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笈七籤》卷1

《老君指归》说：在至高的道理中，没有什么比“道德”更高；其次，没有什么比神明更大；再其次，没有什么比太和（万物和谐融通的状态）更大；接着，没有什么比天地更尊崇；没有什么比阴阳更显著；没有什么比大圣（德行与智慧极高的人）更明白。

道德可以遵循，却不能追问到底；神明可以存养，却不能任意施展；太和可以体会，却不能靠人为改变；天地可以顺应运行，却不能用言辞尽述；阴阳可以运用，却不能完全传授；大圣可以观察效法，却无法用言语说尽。

所以，人的测量和推算所能触及的，只是有限的知识；知识所能认识的十分浅薄，所能做成的也十分微小。众多之物无法逐一计数，极大之物无法度量。微妙深奥的道理，不是知识所能测知的；圆满至极的成就，不是人为所能取得的。天地间的祸乱和灾患，也不是单靠具体事务就能克服的。

因此，不可言说的“道”与“德”，才是治理的根本；没有固定名号的“名”，虽无意建立功绩，却是万物变化的根源。

然而，君王一旦刻意有所作为，天下人便生出种种欲望。他们舍弃淳朴敦厚，转而追求浮华；把清明的教化变得浑浊，开启人的耳目，让人沉迷声色；用五味满足口腹，用功名德行取悦人心，再以仁义教化，以礼法规约百姓。百姓就像从沉睡中醒来、走出昏暗的房屋，登上山丘眺望四方，看见星辰日月。于是，教化可以宣讲，德行可以列举，功绩可以陈述，名号也可以分别。

由此可知，人们一旦远离根本，邪僻虚伪就会兴起；道德受到遮蔽，神明便被隔断；各种祸患接连萌生，太和也随之消散。天下人惶惶不安、迷惑失措，在是非纷争中奔忙，失去了顺其自然的节度。情欲改变了人原本的性情，与万物纠缠混杂，使人憔悴枯槁、面色黯黑，满腹忧患；活着不得安宁，也不以当下的生活为乐，甚至折损天年。这一切都是伤害与暴虐造成的。因此，君臣彼此忧心忙乱，父子彼此牵挂不舍。

兄弟之间彼此忧愁，神情凄苦；百姓心怀恐惧，身子也因害怕而发抖。人们彼此纠缠，可能很快就招来死亡和祸患。父子依恋不舍，兄弟忧愁悲伤，早晚问安、出门告别和回家问候也都显得拘谨刻意，这些都可能带来夭折和伤害。臣子见到君主时，脸色紧张得失去常态，急忙上前用力行礼，缩着肩、夹着肘，叩头跪行，以此显示君主的威严；这反而说明君臣之间并不亲近。

因此，可以用言语说出的“道”，只是显明出来的道德规范，并非自然而然的常道；可以用名称标举出来的名，只是显赫的功名，并非本来真实的名。

《老君指归略例》（解释老子思想的篇章）说：万物得以生成、功业得以成就，根源必定在无形之中；形体从无名中产生。无形无名，是万物的根本。它不温不凉，不属宫调也不属商调：听它听不见，观察它看不出，触摸它无法感知，品尝它也没有味道。因此，它作为事物，是浑然一体的；作为形象，没有具体形状；作为声音，是极微弱、听不见的声音；作为味道，也没有固定的呈现。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万物的根本，贯通天地，使万物都能由它而行。

如果它是温的，就不能同时是凉的；如果它属于宫调，就不能同时属于商调。凡是有形的，必然有所区别；凡是有声的，必然有所归属。所以，呈现为具体形状的形象，不是最大的形象；发出具体声音的声音，也不是最大的声音。

不过，若四种具体形象都不显现，最大的形象便无从展现；若五种音调都不发出，最大的声音也无从显现。等到四种形象显现，而万物又不被某一具体形象限定，最大的形象便得以畅达；五种音调发出，而人心又不被某一种声音束缚，最大的声音便得以实现。所以，掌握“大象”（无形而包容万象的形象），天下万物就会归向；运用“大音”（无声而能包容众声的声音），风俗就会改变。无形之道通行于天下，即使人们往来其中，也无法把它舍弃；无声之道达到之后，即使风俗已经改变，人们也难以辨认它的作用。

因此，天生成五类事物，却不凭某一类事物作为唯一功用；圣人施行五种教化，却不靠言语来强行教化。正因为如此，“道”若能被说清楚，就不是恒常不变的道；“名”若能被明确界定，就不是恒常不变的名。五类事物的根源，不热也不寒，不柔也不刚；五种教化的根源，不显耀也不昏暗，不偏于恩惠，也不造成伤害。尽管古今时代不同，风俗也会变迁，这些根本却不改变。这就是所谓“自古至今，它的名号始终不曾消失”。天地若不依循这一根本，万物便无法生成。

治理如果不遵循这个原则，功业就无法成就。因此，从古至今，贯通始终的道理相同；把握古代的道理，就可以治理当今；考察当今，也可以认识古代的开端。这就是所谓的“常”（恒常不变的道理）。

道没有明暗的形态，也没有温凉的征象，所以认识恒常之道，就叫作“明”。万物的生长、功业的成就，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因此可以用它来考察万物的根本。

闪电飞驰得再快，也来不及在一瞬间周遍应对；驾风而行，速度再快，也无法在一呼吸之间到达。真正的迅速，不在于疾驰；真正的到达，不在于奔行。因此，可说、可见的事物即使盛大，也不足以支配天地；有形事物即使达到极致，也不足以包容万物。

所以，感叹它的人，无法把它的美说尽；吟咏它的人，无法把它的广大表达充分。给它命名，名称也无法恰当地对应；加以称说，也无法说完。名称必然有所划分，称说必然有所依据：有所划分，就不能兼括一切；有所依据，就不能穷尽全貌。不能兼括一切，就会严重偏离它的真实；不能穷尽全貌，就不能用名称把它说清。这些道理是可以进一步阐释明白的。

所谓“道”，是从万物由何而来的角度说的；所谓“玄”，是从幽深隐秘之物由何而出的角度说的；所谓“深”，是说它可以探求，却不能穷尽；所谓“大”，是说它包罗万有，却没有边际；所谓“远”，是说它辽阔深远，无法抵达；所谓“微”，是说它幽微难察，无法看见。

因此，“道”“玄”“深”“大”“妙”“远”等说法各有含义，却都不能穷尽它的极致。它包罗万有，没有边际，不能称作“细小”；它微妙无形，也不能称作“广大”。所以经典说，姑且称它为“道”，称它为“玄”，而不为它下定名。

这样看来，用言语说明它，就会失去它恒常的本名；给它定名，就会偏离它的真实。刻意作为，就会阻碍本性；执着把持，就会失去根本。因此，圣人不把言语当作主宰，就不会违背恒常之理；不把名称当作恒常之物，就不会偏离真实；不把刻意作为当成事务，就不会损害本性；不把执着当作准则，就不会失去根本。

老君的文字，如果执意要争辩、追问，就会失去它的宗旨；如果执意要给它定名、追究名目，就会违背它的本义。它的总体旨意，是论述太始（万物开始之前的本原），借此说明自然的本性；阐发幽冥的极致，以消除迷惑和迷误；顺着……

要使事物衰减，却不施行所崇尚的原则；应当尊崇根本，以平息枝末的纷扰，守住根源，以保存由此而生的事物，并轻视那些工巧的技艺。这正是最重要的道理。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不要责怪别人，而要先从自己身上查找原因。

各家学说都有自己的主张：法家看重整齐划一，用形制和法度来约束事物；名家看重确定真实，用名分和言辞来厘正事物；儒家看重全面施行仁爱，用声誉来推动教化；墨家看重节俭，用智慧来建立主张；杂家则看重汇集众家长处，并把它们一并付诸实践。

可是，用形制约束事物，容易滋生巧诈；用名分裁定事物，可能因讲求情理而有所偏失；靠声誉推动事物，容易引发争竞和矫饰；用智慧建立主张，容易招致乖违；把众多方法一并施行，容易造成纷乱。这些做法都是只运用枝末、舍弃根本；事物失去了根本的承载，便不足以长久守持。

各家虽然走的路不同，最终却可能通向同一归宿；所持宗旨相合，所采取的路径也可能不同。然而，学习者常被各家的出发点迷惑，不明白它们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看到它们整齐划一，就称之为“法”；看到它们辨明真实，就称之为“名”；看到它们专注于仁爱，就称之为“儒”；看到它们崇尚节俭，就称之为“墨”；看到它们不受拘束，就称之为“杂”。人们依照自己所观察到的特点给学说命名，又顺着自己的喜好执着于某种主张，于是便有了纷杂错乱的议论，以及各持不同方向的争辩。

这些文章的写法也有其特点：它们常从结尾处的意思来印证开头，从开篇的根本讲到最后的归结。文章提出线索，却不把话说尽；引导读者，却不强行牵引。读者追寻下去，才能逐渐明白其中的含义；推演下去，才能领会它的道理。它们善于从事情的起始处立论，并以说明最终的归宿来收束全文。因此，走在相同方向、因具体事例受到触动的人，往往会欣赏文章开头的立论，并据此继续推演；另有独到见解的人，也往往会欣赏文章结尾所揭示的归宿，并借此作为论证。

道路虽然不同，最终的归宿却可以相同；思虑虽然繁多，达到的结果也可以一致。文章举出共同的归宿和结果，是为了阐明最高的道理。因此，读者接触到某类事物而加以思考，常会欣喜地发现自己的思路与文章相应，觉得自己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凡是事物能够保存，往往在于反其外在形态而守住根本；功效能够达成，往往在于不拘泥于表面名称。真正的保存，不是把“保存”本身当作目的，而是始终不忘可能灭亡的危险；真正的安定，也不是把“安定”本身当作保证，而是始终不忘可能发生的危机。因此，守护现存事物的人若忘记它可能灭亡，终会失去它；不忘其可能灭亡的人，反而能够使它长存。

处在危险之中却不忘记危险，才能安稳；善于用力，才能举起秋毫（极轻微的东西）；善于倾听，才能听见雷霆（雷声）。

这条道理与人的常情相反：安稳的人，实际上安稳，却说自己并不安稳；存在的事物，实际上存在，却说它并不存在；侯王（诸侯与君王）实际上尊贵，却说自己并不尊贵。这些说法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名号产生于事物的形状，称谓来自人们的交往和求取。名号并非凭空产生，称谓也并非凭空出现。因此，如果执着于名号，就会大大偏离它的本意；如果执着于称谓，也无法穷尽事物的本质。所以说“玄”，便是“玄之又玄”；说到“道”，则是“域中有四大”（天地间有四种伟大的存在）。

《韩非子·主道篇》说：“道，是万物的开端（万物由道而生，所以称为开端），也是判断是非的准则（是非因道而彰显，所以称为准则）。”因此，明君守住根本，了解万物的源头；掌握准则，了解成败的端由。

君主以虚静的态度等待政令自行显现：政令的名目会自己显明，事务也会自行确定。心中虚空，才能了解实情；内心宁静，才能看清行动是否合乎正道。说话的人会显露自己的主张，做事的人会显露自己的形迹。形迹与名目相互核验一致，君主便无须亲自插手事务。

所以说，君主不显露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展现真实本领；君主不显露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君主摒弃好恶，臣下才会显露本来面目；君主不标榜贤能和智慧，臣下才会各自尽力。

君主有智慧却不亲自谋划，万物便能各得其所；君主有所行动却不以自己的贤能衡量臣下，便能看清臣下行动的依据；君主有勇气却不以愤怒驱使臣下，群臣便能充分施展勇力。因此，君主不显露机智，反而能明察；不自居贤能，反而能成就功业；不逞勇，反而能使整体强盛。群臣各守职责，百官各循常规，君主依据每个人的能力任用他们，这就叫顺应常道。

所以说，君主深静无形，不占据显著的位置；寥然无迹，使人无法给他确定名目。这就是明君无为于上，而群臣在下敬畏谨慎的治道。明君的做法，是让有智慧的人充分运用思虑，再由君主据此决断事务；这样，君主就不必事事亲自耗尽智慧。让贤能的人施展才干，再由君主据此任用他们；这样，君主就不必事事亲自耗尽才能。有了功绩，君主便拥有贤臣所成就的成果……

臣下如果有过失，就由臣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君主不必事事追究名分和责任。这样，才德不足的人也能成为贤者的老师，智慧不足的人也能成为有智慧者的纠正者；臣下承担具体劳务，君主享有事业成功。这就是贤明君主治国的常法。

《淮南鸿烈》（《淮南子》的别称）说：道覆盖天空、承载大地，广阔遍及四方和八极（天地的极远之处），高得无法到达顶端，深得无法测量。它包容天地，赋予万物形体，却自身无形。道的源流如泉水涌出，起初奔涌，随后渐渐充盈；混沌浑浊，却又慢慢澄清。它树立起来，便充塞天地；横向展开，便弥漫四海。它施行不息，没有早晚之分；舒展开来，笼罩六合（上下四方），卷起来，却不满一手掌。它收束时能展开，幽暗中能显明，柔弱中能刚强，柔和中能坚硬；贯通四方，包容阴阳，联结宇宙，使日、月、星辰各自显明。

道极其柔润而丰厚，又极为细微。山凭借它而高，深渊凭借它而深；兽凭借它奔走，鸟凭借它飞翔；日月凭借它发光，星辰凭借它运行；麒麟凭借它游行，凤凰凭借它翱翔。远古的二皇（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掌握了道的要领，居于中央，让精神与变化相游，并以此安抚四方。因此，他们能使天运行、地安定，让万物轮转不息；江河不断流淌，万物循环往复。风起云涌，万事无不响应；雷鸣雨落，变化应接不尽；鬼神出没如电，龙腾起、鸾鸟聚集，循环周转，周而复始。

万物经过雕琢，最终又返归质朴。无为而行，却与道相合；不刻意言说，却通达德。内心安宁愉悦，不自夸，便能达到和谐。万物形态各异，却都顺应各自的本性。道的精神寄托在极细微之处，同时又广大到与整个宇宙相同。道的德行超越天地，与阴阳相合，调节四时，协调五行；它养育万物，使草木得到滋润，金石受到浸润。禽兽长得健壮，毛发润泽，羽翼有力，角生长出来；兽胎不夭折，鸟卵也能顺利孵化。父亲不必担忧失去儿子，兄长不必悲哭弟弟；孩童没有孤苦无依的忧虑，妇人没有守寡的悲伤。虹霓不出现，凶星不运行，这都是含有道德之气所带来的结果。

至高的道生成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促成变化、形成万象，却……

（道）不主宰万物。无论是踮脚行走、张口呼吸的生灵，还是飞翔、蠕动的生物，都要等到（道的生发）才得以出生，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万物依凭它而生，也依凭它而死，没有谁能因此怨恨它。得了它的好处，不能因此称赞它；因它而受损，也不能因此责怪它。

（道）收聚万物，却不因此使它们更富足；施予、供养万物，也不因此使它们更贫乏。它周遍流行，无法穷尽；细微幽隐，不可刻意求取。把它积累起来，它并不会变高；让它坠落，它也不会变低。增益它，它不会因此变多；减少它，它也不会因此变少。砍削它，它不会变得浅薄；杀伤它，它不会因此残缺；凿穿它，它不会因此更深；掩埋它，它也不会因此更浅。

它恍惚迷蒙，无法描摹；又仿佛在恍惚中发挥作用，永不枯竭。它幽暗深远，却能应物而显现，不显露形体；它深邃通达，却并非虚无地运动。它与柔、刚相互卷舒，与阴阳一同俯仰变化。

葛仙公《五千文经序》说：老君（对道教尊神老子的尊称）本乎自然，在太无（形体和名相尚未显现的状态）之前便已生成，超越一切因由。他经历天地的生成与终结，无法用言语计数；穷尽无穷，达到无极。他随大道运转变化，成为天地的根本；把气散布到十方，怀抱道德最纯粹的本性。他浩大无边，难以命名；光彩焕发，显出文采；崇高伟大，建立了功业；深远幽邃，不可测量。他威严庄重，是神明的祖宗。

日、月、星辰由他维持，因而明亮照耀；天地承受他的道，才得以生成。乾坤（天地）运转，吐纳精气。他地位高，却不以民众为臣属；尊贵，却没有官位。他覆盖、承载万物，作用无穷。因此，八方诸天广泛弘扬大道；天地初开以前，他就曾降生为国师，一代接一代，从未断绝，只是世人无从知晓。他造化万物，却不言说。这就是所谓“玄德”（深远而不显露的德行）。因此，众圣共同尊奉他。道尊贵、德可贵，却没有谁授予它们爵位；它们始终顺其自然，老氏便是如此。

到了周代，老君又托生于李母，李母左腋裂开，他由此出生。出生时便满头白发，因此号为“老子”。“老子”这一称号源于玄妙之道；他早在天地之前便已存在，没有衰老的期限，所以称作“老子”。世人以为老子始于周代，其实这个称号早在无数劫（极其漫长的时间）以前就已出现，年代幽远深邃，不可追溯。

周王室衰微，大道无法施行，老子便向西出游。函谷关令尹喜（镇守函谷关的官员）说：“大道将要隐没了吗？我希望……”

于是，老子为我撰写经书，写成《道德经》上下两篇，共五千字。

《老君戒文》说：老君出生在玄洪圣堂。当时天地、日月尚未形成，他没有可以攀扶的东西，脚下也没有可以踏踩的地方，却悬身而处，不坠落。他身上穿着由三光（日、月、星辰之光）织成的衣裳，光辉照亮虚空，如同今天日月的光芒。

《混元皇帝圣纪序》说：追溯大道，它深奥幽远，根本在于无为；上德冲和虚静，道理涵盖万种玄妙。因此，精气凝聚为真一，不凭借外物而显现生命；形体结成于九空，不依赖已有之物而得以成形。它蕴含神妙，孕育于混沌之初，在幽深的本原中显现，恍惚难测，又先于帝王而存在；它微妙至极，难以言说。

所以，大道的真实妙用融通于金阙（道教所说的天界宫阙），教化自然而不靠言说；恩泽流布于玉京（道教所说的天上都城），慈光普照万物。天地两仪依靠它覆育万物，众生也依靠它滋养繁荣。它的神妙高于阴阳，功业成就于造化之中；它先于天地而独立存在，历经尘世劫运仍不昏昧。

唐玄宗《道德经序》说：从前，元圣老子勉力写下玄妙的言论，开创了真宗，启发后世。留下的文字确实存在，但其中精微的义理颇有偏差。整理全书的旨意，连蜀地的严遵（汉代《道德指归论》作者）也觉得有难以尽述之处；摘录章句，从河上公的注本开始也常有省略。其余逐渐失传的内容，更不值得一一细数。难道我玄元妙旨（老子之道的深奥宗旨）就要这样失传吗？

我自知德行浅薄，却常常因这部经典而感怀。幸而承继先人的福泽，恐怕自己会误解无为之理。每逢清闲安静的时候，我就探究玄妙的道理；有所领会，便写成注解。这未必能成为一家之说，只是想补充遗漏的文字。如今注解已经写完，我愿意听取众人的意见。公卿臣民，以及道、释两教中人，若有人能像卜商（孔子弟子子夏）那样胜过我，或像左丘明那样指出我的错误，我都乐于采纳。只要确实有益，我一定重赏。

我自认并非那些自以为圣明、只会奉承的臣子；若有人因爱惜声名而不肯直言，那也只是小道。既然我不忌讳批评，大家都可以直说，不要让后人讥笑我不够贤明。

唐代异筠《玄纲论·道篇》说：什么是道？道是虚无的根系、造化的根源、神明的根本，也是天地的元始。它广大无边，细微到没有内界；浩瀚空旷而没有起始，幽深冥远而没有边际；它极其幽微，难以察知，却又广大……

道（宇宙根本的规律）光明而深静，无心作为，却使万物各有其序；混然寂静，没有形体，也没有声息，万象由此而生，五行（金、木、水、火、土）由此而成。万物的生发没有穷尽，成形却总有亏损；生生不息、化成万物，自古至今没有改变，这就叫作“道”。

什么是德？天地从道中禀受根本，阴阳凭借道而运行；道以五行贯通万物，以四时安排变化，又通过君主治理、师长教导。无论幽暗与光明、动物与植物，都因此各得其宜，恩泽绵延不绝。万物不知感谢它的功劳，百姓也不知依赖它的力量，这就叫作“德”。

道贯通万物，使它们得以生发，这叫作道；道本来没有名称。道涵养万物，使它们得以长成，这叫作德；德本来也没有称谓。试着说一说：天地、人物、仙灵、鬼神，没有道便不能生，没有德便不能成。生出来的事物不知道自己的开端，长成的事物也看不见自己的终结。探究幽深隐秘之处，又有谁能窥见根源？万物出现之前、无形状态之中，也没人能探明其迹象，这就称为“自然”。所谓自然，就是道与德恒常不变的法则，是天地的纲纪。

又说：道德是天地的本源，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帝王是天、地、人“三才”的主宰。既然道德、天地、帝王相通，为何时代有淳厚与浮薄的差别，尧时清明、桀时混乱各不相同呢？道德本身没有兴衰，人间秩序却有通达与困顿；古今没有变化，人的情性却会转变。

因此，世道将要昌盛时，至阳的真精下降而成为主导，贤良之人辅佐政事，奸邪之人受到压制；世道将要衰败时，太阴的纯精上升而成为主导，奸邪之人得到辅佐，贤良之人则被埋没。天地运行有阴阳的定数，所以世间才会有治乱的不同。

古代淳厚、当今浮薄，也像人幼年愚蒙、长大后逐渐懂事一样。婴儿还不会说话时，好比上古，人们含藏着纯朴本性；渐渐懂得分辨事物，好比中古，人们崇尚仁义；长到可以学习时，好比后世，人们推重礼仪和智慧；到了壮年欲望增多，好比末世，人们争逐浮华虚伪。变化有它的道理，世俗风气也各有其时，因此会有淳厚与浮薄的差别。

仔细考察其中的缘由、追溯事情的来路：人因学习和教化而改变本性，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失去淳朴。虽然如此……

父亲不能不教育子女，君主不能不治理百姓。教育子女，要教他们合乎义理的准则；治理百姓，要依靠道德。义理准则一旦丧失，师长和朋友就无法教化他们；道德一旦败坏，礼乐也无法治理社会。即使施加刑罚、增加鞭打，也难以制服奸邪之人和忤逆之子。因此，要教导儿童不说谎，使他们保持忠诚守信；要用淳朴无华的风气教化世俗，使人安于自然平和的状态。所以，从未听说过不以道德之道教化百姓，却能通晓治世根本道理的。

唐代陆希声在《道德经传序》中说：

大道隐没于世间，教化衰微，天下将要大乱。那时，上天必定会降生圣人。圣人忧虑百姓不能达到安定治理的境地，于是创立扶助衰败、挽救乱世的方法。周朝末年，正是这样的时世。于是，仲尼（孔子）阐明夏、商、周三代的文教，用来扶助衰世；老氏（老子）依据三皇时代的淳朴本质，用来挽救乱世。两人的宗旨其实是一致的。

孔子的治世方法以文教为先，借助文教调理人情；老子的治世方法以淳朴本质为根本，借此恢复人的本性。性与情发展到极致时，圣人都不会有所不同；但文与质各自发生变化，却不可能在万世之中始终一致。

《易经》说“显诸仁”，指的是以文教施行教化。文教所涉及的事理显明，因此平易明白；既然平易明白，讲求雅正之言的人也就能详尽阐述。《易经》又说“藏诸用”，指的是以淳朴本质施行教化。淳朴本质所蕴含的道理幽微，因此深奥难以看透；既然深奥难明，妄加发挥的人也就很多。

老子的治道，以“道”为根本，以“名”（事物的名分、制度）为运用；顺应无为，却无所不成，并以此达到至高的治理准则。杨朱尊奉老子的根本，却做得不够，结果看重自身、轻视外物；庄周运用老子的主张，却走得太远，因而一心要抛弃圣贤与智慧。申不害、韩非只取老子的“名”，结果流于苛刻、刻薄和急迫；王弼、何晏只取老子的“道”，结果流于空虚无为和放纵不羁。这六人都偏离了老子的本意，成了老子之道的罪人。

然而，世人因此说老子的宗旨与孔子不合。批评老子名教主张的人，说他摧毁仁义、断绝礼学；批评他道体主张的人，说他只讲清静虚无，不能用来治理国家。唉！

世人对老子的误解，已经由来很久了。因此，老子千百年来遭受诬蔑，道德之说也无法在当世施行，这确实是有原因的。

老子追溯天地的本源，详细论述古今的变化：先阐明道与德，再讲仁义，最后指出礼学的弊病和刑政的繁苛。他说明这些问题都是逐渐发展而来的。老子把握根本要义，重视情性修养的极致。他的学说从修身养心开始，落实到家庭和国家，最终推及天下，内容十分完备。然而迷惑的人仍有许多议论，这难道不是对老子的严重诬蔑吗？

从前，伏羲氏（传说中的上古圣王）画出八卦，用来象征万物，探究性命的道理，顺应道德的和谐。老子也先从天地入手，依据阴阳推究性命的极致，探求道德的深奥。这一点，老子与伏羲同出一源。

文王（周文王）观察《太易》中九、六的变化，推崇刚健、重视变化，并以中正为要旨。老子也考察《太易》中七、八的常理，致力于柔和、守静，并以宏大道理统摄全体。这一点，老子与文王宗旨相通。

孔子尊奉尧舜的传统，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为准则，用仁义教导百姓。老子也借鉴伏羲，继承并贯通黄帝的治道，以道德教化天下。这一点，老子与孔子都能依据时势灵活施行。

这三位君子，都是圣人中的典范。老子能使前人的道理因时变化而贯通，又能回归根本；他研求最深层的变化之机，探寻最精微的归宿，可以说达到了神妙的境界。

可是，王弼认为圣人能与道合为一体，老子却还没有真正体道；阮籍也称老子是“上贤、亚圣”之人，大概与王弼看法相同。难道他们是因为老子经世治世的实际表现，不足以体现他所说的道理吗？并非如此。唉，圣人在世时，有的留下事迹，有的则不显露行迹。道无法推行时，有人不顾自身安危，周游列国，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忧虑；有人则隐姓埋名、远遁避世，以此表明世俗事务不能束缚自己。显迹与隐迹虽然道路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这本是体道行义的门径，并非彼此对立。

因此，孔子选择出仕，老子选择退处；老子保持沉默，孔子积极言说，这些都是屈伸、隐显的不同极致。王弼和阮籍二人，又怎能真正看透其中的道理呢？

司马迁编排诸家学说时，把《道德经》列在首位，可以说懂得了根本与末节的次序。班固编《古今人表》，却把老子列在第三等。即使老子的名位可以被贬低，他的道又怎么能因此受轻视呢？唉，老子的学说长期被当世舍弃，这正是那些人的做法造成的。

孔子曾亲自见过老子，赞叹老子的道：“他大概像龙一样吧！”孔子还向老子请教礼制，这段交往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记载在史书中。后世的人却没能探明其中的深意，因此种种异端说法纷纷出现。追究起来，是因为迷惑的人没有追寻源头，批评的人也没有弄清老子学说的精要。

唉，如果没有这部传述老子学说的著作，老子的宗旨恐怕几乎就要失传了。因此，本文要尽力阐明它的精义、揭示它隐微之处，使其内容清楚明白，并与圣贤的思想相合。若有人能够体会老子的道，并以老子的名义运用它，遵循古道来治理当世，那么治理天下就会像翻手掌一样容易。

自古以来谈论老子学说的人，只有司马迁比较接近其本意。真正懂得以老子之道治理国家的，大概只有汉文帝。其他人对老子学说的浅薄附会和荒诞言论，都不值得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