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兩同書》

《太平两同书》上卷"贵贱篇"讲的是：

天地万物本由一气分化而来，阳为尊阴为卑（这是道教的基本宇宙观）。天地人三才确立后，天高地卑是自然规律。就像龟龙是鳞甲类之首，麒麟凤凰是飞禽之冠，金玉是土石中的精华，灵芝松柏是草木中的珍品——这些都是自然显现的贵贱差别。

这些灵物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各有特质：龟龙通神灵，麟凤怀仁爱，金玉有光泽，芝松具贞洁。但万物之中，人才是最尊贵的。人若不自我管理，就必须尊奉贤者，所以让圣明之人统领百姓。时代推举贤者为君主，才能不足者则为平民。

但地位高低不是绝对的：身居高位若无德行（如商纣王），这种"贵"并不值得尊重；身处底层却有道义（如孔子曾被驱逐，伯夷宁可饿死），这种"贱"并不低微。百代君王都仰慕孔子、伯夷的品格，连孩童都耻于谈论纣王、齐景公，可见贵贱不能单看地位高低。

君主受人尊崇是因为德行。没有德行，与万物有何区别？明君之所以勤政（天没亮就起床工作，听各种谏言），就像黄帝到崆峒山拜访广成子求教，尧帝去颍水寻访隐士请教——连独善其身的隐士都能让帝王屈尊，何况承受天地厚恩的君主若被百姓轻视？

核心道理是：不要担心没有地位，要担心德行不够；不要忧虑身份低微，要忧虑对"道"的追求不够坚定。就像《易经》说的（此处原文未引完，当指修德的重要性）。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治国与修身的核心道理：

第一段讲"圣人之大宝"：

圣人最珍贵的宝物是地位（指君主之位），而守住地位要靠仁德。没有仁德，怎能守住地位？所以古代君王日夜勤勉谨慎，不只是为了名声，实在是害怕失去圣人的大宝、辱没先王的福泽。地位尊贵本是荣耀，但若无道就不能长久；身份低贱本是屈辱，即便有力量也难以摆脱。如果修养德行，不追求显贵，显贵自然会来；如果行不仁之事，想摆脱低贱，低贱却甩不掉。就像虞舜（上古贤君）原本出身卑微，最终却开创盛世；夏桀（暴君）虽居高位，却遭百姓唾弃被流放。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为避祸迁居岐山，并非刻意求贵，却建立了周朝基业；秦二世胡亥嘲笑尧舜简朴，并非甘于卑贱，却很快亡国。可见：尊贵的可能变卑贱，卑贱的可能变尊贵——刻意追求反而得不到，有德之人自然会被上天眷顾。所以老子说"道尊德贵"，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段论"强弱"：

强大不是天生的，是靠弱者支持才强大；弱小也不是注定的，是因对抗强者才显弱。所以弱会被强征服，强会被弱尊崇，这是自然规律。但所谓强者不是指肌肉发达，弱者也不是胆小怕事，关键在于德行而非蛮力。比如金属最坚硬却易折断难修复，水最柔软却斩不断——水柔反能显其刚强，金强反显其脆弱。就像晏婴（齐国贤相）身材矮小...（后续以历史人物为例说明德行的力量）

《太平两同书》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历史人物，阐述了"德"与"力"的辩证关系：

你看，齐国宰相晏婴身材矮小，甘罗十二岁就当上秦国丞相；鲁国人樁如身材高大能装满车，宋国的长万力能撕开皮革。但最终，高大强壮的樁如、长万因智谋不足而丧命，矮小的晏婴和年幼的甘罗却能用智慧治国。这不正说明道德与武力的强弱之别吗？

天道运行刚健至极就会转向（亢极之悔），谦卑处下反而能成就尊荣。所谓"德"就是慈爱仁心，"力"则是暴力武断。施行仁政，连天地鬼神都会顺应，何况百姓？使用暴力，连亲族都会离心，何况远人？所以道德是万民依靠的根本，暴力只是匹夫逞强的手段。

就像纣王能徒手折铁，天下人怕他如虎狼；尧帝连衣服都撑不起，百姓却爱他如父母。难道说虎狼比人强？父母比子女弱？强弱道理已经很明白了。

古代明君都懂得：不能用暴力征服民心，不能靠残暴成就伟业。他们修养盛德，以仁柔治国，不用多说就能取信于民，无为而治就能教化四方。所以八方归附，远人来朝，岂止是一国臣服？

可叹那些暴君，抛弃道德专恃武力，放纵欲望不能自制，空有举鼎之力却保不住性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宗庙断绝，永远被后人耻笑。这不正是重武力轻道德的恶果吗？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君主与百姓的关系，以及节俭与奢侈对国家的影响。

老子说过："战胜别人算有力量，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百姓的命运取决于君主，君主的安全也依赖于百姓。百姓就像天下的脚，君主则是天下的头。但百姓再多也免不了苦难，君主再尊贵也可能被推翻，问题不在脚上，而在于头脑。

就像水动浮萍会漂，风吹草会倒。在尧舜时代家家都可受封赏，在桀纣时期家家都可能被杀戮。天下百姓难道在明君时期就聪明，在暴君时期就愚笨吗？关键在于君主的作为。

最有益的治国之道是君主节俭，最有害的是君主奢侈。日月普照天下还有照不到的地方，但节俭的君主无为而治，百姓就能普遍受益，这恩德比日月还大。豺狼虽凶残也有不伤害的地方，但奢侈的君主多事扰民，百姓遭受的毒害比豺狼更甚。

古代圣明君主注重节俭：土台阶茅草屋，粗布衣服，舍弃珍稀物品，废除无用器物，减轻赋税徭役。克制自己的爱好，保全百姓性命，所以天下欢欣，安居乐业。古代暴君追求奢侈：玉台象牙床，锦衣玉食，搜罗奇珍异宝，加重赋税徭役。满足个人欲望，损害百姓性命，导致民不聊生，百姓连死都不怕了，还怕造反吗？百姓生活安乐，自然希望安定；百姓活不下去，天子就要遭殃了。君主想要自身安稳，怎能不先考虑百姓的安定呢？

《太平两同书》这段文字主要探讨了统治者与民众的损益关系，以及"敬"的重要性。

第一部分讲的是利益得失的辩证关系：

当百姓生活安定，统治者却担心他们作乱而不反思自己的过失，这算不上明智。就像剖开肚子喂食不能算美食，焐热脚掌感动心灵也算不上辛劳。心与口的存在是为了服务身体（脚腹），如果肚子都被剖开了，嘴还能独善其身吗？脚都需保暖，心又怎能例外？统治者之所以尊贵，全赖有百姓支持。如果百姓都得益，君主怎会受损？百姓若都受损，君主又怎能获益？所以尧舜牺牲自己利益成全百姓，反而成就圣名获得长寿；而夏桀商纣（癸辛）损人利己，最终自取灭亡。看似自我牺牲其实是自利，看似自利反而自损，这个道理很明白。

第二部分批评贪婪的危害：

生命是最重要的，个人嗜好相对次要。若统治者能牺牲个人享乐来救济万民，不贪私利而广施恩惠，就能像南岳般安稳、如北极星般恒常，天下谁还会损害他呢？反之若贪得无厌，让百姓饿肚子却用粮食喂狗马，让人穿兽皮自己穿锦缎，追求虚华丢掉实质，就会像荆棘塞路、鲸鲵困在沸海，天下谁还会帮助他？所以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就是这个道理。

"敬慢第四"篇强调敬畏之心：

上古时人心纯朴如草木禽兽，后来圣人用礼乐仁义教化，才建立起君臣贵贱的秩序。在礼制中最重要的就是"敬"：用敬畏心事奉上天，神明就会降临；用敬畏心治国，百姓就会和睦；若轻慢上天...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治国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国家兴衰。大意是说：

如果君主用轻慢的态度治理国家，百姓就会陷入危险。下级不恭敬就无法侍奉好上级，上级不恭敬就管不住臣子。就像《易经》说"地中有山"是谦逊的象征，《老子》用"江海处下"比喻君王应如低谷般包容。

文中举了很多对比例子：明君会设坛拜将、礼贤下士，像周文王礼遇段干木、燕昭王筑黄金台招纳郭隗那样，结果人才纷纷来投；而昏君把贤士当草芥、视百姓如猪狗，就像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时傲慢、汉高祖轻慢赵国使臣，导致众叛亲离。

重点在于：尊敬别人不是作践自己，而是为了用人；轻慢别人也不会抬高自己，只会招来怨恨。你敬重一个人，千万人都会高兴；你怠慢一个人，千万人都会怨恨。但很多人只知道喜欢被尊敬的感觉，却不去做值得尊敬的事；知道厌恶被轻慢，却不改掉招人轻慢的毛病。

最后强调君主是天下表率，一言一行都被史官记录。做件好事就像祥云生辉，天下欢庆；做件坏事如同日食遮天，万民哀叹。所以君主更要谨言慎行，不能像普通人那样随意。就像有人问田子方"富贵者该如何待人"，其实答案就在这些道理中。

这段经文主要讲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通过对比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骄矜态度，说明为人处世之道：

富贵者如果骄傲自满，诸侯会失去国家，大夫会失去家业。贫贱者如果行为不合正道、言论不合时宜，就该像丢弃破鞋一样远离他们。就像虎豹坠崖会粉身碎骨，而蝼蚁随风飘荡却安然无恙，地位高低不同，结果自然不同。周公（周文王之子）勤政吐哺，晏婴的仆人却傲慢自大，这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尺蠖要前进先要弯曲，猛禽要捕食先要低飞，老子说"后其身而身先"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层用松柏和冰雪比喻养生之道：

松柏本可凌云，但若用粪土培壅、咸水浇灌，很快就会枯萎；冰雪本可持久，但若藏在阴井或幽峰下，盛夏也不会融化。这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养护方式不同。人比松柏更脆弱，若养护不当怎能不朽？比冰雪更易逝，若养护得法怎能不长寿？寿命长短取决于养护的厚薄。

可惜人们都贪图饮食男女这些欲望，总想放纵享乐（如信陵君、孝惠帝通宵纵欲），却不知过度享受反而损害生命，节制看似亏待自己实则有益健康。就像松柏用粪土反而枯萎，冰雪避阳反得保存，养生之道重在方法得当。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关于节制欲望与养生之道的道理：

放纵声色享乐、肆意妄为的人，看似在厚待自己，但最终往往遭遇短命横死的痛苦，葬身黄泉之下，这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亏待。像老子、彭祖（古代长寿仙人）这样的修道者，他们修炼延年益寿的方法，遵守饮食禁忌，调理魂魄（道教修炼术语，指通过特定方法调节精神与肉体），看似对自己很严苛，却能得到长久寿命，最终羽化登仙，这才是真正的厚待自己。

外在物质本是养生的工具，但若过度追求，反而会成为丧命的根源。就像灯盏适合用油，树木需要浇水，但若用整江湖的水浇一株小苗，用整斛的油点一盏灯，必然导致毁灭。人的寿命有限，欲望却无穷无尽，用有限的生命追逐无尽的欲望，怎能不陷入困苦？

所以《易经》讲究饮食节制，《礼记》规范男女界限，都是有道理的。即使贵为帝王，拥有天下至高的权位和财富，若不懂养生之道，连自己的五脏四肢都保不住，何况身外之物？用美玉打青蛙，拿明珠射鸟雀，舍弃珍贵去追求低贱，人人都觉得荒唐。若用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欲望满足，岂不是更大的糊涂？

黄河会被泥沙搅浑，但大海不会；大风能拔起树木，却撼不动高山。欲望只能迷惑小人，动摇不了君子。就像孔子渴了也不喝盗泉的水（象征坚守道义），郑子公却为尝肉汤不惜染指；柳下惠坐怀不乱，宋华父却因美色危及性命；周公留下《酒诰》劝诫节制，纣王却因酗酒亡国；贤妃拒绝与皇帝同车避嫌，淫妇却恬不知耻——这都是操守有别的结果。

精神过度消耗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会衰败，身心俱疲还妄想长生，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作为统治者若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段经文讲的是修身养性的道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向内保养自己的精神元气（神氣，指人体内的生命能量），对外克制过度的欲望，时刻警惕放纵享乐的念头，遵循养生之道的教诲，就能长久保持神仙般的寿命，成为明智通达的人，这难道不是很好的境界吗？

所以老子（老氏）说过："把自身置之度外，反而能保全生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注：这段出自《太平兩同書》上卷，体现了道教"内养神气，外节嗜欲"的养生思想，强调通过内在修炼和外在节制来达到长生久视的境界。）

《太平两同书》卷下·理乱第六

治理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关键，在于正确运用"文"（文治）与"武"（武力）两种手段。古代圣人创造文字契约来沟通隐情，制作弓箭来威慑不服，这两样东西从古至今都存在。文治用来实现安定，武力用来平定动乱，但文治虽能带来安定却不能单靠它止乱，武力虽能平定动乱却不能单靠它实现长治久安。

防止动乱要靠合理使用武力，劝导治理要靠推行文教，就像手脚交替使用、车船轮流乘坐一样。汉高祖刘邦自恃战功，陆贾就用《新语》劝他学习文治；鲁国国君赴会时，孔子提醒他要做好防备，这些做法都是有道理的。

真正的文治，是用道德来引导人民，关键在于内在的真诚而非表面夸饰；真正的武力，是展示威严，关键在于自我保全而非虚张声势。如果只靠虚张声势，就像吴国虽有精兵反而暴露败象；如果只重表面文章，就像鲁国人人穿儒服也救不了国力衰弱。

秦始皇修筑长城、不断征战劳役，百姓不堪重负，结果让陈胜这类人乘虚而起，祸根就在于过分炫耀武力。王莽大建灵台、推行礼乐、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结果让刘圣公（刘秀）等人趁机起事，败亡始于虚假粉饰。秦始皇用武力治天下，就像陶工制器只顾求大却不知胎薄易碎；王莽用文治治天下，好比木匠雕材只顾炫技却不知细处易折。两者都因偏执一端而最终导致动乱，这是没掌握治国要领。

真正的文治要简明易懂，简单才容易推行，使人知耻向善；真正的武力要保持克制，克制才能持久防御，以逸待劳则战无不胜。教化推行则民众和睦，战备得当则外敌平息，然后以清静无为治国，以仁德润泽百姓。

这段《太平两同书》讲的是治国之道，核心观点是：治国手段本身没有好坏，关键在于君主如何运用。

原文用对比的方式说明：圣明君主和昏庸君主使用同样的治国方法（"文武之道"），结果却截然不同。就像伯益发明凿井、燧人氏钻木取火，这些发明本是有益的，但智伯（春秋晋国权臣）却用水淹赵城，董卓（东汉权臣）用火焚烧汉宫，同样的技术变成了祸害。

治国理政的文武之道就像工具：军队和礼法制度本是国家利器，但章邯（秦朝将领）用军队分裂秦国，田常（齐国权臣）假借仁义篡夺齐国。问题不在工具本身，而在于君主是否掌握控制权。就像牧马要先清除危害，赶羊要及时鞭策，鲁国不能除掉三桓（鲁国三大权臣家族），国家就分裂；晋国不能制约六卿（晋国六大贵族），疆土就被瓜分。

作者用孔子的话点明关键："天下有道时，礼乐征伐都由天子决定"。最后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比喻强调：大臣既能辅佐君主，也能危害君主。汉朝因重用三位英才（萧何、张良、韩信）而兴盛，晋国因六卿专权而灭亡。这说明治国之道重在君主能否正确用人、掌控权力。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用人之道与权力制衡的深刻道理：

范蠡（陶朱公）辅佐越国称霸，而田氏家族壮大却导致齐国灭亡，同样任用人才却结果截然不同。因为人心难测：有人表面恭敬内心傲慢，有人言语亲近行为背离，有人轻视廉洁崇尚贪婪，有人贫穷坚守节操而富贵后却贪污腐化。还有人为求变而犯大错，身居高位却自我怀疑，见利忘义，逃避罪责反而制造矛盾。这些复杂情况连占卜都无法判断，鬼神也难以裁定。

最锋利的武器固然重要，但人心更难揣度。如果把重要权力交给难以捉摸的人，分不清真假，只听信他人评价，那么像霍光这样的能臣也会成功，像王莽这样的奸佞也会失败。考察历史：管叔与周公同是宗亲却有忠奸之分；窦婴与吕禄同是外戚却有正邪之别；王陵与英布同是功臣却有顺逆之异；樊哙与卢绾同是故友却有去留之选。

张汤擅长文书却欺上瞒下，主父偃能言善辩却倒行逆施。陈平智谋过人但不能单独任用，韩信才华超群却要防范其难以控制。治理天下若没有能人不行，有了能人又怕生乱，关键在于如何用其才而防其乱。

就像头发需要天天梳理，指甲要月月修剪，不修指甲会妨碍使用，不梳头发会越来越乱。这些身体发肤本无意识，尚且需要打理，何况臣下并非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人心易变。将评判是非的权力交给他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如同远行要靠骏马，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但骏马再温顺也需要缰绳，贤臣再可靠也不能放任权力。所以领导者既要善用人才，又要懂得权力制衡之道。

（注：文中提到的霍光、王莽、管叔、周公等均为历史人物，通过正反案例说明用人之道的复杂性）

驾驭马匹时，如果缰绳勒得太紧，马就会原地踏步不肯前进；如果缰绳放得太松，马就会骄傲放纵贪图安逸。能够做到既不放松到让马放纵，又不勒紧到阻碍前进的，只有造父（古代著名御者）这样的高手。同理，管理臣子时，权力控制太严苛，臣子就会恐惧不安；权力放得太宽松，臣子就会懈怠生乱。能做到宽松而不生乱、严苛却能安民的，只有圣人才明白其中奥妙。

如果因为害怕马儿逃跑就弃马步行，长途跋涉就无法完成；如果担心臣子作乱就废黜群臣独揽大权，天下就无法治理。明知马能代步却不握缰绳，就阻止不了它乱跑；明知臣子可用却不掌控权力，就制止不了他们作乱。项羽不重用范增（谋士），就像弃马步行；汉献帝虽有曹操辅佐，却像骑马不握缰绳——这样怎能不失败？所以孔子说："名分和权柄不可假借他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真伪第八】

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必须依靠贤臣辅助。人心不易治理，需要仔细甄别。要让小人退隐、君子在朝，才能实现善治。然而善恶相生、是非纠缠，就像形影相随、唇亡齿寒，有真就必然有伪。历代帝王治理国家时，无不虚心求教于英才，但实际封赏的却常是庸人；无不痛恨奸佞，但惩罚的却常是贤良——这是明君最痛心的事。

山鸡本非灵禽，商人却把它当凤凰贩卖；野鹿本是祥瑞，猎人却把它当獐子射杀。虽然凤凰、麒麟有图可考，獐子、山鸡容易混淆，但至少还能辨别。而忠奸之分更难：表面愚钝的可能是直臣，看似聪明的可能是佞臣；洁身自好者往往不合群，敢于谏言者常触怒君主。这些内在特质无法用肉眼观察，也难以靠听闻判断。想要像区分银铅、辨别淄水澠水（古代两条味道不同的河流）那样明察秋毫，万代难遇其一。所以吴国任用太宰嚭导致灭亡，齐国宠信易牙引发祸乱，都是未能辨明真伪的教训。

这段文字讲的是如何辨别人才真伪和正确用人的道理。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吴国的宰嚭害死了忠臣伍子胥，鲁国让孔子离开而把政事交给季氏，秦国杀掉名将白起重用应侯，赵国信任郭开却杀害李牧，卞和献宝玉反而被楚王砍脚，北郭先生吹竽混饭吃却能享受齐国俸禄。这些例子说明，众人称赞的不一定真是好人，众人批评的也不一定真是坏人；我亲近的人未必贤能，我疏远的人未必低劣。

比如：尧治理洪水时，众人推举伯鲧却治水失败；魏国攻打中山国时，众人轻视乐羊却最终取胜；邓通受汉文帝宠信却没有傅说的才能；屈原被楚王放逐却没有共工的罪过。这说明众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个人的见解也未必得当。

因此贤明的君主要广泛咨询，仔细思考，先考虑困难再想容易的，通过明显表现来探究细微之处。要让受重用的人无愧于赏赐，有罪的人无法逃避责任。就像好马要通过奔跑来检验优劣，不必依赖伯乐（孙阳）的推荐；刀剑要通过切割来测试锋利，无需风胡子来评判。对难以判断的人，可以让他做事来检验真伪。

古代圣王用人的方法包括：派到远处考察忠诚，放在近处观察勤勉；让他出谋划策看智慧，交办繁杂事务看能力；共处时看操守，给利益时看廉洁；困境中看仁德，危难时看诚信。要像姜太公（吕尚）的八种考察方法、皋陶的九种品德标准那样全面考察。这样，就像白布染不黑、白玉入泥不污、青松在霜中独秀一样，伪劣之人自然淘汰，真正人才才能显现。

孔子说过："大家都说好的事一定要仔细考察，大家都说坏的事也一定要仔细考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关于"同"与"异"的讨论：

相同的声音会互相呼应，相同的气息会互相吸引。就像老虎在山谷中吼叫，山谷里的风就会随之而起；蛇在山中舞动，山间的雾气就会随之升腾。这是自然规律使然。

不同种类的生物，虽然性情各异却可能行为相似。比如蛤蟆会因雀鸟而变化（指蛤蟆被雀鸟啄食），但蛤蟆不会和雀鸟一起游玩；鼹鼠由老鼠变化而来，但鼹鼠不会与老鼠为伴。这是本性差异所致。

父子兄弟并非不亲近，但心思未必相同；君臣朋友并非不疏远，但心意未必相异。就像：

• 瞽叟（舜的父亲）愚昧而舜却圣明
• 盗跖贪婪而柳下惠廉洁
• 刘邦（刘季）困顿时纪信为他赴死
• 伯桃饿死而角哀殉节

这就像烟与灰同出一源，却各自飘散；胶与漆本是异物，却能牢固结合。可见性情不同，难求一致。

《易经》说"同人于门"，又说"伏戎于莽"，说明相同中也有差异。具体表现为：

1. 表面相同而内心不同

2. 外表相异而本质相同

3. 起初相同最终相异

4. 开始相异后来相同

5. 他人不同我却认同

6. 他人不异我却反对

历史事例证明：

• 陈平表面顺从吕后，心却向着刘氏
• 程婴表面背叛公孙杵臼，实则保护赵氏孤儿
• 张耳陈余起初刎颈之交，最终反目成仇
• 管仲（夷吾）与齐桓公（小白）起初有射钩之仇，后来如鱼得水
• 田氏对齐君虚与委蛇，齐君却更信任
• 范增（亚父）对项羽忠心耿耿，项羽反而猜疑

所以人心同异难以简单判断。明智之人会冷静观察，审慎判断，随机应变。该同则同，该异则异。就像：

• 卫青本是匈奴人，汉武帝却委以军权
• 由余本是戎狄俘虏，秦穆公却托付国政

说明即使是敌国之人，只要时机得当也能重用。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人际关系中"同"与"异"的智慧，以及爱憎情感如何影响判断。

关于"同异"之道：

就像管叔（周武王的弟弟）虽是周公的兄长，但因叛乱被处死；石厚是石碏的儿子，却因不义被父亲处决。这说明即使是至亲，该区别对待时也要区分。反过来，君臣朋友这样相对疏远的关系，该一致时也要保持一致。舜帝能任用八位贤人（八元），流放四个罪人（四罪），所以成就圣名；纣王不采纳三位仁臣（三仁）的谏言，不疏远两个佞臣，最终亡国。孔子说的"见机行事"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爱憎"之惑：

太阳本可照亮一切，但被乌云遮挡就失去光明；水面本可映照万物，但混入泥土就失去清澈。人心本有智慧，但因为内心存着偏爱、外表带着憎恨，就会失去判断力。比如：

• 舜帝孝顺，他父亲瞽叟却厌恶他
• 寤生（郑庄公）贤明，他母亲武姜却讨厌他
• 鹤本平常，卫君却用华丽车驾载它
• 马本低贱，楚王却给它穿绣花衣服

骨肉至亲尚且会因好恶产生隔阂，何况君臣关系？像汲黯、袁盎这样的忠臣常被贬斥，而籍孺、韩嫣这样的佞臣却受宠信；叔孙通因阿谀得赏，贾谊因直谏被疏远。可见爱憎之情多么容易迷惑人的判断。

真正忠臣应该当面指出君主的过错...

《太平两同书》这段讲的是君主如何分辨忠奸的道理：

那些正直的臣子本想成就君主的美德，君主却误以为他们在憎恨自己；而奸佞小人当面奉承君主的优点，实际上却在助长君主的过错，君主反而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爱护自己。其实，能听取批评改过向善的君主才能成为有道明君，只听好话不辨是非的君主终会成为无道昏君。

真正引导君主走向正道的臣子，难道不是最大的爱护吗？把君主推向不义之境的臣子，难道不是最大的仇敌吗？可惜君主往往分不清忠言与谄媚的区别，随意对待臣子：觉得谁爱护自己就加倍宠信，连带提拔他全家族；觉得谁憎恶自己就加倍厌恶，甚至诛灭他五服亲属。结果导致那些忠心耿耿、敢于直谏的臣子被弃用，而那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小人反而得到高官厚禄。

奖赏本该用来鼓励善行，官爵本该授予贤能之人。如果让无德之人获得名声，无功之人受到赏赐，还怎么激励天下人向善？法律本该禁止恶行，刑罚本该惩治罪恶。如果让忠义之士无辜获罪，正直之人反遭刑罚，还怎么禁止天下人作恶？

所以汉代刘邦虽然厌恶雍齿，但张良建议还是要封赏他；隋炀帝宠爱宇文述（少师），但伯比认为这是亡国之兆。为什么呢？因为迫害有功之臣会招致灾祸，亲近无德之人等于自毁根基。

（注：文中"舐痔吮痈"典出《庄子》，形容谄媚者卑劣到舔痔疮的程度；"三族"指父族、母族、妻族；"五宗"指五代内的宗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