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14

葛洪（抱朴子）在《用刑》这一篇中讨论了一个深刻的治国道理：虽然人人都推崇仁德，但单纯依靠仁德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同样，虽然人们都轻视刑罚，但完全废除刑罚也无法整顿社会秩序。

他打了个比方：道德教化就像祭祀时华美的礼服，而刑罚则是防身的铠甲。如果只用道德教化来对付奸诈暴虐之人，就像穿着礼服去抵挡利刃；反过来，在太平盛世滥用刑罚，又如同穿着铠甲上朝堂。仁政是滋养万物的容器，刑罚是惩戒恶行的工具。有时候你想造福百姓，但坏人却要伤害百姓，这时光靠仁德无法使其悔改，必须动用刑罚。刑罚实际上是仁政的辅助手段。

葛洪又用养生之道作比喻：像玄胎呼吸、导引术这些长生之法固然好，但修炼艰难且见效慢，能成功者万中无一。当人病重危急时，就不得不用针灸、猛药来救治。如果放弃扁鹊的医术而只追求赤松子、王子乔的仙道，只会让更多人丧命。同样，仁政虽好，但百姓中难免有奸诈趋利之徒，如果不用威严震慑、刑罚纠治，空谈上古尧舜之风，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他列举历史证据：从轩辕黄帝到汉文帝，即便是圣明君主也离不开刑罚。就像木匠离不开墨线才能做出笔直的木材，明君不废除刑罚才能避免政令废弛。天地运行的规律尚且不能纯然仁慈（比如四季有肃杀之时），何况人间治国呢？

这段论述揭示了道家政治思想中"刑德并用"的治国智慧，强调仁政与法治要相辅相成，既反对滥用刑罚，也反对空谈仁爱。

这段文字通过自然现象与治国之道的类比，阐述了赏罚分明的政治理念。就像春天和煦的阳气滋养万物，秋天肃杀的寒气使草木凋零一样，四季交替才能成就一年的收成。如果只有温暖没有寒冷，虫豸就不会蛰伏，植物也会违反时令；如果只有宽容没有严厉，奸邪之人就会横行，凶器就会长期存在。

设立奖赏是为了维护正道，实施惩罚是为了防范邪恶，没有比这更有效的劝善止恶手段了。观察民情设立教化，要平衡宽厚与严厉，使懦弱者不敢轻慢，刚强者不伤恩义。五刑（古代五种刑罚）的罪名多达三千条，说明法律准绳不能弯曲；司寇（司法官）执行刑罚时君主不干预，说明法律不可废止。准绳弯曲奸邪就会滋生，法律废弛祸乱就会蔓延。

治理国家不是没有政令，而是怕政令繁琐难以执行；军队溃败不是没有禁令，而是怕禁令形同虚设。奖赏贵在符合功劳而不必过重，惩罚贵在符合罪行而不必过酷。家庭废除鞭打，僮仆就会懈怠；国家停止征伐，臣民就会不敬。要用礼制来提升道德，也需要威严来维持长久，所以制定刑法来整肃风气。

就像巧匠班倕（古代著名工匠）离不开圆规方矩，明君也不能放弃法度。唐尧虞舜仁德如天，仍依法处置四凶（传说中被舜流放的四个恶人）；周公友爱兄弟，却不赦免管叔蔡叔（参与叛乱的兄弟）；孔子诛杀少正卯，汉武帝含泪处死外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惩罚少数人是为了警醒大众，就像梳头时总会掉些头发，但能让整体更整洁；治疗毒疮虽然疼痛，却能保全生命。

残酷的刑法之所以不能废除，就像针灸治病虽痛却必须坚持。军队列阵如林，未必人人勇敢，面对刀山火海谁都会畏惧。如果只用笑脸劝导，肯拼命的人就少；用刑罚威慑，士兵才会奋勇作战。所以安于（人名）在深谷感化民众时仍要严明法纪，卫子（人名）厌恶随意弃灰的行为也要处罚，说明温和手段不如威严措施见效快。

这段文字讲的是治国理政中刑罚与仁政的关系。作者认为，严明的刑罚就像高筑的堤坝，能防止百姓逾越规矩，这是治理全民的根本方法。真正高明的治国者懂得在祸患未发生时就加以防范。

如果用轻刑来禁止重罪，用宽松的法令来保护重大利益，那么法令越繁琐，违法的人反而越多。这就好比在道路上挖陷阱，不是仁德之人应有的做法。善于治国的人必须先端正自身来带动他人，从亲近之人开始整顿再推广到疏远者，不能为私意而歪曲法律。该治罪时绝不赦免，就像石碏大义灭亲、晋文公忍痛斩顛颉那样。

仁政如同化妆的脂粉，刑罚则是驾驭天下的缰绳。脂粉虽非必需，但缰绳一刻都不可少。如果稍微松懈，怠慢就会产生；威严稍有放松，邪恶就会滋生。该发怒时不发怒，奸臣就会变成猛虎；该杀时不杀，大祸就会爆发。就像河水长期冲刷会毁坏山河，参天大树也是从毫末小苗长成，小火苗可以用一勺水浇灭，但若等到它借狂风燎原，就连智勇之人也难以控制了。

所以明智的君主会在祸患还容易解决时就处理，在恶行还微小时就消除。不因姑息善行而助长混乱，不手握斧柄却犹豫不决。刑罚是国家的神器，必须由君主亲自掌握，不能假手他人，就像长剑不可倒握，大鱼不能离开深渊。历史上田常篡齐、六卿分晋、赵高弑秦、王莽篡汉，都是因为君主追求虚名而忽视实际祸患，最终导致国家倾覆。

有人质疑说刑罚是衰世的产物，治国应当以仁义为本，清静无为百姓自会端正，寡欲少求民风自会淳朴。就像老子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宜过多翻动，宽厚爱人才能得民心。所以孟子推崇仁政安民，扬雄也主张申明法令要适可而止。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古今治国之道，讨论严刑峻法与德政教化的不同效果。

古代圣王如虞舜（上古贤君）不用严苛政令，只需端正自身，就能实现天下太平；宓子贱（春秋贤臣）弹琴咏诗不下朝堂，就使百姓自觉遵守秩序。作者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轻徭薄赋、选拔贤才、重视农桑，通过礼乐教化（古代用音乐礼仪感化民众）来引导百姓向善，就像风吹草伏、清水涤尘般自然。

但抱朴子（东晋道教思想家葛洪）反驳说：从《易经》到《尚书》都记载着刑罚的必要性。如果只讲仁慈不立威严，就会导致纲纪混乱、臣下犯上。三代（夏商周）之后世风日下，秦汉以来人心不古，想用结绳记事时代（原始社会）的方法治理奸诈之徒，就像松开缰绳驾驭奔马、丢弃船桨横渡急流一样危险。历史上平定七国之乱要杀晁错（汉景帝时大臣），镇压赤眉起义（新莽末年农民军）需动用武力，说明单靠德政难以应对乱世。

作者指出：三皇五帝时代可以缓步推行德治，但到诸侯争霸时期就必须快马加鞭。当今官吏欺瞒、盗贼横行，连剃发（髠刑）、灭族（诛刑）这样的重刑都制止不了犯罪。即便君主殚精竭虑，仍难免冤案发生，祸患往往起于身边。想用上古纯朴之道整治浇薄的世风，就像想用简单的《击壤歌》（尧时民歌）来平息剧烈动乱，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文字通过多个比喻批评了两种极端的管理方式：一种是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另一种是空谈理想不切实际。

那些像刻舟求剑的人，明明剑已掉入水中，却还在船边刻记号找剑；或者参天大树下射箭却只射五步远；穿着犀牛皮甲却要渡深不可测的深渊；披着御寒皮裘来抵挡酷暑。这些行为就像解开了衣带却去挠背，都是糊涂透顶的做法。

好的治理应该先明确法令再执行惩罚，查明实情也不沾沾自喜。要让像伯氏（古代贵族）这样失去封地的人没有怨恨，让虞芮（周代小国）这样争讼的国家知耻而退。如果纵容强暴、包庇罪恶，就像喉咙焦渴却遥指万里之外的沧海，滔天洪水来了才去树林里造船，这怎能避免像夸父追日那样的灾祸？

现在人们轻视申不害、韩非子（法家代表人物）的实际政策，却推崇老子、庄子那些玄虚的理论。但治国若不能恰当运用刑罚，杀人者不偿命，伤人者免罪责，就像用土盘瓦碗解决不了饥饿。道家学说看似高明，实际运用就会出问题，就像用干将宝剑（名剑）来缝衣服，让大象去捉老鼠，金玉打造的船经不起风浪，玉雕的马跑不了千里。

如果真要照搬道家那套，就得烧毁刑具、拆掉监狱、废除官府、销毁法律、熔化兵器、铲平城墙、散尽国库、毁掉印信、撤除关卡、砸烂度量衡，还要弄瞎离朱（古代明目者）的眼睛、堵住师旷（古代音乐家）的耳朵，让百姓像野马般放任自流。这样朝廷空无一人，百姓老死不相往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些迂腐儒生只听说周朝靠仁政兴起、秦朝因严苛灭亡，却不知道周朝成功不全靠仁政（周初还保留割鼻断足的肉刑，迟到盟津会盟者要被斩首），秦朝败亡也不只因严苛。到周朝衰微时，法律废弛，文人玩忽，君主暴虐，政令不出宫门，礼乐征伐都失去效用。

这段文字出自《抱朴子外篇》，主要讨论治国之道与刑罚运用的关系。作者通过秦朝的兴衰史，说明严刑峻法本身并非亡国根源，关键在于是否用得恰当。

秦国最初强盛时，任用卫鞅（商鞅）、由余等法家人才建立制度，白起、王翦等将领对外征战。他们通过兼并弱国、树立威信，靠明确的赏罚制度奠定了帝业基础。但到了秦朝末期，统治者骄傲奢侈，滥用权力，修建万里长城、千座离宫，强征民夫修骊山陵墓，征收重税，还有焚书坑儒、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等暴政，导致百姓家破人亡，尸骨遍野。徐福出海求仙加重人民负担，赵高专权使朝堂充满奸佞。最终天下人十户有九户想造反。

作者指出：秦朝灭亡并非因为严刑本身，而是滥用刑罚。刑罚就像刀剑，巧匠能用它制作器物，笨拙者却会伤到自己。治国需要道德教化为主，辅以适当刑罚，才能遏制奸邪。如果法度废弛、刑罚失当，就像水火能活人也能杀人，关键看如何使用。不切除肿瘤却拒绝良医，怎能指望长寿？奸党众多却不严肃法纪，如何能长治久安？

理想的政治应当选拔张良这样的法理人才，委任赵广汉这类监察官员。明君在上留心政事，忠臣在下竭诚辅佐。见到恶行要像鹰隼捕雀般果断，发现乱象要像除草般及时。做到奖赏不谬、刑罚得当，才能实现太平盛世。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古代肉刑（如割鼻、断肢等身体刑罚）是否应该恢复的问题。有人认为废除肉刑后，鞭打等刑罚看似轻实则致死，反而不如肉刑能有效惩戒犯罪。

葛洪（抱朴子）认为恢复肉刑很有必要。他举例说：周朝使用肉刑延续了七百年，汉朝废除后国运反而不长。现在的鞭刑表面上轻，实际上常致人死亡。对于不够死刑的犯罪，只能处以流放或鞭杖，遇到大赦就免罪，连剃发这种惩戒都起不到震慑作用。废除肉刑后，死刑之下缺乏中等程度的刑罚，导致量刑轻重失衡。

他建议：除谋反、弑亲、战时违令及杀人等重罪外，可以用肉刑替代死刑。这样既能严惩凶徒，让犯人还能劳动改造，又保全其性命。百姓看到受刑者的惨状会心生畏惧，震慑效果比死刑更好——因为死刑执行后尸体很快掩埋，看见的人少，而肉刑造成的伤残是长期可见的。

文中提到三国时魏国多次讨论此事，大多数学者都赞成恢复肉刑，连曹操也认同。只是考虑到边境未定，怕外人误以为中原施行酷刑，才暂时搁置。学者扬雄（字子云）也支持肉刑制度。

刑罚制度应该恢复，但废除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那些坐着空谈道理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件急迫的事情。

这是《抱朴子外篇》第十四卷中的一段话。葛洪（抱朴子）在这里批评当时的社会现象：虽然恢复刑罚制度很有必要，但由于废除已久，那些只会空谈的士大夫们并不重视这个问题。这段话反映了葛洪注重实际、反对空谈的思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