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26

《礼记》说，婚礼是把两个不同的家族联结起来：向上可以祭祀祖先，向下可以延续后代，所以君子十分重视。婚礼依次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等仪式。每一项仪式举行时，女方家主都要在祖庙设席、行礼，并到门外迎接男方使者；宾主相互揖让，再登堂听取礼命。这样做，是为了郑重、谨慎而端正地对待婚姻。

新婚夫妇同席共食、合卺饮酒，表示从此成为一体、同受尊重，也借此增进亲近。婚礼郑重举行之后，夫妻才能亲近相处。这是礼的根本，也是确立男女分别、建立夫妇名分的方式。

天刚亮时，媳妇沐浴等候。天明后，由赞礼者引见她拜见公婆。媳妇手持笄（簪子）、枣、栗和腶修（加工过的干肉）进见；赞礼者以醴酒向她行礼。媳妇祭献肉脯、肉酱和醴酒，这才算完成新妇的礼仪。随后公婆进入内室，媳妇用一头小猪进献饭食，以此表明她会顺从公婆。第二天，公婆共同设宴款待媳妇，按一献之礼（主人向宾客献酒一次的礼节）行礼，并行酬酒之礼。公婆先从西阶下堂，媳妇再从东阶下堂，以此表明她将接替家中主妇的位置。

完成新妇礼仪之后，还要进一步确认媳妇的顺从之德，以明确她所承担的责任。所谓妇顺，就是顺从公婆，与家中众人和睦相处，然后与丈夫相合；还要料理纺织布帛等事务，谨慎管理家中的储藏与财物。具备这些妇顺之德，家庭内部才能和睦有序，家业也才能长久。因此圣明的君王十分重视婚礼。

《弘道录》说，之所以先讲婚姻之义，是因为有天地之后才有万物，有万物之后才有男女，有男女之后才有夫妇，有夫妇之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君臣上下的礼义才有施行的基础。夫妇之道没有比它更优先的，所以《礼记》既说君子重视婚礼，也说圣王重视婚礼。

其中的深意，尤其体现在婚礼各项仪节都郑重使用雁作为贽礼（拜见时所献的礼物）。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都用雁作礼物，说明对婚姻的郑重与谨慎贯穿始终，并非只在某一环节象征一下。后世若忽略这些礼节，甚至连亲迎时以雁行礼也做不到，就说明婚姻尚未正式结合，便轻慢了祖先；两人尚未交往，便怠慢了新妇。原文此处有缺字，末句意思未全。

在再次偶合、重复匹配这件事上，实在不妥，所以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以保存其中的道理。

《尧典》说：尧把两个女儿嫁到妫水湾，让她们成为虞舜的妻子。

《弘道录》解释说：震卦的初爻、离卦的第二爻，都是一阳爻处在两阴爻之间。尧要让舜承接震卦、继承离卦的事业，所以把两个女儿一同嫁给他。后世天子纳九女的礼制，取九为阳数。依照这里的说法，尧嫁女给舜，也一定有其用意。

《易经·归妹》说：“帝乙嫁女，她的衣袖不如陪嫁妹妹的衣袖华美。”

《弘道录》解释说：帝乙用来端正婚姻礼仪、分明男女之别的，首先在于嫡妻与妾的区分。经文说正妻的衣袖不如陪嫁的妹妹华美，大概是因为礼仪以质朴为根本，妇人以德行为重要。若没有德行，便只会用华美的衣饰在人前炫耀，还把淫邪、嫉妒当作寻常，毫不羞耻。因此，看到正妻的衣袖不如陪嫁妹妹的衣袖，就能明白商朝的治道为何兴盛；看到席位、宠爱和服饰都比别人奢侈华美，就能明白殷代风俗为何衰亡。不只如此，宋太祖曾告诫永宁公主，不要穿贴绣铺翠的短衣；赵飞燕却甚至用黄金装饰鞋子，这样的人又怎能长久善终呢？

《诗经·大明》说：“大国有位姑娘，像天帝的妹妹一样美好。婚事的吉兆已经确定，亲自到渭水迎亲；架起连舟作桥，光彩何等显赫！”

《弘道录》解释说：尧把女儿嫁给舜，是为了嘉奖舜的功劳；周文王迎娶吉女，是上天授予他天命的征兆。于是为迎亲架起连舟，又搭起车马通行的桥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威仪气象卓然一代，礼仪制度也由此确立，周文王后来遂承受天子之礼。此后，鲁国自称遵行周礼，鲁哀公却看重一顶冕冠，不懂得造舟迎亲才是真正的荣耀；看重拥有千乘兵车，不懂得迎娶如天帝之妹般的贤女有多难得。这就是孔子忧虑而严肃作答、鲁国最终未能显扬光彩的缘故吧。

《诗经·周南·葛覃》说：“葛藤蔓延啊，长到山谷中，叶子繁茂又浓密。黄鸟飞翔，落在灌木丛中，鸣声和谐悦耳。葛藤蔓延啊，长到山谷中，叶子繁茂又浓密。割下葛藤，煮过之后，织成细布和粗布，穿在身上令人喜爱、不厌弃……”

“告诉师氏（女师、宫中女教师）说：请告诉我，我要回娘家了；请替我洗净私服，也洗净我的礼服。什么时候洗呢？等我回娘家时。”

《录》说：所谓“天妹”（身份尊贵的女子），可贵之处不在于她地位高、家境富，别人难以企及；而在于她虽富有仍勤劳，虽尊贵仍节俭，年长之后依然敬重师长，不怠慢教诲；出嫁以后，对父母的孝心也没有减退。

后世若有妇人因家中没有公事可做，便停下养蚕织布，那就与《葛覃》所写的女子不同了；若把鼎、锅当作玉石，把珠宝视作土块，把金器熔掉也毫不在意，那就与勤俭而乐于服事的人不同了；若大夫跋涉在外，她便忧心不安，那就与“告诉师氏”的女子不同了；若齐国女子出嫁时，随从多如云，却不回娘家看望父母，那就与“归宁父母”的女子不同了。

王姬（周王之女）下嫁诸侯，车马服饰十分华美，却不仗着尊贵而对夫家骄横，因此诗人称赞她：“为什么如此盛美？像唐棣花一样。王姬的车驾，为何如此庄重和顺？为什么如此盛美？花朵如桃李。她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

《录》说：诸侯之女出嫁，诗中说“百两将之”（百辆车送她出嫁），并非夸耀排场，而是借此显示文王修身齐家的成效。写王姬的车驾“为何如此庄重和顺”，也不是单纯赞美她，而是要表现文王的妻子太姒（周文王之妻）治家的教化。

有的人穿着礼服亲自迎亲，回到家中却不能恭敬地对待妻子，这是因为仗着自己的身份；有的人受封承袭爵位，却不能和顺地承继家业，这是因为性情乖戾。婚姻之道，最忌仗势自恃；家运吉祥，则在于和顺无乖。

王姬凭着尊贵的地位和柔顺的德行，却能谦逊自处，这就是“肃”；女子正当青春年少，嫁给年长的丈夫，却能顺应相处、彼此和悦，这就是“雝”（和谐）。这正是平王的孙女、齐侯的女儿直到今天仍受人赞美、令人不厌的缘故吧。

南方诸侯受到文王教化，能够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使家庭和睦；他们的女子也受到后妃教化，具有专一、安静、纯正的品德。因此，女子嫁给诸侯时，夫家的人称赞她说：“喜鹊筑了巢，斑鸠来居住；这位姑娘出嫁，百辆车来迎接。喜鹊筑了巢，斑鸠来居住……”

喜鹊筑成巢，斑鸠住进去。姑娘出嫁，百辆车马前来迎送。

斑鸠住满了巢，姑娘出嫁，百辆车马将婚事办成。

《弘道錄》说：诸侯的女儿嫁给诸侯，迎娶和送嫁都用百辆车马。这是因为她身为诸侯夫人，既要承担内治（主持家庭事务）的职责，也有国君夫人的身份；往上说，她关系到祖先祭祀和后代延续；论地位，则与诸侯相当。诸侯婚姻的礼仪完备之后，端庄的女子才能入门，内政也由此确立。

《召南》的诗以《鹊巢》为首，意思是说，国君夫人是百姓仰望的人，因此不可不谨慎。这正是用礼仪防范失当。即便如此，仍有乘着翟茀（饰有雉羽的车）入朝、如卫庄姜那样却得不到丈夫回应的；也有乘着大车、车声隆隆的王大夫之女，却不敢擅自奔去私会的。她们与《鹊巢》所体现的礼法风气，相距又有多远呢？

韩侯朝见天子后回国，便亲自去迎娶。诗中说：“韩侯娶妻，是汾王的外甥女、蹶父的女儿。韩侯到蹶父的乡里迎亲，百辆车马浩浩荡荡，八个銮铃叮当作响，光彩鲜明。众位陪嫁的女子跟随而来，众多得像云一样。韩侯回头看她们，她们盛装满门，光彩照人。”

《弘道錄》说：我看亲迎之礼（新郎亲自迎娶新娘的礼仪），是齐国、鲁国自己先败坏了，并非天下人都不遵行。韩国也是诸侯国，韩侯却能如此周全地遵行礼仪，君子认为，这还算保留着古代的风俗。除此以外，那些“等我在门内”“耳饰是白色的”之类的诗句，反映的都是齐地习俗和霸政留下的余风。

鲁国本是守礼义之国，却容许履緰前来迎亲。履緰是否前来迎娶，是纪国的事，不能归咎于鲁国；但鲁国自己本有理由拒绝。身为周公后裔，做得竟不如蹶父的女儿，这正是孔子深深叹息之处。所以说：“诗亡，然后《春秋》作。”

《小雅》写道：“车马辚辚，辗转而来；我思念那位美好的女子，她将出嫁。并非饥饿，也并非口渴，只盼她带来美好的消息。即使没有亲密好友，也且设宴欢聚、彼此欢喜。那边平坦的树林里，有山鸡聚集；那位美好的女子，带着美德前来教我。且欢宴，且赞美，愿你欢喜而不厌倦。即使没有甘美的酒，也姑且喝上一些；即使没有佳肴，也姑且吃一些。即使我没有什么德行可以给你，也愿与你一同唱歌跳舞。登上高冈，砍下柞树的枝条；柞树枝叶繁茂。如今我见到了你，心里的话终于可以倾诉。”

啊，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景仰、愿意追随；四匹马奔跑，六条缰绳调和如琴声。遇见你的新婚，足以安慰我的心。

《弘道錄》说：《咸卦》的卦象是“山上有泽”，君子因此以虚心接纳他人。圣人看重男女之间的感情，根本目的在于让美好的德行得以传承。世人却常常一味追逐容貌：看到容颜像木槿花般美好，就思念不已；等到她年老色衰，便将她抛弃。因此，德行美好的声名不应被忘却。可人们又能坚持多久呢？像绿色的丝线那样美好的德行，本该加以整理维护；举止庄重、仪容端正，却常被忽视。难道古人对待德行也曾如此吗？

圣人用《关雎》之义教化一家，用《桃夭》之义施行于一国，用《车牵》之义推行天下，使人明白：男女因合乎道义而结合，夫妻之德须靠德行来成就。仰望高山、敬慕大道，也足以贯通天上人间。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求贤才辅佐自己的；修道的人，也没有不求朋友帮助自己培养仁德的。这正是山泽相感所带来的最大益处，是《咸卦》亨通的根本道理、虚心接纳的深意，也是仰慕大道的善良本心。谁能说新婚燕尔只是歌舞欢笑、纵情玩乐呢？

《郊特牲》说：男子亲自迎娶新娘，由男子走在前面，这是刚柔相济的道理。天在地之上，君在臣之上，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男女双方以礼物相见，是为了表达敬意、表明彼此的名分。男女有别，然后父子关系才能亲近；父子亲近，然后道义才能产生；道义确立，然后礼制才能形成；礼制形成，万物才得以安定。没有分别、没有道义，就是禽兽的行为。

新郎亲自为新娘驾车，并递给她登车用的绥带，这是亲近她的表示。出了大门后，新郎走在前面引领，新娘跟随其后，夫妇之间的道义由此开始。妇人依从他人：幼年依从父兄，出嫁后依从丈夫，丈夫死后依从儿子。丈夫应有智慧，能够带领家人。因此，妇人不另立爵位，随从丈夫的爵位；就座时按丈夫的年龄辈分安排。祭祀和生活用具使用陶器、匏器，是为了崇尚质朴的礼仪。

婚礼第二天早晨，新妇洗手，准备食物奉给公婆；公婆吃完后，新妇再吃他们剩下的食物，这是表示一家人亲近无间。公婆从西阶下堂，新妇从东阶下堂，是因为她已成为这家的一员。婚礼不奏乐，是为了体现幽静、阴柔的意味；音乐则象征阳气。婚礼也不向人道贺，因为这是家族世系延续的礼仪，不是一般的喜庆。

《弘道錄》说，以《郊特牲》作为结尾，是因为天地有别、刚柔相交、男女相合，正是礼所要说明的道理。

于是，狡猾的禽兽行径出现了，便有女子迷惑男子、如《郑风》诗篇所讥刺的情形；有长幼尊卑不分、如聚集母鹿般混乱的风气；有不亲自侍奉丈夫、如《终风》所写的行为；有不听从男子、如《雄狐》所讥刺的情形；有私自出境、如樊苟所讥刺的事；有聪明却不遵循正道、如在车中丧命的事；有自尊自大、擅自称制的行为；也有不亲自备办饭食、如西内迁居一事所反映的情形。这些都是严重违背礼制的行为。

《左传·隐公五年》记载：九月，鲁国为仲子建庙，准备举行万舞。鲁隐公向众仲询问舞蹈使用多少羽饰。众仲回答：“天子用八列，诸侯用六列，大夫用四列，士用两列。舞蹈是用来调节八音、体现八方之风的，所以从八列以下，各有等级。”隐公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开始在祭祀中献上六羽，采用六列舞（六佾，即六列、每列八人的舞队）。

《弘道錄》评论说：东莱吕氏认为，周成王曾把天子的礼乐赐给周公；到了隐公，唯独他能察觉数百年来的错误。众仲为什么不应当把事情说明白，让天下再次见到周公的礼乐呢？这样鲁国就有两个周公了。真是这样吗？

回答说：不是。礼制不能随意拿来迎合别人，言辞也不应徒然繁多。天地尊卑分明，礼在前、乐在后，这些规矩确实不能轻易更改。隐公身为庶出的长子，奉祀宗庙、以惠公配孟子祭祀，原本合乎礼制；但他顺着别人的喜好，为妾建庙，颠倒了尊卑次序，这就是所谓“妄自迎合别人”。众仲本应说明妾与嫡妻、庶子与嫡子的名分次序，以及不能有两个正妻的道理；先把名分和言辞讲正，礼乐才谈得上兴起。可他却顺从隐公的想法，只陈述舞队羽数，先后次序已经乱了，这就是所谓“徒费言辞”。即使把这种舞队用于各宗庙，也已经扰乱了周公制定的礼制，仍然无法挽救祸乱衰亡的根源，又怎么能只责怪后来逐渐显现的弊病呢？只顾察问细小的亲属服丧等级、追究年龄次序，却不懂得抓住要紧之处，所以即使有人进谗也察觉不到，发生动乱也不明白缘由。

季文子到宋国迎娶女子，回来向鲁国国君复命。国君设宴款待他，季文子吟诵《韩奕》第五章。穆姜从内室走出来，拜了两拜，说：“大夫辛苦远行，还没有忘记先君……”

继位的君主施恩，还顾及先君留下的寡妇，这样先君大概仍有所指望。我恭敬地拜谢大夫厚重的恩情，又吟诵《绿衣》最后一章，随后入内。

胡氏《传》说：伯姬贤良孝顺，在家中名声显著，所以出嫁时，鲁国派卿大夫送她，特别厚待她的嫁妆和礼仪。她的贤名远播，因此各国争相派女子陪嫁；人们相信她没有嫉妒之心。程氏《传》说：一个女子贤良，尚且能让诸侯听闻，何况是君子呢？这两家的说法都不合经文原意。

《弘道錄》说：穆姜把女儿送到宋国，入门时吟诵《绿衣》，她的德行究竟如何？后来她与宣伯私通，占卜时得到“随”卦，又有何等过错？《诗经》说：“无非无议，以……”（原文此处有缺字），并说大夫受辱。如今已有非议。《尚书》说：“家道将要衰败。”君主宴请臣子，母亲却不从内室出来，正如母鸡报晓，预示阴盛阳衰；东宫遭受逼迫、祸乱，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记述伯姬并非为了称颂她贤良，而是为了警戒鲁国的祸乱。圣人的用意真是深远啊。

《列女传》记载：伯姬嫁给恭公，恭公去世后，她守寡。到了景公在位时，伯姬宫中夜里失火。侍从说：“夫人请暂且避火。”伯姬说：“妇人的礼法是，夜间保傅（负责辅导、照料贵族妇女的人）不一同在场，不应下堂。我等保傅来了再说。”保母到了，传母还没到。侍从又劝她暂避，伯姬说：“妇人的礼法是，傅母没有到齐，夜里就不能下堂。违背礼义求生，不如守礼而死。”她最终被大火吞噬而死。

《弘道錄》说：夫人以傅母未到为由不肯避火，真是这样吗？恭公去世后，她不过是寡妇罢了。有人说她割鼻以示守节，这本来就不合正道；又有人说她怕自缢会污了沟渠。既然可以拿礼法为由推辞不避火，死后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又有什么可遗憾的？

孟姬是华氏的长女，嫁给齐孝公为夫人。她喜好礼法，坚贞专一。齐孝公到琅琊游历，孟姬随行。途中马匹受惊奔跑，车子也散坏了。孝公命人备好四匹马拉的立车，要载她离开。孟姬让车夫放下帷幕遮住自己，并让傅母代她回答：“我听说，妃后出门经过宫门，必须乘坐安稳的车；下堂时必须有傅母、保母随行。行动进退，都要佩戴王环和玉珮，使它们发出声响。进入内室……”

她整理衣饰、系好佩带，谨慎周密。住在野外时，就用帷幕遮挡身体，这样做是为了端正心意、专一自持。如今这辆车没有车帷，我不敢奉命乘坐；在野外又没有防卫，我也不敢久留。这两件事都严重违背礼制。无礼而活着，不如早些死去。使者飞驰回去禀告，齐孝公（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另备了一辆安稳的车，她这才乘车回去。

《弘道录》评论说：孟姬（齐孝公夫人）可称得上懂礼。礼不可片刻离身，所以女子出门必须遮蔽面容，怎么能接受乘坐没有帷幕的车呢？然而，齐孝公到琅琊出行时，夫人也随行。那年春天，她是去巡视耕作，夏天去巡视收获吗？还是跟着齐孝公游猎作乐、饮酒荒废政事呢？如果孟姬确实懂得这些道理，就不该等到马惊车碎、仓促露宿野外之后，才从容履行自己居家的职责。

齐国的杞梁殖（人名）在齐庄公袭击莒国时出战身亡。庄公回国途中经过杞梁殖的妻子家，派使者在路上向她吊唁。她说：“如今杞梁殖若有罪，国君何必屈尊派人来慰问？若他无罪，我家在城内有祖先留下的房屋，我不能在郊外接受吊唁。”于是庄公掉转车驾，亲自到她家按礼行吊唁之礼，然后才离去。

杞梁殖的妻子没有儿子，内外亲属中也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她把丈夫的尸体枕在城下，放声痛哭。她内心的真情感动了人，路过的人无不为她落泪。十天后，城墙竟因此崩塌。安葬丈夫后，她说：“我还能投靠谁呢？父亲在时，我依靠父亲；丈夫在时，我依靠丈夫；儿子在时，我依靠儿子。如今上没有父亲，中没有丈夫，下没有儿子，我还能依靠谁呢？”于是投淄水而死。君子认为，杞梁殖的妻子贞洁而懂礼。

《弘道录》评论说：杞梁妻不能与孟姬相提并论。丈夫出征服役是合乎道义的，跟随丈夫游玩观赏却不合道义。因此，《诗经·伯兮》中所写丈夫出征后妻子思念他，以及《诗经·雄雉》中所写夫妇分离，都不是女子应当主动造成的事。城墙崩塌并非什么奇异的天变，改变世俗风气的事也不多，因为这些都源自她内心真挚的情感。唉，从容守礼，不敢任意行事，这就叫作贞洁而有礼。她确实如此吗？

《国语》记载：公父文伯的母亲想为文伯娶妻，设宴款待宗族中的长者……

有人作《绿衣》第三章。长者请按“守龟卜室”的旧俗占卜。师亥听后说：“好啊。男女宴饮，不涉及宗族大臣；宗室议事，不超出宗族之人。谋划时不违礼，细微之处也能显明道理。《诗》用来表达心意，歌唱用来咏诵诗篇。如今用诗来表达家庭的心意，再以歌声咏唱，合乎礼法。”

《弘道录》说：敬姜的宴饮，岂能与穆姜的宴饮相提并论？婚姻是百姓繁衍的开端，敬重宗庙，并向宗族长者请教，是为了促成两个姓氏之间的和好。《易》说：“治家有法度，悔恨便会消除。”说的就是敬姜吧。

所以，她的话不涉及外朝，是有智慧；在家中商议必请示守龟卜室的长者，是守信；宴饮不涉及宗族大臣，是合礼；操劳时不忘自己应做的事，是合义；言语中不忘公婆，是仁。她所说的“谋而不犯”，就是“合乎法度”。君子对她赞许得多么深啊！

《仪礼经传》记载，鲁国的师春姜说：“妇人以顺从为要务，以贞洁诚实为首要。因此，侍奉丈夫有五种礼节：清晨梳发戴簪去拜见丈夫，体现君臣般的严肃；为丈夫洗手、备饭，体现父子般的恭敬；丈夫归家时迎接并送行，体现兄弟间的情义；接受约定时必定守信，体现朋友间的诚信；同寝共枕之后，才有夫妇之间的亲密。”

宋国的女宗，是鲍苏的妻子。鲍苏在卫国做官三年后，另娶了一位妻子。女宗的嫂嫂对她说：“你可以离开了。”女宗问：“为什么？”嫂嫂说：“丈夫已经另有所爱，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女宗回答：“妇人以专一为贞，以善于顺从为顺，难道把独占丈夫的宠爱当作美德吗？礼制规定，天子可以有十二位妻妾，诸侯九位，卿大夫三位，士两位。我丈夫是士，有两位妻室，不也合乎规定吗？况且，妇人被休弃的七条理由中，嫉妒正是首要的一条。嫂嫂不教我居家的礼节，反而要我这样做，让我被休弃，怎么可以呢？”她最终没有听从。宋公听说后，为她的居所立了表彰牌，并称她为“礼宗”。

《弘道录》说：鲁国和宋国都是讲求礼义的国家，因此，无论是师春姜还是女宗，都确实可以成为闺门的典范、内室的准则。后世礼教也从她们身上取法，所以将她们记载下来。

《小学》说：有人奉命出使，经过冀地，看见冀缺在田里除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夫妻彼此恭敬相待。

冀缺的妻子把饭送到田间，两人彼此恭敬，像对待宾客一样。冀缺因此被推荐给文公。文公说：“敬重德行，是聚集德行的办法；有了敬意，必定能养成德行。德行可以用来治理百姓，君上请任用他。”我听说，出门时像迎接宾客一样恭敬，办事时像祭祀一样郑重，这是仁德的准则。”文公便任命冀缺为下军大夫。

庞公从未进过城里的官府。他和妻子彼此尊敬，像对待宾客一样。刘表前去拜访时，庞公正在田埂上耕作，妻子和孩子在前面除草。刘表指着他问：“先生辛苦地住在田野里，却不肯做官、接受俸禄，将来拿什么留给子孙呢？”庞公回答：“世人留给子孙的都是危险，如今我独自留给他们安稳。虽然留下的东西不同，也不能说我什么都没留下。”刘表叹息着离开了。

《弘道錄》评论说：冀缺耕作时锄草，庞公耕田，两人有什么不同吗？冀缺是以名声暂时退让，庞公则是让自己退居田野。让自己退居的人，退下去便不再求进；为名声暂时退让的人，日后仍可能进取、施展抱负，这就是两人的不同。吕甥遭逢的变故，谁会不知道呢？然而相关事迹没有广泛流传。射钩的故事倒是可以作为借鉴。季用一句话便得到最高奖赏；冀缺则经历三晋之事，后来身居正卿之位。文公运用权衡之术，确实审慎。

《汉书》记载，汉文帝宠爱的慎夫人在宫中时，曾与皇后同席而坐。一次皇帝到上林苑游玩，皇后和慎夫人随行。郎署长袁盎安排席位时，把慎夫人的席子挪开。慎夫人生气，不肯入座；皇帝也动怒起身。袁盎上前劝说道：“我听说尊卑有次序，上下才能和睦。如今既然立了皇后，慎夫人就只是妾，怎么能与皇后同席呢？您难道没见过人彘的下场吗？”皇帝听后很高兴，便召来慎夫人说明此事，并赏给袁盎五十斤黄金。

《弘道錄》评论说：我认为汉朝初创时，不只是朝廷上的君臣之间如此粗疏，就连宫廷内也有许多失于规整之处，这件事便可见一斑。后代也没有这种情形了。

东汉和熹邓皇后刚入掖庭（宫中嫔妃居住之处）、成为贵人时，年仅十六岁。她恭谨谨慎，举止总合礼法；侍奉阴皇后时，早晚都小心戒惧。她接待、照顾其他同列之人，常常克制自己、谦让于人。即使是宫女和仆役，她也都加以爱护。每逢众嫔妃贵人聚会，大家竞相装饰打扮，发簪耳饰都光彩夺目，衣裳……

衣裳鲜艳华丽，而她独自崇尚朴素，穿着不加装饰，处处谦抑自持。若衣服的颜色与阴皇后相同，她便立即换掉。与皇后同时入宫拜见皇帝时，她不敢端正地坐着，而是侧身站立；行走时弯着身子，以示谦卑。皇帝每次有所询问，她总是退让一番才回答，不敢抢在阴皇后前面说话。皇帝知道皇后费尽心力、曲意周全，感叹道：“修养德行竟要这样劳苦吗？”

《弘道录》说：由此看来，不仅没有慎夫人那样的事（慎夫人曾与皇后并坐，因而受到劝阻），马皇后穿大练之衣、崇尚俭朴的风气，也将由上而下推行了。《弘道录》把这件事记了下来。

班昭是曹世叔的妻子，号大家，学识广博、才华出众，举止合乎礼节，品行操守也符合规范。她写了《女诫》七篇，分别是《卑弱第一》《夫妇第二》《敬慎第三》《妇行第四》《专心第五》《曲从第六》《和叔娣第七》。

《女诫》大意说：古时候，女婴出生三天后，要让她睡在床下，给她玩瓦片，并用斋戒的方式祭告祖先。让她睡在床下，是表明女子地位谦卑、应当居于人下；让她玩瓦片，是表明她要习惯劳作、勤于操持；祭告祖先，则是表明女子将来要承担祭祀之事。这三件事，大致是女子应守的常道。礼法教导女子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了善行不夸耀，有了过失不推诿；忍受屈辱，常怀敬畏；晚睡早起，不畏惧早晚辛劳；操持家务，不挑拣难易；做事必求完成，整理好自己的手边事务，端正容色与操守，以此侍奉丈夫。若能做到这些，即使担心美名无人知晓、自己遭受贬斥羞辱，也不会真的发生。

夫妻之道，配合阴阳，通达神明，是天地间宏大的道义，也是人伦中重要的纲常。丈夫不贤，就无法管理妻子；妻子不贤，就无法侍奉丈夫。阴阳各有不同的特性，男女各有不同的行为规范：阳以刚强为德，阴以柔顺为用；男子以强健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修身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避开强硬没有比顺从更好的。因此说，恭敬顺从是妇女重要的礼法。

若不节制地侮辱丈夫，丈夫便会责骂她；若她仍然发怒不止，丈夫便会鞭打她。夫妻之间，本应以道义相亲，以恩情相合。既然已经鞭打，哪里还谈得上道义？既然已经责骂，哪里还留得住恩情？恩义都已废弃……

夫妻离异后，女子应当具备四种德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妇德不必表现为聪慧过人、才华出众；妇言不必表现为能言善辩、口齿伶俐；妇容不必表现为容貌美丽；妇功也不必表现为手艺胜过别人。只要性情安闲、贞静，守节自持，举止端正，做人知耻，行动合乎规矩，这就是妇德。说话谨慎得体，不讲粗恶的话，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开口，使人听了不厌烦，这就是妇言。洗去尘垢，衣饰整洁，按时沐浴，使身体不污秽、不失仪，这就是妇容。专心纺织，不贪玩嬉笑，整洁地准备酒食，用来祭祀、招待宾客，这就是妇功。

这四项是女子重要的德行，不可缺少。做到这些并不难，关键在于用心。行为违背神明与天道，便会受到上天惩罚；礼义有所过失，丈夫也会疏远她。因此《女憲》（女子行为规范一类的训诫）说：“得到一个人的欢心，就算终身有归宿；失去一个人的欢心，就算终身无所依托。”由此可见，女子应当设法得到丈夫的认可。但这并不是说要靠讨好媚悦来勉强亲近；最好是专心端正、举止合礼、保持洁净。

在家不听信流言，眼睛不乱看；外出不刻意打扮得妖艳，在家也不疏于整饰；不与一群人聚会闲谈，也不窥看门户。这就是专心端正。若是举止轻浮放纵，偷偷探听、偷看；在家披头散发、仪容散乱，外出却故作娇媚姿态；说不该说的话，看不该看的事，这就是不能专心端正。

《弘道錄》说：《礼记》所讲的是阴阳、刚柔的大道理，《女訓》所讲的是内外应对、日常进退的具体规范。因此详细录下这些话，告知那些懂得家内礼法的人。

有人问：昭王时期，权力落在女主手中，女子训诫的话既然不能匡正她，为何还要谈论外朝政事？这难道符合谨慎之道和妇顺之德吗？回答说，可以从《易经》的“小过”卦来看。卦辞说：“小过，亨，利贞；可做小事，不可做大事；不宜居上位，宜居下位，大吉。”说的正是这种情形。因此，兄王本应居尊位、作为臣属的主君，却反而被误导并遭受刑罚，是因为刚强者失去应有的位置，又不处在适当的位置上；妹妹、妾妇本应柔顺居下，却反而得势并受到褒扬显贵，是因为柔顺者恰逢其时、处于合宜的位置。于是，她先经历幽闭困顿，后来才使自己的道理显明。

《扬》说“小过”可以亨通；继承兄长已经完成的著述，则利于守正。有人作了七篇训诫，用来帮助和勉励女子，告诫她们不宜居上位，而应居于下位。后来，六五爻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处于上位，才得以与人和善相处。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大吉吗？《彖传》的这段话，像是有意针对某事而发。读者应仔细体会。

梁鸿，字伯鸾，家境贫寒，却崇尚节操；他博学多才，没有什么不通晓的。乡里人敬慕他的品行，许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梁鸿却始终不肯娶。与他同县的孟氏有个女儿，体态肥胖、容貌不美，却坚持不肯出嫁。父母问她原因，她说：“我想嫁给像梁伯鸾那样贤德的人。”梁鸿听说后，便聘娶了她。孟氏要求以布衣、麻鞋为嫁妆，还亲手织布、编筐，准备日用器具。出嫁时，她带着华丽的装饰进门，过了七天才开始行妇礼。

《弘道录》评论说：王珪曾经担任魏王李泰的老师。唐太宗说：“侍奉王珪就如同侍奉我。李泰可以向王珪行拜礼，难道还可以挟持他吗？”王珪不能纠正李泰的过失，却能成就李泰的美名，这与房玄龄、杜如晦的处事准则不同。

唐德宗建中六年，朝廷开始制定公主拜见舅姑（公婆）的礼仪。此前，公主出嫁后，公婆要向她行拜礼，媳妇却不回礼。皇帝命礼官制定公主拜见公婆的仪式：公婆坐在中堂接受礼拜；伯叔、兄弟姐妹等亲属站在东序接受礼拜，礼节与普通人家相同。

《弘道录》评论说：自南平公主下嫁之后，公主礼仪已经不同于前代，但这种做法后来又逐渐失传。何况世俗旧习沿袭已久，要一下子改过来并不容易。如今重新制定礼仪，可以说做得很好。唐朝世代受后宫宠妃影响，也善于招致奇祸；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人的事迹，屡屡成为覆亡的前车之鉴。到了这时，不少公主没有及时出嫁，等到白发苍苍，即使想不讲究礼节，又怎么做得到呢？

再说，德宗起初曾拒绝主管官员的请求，说：“你们爱惜费用，我爱惜礼制。”可到了唐安公主去世时，他又因费用太少而责怪辅政大臣，说他们花费远低于自己的要求。这前后做法为何如此不合常理？或许是制定礼制时国家多事，等到修塔时，奢侈之心又萌生了吧。崇尚礼仪却不能贯彻到底，确实是有原因的。

《宋史》记载：哲宗孟皇后，是眉州防御使、追赠太尉孟元之……

孙阁门祗候孙在之女孟氏，在元祐七年（1092年）时已经十六岁。宣仁太后对宰执大臣说：“孟氏从小接受女子礼仪的教导，能够遵守妇道，应该立她为皇后。”

太后又认为近来礼仪过于简略，便下诏让翰林学士、台谏官、给事中、舍人和礼官商议册立皇后的六礼，拟定后呈上。随后，朝廷安排大臣分别主持各项礼仪：尚书左仆射吕大防代理太尉，担任奉迎使；同知枢密院韩世彦代理司徒，担任副使。尚书左丞苏颂代理太尉，担任发策使；签书枢密院事王巖叟代理司徒，担任副使。尚书右丞苏辙代理太尉，担任告期使；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代理宗正卿，担任副使。皇伯祖、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代理太尉，担任纳成使；翰林学士范伯禄代理宗正卿，担任副使。吏部尚书王存代理太尉，担任纳吉使；权户部尚书刘奉世代理宗正卿，担任副使。翰林学士梁焘代理太尉，担任纳采、问名使；御史中丞郑雍代理宗正卿，担任副使。这些官职和使名，都是为主持皇后册立礼仪而设置的职务。

皇帝亲自在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太后又对皇帝说：“得到贤德的内助，不是小事。”随后，朝廷晋封皇后的父亲为崇仪使、荣州刺史，封母亲王氏为华原郡君。

《弘道錄》的编者评论说：宋朝这一典礼完备庄重，超过历代，胜过唐、汉。朝廷把贤淑女子视作正配皇后，上有仁厚的太后主持，下有众多重臣协助，因此六礼的举行是何等郑重！

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小臣就能凭谗言离间皇帝与皇后。章惇先在朝中主持政务，郝随后来又酿成祸患。皇帝虽然知道那样做会损害德行，却仍受其迷惑。这难道真是从前看重贤德内助、如今却尊信奸邪之人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将有灾祸，才使事情颠倒错乱而不自知？

周幽王废黜申后，戎人便攻打周朝；周襄王废黜翟后，后来在郑国遭遇败亡。自古以来的教训如此，君子怎能不从事情的开端就加以考察呢？

荆国大长公主（宋太宗之女）从小不喜欢玩耍。太宗曾打开珍藏宝物的库房，让女儿们挑选，想借此观察她们的心志。只有公主什么也没拿。真宗即位后，她嫁给驸马都尉李遵勖。按照旧制，尚公主的人家要降一辈，李遵勖的父亲李继昌仍在世时，公主便在李继昌生日那天以侄媳的礼节前去拜寿。皇帝听说后，暗中拿出衣服、宝带和礼物，帮她为老人祝寿。

李遵勖每次宴请宾客，来的都是当时的贤士。公主总会亲自照看饭食。李遵勖出任许州知州时，突然病倒，公主急着赶去探望。身边人告诉她，必须先奏报皇帝，得到答复才能出发。公主没有等候回复，带着五六名随从就去了。皇帝听说后，立刻命内侍督促各县巡逻兵护卫她。

后来李遵勖去世，公主服丧期间一直穿着丧服。守丧期满后，她也不穿华丽衣服。有一次在宫中赴宴，皇帝亲自替她簪花，她推辞说：“我早已发誓，再也不做这种事了。”

《弘道录》评论说：按照宋朝的家法，仁宗以侄子的身份侍奉姑母，公主难道不能以媳妇的身份侍奉公公吗？由此看来，荆国公主能够恪守礼节，皇帝本来就起了表率作用。公主婚后，公公婆婆的辈分被降作兄弟辈，这种情况在三代以前都未曾听说过；关键还要看当事人如何行事。读者不可不知这一点。

《伊川文集》记载：二程的父亲程珦，其母侯氏夫人侍奉公婆恭敬孝顺，与丈夫相待如宾。程珦仰赖她在家中的帮助，对她尤其尊重敬爱；侯夫人则谦和顺从，约束自己。即使是小事，她也不曾擅自作主，总要先请示再行事。她疼爱庶出的子女，和疼爱亲生子女没有分别；照料叔伯家的孩子和年幼的姑母，也同样周到。她治家有章法，既不严厉苛刻，家中又井然有序。她不喜欢用棍棒责罚孩子。每当程珦发怒，她总会替人解释；但若是自己的孩子犯错，她就不会替他们掩饰，说：“孩子之所以不成器，是因为母亲遮掩他们的过错，让他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她教导孩子一点也不宽纵。孩子才几岁时，走路跌倒，她就会责备说：“你要是走得稳当些，怎么会跌倒呢？”吃饭时，她把食物放在孩子身旁……

孩子吃羹汤时，〔家人〕便喝止他，说：“小时候就只想称心如意，长大以后又该怎么办？”〔他〕与人争论时，即使自己有理，也不占上风，因为他担心的是自己不能忍让，并不担心自己不能申辩。因此，二程（程颢、程颐）平日对饮食、衣服都不挑剔，也不说难听的话、不辱骂别人，这是教养使然。

这位夫人七八岁时便诵读《诗经》，知道女子夜间不外出；从那以后，她就不走出内室。长大后，她喜爱文章，却不写诗文。看到有人把文章、书信传给别人，便深以为不妥。

《弘道錄》说：程颐在《家人》一卦的传文中说，人居家生活，在父子骨肉之间，往往会因感情而压过礼法，因恩爱而损害道义。只有不因个人的偏爱而背离正理，才是妥当的。所以，《家人》卦的要旨是：治家须有威严，才能吉祥。《归妹》卦九二爻说，坚守幽静贞正，就没有偏离常理正道。世人常把轻佻亲昵当作寻常，因此反而把贞静看成反常。这些话都是为妇人而说的。由前面的事例来看，可以彰显明智妇人、贤德母亲的美好品行；由后面的事例来看，则能显明妇女的规范与美德。这些事迹不可以不记录。

《名臣录》记载：辛次膺清正自持，不亲近声色；他与夫人相敬如宾，即使闲居时容貌也端庄，坐姿端正，说话诚恳。他仰慕晁友元和司马光。司马光为人以礼自守，善于避免嫌疑，连仆人、婢女在内，不戴帽子便不见面。

鄱阳太守程迈送他果品和白银，他推辞不收。战乱流离、生活困窘时，哪怕一碗羹汤也不随便接受。皇帝对他说：“你的廉洁声名远扬，人人都说你在福建任职时不领俸禄。”辛次膺奏答：“臣若是为了贪图钱财而做官，哪有辞去俸禄的道理？只是那些不该接受的东西，臣不敢收。”皇帝说：“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担心天下不能太平吗？”

《弘道錄》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这句话岳飞曾说过，皇帝也知道，只是没有任用他。至于简穆的兴起，本来就是出自读书人；他的一举一动，必定以……〔原文到此未完〕

大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岁上元节吉日，正一嗣教凝诚志道阐玄弘教大真人、掌管天下道教事务的张国祥敬奉。

旨意是校订、刊刻这部书。

《弘道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