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錄》卷30

尧的智慧，就像神明一样。

《易传·系辞》说：“使道理变得神妙而明晰……”万事万物都出自天。既然出自天，人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道理没有形体，不能因此就称它为神。各种道理统摄着万事，而这些事又与人相关。既然与人相关，人遇到疑问便可以讨论，经过思量也能使心有所触动、得到觉察。这才是这里所说的“神明”，并不是指对幽暗难知的鬼神心怀猜疑、加以揣度。

《中庸》说：“孔子说：舜大概是最有智慧的人吧！舜喜欢询问，也善于考察浅近的话；隐藏别人的缺点，宣扬别人的长处；把握事情相反的两端，采用适中的办法来治理百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弘道录》说：尧的智慧被称作“如神”，是说他的智慧施展到哪里，都深不可测；舜的智慧被称作“用中”，是说他的内心所持守的，是不偏不倚，不过分，也不欠缺。

如果一味固执己见，非要别人接受难以实行的主张，就不能称为“用中”；如果故意惊世骇俗，向人显示高不可及的本领，就不能称为“浅近”。拒绝劝谏、掩饰过错，却自以为明察，也不能称为“好察”。犹豫不决，分不清谗言与正直之言，也不能称为“把握两端”。把忠诚劝谏说成诽谤，把深思熟虑的意见说成妖言，又怎么能算是隐藏过错、宣扬善行呢？这些都是损害智慧的做法，根源在于偏过头或做得不够。因此，圣人不会这样做。

孟子说：“有智慧的人并非什么都要知道，最要紧的是先办好当务之急。尧、舜虽有智慧，也不可能把所有事物都一一了解；他们重视的是先处理紧要事务。若连三年服丧期间该穿缌麻、小功等丧服的细节都不留心，却去注意吃饭时狼吞虎咽、喝汤时大口吸溜，或者追问能不能用牙齿咬断食物，这就叫作不懂得轻重缓急。”

《弘道录》说：所谓“不懂得轻重缓急”，就像唐德宗那样。他猜忌刻薄，自以为刚正英明，却忘了自己受卢杞、赵赞欺骗。那怎样才能做到明察呢？虞舜朝廷的法度都记载在典籍中。教导人的方法，是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明而不傲慢；至于考察……（原文此处未完，后文缺失）

心地质朴而能自立，立志而恭谨；处事有条理而恭敬，遇到纷扰也能刚毅；性情正直而温和，言辞简明而廉正，刚强而诚实，坚毅而合乎道义。但尤其要谨慎防备花言巧语和谄媚的神色。即使身边有成百上千名祭祀、赞礼之人，又哪里容得下这样的人呢？四凶不能危害舜，一个祀（传说中的奸佞之臣）却足以扰乱唐尧的政局。孟子这番话说得严厉，实在不可忽视。

孟子又说：“人们厌恶所谓的聪明，是因为这种聪明爱自作主张、穿凿附会。若聪明人像禹治水那样行事，人们就不会厌恶他的聪明了。禹治水，是顺着水势做事，不妄加阻拦。聪明人若也能顺势而为、不妄加干预，那么他的聪明就很高明了。”

《弘道錄》评论说：禹的智慧，正是鲧所谓的“不智”。父子之间的伦理出于天性；一个顺应本性行事，使百姓受益，一个却自作主张、妄加工程，反而造成祸害。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人，怎能不努力修养呢？如今世上爱自作主张的人，远不止鲧一类：有人苛刻地察看细节，有人自以为贤明而堵塞事理，有人急躁固执、只按自己的意思办事，有人刻薄放纵，还有人心存侥幸、自以为得意。这样的毛病，哪里只有一种？孟子提出“行其所无事”（顺着事物本来的情势办事，不妄加干预）的主张，对世道人心极有益处，不能把它仅仅当作治水这件小事来看。

成汤把夏桀放逐到南巢，心中仍感到惭愧，说：“我担心后世拿这件事当作借口。”仲虺于是写下《仲虺之诰》，说：“唉！上天生养百姓，百姓有各种欲望；若没有君主来治理，就会陷入混乱。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让他们治理百姓。夏桀昏庸无德，百姓陷入苦难，上天于是赐给大王勇气和智慧，让他成为天下的表率。”

《弘道錄》评论说：为什么称成汤勇敢而有智慧？君位可以通过禅让和平交接，也可以通过武力变革；但若心中没有刚正明察的德行，怎么能知道短短一天之内天命已经断绝？又怎么能真正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成汤仍说，等到时日到了，百姓才会信服，因为他担心后世拿自己作为口实。实际上，百姓心悦诚服，无须占卜就能知道他们信服；而仲虺所说“革言三就”，正是要消除成汤的疑虑。否则，即使像王莽那样在《金縢》中悲叹流泪、自我辩白，或像曹操那样发布命令自陈心迹，也无法改变旁人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实：人们早已看穿他的内心。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又有什么用呢？

万章问：“百里奚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口的人，换了五张羊皮；他喂牛，是为了借此求见秦穆公，这是真的吗？”

孟子说：“不是这样，这是好事的人编造出来的。百里奚是虞国人。晋国用垂棘出产的璧玉和屈地的良马，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百里奚没有劝谏，因为他知道虞公不听劝，便离开了虞国，前往秦国。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如果他竟不知道在秦国喂牛会有损自己的名声，能说他聪明吗？知道劝不动虞公却不去劝，能说他不聪明吗？知道虞国将要灭亡，便提前离开，不能说他不聪明。后来他在秦国得到举荐，认为秦穆公可以共谋大事，便辅佐他，这能说是不聪明吗？他辅佐秦国，使秦穆公显名天下，功业流传后世；若不是贤能之人，能做到这些吗？可是，要靠出卖自己来成就君主的事业，乡里那些爱惜名声的人都不会做，难道贤者反而会这样做吗？”

《弘道錄》评说：所谓“智”，就是通达事理，处事周全而没有阻滞。但仁德可以勉力做到，智慧却不能靠勉强得到。夏、商、周三代以后，评论人物的人往往不能完全依据天理；所以百里奚、管仲、晏子这类人物，也都被收入本书。读到关于“四智二贤”的论说，就会明白当时反复讨论这些人的缘由，必定自有道理。读者应当仔细体会。

《国语》记载：齐桓公想让鲍叔牙担任宰相，鲍叔牙推辞说：“您厚待我，使我不受冻挨饿，这是您的恩赐。若要治理国家，那不是我的能力所及。大概只有管夷吾（管仲）能胜任。我有五方面不如他：宽厚仁慈、安抚百姓，我不如他；治理国家而不失权柄，我不如他；以忠诚信义赢得百姓信任，我不如他；制定礼义、使四方遵从，我不如他；手持战鼓站在军门前，便能使百姓更加勇敢，我也不如他。”

桓公说：“管仲曾向我射箭，射中了我的衣带钩，因此我险些丧命。”鲍叔牙说：“他是为自己的君主尽力。您若能宽恕他，让他回到齐国，他也会像从前一样为您尽力。”桓公于是派人到鲁国请求交还管仲。管仲抵达后，桓公让人反复为他熏香沐浴，以示郑重礼遇。

齐桓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并把政事交给他处理。

《录》说：《序卦传》讲，事物不能一直处于闭塞不通的状态，所以《否》卦之后接着是《同人》卦。所谓“天地不交为否”，天地之气不能相通，就叫“否”；上下彼此同心，就叫“同人”。

世道正处于闭塞时，必须与人同心协力，才能渡过难关。桓公在否运将尽之后振作起来，想凭借才智和力量统治天下。如果没有能预见先机的人与他同心献策，他又怎么会听信这些意见呢？管仲推举贤能之士，不因私交而偏袒亲近之人；桓公则能采纳劝谏、听取意见，具有刚正明达的品德。齐国得以兴盛，原因就在这里。

桓公和管仲坐在一起谈论政事。桓公问：“从前我的先君修建高台，把它当作高位，打猎射鸟从不理会国政；他轻视圣贤、怠慢士人，只尊崇女色。勇士挨冻受饿，驾车的人等候着供他取乐的艺人；笑闹的人在前，贤才却在后。因此，国家的情况日渐衰败，长久不能兴盛。对此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从前先王昭王、穆王效法文王、武王，凭借久远的功业成就声名。他们集合众多贤者，比较考察百姓中有道德的人，设立规范作为百姓的准则；衡量事物，使彼此相称；按照法度编排、约束事务，从根本处着手，推行到末节；用奖赏和惩罚劝勉、整治百姓，并依次安排人的长幼尊卑，以此作为治理百姓的纲纪。”

桓公问：“具体该怎么做？”

管仲回答：“从前圣王治理天下，把国都划分为三部分，把郊野划分为五部分；安排百姓居住，帮助百姓成就各自的事业，并谨慎运用六种权柄（治理国家的权力）。”

《录》说：《序卦传》讲，人与人同心，万物就会归附，所以《同人》卦之后接着是《大有》卦。《大有》卦的卦象是火在天上，光明照得很远，众多万物无不显现。这正是桓公与管仲坐而论道的时候。

桓公问：“帮助百姓成就事业，具体该怎么做？”

管仲回答：“士、农、工、商四种人，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从前圣王安排士人，让他们住在清静安闲的地方；父亲与父亲谈论道义，儿子与儿子谈论孝道，侍奉君主的人谈论恭敬，年幼的人谈论敬爱兄长。人从小就学习这些，内心便安定，不会见到别的事物就改变志向。因此，父兄教导子弟不用严厉督促也能奏效，子弟学习也不用费力便能掌握。

至于工匠，要让他们住在官府安排的场所，仔细考察四季时令，分辨工艺的精粗，衡量……”

节制用度，比较、协调各类人才；到了傍晚，仍从事劳作，把所得施用于四方，以整饬事务。

子弟们彼此谈论做事的方法，展示技巧，陈述功绩。比如，让商人住在市井（市场）附近，观察四季变化，考察乡里的物资，以了解市场行情。他们肩挑背扛，驾牛车、乘马车，往来四方，用自己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从早到晚忙于这些事，以供养子弟。子弟们彼此谈论利益，展示凭借，陈述所知。

再比如，让农人住在田野附近，观察四季，按时节安排农事。冬寒时，停止耕作，等待时令；到了耕种时，深耕细作，等待适时降雨。雨水到来后，带上农具，在田野里从早到晚劳作。

这三类人从小学习本行，心里安定，不会因为看到别的事物就改变志向。因此，父兄不用严厉督促，教导便能成功；子弟学习也不必费力，就能掌握本领。那些才智出众、能够做官的人，也必定值得依靠。

桓公说：“好。”

《录》说：这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哪里只适用于一个国家？一个人、一家也都是如此。居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便失去道义；士人甘于游荡放纵，农人被各种末业夺去精力；早晨不相信道，工匠不遵守法度；君子违背道义，小人触犯刑法。国家没有灭亡，已经算侥幸了。这正是仲（即管仲）深为忧虑的事。

桓公问：“怎样安排百姓定居？”

管仲回答：“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您统领五个乡，国子统领五个乡，高子统领五个乡。把国家划分为三部分，设置三种官职；大臣设三位宰辅，国君设三族；市场设三乡，泽地设三名虞官（管理泽地的人），山林设三名衡官（管理山林的人）。”

《录》说：这就是鲁国设置三军的由来。聪明人只要善于观察就可以了。

桓公问：“我想把精力用于诸侯事务，可以吗？”

管仲回答：“还不可以。国内尚未安定。应当修整旧法，选取其中好的加以施行，再逐步增加百姓和财力，并以敬重百姓为要务，这样国家才能安定。”

桓公说：“好。国家安定之后，就可以了吗？”

管仲回答：“还不可以。君主若整顿军队编制、修治铠甲兵器，那么大国也……”原文至此未完。

把队伍编整起来，修治铠甲兵器。大国君主拥有进攻用的武器，小国诸侯也有防守抵御的准备，因此都难以迅速得逞。君主若想尽快在诸侯之间实现自己的意图，就可以把这件事隐蔽地安排在国内政务之中，同时借此推行军令。

桓公说：“好。”于是把全国编为“五家一轨”，每轨设一名轨长；十轨为一里，设里司；四里为一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设良人负责军令。五家为一轨，所以五人编成一伍，由轨长统领；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编成一小戎，由里司统领；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编成一卒，由连长统领；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千人编成一旅，由乡中负责人统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人编成一军，由五乡的负责人统领。

春天举行“猥振旅”（整训、检阅军队），秋天举行“獮”（秋季狩猎，也借此操练军队）来整治兵伍。这样一来，士卒在里中编组整齐，军队在郊外也能迅速列阵。国内训练完成后，不要让这些人迁徙分散。伍中之人祭祀时共享福分，遇到死亡丧事彼此慰问，遭遇灾祸也共同承担；人与人彼此熟识，世代相邻而居，年轻时一同游玩。因此夜战时，听见声音就能辨认同伴，不至于混乱；白天作战时，看到面孔就能彼此认出。他们彼此亲近欢悦，足以为同伴拼死作战。这样，防守时就能共同坚守，作战时就能共同增强战力。

君主若拥有这样的军队，三万人便足以纵横天下，讨伐无道之人，辅卫周王室，天下大国的君主也没有谁能抵挡。

《录》评论说：这套办法是在国内政务中暗中推行军令。管仲（春秋齐国政治家）这样筹划，表面上是欺瞒他人，实际上却急于增强自身，只一心想着达成目的；有君子风范的人不会采用这种做法。至于先王把百姓编为相互联属的群体、把兵役融入农事的制度，大体上也与此类似。唉，齐国不过是一个国家，管仲也不过是一人，却凭三万人就能纵横天下、讨伐无道、辅卫王室，使人无人能挡。何况天下本来疆域广大、力量强盛呢？这件事确实值得认真思考。

桓公说：“我想对诸侯采取行动，可以吗？”管仲回答：“还不可以。邻国还没有亲近我们。君主若想对诸侯有所作为，就应先亲近邻国，并审察我国的边境……”

作战场上凯旋后，齐国便收回被侵占的土地，没有接受敌方送来的财物，还加倍送上礼物。齐国在诸侯面前谦逊恭敬，于是诸侯们说：“邻国亲近我了。”四方邻国都与齐国亲近，齐国重新划定边界：南到陶阴，西到济西，北到黄河，东到纪、酅一带。齐国拥有八百辆战车，并挑选天下昏乱无道的国家，率先出兵征讨。他即位几年后，就征伐莱、莒、徐夷、吴、越；一战便使三十一个国家归服。

《弘道錄》评论说：孟子说，靠武力使人屈服，对方并非心悦诚服，只是力量不足以反抗。所以，观察一个人如何迎合君主的心意、细察事情的细微之处，就能看出他的明察与才智；但再考察他反复变动、倾斜险诈的用心和志向，又会发现他的胸襟并不光明广大。君子怎能不致力于帝王应有的大智慧，用来端正自己、治理万物呢？

《左传》记载：齐景公在沛地打猎，回来后，晏子陪侍在遄台。梁丘据驾车赶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和我意见相合。”晏子回答：“梁丘据只是附和您，怎么能算真正和谐呢？”齐景公问：“和谐与附和有什么不同？”晏子说：“和谐就像调制羹汤，要用各种味道调和，弥补不足、纠正过头，君子吃了才能平和心气。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君主认为可以，臣下若发现其中有不妥，就指出来，帮助事情做得更好；君主认为不可以，臣下若看到其中有可取之处，就提出建议，去除不妥。这样政事才能平正，百姓也不会有争斗之心。古诗说，调羹要调得合宜，献祭时人们安静无言，彼此没有争执。如今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君主说可以，他也说可以；君主说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像往水里加水，谁会愿意喝呢？附和与和谐的不同，就在这里。”

《弘道錄》评论说：孔子说，君子和谐而不盲从，小人盲从而不和谐。和谐与盲从正好相反，它们也关系到公义与私利、道义与利益的区别。所谓盲从，就是不分利害、不辨是非，只听上位者的话，从不违逆。真正的和谐，只求不违背道理，不是只求不违背上位者的话。谁都可能在言行上与人相左，但不能因此背离道义；真正的人不会为了讨好别人而曲意附和。

顺从君主而使君主陷于不义，所以臣下进言，君主未必听从；即使听了，也未必能真正采纳。臣下进见时不当面盲从，退下后也不在背后议论，这叫“和”；为了利益而决定顺从还是违逆，为了得失而决定进退，这叫“同”。《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身居上位的人，怎能不仔细辨察呢？

齐景公想给晏子换一处宅子，说：“您的宅子离市场近，又低洼狭小、吵闹多尘，不适合居住。请让我给您换到高爽宽敞的地方。”晏子推辞道：“这是先臣曾住过的宅子，我不配继承它；对我来说，已经很宽敞了。况且小人住在市场附近，早晚都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是小人的便利。怎敢劳烦主管里巷事务的人呢？”

景公笑着说：“住在市场附近，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晏子回答：“既然从中得到便利，怎能不知道呢？”景公问：“什么贵，什么便宜？”晏子答道：“踊贵而履贱。”（“踊”是古代受刖刑者穿的假足；“履”是普通鞋。这里是说刑罚使受刑者需要的假足价格上涨，普通鞋反而便宜。）当时景公施行的刑罚很多，市场上因此有人卖假足。景公听后便减少刑罚。

晏子在晋国时，景公把他的宅子扩建了。晏子回来，拜谢之后，却拆掉扩建的部分，把土地改作街巷，并恢复原来的样子。他让宅子里的人搬回旧宅，还说：“宅子的好坏不是我占卜的重点，邻居才是我在意的。诸位已经替我选好了邻居；违背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的，君子不做不合礼的事，我怎敢违背呢？”他最终把宅子恢复原状。景公起初不答应，后来晏子托陈桓子代为请求，景公才准许。

《弘道錄》评论说：晏子真是明智啊！他有三件事体现了这一点：郤庆氏把殿鄙六十邑送给他，他没有接受；季札谈到封邑和政权时，他也没有接受；景公给他扩建宅子，他辞谢并最终恢复旧宅。有些人不知道怎样保全自己，如今虽靠华美的宅第和私下的恩宠得意，又怎能知道将来不会因政局变化而被拆毁，以致招来公众议论呢？所以说：“并非厌恶富贵，而是担心失去富贵。”齐国祸乱很多，崔氏、庆氏之乱发生在前，乐氏、饱氏的祸患接踵而至；只有晏子端正自持，立场坚定而不改变，这是因为他以谦让为美德。因此，利益不可强求，思考道义才更可贵；贪图积聚利益会招来祸患，君子应当警戒。

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对鲁桓公说：“国家陷入困境了，您何不凭借名器向齐国请求买粮？”桓公问：“派谁去？”臧文仲回答：“国家遭遇饥荒，卿大夫奉命出使，向别国请求买粮，这是古代的制度。我具备卿大夫的身份，请让我去齐国。”桓公便派他前往……

有人问：“国君没有下令，他却主动请求，这算不算越职办事？”文仲回答：“贤者急人之难，让夷在任上遇到事情便不避艰难；这一点，我不如他。我这并非心里有病，而是身居上位的人不体恤下民，任职的人懈怠不作为，这才是不忠于国君。”

于是，文仲带着鬯圭（祭祀用的玉器）和玉磬（玉制的乐器）前往齐国。齐国人收下玉器，给了他粮食。

《弘道录》评论说：葵丘之会（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曾约定“不要阻断粮食买卖”。阻止粮食流通，是五霸所警戒的事。文仲请求齐国购粮，齐国也答应了。为什么到了今天，情形反而不同了呢？胡人和越人尚且还可能视同一家；秦人看待楚人的丰歉，也不至于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普天之下都是王土，四方之内都是王臣，为什么要封锁粮食交易呢？

常平仓、社仓的制度由来已久；“三年耕作，九年储备”的理想，也已经很遥远了。如今筹设预备仓是紧要之事。招募百姓来办，已经有人说没有办法；官府和民间议价购粮也未必尽善；劝人借粮则是不得已才实行。至于用刑罚和文书来推行，情况未必都能了解。既然如此，就让有粮与缺粮的人彼此调剂，官府又何必用官威和政令插手其中呢？

况且，一府一郡本地产粮有限，粮食如果只在当地流通，倒还说得过去。可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即使丰年也要依赖。如今稍一阻断，四方的消息传开，商贩又加以封锁，百姓再以讹传讹：外地来的粮食进不来，本地人便纷纷争购，粮价怎能不被哄抬？

只要不加阻拦，人们各自逐利，便不分远近，也不必等官府号召，粮食自然会从远方运来。百姓虽然朴实，却也懂得衡量利害；各地粮价高低，往往不约而同地趋于一致。况且，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是已经上路的粮食；尚未上路的，还有很多。百姓仰赖购买的粮食，大多还没有运上路；已经启程的反而只是少数。对此难道不该反过来想一想吗？因此，迁移灾民、调运粮食都有局限；自以为已经尽心，也未必真的做到了。

臧武仲（春秋时期鲁国大夫）足智多谋，当时被称为圣人。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闾地来归附……

季武子（鲁国大夫）把公室的姑母和姐姐嫁给逃奔而来的莒国人，并赏赐了随从他们的人。

当时鲁国盗贼很多。季武子对紇（音 hé，鲁国大夫）说：“你为什么不追查盗贼？”紇回答：“不能追查。”季武子又说：“我拥有四境之内的土地，追查盗贼有什么难处？你担任司寇（掌管刑狱、治安的官），本该把盗贼当作要务。你说不能，怎么办？”

武仲（此处指紇）说：“您招来外来的盗贼，还隆重地礼遇他们，怎么能制止我鲁国的盗贼？您身居正卿之位，却招来外盗；让我去赶走他们，我又凭什么办得到？庶其（莒国人）窃取城邑来投奔您，您把姬姓女子嫁给他，还给他封邑；他的随从也都得到赏赐。这是在奖赏盗贼。先奖赏他们，再要他们离开，他们或许会不服。紇听说，身居上位的人应当洗净自己的心，以诚心一视同仁地对待别人；先端正自身的行为准则，才能治理别人。居上位者的所作所为，会成为百姓的榜样。上位者不做而百姓做了，就应施以刑罚，使人受到惩戒；但如果上位者做了，百姓也照着做，那本就是他们仿效上位者的行为，又怎么能禁止呢？”

《弘道錄》评说：孔子曾告诫季孙：“只要您自己不贪求，即使赏给百姓，他们也不会去偷盗。”这话和紇的正论完全相合。谁说武子有才智就不可轻视呢？

然而，宣公先有命令接纳莒仆，后来才有季孙赏赐庶其；桓公先接纳郜国的鼎，后来才有阳虎窃取宝玉。这些事证明，教人做盗贼的结果，如同影随形、回声应声。人怎能不努力洗净自己的心呢？

凭紇的才智，足以使季孙信服。外来的盗贼听了他的话，谁会不敬重信任他？而内廷受宠者的私情，又有谁值得为之牺牲原则呢？可是，若有人带着武装跟随自己，便赞许他；若有人犯门斩关，又诬陷紇。因为心怀怨恨而借言语施加祸害，人竟能做到这地步！

奉事穆公、迎接晋公子（后来的晋文公）入国时，到了黄河边，舅犯把玉璧交给公子，说：“请允许我从此告辞。我将牵马执辔，跟随您巡行天下；臣的罪过已经很多了。”公子说：“如果我不与舅氏同心，就像这河水一样！”说完，他把玉璧投进黄河，随后进入曲沃。这就是文公。文公元年，周王室发生动乱，襄王出居郑国；秦穆公则率军驻扎在黄河岸边。

先轸说：“要想让诸侯归附，没有比尊奉周王更重要的了。”诸侯会信服晋国这样做，而且这也是合乎大义的事。晋文公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辞退秦军，率军向南进发，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周襄王回到周都，并从温地抓回襄王的弟弟叔带，将他处死。

《弘道錄》评论说：《蛊》卦的《序卦传》说：“因为喜爱而追随别人，必定会遇到事情，所以接着是《蛊》卦。”喜爱并追随别人，必然会有事情发生；若是无事，又谈什么喜爱、追随呢？由此看来，交出玉璧请求离去，难道真是出于自愿吗？介子推的事可以作为鉴戒。《蛊》卦《彖传》又说：“《蛊》卦大为亨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治理积弊的开端，如果能使尊卑上下各安其位、秩序安定，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所以说，争取诸侯归附，没有比尊奉周王更重要的，这难道没有先例可证吗？晋文侯仇的事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因此《蛊》卦又说：“有利于渡过大河，前往会有事情要做。”说的或许就是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和他的随从子犯吧。

楚成王与诸侯围困宋国，宋国大夫公孙固到晋国告急。先轸说：“报答他人的恩惠、救助危难、树立威望、奠定霸业，机会就在此时。”狐偃说：“楚国刚得到曹国，又与卫国结为姻亲。如果攻打曹国和卫国，楚国一定会去救援，这样齐国、宋国就能脱困。”于是晋国在被庐举行阅兵，编成三军，并商议主帅人选。

晋文公刚即位时，先整顿百姓、教化民众。过了两年，他想要出兵，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道义，住处也还没有安定。”于是文公出兵安定周襄王的王位，并致力于让百姓获利，百姓这才安心生活。文公又想出兵，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诚信，晋国的政令也还没有得到充分推行。”于是晋国攻打原地，以行动表明守信。百姓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一味求多；晋文公便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话。文公问：“现在可以出兵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礼节，也还没有养成恭敬的风气。”于是晋国在大嵬举行阅兵，以此彰明礼制，并设置执秩这一官职来整顿官员体系。百姓听从政令、不再疑惑之后，晋国才出兵。晋军撤出谷地的戍守部队，解除了宋国之围，后来凭一战称霸。这是晋文公教化百姓的成果。

《弘道錄》评论说：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恭敬；在上位的人喜好义，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喜好诚信，百姓就没有人敢不以真情相待。”晋国虽然是诸侯中的霸主，但即使天意要兴盛晋国，也仍然先让它施行这些教化。这说的就是这件事。

晋文公向赵衰询问谁可任元帅。赵衰回答：“邵谷可以胜任。他年近五十，仍然专心笃学。先王的法度，是记载德义的宝库；德义是养育百姓的根本。能敦厚笃实的人，不会忘记百姓。”

晋文公听从了他的意见，想让赵衰担任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正直谨慎，先轸有谋略，胥臣见闻广博，都可以辅佐君主。我不如他们。”晋文公又让他担任卿，赵衰再次推辞说：“三德是狐偃提出的。用德行来治理百姓，这份功绩很大，不能废弃。”晋文公于是让狐偃担任卿。狐偃推辞说：“狐毛比我聪明贤能，年纪也比我大。他不在位，我不敢接受任命。”于是晋文公让狐毛统领上军，狐偃辅佐他。狐毛去世后，晋文公让赵衰接替他。赵衰又推辞说：“城濮之战时，先且居辅佐军队，善于用兵而有功，应该受赏；善于辅佐君主，也应该受赏；胜任职务，同样应该受赏。先且居有这三项功劳，不能废弃他的功绩。”晋文公说：“赵衰三次推让，所推让的人都是国家的屏障。若废弃他的谦让，就是废弃德行。”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赵衰的志向和文德，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以人臣之身侍奉君主，叫作忠；三次推让、三次受任，叫作文。有天下的人，怎能不致力于此？只因为他后来成了霸主，就抛开他的文德，夺取高位、贪求特殊恩宠。如今看来，这种习气还不如腐鼠；而赵衰又会怎样看待他们呢？

赵衰去世后，赵盾统领中军，开始主持国家政务。他制定政事的典章，整顿法令和刑狱，督察逃亡者，审定契约，治理旧有积弊，恢复官员的俸秩和礼制，延续各项常规职务，并提拔长期被压抑、不得任用的人。政务整顿完毕后，他把这些制度交给太傅阳处父、太师贾佗，让他们在晋国推行，并作为常行的法令。

《弘道錄》评论说：《蛊》卦六五爻辞说“干父之蛊，用誉”，意思是整治父辈留下的弊病，能够获得美誉。晋侯起初资质柔弱，行事不正，却能任用刚强有为的臣子。看他设立政制、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有作为的才能吗？所以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使君臣父子之间的美名长久流传，这正是凭德行承继先业。

郑国的子皮把政权交给子产时，子产推辞说：“郑国国土狭小，执政者却出自强宗大族，受宠的人又多，这政务不好处理。”子皮说：“我带头听从你，谁还敢违抗呢？你就……”

掌管一个小国，要能妥善侍奉大国，政事才会宽和。

子产执政时，使城邑与乡村各有规章，上下各有礼制，田地划分界限、开挖沟渠，居处和田地也按伍编组。对于忠诚俭朴的大夫，他便任用并与他们共事；对于奢侈放纵的人，他便设法削减他们的权势。

执政一年，百姓唱道：“夺走我的衣冠，把它们收起来；夺走我的田地，把它们编入伍。谁要杀子产，我也跟着去。”到了第三年，百姓又唱道：“我的子弟有子产教导，我的田地有子产照料。子产若死了，还有谁来继承他的事业？”

《弘道錄》评论说：我看子产治理郑国，才知道井田制度和学校教化，当时都可以恢复。郑国和鲁国、滕国一样，确实国小而受强族、大夫掣肘，宠臣又多，并非凭空说它弱小。子产整顿田地编组，使城邑乡村有章法、上下有礼制，并非草率行事；他整肃衣冠礼制，对忠俭者予以任用，对奢侈者加以约束，也不是一味姑息。这两件事都体现了先王井田制度和教化留下的风气。

百姓起初想杀他，是因为习惯了受宠者专权、旧势力盘根错节；后来想拥护他的继承者，则是发自内心的认同。田地得到整治、子弟得到教导，靠的又是谁呢？可见百姓已经渐渐改变心意，转向合乎道义的风俗。孔子和孟子所说的治国之道，并非空谈，子产已经把它落实在政事中。人怎能因为国家弱小，就自我设限呢？读到这里的人应当仔细体会。

子皮想让尹何担任一座城邑的长官。子产说：“尹何年纪还小。”子皮说：“让他去那里，一边做一边学习。”子产说：“不可以。人爱护别人，是希望对他有益。您如今疼爱他，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像一个人还不会握刀切割，就让他动刀，受伤的只会很多。您是郑国的栋梁，栋梁折断，屋椽就会倒塌，我也将被压在下面，怎敢不把话说尽？您有一匹精美的锦缎，也不会让一个正在学裁衣的人来做衣服。高官和大城邑，是您赖以安身的依靠，却交给还在学习的人去治理。我听说先学习，再参与政事；没听说过先拿政事来学习。”

子皮说：“说得好。”

君子致力于了解重大、长远的事情；小人致力于了解细小、眼前的事情。我这个小人，衣服穿在身上，知道要爱惜谨慎对待；大官和大邑（大的封地）本来是用来庇护自己的，我却把它们看得很远、怠慢了。您说的话，我以前不明白；从今以后，请让我听从您的话去做。

《弘道錄》说：尹何不可以被任用，子羔不可以出仕，这些事都能看出，当时的议论彼此相合。至于“操刀”和“制锦”的比喻，直到今天仍广为人知、常被人们称道。人怎能不努力学习呢？所以把这段话录了下来。

子产执政时，选择有才能的人来任用：冯简子能决断大事；子大叔仪表秀美、文采出众；公孙挥熟悉四方诸侯的情况，也能分辨各国大夫的宗族、姓氏、等级、地位、贵贱和才干，还擅长起草外交辞令；裨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往往有成效，在城邑里谋划却不行。郑国将要处理诸侯间的事务时，子产便向子羽询问各国的情况和应酬辞令，再让裨谌乘车到野外谋划，判断事情可不可行；随后把方案告诉冯简子，由他决断。事情定下来后，再交给子大叔执行，让他负责接待宾客、应对交涉。因此，郑国很少办砸事情。

《弘道錄》说：我看郑国的外交辞令，至今仍被人们称道的，有晋国征求朝见的答复、论述赠送礼物和献俘报捷的言辞、晋国推辞修筑城墙的说法、辞谢楚国公子的答辞，以及争取承办事务、推辞守卫城墙、立驷氏之事的答辞，还有苑献子答复士景伯的话。这些辞令都记载在典籍中。直到今天读来，仍让人耳目清爽、心思开阔明朗；何况亲耳听到说话者的声音和谈吐呢？可见，言辞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长远。辞令怎么能不加以润饰呢？

裨灶对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会在同一天发生火灾。如果采用我的办法，用瓘斝和玉瓒（两种玉制礼器）祭祀，郑国就不会发生火灾。”子产没有答应。夏季五月，黄昏时出现火星。丙子日，梓慎说：“这是融风，是火灾的征兆；七天后，大概就会起火吧。”戊寅日风势加大，壬午日风势更猛，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裨灶说：“郑国没有听我的话，郑国还会再遭火灾。”郑国人请求采用他的办法，子产仍不同意。子太叔说：“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如果发生火灾……”

“国家快要灭亡了，还可以挽救。你为什么吝惜这些话呢？”子产回答说：“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深远难明，人事（人间的事务）近在眼前，我没有能力谈论天道。你又怎么知道灶神能知道天道呢？这话已经说得太多了，恐怕有人不信，于是既不肯听，也不再祭火了。”

《弘道录》评论说：校人的讥讽是：“谁说子产聪明？”然而，子产驳斥裨灶（郑国大夫，曾以天象占卜吉凶），难道就不算明智吗？子产认为，向祝吏（负责祭祀的官吏）祈祷只是末节，自己努力才是根本。如果国家没有政令，又怎么能在灾变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呢？治理国家、持有家业的人，怎能不格外谨慎？

由此可知，吉凶祸福本来就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古人因此总是先尽人事，然后才谈命数与天命。