说义，会违背理；偏说礼，会互相炫技；偏说乐，会互相沉溺淫靡；偏说圣，会互相卖弄才艺；偏说智，会互相挑毛病。合乎理而不偏执，就不会过分欢喜；一欢喜过头，淫乱悖逆的祸患就来了。“相”在这里是彼此助长、较劲的意思。

天下若能安顿性命之情，这八种偏说有也行、没有也行——存亡不必执着，任随各自所受的分际，性命就安了。若天下不能安顿性命之情，非要留住这八种偏说，就开始蜷曲束缚、装模作样，把天下搅乱：一定要守住这八种，就不能纵任自然，于是扭捏、包裹、做作一番。

更糟的是，天下人反而尊崇、珍惜它们——世人迷惑至此！本来放不下就已经错了，还要当成宝贝来尊，岂不更加迷惑？岂止是“路过又扔掉”那么简单？还要斋戒了才开口讲，跪着坐着才呈献，击鼓歌舞才表演——若我（庄子/注者）也这样，又成什么了？

所以君子不得已而治理天下，不如无为。无为并不是拱手沉默、什么都不做；无为之后，才能安顿性命之情。

庄子在这里阐述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思想：

首先指出，统治者若能以珍视自身生命的态度治理天下，才配托付天下；以爱惜自身的心态治理天下，才值得寄托天下。如果轻贱自身去追逐利益，牺牲本真去迎合外物，连自身都不得安宁，又如何能治理好天下呢？

真正的君子应当保持内在自然状态：不损耗五脏元气（指保持身心和谐），不炫耀聪明才智（指不刻意作为）。看似静如枯木却暗藏龙威，沉默如深渊却能发出雷霆之声（形容动静皆合自然）。精神与天道相合，从容无为而万物自然运行如尘埃飘动，哪里还需要刻意治理天下呢？

崔瞿向老子请教如何安定人心。老子告诫说：千万不要扰乱人心。人心受压抑就消沉，受刺激就亢进（指容易受外界影响），这种上下波动会束缚伤害本性。唯有保持柔弱，才能化解刚强（指以柔克刚）。人心若被世俗规矩雕琢，就会像火烧般焦躁、如冰封般冷酷（指人为造作带来的极端情绪）。

人心的变化速度极快，片刻间就能遍及四海（形容影响力大）。静时如深渊般沉稳，动时如悬天般高远（形容动静皆宜）。但人心一旦骄纵起来，就像脱缰野马难以约束（强调顺应自然的重要性）。最后以黄帝为例（暗示上古圣王也是顺应自然治世），说明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不去强行控制人心。

黄帝最初并不是刻意推行仁义，而是与万物自然融合，仁义的迹象自然显现。后人看到这些迹象，就拼命效仿，结果反而让万物受到束缚。

尧舜为了推行仁义，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耗尽五脏精气来维护仁义，用尽心血制定法度，却还是力不从心。尧不得不流放欢兜（传说中的凶兽）到崇山，驱逐三苗（古代部族）到三峗，把共工（水神）赶到幽都，这都是因为无法完全治理好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更加混乱了。

其实尧舜这些帝王的名号都只是表象。圣人本质相同，只是时代不同才有了尧舜汤武这些不同称号。表面上的差异不足以说明圣人的实质，尧舜岂止是史书记载的那样简单？

后来世间出现了夏桀、盗跖这样的恶人，也有曾参、史鱼这样的贤者，儒家墨家纷纷兴起。人们互相猜忌、欺骗，善恶互相攻击，真假互相讥讽，天下就衰败了。因为大家不能安于本性，强求一致反而使生命本质支离破碎。

世人追求智巧，百姓的需求永无止境。于是用斧锯来规范，用绳墨来限制，用椎凿来裁决，把人的天性雕琢得面目全非。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于扰乱了人心。

结果贤人隐居深山，君王在朝堂上忧心忡忡。其实只要顺应自然，让贤愚各安其位，贵贱各得其所，君臣上下各守本分，天下就不会有祸患。那些刻意标榜的行为，只会搅乱人心，使世人奔波追逐而不得安宁，中等才智以下的人无不粉饰本性来博取虚名。

这段文字批评了当时社会乱象和儒家墨家的虚伪主张，核心意思是：

现在世上被处死的人尸体互相堆叠，戴着刑具的囚犯摩肩接踵，受刑的人随处可见。而儒家墨家之徒却还在枷锁之间挥臂高谈阔论，真是太不知廉耻了！这些迂腐儒生死守旧规，不仅不想着改变现状，反而变本加厉地用旧方法治理乱象，简直无耻至极。

刑具需要榫卯（木工连接结构）才能固定，枷锁要靠凿孔和榫头才能使用。同样，所谓的圣智仁义看似能使人远离犯罪，但过分推崇这些反而会催生虚伪狡诈。百姓越是崇尚这些，作奸犯科的手段就越多。只有抛弃这些刻意的标榜，人们才不会弄虚作假，这样刑具枷锁自然就用不上了。

谁能料到，曾参（儒家孝子典范）和史鱼（卫国忠臣）的美德，反而可能成为夏桀、盗跖这类暴君强盗作恶的工具呢？所以说：抛弃所谓的圣智，天下才能真正太平。

后面提到黄帝的故事：黄帝在位十九年时，听说广成子（传说中的仙人）住在崆峒山上，便去请教："听说您通晓至高无上的道，请问道的精髓是什么？我想汲取天地的精华来促进五谷生长养育百姓，还想调和阴阳来帮助万物生长，该怎么做呢？"

这段文字通过三个层次展开：

1. 先描绘当时严刑峻法的社会现状

2. 指出儒家墨家主张的仁义道德在实际中反而成为制造虚伪的工具

3. 最后提出解决方案——回归自然无为的"至道"，并以黄帝求道的故事作为例证

广成子（传说中得道高人，一说即老子）对黄帝说：你想问的是道的本质，但你想管理的却是事物的细枝末节。自从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还没聚集就下雨，草木未枯黄就凋零，日月光芒日渐黯淡。那些谄媚之人的狭隘心思，哪配谈论至高大道？

黄帝听后便放下政务，建造静室，铺白茅为席，独居三个月后再次拜访。广成子头朝南躺着，黄帝恭敬地跪行上前，叩首请教："听说您通晓至高大道，请问如何修身才能长生？"广成子猛然起身赞叹："问得好啊！"

他传授道：至高大道精微玄妙（指道无形无相的本质），其极致是混沌静默的状态。要做到不刻意看、不刻意听，保持心神宁静，形体自然端正。必须保持清净，不过度劳累身体，不耗散精气，这样才能长生。眼睛不执着所见，耳朵不执着所闻，内心不执着所知，让精神守护形体，形体才能长久。

关键要谨慎守护内在精神（指保持本性纯真），隔绝外界干扰（指安守本分），过多智巧反而会带来损害。这里强调修道要返璞归真，过度用智、刻意作为反而违背自然之道。

这段文字描述了广成子（道教传说中的仙人）向黄帝传授大道真谛的对话，展现了道家对阴阳本源和长生之道的理解。

广成子说："我将带你抵达光明的极致，那是纯阳的本源；也将引你进入幽暗的玄门，那是至阴的根本。阴阳的本源就在这光明与幽暗的极致处。天地自有其运行规律，阴阳自有其归藏之所，你只需顺其自然，谨慎守护自身，万物自会昌盛。我持守大道纯一，安处阴阳调和之境，因此修身一千二百年，形体从未衰老。"这是在说明通过把握生命本源、达到长生境界的修行方法。

黄帝听后恭敬行礼，称广成子已与天道合一。广成子继续开示："万物变化无穷，世人却总以为有终点；万物深不可测，世人却总以为有极限。得道之人，在上可成圣皇，在下可为贤王；失道之人，在上只见浮光掠影，在下沦为凡土。万物都从土中生，又回归于土，所以我将离你而去。"这里揭示了道家"万物循环"的宇宙观。

广成子最后描述自己的境界："我将进入无限之门，遨游无极之野。我的光明与日月同辉，我的存在与天地共存。来时不觉得靠近，去时不觉得远离。众人都走向死亡，而我独存于世。"这展现了修道者超越生死、与造化同游的至高境界。

后文提到云将（云神）遇见鸿蒙（元气未分时的状态），鸿蒙正拍着大腿像雀鸟般跳跃游玩。这个场景用寓言方式表现"道"的自然无为状态，当云将惊讶询问时，鸿蒙仍继续着天真自在的动作不作回答，暗示大道至简、无需言说的深意。

云将（云神将领）仰头看着鸿蒙（混沌元气化身的仙人），叹息道："天地之气不调和，四季运行紊乱。我想调和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精华来养育万物，该怎么做？"鸿蒙拍着大腿雀跃转身，连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三年后，云将东游到宋国郊野又遇鸿蒙。云将欣喜地快步上前说："您忘记我了吗？"恭敬行礼后请教。鸿蒙回答："我自在遨游无所追求（却自然得到所需），随心漫游无所定向（却自然到达该去之处）。真正的逍遥是保持本真状态观察万物（内心充实的人看万物都自然合理）。我还能知道什么呢？"

云将说："我本想随心漫游，百姓却跟随我；我不得已管理他们，现在百姓都在效仿我。请指教。"鸿蒙说："扰乱自然规律、违背万物本性，连上天都不会成全。就像拆散兽群会让鸟儿夜鸣（破坏它们的安宁），灾祸波及草木昆虫（都因人为干预受害），这都是治理者的过错啊（刻意治理反而引发混乱）。"

云将问："那我该怎么做？"鸿蒙感叹："你中毒太深了！（指被治理观念束缚）飘飘然回去吧（建议回归自然状态）。"云将坚持请教，鸿蒙最后说："修养你的本心。（心灵因刻意作为受伤，最好的修养就是顺其自然）你只管安居无为..."

庄子在这里阐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他说，当你放下人为的造作，万物就会自然演化。要忘掉自己的身体，抛开聪明才智，与万物融为一体（"伦与物忘"）。这样就能达到与自然元气（"涬溟"）合一的境界，心神解脱，如同没有魂魄般空灵自在。

万物纷繁复杂，最终都会回归本源。这种回归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刻意去追求反而会背离本真。保持混沌无知的状态（"浑浑沌沌"），才能终身不离根本。如果总想用智巧去认知，反而会失去本真。不要追问名相，不要探究情状，万物自会按其本性生长。

云将（虚构人物）领悟到：上天赐予我德行，又让我懂得沉默。躬身实践这些道理，现在终于有所领悟。

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认同自己，厌恶不同意见。总想标新立异突出自己（"出乎众为心"）的人，其实反而不能真正超脱大众。因为当大家都想标新立异时，这种"标新立异"本身就成了新的从众行为。真正的超脱是与众人和谐共处却不随波逐流。

个人的见识终究有限，不如集思广益。如果想靠一己之力治理国家，就像试图用个人力量对抗千万人，必定会陷入困境。这里强调要顺应大众智慧，而非强求个人主张。

这里讲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些只看到夏商周三代圣王（三王）治国的好处，却看不到其中隐患的人，就像是想掌控国家却不顺应百姓意愿，只按自己想法行事的人。

这种人只贪图古代圣王统治万物的利益，却看不到自己这样做的危害。其实三代圣王之所以能带来好处，哪里是靠强行作为呢？他们是顺应天下自然规律罢了。像这样靠侥幸心理治理国家，能有几个不亡国的？真正能保全国家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而亡国的可能性却是百分之百。

因为治理天下需要与百姓相互配合。如果一个人独断专行，天下就会闭塞不通。这样不仅自身难保，还会连累各方百姓。可悲啊，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拥有疆土就意味着拥有"大物"（指国家这个庞大的存在），而真正能驾驭"大物"的人，必须不被具体事物所束缚。

只有不被事物牵制，才能真正驾驭万物。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仅能治理天下，更能自由往来于天地四方（六合），遨游九州。他们独来独往，这才是真正的"独有"（独立超然）。这种真正独立的人，才是最高贵的。他们不刻意追求高贵，但众人不得不尊敬他们。

真正伟大的人（大人）教化百姓，就像形体产生影子、声音产生回响那样自然。百姓的心就像形体和声音，圣人的教化就像影子和回响。这才是最自然、最高明的治国之道。

这段话讲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心就像影子回响一样，会自然地回应外界事物。当有人提问时，就如实回答；让万物都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本性，这样就能与天地自然相配。

真正的智者就像寂静无声的空间，行动没有固定方向，随顺万物变化。引导万物回归本然状态（这就是最高境界的无为）。就像手持物品又放开，让它们自然活动。这样就能遨游于无始无终的境地，出入没有边界，与日月一样永恒更新。

人的形体虽然有限，但精神可以与天地合一。达到这种"大同"境界时，就会忘记自我。没有自我执着，又怎么会被外物束缚呢？古代君子执着于"有"的境界，只能获得美名；而体悟"无"的人，才能成为天地的知己。

看似低贱的万物不可轻视，卑微的百姓不可忽视（顺应他们的本性才能治理好）。隐藏的事情也需要处理（但要顺其自然），粗浅的法则也要阐明（因为法度是玄妙之事的体现）。看似遥远的道义要坚守（正因为超脱才显高远），亲近的仁爱要推广（过分亲近反而偏颇），繁琐的礼仪要积累（通过具体实践才能周全），适度的节制要保持（但不可过度）。

这段文字阐释了道家思想中德、道、天的本质关系。首先说明，不刻意追求高尚才是真正的德（即使行为看似适中，如果不是出于本性也不算真正的德）；道虽然本质统一，却需要顺应变化（刻意追求统一反而违背了道的本质）；天虽然神妙莫测，却不会刻意不作为（如果固执地不作为，就算显得神奇也不是天道）。

圣人效法这些原则：观察天道却不强行干预（顺其自然），成就德行却不被其束缚（自然达到高尚境界），遵循道却不刻意谋划（不刻意追求反而能自然统一）。在仁爱方面不依赖（依赖就会局限），在义理方面不刻意积累（顺应本性自然远离功利），应对礼仪不拘束（自然反应而非刻意避讳），处理事务不推诿（根据事理自然应对），运用法度不混乱（以精妙方法驾驭粗浅事务），依靠民众却不轻率（尊重民众自主性），顺应万物而不离其本质（随顺万物本性而不改变其根本）。

最后指出：不明白自然天道的人，德行就不纯粹；不通达大道的人，做什么都会失败。天道就是无为而自然尊贵（在上位却让万物自主发展），人道则是有为而自我束缚（把有为当作负担就不能顺应自然）。天道如同君主（像天一样让万物自主发展就自然处于上位），人道如同臣子。

这里讲的是天道（自然规律）和人道（人事法则）之间的巨大差异。天道就像君主那样无为而治，百官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亲自参与具体事务。臣子们虽然忙碌，但君主保持超然。

关键在于：君主通过"不作为"反而能达到自然和谐的状态，臣子通过"有所作为"来完成具体事务。这种劳逸分工的本质截然不同，就像天与地的差别。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会导致君臣关系混乱、上下失序。

（注：这里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君主效法自然之道，不过多干预，让系统自然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