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2

我在云台山游历时遇到一位隐士（逸民），当时还有位做官的人在场。那位官员说：如今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四方各族都来归顺，边远地区也臣服朝贡。但先生您却像古代隐士柏成子高那样远离尘世，混迹于鸟兽之间。时代变了，风俗也不同了，现在这种隐居山林、逃避世俗的清高做法，在古代算清高，在今天就是逃避责任了。

聪明人应该在祸患未成形时就防范，在灾难来临前就避开。您这样放弃安稳生活去冒险，就像古人张毅为避暑热反而被老虎所害，单豹为躲避世俗却遭野兽袭击。您害怕世俗的烦扰，却要面对深不可测的危险，就像避开浅水坑却跳进深渊，逃离泥泞却跳进熔炉而不自知。

隐士回答说：那些整天盯着老鼠的人，怎能理解神兽驺虞的志向？忙于庭院琐事的人，怎会明白凤凰的远大追求？就像焦螟小虫嘲笑大鹏鸟，朝生暮死的菌类质疑千年古树，井底之蛙怀疑大海，鱼蛇嗤笑应龙（神话中的神龙）。你被世俗的得失困扰，怎能领悟玄妙旷达的境界？我庆幸生在尧舜般的太平盛世，何必担心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官员又说：古代狂士华士坚持不侍奉君主，隐居海边，结果被姜太公处死。您这样沉迷隐居不也很危险吗？隐士回应道：吕尚（姜太公）擅长用兵却拙于治国，不能像天地包容万物那样治理国家，不懂得像山海广纳百川那样招揽贤才。他热衷杀戮而不修仁义，所以封国之初就埋下祸根。周公听说后，就知道他的国家长不了。

用兵与治国方法不同，治国贵在懂得变通。吕尚不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把打仗的方法用在治国上，迫害高尚之士，就像穿着铠甲游泳还要射移动靶，根本不合常理。捣毁普通鸟巢，凤凰就不会来；排干养鱼池塘，神龙就会远离；伤害普通野兽，麒麟就不会出现在郊外。杀害一个士人，整个贤能群体都会远离。

这段文字通过对比历史人物，阐述了统治者对待贤能之士应有的态度。

吕尚（姜子牙）虽然开创了周朝基业，但若像他那样苛待人才，只会把优秀人才赶到敌国去。就像用买马骨的方式求千里马，或者用简陋住所来退秦兵，都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周公（周武王的弟弟）才是真正的大圣人，他放下身段，亲自接待七十位平民出身的贤士，与他们交友请教。如果换成吕尚处在周公的位置，这些贤士恐怕早就变成街头的尸体了。

接着列举了尧舜禹汤等明君的例子：唐尧完全可以让许由、巢父做官，舜可以强迫善卷、石户出仕，夏禹能逼迫柏成子高，商汤能任用卞随、务光，魏文侯能让干木做官，晋平公能让唐期出仕。但这些君主都选择尊重贤士的意愿，这不是因为君主软弱，而是明白强求贤士做官反而会损害自己的威望。让贤士按照自己的志向生活，反而能弘扬谦让的风气，遏制贪图名利的歪风。

最后提到，就连汉高祖这样不拘小节的人，虽然很想请"商山四皓"出山辅佐，也始终没有强迫他们。直到太子用谦恭的言辞邀请，四位隐士才愿意出山。这说明真正的圣明君主，都懂得尊重贤士的选择，不会用武力或权势强迫他们。

这段文字通过历史典故讨论隐士与世俗价值观的冲突。葛洪（道号抱朴子）以吕尚（姜子牙）为例说明：吕尚早年隐居时被普通人轻视，连老妇人都驱赶他，做小贩卖不出去货，钓鱼打猎也无所获，可见世人并不真正敬重隐士。但当他成为周朝开国功臣后，却反过来杀害隐士狷华，理由是怕隐士们影响众人进取之心。

作者尖锐指出：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安贫乐道的人太多，而在于人们急功近利、贪得无厌。从开天辟地以来，真正能忘却富贵的贤士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即使像孔子（仲尼）师从老子却未能修成无为之道，子贡与原宪同门却学不会清贫——这说明超脱世俗本就极难。

文中对比了两种处世态度：一边是巢父、许由（巢由）这样的隐士，一边是四凶、王莽这类争权夺利者。特别讽刺的是魏武帝曹操，他虽严刑峻法却对诸葛亮说"不能让高洁之士受辱于昏君之朝"，展现了矛盾心态。

最后批评当时社会风气：人们靠行贿获得高位，拉帮结派谋求飞黄腾达，这种风气蔓延导致道德沦丧，儒家教化衰微，形成"没有钱财就无法立身"的扭曲价值观。真正超然物外的高士反而难以被世俗接纳。

这段文字讲的是隐士（逸民）与世俗官员的价值对比，核心思想是"立德立言"比功名利禄更重要。

开头说：真正的读书人闭门钻研道义，本该受到优待。就像军事家孙武、吴起亲自上阵不过一人之力，但运用他们的谋略能胜过万人。让大学者当官未必合适，放归山林反而能教化孩童、弘扬礼法。这好比用巨象抓老鼠、让鸾凤拉车，都是大材小用。

接着用自然现象作比喻：沼泽里的浮萍徒然生长枯萎，有什么可贵？隐士回答说：你就像守着土丘玩赏，没见过昆仑仙山；在浅水嬉戏，未游过南海天河。真正的志士不求官禄功勋，最高境界是忘我，其次是无名。他们像展翅绝尘的飞鸟，能做常人做不到的事，淡泊纯粹不被名利污染。这样的高洁品格能洗涤时代污浊，何必要穿官服、坐豪车？就像小鸟不因灌木放弃天空，大鱼不因山涧舍弃大海，万物各得其所才会快乐。

最后强调：治世者整天担心失去官位，就像蓝田美玉、邓林良材等着被匠人选用。但隐逸生活本是圣贤认可的，无论出世入世都应随性。士人最可贵的是立德（如践行孝悌仁义）和立言（如著书立说）。像善卷虽无政绩，不比俗吏差；孔子没有战功，也不逊于韩信白起。真正的价值不在世俗成就。

这段话主要讨论隐逸之士的价值和处世之道。作者认为那些保全自身名誉的隐士是最高尚的，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古人坚持原则不变通，虽然有人叹息他们不够灵活，但这正说明隐逸是高洁的行为。

真正清高的圣人，像孟子所赞美的，看重的是内在修养而非官位爵禄。荀子崇尚的是道德完善后可以轻视权贵。但世人往往只看重权势利益，认为德行高尚却不得志的人是庸才，而身居高位者就被当作贤士。有些人甚至冒险求取功名，比起那些看轻天下、珍惜生命的人，差距何其大啊。

有人质疑隐士对社会无用，作者反驳说：麒麟不会看门，凤凰不会报晓，神马不会拉犁，祭祀官不会下厨。就像太阳普照万物，灯火照亮黑夜，火能冶炼金属，它们各司其职。江海能形成云雨滋润大地，但日常用水只需井水；灌溉田地用沟渠就够了，何必非要比较哪个更宏大呢？

最后指出地位的贵贱不在官职高低：夏桀商纣是帝王，孔子只是臣子，但人们听到被比作桀纣就愤怒，比作孔子就高兴。孟子说禹、稷和颜渊互换位置都会做得一样好。宰予认为孔子比尧舜更贤明。普通人能与王者相提并论，儒生能超越唐尧虞舜，靠的都是德行，何必在乎官职呢？

真正的高人能与天地造化相通，胸怀宽广不受世俗观念束缚，内心纯净不被荣辱左右。他们超然物外的境界，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这段话讲的是真正修道之人的超然境界，他们不会被世俗欲望污染心神，也不会被常人困惑动摇志向。在他们眼中，荣华富贵就像身上多余的肉瘤，世间万物如同蝉翼般轻薄。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了讨好别人而扭曲身体、强作姿态？他们不会刻意讨好权贵，也不会卑躬屈膝地躲避锋芒。就像古代贤人那样：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放弃王位隐居岐山，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居洞穴，吴国季札辞让君位回乡务农，老莱子（春秋隐士）在菜园耕作远离朝堂。他们都追随本心，不为外物改变。

真正的富贵在于：内心纯净不受污染就是富，身体不受驱使就是贵。那些拥有封地官印的，不过是得到俸禄利益罢了。要知道官位越高责任越重，功劳越大越遭人嫉妒。唯有安于贫贱，才没人争抢，可以长久保有而无忧无虑。

穿粗布衣、吃粗茶淡饭，虽然会被势利小人嘲笑，但比起那些僭越礼制、生活奢靡的权贵（比如禳侯、安昌侯），反而没有逾越本分、玷污清白的负累。不如沉浸在典籍中，修炼吐纳之术（道教养生法），自耕自织满足温饱。肚子像饮过河水就满足，身体像小鸟栖息一枝就安适，看世间万物都如尘埃般微不足道。

喝粥度日、粗布裹身，淡泊自在，无忧无喜，这才是至高快乐。如果说做官是为了留名，那写文章同样可以抒发情怀、留名后世，何必非要借助史官记载或鼎铭碑刻？孟子不靠武力建功，扬雄（汉代学者）不靠治民求名，他们追求仁德而有所得，不也很好吗？

有人质疑隐士不为君主效力却享受国家供养。回答是：当年颜回去世时，鲁定公准备亲往吊唁，先派人咨询孔子（仲尼）......

孔子说，凡是在国家疆域内的都是君王的臣民。鲁定公从东阶登堂，行君主之礼。由此可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在朝廷为官的人尽力处理政务，隐居山林的人修养品德以遏制贪腐之风，虽然方式不同但都是臣子的本分。君王的统治没有边界，天下都是他的家，日月照耀、雨露滋润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怎么能让那些声称吸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真正脱离尘世呢？

山中的金玉、水里的珍珠，虽然没收入国库供日常使用，但都是君王的财富。隐士虽然不在官员之列，就像这些山水物产一样，难道不也是国家的资源吗？许由（上古隐士）没有逃到海外，商山四皓（秦汉之际的四位隐士）也没有躲到边远之地。所以说天下贤士都是帝王的臣子。段干木（战国隐士）没有参军戍边，却为魏国建立了屏障之功。现在的隐士在茅屋中修养德行，传扬先王之道，使百姓懂得谦让，儒家墨家的教化得以延续，这也是尧舜所赞许的。

从前伯夷叔齐（商末隐士）不食周粟饿死，鲍焦（周代隐士）抱树而亡，他们固执己见的行为不值得效法。历史上多位帝王礼聘隐士：汉安帝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帛帛聘周彦祖，汉桓帝用同样礼节聘韦休明，汉顺帝聘杨仲宣并授予侍中官职（皇帝近臣），但他们都不接受。魏文帝征召管宁（字幼安）未果，授予光禄勋（九卿之一）职位仍被拒绝，只好下令当地每年八月送羊和酒。汉桓帝聘徐稚（字孺子）为太原太守和东海国相，汉顺帝聘樊英（字季高），都被拒绝后同样给予定期赏赐。汉献帝时郑玄（字康成）多次被推举为贤良、茂才等，十四次征召都不就职。汉昭帝派公车（朝廷接待处）征召韩福，赐予布帛和羊酒。

这些记载说明，历代圣明君主都尊重隐士的选择，用优厚礼节对待他们。隐士虽然不任官职，但他们的德行教化对国家有益，因此受到特殊礼遇。这与那些极端避世的隐士不同，后者固执的行为并不值得推崇。

这段讲的是东汉时期几位隐士拒绝朝廷征召的故事。当时地方官员多次推举韩伯休（东汉隐士）为孝廉（汉代选拔人才的科目），州郡五次征召，朝廷九次以贤良名义征聘，他都不去。桓帝派人带着玄纁（黑色和浅红色的帛，用于聘礼）、玉帛、安车（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等厚礼去聘请，韩伯休依然不肯出山。

同样，姜伯雅（东汉隐士）被直接授予太中大夫（高级文官）和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职位，他也推辞不就。但朝廷对这些隐士都很优待尊重，没有用权势强迫他们。

作者葛洪由此感叹：如果这些皇帝礼遇隐士的做法是正确的，那么当年吕尚（姜子牙）诛杀华士（商朝隐士）的行为就显得过于残酷了。那些热衷功名的读书人听到这些事，都怅然若失，感叹道："现在才明白超脱世俗的道理，确实不是我们这些庸俗之辈能理解的。"

这段通过对比展现了两种对待隐士的态度：东汉朝廷的宽容尊重与姜子牙的严厉手段，反映了道家崇尚自然、反对强求的处世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