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27

兄弟相处的礼

孟子说：“想要经常见到他，所以接连不断地前来，甚至不等到按礼进贡的时候。”这是说，君主以亲情相待，便能常常与兄弟相见。

《弘道录》解释说：“常常”是接续不断的意思。汉景帝对梁王（景帝的弟弟刘武）礼遇备至，出行时甚至让他享有与天子相近的仪仗；可是，即使梁王没有骄横放纵，这样的礼遇也难以长久维持。“源源”是接连不断、没有穷尽的意思。唐玄宗曾与五王（唐中宗时期的五位王）同床共枕，亲密无间；但即使是至亲，亲情也有可能耗尽。朝见、聘问，是朝廷礼制上的交往；接见兄弟，则是手足间的亲情往来。若不必等到进贡之时便能相见，兄弟间的亲情就能融洽；若不以政务礼节拘束这种交往，便不会招来不正当的干预。这样，才可能经常相见、接连不断地往来。孟子真是善于体察圣人之道啊！

孟子说：“慢慢走在长者后面，叫作有悌（敬重兄长、长辈的德行）；快步走在长者前面，叫作不悌。慢慢走在长者后面，难道是人做不到吗？只是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罢了。尧、舜之道，说到底就是孝与悌。”

《弘道录》解释说：“悌”也含有长幼有序的意思。这种次序出自天性，本来就自然存在。因此，年长的兄长走在前面，年幼的弟弟跟在后面；长幼的次序确定了，就不该混乱。有人因为急于求成，抛下年长者，或凭借权势、宠爱、利益凌驾于长者之上；无论是身为一国之君，还是一家之子，只要越过本分，就没有不走向败亡的。孟子以“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去做”来说明这一点，与他谈到替长者按摩肢体时的意思相同：都是为了唤起人心中自然的天性，挽救世道衰乱、忘却伦常的弊病。这一点不可不明察。

《诗经·小雅》中有一首歌，写宴饮兄弟的欢乐：

“棠棣花开，花萼多么鲜艳！如今世上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兄弟。丧乱的威胁降临，兄弟彼此深切挂念；尸骨散落在原野山泽，兄弟便四处寻求。

“兄弟陷于急难，总是彼此救助；即便有好朋友，也只能长叹一声。兄弟在家中争吵，遇到外人欺侮时，却会共同抵御；即便有好朋友，也往往帮不上忙。

“丧乱已经平息，生活安定下来；即使有兄弟，也不如朋友亲近。摆好盘盏，尽情饮酒；兄弟都已到齐，和乐又亲密。妻子儿女相处和睦，如同琴瑟和鸣；兄弟之间也彼此融洽……”

“愿你们一家和乐安宁，妻子儿女都欢喜；认真想想、仔细谋划，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弘道录》说：《鹿鸣》《四牡》《皇华》之后，接着编入《棠棣》，是因为周公、召公和王室所倚重的，正是人心所依赖的亲情。圣人不会因为时势变化就废弃常道，不会让道义压过亲恩，也不会因为一时遭遇而改变万世看重的亲情。他们公正而仁爱的心，像青天白日一样明亮，无法遮蔽。即使遭遇风雨、霜雪般的变故，也都可以成为教化人的契机。

所以说，人的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等到恢复常态，人人又会仰望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和乐相亲的父母子女尚且不应彼此离间，更何况外人？既然夫妻儿女之间的和乐亲密不应被置于一旁，更何况身外之物？

因此，周公虽遭流言中伤，管叔、蔡叔也曾作乱，却没有像后世一些人那样，因而废弃对至亲的看重、失去兄弟间的信任。如今距离周公的时代已有数千年，人们唱起《棠棣》，心中的亲情仍会自然显现。谁能说当年在席上听到这首诗的人，不会受到感动呢？即使还不至于落泪，远方的人也已经无不受到感化了。

另有一首宴请兄弟亲戚的诗，诗中说：

“头上戴着高高的弁帽，究竟为了什么？你的酒已经甘美，菜肴也很可口。来的难道是外人吗？都是自家兄弟。菟丝和女萝缠绕着松柏。还没见到你时，我忧心不安；见到你之后，心里便欢喜起来。

“头上戴着高高的弁帽，究竟期待着什么？你的酒已经甘美，菜肴也正合时宜。来的难道是外人吗？兄弟们都来了。菟丝和女萝攀附在松树上。还没见到你时，我忧心忡忡；见到你之后，愿一切都好。

“高高的弁帽戴在头上，酒已经甘美，菜肴也都摆好了。来的难道是外人吗？是兄弟、外甥和舅舅。雪落下来时，最先落下的总是雪粒。人随时可能离世，能相见的日子没有多少；今夜就尽情饮酒吧，大家一起欢宴。”

《弘道录》说：我看这首诗，一篇之中兼具三层情意，确实足以感动人在宴饮将尽之时。鹡鸰是微小的鸟，它飞翔、鸣叫、行走、摇动，都显得如此亲切而有意味吗？菟丝、女萝也是微小的草……

这种相互依恋、彼此扶持的情谊，既已深深凝结，怎么可能轻易解开呢？圣人是顺着人心、体察事物的情理来教化人的。遇到兄弟有急难，便顾不上整理头发、束好衣冠就赶去相助。若有人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那样，把兄弟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人，那么《诗经》所说的“鶺鴒”（一种常被用来比喻兄弟急难相助的鸟）又有什么意义？兄弟之间本该彼此依靠，真心寻求帮助。若有人教猴子爬树、把它推到危险处，那么“蔦蘿”（攀附树木生长的藤蔓）又怎么能比得上兄弟相依呢？这些正是学习《诗经》的要义，也是礼的根本，不能不仔细体会。

又有一首诗，写祭祀结束后设宴款待父兄和年长者：

“茂盛的行葦（生长在路旁的芦苇），牛羊不要踩踏。它们正抽芽生长，叶片柔嫩润泽。亲近的兄弟们，不要疏远，都来亲近相聚。有人铺设筵席，有人递上凭几；筵席铺好，席位安排妥当，侍者接连服侍。有人向客人敬酒，有人回敬；洗杯斟酒，将酒爵（饮酒器）恭敬地放好。用醓醢（肉酱）进献，有的食物烤制，有的炙烤；脾、口颊等美味也都备齐。有人唱歌，有人以乐声相和。射礼开始，弓弦坚实，四支箭的轻重均匀，含在口中的箭也已准备妥当。按贤德安排宾客的次序。射手张弓搭箭，四支箭射出，箭箭立得稳当；再按礼序安排宾客，不使人受轻慢。曾孙（祭祀时代表祖先受祭的宗族后辈）是主人，酒醴醇厚，用大斗斟酒，祈愿老人长寿。老人背上有如鲐鱼的斑纹，受到扶引和照料。祝愿长寿安康，承受宏大的福祉。”

《弘道錄》评论说：作这首诗的人，算是深知礼的道理了。礼，是不随便取悦别人，不说多余的话，不越过分寸，也不欺凌轻慢他人，更不轻佻亲昵。周家世代德行忠厚，内亲九族，外敬老人，这些都出于自然，不靠勉强做作，怎会是随便讨好别人呢？

筵席和凭几虽然都摆设齐全，却没有铺张过度；侍者虽然不少，也没有让人过分劳累；饮食虽然丰盛，却没有奢侈浪费，怎会是说话铺张呢？先行献酒、回敬，宾主之间的礼节往来完成后，再举行宴饮；宴饮之后，礼乐齐备，最后以射礼观察人的德行，怎会是逾越礼节呢？宾客揖让而登堂，射礼结束后依礼饮酒，再按贤德安排宾客次序；即使有竞争，君子也不相争失礼，怎会是欺凌轻慢呢？奉养老人，扶引照料他们，祝愿他们福寿绵长；国家因此增光，君臣也都欢庆，怎会是轻佻亲昵呢？具备这些方面，所以说这首诗深知礼的道理。

父兄用诗回应《行葦》，诗中说：“已经饮酒尽兴，也已饱受德泽。愿君子万年长寿，承受宏大的福祉。酒已饮得尽兴，菜肴也已备齐。愿君子万年长寿……”

你的光明如此昭著，光明而广大；你的德行高远，善终而有始。公尸（祭祀中代表祖先受祭的人）带来美好的告示。他告示的是什么呢？祭器摆放得整洁美好，宾客各自协助祭事，举止庄重，礼仪十分合宜。君子有孝顺的子孙，孝道绵延不绝，你将长久赐福给他们。福善又是什么呢？是家庭和睦。愿君子万年长寿，福泽子孙。子孙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上天赐给你的俸禄。愿君子万年长寿，享有宏大的天命和众多的辅佐。辅佐又是什么呢？是赐给你贤淑的女子；赐给你贤淑的女子，使她们为你生育子孙。

《弘道录》说：这篇诗被称作《凫鹥》《既醉》，直到今天，颂扬太平的人仍常引用它，为什么总是把它放在最前面呢？《曲礼》说：“道德仁义，不合乎礼就不能成就。”道所涵盖的范围广大，所以说“光明而广大”；德体现在自身，所以说“举止庄重，礼仪合宜”；善人聚集，关系和顺，所以说“天命宏大、福禄众多”；义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因此带来福泽和子孙绵延。这些都是人情中最深切的愿望，也是君主德行纯厚的表现。然而，必须有和悦之气周流其间，使人心欢喜，才能做到。因此诗一开头说“酒已喝醉，德已饱满”，可以看出君王的崇高境界，以及父兄辈礼节隆盛的风范。即使到了万世之后，人们也仍会以这篇诗来颂扬、祈愿。唉，到了这样的境界，周朝延续八百年的根基便稳固了。

祭祀的第二天，还要举行“绎祭”（正祭之后的延续祭礼），并以音乐款待公尸。诗中唱道：

水鸟在泾水上，公尸前来赴宴，安然欢喜。你的酒清澈，你的菜肴香美；公尸宴饮，福禄便会成就。

水鸟在沙洲上，公尸前来赴宴，彼此相宜。你的酒很多，你的菜肴美好；公尸宴饮，福禄便会到来。

水鸟在水中小洲上，公尸前来赴宴，安然停留。你的酒清澄，你的菜肴有干肉；公尸宴饮，福禄便会降临。

水鸟在水流汇聚处，公尸前来赴宴，受到尊敬。宗庙里的宴饮已经完成，福禄由此降下；公尸宴饮，福禄便会增盛。

水鸟在水门边，公尸前来停留，神情和悦。美酒令人欢畅，烤肉香气四溢；公尸宴饮，此后便没有灾难。

《弘道录》说：郑玄的注疏解释，“公尸”是指由卿担任的尸；这里说的是天子祭祀。诸侯若有功德，入朝成为天子的卿，祭祀时便可担任尸。因此，能担任公尸的，应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这一类人物；后文在“不是……”处中断。

这时，君主能够承担重任：上有守成的君主，下有辅佐正直的大臣。君主自身端正清明、衣冠整肃；对待臣下庄重和善，秉持德行；行礼仪时，政教和美，馨香感人；祭祀用品陈列有序，玉帛交错。祭祀中代表祖先受祭的“公尸”安适，神明也就无不安适；公尸称宜，神明也就无不称宜。因此，气氛洋溢着喜爱与欢悦，和乐融融。这些都是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美好表现。否则，酒清、菜肴香，谁家没有呢？为什么偏偏称赞《鳧鷖》（《诗经》篇名）和《既醉》呢？

公尸借《鳧鷖》一诗回答说：“快乐的君子啊，德行光明美好，适宜治理百姓、安定众人。他从上天那里接受福禄，上天保佑他、授予他命令，又从天上不断加赐。求取福禄，百福齐来，子孙繁衍千亿。庄严明盛，适合做君、做王；不犯过失，不忘旧章，遵循先人的成法。仪容端庄，言辞有条有理；不招怨恨，不生嫌隙，依循众位贤臣的辅佐，福泽无穷。成为四方的纲领与法度，福泽延及朋友、诸侯、卿士。他们敬爱天子，忠于职守不懈怠，使百姓得以安居。”

东莱吕氏说：“君主设宴款待臣下，臣下敬爱君主，这是上下相交、国运安泰的时候。安泰之时，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懈怠荒废。所以这首诗最后说‘忠于职守不懈怠，使百姓得以安居’。”

《弘道录》说：“安泰之时，令人担忧的不只是懈怠荒废。最值得忧虑的，是自作聪明、扰乱旧有制度；用巧言辩说扰乱旧政；违背年长贤者的意见，任用新进之人；抛弃基层百姓的意见，招来贪图宠信和利益的人。这些都会损害光明美好的德行，也会败坏有条理的德音（合乎德行的言论）。

“这首诗一再说‘不犯过失，不忘旧章，遵循先人的成法’，又说‘不招怨恨，不生嫌隙，依循众位贤臣的辅佐’。遵循旧章，就有既定制度可以依凭，有成法可以遵守；依靠贤臣，就有老成持重的人可以任用，有德行可供信赖。这样做了，若百姓仍不能安定、上天赐予的福禄不能长久、国家纲纪不能维系、当世的美名不能流传后世，我是不相信的。公尸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想必不是周公、召公、毕公、荣公一类的贤臣，也做不到吧。”

春秋时期，鲁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鲁国在太庙举行祭祀，将僖公的神位升入更尊贵的位置……

《弘道錄》说：我看《春秋》时代的悖乱僭越，各有它们的开端。庄公既然可以举行禘祭（天子或诸侯祭祀祖先的隆重祭礼），那么哀姜也可以被迎入宗庙；哀姜既然可以被迎入宗庙，那么僖公也就可以被升到更高的祭祀位次。正因如此，古代圣王对礼制十分谨慎，只有不得已时才会有所变通。礼制一旦失守，人就会落入夷狄之道；再失守一步，就会沦为禽兽。能不谨慎吗？夏公弗忌若把夷狄、禽兽之道当作论据，所以才说：“这样的事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心做呢？”

《左传》记载：晋侯派鞏朔向周王献上战胜齐国的战利品。周王不接见他，派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遵从王命，沉溺放纵，破坏常法。王命讨伐他们，诸侯献上战利品，王便亲自接见并慰劳，这是为了惩戒不敬、鼓励有功。至于兄弟之国、甥舅之国侵害王室疆土，王命讨伐之后，只需报告事情经过，不必献上战利品；这是为了尊重亲近之国，禁止过分侵扰。如今叔父您战胜齐国立了功，却没有派有爵位的大夫前来安抚我，反而让鞏伯来献战利品。我虽想接见鞏伯，可他在周王朝并无职司。这样做又违背先王礼制，我怎敢废弃旧典，让叔父蒙受羞辱？”士庄伯无法回答。周王便让他把战利品交给三位官员处理，按诸侯战胜敌国、派大夫报捷的礼节接待他，但礼遇比卿低一等。

《弘道錄》又说：晋侯派鞏朔前来，鞏朔献上齐国战利品，是为了邀功求利；周王派单襄公应对，是为了坚持道义。晋国伐齐有贪图战利品之嫌，因此周王以道义责备晋国。周王不接见士庄伯，确实有理由；可他后来为什么又设宴款待，还私下送礼呢？

这就像对待幼儿一样：本来想纠正他，却把梨、栗、枣、柿递给他；也像陪人玩戏法，本来一起嬉戏，却忽然板起脸来讲正经道理。这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实在难以预料。当时单襄公在朝，王孙满也在位。周王即使想把事情当作儿戏，也得顾及这两位大臣。可是，王孙苏后来再次制造祸乱，刘康公又借机出兵攻打戎人，周定王的本心已经丧失了；他即使不想把事情当作儿戏，也办不到。

《後漢書》记载：光武帝因为东海王刘疆被废去太子之位，并非他的过错，仍依照礼制优待他，封给他广大的领地，并让他兼食鲁郡二十九县的赋税；还赐给他虎贲（皇帝身边的精锐卫士）、旄头仪仗、宫殿，以及悬挂钟磬的乐器架，礼遇几乎比照皇帝出行的规格。刘疆治理封国时，多次上书请求退还东海封地；后来又以皇太子刘庄已经确立为由，坚决辞让。光武帝不准，并深深赞赏、感叹他的品行，还把刘疆的奏章拿给公卿们看。

当初，鲁恭王刘余喜爱营建宫室，修建了十分壮丽的灵光殿，当时这座宫殿还保存着。于是光武帝下诏让刘疆在鲁国建都，宫室、礼乐等一切事务，都与其他诸侯王有所不同。

到了永平元年，刘疆病重。明帝派中常侍带太医前去诊治，又下诏让沛王、济南王、淮阳王前往鲁国探望，来往的人接连不断。刘疆去世时，明帝悲痛哀伤，陪太后出行到津门亭举哀；又派大司空持符节主持丧事，大鸿胪协助宗正、将作大匠料理丧礼。朝廷以特殊礼仪赠送丧葬用品，包括升龙、旄头仪仗、鸾车、龙旗和百名虎贲。明帝还下诏，命楚王刘英、赵王刘栩、北海王刘兴、馆陶宫主，以及京城中的亲戚、四姓夫人和小侯，都来参加葬礼。

明帝追念刘疆一向恭谨节俭，不愿为他办过分丰厚的丧葬，以免违背他的心意。于是特别下诏给中常侍杜岑和东海国的傅、相（辅佐诸侯王的官员），说：“刘疆恭谨节俭，喜好礼法，以德行走完一生。送葬用品务必从简，以彰显他卓然独立的志向。”

《弘道錄》评论说：《易经·损卦》初九爻辞说“事情办完就迅速前往，没有灾祸”，六五爻辞说“有人赠送价值十朋的龟，不可违拒，大吉”。刘疆本来是嫡长子，却因皇帝改立太子而失去储君之位；后来他的退让，正如初九爻所说，因损己而获得助益。既然让出了尊位，他又能继续克制自己，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明帝重新居于尊位后，仍追念刘疆谦逊节约，办丧事也力求俭省。这充分体现了虚心待人、善于回应的品德。他与唐代被称为“让皇帝”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刘疆的善行与吉祥，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后来，肃宗对东平王的礼遇超过前代诸侯王，其他诸王也无法相比。建初七年，东平王入朝，肃宗准许了他，特别赐给他一千五百万钱。又因为东平王冒着寒露赶路，派谒者赐给他貂皮裘衣和太官供应的饮食。原文到此未完。

皇帝派大鸿胪窦固持着符节，到郊外迎接东平宪王刘苍，并亲自巡视为他安排的住处，预先备好了帷帐和床榻。钱帛、器物等各种用品，也都准备齐全。

皇帝下诏说：“《诗经》说，叔父为你建立大业。对叔父敬重到这种地步，正说明尊敬之情深厚。过去，萧何身为相国，皇帝特许人们不直呼他的名字，这是优待忠贤之臣。何况刘苍兼具亲族与尊长的身份呢？”因此，沛、济南、东平、中山四位王的赞礼文辞中，都不直呼刘苍的名字。

刘苍到达后登殿行礼，皇帝亲自答礼。后来诸王入宫，皇帝命人用车辇迎接他们到省阁（宫中处理政务、休息的处所），到了那里才下车。刘苍认为自己受到的恩遇超过了礼制规定，内心不安，便上书推辞致谢。皇帝看过奏疏后，反而更加赞赏和尊重他。

皇帝出行送别刘苍时，刘苍流着泪告别。皇帝又赏赐他御用服饰、珍宝、车马和钱帛，价值多达亿万。

《弘道录》评论说：范晔评论道，孔子说，贫穷却能安于道，富贵却仍喜好礼。东平宪王可以说是喜好礼的人。他推辞如此深厚的亲情、离开母后，难道是想徒然博取好名声，忘记亲情和道义吗？大概是因为心中疑虑，嫌隙便会产生；亲近过度，也可能损害大义。这正是明智的人会感到叹息的地方。唉，远离嫌隙以保全忠义，放下牵累以成就孝道，想必就是东平宪王的志向吧。因此将这件事记下来。

《魏书》记载，杨播一家世代淳朴厚道，兄弟之间都看重道义、互相谦让，彼此相处如同父子。杨椿、杨津为人恭谨谦逊、忠诚守义。他们坐在厅堂里，整天相对而坐，从不各自回房。家里有一羹一饭，也总在厅堂一起吃。厅堂四周常用帷帐和屏障隔出休息的地方，他们各自前去休息，之后再回来一起谈笑。

兄弟二人都年过六十时，先后位居高官。即使如此，他们每天早晚仍互相探问。杨椿有时在别处喝醉回来，杨津便扶他回房，在阁前守候，查看他是否安好。子侄们排列站在台阶下，没有人获准就座，谁也不敢坐下。

兄弟们出门时，有时会说：“时间还早。”大家便等着，不敢先吃饭；等人回来后才一起用餐，并由长辈亲手把匙箸递给晚辈。每一道菜，大家都先让兄长尝过。杨津在外担任四州长官时，杨椿留在京城；每逢四季有好吃的东西，杨津总托使者送给兄长。如果还没送到，杨椿就不先吃。全家男女有百余口，穿着同一规格的丧服，合在一起做饭，庭院里从没有争吵。

《弘道录》评论说，史书称赞杨播兄弟都以忠诚刚毅、谦逊谨慎而受到朝廷器重……

他在外担任公卿、地方长官，荣显显赫，历经几朝；然而举止神色仍然谦和恭谨。他出于至诚，恭敬守德、谨慎行事，成为世人的师表。从北魏以来，这样的人家只有他这一门。子弟个个出众，家中官位显达者众多，积善所带来的福庆，大概确有依据。

可是，叛逆的胡人专擅朝政，滥施酷刑、肆意残害，这一家却遭遇了这样的灾祸，善恶报应为何竟似乎相反？余以为并非如此。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身处贫贱是可耻的；国家无道时，享有福分和尊贵也是可耻的。”古人不依仗祖先留下的福庆，反而决意为后人留下安稳的处境，并非没有缘由。

崔播身处家世显赫的门第，又赶上元魏（北魏）强盛之时，凭德行立身，奉公行事，结交君主，谁能说这不合时宜？但孝文帝以后，君主日渐年幼，朝政日渐废弛，女主专权，奸臣窃柄，天下纷乱，魏国已经危如累卵。崔播在这时看得长远，明白祖先积下的福庆不足以依靠，而把危险留给后人实在可悲，于是辞去宰辅高位。就像汉代的疏广、疏受叔侄一样，主动离开显位，谁又能夺走他们这份明智呢？

等到尔朱氏兴起，弑杀君主、沉杀太后，残害百姓，灾祸大概已经难以避免。因此，崔椿、崔津一门的灾祸，并非只在世隆诬陷他们时才惨烈；元显入洛时，灾祸就已显著。也并非直到节闵帝诏令下达之后才陷入危险，在孝庄帝任命他们为侍中之前，危机其实已经开始了。由此看来，崔家恭敬守德、谨慎行事，最终只留下可供效法的名声；而他们凭借权势世代享受的宠荣，反倒成了后人引以为戒的事例。

博陵（郡名）的崔挺三代同堂，家中礼让成风。他把田地和住宅让给弟弟崔振，态度安然，没有半点不舍。崔挺的儿子崔孝芬、崔孝暐、崔孝演、崔孝直、崔孝政，兄弟之间孝顺友爱，仁厚宽和。孝演、孝政先后去世时，孝芬等人哭得十分悲痛，停止吃荤，只吃蔬菜，因哀伤而消瘦憔悴，见到的人都为之难过。

孝暐等人侍奉孝芬极为恭敬顺从：坐下、进食、行动，都要等孝芬吩咐才敢做。他们天刚亮便起身，早晨向孝芬问安，观察他的脸色。一钱一尺布帛都不放进自己的私房；遇到婚丧等事务需要用钱物，兄弟们便聚在一起商量、分配。各房的媳妇也彼此亲爱，家中物品无论有余还是短缺，都共同使用。叔叔崔振去世后，他们侍奉叔母李氏，就像侍奉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

早晚都照料父母的冷暖，出入时都前去问候。家中大小事务，一概先向李氏请示。每逢兄弟出门有所收获，哪怕只是一点财物，也都交入李氏的库房；四季分发家中财物时，由李氏自行决定。这样的做法持续了二十多年。他对待堂弟宣伯的儿子朗，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

《弘道錄》评论说：杨播（北魏大臣）为人敦厚谦让，却没有保住家业，是因为他们家世代倚仗权势和恩宠；崔挺（北魏大臣）为人仁慈宽厚，却能保全宗族，是因为他们家世代缺少重要的仕途门路。所以说，权势令人敬畏，却不能依靠。君子多么幸运，能遇上国家清明、士大夫讲礼的时代；这样一来，人的风操节义自然会受到朝廷和民间的看重。若能用士大夫的礼义来匡正无道的国家，那么忠诚、诚信、辅政、正直之士，又有什么不能依靠的呢？读者应当根据各自的情形，作出恰当判断。

《隋书》记载：王凝平日谨慎庄重。子弟若不穿朝服，他便不在内宅接见他们，家中礼仪严肃得如同朝廷。王通（字仲淹，号文中子）赞叹说：“王凝真贤德啊！他用‘文、行、忠、信’四项教导来治理家庭，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这四种礼仪来端正家风；凡是不合礼的事，他一生都不做。”

圣人的典籍，他一定备齐；朝服和礼器，也不借给别人使用。院墙和家用器物都务求坚固朴素，他说：“不要随便浪费。”门巷中的果树，也一定排列整齐，他说：“不要随便弄乱。”别人送来的礼物，他一概不收；不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便不吃。宴请宾客时，他也不额外添置物品，说：“合乎礼数就够了。”

唐太宗贞观初年，太宗认真整治政务，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各自施展辅佐之才。听说王通（文中子）的著述将要广泛施行，王凝感叹说：“兄长的著述真是宏大啊！若论治国纲纪和帝王之道，它已经阐明得十分透彻；若论天地之间的事理，也没有什么未曾涉及。天下有道时，圣人便推行其道；天下无道时，圣人便著述并收藏其道。这就像水：疏通了便成为河川，堵住了便成为深潭；升腾起来便成云，散布开来便成雨，潜藏起来也能滋润万物。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作用。”

《弘道錄》评论说：王凝的见识，大概已经通达到了王通所推想的境界。为什么这样说呢？王通的才学显著出众；然而，他提出的《太平十二策》（关于治理天下的十二条建议），若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实行，那么终身谨守礼法，或许才是更高的选择。

续写经典是贤明的做法。即使遇到能治理天下、并非寻常可比的君主，也未必能把我的话全部采纳；与其如此，不如把它们记述下来，藏于典籍之中。这正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尊重长孙无忌，却没能使他有所长进；而长孙无忌一人拒绝他们，反倒绰绰有余的缘故。与其如此，不如像云升起便降雨、潜藏时仍能滋润万物那样，无论身处何处、采取何种方式，都能通达而有益。

唐代史书说：开元二十九年，太尉宁王李宪去世。唐玄宗十分悲痛地说：“天下原本是兄长的天下，是兄长坚决让给了我。兄长对唐朝来说，就像古代的太伯一样，单用寻常谥号已不足以称述他的德行。”于是追谥李宪为“让皇帝”。他的儿子汝阳王李璡上表，表示父亲的遗志是坚决谦让，不接受皇帝的尊号，但玄宗没有准许。

《弘道錄》评论说：陆贽曾说，“道与天相合，称为皇；德与地相配，称为帝。”皇、帝都是至尊的特殊称号，是极高的美名，不能随意使用，何况能拿它来装饰谦让之举吗？

玄宗出于亲情，在宫中按家人的礼节拜见、跪拜兄长，这是天伦与名分应有的秩序，可以理解。但因为私人情感，就轻率地把至高无上的帝号给兄长；接受的人会惶恐不安，授予的人则违背道理，令人发笑。这并非尊重帝号，反而是亵渎它，不应成为后世效法的做法。

宋代传记记载：李柬之、李肃之、李承之、李及之都是宰相李迪的儿子。李承之出生后不久便成了孤儿，由李肃之抚养教导，直到成年。后来兄弟二人相继担任侍从官。李承之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时，恳切辞让，请求把职位授给兄长。他说：“我小时候由兄长抚养，而且兄长担任待制已有十年。”皇帝说：“你们兄弟之间讲礼义、相亲爱，足以勉励世风。李肃之也应当升迁。”于是下令两人一同升职。

李及之精于政务，任职时很称职。他曾编纂唐代史事，从中选取有益于治国的内容，写成《君臣龟鉴》。李柬之年轻时就受到寇准赏识。宋英宗即位后，富弼推荐他的学问与品行。英宗慰勉他说：“你是学识广博、德高望重的儒者，我正要向你请教，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你所擅长的，岂止是经书而已？”李柬之兼任东宫侍读。

英宗赐给颖王生日礼物。按旧例，颖王受拜谢礼后便退下。英宗却吩咐颖王留下李柬之一同用餐，希望借此让他从容地以礼仪引导颖王。

導甫在神宗即位的當天，便上書請求退休。當時他任工部尚書，獲任命為太子太保，退休致仕。朝廷原本沒有官員到閤門辭謝的禮節，卻特地賜他入宮面見皇帝。

神宗在延和殿召見他，命他坐下，又在資善堂設宴，讓講讀官都作詩相勸慰，恩遇十分優厚。神宗還命王珪記述此事。導甫的兒子孝基也任宮中官職，因為要奉養父親，請求出任崇福宮監。父子兩人前後都退居閑職十年，並一同辭官；當時孝基才五十歲。士大夫稱讚他們，拿他們比作漢代的疏廣、疏受兄弟。孝基的弟弟孝達入宮奏對時，神宗詢問導甫的近況，又感嘆他們父子遠勝常人。

《錄》評論說：胡明仲認為疏廣、疏受兄弟辭官，是看出太子不值得依靠，這種說法未必恰當；至於導甫父子，情形難道不正是如此嗎？神宗任性行事、喜好自作主張，剛主持朝政便採納王安石的主張，任由變法紛亂推行。通曉國家典章制度的君子，怎會不為此憂慮？後來，孝壽、孝稱這兩位兄弟，也未能避免被章惇羅織罪名、興起獄案；而章惇、蔡京掌權時，對他們的禮遇和愛護也遠遠不夠。這就是皇帝感嘆他們遠勝常人的原因。

呂大防的兄長大忠、弟弟大鈎、大臨住在一起，彼此切磋學問、討論道理，考究禮制時都以古代制度為根據。關中研究禮學的人十分推崇他們。呂氏兄弟曾訂立《鄉約》，內容包括：在德行和事業上互相勉勵，有過失時彼此規勸，交往時遵守禮俗，遇到患難則互相扶助。

謝良佐在秦州講學時，大忠每次去聽他講《論語》，都會整理衣襟、收斂神色，說：「聖人的言行就在這些話裡，我不敢不恭敬。」

大鈎任諫議官時，從父親去世到辦完喪事，都遵照古禮中能夠實行的部分；守喪期間，無論大小細節，也都依照禮法規矩辦理。他還把這些做法推行到祭祀、冠禮、婚禮、飲酒、會見、慶賀和弔喪等事上，不讓禮儀混同於一般習俗。各項禮節安排得清楚周備，人們相處安心，也逐漸習慣這種做法。

大臨通曉六經，尤其精通禮學。他常想搜集、整理三代留下的文字和舊制度，使之能夠實際施行；不願只空談古制，卻提出違逆時俗、驚世駭俗的主張。富弼退休居家後，研究佛教。大臨曾寫信給他說：「古人……」

（原文在此處未完，以下內容缺失。）

公在朝廷主持道义，在乡里倡导教化，难道会因为爵位高低、仕途进退，或身体强弱而有所改变吗？如今大道尚未彰明，人们追逐异端学说，怀疑圣人的教诲不够完备，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正是年高德厚、心怀恻隐的人振兴衰败风俗的时候，这件事有赖于您。至于调养精神、改变气息，一心追求长寿，那是隐居山林、避世自善的人所做的事，怎么能指望您这样的人去做呢？弼深深地感谢了他。

《录》评论说：《中庸》讲，君子之道从夫妇日常生活开始。蓝田乡约的约定流传至今，仍然有光彩，是因为吕蕡是制定者的父亲。乡约所说的“以德业互相劝勉，以过失互相规正”，最能戒除浅薄浮躁；礼俗往来、患难相助，也能彼此推动、共同实行。

可是，如果在家庭私生活中行为有亏，那么乡里人说的话便不会有人相信。即使想教正一个五尺高的孩童，尚且办不到，更何况是堂堂的宰辅呢？另外，关中风俗自周代以来就以淳厚古朴著称，张载（字横渠）的教化也颇有影响；吕氏几位先生更是他的门人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对于礼学哪里会陌生？这一点也不能不知道。

《天顺日录》记载：景泰辛未年（1451年），上皇（退位的皇帝）回京时，廷臣商议迎接和复位的礼仪。众人以瓦剌首领也先诡诈难测为由，只想派一辆车、两匹马去迎接。当时给事中林聪上奏说，如今瓦剌首领也先敬畏天命、悔过归顺，迎接上皇回朝，应当按照最高规格使用“卤簿大驾”（帝王出行时的仪仗）。

礼部尚书胡濙拿出一份纸条给侍郎叶盛看，说内阁高学士高谷所提的意见大致都恳切中肯。皇上对太上皇，名分上是君臣，亲情上是兄弟；迎接和复位的礼仪都应该从厚办理，借此让人们知道朝廷尊崇太上皇的心意，使朝野上下都能明白。吏部尚书王直也赞同说，这种礼仪失而求诸民间，理应上报皇上。

只有王文认为这不过是一份匿名文书，事情几乎因此被搁置。林聪态度坚决，仍然上奏。王直、胡濙都是皇帝倚重的大臣；此事关系重大……

处理大事应当秉持公论，不该夹带私心。因此，聂聪把这项建议递了上去。

迎请上皇（退位后仍尊奉为皇帝的人）回朝的礼仪，大体都按规制办理，这都是聂聪的功劳。

《弘道录》评论说：周子说，天下的局势不过是此消彼长；一方势重，另一方自然势轻，这是常理。圣人治理天下，必须避免局势偏向一方，也不能对不同的人有所亲疏、偏袒。

聂聪先提出了这项建议，之后关于储君的议论才随之出现。假如朝廷中人人都能像他这样持论，那么南内被幽禁、东驾更换君主的事就不会发生。这样，既能端正监国的权力，说明由他摄位（代行君主职权）的名分，也能避免日后发生“夺门之变”，并免去后来郕王蒙受的罪责。君臣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何至于要等礼制败坏之后，再到民间寻求公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