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4

葛洪（道号抱朴子）在《抱朴子外篇·崇教》中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盯着秋毫般微小的东西，就看不到天上星辰的灿烂；如果整天忙于琐碎事务，就体会不到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就像沉迷鲍鱼腥臭的人会忘记香草的芬芳，迷失在大事中的人难以回归正途。但经过墨线校正的木材不会弯曲，受过道德教化的人不会走上邪路。

修养身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而广泛学习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坚持又取决于坚定的志向。如果志向不坚定，穷人就会只顾谋生，富人则沉溺享乐。所以学识渊博的人历代都少见，而不学无术的人却比比皆是。

葛洪接着描述了几种人：普通读书人白天耕作谋生，晚上点灯苦读；官员在宴会之余抽空学习劝诫之道。这些人虽然条件艰苦，但情有可原。而那些王孙公子们，整日游手好闲，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冬天穿貂皮，夏天披轻纱，出入豪华车马，沉迷美酒女色，聚众豪饮赌博。他们不懂文章典籍，把学者当草芥，谈论时理屈词穷，遇到问题就束手无策。这种人连豆麦都分不清，和瞎子有什么区别？

最后葛洪指出，听说古代帝王继承人必须进太学（古代最高学府）拜师求学，与国子（贵族子弟）一起学习。因为只有懂得如何做好臣子，才能成为合格的君主。这里强调统治者必须接受良好教育，明白治国之道。

这段文字讲的是教育子弟和修身立德的道理。

首先指出，一个人要先做好儿子才能当好父亲，学习有成才能从政。就像不会用刀的人容易伤到自己，放纵欲望的人不配称为人。那些贵族子弟从小在深宫妇人手中长大，没经历过忧患，还在襁褓中就获得高官厚禄，掌握生杀大权。他们靠关系决定他人荣辱，凭喜好随意评价他人，整天被谗言包围，在似是而非的处境中生出各种是非。

没有真才实学就分不清善恶真假，不了解历史教训就容易重蹈覆辙。先贤教导我们：身居高位要居安思危，教育子女要走正道。要选择明师来教导，结交良友来熏陶，督促他们博览群书，用历史成败来启发他们。要让孩子走在正道上，就像行走在万丈悬崖边，像踩着薄冰奔跑那样谨慎，这样才能避免灾祸。

文中举了历史例子：窦氏家族因谨守教诲而获福，霍禹因肆意妄为遭祸；中山王、东平王因好学而平安，燕刺王因不学无术而危亡。商汤周武因得伊尹、吕尚辅佐而兴，纣王、夏桀因宠信佞臣而亡。选择师友要精挑细选，应当选择那些出身寒门但德行高尚、能安贫乐道、特立独行的人，像董仲舒那样精通经典，像龚遂那样刚正不阿，能每天讲授忠孝之道，用历史教训来洗涤心灵、纠正错误。要克制私欲遵守法度，汉代就有很多这样的典范。

这段文字描述了东吴末年社会风气的败坏景象。当时选拔官员不再看重才能品德，而是依据门第关系和朋党间的虚名。表面上打着师友举荐的旗号，实际上毫无为国选才的诚意，这种风气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人们谈论的不再是治国大道，举荐的也不是忠良之臣。整个社会沉迷于声色犬马：品评歌舞音乐的优劣，讨论乐器演奏的技巧，比较猎犬赛马的强弱，争论游玩场所的好坏，评判雕刻工艺的精粗，较量赌博游戏的胜负，挑剔侍妾美丑，指摘衣着土气，攀比车马好坏，争论弓箭做工。各种奇技淫巧层出不穷，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

在建筑方面，宫殿要模仿传说中的瑶台琼室，效仿秦朝阿房宫的奢华，觉得千门万户的宫室都嫌狭小，昆明池、太液池这样的皇家园林也被认为简陋。他们嘲笑茅草屋顶太寒酸，嫌弃土台阶太粗陋。百姓劳力被无休止的工程耗尽，国库储备浪费在不急之务上：堆土山要比嵩山霍山，挖渠水要像九河奔流，建造高耸入云的楼阁，开设云雾缭绕的绮窗。

整个社会沉浸在靡靡之音中，舞袖翻飞令人目眩。夜以继日地纵情声色，流连于酒宴之间，沉溺于歌舞之侧。有时在郊外竖起翠绿的猎旗，射杀勇猛的禽兽；有时在险峻山岭上赛马，让仆役在烈日下奔走；清晨举着火把出游，深夜披着星光返回。国家政务荒废不修，赏罚制度形同虚设。

贵族们乘着华丽的画舫在湖面游荡，在绿水间布下密网；在涟漪处垂下香饵，在清波上放声高歌；射出利箭击落飞鸿，垂下钓线捕捉潜鳞。或在林间张设罗网，在山野布下重围；迎着红色旋风在丰草中奔驰，骑着快马在平原上追逐；放出猎犬撕咬狡兽，放飞猎鹰扑击飞禽；用强弩射杀狂野的犀牛，用长戟刺杀凶猛的熊虎。这样奢靡放纵的生活年复一年，永不厌倦。

这段文字讲的是当时社会风气偏离正统儒学的现象。人们整天忙于四季聚会、祭祀祖先、庆贺往来这些琐事，接待宾客的应酬多得没完没了，正经的学问反而被忽视了。

真正能看清兴衰道理，从这种沉迷中自拔，舍弃败坏道德的险路，走上长治久安正道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就是为什么能保家卫国的人罕见，而家破人亡的却数不清的原因。

现在圣明的君主在位，效法古制来济世安民，就像加固堤防防止洪水一样，用明确的奖惩来引导风气。想来那些皇室贵族、豪门子弟，应该竞相崇尚儒术，精简才艺文章，放下老庄（老子和庄子）那些不切实际的思想，专心钻研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儒家经典）的正道。

作者葛洪（道号抱朴子）在这里虽然身为道士，却表现出对儒家正统的维护，反映出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儒学衰微的忧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与他内篇中主张的道教修炼思想形成了有趣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