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Kanripo本·太清部）卷49

鲍敬言这个人喜欢研读老子、庄子的著作，擅长辩论。他认为古代没有君主的社会比如今更好，所以在自己的论述中说：儒家讲"上天生育万民并为他们设立君主"，这哪里是上天真的这样嘱咐？不过是强者欺凌弱者，弱者不得不服从；聪明人欺骗愚笨者，愚笨者不得不侍奉。因为要服从，所以有了君臣之道；因为要侍奉，所以势单力薄的百姓就被控制了。说到底，奴役统治都是源自强弱相争、智愚相斗，上天何曾参与其中？

在混沌初开时，无名无号最为珍贵；万物生灵以自在逍遥为乐。所以剥桂树皮、割漆树汁不是树木的本愿，拔翠鸟羽毛、抓五彩野鸡不是飞鸟的意愿，给马套上笼头不是马的天性，让牛负重拉车不是牛的乐趣。这些机巧手段都是违背本真的，就像砍断树根来装饰无用的东西，捕捉飞禽只为赏玩，给自由的动物穿鼻环、拴脚链，完全违背了万物共生共荣的本意。

统治者奴役百姓来供养官员，权贵俸禄丰厚而民众困苦不堪。就像死后复生固然欣喜，但总不如当初就不死；辞让官爵博取虚名，不如压根不需要让位。正因为天下大乱，忠义才显得可贵；家庭不和睦，孝慈才被彰显。

远古时代没有君臣之分，人们挖井取水，耕田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不受束缚。不争不抢，没有荣耀也没有屈辱。山上没有人为的小路，水泽没有舟桥，山川阻隔就不互相兼并，人口不聚集就不互相攻伐。那时候凤凰在屋檐下筑巢，龙鱼在池塘游弋，饥饿的老虎可以靠近，毒蛇能够捉摸。走进沼泽鸥鸟不惊飞，进入树林狐兔不躲避。没有权势利益的诱惑，没有祸乱灾殃，兵器派不上用场，城墙也不需要修筑。万物浑然一体，在大道中相忘相安，瘟疫不流行，百姓得享天年，内心纯净没有机巧算计。

这段文字出自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主要批判了社会道德沦丧后产生的种种乱象。文中描述上古时期人们生活淳朴，吃饱了就快乐游玩，言行朴实无华。后来道德衰败，开始讲究尊卑等级，制定繁琐礼仪，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到处搜罗珍宝，奢侈无度。统治者崇尚贤能导致百姓争名，重视财货引发盗贼四起，欲望膨胀使人丧失本心。

文中列举了夏桀、商纣等暴君的恶行：焚烧活人、残杀谏臣、剖心砍足、使用炮烙酷刑。指出这些暴行正是因为掌握了君权才能实施。君臣制度确立后，各种恶行日益滋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试图用礼法制度来约束，用刑罚来整顿，就像用手掌阻挡滔天洪水一样徒劳。

最后通过"抱朴子难曰"的设问，阐述天地自然形成的尊卑秩序：天尊地卑对应人伦关系，头脑四肢象征君臣次序。认为这种等级制度自古有之，比起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现在的社会秩序就像天地分开后那样分明。这反映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思考，既批判现实乱象，又维护传统等级观念。

这段文字主要讨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君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最初的自然界，日月星辰（七耀）运行有序，阴阳调和化育万物。早期人类就像鸟兽一样群居散处，住在巢穴里，茹毛饮血，穿草编衣服，没有亲属尊卑，也没有社会等级。后来人类学会建造房屋、种植粮食、制作精美衣物，才有了文明生活。

社会需要秩序：有了贵贱分别，人们才会向往奖赏畏惧惩罚；如果力量相当，就会相互争夺。所以圣人顺应天命出现，教导人们结网捕鱼、观察星辰钻木取火、尝百草选谷物、建造房屋。这些发明创造让百姓拥戴，于是形成君臣之道，哪会有欺骗弱者的事？

三皇五帝（三五）时代，道德教化兴盛，善恶分明，德政盛行刑罚清明。太平盛世时，凤凰在朝阳中鸣叫，麒麟祥兽出现，龟龙在河岸吐露祥瑞，景星（吉祥的星宿）闪耀天空。这时礼制完备君主安心，音乐兴起刑罚闲置。

至于奢侈暴虐的行为，是个人造成的，怎能归咎于君主制度本身？作者批评鲍生只列举乱世的弊病，却不谈太平盛世的好处。

远古时代民风质朴，人们像孩童般天真无邪，并非故意克制欲望。但若没有君主制度，人们争夺草地，家族争夺巢穴，没有公正的官员，民间私斗会比战争更惨烈，最终人类可能灭绝。

文中列举的祥瑞景象——驯服龙凤、河图洛书（传说中上天赐予的祥瑞图案）、鱼群护送、凤凰飞翔、旋风聚集等祥兆，都出现在有君主的治世，而非无君主的时代。这些祥瑞征兆都源自深奥的天道，预示着王朝更替。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社会治理与自然本性的关系。作者首先反驳了完全回归自然的极端观点：如果说混沌未开的状态最好，那天地就不该分开；如果认为无名最高尚，那伏羲（太昊）就不该画八卦。这就像人不能只认母亲而忘记父亲一样，虽然天性自然，但必须要有尊卑秩序。

远古时代人们住洞穴、死无葬处，没有舟车医药，常因毒物疾病枉死。后来圣人发明各种器具制度，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如果现在让人回到裸身穴居、生病不治、随意交配的状态，谁愿意呢？同理，没有君主管理的社会也是行不通的。

人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争夺不限于金银财宝，就连橡子野菜都可能引发争斗。因此需要贤明君主（明王）制定严密法度：早晚上朝处理政务，听取批评建议，用严刑惩戒小罪，以武力讨伐大恶。即便如此，仍要像防备豺狼般警惕，担心伦理秩序被破坏。

这段论述体现了道教"自然"与"教化"的辩证关系——既承认人性本真，又强调文明教化的必要性，反对完全回归原始状态的极端主张。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社会秩序与权力运作的辩证关系。作者通过自然现象比喻人类社会：就像天地间阴阳二气（指宇宙间对立统一的两种基本能量）自然运行，万物原本没有尊卑之分。但人类社会设立君臣制度后，反而滋生了诸多问题。

文中尖锐指出：设置过多官吏就像水獺多了会搅乱鱼群，老鹰多了会惊扰鸟群。上层越是追求奢华——住华丽的楼台、吃山珍海味、穿龙纹锦衣、囤积珍宝，底层百姓就越贫困。官员们搜罗奇珍异宝，制造无用器物，这些财富难道是从鬼神那里变出来的吗？实际上都是压榨民力所得。

当仓库堆满粮食布匹时，百姓却在挨饿受冻；朝廷养着大批侍卫闲人，民众却要供养这些游手好闲者。再加上繁重赋税和劳役，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铤而走险违法。统治者虽然整天提心吊胆，修筑高城深池防备叛乱，用高官厚禄笼络臣子，却不知俸禄太高会导致民穷臣骄，城墙越坚固反而促使更精妙的攻城手段出现。

作者推崇古代圣王散财于民的做法：周武王曾打开纣王的鹿台金库和巨桥粮仓分发百姓，更不用说本来就不聚敛财富的君主了；把战马放归华山，武器收入库房，这样还觉得不够，何况根本不用打仗的太平世道？住茅草屋、用土台阶、放弃织布机（比喻回归简朴生活）才是治国正道。全文核心是批判统治者的奢靡压榨，主张返璞归真的治理之道。

这段话讲的是古代贤君与昏君的对比，以及社会风气变化带来的影响。

古代贤君生活简朴：菜园里种着葵菜，用粗布做帷帐，穿的是普通皮裘，盖的是布被；他的妾室不穿丝绸，马匹不吃精饲料。这种节俭作风成为美谈，就像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分财物时主动少拿一样可贵。百姓安居乐业，没有劳役赋税，顺应自然过日子。

而昏君当道时情况就不同了：百姓疲惫怨恨就会耍小聪明，就算放任不管也担心他们作乱，不停地劳役剥削，导致田地荒芜、粮仓空虚。想靠严刑峻法阻止混乱，结果禁令越严问题越严重。就像关卡本为禁止非法，贪官却借机敛财；度量衡本为防伪，奸商却用来造假。

有权势的人争夺的都是大利益：土地、城池、金银、权柄。昏君一发怒就发动战争，让无辜百姓互相残杀，动辄尸横遍野。这种暴君哪个时代都有，他们祸乱天下，比普通人的小打小闹可怕多了。

最后对比古今差异：古人盖房子只为遮风挡雨，现在却要朱漆金玉装饰；古人穿衣只为蔽体，现在追求华丽服饰。这段话通过古今对比，批评了统治者奢侈无度、剥削百姓导致社会动荡的现象。

古代用黄色礼服和精美丝织品作为礼仪，足以安定人心。但如今过分追求奢靡音乐，扰乱心神、伤害和谐。古人的饮食简单就能充饥，现在却为了口腹之欲焚毁山林、竭泽而渔，残害生灵。难道因为某些事物被滥用，就要完全废除它们吗？

如果让尧舜那样的贤君在位，由稷、契这样的贤臣辅政，住简陋宫殿、轻徭薄赋，让百姓按农时耕作，崇尚节俭风气，严格禁止奢侈饮食。重用朴实简约之人，罢黜祸乱民生之徒，自然会有歌颂之声，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何必担心火灾就拆毁房屋，害怕风浪就填平江河呢？

鲍敬言（魏晋思想家）推崇上古没有君主的社会，我已反驳过他的观点。他后来回应我的文章大多无法尽述，现摘录其论点进行辩驳。鲍生说："君主搜罗珍宝奇物，追求无用装饰，满足无尽贪欲。"

请问古今帝王都是如此吗？唐尧采铜铸器是为民生，虞舜让出玉璧归隐山林，他们吃粗粮穿麻衣，比看门人还简朴。那些挖深潭取珍珠、凿山采玉、炼造金银、跨海猎取翠羽、远求玳瑁丹青的奢侈行为，显然不是圣君所为。服饰若无差别就显不出威严，身份不同礼数自然有别。所以周公制定贵贱礼仪规范：宫室有规模限制，冠冕旌旗有纹饰区别，车马器用按等级分配，膳食供应依礼制安排。遇到灾荒还要削减用度。真正的有道之君不会放纵欲望，你（鲍生）的言论只能用来谴责桀纣暴君，不能作为否定君主制度的依据。

鲍生又说："君主后宫三千，岂是天意？粮食布帛堆积，百姓却在挨饿受冻。"但君主配偶数量是圣人制定的礼制（此处抱朴子认为需按礼制适度安排，暗示鲍生观点偏激）。

圣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德行相合，并非仅仅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们辅助帝王治理六宫（皇宫内务），调理阴阳秩序，教导宗室子弟恭敬祭祀祖先，准备庄重的玄色礼服（祭祀服饰），延续宗族血脉。根据《周礼》记载的九州人口统计和汉代地理志数据，天下女子数量确实多于男子，帝王选妃并不会影响民间婚配。周公（姬旦）早对此有过深思熟虑。

古代帝王亲自率领百官耕藉田（象征性耕作），后妃带领命妇（有封号的妇女）养蚕纺织，百姓农耕有定额：勤劳者受赏，怠惰者受罚。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供给公用，民间有备荒存粮，国家存够九年储备。这样顺应天时分配土地，不误农时，赋税轻薄，徭役稀少，百姓衣食丰足后自然崇尚礼让。像汉文帝、景帝时期，家家务农丰衣足食，官仓粮食多到腐烂，但民间仍有人穿着华服、享用鼎食（贵族饮食），这是因为征税有度不伤民本。

到了末世，官府荒废田租制度，人们追逐浮华行业。粮食生产减少而游手好闲者增多，上下交困导致违法者众。鲍敬言（鲍生）将此归咎于君主制度，不如批评选妃过度、农税不实、奢靡无度（"牛饮三千"指豪饮）、田赋过重（"履亩太半"指收成过半）。其实只要后宫遵循周礼、不横征暴敛即可，何必废除君主？就像一天晚起便会误事，打猎没有向导会迷失山林，没有君主统御，君子失去依靠，恶人就会得势。渔网再疏总有收获，难道能完全不要渔网吗？

鲍生认为人生为衣食所困，加上赋税徭役导致饥寒交迫，百姓违法是迫不得已。抱朴子反驳：蜘蛛结网捕食，跳蚤虱子也不愁温饱。人类凭借智慧利用万物解决温饱，何谈困苦？问题在于富人不懂节制，穷人不懂安分，并非君主制度本身之过。

这段文字是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与鲍生（鲍敬言）关于治国之道的辩论。葛洪针对鲍生否定君主制度的观点进行反驳。

鲍生认为：君主即使如履薄冰般谨慎，也无法避免灾祸。君主追求祥瑞征兆（如白雉、玉环等吉兆），对百姓毫无实际益处。

葛洪反驳说：真正圣明的君主，最该警惕的是骄傲奢侈、用人不当。像夏桀、秦始皇这样自以为是的君主才会灭亡。如果君主能保持警惕，广泛听取谏言，向年长者请教治国之道，就不必担心政务混乱。没有君主的社会反而更容易混乱。

关于祥瑞问题，葛洪认为：真正的祥瑞（如景星、灵禽等）是君主德行感动天地自然出现的，不是靠钱财能买来的。像王莽这样伪造祥瑞欺骗百姓的奸臣，不能代表古代圣王。就像看到巨大尾巴就知道不是小动物，西王母（道教女仙）派遣使者来访，正说明其神通广大。

这段辩论体现了葛洪的政治主张：肯定明君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君主德行与天地感应，反对鲍生主张的无君论思想。其中提到的"黄发"指老人，"西王母"是道教重要女神，"景星"等祥瑞都是古代认为的吉兆。

这段文字讨论的是治国之道和防御策略。葛洪（抱朴子）反驳鲍生（鲍敬言）的观点，认为国家需要适当的防御措施。

鲍生认为：君主为了防止叛乱，修筑坚固城池是多余的。就像周朝并不缺玉器却要西王母的玉环，不是缺食物却要越裳国进贡野鸡，这些贡品并不能真正使百姓受益。

葛洪反驳说：圣明的君主明白邪恶难以根除，就像春天阳光不能让枯木发芽，夏日炎热不能熔化金石。因此需要效法《易经》中"习坎"卦（象征重重险阻）的道理，提前做好准备。城门设警卫、军队防暴乱都是必要的，就像犀牛用角、凤凰用爪自卫，蜜蜂用毒刺、水牛结阵抵御虎豹一样自然。如果按鲍生的主张放弃盔甲、拆毁城墙，就像公输班（鲁班）和墨翟这样的能工巧匠也会陷入危险。

有人提出：如果没有值得争夺的财物，即使没有坚固城池，敌人也不会来犯。

葛洪回应：让人贪图的东西未必是金银珠宝，即便是普通物品也会引发争夺。就像越人（古代南方民族）为分配猎物而大战，蟒蛇不争斗是因为它们没有争夺的对象。但人类社会的欲望远比动物复杂，不能简单类比。

这段文字通过历史典故讨论国家治乱与君主的关系，核心观点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有君主，而在于治理方式是否得当。

文中先列举了吴楚之乱和饥荒年代人吃人的惨状，指出即使在有君主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司法不公（甫侯、子羔是古代执法严苛的代表）、豪强横行的情况。但同时也举出许多贤才被重用的例子：比如地位卑微的鳏夫（鰥）被四岳（四方诸侯）举荐，屠夫放下刀剑入朝为官（排金门指入朝），筑墙工人（板築）成为高官（躡玉堂），甚至逃犯成为上将。这些例子说明关键在于能否选贤任能，像伯柳推荐仇人解狐、方回叩头举荐贤士、禽息不惜撞碎头骨也要推举人才，都是明君用人的典范。

接着驳斥"有君主导致田地荒芜、粮仓空虚"的说法，指出自然灾害（水旱疫癘）才是饥荒主因。列举后稷（周朝始祖，农业之神）亲自耕种、虞舜扶犁的典故，以及白渠水利工程使盐碱地变良田（斥鹵膏壤）、邵父修建阳陵陂塘堆粮成山、孙叔敖（叔敖）治理期思使百姓粮食腐烂、赵过改良农具（三犂之巧）让关中丰收、任延在九真郡（今越南境内）教民耕作使百姓饱足等史实，证明在明君治下完全可以实现丰衣足食。

全文通过正反对比，强调治国关键在于君主是否能够任人唯贤、重视农耕，而非简单地归咎于君主制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